古籍发现发表论文

一、文明起源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重建过去是历史学者的任务，但在今天看来，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就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所能完成的。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结合。诚然，中国人历来以自己有悠久而连续不断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也以有丰富的史书、浩瀚的典籍和发达的史学而举世瞩目。在传统史学中，中国的历史自三皇五帝开始，一直是清楚的；中国的第一部以纪传体为体裁的通史性的历史巨著《史记》，也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说在传统史学中，我们今日称之为“文明”的中国历史的起源至少从黄帝开始是可以讲清楚的。然而，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思想和实证史学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民主科学精神空前高涨的氛围中，儒学和经典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以顾颉刚为核心的疑古辨伪学派（亦称为“古史辨”派）应运而兴起，他们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辨伪的理论核心，彻底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中国史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有过广泛的影响。古史辨派研究的对象，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传统性的中国古代的史料，对此加以严密的文献辨析，究明其成书年代，淘汰后世的伪作和附加的史料，欲进行古代史研究的基础性作业。其业绩主要是在文献上证明古籍中的古史传说是如何通过战国、秦汉及其以后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发生变形的，所关心的主要是经书本身，注意力主要在于其神话被文献化、被观念化、被变形的过程。学术是时代的产物，必然也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说到古史辨派的局限性，日本著名学者贝冢茂树先生曾指出，神话传说，作为时间性的变化系列来考虑，“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和“加上说”[1]的假说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但被文献化的神话传说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性的问题，空间性地域性的差异也应考虑进去。应该意识到其变化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保持了不同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相互间的矛盾是有原因的，有某些史实的反映，不能把相互矛盾的传说作为后世的伪作之史而加以排除。而“层累地造成说”本身只是考虑时间上的变化，这终究是一个根本性的欠缺[2]。作为辨伪的理论观或假说的表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确实有只是考虑时间上的变化，而没有反映出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但在实际的研究中，顾先生的《九州之戎与戎禹》等论文，是充分考虑了古史传说的空间性与地域性的，而顾先生本人也提出过“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在上述顾先生的“四打破”中，“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今天看来，还可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在古史和神话传说中，确实存在由纯粹的“神”而人格化、历史化为“人”即古史人化的问题。但在远古、“原逻辑”[3]的思维下，那些强有力的部落酋长和部落英雄，在其活的时候就可能被视为具有神力或神性，成为半人半神者，其死后变为部落神，其神性被不断地加以强化，并在部落中或部落间广泛流传，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样，在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文献化过程中，有一部分被人化为人或半人半神的所谓“神”，原本可能就是远古部落中的酋长或英雄人，亦即经历了：远古时为活着的部落酋长（系人，但具有神力、神性，乃至被视为半人半神者）――死后为部落神――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又被历史化、人化为人或具有神力的人。所以，所谓“古史人化”或“神化”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由神到人的现象是有的，但并非仅仅是由神到人。古史辨派的另一不足就是被现在学术界每每议论的疑古过度问题。疑古过度固然存在，但我们也应看到古史辨派的历史功绩，这就是它在打破古史体系的同时对古籍的整理，它形成了近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对古籍整理的高潮。尽管在疑古辨伪中存在着一些“冤假错案”，但它毕竟打破了属于后人加工、编排的三皇五帝体系，也使得与传统古史体系相联系的经典重新编排了其应有的位置。当然，这一工作也只是初步的、大体的，至今还在继续。例如，作为《尚书》中的前三篇《尧典》《皐陶谟》《禹贡》，说的虽是夏代之前的事，但其成书年代却远远地晚于《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篇，是战国时期、孟子之前的作品。当前利用《尚书》前三篇研究上古历史文化的学者中，较为严谨的做法是：一方面相信其中的一些素材确实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但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其中所含有的战国时的思想、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甚至不能不注意到《尧典》等把原本属于不同系的部族民族组合安排在一个朝廷的情形――大一统的古史体系，所以利用时每每要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取舍。现在的难度是取舍的标准是什么？这在学术界还没有一定的看法，甚至还有些混乱。我们反对在传说史料的运用上采取合己则取不合则隐的态度，我们也反对只是根据自己文章中的观点的需要，说《尧典》中的某一条材料符合社会发展史的什么原理就作为取舍的标准。 2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殊不知，所谓社会发展史原理也是根据某些民族的情况归纳出来的，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更何况我们要说明的是具体的中国上古的历史文化而非一般的社会发展史。所以，一般的做法是把《尧典》之类的史料与其它书中的史料相互印证、相互配合使用。在与考古学相结合时，也应该是在对文献和考古分别有一个系统研究、系统梳理基础上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也只能是以考古学为骨干，以文献为血肉、为辅助。骨干建立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是最根本性的东西，血肉它使具体的历史丰富多彩，是辅助性的东西。总之，今天若单纯以文献来建立上古史体系，已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所以，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考古学的实践是最基本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夏鼐先生在讲到中国文明起源时，也是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从小屯的殷墟文化讲起，通过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文化[4]。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但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形成一些理论模式，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模式，其中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是最为明显的。例如，一百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出的“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专偶制家族”、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等理论模式，就在考古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酋邦”理论模式，至今还对考古学界有着影响。但人类学上的这些模式，往往是把民族学上可以观察到的横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加以纵向的分类排列而成的，虽然有时其逻辑色彩很强，然而其间是否真的具有前后递进演化关系，或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都是需要证明的。而考古学则可以依据遗迹的地层叠压关系确定其时代的早晚和先后顺序，从而观察到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所以，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可以互补而互益，但不能替代。考古学完全可以在借鉴和参考人类学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以考古学材料为素材和骨架建立一套能反映社会形态和结构方面的演进模式。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笔者曾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提出“文明起源的三阶段说”[5]。当然，这只是初步性的，只建立了一个大概的框架，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入研究还需今后的努力。总之，我们说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是合乎实际的，而我们对于中国的上古历史文化从信古到疑古再到考古这样一路走过来，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田野考古发掘是基础，可对发掘出的遗迹、遗物、遗址等考古学现象的阐释或解释也是至关重要的。而阐释的高明与否，则要看其知识结构、理论水准以及各方面的素养如何了。值得指出的是，理论亦贵在创新，贵在根据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做出新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一理论模式。所以，我们引用或借鉴某一理论模式时，也应有理论创新或结合中国实际作出自己的理论思考的要求，而不能采取简单套用的方式，用新的教条批评旧的教条，从一个怪圈钻入另一怪圈。二、文明的概念、标志、要素诸问题 1、文明的概念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中“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哲文明”之语，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用“文明”来翻译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所谓的“野蛮”、“蒙昧”相对而言（当然，在不同于近代欧洲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原始社会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野蛮和蒙昧）。也有把“文明”作为“文化”使用的，这样有人认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及其相应的文化也就等于有了文明。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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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又叫北大核心北核各几年都在变动的，所以需要发表什么方向的刊物，该刊物是否是核心期刊，可以实时的进行查询查询网址如知网、万方、维普、之类的。但是只要是核心期刊知网都会收录的。所以一般都是在知网查询就可以了。

