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发表的论文
今早地铁上被如下文字弄的泪眼婆娑：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如梦一场，仿佛昨天一家人才团聚过。”二十二载求学路，真的，无人可以感同身受你在其中所遭遇的一切，所谓自己的路自己走，要相信这些泥泞的路上，留下了面向坚定方向的脚印，都会对未来的生活有积极的益处！ 在网上找到了这封信原文，感受颇深！因为与作者有部分相同经历，因此心血久久不能平静！自己也是来自乡下农村，一步步跨越各种独木桥，才走到今天。 从已经倒闭的高庄小学，到毛村初中，因为小学学习特别不好，小升初语文和数学只考了92分，就像撮菜筐似的把我分到了只要给钱就可以上的菜中！ 那个时候，吃饭需要用自己产的粮食换成粮票吃饭。吃饭时是分组的，因为分饭不均匀打架斗殴是常事！初一一整年，自己连26个字母都没有背全，也因为跟同学打架，班主任让我叫了父母。 父母归家后，只对我说是转学还是退学，退学就去工地干活。赤裸裸的两条路供我自己选择，很庆幸当时自己选择了转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自己开始拼命学习。从此高中、大学、研究生一路读下去，途中虽有一些波折，但是自己都坚持走了下来！ 等到现在，发现对我自己，读书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平机会！ 期间，自己也受很多的人的帮助，才一路走下来！都说淋过雨的人，会更愿意为别人撑伞~我也愿意随时成为一名撑伞人！愿你我都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要相信世间的力量，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要相信生活不会辜负你我的努力！ 穿拖鞋的汉子 写于上海九号线地铁上
李炳炎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先驱、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泰斗卓炯先生的研究生和学术助手，深得卓老器重和信赖。他曾多次帮助卓老写作，以卓炯名义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其理论观点和文风深受卓炯影响。在发表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年第4期上的学术论文《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杂志1982年第2期发表的李炳炎写的论文《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提出了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工资不进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在这两篇发表于1981年、1982年的论文中，李炳炎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工资范畴和利润范畴，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价值构成新公式。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的典型形式——企业净收入分成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84年南京汽车工业公司七个企业试行的“净产值分成制”方案，就是依据李炳炎提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制定的。李炳炎的这种新观点，《新华文摘》1982年第4期、《1981年经济理论动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均作了引述和报道。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是于1984年出版的《分享经济》一书（10万字）中提出并创立资本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与威茨曼相比，可见李炳炎提出并创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时间更早、理论创新程度更大，研究难度更大，应用价值也更大。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重大决策以来，到今天已接近30年了。近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经济面貌出现了世所公认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奋力拼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促进我国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也仍然存在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有待解决。这里仅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和取得的成就作简要回顾，并对现阶段改革中需要重视研究解决的问题，作简略分析。 一、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 今天人们差不多都可以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感受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性：它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和发展前途的重大举措，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是“……一场新的革命”[2]；它解决了并且在不断解决着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中那些严重不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部分，解决了并且在不断解决着上层建筑中那些严重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性质和发展要求的部分，找到并形成了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中国以新的动力、活力和创造力，并与时俱进，从而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和利用一切可以动员和利用的物质力量、智慧、潜力和优势，用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使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并且为社会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基础。 就经济方面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了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改变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完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和生产关系的基础。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断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这一点，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不能有丝毫动摇。但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总体生产力水平低，各地各部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公有制一统天下违背我国这种基本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必须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鼓励和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首先是对农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农村经济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后又转向城市，对以国有经济为中心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 这些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以年平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及港澳台企业拥有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51.9％；个体私营经济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45％左右，加上外资经济，达65％左右。2005年，全国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达到1.022亿人，超过国有经济的就业人数（6488万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物质财富的增加，增加了就业，扩大了税收来源，满足了人民和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要，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公有制经济的质量提高，结构改善，国有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增强。国有大型企业得到发展。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和关键行业居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关系全局发展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基础性物质产品以及科学技术和人才；它提供的利税一直占全国税利总额的60％以上，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改革了经济管理高度集中的僵化模式，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过去我国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是学苏联的，特点是经济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中央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地方和企业的任务是执行计划，按照计划规定的指标进行生产。企业的厂长、书记由上级任命，企业用的资金、设备、材料由计划调拨，职工由计划分配，产品由计划收购分配，产品价格由计划确定，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上交。计划每年要为企业颁发十几项乃至几十项指标，从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材料来源、资金周转率、工人人数到上缴利润额，都订得死死的，只准执行和超额完成，不准更改。国家规定的一些指标又不是由一个领导机关统一下达，而是由许多部门分头下达。这些指标相互矛盾，没有综合平衡，弄得企业无所适从。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百废待兴，物资短缺，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重点基本建设，权限适当集中，进行计划建设，是完全必要的。每年一度的国家计划及五年计划对国家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今后也不可缺少。可是计划高度集中，包罗万象，不给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却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国家计划的任务是管全局，管大事，管平衡，管比例，不能事无巨细，连企业买一张桌子、盖一个厕所也管起来。我们的国家大，社会供求关系复杂多变，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纵横交错，由中央一个机构编成一个庞大的计划，统统包揽，让下面不折不扣地执行，是很难做好的。企业最了解市场，不同企业有不同的具体经济运作规律。如果管得过死过细，必然会把企业的积极性管没了。计划指标一律是指令性指标，不是指导性指标，计划指标包罗万象，不分主次，贪大求全，总是订高指标，铺大摊子，似乎指标越高越好，项目越多越好，摊子越大越好，因此经常总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力，不仅给企业完成计划带来困难，而且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地方计划与中央计划脱节。中央下达计划指标，地方可以另搞一套，全国几十盘棋一齐下，争项目，争投资，搞重复建设，盲目布点，从而给经济建设带来很多不应有的损失，且周而复始，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症。 这样的管理体制，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非改不行。 