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宿命论文发表者

出生 1879年3月14日德国乌尔姆逝世 1955年4月18日美国普林斯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6�0，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生平事迹爱因斯坦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热爱物理学，把毕生献给了物理学的理论研究。人们称他为20世纪的哥白尼、20世纪的牛顿。爱因斯坦生长在物理学急剧变革的时期，通过以他为代表的一代物理学家的努力，物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伽利略和牛顿建立的古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经历了将近200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由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建立，特别是由于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在电磁学上的发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使得当时不少物理学家认为，物理学领域中原则性的理论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留给后人的，只是在细节方面的补充和发展。可是，历史的进程恰恰相反，接踵而来的却是一系列古典物理学无法解释的新现象：以太漂移实验、元素的放射性、电子运动、黑体辐射、光电效应等等。在这个新形势面前，物理学家一般企图以在旧理论框架内部进行修补的办法来解决矛盾，但是，年轻的爱因斯坦则不为旧传统所束缚，在洛伦兹等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空间和时间这样一些基本概念作了本质上的变革。这一理论上的根本性突破，开辟了物理学的新纪元。爱因斯坦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相对论。1905年他发表了题为《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的论文，提出了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建立了狭义相对论。这一理论把牛顿力学作为低速运动理论的特殊情形包括在内。它揭示了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空间和时间在本质上的统一性，深刻揭露了力学运动和电磁运动在运动学上的统一性，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了物质和运动的统一性（质量和能量的相当性），发展了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原理，并且为原子能的利用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1915年他又建立了广义相对论，进一步揭示了四维空时同物质的统一关系，指出空时不可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空间的结构和性质取决于物质的分布，它并不是平坦的欧几里得空间，而是弯曲的黎曼空间。根据广义相对论的引力论，他推断光在引力场中不沿着直线而会沿着曲线传播。这一理论预见，在1919年由英国天文学家在日蚀观察中得到证实，当时全世界都为之轰动。1938年，他在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即从场方程推导出物体运动方程，由此更深一步地揭示了空时、物质、运动和引力之间的统一性。广义相对论和引力论的研究，60年代以来，由于实验技术和天文学的巨大发展受到重视。另外，爱因斯坦对宇宙学、用引力和电磁的统一场论、量子论的研究都为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正直的人。他先后生活在西方政治漩涡中心的德国和美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深刻体会到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知识分子要对社会负怎样的责任

