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发表史学论文
（1）以铁制农具和犁耕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应用于生产，把农业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西周封建制土崩瓦解，转为皇权—官僚集团的中央集权制；思想领域伴以诸子百家争鸣。（5分）（2）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空前团结，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割据的历史，开始了新纪元。（6分） 略
1901年，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激烈批评。他认为，传统史学与国家，人民的事业毫无关系，不过充当了帝王的“政治教科书”；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虽然发达，但国民却未能从中受到教益。他呼吁进行一场“史界革命”，倡议建立新史学，重写中国史。梁启超的这两篇文章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对当时的史学变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史学在历史观念，治史目的，对象等方面，都与传统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新史学持历史进化论观点，区别于传统史学复古，循环的观念；新史学以国民群体为历史重心，区别于传统史学以皇族王朝为历史中心；新史学以以全体国民为读者对象，区别于传统史学为帝王个人提供借鉴。总之，新史学的宗旨是为全体国民写史，写全体国民的历史。
梁启超发表的论文
《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
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
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
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文字语言特点是高度凝练、概括，气势宏大，感情饱满。文章多为四字一句，而且押韵，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大量地引用了典故，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
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
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扩展资料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
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少年中国说
我们从何而来，大概是每个人都会思索的疑问。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
“中国”从何而来？
这看起来是个非常易于回答的问题，“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而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国”的缩写依然是中国，因此我们理所应当的会使用“中国”来自称了。
但问题是，在一开始我们为什么会采用“中华”冠于民国之前呢？
其实中国的概念起源非常早，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之中，就已经提到了“中国”。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但这里的“中国”其实是中原的意思。“宅兹中国”，就是住在中原。
而我们如今所理解的“中国”，其实是起源于梁启超之笔。
01
在近代以前，我们是没有“民族”的概念的，直到1899年，梁启超才从日本引进了“民族”的概念。
两年后，也就是1901年，梁启超发表论文《中国史叙论》，在这里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在这一文中，梁启超第一次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内涵及概念，“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从“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由梁启超所创作的“中华民族”一词，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对于提升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提振民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内聚性”，这种民族性格的形成，和中国文人的热情创作不无关系。
那么说回正文，创造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是何许人也？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邀人写一篇贺词，辗转找到了一位当世名流，并报价20万白银。该人随即回复“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让我写可以，还请斩我首级，在下去九泉之下纵笔狂歌，但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休想让我写出一个“吾皇万岁”来。
20万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一年的工资约为3000元上下。放在今天，在教育部供职，月薪起码都有个5000上下，年薪约为6万元。也就是说，这20万白银，最少相当于今日的400万。
拒绝了400万一篇的天价稿酬的这位先生，正是梁启超。
02
梁启超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子，只是他参加科举的那一年比较特殊，清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这一年甲午战败，要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进京赶考的书生意气填膺，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此事，史称“公车上书”，梁启超则是当时的两位组织者之一，另外一位是他的老师康有为。
随后这两位参与光绪帝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可惜百日之间，化为乌有。
这些经历让梁启超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不变法就会亡”。
但是要如何推动变法呢？
梁启超思来想去，发现书生百无一用，唯有一身才气，兼有一身傲骨，于是他决定用他所擅长的笔杆子来说话。随即创立《万国公报》，以此来传播理念、灌输思想。
在媒体界，梁启超的行为应该是一大创举，因此，说梁启超是当时的“新媒体”第一人完全没有问题。
当时的泱泱大清，国内其实只有少数几家报纸，《万国公报》正是其中一家广受喜爱、口碑优良的报纸。
于是梁启超为自家报纸也取名为《万国公报》，直接拷贝，这应该是历史上新媒体行业第一次同名号蹭名气的行为。
我记得很久前各类公号就曾经流行过这一手，各种大号的高仿小号层出不穷，这种行为的开山鼻祖，正是你梁任公先生。
不过，由于梁启超他们干得太好，他们的报纸很快就出名了，没有了蹭名气的必要，随即改名为《中外纪闻》。
当时梁启超22岁，担任《中外纪闻》的主笔，在其上鼓吹变法，介绍西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梁启超就是20世纪初大名鼎鼎的新媒体写手。
大家都知道，人红是非多，《中外纪闻》名气越来越大，就吸引到了一些人的注意。
别忘了这时候大清朝可还没亡呢，哪能容忍梁启超天天叫嚣“不变法大清迟早要完”。我不知道我们大清会不会完，但我可以让你小子先玩完。
于是，《中外纪闻》很快就被迫停刊了。
03
可惜，有些人一旦醒来，你再指望他睡下去，那就很难了。
《中外纪闻》停刊后，各类报纸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在干着梁启超原本在干的事情。
谁说星星之火就不能生长成燎原的野火呢？
1896年，梁启超接受黄遵宪、汪康年的邀请，担任《时务报》主笔。汪康年是个生意人，他要梁启超写些低俗的民间八卦，或者无独有偶的社会奇闻。
但梁启超对此嗤之以鼻，坚持要写政论文章。他的政论文，针砭时弊，笔风凌烈，字字直指时代的痛点。
可以说，他就是要做一条狗，一条声震四海，叫到天崩地裂，能叫醒四万万中国人的吞天之犬。
1896，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横空出世，霎时梁启超名动四海，风头一时无二，“上自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他犀利的政论直指当时的腐朽，官僚之腐败，种种诸如外行领导内行、贪恋权位、尸位素餐等行为遭到了他力透纸背的抨击。
随后，《时务报》再次停刊。这说明一个问题，笔杆子没有钱袋子好使，也没有枪杆子好用。
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创立《新民丛报》，一如既往。很快，《新民丛报》再次火热，粉丝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黄遵宪说“半年之内，中国就有四五十家报刊在模仿《新民丛报》。”
1912年，民国成立，梁启超随即动身回国，创办《庸言》，此时在梁启超身上出现了一个新媒体行业的奇观，梁启超开小号，一日之间小号成头条，粉丝粘性堪称奇迹，不管梁启超跑到哪，他们都能追到哪，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人们到底需要什么？人们到底想看什么？是花边新闻？是娱乐八卦？还是别的更有深度的东西？