1978年以来，随着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破除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了企业是政府附属物的状态，企业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一个中央与地方权责明确，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职能分开，企业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责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原有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无视企业应有地位和权利的弊病基本上得到克服。 第三，指令性计划转化为指导性规划，经济运行建立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形成。 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的特征，把市场经济看做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加以排斥。而计划又是指令性计划，企业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经营的权利，这就不能不抑制生产力的发展。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后，破除了原有思想禁锢，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同时又对金融体制、财政体制、价格体制、物资流通体制等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现在，我国国家计划已经从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规划，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商品指标已经不多，绝大部分商品和经济活动已由市场进行调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创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国家计划和宏观调控，恰恰相反，它要求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和指导性，但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样，既可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防止它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又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是对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革命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体制性基础。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解放思想，积极开拓，大胆探索，敢为天下先；又小心谨慎，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一步一个脚印，反复摸索，错了的及时改，正确的大胆做。尽管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惑、困难和矛盾，但整体来说是比较顺利的，方向正确，方法措施步骤得当，因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困难情况下，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和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或者缺乏恰当的措施方法，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比较顺利并取得丰硕成果，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做到了以下三点： 一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1978年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根据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及时进行总结，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政策，来推动改革实践。正确的理论是正确的实践的先导。正确的理论来之于实践。但只有对实践进行科学概括，对客观规律作正确反映，理论符合实际，改革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得以健康顺利进行。 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指导思想是：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思想不解放，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了，就不讲党性，不讲原则了。“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3] 第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确立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也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和发展方向。 第四，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4]。改革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第五，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5]。 第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的总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6]“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7]“……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8] 这些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指针和理论依据。正因为有这些根本指针和理论依据，我国改革开放才沿着正确的方向有步骤地前进。 二是有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坚强领导和直接指挥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促进中国兴旺发达，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也难以正确顺利进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党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重大措施和实施步骤是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始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有序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正确方针政策，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贯彻执行实现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并且指出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紧接着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条件来组织指导改革的实践。 1982年9月，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二十年分两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把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放在四项任务的第一条。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生产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改革中要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界限；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经验，针对改革开放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增强企业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主要是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1991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内含作了深入的总结和系统的归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培育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指导改革沿着正确方向一步一步地深入开展。 三是有比较适当的改革方法和步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原则，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段要总结经验，“……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9]。“胆大心细”又叫“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事关国家发展前途和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看准了的就大胆改；一时看不准的先在小范围内试一试，试好了再逐步扩大；有必要有条件的先改；有必要无条件改的，待具备了条件时再改。改革源于基层和实践。改革的呼声和要求是实践发出的，改革的许多方法多是由基层首先提出和创造的，中央及时进行总结、归纳、集中，形成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方针、政策，再进一步指导改革实践深入开展。这种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由点到面，由面到点，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和方法，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可以避免出现重大的失误，出现失误能够及时发现纠正，是真正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负责，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三、几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需要解决。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解决了旧的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矛盾，推动着事物前进，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国社会的这一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务不会改变，但矛盾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解决的条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目前，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也原则建立起来。物质基础比过去雄厚， 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0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2002年的近1.5倍，1978年3645亿元的近10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去年达到3587元，比2002年增长44.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759.5元，比2002年增长52.7％；上亿人口摆脱贫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初步小康的水平。这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创造了新的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经济关系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了，生产力数量和规模增大了，改革和发展都赋予我们新的任务。我们要解决旧体制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而奋斗。 这篇文章送给你作参考............
