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陀螺仪的论文发表

周教授在流动稳定性理论上，发展了弱非线性理论，找到了流行的弱非线性理论所给结果不能解释实验结果的根本原因，并给出了改进的方法。他把流动稳定性理论用于研究湍流相干结构，给出了相干结构的动力学模型，并对壁湍流近壁区相干结构的生成机理给出了一个基本完整而合理的图案，研究了可压缩剪切流增强混合的方法。周教授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二自由度气体动压轴承陀螺仪的自激振荡问题，并与工人和技术人员合作，设计并试制成了先进的二自由度气体动压轴承陀螺仪。 1955年下半年，周恒晋升为讲师。到北京听了一个学期（每周一次）钱学森所作关于“控制论”的讲座，受益匪浅，对控制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候，教学任务较重，每周要讲10节课，同时，还进行了“最优控制”方面的科研工作。只有有了创造性，有了新见解，周恒才着手撰写论文。他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利用继电式元件改进控制系统的一个问题”发表在《力学学报》上。这是我国发表最早的关于最优控制的文章，曾在1957年全国第一次力学学术会议上宣读。周恒的科研成就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关注。经钱学森同意，周恒每周3天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在钱学森亲自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可惜只去了3个月左右，就因“反右”斗争，自动化所业务无法正常进行而中止。此后，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被迫停止了这方面的研究。50年代，我国的流体力学研究基础薄弱，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60年代，英国的J.T.斯图亚特（Stuart）就提出了流动稳定性的“弱非线性理论”，得到了力学界的公认与推崇。流动稳定性是国际公认的一个十分难于攻破的理论问题。当时我国还没有人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出国交流也是不可能的。1962年，周恒选择了流动稳定性这一课题。鉴于当时线性理论已基本完成，但还缺少数学上严格的根据，因此，周恒研究并解决了Orr-Sommerfeld方程这一非自伴随方程的特征值问题及展开定理论，证明了展开式是一致并绝对收敛的，又推广了Liapounoff方法，使之能用于连续介质力学。并用它证明了条件稳定性定理，为线性化理论提供了严格的理论根据。同样的问题，美国在1969年才分别由一些知名的研究人员加以解决。但对展开定理，他们只证明是一致收敛，没有证明是绝对收敛。 1980年，周恒开始担任应用力学教研室副主任。1981年，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进行为期7个月的访问。在那里，他仅用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论文《亚临界情况下平面泊肃叶（Poiseuille）流动稳定性的非线性理论》，从而克服了已流行20年的弱非线性理论对线性化问题非中性情况时不好用的困难（在实际问题中都要遇到线性化为非中性的情况）。他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利用这一方法，周恒推广了在层流到湍流转捩问题中起重要作用的共振三波概念，使得过去虽有概念，但无法具体计算的共振三波演化得以计算，指出了过去认为平面Poiseuille流中不能应用共振三波概念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与同事合作，利用平面Poiseuille 流为例，通过实际算例，指出另一重要理论——二次失稳理论——和共振理论有可能统一起来。以上几项成果，曾获1985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4年，《天津日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周恒教授对流动稳定性研究有新突破”的消息。我国著名力学家钱伟长说：“周恒同志在非线性理论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沿着这个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英国皇家学会会员K.斯梯瓦森（Stewartson）认为周恒教授抓住了问题的中心，并取得了突破，因此，他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周恒在90年代初期，在将理论用以解决实际问题时，发现斯图亚特的理论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无法得到与实验相符的结果。他经过深入研究后，提出带有根本性的改进意见，从而基本上纠正了理论上的缺陷。自1991年起，他与一日本学者通信合作以将理论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比较的方法考验并改进其理论。1992年他应日本原子能研究院邀请访问日本时，又进行了大量比较，结果证实了新理论的正确性，也证实了原理论在收敛性上的重大弱点及新理论在这方面的优点。1993年周恒访美时在4所大学做了这方面的报告，美国同行都对新理论的结果与数值模拟的结果吻合得非常之好表示惊异。其学生将此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与实验相符的结果。不断反思原来科研成就的不足，不因获奖而放弃新的追求，这是周恒致力科学的特色。周恒的主要成就与贡献还有：他把流动稳定性理论应用于湍流边界层内相干结构的研究，与他的学生一起分别提出了边界层底层和外区相干结构的一种理论模型。此项工作已发表了3篇论文，分别刊登在《力学学报》、《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上。最近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使得这一理论模型，可以在好几方面解释由数值模拟方法发现的相干结构的性质。这也是从来没有人做成功的。他指导研究生研究了柔性壁边界层流的稳定性，这一问题在减阻和减噪声问题中有重要应用前景。他提出了新的计算方法，克服了过去的计算方法中在流体与柔性壁交界处或多层柔性壁分层处位移及应力连续条件不能全部满足的缺点。他的这一工作几乎与国外的相同工作同时发表于不同刊物上。