来源：卫夕指北，作者卫夕本文约 6458 字阅读需要17 min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勇气和理性的传奇故事，而英雄的故事总是如此的相似。Jon Snow（琼恩·雪诺）在热门美剧《权力的游戏》中是一位带领守夜人大战异鬼大军的战士。而在19世纪的伦敦，同样也有一位如守夜人一般守护伦敦市民安全的John Snow（通常译为约翰·雪诺）。没错，名字只差一个字母。《权力的游戏》中的琼恩·雪诺《权游》作者马丁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坦露过琼恩·雪诺的原型就是现实中的约翰·雪诺，但他的故事精彩程度丝毫不比那位在北境长城大战异鬼的雪诺逊色。他在19世纪的伦敦以一己之力对抗那时的传染病夜王——霍乱，他用的不是瓦雷利亚钢制成的剑或者神奇的龙晶，而是调查和严密的逻辑。他孤身一人开启了医学史上“流行病学”这一学科，谱写了一首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勇气赞歌。约翰·雪诺医生01霍乱——那个时代的传染病之王霍乱是一种让当时的人们闻风丧胆的急性传染病，它和天花、鼠疫并列为人类三大烈性传染病，被称为“19世纪的世界病”。病菌在人体内每12分钟就会增加一倍，得了霍乱的人会在短时间内一直腹泻，腹泻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人数小时内迅速脱水死亡！霍乱患者的惨状霍乱最早发源于印度的恒河流域，大航海之后频繁的贸易把它带到了欧洲。在欧洲，霍乱有着更高的死亡率，英国第一波大规模爆发发生在1831年，造成数千人死亡，1849年再次爆发，两次爆发超过14,000人死亡。然而到了霍乱第三次在欧洲大规模爆发时，英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要知道这次大爆发光在俄罗斯就造成了超过100万人的死亡，而英国仅仅死了不到1000人，那么英国人是靠什么战胜了这个传染病之王呢？这就要开始讲一讲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约翰·雪诺的故事了——02约翰·雪诺——一个出身并不起眼的人约翰·雪诺于1813年出生在英国工业时代的重镇——约克，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通常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似乎注定了雪诺的一生会是平凡的一生。但他的父亲并不认命，决心改变孩子的命运，他节衣缩食坚持把雪诺送进了私立教会学校。19世纪的约克城1827年，14岁的雪诺被送到朗本顿市的外科医师哈德卡斯尔那里当学徒。18岁时，年轻的雪诺第一次目睹了恐怖的霍乱，作为医学学徒的他为当地霍乱中煤矿工人提供医疗帮助，毕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煤矿工人，同情心激发了雪诺的使命感。23岁时，来自小地方、胸怀理想的年轻实习医生雪诺决定要去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他没有骑马，也没有坐车，而是独自徒步走了200英里来到了当时的伦敦。在伦敦，雪诺在Hunterian医学院和伦敦大学开始了他的正规医学教育，1837年，雪诺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医院工作。长期的实践经历和良好的医学素养让年轻的雪诺在麻醉领域表现突出，雪诺1838年被接纳为皇家外科医学院的成员，甚至他还为维多利亚女王第三个孩子分娩时进行过麻醉手术。雪诺从煤矿工人的儿子到成为给女王接生的知名医生，他用自己的勤奋以及专业完成了艰难的向上流动。然而雪诺对伦敦上流社会的诱惑毫无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03那时的人类对霍乱一无所知人类的科技发展总是跳跃式的，仅仅在200多年前，人类其实对所有传染病的认知程度和2000年前的人类几乎没有什么进步——一无所知。对于霍乱这种烈性传染病，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观点是——霍乱是通过被污染的空气传染的。为什么这个观点深入人心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当时伦敦这个城市——伦敦是英国的中心，而维多利亚时代则是日不落帝国无限荣光的顶峰，工业革命随着各类蒸汽工厂的轰鸣声在急速改变这膨胀的帝国。人们开始向城市聚集，物质日益丰富，一个个传奇的财富故事在膨胀的民众中流传。19世纪的伦敦那时候的伦敦坐拥240万人，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它的人口密度是今天孟买的三倍，彼时的伦敦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优雅、宁静、富足，城市的卫生状况极为堪忧——马车在肮脏的街道飞奔，马粪四处飞溅，用抽水马桶的人们把粪便通过露天简陋的下水道排入泰晤士河。整个城市臭气熏天、蚊虫漫天飞舞......牛棚、动物粪便、屠宰场、腐烂的味道充斥着大英帝国的雾都。伦敦的掏粪人“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狄更斯的小说中描绘了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霍乱的确通常发生在卫生较差的区域，这些地方确实也臭气熏天，医学界在那时候一直认为霍乱是通过空气中的”瘴气”进行传播的。支持这个观点的人除了当时的主流医学界之外还包括《柳叶刀》编辑、现代护理学奠基人南丁格尔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等。尽管那时牛顿的力学理论早已在大众中启发了科学启蒙，但对于医学、生理学而言，19世纪中期还是蒙昧的年代。无知和霍乱同样可怕。04来自年轻医生雪诺的质疑年轻医生雪诺对于“霍乱是由空气传播”的理论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霍乱应该是通过被污染的水进行传染的，他的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朴素的判断——如果霍乱是通过空气进行传染的，那么发病的部位应该是肺部而不是肠道才对，他的经历能佐证他的判断——18岁的时候为治疗煤矿工人的霍乱曾很长时间活动在臭气熏天的矿井，但他自己却没有得病。当然，如果雪诺只是以这个理由去说服民众显然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气味是一种直观的感受，闻过伦敦的恶臭的人们很难相信这些刺鼻的气味里没有问题。而水里的细菌是看不见的（细菌学在当时还没有被提出，显微镜尽管已经被发明，但还很粗糙，没能识别出水里的细菌）；在分子层面，鼻子要比眼睛灵敏的多，腐烂物体会挥发出两种物质——尸氨和腐氨，只要几个分子进入鼻腔，人们就会感受到强烈的恶臭。没有直接的感知让人相信一件事情是困难的，比如今天的人们很容易接受戴口罩，但对于同样重要但无法直接感知的洗手很多人却并不重视，而老年人则是既不带口罩也不洗手。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是不会凭着朴素的判断而轻易下结论的，受过严谨医学训练的雪诺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调查，他首先对伦敦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证据——伦敦的自来水是由两家公司所供应的，一家名为Lambeth，一家名为Southwark，在1849年8月的霍乱流行中，根据雪诺的统计，两家自来水公司居民的死亡率有着极大的差异——Southwark公司覆盖的居民死亡率为3.15%，Lambeth公司的死亡率为0.38%，二者几乎差了10倍之多，而死亡率高的Southwark公司在泰晤士河的下游，水被污染的可能性的确会更大一些。雪诺积累了很多类似的证据并加上了自己的分析，写成了《论霍乱传递模式研究》的论文，意在向人们证明霍乱是通过水污染而不是空气污染传播的，同时建议当局加强公共卫生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雪诺也算是伦敦霍乱的吹哨人。但由于当时空气污染的“瘴气”论过于根深蒂固，同时，雪诺的确没有发现更加直接的证据，因此他的理论在当时依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并不被主流医学界和当时的人们所接受。05魔鬼在跳舞：宽街霍乱爆发雪诺并不气馁，他本身是一名麻醉科医生，研究霍乱其实并不算他的主业，但他总是对这个盘旋在英国上空的幽灵有着宿命般的执着，他在等一个证明自己理论的机会。1854年8月31日，魔鬼再次降临——伦敦的苏豪（Soho）区的宽街附近爆发了霍乱，第一天就有56人死亡，第二天死亡人数猛增到143例，第三天178例......这个街区的人们无论贫富几乎都要失去一名成员，而有些家庭则是全家被霍乱夺命。短短几天大部分居民逃离了熟悉的家园，原本热闹的宽街变成了大型死亡现场，只有那些无力离开的人们留在了那里，恐怖在蔓延，绝望笼罩着街区。仅仅5天，超过500人因为霍乱导致的脱水而在挣扎中死去，恶魔在舞蹈.....雪诺当时在苏豪区开了一家诊所，他没有像其他富人一样逃离日日夜夜生活的家园，尽管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那样做，而是选择成为那个时代的逆行者，他是伦敦的守夜人，他决定和魔鬼正面对决。雪诺开始冒着极大的风险调查每一个街区的死亡案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在空无一人瘟疫肆虐的伦敦街区，一位年轻的医生一家一家敲开可能躺满尸体的房门，详细询问他们的病情和日常活动情况，每一次敲门都是和死神的擦肩而过，惊心动魄。06死亡地图：和传染病直接对决在那个恐怖的9月，雪诺白天将生死置之度外详细地调查，晚上他在油灯下开始绘图，他想用更加直观的方式来向人们说明他的理论。他找到一幅伦敦的地图，把所有死亡病例详细地标注在地图上，他用黑色的小短横线代表死亡病例的数量。约翰·雪诺当时所画的死亡地图这张呕心沥血制作的地图详细地记录了死亡案例的在街道的位置以及数量，它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著名的“死亡地图”。当所有的统计完成之后，雪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发现大部分死亡病例都集中在伦敦宽街附近，而那里正好有一个免费的公共水泵，附近的众多街道的居民都在那里取水。离水泵230米内的街区总共死亡人数高达700人，雪诺怀疑那个水泵被污染了。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水泵周围死亡最多，而离水泵越远，死亡病例越少。死亡地图的中心地带，红框为水泵位置雪诺需要继续验证他的理论，他首先想到的是显微镜取样水进行观察，但结果并不如意，那时候的显微镜技术还很不成熟，除了在样水中观察到了一些白色絮状物之外他一无所获。虽然他怀疑这些白色絮状物有问题，但的确并没观察到真正的致病菌，这并不足以说服当时的人们。尽管雪诺绘制死亡地图已经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有人质疑说，瘴气传播也能解释这张图——瘴气的中心区死亡多，离瘴气中心越远死亡越少。还有人说宽街水泵的水源比离这里不远的“小马尔堡街”水泵公认要干净得多，如果“水源论”没错的话，那小马尔堡街的水应该更加致命才对。雪诺继续像侦探一样调查附近居民的患病情况。这一次，他除了调查那些死亡病例的特征，也开始着手分析附近那些没有患病居民的特征，他发现了以下事实：1.离宽街仅180米的一家酿造麦芽啤酒的啤酒厂的工人在这次霍乱中全部没有染病，啤酒厂的老板哈金斯告诉雪诺，由于在啤酒工厂里啤酒是免费的，因此这些工人平时都不喝水而只喝啤酒；2.苏豪区离宽街不远的一个监狱有535名囚犯，也几乎没有霍乱病例，雪诺发现该监狱有自己的水井，同时也从大章克申水厂购买了大量的水，同样没有喝宽街水泵的水；3.雪诺发现了这次死亡案例中有两个离宽街非常遥远的Hampstead的霍乱死亡病例，是一位年长的寡妇和她的侄女，雪诺骑车找到了寡妇的儿子，经过询问，雪诺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原来寡妇曾经住在宽街，她怀念那口井水的味道，以至于她会让仆人每天从宽街用推车给她打一大瓶水，她和她侄女的最后一瓶水都是疫情开始的8月31日从宽街水井罐装的。至此，真相终于在雪诺抽丝剥茧的调查中变得清晰——问题出在那个水泵，雪诺找到了给异鬼痛击的那块的龙晶，而整个过程如推理小说一般。1854年9月7日，雪诺向苏豪区当局报告了自己的研究，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在第二天取下了那个水泵的把手，关闭了那个水泵。奇迹发生了——此后伦敦地区的霍乱疫情便迅速消失。从8月31日第一例霍乱病例爆发到9月7日递交详细的调查报告，仅仅8天时间。07历史总有遗憾和曲折当然，现实的剧情总是要曲折复杂一些，尽管这次疫情被消灭，但人们像簇拥英雄一样给雪诺欢呼的场景并没有出现。伦敦的卫生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雪诺的水传播理论依然有人怀疑；在科学和愚昧的斗争中，理性并不是总能轻而易举地占上风。这时候，一位圣卢克教堂的牧师亨利·怀特黑德成为雪诺的忠实支持者，这在瘴气论占据主流的的教会中非常难得。他也生活在苏豪区，尽管他开始并不相信雪诺的理论，但他对雪诺的工作充满敬意，他利用自己在社区的影响力继续验证雪诺的研究。终于，经历了长达几个月的调查，怀特黑德采访到了一名在苏豪区宽街40号的一名叫路易斯的妇女。这名妇女的一个5个月大的女婴在爆发初期就死于腹泻，这位女婴的去世时间表明她是那波伦敦霍乱的第一个病例。亨利·怀特黑德妇女将洗过婴儿尿布的水倒进了宽街的一个污水池，而这个污水池离宽街的水泵对应的水井仅三英尺，人们挖掘之后发现这个污水池的池壁早已损坏，是这个污水池污染了水井。怀特黑德将他的发现以及对苏豪区卫生状况的调查写了一篇详尽的文章，发表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建设者》（The Builder）上。这时民众才真正相信了雪诺的霍乱水源传播的理论；大众读物上开始刊登关于霍乱源头的漫画。1856年，当布罗姆利的新霍乱爆发时，人们运用雪诺的理论进行了迅速的管控，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至此，雪诺的理论开始深入人心。伦敦政府也开始行动起来了——1859年，在雪诺调查宽街霍乱之后的第五年，伦敦开展了下大规模的下水道改造工程。这个由杰出工程师巴泽尔杰设计的工程历时6年完工，它是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伦敦的污水与饮用水源彻底隔离，被排往泰晤士河出海口，最终汇入大西洋。1865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用著名的鹅颈瓶实验才证实了细菌的存在，形成了第一套细菌疾病理论。人类第一次认识了细菌这个物种。又过了18年，1883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成功发现并分离了霍乱弧菌，完整彻底地证明了水中的霍乱弧菌是霍乱的真实元凶，19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医学奖。罗伯特·科赫至此，雪诺的理论最终大获全胜。然而，历史总是充满着遗憾——1858年6月10 日，雪诺锻炼时中风，六天后便与世长辞，年仅45岁，这距离他画那张著名的死亡地图仅仅过去四年。他并没有活到科赫在水中发现霍乱弧菌的那一天，也没有等到伦敦下水道工程动工的那一天。01约翰·雪诺的遗产雪诺无疑是伟大的。他1854年展开的这次宽街霍乱调查开启了近现代流行病大规模调查的先河，是这个领域开创性、里程碑的工作，在医学界雪诺被公认为“流行病学之父”。他所绘制的“死亡地图”也被后人工人为是“数据可视化”的开端，用简洁、直观的方式开启了那个时代的民智。北大可视化团队做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视化地图今天，在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当科学家们寻找有关流行病的简单答案时，他们有时还会互相问：“这次疫情中的水泵在哪里？”而在更广泛意义上，雪诺对宽街霍乱的研究也是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自那以后，人类充分认识到了公共卫生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清洁的水源和污水梳理系统纳入到了城市的规划议程，下水道成为“城市的良心”。现代伦敦的下水道系统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享受到大都市清洁的水源和成熟的污水处理系统依然要感谢一位叫雪诺的医生在100多年前出生入死的那次无畏调查.....在人类没有对烈性传染病进行有效控制之前，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历着宿命般的模式——“人口增长—传染病爆发—人口增长—传染病爆发”。在19世纪之前，人类单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从来没有超过300万，而今天，日本的东京、印度的孟买早已朝3000万人的规模进发。人口接近3000万的超级大都市——东京雪诺的精神也鼓舞了后人，2010年10月，海地在地震之后霍乱爆发，法国的流行病学家Piarroux以人道主义的身份进入海地进行调查。法国流行病学家——Piarroux2016年出版的《致命河：霍乱和海地地震后的掩盖》一书详细描述了他对海地霍乱防治的调查与贡献。2017年4月，Piarroux被授予“法国骑士勋章”，从某种意义上，Piarroux就是今天的约翰·雪诺。霍乱并没有在地球上消失，人类也继续面临着更多新型传染病的威胁。09伦敦城不会忘记，人类不会忘记今天，如果你到伦敦的苏豪区旅行，依然能够在宽街和剑桥街的拐角处发现一家名叫“John Snow”的酒吧。而在酒吧的对面，一个孤零零的水泵模型安静的竖立在那里，那是伦敦人们纪念这位“伦敦守夜人”的丰碑。这个黑色水泵雕塑似乎在时刻提醒着未来的人们——不要忘记你所拥有的勇气和理性。伦敦苏豪区的John Snow酒吧和水泵雕塑雪诺一生没有结婚，无子嗣，他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甚至不喝酒，只喝煮沸蒸馏过的水。每当灾难肆掠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想起那些曾经为人类生命奋斗过的人所给予我们的勇气和智慧。约翰·雪诺墓

