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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论文杂志发表

发布时间:2024-07-02 08:45:35

俄罗斯论文杂志发表

俄语类的杂志比较少,论文类的就更少了,因为做俄语翻译词典,所以和黑大有些交往,我知道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有一个杂志,可以投稿的《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办,是受教育部社政司委托创办的《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网电子期刊群》中的期刊之一,以高等学校和其他各界俄语语言学、俄罗斯文学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为刊登内容,每年出版4期。本刊的宗旨是,在俄语教育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需求日渐低迷的情况下,为广大俄语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一方展示成果的园地,以方便学术交流,推进俄语语言学和俄罗斯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使它继续保持万紫千红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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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是需要的

俄罗斯杂志发表论文

评价机制就不一样,俄罗斯并不认sci中的影响因子 sci还是美英日为主的 EI就更不认了 欧洲大部分国家除英国以外更多发论文在web of SC(SCI)和SCOPUS上

2013年,全院发表学术论文958篇,同比增长5.4%,其中第一作者SCI检索论文225篇、EI检索论文81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446篇;出版专著21部。

中国地质科学院和中国地质学会(办事机构挂靠中国地质科学院)主办9种学术期刊,包括《地质学报(英文版)》(SCI检索刊物)、《地球学报》(EI检索刊物)、《地质学报(中文版)》、《地质论评》、《矿床地质》、《中国岩溶》、《岩矿测试》(CA收录刊物)、《岩石矿物学杂志》、《地质力学学报》(中文核心期刊)。

《地质学报》(中文版)、《地质论评》、《矿床地质》、《地球学报》、《岩石矿物学杂志》入选“2013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2013年,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和“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的支持下,以上述9个刊物为依托,地学科技期刊集群化、数字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期刊网上办公系统陆续建成。“中国地学期刊网”使用效果显著(),成为国内地学界容纳期刊最多的网站,迄今为止点击率超过200万次。同时,该网站还吸引了大批海外读者,来自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波兰、蒙古等10余个国家,月点击率为5000余次,显示度日益增加。

中国地质科学院年报.2013

《地质学报(英文版)》(ACTA GEOLOGICA SINICA (English Edition)):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创刊于1922年,原名《中国地质学会志》,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科技期刊之一。现为双月刊。刊物多次获得科技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新闻出版总局)的表彰,自2006~2011年连续6年荣获中国科协A类精品期刊工程资助,获2012~2014中国科协“优秀国际科技期刊一等奖”资助。近年来,刊物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步伐大大加快。连续被美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科学引文索引》(SCI)、《化学文摘》(CA)等10多家著名文摘或数据库选为源期刊。2013年《地质学报(英文版)》共出版6期,1746页,刊发论文132篇,海外论文27篇(占20.5%)。2012年《地质学报(英文版)》在JCR中,影响因子为1.568,仍居中国大陆地学期刊影响因子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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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年报.2013

《地质学报(中文版)》(ACTA GEOLOGICA SINICA):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其前身为《中国地质学会志》,是中国最早的科技期刊之一。它以反映中国地质学界在地质科学的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和基本地质问题方面的最新、最重要成果为主要任务,兼及新的方法和技术。现为月刊。《地质学报(中文版)》多次获得科技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新闻出版总局)的表彰,2005年获国家期刊奖,2006~2010年连续5年赢得中国科协B类精品期刊工程资助,是国内外多家文摘或数据库的源期刊。2013年度发表论文160篇,共1952页,其中超过半数为重大科研项目(如国家973项目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成果;出版一期“同位素专辑”,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动力。2012年度影响因子为2.077,总被引频次为4574次,影响因子及总被引频次在地质科学类排名分别为第4位和第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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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年报.2013

《地质论评》(GEOLOGICAL REVIEW):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创刊于1936年,一直以爱国、争鸣为办刊宗旨。刊头图案,缺右上残左下,为创刊之时东北遭侵吞,西南被蚕食,一直沿用至今,表达了我国地质学家的忧国爱国之情。《地质论评》现为双月刊,以论、评、述、报为特色。

《地质论评》是中文核心期刊,曾获得科技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新闻出版总局)、中国科协的国家期刊奖、优秀科技期刊奖、双奖期刊称号,被国内外众多检索系统收录。2006年入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精品科技期刊工程;2009年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为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2013年度正式发表论文100余篇,通讯资料和消息报道10多篇。2012年度影响因子为1.500,总被引频次304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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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学报》(ACTA GEOSCIENTICA SINICA):由中国地质科学院主办,为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双月学术期刊。《地球学报》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全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期刊精品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来源期刊,是首批“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并进入SCI总被引频次100以上中国期刊排行榜;2013年被EI收录,成为EI来源期刊。2012年影响因子2.115,总被引频次2099次。