古籍研究期刊投稿

1.《洞口高沙方言中的三分指示代词及其他》，《邵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2.《〈佛国记注译〉指疵》，《安顺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3.《〈清平山堂话本〉三家校点商补》，《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1期；4.《〈清平山堂话本〉词语札记》，《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4期；5.《训诂学的开拓性硕果》，《北方论丛》1997年第6期。6.《〈清平山堂话本〉补校》，《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7.《释“管押”》，《辞书研究》1998年第3期；8.《谈〈说文解字〉对声符示源功的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5期；9.《中国传统婚礼中的“奠雁”习俗》，《文史杂志》1998年第5期；10.《从形声系统与同源系统的关系看声符示源问题》，《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2期；11.《〈释名〉声训中的声符示源功能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4期；12.《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及其研究意义》，《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9年第5期；13.《“年龄”探源》，《语文月刊》1999年第11期；14.《〈清平山堂话本〉三家校点再补》，《古籍研究》1999年第3期；15.《“二程语录”词语小札》，《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16.《元明剧曲中“耨”的词义文化探源》，《汉字文化》2000年第2期；17.《释“不间”》，《辞书研究》2000年第4期；18.《黄永武〈形声多兼会意考〉述评》，《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19.《王力先生有关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述评》，香港《中国语文通讯》第55期（2000年9月）；20.《〈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指瑕》，《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21.《语言与文化的深层融合——读〈古汉语文化探秘〉》，《台州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22.《黄侃在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方面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23.《从“陆九渊语录”看〈汉语大词典〉的若干疏失》，《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24.《〈原本玉篇残卷〉中的同源字问题》，《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25．《原本〈玉篇〉中的语源研究》，《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26.《宋儒语录二种点校指瑕七则》，《书品》（中华书局）2001年第2期；27.《形声字声符示源现象中的若干特点》，《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第2期转载；28.《市语研究的硕果》，《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1期；29.《人名禁忌及其文化内涵》，《华夏文化》2001年第1期；30.《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价值论略》，《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31.《“二程语录”在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价值》，《贵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32.《历代万卷楼及其藏书》，《华夏文化》2001年第2期；33.《读〈元本琵琶记校注〉札记》，《古籍研究》2001年第2期；34.《杨树达先生有关“形声字声中有义”之研究述评》，香港《中国语文通讯》第58期（2001年6月）。35.《〈寒山诗注〉札记》，《书品》2002年第1期；36.《“馒头”的传说及其语源辨正》，《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37.《中国古代的石经及其文献学价值》，《华夏文化》2002年第1期；38.《〈古代汉语〉教改初探》，《大学教育教学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39.《从词源学史看宋代“右文说”的学术背景》，《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40.《〈清平山堂话本〉词语选释》，《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2002年第2期；41.《“有请的”、“经纪人”的称谓义》，《辞书研究》2002年第4期；42.《关于声符示音功能研究的思考》，《江苏社会科学》（学术版）2002年第1期；43.《中古佛经词语零札》，《广州华苑》2002年第2期；44.《谈明清俗语辞书在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编纂方面的作用》，《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1期；45.《从中古佛经词语看语文辞书的书证溯源问题》，《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46.《同声符反义同源词研究综述》，《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47.《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新创获》，《广州华苑》2003年第1期；48.《中古佛经词语与辞书书证溯源》，《台州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49.《解读故训材料的科学方法》，《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4期；50.《评〈唐宋词常用语释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51.《〈风月锦囊笺校〉词语札记》，《古籍研究》2003年第2期；52.《从汉民族思维特点看声符示源的理据》，《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53.《唐传奇〈玄怪录〉〈续玄怪录〉释词》，《唐都学刊》（社科版）2003年第3期；54.《汉语词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暨南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55.《中古佛经释词四则》，《语言研究》2003年第3期；56.《〈小学考〉的学术价值》，《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57.《读明清俗语辞书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58.《面对新世纪的训诂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9期。59.《明代歌曲释词三例》，《中国语文》2003年第6期。60．《〈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论〉简评》，《汉字文化》2003年第4期61．《一部富有特色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2期；62.《当代权威词典应重视明清俗语辞书》，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76期（2003年12月）；63.《解读〈孟子〉同义词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12期；64.《〈清平山堂话本〉词语例释》，《汉语史学报》第四辑（2004年1月）；65.《〈文史文献检索教程〉（介绍）》，《中国大学教学》2004年第2期；66.