史蒂芬·威廉·霍金是本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剑桥大学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荣获英国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席，这是自然科学史上继牛顿和狄拉克之后荣誉最高的教席。

20世纪70年代他与彭罗斯一道证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他因此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凭一本薄薄的《时间简史》征服了全世界3000万读者。黑洞理论使量子论和热力学在“霍金辐射”中得到完美统一，而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无边界设想的量子宇宙论，解决了困扰科学界几百年的“第一推动”问题。

斯蒂芬·威廉·霍金的研究为今天我们理解黑洞和宇宙本源奠定了基础，不过据他本人指出，他在动画片《辛普森一家》和科幻剧集《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的演出也同样精彩。

霍金在《大设计》中强调，宇宙不需要一个造物主或“上帝”，以“哲学已死”开篇，这意味着人类将从愚昧的自我奴役超脱出来，其否认了纯哲学和宗教可以真正解释自然，这也表明各大宗教只是古代精神世界探索未知，追求不灭解脱的体系，而非客观真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也当奋起直追，不甘落后，这就是为什么世代有识之士追求存在、生命和宇宙的意义。解决这些命题本来应该是哲学家的任务，可惜科学的高度发展使得哲学无法跟上。霍金在《大设计》的开篇中说到“哲学已死”就是这个意思。

霍金希望解开宇宙诞生之时的奥秘，1970年代时，霍金将量子力学应用于解释黑洞现象，在之后的30年中，用量子力学解释整个宇宙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霍金想找到一套可以完美解释整个宇宙现象的理论来说明137亿年诞生直到现在的宇宙，但是多年过去了就算无限接近他仍然没有得出结论。按照他的量子力学理论，宇宙诞生是大爆炸产生的，这是一个被压缩的无限小却具有超大重力的物质（也可以理解成密度无限大）爆炸的产物。量子力学的理论范畴不能够解释这一个过程是如何进行？为什么会这样？霍金说“那必须有一套可以描述小规模重力的理论”。

最新的科学突破是霍金的同事，麦克·格林参与建构的超弦理论，简称为“弦论”，这理论指出所有粒子和自然力量，其实都是在震荡中的像弦一样的微小物体，解决了霍金一直想努力解答的重力问题，这个理论必须建立在宇宙必须有9、10甚至是大于11个的维度中，而人类身处的三维世界可能仅仅是真正的宇宙的其中一个膜……

为数众多的世界各地科学家正在太空和地球做相关的实验来证明弦论以及从实验来证明从而支持霍金的黑洞理论和量子理论。2014年1月24日，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教授再次以其与黑洞有关的理论震惊物理学界，在日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承认，“黑洞是不存在的”，不过“灰洞”的确存在。在这篇名为《黑洞的信息保存与气象预报》的论文中，霍金指出，由于找不到黑洞的边界，因此“黑洞是不存在的”，这是为了解决“防火墙”问题于新理论中设定“黑洞不存在”，其并非真不存在。黑洞的边界又称“视界”，经典黑洞理论认为，黑洞外的物质和辐射可以通过视界进入黑洞内部，而黑洞内的任何物质和辐射均不能穿出视界。