《地球学报》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树立其学术形象的重要窗口,力图充分展示院综合学术水平和科研竞争实力。2013年《地球学报》共出版正刊6期,刊载论文86篇,报道各类信息快报26篇,共770页。另出版增刊1期,载文35篇,共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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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年报.2013

《矿床地质》(MINERAL DEPOSITS):创刊于1982年,双月刊,由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主办,是中国唯一报道矿床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期刊,内容包括矿床地质特征及与矿床有关的岩石学、矿物学、地球化学研究成果和科学实验成果及新技术、新方法。被《Chemical Abstracts》、《CSA Technology Research Database》、《Peферативныйжурнал》(俄罗斯文摘杂志)、《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检索期刊及数据库收录。2013年度刊出95篇论文,并始终保持基金项目的较高比例。2012年影响因子为2.595,总被引频次3372次,位居地学类期刊前列。另外,有20篇发表在《矿床地质》2007~2012年的论文获得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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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矿物学杂志》(ACTA PETROLOGICA ET MINERALOGICA):由中国地质学会岩石学专业委员会、矿物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学术性期刊,创刊于1982年。2005年起改为双月刊。《岩石矿物学杂志》主要报道岩石学、矿物学各分支学科及有关边缘交叉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创造性和综合性研究成果,岩石和矿物鉴定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仪器以及与有关的最新地质科技信息。《岩石矿物学杂志》是国内外多家检索系统和文摘的源期刊,被台湾中文电子期刊思博网和国际的AJ、BIG、CA、GEOREF、CSA和国内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自然科学技术版)、《中国地质文献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收录。

2013年度发表论文103篇,共1066页。网站日平均访问量超过1600次,比2012年提高约40%。2012年度影响因子1.075,总被引频次1334,他引率0.94,在同专业领域期刊中排名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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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矿测试》(ROCK AND MINERAL ANALYSIS):1982年创刊,由中国地质学会岩矿测试专业技术委员会和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共同主办,是中国唯一的地质分析测试专业杂志,所载内容反映了中国地质物料分析测试的水平。

举办作者培训班,学习先进办刊理念。实现了从投稿到稿件发表整个过程的信息化管理。2013年,《岩矿测试》载文量增加,刊物的学术参考价值、整体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有所提升。收稿330篇,各期发表论文24~30篇,页码142~180页。在《哥白尼索引》公布的2011年度579种中国期刊的评估值中,排名靠前;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施引文献数558篇,比较突出。刊物订阅机构用户总计3924个,读者不乏国际高端(如牛津大学、法国国防部、美国国会图书馆等)人才。2012年度影响因子为1.37,总被引频次为163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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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年报.2013

《中国岩溶》(CARSOLOGICA SINICA):创办于1982年,季刊,由中国地质科学院主管,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中国地质学会岩溶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学会洞穴专业委员会协办的我国唯一公开出版的岩溶学术刊物,曾多次被评为广西优秀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版,2004年版),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地质文献数据库(GeoRef)、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JST)、波兰哥白尼索引(IC)、美国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UIPD)及美国汤姆森Gale数据库、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国际著名的文献检索数据库及国内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科技论文与索引数据库(CSTPCD)、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等收录。

2013年共出版4期,刊出论文66篇(487页)。2012年度影响因子为0.884,总被引频次为9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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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力学学报》(JOURNAL OF GEOMECHANICS):由中国地质科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性期刊,创刊于1995年,以“弘扬李四光学术思想,求实、创新、发展”为办刊宗旨,是反映地质力学领域科研成果的对外窗口。主要报道地壳运动与大陆地质构造及其动力机制等方面的前沿动态和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同时关注矿产资源勘查、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环境变迁规律等方面的应用科研成果。《地质力学学报》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来源期刊,中国科技论文引文数据库的来源期刊,CNKI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网期刊,被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和CNKI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收录。2013年度总计发表论文44篇,共446页。刊物的引用率和影响力逐年提高,2012年度影响因子为1.013,总被引频次为55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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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年报.2013