过去大家一直推测弱非线性理论的解收敛半径非常小，但究竟有多小，无人能给出估计。最近周恒在理论上得出了一个估计，证实了这一推测是对的，并提出了改进的方法。1979年至1995年，周恒共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能反映其主要科技成就、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20余篇，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多次。还应邀在第四届亚洲流体力学会及第六届国际流动模化及湍流测量会议上做报告。1962年，周恒选择了流动稳定性这一课题。鉴于当时线性理论已基本完成，但还缺少数学上严格的根据，因此，周恒研究并解决了Orr-Sommerfeld方程这一非自伴随方程的特征值问题及展开定理论，证明了展开式是一致并绝对收敛的，又推广了Liapounoff方法，使之能用于连续介质力学。并用它证明了条件稳定性定理，为线性化理论提供了严格的理论根据。同样的问题，美国在1969年才分别由一些知名的研究人员加以解决。但对展开定理，他们只证明是一致收敛，没有证明是绝对收敛。1972年至1978年，周恒参与并实际领导了原六机部441 厂二自由度气体动压轴承液浮陀螺仪的研制。当时，信息闭塞，设备落后，实验手段陈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4个单位从事类似的研制，但都遇到转子马达转动时陀螺仪整体自激振荡的难题。周恒从理论上分析了这一问题，认为这是由气体轴承的动力特性引起的。经过了理论分析及实际计算，提出了正确的轴承结构及参数，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受到原六机部科技局及其他研制单位的高度赞扬。其理论成果除在《力学学报》及国际会议上刊登或发表外，已写入与人合作的专著《气体动压轴承的原理及计算》一书中。周恒还与441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合作，大胆提出了新颖的结构设计，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材料，制成了能运行的陀螺仪样机。70年代中期，我国得到国外名牌惯性导航仪器的备件，1978年拟对其进行技术解剖，先用X光透射技术对其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发现内部结构与周恒设计的很相像，于是就把周恒和441厂的同志一起请到某处实地解剖，发现其结构设计的主要方面，几乎全部都与周恒等人的设计不谋而合。1978年后，周恒回到基础科学系，又将主要精力转入流动稳定性的研究工作。1979年，49岁的周恒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1938年在美国发表的关于解高阶代数方程的论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阶方程劈因解根法，被誉为“林士谔法”，在国际数学界被广泛应用。1940年回国抗日，从事航空教学、研制、生产和管理工作，他研制首创的膜盒式真空速表，经装机试飞性能良好，并获得“光华发明奖”。1952年参加北京航空学院创建工作，主持创建中国第一个陀螺与惯性导航研究室和陀螺惯导专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陀螺导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作为学科带头人，注意跟踪新技术发展，重视高校与厂所结合，为中国惯导技术的发展和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国航空仪表技术及惯性技术的奠基人之一，是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和航空教育家。 1913年7月1日生于广东省广州市 1931—1935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 1935—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研究院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1940—1946年先后在成都空军机械学校、成都空军仪表修造厂、成都航空研究院、南京空军总部航空工业计划室任航空仪表高级教官、副厂长、研究员、机械附员等职 1946—1951年在厦门大学航空系任职 1951—1952年在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任职 1952—1987年在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职 1987年9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终年74岁。 1913年7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出生时因其母李兆春奶水不足，故由伯母陈会诗喂养，并将林士谔半过继于她。父亲林震于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曾任广东北伐军师长及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在北伐宿迁战役中曾因重创张勋部队而获宿迁战役金质勋章，孙中山曾亲笔赠书“渡江英雄”。小学阶段 1919—1924年，林士谔在平远县东石乡崇德小学、铁民高小读书。民国初，其父因病解甲归乡，1924年病逝。后生活无着，其母携林士谔至北京姑母处，靠姑母林演存（曾留日学医，北伐军中女子红十字军组织者之一）在北京香山医院医生工资为生。1925—1927年就读于香山慈幼院高小二年至初中一年级。中学阶段 1927年考入北京汇文中学，读初中二年级。由于林士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曾以优异成绩从高一跳入高三班，于1931年高中毕业。中学期间，因姑母离职，林士谔及弟弟林士骧的学费都由与父亲林震北伐期间共事的李济深（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先生资助。母亲李兆春自此没有离开过北京，直至抗战胜利前2个月去世。大学阶段 1931年林士谔先后获得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资格，因上海交通大学能够免学杂费并提供助学金，而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32年日本侵略者挑起一·二八事件，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战火在上海点燃，上海交通大学及众多学校被迫停课，林士谔转到北京清华大学借读，数月后返回上海，1935年7月于上海交通大学提前毕业。