霍金的最新“灰洞”理论认为，物质和能量在被黑洞困住一段时间以后，又会被重新释放到宇宙中。他在论文中承认，自己最初有关视界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光线其实是可以穿越视界的。当光线逃离黑洞核心时，它的运动就像人在跑步机上奔跑一样，慢慢地通过向外辐射而收缩。“经典黑洞理论认为，任何物质和辐射都不能逃离黑洞，而量子力学理论表明，能量和信息是可以从黑洞中逃离出来的。”霍金同时指出，对于这种逃离过程的解释需要一个能够将重力和其他基本力成功融合的理论。在过去近一百年间，物理学界没有人曾试图解释这一过程。

对于霍金的“灰洞”理论，一些科学家表示认可，也有人持怀疑态度。美国卡夫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约瑟夫·波尔钦斯基指出，根据爱因斯坦的重力理论，黑洞的边界是存在的，只是它与宇宙其他部分的区别并不明显。其实，早在2004年霍金就曾做出过类似表示。当年7月21日，霍金在“第17届国际广义相对论和万有引力大会”上指出，黑洞并非如他和其他大多数物理学家以前认为的那样，对其周遭的一切“完全吞噬”，事实上被吸入黑洞深处的物质的某些信息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释放出来。

1973年，霍金称自己通过计算得出结论，黑洞在形成过程中其质量减少的同时，还不断在以能量的形式向外界发出辐射。这就是著名的霍金辐射理论，该理论提到的黑洞辐射中并不包括黑洞内部物质的任何信息，一旦这个黑洞浓缩并蒸发消失后，其中的所有信息就都随之消失了，这便是所谓的“黑洞悖论”。这种说法与量子力学的相关理论出现相互矛盾之处。因为现代量子物理学认定这种物质信息是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的。

30多年来，霍金试图以各种推测来解释这一自相矛盾的观点。霍金曾表示，黑洞中量子运动是一种特殊情况，由于黑洞中的引力非常强烈，量子力学在此时已经不再适用了。霍金的这种说法并没有让科学界众多持怀疑态度学者信服。现在看来，霍金终于给了这个当年自相矛盾的观点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答案。霍金称，黑洞从来都不会完全关闭自身——霍金辐射，它们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逐步向外界辐射出越来越多的热量，随后黑洞将最终开放自己并释放出其中包含的物质信息。

2016年8月16日，海法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教授杰夫斯坦豪尔在出版的《自然物理学》杂志中一篇论文上证明了霍金辐射的量子效应。他制造一种声音黑洞而非光黑洞，使用的是带声音粒子即声子“视界”的长管。2014年斯坦豪尔教授发现，视界上随机产生了声子。在他最新的结果中，斯坦豪尔证明这些声子是一对相关声子中的一个，从而证明了霍金辐射的量子效应。