(注:期刊影响因子根据2013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中国地质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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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发表论文不收费的期刊是越来越少了,一般都会收取相应的版面费,所以我这也是辛苦为您搜集整理的,可能不全,但对你是有帮助的,希望你可以采纳,也可以实质性的帮助到你。24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不需要版面费,稿费400多,很好的杂志25改革26管理科学27管理世界28管理学家 本刊用稿以文章质量作唯一取舍标准,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发表费用。29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省级刊物如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不收费,还有380稿费;30广东商学院学报31广东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开放时代》、《南方人口》都是CSSCI,均不收费,还有较高的稿费。32广东行政学院学报33贵州财经学院学报收的少罢了 收100本内容由top期刊论文网提供34国际金融研究35国际经贸探索36国际贸易问题现在国际贸易问题也不收费啦,呵呵37国家行政学院学报38国土资源国土资源(辽宁国土厅办的) 不收版面费还给稿费可以电子邮件投稿39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对水平比较高的或职称较高的人的文章不收费,对水平较差和职称较低的人的文章收费王中王40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41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42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不收版面费,可惜我最终没有投他们,挺对不起他们的43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有稿费的,我收了380,而且回复挺快,一个多星期就回复了。44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不要版面费,还给稿费,而且一个月内给信息,时间比较快45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46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也不要版面费.很好的一本经济学和管理学杂志47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国家教育部主管、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面向海内外开门办刊。不仅刊登本校作者的优秀稿件,而且热忱欢迎海内外学者赐稿。本刊用稿以质量为标准,不分内稿和外稿。文稿一经发表,即付稿酬,不收版面费。48会计师会计师》杂志,一般刊物,不收费,也无稿费,回复较快49济南金融研究《济南金融研究》无稿费也不要版面费50嘉应学院学报嘉应学院学报1542151价格与市场52价格月刊《价格月刊》是不收费的,还有稿费!53江苏企业管理《江苏企业管理》,刊物差了些。稿费:千字40元54江苏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不要钱,给稿费。55江西财经大学学报江西财经大学学报(核心)不收版面费56教育财会研究57教育科学研究58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经济不收费59解放军总后勤杂志60今日浙江今日浙江也不收61金融教学与研究62金融理论与实践<金融理论与实践>不收费, 还给稿费,我在2005年9期发表一篇,230元稿费.编辑态度好,发表快.63金融研究《金融研究》,国内最顶级的金融核心期刊,也是我接触过的态度最好的期刊。由中国金融学会主办,归人行主管。Email:地址:北京西城区成方街33号2号楼(100032)投稿时若发email,要同时邮寄打印件。版面费是不收的,稿费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64经济导刊65经济管理66经济界《经济界》全免费的67经济科学68经济评论69经济评论《经济评论》不收费,有稿费,就是审稿期限比较长!70经济学动态(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开发研编辑部,730070,)71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不收费,还给稿费!欢迎大家投稿.详细情况请登陆西南财经大学查询 可是《经济学家》让你订它的杂志,一寄就是一大箱子,嘿嘿,

俄罗斯研究杂志投稿

《每周评论》。

11月27日,陈独秀召集《每周评论》创刊会议。参加者有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会议公推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其他人为撰述。发行所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编辑所在沙滩北京大学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陈独秀撰写的《发刊词》说:"《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他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第一个好人"。

《每周评论》前25期由陈独秀主编,自第26期起由胡适任主编。内容以及时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与《新青年》侧重理论的特点互补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

《每周评论》前25期,一直坚持反对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鼓动,宣传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初步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从第26期后,刊物的方向有了很大改变,发表了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宣扬实用主义的文章,引起了"问题主义"之争。

学习时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十月革命后最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是《新青年》,仅在1921年之前就发表了一百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研究”“劳动节纪念”“俄罗斯研究”等专号,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国际一大宣言的译文,以及一些介绍马克思、列宁等人生平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

同时,《国民》杂志也先后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马克思资本论自叙》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译文,还发表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的新农制度》等介绍苏俄建设情况的文章。

此外,全国还有许多报刊大量刊登宣传、研究和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全国报刊多达400余种,它们虽然立场观点不一,但几乎无一不谈马克思主义。