在上海交通大学期间，林士谔主修电信专业，四年总成绩位于电信专业第二名，在校期间还与他人合作完成《太空中之波动》的科技论文。大学期间的生活费，除李济深先生资助外，还因林士谔是北伐将士的后代而受到家乡的接济。留学阶段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东三省被日本霸占，中国的大学不能开办航空系，否则就是对日本不友好，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当时的中央大学只能以机械特别班的称谓培养航空人才，大批热血青年怀揣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远涉重洋。1935年林士谔以第一名身份通过了广东省赴美公派留学考试，被广东省教育厅录取为公费留学生前往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系学习（在上海交通大学期间，身为林士谔学长的钱学森，由机械工程转学航空，因而在国内多停留一年，两人于1935年同时就读于MIT航空系，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因林士谔学习成绩出众，学校给予奖励，免收其学费。在读研究生时，林士谔师从世界著名科学家、陀螺仪表专家德雷珀博士，参与了MIT无线电高度表研制，1937年10月1日，林士谔递交了硕士学位论文《The Design of Radio Altimeter Using Frequency Modulation Method》（《采用频率调制方法的无线电高度表的设计》），对这种仪表的设计原理研究做出了贡献。入学后翌年获硕士学位。在博士论文研究期间，利用MIT最早的模拟计算机对飞机自动控制下纵向与侧向运动进行了深入分析，于1938年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阶方程劈因解根法———用二阶（或m阶）迭代劈因法求解高阶特征方程的实根与复根，这种方法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林士谔法”，并被许多教科书刊所引用。。1939年5月11日，林士谔提交了博士论文《A Mathematic Study of Controlled Motionof Airplanes》（《飞机自动控制理论》），并顺利通过答辩，于1939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回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被日本侵略军肆意践踏的年代，一边是时刻都在发生着流血牺牲的祖国、一边是待遇丰厚研究条件优越的他乡，矢志报国的他婉拒了导师德雷珀教授的挽留，向当时的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校长钱昌祚发出了自己的简历，并于毕业的当年启程回国。初期 1939年底，林士谔与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刘莲娜女士在广州湾结为夫妇，后经香港、昆明，于1940年初到成都，经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校长钱昌祚介绍至该校担任航空仪表高级班教官，后兼任高级班主任。1942年5月，林士谔调至机校附近的国民党航空仪器修造厂任副厂长。同年夏季，为有效测量飞机速度，林士谔利用苏联飞机仪表，开始研制并改装出一种膜盒式真空速表，为了实地试验，将试制的仪表委托当时在成都空军工程局办事处的苏联飞行顾问，在苏式战斗机上进行了成功试飞，试飞数据证明，仪表符合理论设计要求，早于国外相同测量原理的空速表，且性能更优。1943年，林士谔因首创膜盒式真空速表而获得当时航空委员会颁发的“光华发明奖”。1944年夏—1946年春，林士谔调往成都航空研究院仪表组任研究员，从事仪表研制工作。1946年春—1946年5月，林士谔调南京空军总部航空工业计划室，承办向英美订购航空设备工作。厦门大学时期 1946年8月，萌生退意的林士谔，在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至南京要求空军支援人员去厦大教书时，申请调入厦大，遂于同年10月赴厦门大学任航空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厦门大学期间，林士谔开设了航空仪器及设备、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设计3门课，并且还从事飞机控制的安定性专题研究。后来成为我国检测领域的知名教授黄俊钦就是他亲自指导的毕业生。清华大学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航空成为科技强国的重要方略之一。1951年3月全国高校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清华大学、北洋大学、西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1951年8月林士谔成为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教授，讲授航空仪器学，并于1952年5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九三学社，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教育工会、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北京航空学院时期 1952年5月，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办专门的航空大学，中央军委在《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议案》中做出了筹建航空学院的决定，中央教育部对全国的航空院系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同年6月中央重工业部、中央教育部决定，并经国家财经委员会批准及中央军委同意，正式筹建北京航空学院。1952年末，包括林士谔在内的一大批在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开始汇集北京航空学院。1952年9月27日，北航设立飞机系，下设设计与工艺两个专业。11月，成立飞机设备教研室（104研究室），林士谔担任室主任，教研室人员主要有文传源、刘燕谋、黄俊钦、余德星。