物理学家介绍——霍金1942年1月8日，霍金出生于英国牛津。这一天正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300年前阖然长逝的日子。伽利略是最先提出了惯性定律原理（一切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都会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的人，后来牛顿系统地归纳了这个定律（因此后人也叫它“牛顿第一定律”），使之成为一切力学定律的基石。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霍金的成就与这几位前辈相比又如何呢？他有资格跻身科学名人堂吗？让我们从他在学术界的第一次亮相看起：1970年，28岁的霍金和彭罗斯（R. Penrose）合作，证明了“奇点定理”：在一定条件下，按照广义相对论，宇宙大爆炸必然从一个“奇点”开始。为此，他们共同获得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霍金的贡献——对黑洞性质的研究和提出量子引力论——论重要程度虽赶不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两个相对论，但是足以为他在科学名人堂中留下一席之地。尤其是他的量子引力论，整合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领域，自成体系，使他能与创立分子生物学（生物学与量子力学的成功结合）的科学家平起平坐。在霍金之前，所有的宇宙理论都以广义相对论为基础，但是只有霍金发现并证明了广义相对论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理论，它不能告诉我们宇宙起源的细节。因为根据广义相对论得出的结论，所有的物理理论（包括它自己在内）都将在宇宙的开端处失效。显然，广义相对论只是一个不完全的“部分”理论，所以奇点定理真正所显示的是，在极早期宇宙中有过一个时刻，那时宇宙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考虑用20世纪另一个伟大的“部分”理论——专门描述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来研究它。霍金和他的搭档被迫从对极其巨大范围的理论研究转到对极其微小范围的理论研究。恰好有这样一种可能存在的微型天体可作为研究对象。正如霍金后来回忆的：“研究黑洞的性质，有助于我们同时理解大爆炸奇点，因为他们之间实在是太相似了。”于是他开始潜心研究黑洞问题。【名词解释黑洞：一颗内部燃烧尽了的大质量恒星由于自身的重力作用，外壳不断向中心坍塌缩小，最后就会形成致密的黑洞。黑洞是宇宙中的实体微粒，它们的体积趋向于零，而密度（密度＝质量÷体积）几乎是无穷大，由于具有强大的引力，物体只要靠近这个微粒，就会被强大的引力吸住，连每秒传播30万千米的光也不能幸免。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信号能够从黑洞的作用范围内传出，这个作用范围的界限被称为“视界”，人类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对于观测者来说，那就是漆黑一片——这也是黑洞名字的由来。】1971年，霍金指出，宇宙大爆炸时间可能产生像质子那么小（半径10-13厘米）的重约十亿吨的“太初黑洞”，它们的寿命大约和宇宙年龄相同。1973年霍金、卡特尔（B. Carter）等人严格证明了“黑洞无毛定理”：“无论什么样的黑洞，其最终性质仅由几个物理量（质量、角动量、电荷）惟一确定”。即当黑洞形成之后，只剩下这三个不能变为电磁辐射的守恒量，其他一切信息（“毛发”）都丧失了。“黑洞”的命名者惠勒（J.A. Wheeler）戏称这特性为“黑洞无毛”。华裔著名物理学家介绍吴有训吴有训先生于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受教于留美归来的胡刚复博士。在胡先生的指导下，吴有训在国内即对X射线有了一定的了解。1921年以优异成绩获得赴美留学机会。该年底吴有训赴美，1922年初进入芝加哥大学。其时，著名物理学家A•H•康普顿正以访问学者身份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1923年他正式成为该校教授，该年5月康普顿发表了解释X射线被石墨散射后频率改变现象（后称康普顿效应）的论文。当时也研究这一现象的美国物理界一位重要人物杜安已有所谓“箱子效应”和“三次辐射”的理论，因此他极力反对康普顿的工作。吴有训先后以十几种元素为散射物质进一步做了大量深入研究，通过精心设计实验方案以无法辩驳的事实对康普顿的理论给予了极大支持。这些成果得到了国际物理界的关注和承认。相关数据被一些国际著作引用。吴先生1926年获博士学位。国外有的物理教科书，因尊重吴先生的工作而将康普顿效应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严济慈严先生1923年赴法国留学，1927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880年著名物理学家比埃尔•居里发现了晶体的压电效应，但压电效应的定量数据的获得，是严先生深入研究并精确测量给出的。严济慈的导师是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他是居里夫妇的好朋友。玛丽•居里夫人对严先生的研究非常支持，并把四十年前居里用过的石英晶体样品借给了严济慈。著名的物理学家朗之万对严济慈也非常赏识，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严先生在大量实验基础上，总结出了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及其反效应具有各向异性、饱和现象以及瞬时性等特性，扩充发展了居里的理论。1927年法布里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就职仪式上他宣读了他的得意弟子---严济慈的博士论文。1931年严先生回国。1935年与著名物理学家F•约里奥—居里及卡皮察同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赵忠尧赵忠尧先生1927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受教于1923年诺贝尔奖得主密里根，1930年获博士学位。1979年丁肇中在西德同步幅射中心“佩特拉”加速器落成典礼时，向十多个国家上百名科学家这样介绍赵忠尧：“这位是正负电子产生和湮灭的最早发现者，没有他的发现，就没有现在正负电子对撞机”这是指赵先生在研究密里根给出的第二个课题（第一个课题被赵先生拒绝了）“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时，测量到了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现象。所谓反常就是与当时比较公认的克莱因---仁科公式有很大出入，即只有在轻元素上的散射才符合而在通过重元素时相差很大，如当硬γ射线被铅散射时吸收系数比公式结果大了约40%。由于密里根相信克莱因---仁科公式的结果，而对赵先生的结果不甚相信，以至将论文搁置了2个多月。后来由于鲍文教授十分了解赵先生的工作，向密里根作了保证，文章才于1930年5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发表。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赵忠尧发现γ射线被铅散射时，除康普顿散射外，伴随着反常吸收还有一种特殊的光辐射出现。由于当时所用的方法不能显示详细的机制，只能断定这两种现象不是由于核外壳层电子而是由于原子核所引起的。事实上，反常吸收是由γ射线在原子核周围产生正负电子对而减少的结果，而特殊辐射就是一个正电子和一个负电子碰撞湮没而产生二个（或二个以上）光子的湮没辐射。王淦昌丁肇中先生说过：“中国老一辈物理学家能留名学史上的有赵忠尧和王淦昌先生等。”王先生1930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师从迈特纳，他先后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有幸听过玻恩、米泽斯、海特勒、诺特海姆、弗兰克、薛定谔以及德拜等人的课。1933年26岁的王先生完成博士论文《ThB+C+C11的β谱》，年底由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玻登斯坦以及迈特纳等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审查并通过了王淦昌的博士论文。1934年1月王淦昌参观了卡文迪许实验室，拜会了卢瑟福、查得威克等物理学家。1934年4月回国。王先生的科学贡献主要有：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利用宇宙线研究了μ介子衰变特性；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获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王先生参与了我国两弹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钱学森钱学森(1911—)，中国科学家，火箭专家，1911年12月1日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来到北京，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钱学森1935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当时美国唯独加州理工学院有一所空气动力学实验室，主任是匈牙利著名学者冯•卡门（也译为冯•卡曼）。冯•卡门早年也是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是麦克斯•玻恩的好朋友及合作伙伴之一。后来，卡门专门研究流体动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成为在这两方面极富盛名的权威。1936年秋，钱先生慕名到加州访问卡门。卡门对钱学森敏捷而又富于智慧的思维非常欣赏，建议钱学森到他这里来读博士学位。从此钱学森在卡门指导下专攻高速空气动力学。中国学生赢得了卡门的特殊感情，除钱先生外，他还培养出了林家翘、钱伟长及郭永怀等中国著名数学家、科学家。他常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匈牙利，一个是中国”。在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1933－1945年间在《航空科学》、《应用力学》等杂志发表8篇论文，推出了卡门---钱学森公式，提出了跨声速流动相似律等许多开创性工作。1945年卡门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团长，授少将军衔，钱学森任顾问团火箭组组长，上校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空军当局高度评价钱学森的工作，认为他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卡门更是器重他的得意门生，称他为火箭方面最得力的专家。钱学森几经磨难1955年才得以回国，为新中国火箭、导弹以及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1991年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钱三强钱三强(1913—1992)，中国实验物理学家，浙江省吴兴县。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毕业。1937年赴法国留学，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下，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2年底赴里昂等待乘船回国，由于太平洋航线中断，他滞留里昂大学任教，1944年和1947年起先后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奖金。1948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和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历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计划局副局长、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1956—1978年任副秘书长、1958年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78—1984年任副院长；1955年受聘为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现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特邀顾问。1956—1978年还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1年起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82年被选为理事长。1978年被遴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92年6月28日0时28分于北京病逝，终年79岁。钱三强1948年回国后培养了一批从事研究原子核科学的人材，建立起中国研究原子核科学的基地。1955年起参加了原子能事业的建立和组织工作，将近代物理所改建为原子能研究所，领导并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以及有关科技工作的开展，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计划和学术领导都做出了贡献。1937年，钱三强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留法公费生。夏到达巴黎，当时正在法国参加会议的严济慈亲自将他介绍给了伊莱娜•居里。伊莱娜•居里和约里奥•居里人称“小居里夫妇”。钱三强进入居里实验室后，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有机会就帮助别人，目的是想多学一点实验本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钱三强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各人各干各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才行。”就这样东问西问两年多的实验室工作使钱三强增加了丰富的知识和实际技能。1939年希特勒军队占领法国，钱三强随同事想逃难，但未能成功。这时他的公费留学费用中断了，回国不能，留下又没有生计。在钱三强最困难的时候，当时不肯离开法国的约里奥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既然是这样，那还是想法留下吧，只要我们自己能活下去，实验室还开着，就总能设法给你安排”。1943钱三强回到了巴黎继续在居里实验室做研究工作,直到回国。钱三强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凭他的卓越贡献已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1946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核乳胶研究铀裂变，发现了著名的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荣获法国科学院享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约里奥曾说：“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核物理界一个重要工作。”1947年钱三强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一职。1948年钱三强回国时小居里夫妇给他写的评语中说：“他对科学事业的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最为优秀。......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用的各种品德。”彭桓武在《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一书中玻恩提到：“在我的学生中有四个很有才华的中国人；其中之一是黄昆...”，另外三人是彭桓武、程开甲和杨立铭。彭桓武1915年生于吉林长春市，1938年秋赴英在爱丁堡大学随玻恩学习，194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947年底回国。玻恩在他的著作《我的一生》中回忆说：“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桓武）。他天赋出众...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个理论问题上出了一个错，错误找出来后，他非常沮丧，以致决定放弃科学研究，代之以为中国人民撰写一部大《科学百科全书》，包括西方所有重要的发现和技术方法。当我说到我以为这对单个人来说是个太大的任务时，他回答道，一个中国人能做10个欧洲人的工作。...他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薛定谔高级研究院的教授，作为亥特勒（W.Heitler）的继任，...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几年以后他决定回中国，在走以前他来看望我们并和我们（指玻恩一家，本文作者注）一路到苏格兰西北高地的尤拉浦尔去，我们在那里度假。...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几天。然后他离开了我们再没见过他，他也没写信来。”玻恩说：“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外是很单纯的，外表象一个壮实的农民。”从玻恩的字里行间渗透出他对这位倔强的中国北方小伙子的喜爱欣赏与想念。彭先生在英国时与亥特勒合作做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并由于在理论物理方面的贡献1945年与玻恩分享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支杜加尔---布列斯班奖。回国后继续进行核物理研究，对分子结构提出了以电子键波函数为基础的计算方法。1956－1957年在他的领导下邓稼先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合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为中国核物理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彭先生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杨振宁杨振宁(1922—)，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今合肥市)。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吴大猷指导下完成学士论文，1942年毕业后即入研究院深造，在王竹溪指导下研究统计物理学。1945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受E•费米熏陶，在导师E•特勒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8—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教员，1948—1955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5—1966年任该所教授，196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爱因斯坦物理学讲座教授，并任新创办的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美国总统授予他1985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章。1948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授予杨振宁名誉教授授证书。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邓稼先邓稼先(1924—1986)，中国核物理学家，1924年6月25日生于安徽怀宁，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其父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平，16岁随其姐来到四川江津念完高中。1941—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返北平，应聘于北大物理系任教。1948年到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念研究生，被选入“留美科协”总会干事会。新中国的诞生促使他决心尽早回到祖国。1950年8月，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冲破重重险阻登上了回国轮船。1950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后历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是我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委员。1985年7月患直肠癌，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86年7月29日卒于北京，终年62岁。李政道李政道(1926—)，理论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44年因翻车受伤停学。1945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1946年受他的老师吴大猷的推荐，得国家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开始在费米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该校天文学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君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讲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是：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γ”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丁肇中丁肇中(1936—)，实验物理学家。祖籍山东日照。1956年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在物理系和数学系学习，1960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63年，他获得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工作。1964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65年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师。1967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系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高能实验粒子物理学，包括量子电动力学、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的研究。他所领导的马克•杰实验组先后在几个国际实验中心工作。由于丁肇中对物理学的贡献，他在1976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发现J/Ψ粒子)，并被美国政府授予洛仑兹奖，1988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特卡斯佩里科学奖。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前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巴基斯坦科学院院士。他曾被密歇根大学(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意大利波洛格那大学(1988年) 和哥伦比亚大学(1990年)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他是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曾获得过许多奖章，如1977年获美国工程科学学会的埃林金奖章，1988年获意大利陶尔米纳市的金豹优秀奖及意大利布雷西亚市的科学金质奖章。他也是《原子核物理B(Nuclear Physics B)》、《核仪器方法(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和《数学模型(Mathem atical Modeling)》等科学期刊的编委。