卓炯发表的什么论文
近几年来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涵、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特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质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计划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李震中等同志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产生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必要也有可能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国民经济计划的程度也就越高。相反，如果公有制遭到损害，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也必然会受到破坏。计划经济也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经济制度。 第二种意见，计划经济是一种管理经济的方法。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同意把计划经济看成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其理由是：社会经济制度较之计划经济所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如果把计划经济说成社会经济制度，那么，“计划经济为主”，是否意味着社会经济制度也有主辅之分？ 有人认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就有可能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类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制度相混淆。还有人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计划对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而且计划是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经济就是通过制订和组织执行统一的经济计划进行管理的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来说，计划不是基本的管理方法，而且计划本身也只是预测性的。 第三种意见，计划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和管理形式。王积业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应该包括三层意思。首先，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其次，计划经济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整个经济运动过程，都是有计划进行的。再次，计划经济又是一种管理形式。生产和流通的主体，是由国家通过统一计划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从计划管理的这个特点来看，由国家作计划进行安排的经济活动就是计划经济。 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征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计划的整体性、直接性和目的性三个方面。整体性是说计划经济不是指个别经济单位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计划性，而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只有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计划性，而没有整个社会生产的计划性，这是市场经济的特征。直接性，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实现的，也就是社会的用统一的经济计划来调节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生产部门间的分配比例，求得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达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目的性，是说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有计划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另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自觉”、“事先”、“稳妥”三个方面。“自觉”，是指计划的科学性，就是计划一定要在已经被认识了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并按照它的要求妥善地制定出来。计划的内容要符合实际，实事求是。“事先”，是指计划的时间性，就是计划一定要在行动之前下达，否则，对行动将不能起指导作用，不能称其为计划。计划的制定和下达要及时、准确。“稳妥”，是指计划的应变性，就是计划的制定和贯彻既要有一定的可靠性，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在计划执行过程中，要根据因种种原因发生的变化对计划进行修订，计划的实现要确有保证。以上三点，是计划经济的三根支撑点，缺一不可。 再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微观上表现为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的生产单位，服从国家的计划调节、指导与管理；在宏观上表现为整个国民经济按照体现社会意志与全社会利益的统一计划，持续地长期地保持平衡地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的有计划性、有组织性、按比例性和无危机性，乃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鲜明特征。 三、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大体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实行指令性计划制度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李震中等同志认为，计划经济要求通过经济计划去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比例，而国民经济计划是调动千军万马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任务的行动纲领。如果没有指令性指标，那还叫什么计划经济？ 吕律平、郑新立认为，实行指令性计划是关系到坚持计划经济的原则问题。坚持指令性计划，才能划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界限。 另一种看法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计划调节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刘宗时认为，计划经济就是计划调节的经济。计划经济指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计划调节指的是社会生产的调节形式，同时也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为计划经济的依据。所以，计划经济与计划调节的范围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计划调节的范围不能只是某个局部，而必须是它的全局。 再一种看法是，对宏观经济进行计划控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同意上述两种意见。蒋一苇认为，所谓计划管理，包含两个职能，一是计划，二是控制。宏观控制不等于计划调节，更不等于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全过程，控制的方法包括行政的方法，经济的方法，或者两者结合，并非单靠一纸计划所能解决。 赵人伟、荣敬本也认为，需要澄清没有指令就等于没有计划的观念。宏观对微观如何进行控制的问题，是计划采用什么方式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计划的问题。既然我们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不同的模式，那么也就应该承认下达指令仅仅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或几种）模式的特征，而不是全部模式的特征。 四、关于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特点讨论中一般都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前提条件。而且在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计划经济已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同时，不少人又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相比，还有很大差别。至于如何认识这些差别，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王积业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计划经济有三个主要区别。第一，实行计划经济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我国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都低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我们只能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需要以及集体所有制的某些产品实行计划安排。第二，实行计划经济的形式不同。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由于还存在着商品和货币，因而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就不仅适用于个人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同样也适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而且又是采取货币（价值）形态实现的。第三，实行计划经济的物质力量不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人口又多，国家难以拥有充裕的物质储备。 阎革认为，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必须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社会主义计划调节必须借助于商品货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是同公有制相联系、受有计划发展规律支配的市场，是受国家计划的控制和调节的市场，因而是有计划的市场。这种有计划的市场，正是社会主义计划调节发挥作用的重要场所。 张路雄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是由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时期的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完全的计划经济是实行直接调节，它的计划是指令性计划；而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就不应是指令性计划，而应是指导性计划。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完全计划经济的条件。一方面，由于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不可能在全社会实行单一的计划调节，另一方面，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水平还只能汇集和处理部分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实行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如果完全靠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来直接指挥生产，必然有许多内容是脱离实际的。 五、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经济规律纪维国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就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近几年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1．