袁振英(1894-1979),曾用名震瀛、震英,广东东莞人,先祖袁崇焕。1915年毕业于香港黄仁书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19年在菲律宾当教员,并组织全菲律宾华侨工党,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1920年2月回到香港,任香港《晨报》兼广州《新民国报》编辑。其间为声援广东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斗争,参加了“广东游东记者团”,赴日本、朝鲜等地进行宣传活动。1920年8月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22日,与俞秀松、施存统等八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应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另外还参与共产党纲领草案的讨论,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教英文。同年底,随陈独秀到广州,任陈独秀和吴廷康的粤语翻译。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今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力排众议倡导并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该组织成员之一。《新青年》迁至广州后,继续负责该刊“俄罗斯研究”的编辑和撰稿。以“震瀛”为笔名,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译作,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就发表了译作24篇。1921年8月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从此离开了党组织。1924年9月回国后,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武汉中央军校、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勷勤大学、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广东大学、江南汽车工程学校、崇焕中学等学校任职。著有《易卜生社会哲学》、《性的危机》、《近代婚姻与家庭的改造》等著作。1928年初,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广东当局监禁一年多。建国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在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广东省文史馆工作。1979年1月去世。袁振英家乡广东省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对袁振英的研究非常热心。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同志、南京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郭彬同志、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继锋同志广泛搜集资料,做了很多考证、研究工作,费了很多心血,终于写出了《袁振英传》一书,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经历。由于迄今对袁振英的研究还是空白,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利用,所有的材料都要四处去采访、寻找、挖掘,所以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本书的轮廓当然也就显得比较粗疏。但作者们所做的工作毕竟填补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让我们对袁振英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特别是一大历史的研究。因此,该书的价值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我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分管全国地方党史工作和人物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对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几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祝贺和感谢。希望继续努力,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加强对袁振英生平的研究,还可以加强对他的思想与中共早期思想理论关系的研究,加强对袁振英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加强对与袁振英有关的一些党史问题的研究。只要坚持不懈,一定会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以袁振英为例,我希望,全国党史部门在继续深化对党史和近现代史主要脉络、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拓展视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对像袁振英这样特殊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一定会发掘出很多很有价值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认识、新天地来。主义者袁振英是一个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颇为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1921年3月,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道扬镳,袁振英并没有在这个大转变中离开共产党。对此,袁振英作了解释:我和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小组,又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担任了主编一职,“这就拯救我于无政府主义的泥坑了”。袁振英后来解释,他离开共产党的原因主要是对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不满。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东,袁振英都与陈独秀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既有师生之渊源,又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处。那时袁振英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在广州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也视袁振英是“陈独秀的高足”。去法国留学前,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并没有明显的爆发。但在1921年3月以后,他们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到广东以后,袁振英除了做翻译,并没有在党务方面有过明显活跃的表现,他承认:“我自从做了‘省一中’校长以后,因为事忙,便与他完全脱离关系。”不再追随陈独秀,袁振英始终没有后悔,并自傲地说:“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先知之明,不跟陈独秀走,如果跟着他走,那么解放后就得像李季、刘仁静一样,在《人民日报》上一同登悔过书了!”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主要有三点:第一,认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理论所知不多,不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陈独秀是在与魏金斯基相处的日子里才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而无政府主义从学理上归属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袁振英从1912年就皈依无政府主义,研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由于熟悉英文,可以直接看到西方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了解是陈独秀当时无法赶上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之时,有不少理论问题尚未弄清楚,也没有制订正式的党纲。有人提出应该尽快将党纲和政纲搞起来。对此,陈独秀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第二,认为陈独秀私德不俭,品德低下。袁振英回忆:在北京大学时,已经听说陈独秀是个不道德主义者,据同学云:“常见陈独秀往打茶围”,所以蔡校长便要求陈氏参加了最低的一级,即“不嫖”、“不赌”、“不饮”、“不吹”等。我在这个时候便开始觉得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主义者了。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又发现陈独秀另恋小姨,把妻子置诸脑后,所以弄到儿子延年、乔年等衣食无着,更无法读书,迫得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这又使我觉得陈独秀是一个忍心害理的人”。袁振英认为这些虽然都属于私德,但也是不道德的。第三,认为陈独秀贪财。袁振英说:‘北大’时,……我译了俄国女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Emma goldman)的《结婚与恋爱》(此文是提倡自由恋爱的)一文,登在《新青年》杂志;胡适编辑《新青年》的‘易卜生(挪威著名戏剧家)专号’,又要我作《易卜生传》(平生和著述)。当时《新青年》杂志是由上海群益书局出版,稿费是由该局发给的。但陈独秀把稿费据为己有,不发给我们(解放前伪省府委员兼省立法商学院院长黄文山的稿费也是一样)。这又可以见得陈独秀的为人了。凡是利己损人的人,结果一定众叛亲离,身败名裂,一败涂地,不可挽救,可哀也矣。”在上海活动期间,袁振英发现陈独秀在经济方面作风依旧。多年以后,袁振英仍然愤愤不平地说:“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兀稿费,其他一切任务都是义务的,可是陈独秀还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费(一半是宿费)。其实机关的房钱已经由公家付给,陈独秀的扣除谅又是入了私囊。因为陈氏又爱上了小姨,费用越发多了。当时又生了一子一女。他在‘北大’时,已经剥削了我们的稿费,这回的行为也是意中事,不是诬告的。”袁振英因此不愿追随这样的领袖,“我的确知道陈独秀不能做共产党的领袖,也不能做我的领袖,所以我存‘民十’(1921)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便退出了共产党。”他后来甚至说过一句非常过激的话:“老实说,如果我有此权力,我一定杀陈独秀,以免他误党误国。”北大第一怪人1915年9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工科学长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作为英文门教授的辜鸿铭便首先站起来发言了。