近代英国宿命论文发表

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英国也不例外，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辉煌的历史造就了英国特有的岛国文化。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英国文化的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英国贵族文化在英国近代小说中的体现

英国贵族文化能够与时俱进地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变化不断创新是其经久不衰、焕发生命活力的真谛。作为英国文化的一部分，英国贵族文化有其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特征。在英国受这种贵族文化的影响，社会精英分子，通过努力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和人文修养，跻身更高的社会阶层，有效地激发了英国人民的进步要求，这让整个英国社会充满了进步、活力和正能量;同时，随着近代文化活动的丰富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英国贵族阶级参与文化的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对整个英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

一、英国贵族概念

英国贵族起源于盎格鲁·萨克逊时代，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从概念上讲英国贵族具有广义贵族和狭义贵族之分。广义贵族讲的是杰出的、优秀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精英分子，而狭义贵族讲的是愿意服兵役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或者引申为道德素质、个人品质高尚的人。这只是字面的理解，而事实上，英国贵族文化存在着严格的阶级等级制度，贵族往往指的是军队、政治、经济等领域取得成就的人，依然是以成败论英雄;另外，贵族一部分来自于世袭，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赏赐，或者在战争中立过功的武士。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英国贵族的结构也与时俱进地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15、16世纪，随着英国资本家的崛起，掌握社会资本的非贵族或者说社会底层人士，逐步上升到贵族阶级，这引起了贵族结构的深刻变革。在国内研究英国贵族的文献资料中，陈晓律先生和钱承旦先生做了比较准确科学的定义，其书《英国文化模式溯源》认为，英国贵族就是一个群体集团，最初使用的词汇是“Nobility”，以后逐渐被“Aristocracy”替代。总的来讲英国贵族是指一个统治阶级，一个社会等级，一批统治者或领导者。

二、英国贵族文化和文学作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分析考察了多种文化定义，然后他们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而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记忆功能很好地反应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发展模式和特征。而英国贵族文化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反映，也是一个促使人民追求向上进步的文化，那么，通过分析英国贵族文化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从文学作品中提炼英国贵族文化的内涵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国贵族文化在近代文学作品中以崭新的形象和角色出现，英国贵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发展进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文艺复兴在英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文艺复兴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宗教文化在英国文化历史中的地位，宗教对文化不再有绝对的控制权，起不到文化导向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对文化发展和传承的影响有了质的飞跃。

其次，教育的发展改变了英国贵族的集团属性。知识分子的崛起有效地冲击了英国贵族集团的构成，打破了以宗教为核心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和管理精英。这一新生知识分子群里与贵族的内在联系，对英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影响。

再次，英国贵族阶层是整个英国政治、经济、权力的中心，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文学作品形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决定了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学作品形式。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从经济、政治、权力各个方面受制于英国贵族，没有独立的发展创作空间。英国贵族涉足文化产业和文学作品的目的与所有的统治者一样，是寄希望服务于政治的。这就导致文学作品往往会反映出对英国贵族的推崇和赞赏，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其社会威望。文学作品是具有传承意义的文化传播媒介，其所涉及的贵族文化和形象能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最后，文学作品要取得长足发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必须要受到贵族的庇护，以免收到宗教的迫害;另外在经济上同样要得到一定的支持，如果没有贵族的庇护，那么文学作品就很难出版发行，再好的作品也到不了读者的手里。

总之，近代以小说为主的英国文学作品，摆脱了宗教文化的束缚，开始在贵族阶层找到了发展的土壤，也对英国贵族文化的发展和宣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英国近代小说反映出的英国贵族文化特点

(一)英国贵族阶层注重财产积累，着力土地收购

经济基础是保持英国贵族地位的前提，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土地资产的价值和意义在整个社会资产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价值，更主要的是土地是贵族实现财富积累，榨取更多财富的工具。当时，英国工业发展水平还没有形成规模，不能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贵族只能依靠土地来奠定其经济基础，因此，不断地扩大土地占有规模是贵族阶层的一项基本财富积累手段，这也是贵族家族世袭的原因，当时土地的继承性和贵族的世袭制一脉相承。这可以在英国著名的文学作品《傲慢与偏见》和《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得到很好的验证，找到其贵族文化的影子。在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彬格莱先生选择了在乡下安家，虽然他是个继承了十万英镑的“富N代”，但是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原来的家奢侈地生活，而是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在乡下购置土地，这就反映了在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下，现金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有了土地才能更好地可持续发展，贵族基业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而亨利·菲尔丁在他的作品《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讲述了魏斯顿先生为了实现土地规模的扩大，最终答应了女儿苏菲亚与一个私生子的婚事。这足以体现出土地资产的重要性。以上两例充分反映了当时英国贵族阶层注重财产积累，并着力收购土地资产的状况。

(二)英国贵族阶层有很强的血统和门第观念

英国贵族非常重视自身血统的高贵，当时社会血统的纯真和门第的高贵，在整个贵族阶层受到很高的重视，甚至说血统和门第高于一切，这种现象至今仍然有所保留。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自身的优越感，更有别人的尊重和与众不同的待遇。同样的一个家族仅仅是因为一时财富的大量积累，但由于血统和门第的问题是不受贵族尊重和重视的。英国的贵族往往以家族自称，每个家族又以其姓氏作为标志，因此，追求和寻找与贵族家族的血缘关系在英国当时的社会非常普遍。哈代在他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写到，约翰·德伯得知他是古老的贵族世家德伯氏的后裔时乐得手舞足蹈。他甚至让十七岁的女儿苔丝，去追根溯源到当地一个有钱人家认本家，从而换来经济上的资助以摆脱经济困境。可实际上，这所谓的有钱人只是一个靠放高利贷发家的暴发户，和这古老的英国贵族没有一点关系，正像书中所发的感慨那样：“诺曼的血统，没有维多利亚王朝的财富作辅助，又算得了什么!”这反映出英国当时的平民很希望通过血统来实现身份地位的攀升。穷人如此，贵族更需要血统为他们赢得社会的尊重与虚荣。