04
郭沫若说梁启超“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谁能敌得过梁启超这支笔呢？卓如之笔，可敌十方报纸。论战之中，梁启超在哪个阵营，哪个阵营就能占据上风。
他是当之无愧的新媒体界的泰山北斗。中国近现代史上，顺风倒的无良文人如过江之鲫，此类反动文人犹如丧家之犬，今日在此狺狺狂吠，明日便转投他处，其行其性，令人不齿。
写作背景]梁启超生活在清末民初。面对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和国家的落后、虚弱，他追随康有为，积极投入一系列变法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学问家。“百日维新”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大力介绍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少年中国说》就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代表作。[层次结构]全文七段。第一段提出“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的中心意旨，领起并统贯全篇。第二段比较“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为后文论国之“老大”与“少年”张本。第三段述写老年人“灰心短气”，得过且过，不可能担当改革兴国之大任。第四段说明当时的中国确实呈现为“国为待死之国，民为待死之民”的“老大”状态。第五段承上段之意一转，认为中国“老大”之命运殆尽，而正以一个“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的“少年国”出现在东方。第六段强调“国之老少”，“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中国的“老后，老臣、老将、老吏”，及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只能使国家“老且死”，乃至“未及岁而殇”。第七段以满腔热情激励“中国少年”奋起直追，担当起创造既壮且美之“少年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全文纵横捭阖，将老年、少年、老年中国、少年中国，交错比较激情贯注，一气呵成，确有振聋发聩、令人奋飞的感染力。[内容述评] 作者知耻于当时中国之“老大”，对封建专制的黑暗腐败深恶痛绝，对满清统治者的老朽昏庸深恶痛绝，对国家的落后十分痛心，对国民的愚昧十分痛心，因而从内心爆发出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猛烈抨击这一切令人厌恶的东西，并热情呼唤一个充满生机的“少年中国”尽快到来。这种昂扬的改革精神和深切的爱国情怀令人钦佩。用老年人来类比“老大”的中国，用少年人来类比“少年”的中国，并从少年人必将取代老年人，认识到少年中国必将取代老年中国，这是进化论的观点。这种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使梁启超在极其黑暗、衰败的时代，看到了它的必将灭亡，并充满希望和信心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其积极因素不能抹煞。但进化论有待于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它就只能是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武器。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思想多有变化，这恐怕正是进化论观点和改良主义思想在其社会改革实践中得失消长的体现。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另外，与进化论相联系，他认为老年人一切都不好，青年人一切都好，这虽多半出于社会改革的宣传鼓动，但思想方法毕竟简单化、绝对化，亦当予以辩证看待。[艺术特色]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文体”，具有“平易畅达”、“纵笔所至不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等特点，这在本文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类比、对比，一贯到底以老年人的形貌心态说“老大”中国，以少年人的性格气势说“少年”中国，以少年人必定取代老年人，见出少年中国必定取代老大中国，这是类比方法。类比是异质同构思维方法，具有导发相似联想的功能。由于少年、老年之情性，人人皆可有切实的体验和观察，故而用以类比国之老大与少年，就易于被深感透解。这是类比的效用。文章同时列举老年人和少年人的不同特点，列举老大中国与少年中国巨大差异，这是对比方法。对比是同质异构思维方法，具有强化相反因素的功能。通过对比，老年人之灰心短气，少年人之奋发有为，老大中国之腐朽衰败，少年中国之生机勃勃，就显得更为鲜明。这是对比的效用。本文的类比、对比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自始至终，一贯到底。可以说，类比和对比是全文意理建构的骨架。二是类比处处渗透、笔笔投射，对比多角度多层面，洋洋洒洒。可以说，本文精神之凝聚，旗帜之鲜明，气势之澎湃，就是建筑在这一坚固而细密的类比、对比构架之上的。二、排比、设喻，连珠喷发语言形式是文章风格的重要体现。本文语言给人以滔滔滚滚之感，除总体上的平易畅达外，主要得力于排比和设喻的连珠喷发。
梁启超发表的新闻论文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变通议梁启超 作者：梁启超 自序 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书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骑变为军。学校升造之，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巳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而守之者，其於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於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於善。吾揆之於古，一姓受命，创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於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僩焉以为吾今日之，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於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於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症而尝旧方者死。今尊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论不变之害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楝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圯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①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①顾处士，明末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明亡不仕，故称处士。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调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霸汁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於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於沟壑，黯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甚难，治生无术，习於无耻，瞢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癖烟，凶悍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事募集，半属流匄，器械窳苦，馕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猬起。一数人，一人数，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朦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静，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弊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於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於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剃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①作宪书，参用欧罗巴，以改大统历，则变历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汉武以来，课丁之，无有也，则变赋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汹治跸，皆雇民给值，①此人当为梁启超。所引之言，见於梁氏所著变通议-论不变之害。 