《〈古辞辨〉在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方面的成绩与不足》，《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4年特刊；67.《汉语成语的佛教渊源》，《嘉应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68.《释“诅”》，《广州华苑》2004年第1期；69.《〈风月锦囊笺校〉补议》，《陇东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70.《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论争回顾》，《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2期；71.《佛经音义研究的力作》，《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7期；72.《〈尔雅·释诂〉郭璞注中的双音词》，《古籍研究》2004年卷上（总第45期）；73.《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的辨释价值》，《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74.《汉译佛经与汉语词汇》，《华夏文化》2004年第3期；75.《〈慧琳音义〉中的词源研究》，《韶关学院学报》2004年第10期；76.《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学史述略》，《暨南学报》2004年第6期；77.《当代大型辞书书证晚出词条举例——以见于明代歌曲中的词语为例》，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79期（2004年10月）；78.《近代汉语研究的世纪总结》，《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11期；79.《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80.《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研究方法刍议》，《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七辑，2004年12月；81.《面向应用语言学的汉语词源研究刍议》，《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82.《话说“凤凰”》，《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83.《中古佛经中的字序对换双音词举例》，《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84.《中古佛经词义抉要》，《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85.《中古佛经中的委婉语考析》，《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6.《墓志的语言学阐释》，《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4期；87.《〈齐民要术〉有关“得名之由”的探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8.《郭璞的语言学成就》，《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9.《中国古代宗庙称谓词义辨析》，《广州华苑》2005年第1期；90.《王力〈古代汉语〉教材指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91．《〈酉阳杂俎〉中的词源探求》，《甘肃社会科学》（综合版）2005年第3期；92.《“牵砻”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93.《魏晋至唐五代笔记杂著中的词源探讨略评》，《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94.《郭璞〈尔雅注〉中的词源研究述评》，《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95.《古代的“巫”及相关职业》，《华夏文化》2005年第3期；96.《〈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中的词源探讨述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97.《〈颜氏家训〉中的词源探求》，《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98.《历史上的汉语教科书——读〈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书品》2005年第6辑；99.《一种特殊的文化词语——数词词素参与构成的詈词特点及其语源分析》，《汉字文化》2005年第4期；100.《〈抱朴子内篇〉词语零札》，《甘肃社会科学》（综合版）2005年第6期；101.《面向海外兼读制研究生的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暨南高教研究》2005年第2期；102.《十年来道教典籍词汇研究综述》，《滁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二作者）；103.《杨树达先生汉语词源研究述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二辑，2005年1月；104.《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的词源探讨述评》，《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105.《佛经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汉语史研究集刊》第8辑（2005年12月）；106.《佛经音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书品》2006年第1期；107.《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断想》，《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2期；108.《〈汉语缩略研究〉读后》，《滁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109.《宋代笔记〈云麓漫抄〉中的语言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二作者）；110.《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尝试》，《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二作者）；111.《魏晋至唐代经注中的词源探讨述评》，《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112.《理据——语言研究的新课题》，《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113.《〈古辞辨〉简论》，《辞书研究》2006年第2期；114.《专书词语考释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宿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115.《〈抱朴子内篇〉词语小札》，《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4期；116.《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调查与对策》，《暨南高教研究》2006年第2期；117.《〈南村辍耕录〉与汉语史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九辑，2006年12月（第二作者）；118.《“打牙祭”探源》，《黔南民族师院学报》2007年第2期；119.《品读〈语文丛稿〉》，《书品》2007年第3辑；120.《颜师古〈汉书注〉中的词源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2期；121.《玄应〈众经音义〉中的词源探讨述评》，《语文研究》2007年第3期；122.《汉语词源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反思》，《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123.《让辞书更完善——读〈汉语大词典商补〉》，《贵州文史丛刊》2007第4期。