1952年11月，林士谔被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批准为北京航空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成立飞机设备系（二系），林士谔担任副主任。1956年2月，飞机设备系（二系）的仪表及自动器教研室划分为仪表自动器、电气无线电设备和飞机设备工艺3个教研室，分别由林士谔、冯毓江、周士炎担任教研室主任。1958年，他在《中国科学》上用英文发表了“真高度表的设计原理与试飞数据”，在《北航学报》上发表了“飞机在自动控制下侧向及横向过渡过程曲线的理论分析”、“调频式无线电高度表误差的理论分析”、“陀螺仪安装支架误差”以及“半解析式惯导系统参数选择”等论文。1958年11月，林士谔负责中苏122项科技合作中“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项目，与文传源、章燕申赴苏联考察，去列宁格勒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陀螺及导航教研室联系和聘请讲学人员，还参观莫斯科有关对口高等学校的教学及科研设备，回国后，组建我国第一个陀螺仪表及惯性导航研究室（第四研究室），因林士谔更主张在大学里开展研究工作，该实验室是为数不多的设在大学里的重点建设项目，同年12月30日，在钱学森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经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准，由林士谔教授亲自担任研究室主任，徐学贤为支部书记、副主任。研究室参与“北京五号”无人机、“北京二号”探空火箭等研制。后来林士谔教授翻译了《飞机仪表学》、《航空电机电器学》、《飞机设备》等教科书，为当时的教学与科研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实验室初创之时，林士谔教授带领大家将液浮陀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由概念做起。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科研条件十分简陋、信息闭塞的时代，为完成样机研制，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能将转子浮起来，他甚至在家中试验将食糖溶化充当浮液，因此曾被称为“糖水教授”。也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这种无所畏惧、勇于创新的精神，使他们率先在国内完成液浮陀螺样机，并完成了向厂、所的技术转移。这填补了当时中国航空陀螺仪领域中的一项空白，促进了中国惯性技术的发展。1962年林士谔当选国家科委理论与应用力学组成员，参与制定全国力学十二年发展规划。1964年，当选航空学会理事并兼自动控制及电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还当选北京市力学学会理事、全国力学学会一般力学组主任委员。1963年，他在《数学进展》上发表了“高阶特征方程解根法应用问题”及“关于劈因法解特征方程的改进问题”。20世纪60年代，国外又大力开展了挠性陀螺/动力调谐陀螺的研究开发工作。林士谔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动力调谐陀螺仪，并积极地向国内介绍动力调谐陀螺的研究成果，连续编译出版了两集《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译文集》上、下（科学出版社出版），还编著出版了《动力调谐陀螺仪》一书，这对后来全国多家单位开展这种陀螺仪的研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之后我国第一个半球谐振陀螺、光纤陀螺等一批先进的研究成果都在这个研究团队的努力下问世。1974年，在林士谔领导下，以郦吉臣、张清涛、张惟叙、范耀祖、陈哲等人为主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动调式挠性陀螺，并于1981年获得航空部航空技术进步二等奖。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5年中起，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林士谔与其他几位教授也逐渐退出了院务会。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了多次冲击、抄家，家中堆积如山的科技书籍如今也只剩下寥寥数本。1970年3月至1971年7月，被下放到河南确山北航五七干校、河北宝坻县北航五七干校劳动。这一时期，他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重返北航时期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科学研究事业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林士谔重新被国家及多个专业协会聘为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理论与应用力学学科组组员、中国力学学会一般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航空学会电子及自动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航空学会自动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北京航空学院（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内，林士谔是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也是第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1979年以后，林士谔教授年事已高、多病，在1979年填写的个人档案中对自己的病情是这样描述的“服药后已能半日工作及参加学术活动”，但他始终十分重视研究生培养工作，即便是与年轻教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时，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1年，鉴于林士谔教授及其团队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及深厚的理论积淀，北京航空学院获批我国第一个惯性技术及导航设备博士点。1986年11月林士谔教授告别了他热爱一生的讲台。1987年9月27日，林士谔因病医治无效，在中日友好医院逝世，终年74岁。

