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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探秘探索发现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二）“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三）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注释：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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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荐两本还不错的《看历史》《国家人文历史》，不过还是得看你喜欢不？

收入论著目录如下：一、独著书 1、《元典：文本与阐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2、《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8月3、《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4月4、《中国文化史断想》，华中理工大学，1998年3月第2 版5、《元典：文本与阐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4月6、《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理工大学，1998年3月第二版7、《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再版，列入《希望工程丛书》台湾桂冠图书公司马1993年5月8、《月华集》，中国显赫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10、《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二、合著书（皆为第一署名） 1、《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2、《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3、《中华文化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4、《绘画中华文明史》，（策划，撰文），湖北教育出版1995年11月5、《中国学术流——论著辑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6、《<劝学篇.劝学篇书后>点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7、《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8、《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东亚智慧的历史启示》，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三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4期，《新华文摘》转载2、《张之洞从清流派的“开眼看世界”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3、《试论道咸间经世派的“开眼看世界”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4、《原典精神与近代化运动》，《中国文化总字》第6期5、《经史同异论》，《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6、《“变异”与“不易”的二律背反——洋务派“变法”观刍议》，《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7、《“敬祖”与“重史” 》，《江汉论坛》，1993年第8期8、《从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9、《近代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渊源》，《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 期10、《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新华文摘》转载11、《“元典之树”何以常青》，《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孙中山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诠释》，《光明日报》1995年6月12日《史林》82期12、《厘清概念——以“封建”和“形而上学”为例》，《江汉论坛》，1994年第9期13、《日本“中国学”的启示》，《江汉论坛》，1996年第10期14、《发明发现——创造性思维的奇葩》，《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1 期15、《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文化重演”现象的诠释》，《学术月刊》1996年5月16、《略论中西人文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又被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上发表，The Humanist spirit in China and the West ,Feng Tianyu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8年第3期.17、《东亚整体观的现代意义》，《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1期18、《对东亚智慧的现世意义应持平允态度》，《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1期19、《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20、《中国文化史分期刍议》（与杨华合作），《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21、《戊戌变法成败论》，《开放时代》，1998年第3期22、《东亚智慧与可持续发展》，《文史哲》，1998年第4期23、《张之洞与戊戌维新》，《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24、《洋务派的经世观念》，《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 期25、《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26、《习史偶得(二则)》，《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27、《《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28、《日本幕府使团对太平战事的探察》，《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29、《“千岁丸”──日本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30、《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31、《同治元年日本人上海所见“华洋会剿”》，《学术月刊》，2000年第8期32、《日本使团对清末上海社情的观察》，《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33、《孙中山何时以“革命党”自命》，《湖北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34、《谁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湖北档案》，2001年第10期35、《《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卷首语》，《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36、《“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37、《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展开》，《江汉论坛》，2002年第1 期38、《同治元年日本人对上海社情的观察》，《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39、《瑶族研究新突破——评宫哲兵的《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40、《《人口革命论》序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1、《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42、《中、日、西语汇互动与近代新术语形成》（与邓新华合作），《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43、《分宗别源》，《书屋》，2002年第5期44、《评大型历史影集《辛亥革命大写真》》，《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第6期45、《经济·社会·自由:近代汉字术语考释》，《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46、《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47、《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48、《明清之际西学与中国学术近代转型》，《江汉论坛》，2003年第3期49、《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论争》，《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50、《文化自觉与中华智慧》，《文史哲》，2003年第3期51、《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52、《汉字文化对日本的深广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53、《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以“脑囊”、“几何”、“地球”、“契丹即中国”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54、《中日两国对印度佛教术语的吸纳》，《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55、《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学术月刊》， 2003年第12期56、《先哲启示与可持续发展之道》，《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57、《“汉字文化圈”刍议》，《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58、《“世界遗产”:不可再生的瑰宝》，《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59、《近代新语的历史功能与当代启示》，《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60、《《瀛环志略》创制新语的贡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61、《略谈鄂东大师级人物产生的时代背景》，《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62、《近代汉字术语创制的两种类型——以科学、哲学为例》，《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4年第4期63、《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64、《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65、《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66、《关于《千岁丸上海行》的中、西、日纪年转换等问题的说明》，《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2期67、《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68、《学术乃天下公器——答沈国威君》，《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4期69、《“经济”辨析》（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70、《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评析》，《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四、其它期刊发表论文 1、《民族先祖，文化英雄——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1993年2、《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双向同构》，《中西哲学与文化》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明夷待访录〉：“复古表象背后的“新变” 》，《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4、《从“华夷之变” 到近代民族主义》，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5、《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增补稿收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辛亥武昌义史事考辨五则》，台湾《湖北文献》第95期，1990年4月10日7、《张之洞与湖北教育》，台湾《湖北文献》第96期，8、《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的“封建”观》，载《中国近代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五、海外发表论文 1、《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民主主义的结合点》，美国夏威夷大学论文集〈英文〉收入2、《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日本《九洲国际大学论文集》〈日文〉通卷107号3、《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日本实学史研究》〈日文〉收入，日本思文阁下1991年3月出版4、《“文明冲突决定论”辨析》，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春季卷5、《张之洞与戊戌维新》〈日文〉，日本《中国21》1998年《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专号》6、《中国语、日本语、西洋语间の相互传播と翻译间的“经济”概念の变迁》，发表于日本京都《日本研究》第31集，平成17年10月出版