这是袁振英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发现这位教授“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代)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与袁振英同时入学的哲学门学生冯友兰也看见辜鸿铭宽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作为新生一起聆听了他别开生面的即席演说。据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辜鸿铭的演说并不带稿子,也没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完全是即兴式的。那次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辜鸿铭语带嘲讽地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饭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饭碗,可跟咱们普通人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实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仅可能装洋楼,装汽车,还可以装姨太太。”说着,突然又变了一个话题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真可谓怪事多多。但看啦,现在的人写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连所用的名词都不通。譬如,就说今天很流行的‘改良’这个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而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这位辜鸿铭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认为是北京大学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门”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师,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之后才聘任他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在1915年,辜鸿铭便已经是英文门教授。至于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对辜鸿铭所做的,只是继续续聘而已。共和之后,还留着发辫,这是前清遗老的标志,象征着政治上忠于已经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欧美人知道辜鸿铭,是因为读了他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经典著作。在他们看来,辜鸿铭的独特发辫不止带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百般维护与他英文水准的出类拔萃,这两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兴趣而又深为困惑的谜。就像辜鸿铭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说的,“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直接用汉语写作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一战之后,“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但国共两党相继执政以后,长期按意识形态与政治标准评判人物,辜鸿铭遂长期被定位成最顽固冬烘的历史人物,而其真实的一面已不为人所知,作为学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的片段回忆让我们窥见这位“辫子教授”更鲜活的真面目。课堂内外:“辫子教授”印象袁振英可以轻松地接近这个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师。他回忆说:“我在北大,由民国四年至民七到了毕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同他见面。”辜鸿铭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和一般人并不亲近,但与袁振英等几个学生倒来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许多著作印给学生们。其中代表作便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名为《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书封面的四个字是当过大清王朝外务部大臣的梁敦彦题写的,梁敦彦常在辜鸿铭生活困难的时候资助他。袁振英说这书,“那时定价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国饭店出售”。袁振英将这本有辜鸿铭签名的书珍藏了许多年,最后却在战乱中遗失了。除了校园里、课堂上的接触,袁振英等还登堂入室,到辜鸿铭在东椿胡同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忆说:“他常常请我们到他家里谈天,他的女儿也常常同我们的同学跳舞和打台球。因为他说跳舞是西洋一种很要紧的礼仪,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进退左右的礼仪一般。”也许看到袁振英是广东人,辜鸿铭在交谈中,对近代领风气之先的广东人赞誉有加,“说只有广东人才遗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当时这一席话听得从小就崇拜袁崇焕、英雄主义情结浓厚的袁振英眉飞色舞。两人聊到兴头上,辜鸿铭甚至常用起粤语骂人的粗话——“丢那妈”。课堂上的辜鸿铭也让袁振英着迷。这位老师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念着“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摇头晃脑地合唱。毕业近二十年的时候,袁振英还回忆道:“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1917年,新派的胡适也到英文门任教,风头盖过了辜鸿铭,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鸿铭称“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这个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学李季的验证。李季翻译出版过《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等影响重大的著作。1918年毕业后,胡适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语课,但他对胡适却没有好感,后来更是不断写书批判胡适的思想与学术,却大赞辜鸿铭乃“全中国英文学巨擘”,“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重”。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李季认为北大几年间,自己与辜鸿铭“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频繁的接触中,袁振英发现辜鸿铭的记忆力特强,在少年时代所学得的诗歌,终身还不忘。袁振英便问其缘由,辜鸿铭就告诉他说:“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这玄而又玄的解释让当时的袁振英听得一头雾水。辫子教授精通国内多种方言与多国语言,特有的语言天才也是最让学生佩服的。袁振英满怀景仰地赞叹道:“他说得很好的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北京话,……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国文言;希腊、拉丁等死语,也可同他人谈话。(当时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国教授,也常常同他说拉丁语)听说他总共懂得九国文字,不过他的著作还有许多译本寄给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国文字;又听说他讨了—个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话也很好!”辜鸿铭的记忆力及语言天分和他的成长环境有极大的关系。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他的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生为混血儿,辜鸿铭自幼就表现出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鸿铭虽然热爱并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汉语基础并不过硬,这点倒是和在香港求学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怜之处。袁振英和他们的同学都发现辜鸿铭的一个弱点,就是汉字写得并不纯熟,“辜先生本来不大懂汉文,与严几道一样,大家都是后来学的。不过他在黑板写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划,很不好。”辜鸿铭的另外一个北大学生罗家伦在回忆中也同样提及这一点。所以,辜鸿铭的英译汉的成就远不如他的汉译英的作品有影响。袁振英举例说:“他平生很喜欢由汉译英,刚刚同他的同乡(闽人)严复和林纾相反。他只有《痴汉骑马歌》一本诗是由英译汉的。”“《痴汉骑马歌》英译汉,译为五言诗,很不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早已绝版了。”外表看似古板的辜鸿铭在不苟言笑的袁振英的眼里是个非常机智慧、风趣、诙谐、幽默的老头。袁振英称辜鸿铭“常常很喜欢说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类似小孩子吧”。20世纪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林语堂所办的杂志《人间世》曾经撰文纪念辜鸿铭,在署名“震瀛”的这篇文章中,袁振英给了辜鸿铭有趣的评价:“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辈,并且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辜鸿铭是公开赞成一夫多妻的,他一个最出名的比喻流传甚广:“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袁振英还列举了辜鸿铭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张纳妾的理由,他以为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女子到了四五十岁便失其效用了。并且各种冒险的事情多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并且从生理学来讲,世界的统计,生一百个男孩子,就有—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许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鸿铭还身体力行,娶了不止一个老婆,可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证,“辜先生怎样怕老婆,现在举出一个例: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给他的太太便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老太婆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采一般”。