三王於农隙使民，玉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句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矣。至於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高宗至於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戒，而瞢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齗齗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於醇贤亲王①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善之又善者也。至於二百馀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①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①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於今日，吾知其变之锐，必不在大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记曰：先王者其意。今泥祖宗之而戾祖宗之意，是鸟得为善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鉴。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颺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书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世世仍之，稍见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馀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於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突厥居欧东，五十年前未与英 ①突厥，指土耳其。明时，突厥别族鄂讬曼灭东罗马而建土耳其国，故有是称。 ①汤若望（1591-1666年），日耳曼人，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清初任钦天监监正，罗雅谷（1593-1638年），意大利人，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曾与汤若望等修订历。 ①醇贤亲王，即奕譞，光绪帝载湉之生父。 诸国交涉，故亦为独立之国。]之覆辙，不绝於天壤也。 难者曰：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新制，起於嘉庆十七年（1812年）。[先是欧洲举议院及地方惟拥厚赀者能有此权，是年拿破仑变西班牙之政，始令人人可以举。]民兵之制，起於嘉庆十七年（1812年）。工艺会所，起於道光四年（1824年）。农学会，起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报纸免税之议，起於道光十六年（1836年）。邮政售票，起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轻减刑律，起於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汽机之制，起於乾隆三十四年（1760年）。行海轮船，起於嘉庆十二年（1807年）。铁路起於道光十年（1830年）。电线起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自馀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皇拿破仑倡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英人李提摩太近译泰西新吏揽要言之最详。]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浡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於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②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学在四彝。秋之例，乙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古之圣人，未尝以学於人为惭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皆俟学成，庠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也。[汉制博士与议郎议大夫同主论议，国有大事，则承问，即今西人议院之意。]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啬夫，由民自推，辟署曹，不用他郡，乡亭之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与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勤，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辰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狩，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毖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者天下之公器也，徵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然中国当败之后，穷蹙之日，虑无馀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赤未必能吾待也。释之曰：日本败於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败於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於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於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发难者，亦 ②崇德，清太宗皇太极的年号，共八年（1636-1643年）；元年改国号为清。未始无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贱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具有见於新之为民害也。夸昆成风，惮於兴佗，但求免过，不求有。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眙然无所为，对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於上，大势相迫，非可关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於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於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quot;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霣，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 论变不知本原之害 难者曰：中国之，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莫克振救，若是乎新之果无益於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捕宜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於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捕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今之言变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匄，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舆否所不计，能狱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素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关。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调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令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於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其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今之言变者，其蔽有二：其一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於肉食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华人营私也。吾闻之日本变之始，客卿之多，过於中国也。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暑，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为被中之贤者乎？ 