比较好，但有点难投

这个只是一般的省级期刊呢,不属于核心哦

古籍论文发表期刊有哪些

1.专业期刊：复印资料，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国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艺评论，中国韵文学刊，中国文学研究，文史，文史哲。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名作欣赏。2.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甘肃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广西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湖北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科学，新疆，云南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宁夏，青海，北方论丛，东南学术，东岳论丛，福建论坛，湖湘论坛，晋阳学刊，兰州学刊，岭南学刊，鄱阳湖学刊，齐鲁学刊，社会科学论坛，唐都学刊，天府新论，天中学刊，殷都学刊，阴山学刊，云梦学刊，中州学刊3.大学学报安徽大学学报，安徽师大，安庆师院，北华，北大，北师大，渤海，长安，长春，长春师大，成都，成都师大，重庆大学，重庆师大，重庆第二师院，东北大学，东北师大，东南大学，广西师大，贵州，赣南师院，广东第二师院，福建师大，福州大学，复旦，贵州师大，杭州师大，海南，海南师大，合肥师院，河北，河北联合大学，河北师大，河南，华东师大，华南师大，河南教育，河南师大，衡阳师院，湖北，湖南师大，华中师大，淮阴，惠州，吉师大，吉首，集美，济南，暨南，佳木斯，江汉大学，江汉学术，江南，江苏第二师院，江苏，江苏师大，江西师大，喀什，开封，兰州，辽师大，聊城，鲁东，洛阳师院，牡丹江师院，南昌大学，南开，内蒙，内蒙师大，宁波，宁夏，南大，南师大文学，齐齐哈尔，青海师大，清华，三峡，山东师大，山西师大，陕西师范大学，汕头，商丘，上海大学，上海师大，深圳，沈阳师大，首师大，四川，四川师大，苏州，太原师范学院，天津师大，同济，温州，五邑，武陵，武大，厦门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大，西华，新疆师大，信阳师院，湘潭，烟台，燕山，扬州，云大，云师大，社科院，中南大学，中南民大，中山，人大，浙大，浙师大，郑州。

是要普刊还是核心呢？我们在选择期刊的时候，首先是要根据文章的方向，其次就是看单位对期刊的要求和见刊时间来筛选。最后就可以根据期刊的要求来投稿，这里可以查询每本期刊的详细信息，包括：级别、收录网站、刊期、收稿要求、栏目、主管主办单位等等~

据学术堂的了解,论文发表期刊主要分为省级期刊、国家级期刊、核心期刊:1、省级期刊省级期刊: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属部、委办、厅、局主办的期刊以及由各本,专科院校主办的学报(刊).2、国家级期刊国家级:一般来说"国家级"期刊,即由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主办的会刊.另外,刊物上明确标有"全国性期刊"、"核心期刊"字样的刊物也可视为国家级刊物.3、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简单地说,核心期刊是学术界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对于期刊质量进行跟踪评价,并以情报学理论为基础,将期刊进行分类定级,把最为重要的一级称之为核心期刊.通常所说的中文核心期刊,是指被北大图书馆每四年出版一次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列出的期刊.

发表论文的期刊，也就是学术期刊呗，就是专门用作学术交流的期刊，就是通常意义上的CN期刊，这样的期刊，少说有几千种，因为360个行业，每个行业三两本都多少了？所以没法给你一一罗列，很多名字你可能根本没听过，比如《冰川冻土》。如果你对于期刊知识不了解，那么写好了论文一通乱投这种做法是不灵的。建议你先去淘淘论文网上学习下论文发表知识，然后再选择合适你的刊物发表。

古籍方面的期刊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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