辜鸿铭也并不隐瞒这些,和袁振英这帮学生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带着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对辜鸿铭的机智,袁振英举出了许多例子:“—个人问他:‘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他反问:‘为什么欧洲的方言那么多?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实等于全欧洲!’”辜鸿铭的幽默并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他用特立独行的行为、戏剧化的效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脑后留着的那根细长的辫子。共和时代依旧拖着辫子,是辜鸿铭留给北京大学校园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顽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留辫子、穿长袍马褂有段有趣的记载:“在亡清时代,辜氏是一个维新派,不过在宣统逊位的时候,他还是西装剪发,他便马上戴上了假辫子,穿回长衣马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给警察拉到警区去!这可以见得他的幽默,同时也见得他的反抗社会!”当翻译1920年7月到12月,为陈独秀充当翻译,要担当《新青年》一个新办栏目“俄罗斯研究”的主要编译者,要为《共产党月刊》与《劳动界》撰稿,还要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英语教师。此外,他还曾远往武汉争取另外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组织。1920年底,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对这次回广州,最初的态度并不积极,当时,他正把精力专注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编辑和文章的译述上。对两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民九’(1920)粤军入粤,赶走了莫荣新(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陈炯明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广州话,要我传话,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显然袁振英回到广州是要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的校长,并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袁振英后来也成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广东省第一中学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袁振英在广东省第一中学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后来还有广州执信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继小学和大学后,女子在中等学校终于开始获得了与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去法国留学后去法国留学。1924年,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他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恽代英等共事。袁振英与拔英、擢英兄弟3人,均为留法学生,都曾任大学教授。建国后,袁振英是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去世。1894年7月生于东莞县温塘乡。1915年6月考入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1918年6月,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上发表著作《易卜生传》。1920年7月,在上海遇到陈独秀,帮陈独秀组建共产党组织。同年8月,参加中共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充当陈独秀和俄共(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参与重建广州共产党活动,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之一。同年8月,公费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1979年1月,因病去世。1952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一个失业两年之久的人来到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一年后,此人被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做馆员。馆员的工作虽然清淡,但却是终身制的。从失业到终身都有工作,周总理的这次介绍使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人就是袁振英,袁崇焕的后代,东莞温塘人。周恩来为什么要给袁振英介绍工作?袁振英和周恩来是什么关系?在一份于1955年填写的《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人员登记表》中,袁振英写有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法国同学。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我父亲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收到过一份通知,是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书,署名为周恩来。我父亲说他此前和周恩来并不认识。当时他由于很忙,后来就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如果那时周恩来和袁振英并不相识,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寄一份通知给袁振英呢?关于这一点,袁振英曾对女儿说,他留学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可能周恩来看过他的文章后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就给他寄了一份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主编“俄罗斯研究”专栏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袁振英究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什么文章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称,袁振英曾在香港读书,英文功底比较扎实,1915年秋天,袁振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学院,是该校唯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能得到陈独秀的赏识,这些都为袁振英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红色文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求他“帮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并为《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撰稿,担任《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袁振英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当时每月袁振英只能拿到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坚持用笔杆宣传马列主义。事实上,《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陈立平在《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一文中认为,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换句话说,那时的袁振英,实际上在为中共发起组工作。那么,中共发起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1958年9月5日,袁振英填写了一份干部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里,袁振英清楚地写着“曾参加共产党小组民九”的字样。民九是指中华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根据史料的记载,袁振英于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各地以及国外中共党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根据陈立平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先后参加中共发起组的人总共16个,袁振英是其中一位,陈独秀是这个小组的书记。1920年冬天,广东省政府聘请陈独秀和袁振英到广东教育界任职,陈独秀借机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当时去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的魏金斯基,他和陈独秀一样,都不懂粤语。袁振英和陈独秀既是师生,又一起共过事,而且能讲粤语和英语,所以他就成了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身边的传话人,充当他们的翻译。在广州,由于陈独秀和袁振英的这种密切关系,袁振英被当时许多人称为“陈独秀的手足”。自评一生有功无过然而,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个月,袁振英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此后,他再也没有过组织生活,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从里昂大学博士院毕业后,袁振英就回到国内,主要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袁昌淑女士回忆到:“解放后,我父亲失业了,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不得已于1952年给周总理写信。同年12月,我父亲被安排到广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53年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对于周恩来的帮助,在《袁振英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袁振英曾经说过,周恩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才会介绍他工作。这些都归结于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关怀,这也是对袁振英参与建党之功的一种补偿。”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去世。在生前,他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并说“我的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