若夫肉食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虽然，吾固不尽为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国家木以此取之，一旦而责以经国之还猷，鸟可得也！捐例猥杂，国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责以奉公之廉耻，鸟可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责以治民，忽焉而责以理财，又忽焉而贵以治兵，其条理明澈，措置悉宜，鸟可得也！在在防弊，责任不尊，一事必经数人，互相牵掣，互相推诿，其有成，鸟可得也！学校不以此教，察计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赏，弗任者弗罚，其振厉黾勉图，鸟可得也！途壅俸薄，长层累，非奔竞末由得，非贪污无以谋食，其忍饥寒，蠲身家，以从事於公义，自非圣者，鸟可得也！ 今夫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甚相远也，必谓西人皆智而华人皆愚，西人皆贤而华人皆不肯，虽五尺之童犹知其非。然而西之能任事也如彼，华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尽为斯人咎也，使然也。立善者，中人之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不此之变，而鳃鳃然效西人之一二事，以云自强，无惑乎言变数十年，而利未一见，弊巳百出，反为守旧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 吾十为一言以蔽之曰：变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制。 难者曰：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泛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云者，以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后也。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於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鸟，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於灭亡，而转圆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鸟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鸣呼，是所望於大人君走矣！——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②。井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用 骑， 骑变为禁军③。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④。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创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 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 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 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 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⑤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症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士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注释]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最有影响的论政文字，洋洋十数万言，包括《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14篇，其中有十二篇刊登在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上，余下的刊登在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上。全文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本书选录的《变法通议·自序》，原载《时务报》第一册，1896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出版。 原载本文的《时务报》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是一种书本式的报刊，每旬出一册，每册二十多页、计三四万字，用连史纸石印，内容分为论说、论折，京外近事、城外报译等。 ②贡助之治、租庸调、两税、一条鞭：历代不同的赋税形式。 ③井乘立法、府兵、 骑、禁军：历代不同的兵役形式。 ④学校升造之法、荐辟、九品中正、科目；历代不同的选拔人才的方式。 ⑤见《吕氏春秋·数尽》 [解说]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别署饮冰室主人，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的才能主要表现在对维新主张的宣传方面，或者说，他在这方面的才能最引人注目。他的风靡一时的报章文体，在新闻文体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所说的报章体，主要指的就是梁启超的文体。又因为他主办过几种很有名的报刊，所以，他的文体又叫“时务体”或“新民体”。 梁启超文体的最大特点，是“”不拘一格，感情喷泻而出，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煽动性“”。《变法通议》的发表标志着报章体已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政论的、独立的说理文体，这种文体的形成，从王韬开始，到梁启超完成，经过了约二十年的时间。就梁启超本人来说，《变法通议》是他在报坛上崭露头角的代表作，本世纪初脍炙人口的名文《少年中国说》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综而论之，有三策焉：何谓上策？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进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何谓中策？若积习既久，未即遽除，取士之具，未能尽变，科举学校，未能遂合，则莫如用汉唐之法，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立明经、明算、明字、明法、使绝域、通礼、技艺、学究、明医、兵法各科。至其取之之法，或如康乾鸿博故事，特诏举试，或如近世算学举人，按省附考，而要之必予以出身，示以荣途，给以翰林进士举人之名，准以一体乡会朝殿之实；著书可以入翰林，上策可以蒙召见。告之以用意之所重，导之以利禄之所存，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何谓下策？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童子试非取录经古者不得入学，而经古一场，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贴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考试学差试差，亦试以时务艺学各一篇，破除成格，一如殿试。如是则向之攻八股哦八韵者，必将稍稍捐其故业，以从事于实学，而得才必盛于向日。 上策者，三代之制也；中策者，汉唐之法也；下策者，宋元之遗也。由上策者强，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目录 总序 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学校总论 论科举 论学会 论师范 论女学 论幼学 学校余论 论译书 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论金银涨落 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变法通议自序 （1896年8月9日）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 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 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 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 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 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 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 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 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 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 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剙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 