国内发表外国的论文

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我对我的热情和你的冷漠都失去了

让我想起了我室友。。。

国外期刊论文一般都是只接受英文投稿，所以你首先英文必须要过关，如果英语不行，基本上就老火了，如果你是第一次发国外的英文论文，建议你发EI检索的国际会议论文，这种论文对英文要求不高，相对来说难度要小很多，你百度搜下：EI学术会议中心，上面有相关EI会议投稿的知识和教程，可以学习下

《海外英语》、《英语广场》等期刊可以发表英语学术论文。

从广义上来讲，期刊的分类，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非正式期刊是指通过行政部门审核领取“内部报刊准印证”作为行业内部交流的期刊，但也是合法期刊的一种，一般正式期刊都经历过非正式期刊过程。

正式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正式期刊有独立的办刊方针。

了解核心期刊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编者而言，可以从核心期刊吸取经验。就读者而言，树立核心期刊意识，可以明确价值取向，提高阅读档次。

就图书馆而言，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订阅时当然是以核心期刊为首选目标。就科研管理部门而言，可以统计分析单位或个人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情况，以此作为衡量其学术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国外的论文国内发表

版权引进是将国外的成果或知识转化为国内的知识产权的方式。是的，国外发表的论文也可以版权引进，以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版权引进可以使国外的成果转化为国内的成果，为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机遇，激发更多的创新思想。

版权引进可以是国外论文发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约定，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内，包括口述、改编、传播和其他方式的使用，作者的合法权利包括获得著作权报酬、禁止他人未经允许侵权等。因此，当一篇国外论文发表后，可以通过版权引进，获取著作权报酬和将未经允许侵权的行为禁止，从而进行著作权保护。

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我对我的热情和你的冷漠都失去了

至少要修改百分之三十。根据教育部2012年11月13日出台的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规定论文重复率在30%以内才算合格，重复率在30%以上定为抄袭的文章。

国外的论文在国内发表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1、通过导师介绍；2、自主选择论文代发机构发表：3，通过代理投递。准备提交在提交稿件之前，您必须选择要发布的期刊。重要的是要注意，每种期刊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征，并且通过选择与领域相匹配的期刊来更容易出版。有数百种期刊，每种期刊都有自己的要求。通过后，期刊编辑将与作者联系。一般来说，不会一次通过。需要对其进行多次修改以编辑手稿并提交评论和要求。此时，仅需要根据编辑者的要求进行修改。是。与负责编辑交谈时，应保持真诚开放的态度，这将有助于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为您提供更好的建议，并且出版更加顺畅。

可以。博士生投稿的论文是基于其博士研究项目，则应将读博的大学/机构列为工作单位。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

国内发表的论文国外查重

会。论文是每个大学生毕业所必须要上交的文稿，上交的论文会到知网上进行查重，知网收集了国内外的所有论文资料，别人国内发表的论文修改后在国外投会被查重发现的。

学位论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学位论文已经成为社会上绝大多数用户毕业时需要通过的。除了学位论文，期刊也是论文的一种。期刊论文存在于国内外。期刊论文主要用于发表职称论文和学术成果论文。期刊论文对用户的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国外期刊什么时候查重？期刊论文投稿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超过该期刊投稿时间的期刊论文不能查重，因此国外期刊查重也由期刊机构的投稿时间决定，投稿时间内上传的期刊论文由机构统一查重。但是实际上期刊论文查重标准也很严格，一般普刊期刊要求论文查重率低于30％才算合格，核心期刊要求论文查重率低于10％才算合格，刊论文查重也非常严格，很多期刊论文用户因为论文查重没有通过查重率标准而被打回，论文查重率没有达到标准的原因很多。但是，实际上论文的降重有一定技术，通过论文的降重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完成论文的修改，因此论文用户需要理解论文的降重技术，论文用户可以用同义词代替关键词来降重论文，减少论文的重复语言，降低论文的查重率。论文用户在降重论文内容的重复时，也可以从语序入手。论文用户可以通过主动句变成被动句来减少论文的重复，从而降低论文中的连续重复内容和查重率。修饰语也是降重的关键点。修饰语是用于美化或修饰论文内容的词。这些修饰语可以在降重时使用。用户可以通过替换、简化或扩展修饰语来降低论文中的连续重复内容，从而降低查重率。许多自然科学期刊，期刊内容中的研究数据必然存在，这些研究数据是论证论点的要素，但这些研究数据也容易重复，因此研究数据的降重也非常重要，论文用户可以通过屏幕截图显示数据来修改论文。

我刚好最近也在学习这些，CNKI是国内数据库系统，只能查找到国内的，不能找到国外的，如果你要找国外的数据库，可以试试ScienceDirect，这个挺好的。

cnki查重是可以查到国外文献的，查重比对库里包含了英文数据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