俄语类的杂志比较少,论文类的就更少了,因为做俄语翻译词典,所以和黑大有些交往,我知道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有一个杂志,可以投稿的《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办,是受教育部社政司委托创办的《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网电子期刊群》中的期刊之一,以高等学校和其他各界俄语语言学、俄罗斯文学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为刊登内容,每年出版4期。本刊的宗旨是,在俄语教育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需求日渐低迷的情况下,为广大俄语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一方展示成果的园地,以方便学术交流,推进俄语语言学和俄罗斯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使它继续保持万紫千红的景象。

俄罗斯发表论文

俄罗斯托木斯克工业大学,全俄技术物理科学研究所和布拉克核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最近发表论文,提出了一种混合反应堆的概念,即利用保持在长磁阱中的高温等离子体获得额外的中子的方法。混合反应堆与目前核反应堆的区别在于功率适中,尺寸相对紧凑,操作安全性高且放射性废物量低。布拉克核物理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安德烈·阿尔汉尼科夫教授说:"在初始阶段,我们使用特殊的等离子枪获得相对比较冷的等离子体。我们通过注入氘气来保持一定数量。向该等离子体中注入粒子能量为100 keV的中性束会产生高能氘和氚离子,并保持氘离子和氚离子相互碰撞,形成氦核,从而释放出高能中子,这些中子可以自由通过真空室的壁,等离子体在真空室的壁上保持磁场,进入核燃料区域后,放慢速度,它们支持重核的裂变,而重核是混合反应堆释放的主要能源。" 混合核聚变反应堆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同时利用重核的裂变反应和轻核的合成,它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单独应用这些核反应的弊端。而且,这种类型的反应堆对等离子体质量的要求较低,并有可能用钍替代高达95%的易裂变铀,这确保了核反应的安全性。此外,混合反应堆相对紧凑,具有高功率并产生少量放射性废物。 托木斯克工业大学自然科学部和同位素分析与技术实验室负责人伊戈尔·沙马宁博士说:“混合反应堆由两个元素组成。主要部分是作为核反应堆活动区的能量产生层。它分散了作为核燃料一部分的核裂变材料。因此,重核的裂变链反应第二部分放置在内部,以产生落入产生能量的的中子,在充满等离子体的内部,发生热核聚变反应,释放出中子。发生裂变反应的运行容器处于亚临界状态(接近临界),在恒定功率水平下运行,常规反应堆在控制和安全系统的支持下处于临界状态”。 目前,科学家们正在考虑选择开发基于这种反应堆的实验台,该实验台将由钍燃料组件和中子源组成。 《等离子体与聚合研究》科学期刊发表了这份报告。

是想了解远古的时候微生物的细胞结构都是怎样的?是否像现在一样,拥有细胞壁,细胞核以及完整的构造?

俄罗斯的论文可以在中国重新使用,但是在俄罗斯发表过的同一篇论文不能再中国重新发表。

俄罗斯论文发表

不需要。平台不同对博士毕业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越高级的平台,例如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对博士毕业的要求,不单单文章要先出来,文章的质量,文章的层次,论文发表在SCI、EI、ISTP、SSCI等区段,领区不同都有所占比。而且还需要在科研领域里有足够的学术水平。博士研究生,即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简称博士生,是研究生学位中最高的一级。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考上了博士,读博士等,正是指博士研究生。正在读的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严格来讲只能称为博士研究生;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士。因此,按照国际惯例,在正式场合,只有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能冠之以"Dr."称呼;在非正式场合可以不受此限制。