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瞷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 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驰，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 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 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 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 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 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 “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 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 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变法通议》内容及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920年以后，梁启超息迹政坛，专事著述和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还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陆续写成《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在学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学识超群，才华横溢，一生极其勤奋，虽身在政坛不忘笔耕，因而著述极其丰富。据初步估计，其著述约有1400万字!其著作的结集，最早为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其后至1937年，共有大约40种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最完富，体例最佳。近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影印出版。 梁启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教育与政治》(1922年)等，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之中。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的第一卷、入选时，编次略有更动。 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 《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 1．在《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上引历史，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这些话的确如春雷惊天，确乎振聋发聩，惊世骇俗，惊心动魂，使人们从古国甜梦的沉睡中惊醒过来而直面当时的严酷现实，这无疑是封建帝国里的第一声资产阶级爱国启蒙。梁启超继而进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变的问题：“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卓识！ 2．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学子除了科举一途无由自进，这样，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奇才异能之士”，为了取得中第升迁，也“不得不辍其所学，以 焉而从事矣。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则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所以，梁启超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设制艺，同秦始皇之燔诗书，“遥遥两心，千载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民分士、农，工、商、兵五等，而农而不士，农业不兴；工而不士，工业不兴；商而不士，商业不兴；兵而不士，兵业不兴。不惟中国之农、工、商、兵四业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如此而欲富国强兵，安内御外，无异于缘木求鱼，未可得也。所以，要举兴百业，就需要对百业之民实行职业教育，广设学校育才。但是，当时培养官吏的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乃至书院，教学内容陈旧过时，愚腐不堪，不教以历代政术，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国利病，如此则“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则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如此治国，岂有不败者乎？”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无用的教育，真正“泽及”者也不在多数。虽号称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实际上，妇女不读书，已去其半数，农工商兵不知学，终去其十之八九。梁启超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则非吾之所敢言也。” 梁启超还对当时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和实学馆之类洋学堂提出了批评。本来，作为专门之学，洋学堂对于振兴百业，培养专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洋学堂的教育内容也同样是隔靴搔痒，不及实事，“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另外，洋学堂还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约：其一，科举不改，就学乏才；其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难称其职；其三，专门之业不分、难于造就专才。所以，梁启超说，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顶多也只能“任象 之事”，当个翻译了事，于实事实业无补。 所以，必须设立新型学校以应时需，若“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新型学校应该“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纲有三：“一日教，二日政，三日艺”，其分目有十八项：“一日学堂，二日科举，三日师范，四日专门，五日幼学，六日女学，七日藏书，八日纂书，九日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日藏器，十二日报馆，十三日学会，十四日教会，十五日游历，十六日义塾，十七日训废疾，十八日训罪人。” 在《学校总论》的最后，梁启超专门论述了教育经费问题。梁启超指出，没有教育经费，学校之议无异空纸，所以，“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筹措教育经费)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有感于英、法、德、俄、美、日诸国教育经费之充足，更感于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沉痛教训，梁启超指出，假如中国能早一点拿出甲午海战的战败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百分之一二用于兴学育才，则二十年间人才大成，那么，甲午海战便不致于落得如此之惨痛结局。所以，只看到敌人的坚船利炮，而看不到其所以有坚船利炮的原因，只不惜重金以治海军，而舍不得拿出薄金以营学校，如此便是知末不知本，治末不治本，最终必是一无所成。梁启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图举，则“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谓二万万者，未有巳时。” 3．在《论科举》中，梁启超专门讨论了科举改革问题。梁启超指出，国家作育人才，皆为有用，教而不用，不如不教；学生学习，唯在效用，学不见用，不如不学。但是，科举网尽举国上才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所以，“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那么，科举如何变？共有上、中、下三策。何谓上策？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何谓中策？中策是：“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分设明经、明算、明字、明法、使绝域、通礼、技艺、学究、明医、兵法诸科，使诸科广涉经书、中外算术、中外语言文字、法律、外交、大清掌故、格致制造、教学法、医学、兵法等各个领域。至于取士之法，或特诏举试，或按省附考，给予出身，示以荣途。如此“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何谓下策？