楼上不是有咩，你自己挑选就好了。

近代史外国期刊投稿

1. 《历史研究》2. 《世界历史》3. 《史学月刊》4. 《中国史研究》5. 《近代史研究》6. 《史学理论研究》7. 《中国文化研究》8. 《文史哲》9. 《清史研究》10. 《史学集刊》11. 《中学生政史地》12. 《文史知识》13. 《文史》双月刊

创刊于1954年的《历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综合性史学期刊。它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权威核心期刊，是国内历史学界公认的代表最高学术水准的发表园地。从事历史学研究的教师和学者，无不以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为荣。

百科探秘探索发现

《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月刊》

近代史外文期刊投稿方式

分两种：

网上投稿就是期刊有网上投稿系统，将论文在网上提交。

纸质投稿一般需要将稿件打印几份，邮寄给期刊编辑部，有的期刊还要求需要论文的软盘或光盘；EMAIL投稿就是将论文以附件形式发给编辑；

向国外期刊投稿为网上投稿。1、从选按期刊的网站主页上下载投稿须知。2、详细阅读期刊的概略、对稿件的根本要求、投稿操作顺序。3、登陆投稿网络，投稿人注册，经过Email，网上上传方式向期刊编纂部发送稿件。

确定你想要投稿的期刊。然后找到期刊主页，一般都有在线投稿的入口：登陆投稿系统投稿；也有的期刊要求直接将稿件发送到编辑的邮箱，像壹品优那样。

一、本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学术刊物，登载1840—1949年中国近代史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信息，包括研究论文、书评及文评、专题述评、读史札记、史实考订、史料评介、学者书札、学术信息等，酌情刊载论述1840年以前或1949年以后史事的文稿。热诚欢迎国内外学者惠寄稿件（限中文稿），热诚欢迎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二、本刊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倡导探索创新的学术研究和相互尊重的学术争鸣。本刊设有“学位文选”等栏目，鼓励学术新人投稿。三、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选取稿件惟重论文质量及学术建树。四、来稿字数不限；提倡言简意赅，详略得体。五、来稿务请遵循学术规范，遵守国家有关著作权、文字、标点符号和数字使用的法律和技术规范以及本刊有关规定。投稿以电子邮件或纸质打印稿形式均可。六、若来稿为专题论文，请附3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和5个以内关键词。七、为便于审稿，纸质稿请另纸提供作者情况，包括姓名、职称、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子信箱，并注意不在文章中出现能使审稿人直接判断作者身份的提法。八、来稿一经采用，即行通知。稿件寄出三个月后未收到采用通知者，请自行处理。九、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十、来稿请径寄本刊编辑部，勿寄个人，以免遗失或延误。纸质稿请寄：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近代史研究》编辑部邮政编码：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