人文学院田洪敏老师在A&HCI期刊《俄罗斯文学》(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Russian Literature/ Russkaia Literatura)2020年第2期发表学术论文。论文以上海师范大学为独立署名单位,题目是《契诃夫的另一种文学性研究——基于社会史视角》(BehindtheCounter:《OtherLiterature》byAntonChekhovintheContextofSocialHistory ./За прилавком :《Друг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 》А.П.Чехов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俄罗斯文学》(季刊)创刊于1958年,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堡分院负责发行,属于文学历史研究;《俄罗斯文学》是俄语文学研究权威学术刊物,为A&HCI收录,在世界俄语文学研究中保持恒久和严肃的学术地位;期刊影响范围远涉俄罗斯国内外,为世界各高校、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收藏和研究。《俄罗斯文学》期刊当下重要任务之一是研究“科学的文学观念”——新阐释,新观点和新成果。特别关注文学与历史关系的再研究,作家传记和文本阐释的新路径,档案史料的发掘等。我国学者曾在该期刊发表书评、会议综述以及译介等论文,田洪敏的《安东·契诃夫另一种文学性研究》是该期刊近年来首次发表中国学者的立论性质长篇论文,论文不仅是契诃夫研究的补充拓展成果,同时也是对1860-1910俄国历史进程研究的有效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论文主体将1880年代契诃夫开始职业写作的十年作为基本档案史料来源,绕过21世纪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视野,回归文学和历史的本体论意识,在科学史料的基础上讨论契诃夫的文学性问题。论文内部逻辑基于百年来契诃夫研究的学术史展开:1 契诃夫的艺术观念;2 契诃夫的宗教观念;3 契诃夫的社会观念。具体来讲,契诃夫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作家还是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是一个宗教主义者还是一个怀疑论作家,契诃夫在世界文学进程的研究新方法等。而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面对的是1861年俄国改革之后至1880年代的历史进程——即俄国地主贵族退却,农民阶层进入历史进程,城市化进程加剧;新阶层形成并且起到主导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受契诃夫传记研究者青睐的用以佐证契诃夫“不幸童年”的史料,比如教堂唱诗班,比如父亲经营的以卖外国进口咖啡等物什的小铺子等都应该重新放诸社会史中进行考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考察1861改革之后俄国教育风气的转向。农奴出身的父亲对于贵族的羡慕不仅仅是富有,同时因为他们“认字”,可以读书。正是进阶为商人的父亲的坚持,契诃夫在南部港口城市塔甘罗格故乡接受了希腊教育。契诃夫在个体生活和写作中秉持的“平等观念”也是在少年时代已经形成,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并且真正行医的经历,导致契诃夫对于自然科学和哲学世界的敏感度居于同时代人前列。同时必须注意到,文学批评在1861年改革之后渐趋职业化,较之19世纪上半叶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多数是作家的朋友或者是“敌人”,1861年代之后文学批评更加持证,而契诃夫在1880年代开始职业写作的时候就尽可能将自己的作品诉诸所有文学期刊,这也可以解释契诃夫文学批评相对其他作家给后来研究者留下更多的研究空间和史料档案。上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方法都在近年来得到重视。至于契诃夫的市民社会观念(Secular Society)也有更多研究。契诃夫一生经历罗曼王朝最后三代君主,特别是1880-1890年是俄国历史上少有的十年稳定期:没有对外战争,国内经济发展良好,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范围打破阶层藩篱的时期,缙绅阶层受到挑战;此间,包括契诃夫的行医实践;1894-1897年期间建立地方委员会;个人出资改造乡村教育;参加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为饥馑的人和患有霍乱的人募捐。在此背景之下可以思索契诃夫作品中的经济生活描写,虽然这一点历来被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俄国商业生活的描写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已经出现,虽然其背景不同;1861年改革之后,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显著增加,1863-1913年俄国人口增加了1,3倍。公务人员,律师,医生和工程师,自由职业者,大学生数量明显增加,国家剧院、出版和工业等新行业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同一时期神职人员却很难觅得工作。如果研究契诃夫的小说人物会发现上述新兴阶层无一例外成为契诃夫写作的主人公,进一步来讲1861年之后俄国经济生活的变化甚至影响到了契诃夫的文学观念。至1889年书写来自“环境的人”(человек из среды или обыватель )最终成为契诃夫的艺术原则,至于所有的俄国文学主人公都必须“破坏”现实生活规则才能赢得读者的观念受到契诃夫质疑和摒弃,而这一点也是后来学界对契诃夫作品研究的难点和争议之一。考察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性质必须带有附加条件,如果不研究托尔斯泰个体精神转变便不能考察其作品的宗教性;而屠格涅夫作为叔本华主义者从本质上是无神论者,所以如果讨论契诃夫文学的宗教意识必须结合1880年代之后欧洲哲学、物理学的新发现以及人文学科渴望科学性的愿望带给契诃夫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威廉·温德尔班关于历史学科的科学性新论同样也影响了契诃夫关于“永恒文学”的思考。论文是写作者在2016年之后将“斯拉夫研究”作为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和思考之一,论文写作起源于2016年,至2019年在德国洪堡大学斯拉夫学院访学时期最终完成并发表,尚有很多学术问题值得进一步深究。论文受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学科资助。РЛ_2_2020俄罗斯文学2020年第2期(1).pdf徐汇校区: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100号 | 奉贤校区:上海市奉贤区海思路100号 联系电话:邮政编码:200234 Copyright © 2014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沪ICP备05052062 沪公网安备:310091020000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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