下策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也即试科不变，但具体内容应有新的要求。童子试“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 总之，科举之变是必然的，完全率由旧章显然有悖于时代的要求，问题只是大变还是小变的问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上策必强，中策可安，下策尚存。 4．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当时府州县学官及蒙馆学究多系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其误人子弟，势所必然。而洋学堂中的西洋教习，亦每每存在有言语不通，翻译失真。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华经典，“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长策，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那么师范学校之制又如何确立呢？梁启超参考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至于教学法，学习《札记·学记》而循而用之，殆庶几矣”。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5．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梁启超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启超说，到了太平之世，国界、种界、兵事全无，男女也无有分别，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因此，梁启超于当时中国妇女并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国妇女不仅深居闺阁，足不出户，以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未可作诗填词，无论实学，而且要蒙缠足毁体之害，所以，“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6．梁启超极为重视儿童教育，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所以，在《论幼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问题。他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先进的儿童教育方法充满了赞美之情，认为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的教学程序，循序渐进，学不躐等，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而中国当时的未尝识字即先授经，未尝辨训、造句即要作文的儿童教育程序无疑是本末倒置。正是痛感于当时的儿童教育方法对儿童的戕害，梁启超为八岁至十二岁的儿童拟定了一个功课表。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虽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一位深刻的教育思想家，但称之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传家却是当之无愧的。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东渐之西学为思想武器，用不同于当时文坛的新文体，即用更为痛快淋漓，剀切锐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语言，大声疾呼变法之迫切性与必要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之《变法通议》主要是发表于当时“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时务报》，其影响之巨大更是可以想见的。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因此，他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侗浞ㄍㄒ椤飞婕暗搅私逃?特别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从教育外围的改革，诸如女子教育改革和连接育人和用人的枢钮——科举改革，到教育内部的改革，诸如教师、学生、育人规格、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无处不着笔墨。 于今看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谈无奇的，其中甚至还有失当之处，但是，作为大潮的先声，《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震聋爰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清末的兴学校，还是科举由改革到废止，所有这些，都无疑受到了来自《变法通议》的重要影响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从思想上来说，《少年中国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方面，文章极具批判的力度，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并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作者反复描述的“少年中国”则又寄托了作者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爱国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民族自信心，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质。
从文体语言上来说，《少年中国说》也很有代表性，长短交替的句式、韵散结合的文风，尤其是前此提及的新词汇、新意象的大量引入或创造，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法、句法系统进行了颠覆。就文体而言，《少年中国说》融辞赋、四六、律句、古文于一炉，各体之间自由穿梭而又流利畅达，彰显出作家深厚的操作文体的艺术功力。在中国文学语言、文体演进史上，梁启超的散文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的过渡形态，并直接导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方向。
《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文字语言特点是高度凝练、概括，气势宏大，感情饱满。文章多为四字一句，而且押韵，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大量地引用了典故，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作者心中的中国是独立的，强大的，自主的，进步的。进步着的中国便是少年中国！雄于地球的少年中国朝气蓬勃，自信自律，永远年轻，永远不败——中国少年们的努力，不会让人失望！
梁启超是在戊戌变法没有成功的背景下写下的《少年中国说》，以此寄托未来中国的发展与憧憬。
《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最新论文发表时间
少年中国说的作者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梁启超（1873—1929）所作的散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风行，将“少年”一词在清末社会里变成一种时尚的革命名词，彼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而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也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作者是梁启超，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是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发表的论文，意思是少年是国富民强的根本