(三)英国贵族注重贵族气质的传承和教育

英国贵族的成功并不只是外表表现出来的高贵，他们对自身素质的培养和传承也非常重视。他们深知这对整个家族传承和发展的意义，因此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会投入很大的力度。他们往往追求贵族的修养和品味，在他们心目中，文学、艺术、哲学、诗歌等是一个贵族必备的素质。这也是贵族在一起讨论的主要话题。在著名作品《傲慢与偏见》中年轻一代的达西则是一个十足的“绅士”;小说《爱玛》中的女主人公爱玛也真实地反映了英国贵族对子女的培养和贵族特征的传承;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之所以收人爱戴和尊重也是因为其自身的贵族特征。

贵族文化是英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从文化发展的起源、传承还是与时俱进的创新，都在整个英国古老的文化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代作为英国贵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贵族群体的构成发生比较深刻的变化，贵族文化的传播也借助文学作品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和发展，我们再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尤其是英国近代小说，能够挖掘到英国贵族阶层注重财产积累，着力土地收购;有很强的血统和门第观念以及注重贵族气质的传承和教育的特征。

浅谈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与特征

摘要：当代英国文学是英国历史中具有耀眼光芒的文化明珠，随着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民主运动的兴起，在英国文坛也逐渐形成了多种文学创作风格，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了当代英国文学领域的主流创作风格，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本文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特点与表现形式出发，对当代的英国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当代英国文学文学创作风格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特点表现形式

引言

在人类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学成为了人们记录文化的语言工具，并且随着人类的发展历史进程，逐渐由稚嫩转变为成熟。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记录了不同的时代，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当代英国文学也符合这一客观规律，通过文字来记录英国当时社会变迁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由于当代英国政治经济矛盾加深，因此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走向，许多作品贴近现实，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随着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民主运动的兴起，在英国文坛也逐渐形成了多种文学创作风格，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英国文学领域的主流创作风格，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对当时的社会变迁有着真实生动地描写，并且建立起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本文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特点与表现形式出发，对当代的英国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概述

在欧洲文学体系中，英国文学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最开始的时候，英国文学只是口头上的叙述，而不是呈现到书面上的。在随着故事曲目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发展与完善，最后作家才开始进行创作。英国文学有自己固有的发展规律，并且用坚定不移的信念进入到新的时期。

第一，英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发展就是来自戏剧的创作，随着当时爱尔兰民族的革命运动，打破了英国文学传统的僵持局面，让英国的戏剧文学得以发展。当时的创作者结合欧洲古典戏剧的因素来进行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在英国早期的戏剧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英国，戏剧发展的高潮是50年代后期，代表作品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这些文学作品能够用有限的人物对话与情境来体现出当代英国社会的真实生活状况，而搭配英国优秀的演员演出更加能够突出英国戏剧创作的内涵。

第二，英国小说主要展现为战争小说，这是由于英国参与到两次世界大战，并且给人民的创伤是巨大的，因此产生了层出不穷的创伤文学。随着新时期的发展，英国以现实主义文学模式为主，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强有力的语言，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第三，英国的诗歌出现也在英国文学中占有不可小觑的地位，尤其在当代的英国诗歌中，以多元化的韵律而著称，并且融合了其他国家的文化，这一时期的英国诗歌对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著名史诗剧《列王》、《荒原》等，都是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不只是融入了作者主观的情绪，并且对历史与人生也有深刻的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诗人们创造的诗歌也开始变得质朴起来，用简洁的语言表现出人们内心的情感，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派别。可以说，诗歌也是英国文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继续在当代英国文学中闪光。

二当代英国文学主要派别分析

1 英国当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在19世纪产生的英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对整个文坛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派别就是宪章派文学，对于英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学派别是为了与宪章运动配合，进而配合英国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所以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宣传性的精神，一般在工人阶级的集会中创办刊物与创作诗歌散文等。一般英国的宪章派的文学作品是为了服务于宪章运动的，所以这时候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并没有较深的内涵，但是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依然代表了英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类别走向了当代英国文学创作的高峰。

英国当代的宪章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带领英国无产阶级进行宪章派运动的灵魂人物――爱内斯特，他经常去参加一些无产阶级的工人集会，并且大量地发表演讲，他不断表达出无产阶级的工人在资本家压迫下的艰苦生活，去要求政府给无产阶级的工人更多的福利。通过不断融合了在宪章运动中的感悟与经验，爱内斯特把深入群众挖掘出来的文学素材用来创作文学作品，并且有了不俗的成绩。例如，著名的诗歌集《未来之歌》，“在未来的日子里，降临了的希望，将不义在公理面前折腰。我们要鼓起来一点勇气，兄弟们!把那个明天变成了今朝!”这部诗歌集也成了当代无产阶级文学体系中重要的作品之一。

2 英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最辉煌的成就是当代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在当代英国文学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当代欧洲文学中也具有显赫的地位。

(1)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背景

在当代，英国不管是经济发展方面，亦或是政治制度方面，以及人们的文化思维意识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变化。而这种整体上的变化是当代社会思想的核心，也是现代社会价值观念产生的源头，它让英国成为了称霸全世界的工业领袖。

由于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艺术文化领域产生了启蒙思想，并且在英国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传播效果，而这种启蒙思想是来自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是反对当时英国封建制度的主要思想联盟。在19世纪之后，随着当时英国自有资本主义派别的建立，也标志了当时英国启蒙革命运动进入到高潮阶段。而在英国启蒙运动中，英国学者也在启蒙运动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他们宣传的思想对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有着巨大的作用。当代英国文学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汲取丰厚的养料，并且在变革的背景中去探寻文学创作的灵感，实现了在启蒙主义的巨大影响下的文学跨越。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英国当代社会变革，也就没有当代的英国文学如此难以逾越的地位，并且也不会出现轰动世人的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是当时社会矛盾出现后产生的。这种文学创作派别呼吁要用文学来关注设计现实与群众，并且密切关注人们精神的变化与保护他们。

(2)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分析

从整体上来说，19世纪的英国文学，除了少部分的无产阶级的小说之外，主要的创作潮流就是现实主义小说，并且占有主要的地位，掌控着英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风格主要是以描写社会生活为主，并且关注到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现状，从小人物的生活困境来直接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这成为了英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

从具体上来说，当代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创作潮流分成了三方面的特点：第一，作品细节的真实性，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内涵讲求的是真实性，因此需要对细节进行真实地描写与还原，要用具体的文字与思想内涵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并且用真实的形象与细节的描绘来感染读者，让许多读者在观看之后感觉身临其境。例如，萨克雷创作的《名利场》，是当时著名的讽刺性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将当时社会中群众追求名利、权势、利禄的真实景象还原，批判了这些浮夸的事物是相连相通的。第二，刻画小说形象的典型性，当代英国现实主义小说通常会用典型的描绘方式，对于现实中积累的资料进行整理与概括，揭露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其中，这些本质上有对于英国现实社会的不满，也有对高尚的精神品质的宣扬。可以说，这种典型性的特征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核心，并且会与自然主义区分开来，使得现实主义的英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性格，不会显得单一做作，而是真实地记录了生活。第三，对于描写方法的客观性，现实主义文学的情节中会自然地表现出文学创作者的真实情感，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这种客观性能够加深创作者的思维表现力，让故事情节更加深入与富有表现力，可以体会到文学作品之外的内涵。《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著称于世的“威塞克斯系列”中的一部力作，通过第三视角塑造了一个纯洁的女人的生活，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当时女性处于底层社会现实的态度。