如何理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是客观经济规律。何伟认为，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概念本身就不确切，按比例是客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有计划是人为的主观因素，不是客观经济规律。 刘克鉴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绝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而是人们利用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它只是表明由于公有制的建立，给人们提供了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可能性。要使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加上人们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样一个条件。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遵循在社会主义阶段起作用的各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综合性的成果，而决不是只遵循一两个经济规律的结果。因此，决不能把所谓“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作为我们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依据。 卓炯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产品经济的产物，现在既然产品经济不能成立，大家都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那么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应该由价值规律来承担，作为反映产品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规律就不能成立。 第二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客观经济规律，但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而是高度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规律。廖季立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高度生产社会化的规律。现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懂得运用这个规律，而且运用起来效果也比较显著，不过受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仍然摆脱不了市场的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自觉地运用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来指导经济的发展。所以，有计划按比例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规律。 第三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胡乃武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赖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经济条件有两个：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二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生产社会化要求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则能够实现这一要求。所以，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 也有人认为，“有计划”不是指人们主观制定的计划，而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一定要由社会计划来调节这样一种客观必然性。在任何社会化大生产中，客观上都要求把社会劳动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各生产部门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经常是在盲目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通过经济动荡和经济危机才得到强制纠正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统一的计划来组织和管理全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合理地安排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正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阶段才第一次具有客观可能性和客观必然性，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有计划发展规律是指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而不是指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经济计划。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计划，但不能做到整个社会的有计划发展。 在讨论中，许多人对斯大林提出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表述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薛暮桥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了人们用计划来调节生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这要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社会不能自发地产生一个计划，也不能自发地来执行一个计划。因此，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应表述为社会主义存在着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于光远认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要有一定的比例，是一切社会化大生产都发生作用的规律；不是社会主义生产特有的规律，而整个国民经济要有计划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才发生作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律。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在“有计划”，而不在“按比例”，因为“有计划”本身就包含了要“按比例”的意思。所以，“按比例”这几个字在这里是不必要的，应该把这个规律表述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 周永刚认为，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比例规律是两个规律，不是一个规律，不能把两个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表述。有计划发展规律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人们进行自觉的有意识的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客观依据。按比例规律则是以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它和反映它的要求的综合平衡活动只是计划工作的依据之一，是计划工作的一部分。有计划发展规律是比按比例规律程度更高的经济规律。这两个经济规律产生的条件、所起的作用不同，作用的程度、范围也不同。因此，这两个规律是不能等同的。 黄振奇认为，斯大林把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比例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表述，称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与他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有关。现在我们既然发现了调节社会主义生产比例的，除了有计划发展规律外，还有价值规律，我们在理论上就应当把按比例规律与有计划规律分开来表述。如果仍把这两个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说明，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似乎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实现，只是有计划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与价值规律的作用无关。 2．怎样认识各种经济规律在计划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计划管理必须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价值规律和其它经济规律。但对各种经济规律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计划经济中的作用，却有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多种经济规律的“合力论”。项启源、孙大德等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多种经济规律。我们要充分考虑多种经济规律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用的客观实际；把整个经济规律体系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各个经济规律看作它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发挥各个经济规律的综合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对于能否真正做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带有关键性。 刘方棫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体系中，各个经济规律都以各自特定的方式和过程运动着，形成有各种不同机制和不同作用的“力”的运动。同时，各个经济规律又彼此联系着、补充着、制约着，每一种力又最终形成为统一的“合力”的有机部分。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对经济规律作逐个的考察，而对他们的“合力”缺少研究，势必影响我们对经济规律的整体的认识，就不可能对整个经济规律体系的质态和运动特点有入骨的了解，从而我们在对规律的认识与运用问题上也难于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 另一种观点，是基本经济规律的“主导论”。李震中等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有许多规律发生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决定着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和归宿，决定着各个时期的基本任务，也决定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变动方向。 有人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关系。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同时起制约作用。方恭温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与价值规律一起起作用的，它们在许多方面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没有主次之分。社会需要的目标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规定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出的目标，规定各部门、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则是根据这个比例关系分配社会劳动。