是梁启超，“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出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52][53]。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1]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2][3]本名梁启超别名饮冰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哀时客所处时代清末民初日历中的百科全书 带你见识历史那些事儿立即购买人物关系更多李蕙仙妻子王桂荃妻子梁思永儿子梁思礼儿子梁思达儿子梁思忠儿子梁思成儿子梁思懿女儿梁思顺女儿梁思庄女儿查看更多快速导航政治主张学术贡献人物评价轶事典故亲属成员个人作品后世纪念艺术形象人物生平早年时期精选片单 16岁中举，从师康有为，天才少年梁启超一生都留下了什么东西？+关注01:28人物介绍：梁启超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66次播放 | 9个视频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4]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5]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梁启超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年），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6]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7]励志改良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2]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7]。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光绪十七年（1891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8]。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宣传变法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9]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10]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11]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12]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13]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14]梁启超参与编辑的《时务报》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15]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16]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梁启超发表的三篇理论文章
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主要著述是《变法通议》。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思想的主要著作，也是近代很系统的宣扬维新变法主张，在文中他论证了中国社会必须要改良变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当时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这一著作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受到了很多爱国人士的｀追捧，也大大增强了梁启超的名望。
《变法通议》历史意义：
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这句话出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全文如下：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1），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2）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3）！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也。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4），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5）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6）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7）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8）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9）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10），初而拍案，继而抚髀（11），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12）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13）之手段，回天（14）之事功，挟山超海（15）之意气，能乎不能？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16），若何之郅治（17）；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18）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19）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20），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21）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22），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任公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25），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26），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27），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28），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旦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玛志尼（29）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之第一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30），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31）。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32），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33），非唱几十年喏（34），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35）以上，外任监司（36）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37）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巴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38）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界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39）之服色，中堂大人（40）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41）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42）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43）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44）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45），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46）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47）。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48）。干将发硎，有作其芒（49）。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1作品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梁启超的书法人生[1]：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2评价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启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超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对梁启超的评价：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53~54页）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第292页） 萧公权对梁启超的评价：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希望能帮到你，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