三当代英国文学的整体特征与表达形式

1 复杂多变的形式

纵观当代英国文学可以发现它具有其他文学不同的特征，有着复杂多变的特点。英国文学在创作形式上与传统的英国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差异。19世纪之后的英国当代文学，在多数作品中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距。而同一时期，苏格兰等地区的诗歌文学开始争奇斗艳，让英国文学出现了靓丽的风景线，而这一时期的诗歌文学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并且展现出诗歌的魅力。另外，这一时期的戏剧文学也开始有了很好的发展，语言更加简练精湛。之所以能够受到众多观众的青睐，是由于英国戏剧文学符合当代文学发展的潮流，是当代英国文学不断发展与改革的里程碑意义的标志。并且，当代英国的小说也开始迅速发展，给整个世界文坛带来的撼动远远超过了诗歌与戏剧，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震撼。饱满真实的内容与生动的情节，在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代英国小说不但能够符合这一时期的客观要求，还具有多变的内容让读者深爱不已。

2 与当时社会现状相融合

当代的英国文学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代表，创作风格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并且女性形象与文化在当代英国文学中很好地体现出来，也成为当代英国文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女性文学创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以自身的视角来观察到现代社会女性要承担的责任，并且增强了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以平等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与情感。例如，多丽丝?莱辛创作的《金色笔记》《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等作品都展现出当代英国女性特征，并且借助文学作品来争取到女性的现代社会的主体地位。

结语

可以说，当代英国文学领域有着丰富的作品，并且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下形成了众多类型，让当代文学形成了艺术形式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景象。在另一方面，文学与哲学同时结合，让两者得到了相互的促进与进步，进而产生出哲学与文学相融合的创作方式，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巨大价值。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英国文学的发展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尤其是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都展现出自身的优势与作用，体现出巨大的文化与社会价值。而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创作者更要展现出文学作品的时代特征与责任，将正确的价值观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才能够体现出文学作品的真正涵义，让当代英国文学站立在世界文坛的巅峰。

参考文献：

[1] 任树怀、孙桂春：《信息共享空间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与启示》，《大学图书馆学报》，2006年第3期。

[2] 欧阳美和、王传举：《试论英国文学中女性文化主体地位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3] 曹永：《我的思绪像一匹野马――曹永就几个问题的答卷》，《山花》，2010年第2期。

[4] 赵博、聂青：《当下文学创作的异化现象和美》，《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2010年第1期。

[5] 朱利民：《西方理论中国化的步伐：进化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6] 张放放：《〈红色英勇勋章〉中英雄典型弗莱明的心理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5期。

[7] 陈秋玲：《我国近年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统计分析》，《文教资料》，2010年第34期。

[8] 李纲、刘剑锋：《近五年来我国英国文学研究述评》，《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9] 陆遥：《对话中的深度悲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看苏里科夫的历史画》，《中外文化交流》，2007年第1期。

[10] 张帆：《克里斯塔?沃尔夫对浪漫主义女性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在英国，有一个年轻人叫艾萨克牛顿，他是研究物理学的。牛顿非常善于思考，经常深入思考一些非常平常的现象。

一天，他正坐在一棵苹果树下休息，这时一个熟苹果掉了下来，砸在了他的头上。当牛顿碰到他受伤的地方时，他想到了一个问题：当他把球抛向空中时，为什么球不总是上升，却总是下降？

牛顿拿起苹果，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有没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起作用，把苹果拖到地上？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牛顿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导出了一个公式，即万有引力定律。

他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个物体都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来吸引其他物体。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更吸引人。我们生活的地球比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要大和重得多。所以所有向上扔的物体最终都会掉到地上。这是地球引力作用的结果。

牛顿的发现不仅可以解释地球上的物理现象，而且可以解释宇宙与天体之间的现象。在地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行星，如太阳、月亮、火星和木星，它们都被引力所吸引，所以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

正是这种引力将它们固定在各自的位置，这样，尽管它们在同一个天空下移动，但不会发生碰撞。

小苹果给了牛顿很大的灵感。其实，同样的现象在别人眼里早已司空见惯，但别人都不把它当成一回事。只有牛顿通过自己的思考找到了万有引力定律。

扩展资料

牛顿苹果树是因英国科学巨匠牛顿因苹果从树上坠落而产生有关万有引力的灵感，这株苹果树也因此而声名大振，被视为科学探索精神的象征。其实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个传奇故事。株使牛顿领悟到万有引力定律的苹果树也因此声名大振，更被视为科学探索精神的象征。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是英国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其研究领域包括了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神学、自然哲学和炼金术。

牛顿的主要贡献有发明了微积分，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经典力学，设计并实际制造了第一架反射式望远镜等等，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为了纪念牛顿在经典力学方面的杰出成就，“牛顿”后来成为衡量力的大小的物理单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牛顿苹果树

近代英国宿命论文发表时间

论文发表时间是指文章见刊时间。

首先如果论文发表纯属作者个人爱好，那么发表时间就是文章见刊时间。但是如果论文发表是用来评职称晋升的，就需要特别注意一下了，职称论文的发表是以论文被检索为标准的，并不单单是见刊，要见刊并且被检索才行，因此要区分不同的论文来看。

评职称论文发表注意事项：

1、要明确发表那种级别的期刊才可以顺利评过职称，省级以上的、或者要国家级的、核心期刊等。最好是询问你们单位管理职称的部门，评定相应级别的职称是需要发那种级别的期刊。

2、明确职称评定时间。这一点非常重要，写作论文，发表论文前，一定要了解明确职称评定时间，早做准备，因为一般论文发表的时间为3个月左右，长的则半年甚至一年，而职称评定时，有的要求必须通过数据库检索到，论文发表出刊后，几个数据库一般2个月后才能收录进去，因此，还有考虑2个月的收录时间。

【答案】：D解析：视觉暂留也称余晖效应，是1824年由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皮特最先提出。1824年，英国著名的百科全书作者彼得·马克·罗吉特（PeterMarkRoget）发表相关论文，标志着视觉暂留理论的形成。

1900年8月爱因斯坦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12月完成论文《由毛细管现象得到的推论》，次年发表在莱比锡《物理学杂志》上并入瑞士籍。 1901年3月21日，取得瑞士国籍。在这一年5－7月完成电势差的热力学理论的论文。 1904年9月，由专利局的试用人员转为正式三级技术员。 1905年3月，发展量子论，提出光量子假说，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4月向苏黎世大学提出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取得博士学位。5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独立而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性原理，开创物理学的新纪元。 1906年4月，晋升为专利局二级技术员。11月完成固体比热的论文，这是关于固体的量子论的第一篇论文。 1908年10月兼任伯尔尼大学编外讲师。1910年10月，完成关于临界乳光的论文1915年11月，提出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完整形式，并且成功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运动。爱因斯坦1916年3月，完成总结性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5月提出宇宙空间有限无界的假说。8月完成《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总结量子论的发展，提出受激辐射理论。

辛亥革命与近代论文发表

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四、权利制衡思想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3]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主力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为了消弭革命力量，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 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利。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与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神马？我不晓得。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望采纳谢谢

中国近代史论文发表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为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关键字：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出路历史必然性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一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1.1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1.2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1.3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留学教育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第二章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1.1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1.2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3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三章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1.1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1.2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第四章结论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中国近代史论文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第一节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史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1．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背景和主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因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评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2．地主阶级洋务派背景和主张：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结果：由于外国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评价：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3．农民阶级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结果：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评价：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4．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5．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6．资产阶级激进派背景：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启示三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无产阶级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29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启示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理论的武装下，在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得以真正实现。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 “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震灾中的每一位幸存者，切实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关怀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态度。结语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