而且，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既是价值规律调节的内容，也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重要内容。社会在安排社会总劳动的分配比例时，必须同时遵循这两个规律的要求。 李震中等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制约着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对价值规律起制约作用。 薛暮桥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同价值规律共同起作用的。不同的是，在这种场合，前一个规律起主导作用，后一个规律起辅助作用。在另一个场合，情况与此相反。总的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起主导作用，价值规律是起辅助作用。 再一种看法是价值规律的“首位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的分配起着决定的和支配的作用。 孙冶方认为，价值规律就是时间节约规律，即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规律。它是最基本的规律，是程度极高的规律。对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毕竟是“时间节约”意义上的价值规律。 卓炯认为，价值规律就是价值决定的规律，是按比例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们把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其实，价值规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满足社会需要，并在满足需要的基础上分配适当比例的劳动量。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也是立足于价值规律之上的，是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的一个派生的规律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重大决策以来，到今天已接近30年了。近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经济面貌出现了世所公认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奋力拼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促进我国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也仍然存在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有待解决。这里仅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和取得的成就作简要回顾，并对现阶段改革中需要重视研究解决的问题，作简略分析。 一、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 今天人们差不多都可以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感受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性：它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和发展前途的重大举措，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是“……一场新的革命”[2]；它解决了并且在不断解决着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中那些严重不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部分，解决了并且在不断解决着上层建筑中那些严重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性质和发展要求的部分，找到并形成了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中国以新的动力、活力和创造力，并与时俱进，从而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和利用一切可以动员和利用的物质力量、智慧、潜力和优势，用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使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并且为社会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基础。 就经济方面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了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改变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完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和生产关系的基础。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断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这一点，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不能有丝毫动摇。但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总体生产力水平低，各地各部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公有制一统天下违背我国这种基本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必须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鼓励和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首先是对农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农村经济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后又转向城市，对以国有经济为中心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 这些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以年平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及港澳台企业拥有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51.9％；个体私营经济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45％左右，加上外资经济，达65％左右。2005年，全国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达到1.022亿人，超过国有经济的就业人数（6488万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物质财富的增加，增加了就业，扩大了税收来源，满足了人民和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要，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公有制经济的质量提高，结构改善，国有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增强。国有大型企业得到发展。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和关键行业居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关系全局发展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基础性物质产品以及科学技术和人才；它提供的利税一直占全国税利总额的60％以上，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改革了经济管理高度集中的僵化模式，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过去我国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是学苏联的，特点是经济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中央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地方和企业的任务是执行计划，按照计划规定的指标进行生产。企业的厂长、书记由上级任命，企业用的资金、设备、材料由计划调拨，职工由计划分配，产品由计划收购分配，产品价格由计划确定，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上交。计划每年要为企业颁发十几项乃至几十项指标，从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材料来源、资金周转率、工人人数到上缴利润额，都订得死死的，只准执行和超额完成，不准更改。国家规定的一些指标又不是由一个领导机关统一下达，而是由许多部门分头下达。这些指标相互矛盾，没有综合平衡，弄得企业无所适从。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百废待兴，物资短缺，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重点基本建设，权限适当集中，进行计划建设，是完全必要的。每年一度的国家计划及五年计划对国家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今后也不可缺少。可是计划高度集中，包罗万象，不给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却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国家计划的任务是管全局，管大事，管平衡，管比例，不能事无巨细，连企业买一张桌子、盖一个厕所也管起来。我们的国家大，社会供求关系复杂多变，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纵横交错，由中央一个机构编成一个庞大的计划，统统包揽，让下面不折不扣地执行，是很难做好的。企业最了解市场，不同企业有不同的具体经济运作规律。如果管得过死过细，必然会把企业的积极性管没了。计划指标一律是指令性指标，不是指导性指标，计划指标包罗万象，不分主次，贪大求全，总是订高指标，铺大摊子，似乎指标越高越好，项目越多越好，摊子越大越好，因此经常总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力，不仅给企业完成计划带来困难，而且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地方计划与中央计划脱节。中央下达计划指标，地方可以另搞一套，全国几十盘棋一齐下，争项目，争投资，搞重复建设，盲目布点，从而给经济建设带来很多不应有的损失，且周而复始，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症。 这样的管理体制，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非改不行。 1978年以来，随着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破除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了企业是政府附属物的状态，企业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一个中央与地方权责明确，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职能分开，企业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责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原有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无视企业应有地位和权利的弊病基本上得到克服。 第三，指令性计划转化为指导性规划，经济运行建立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形成。 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的特征，把市场经济看做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加以排斥。而计划又是指令性计划，企业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经营的权利，这就不能不抑制生产力的发展。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后，破除了原有思想禁锢，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同时又对金融体制、财政体制、价格体制、物资流通体制等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现在，我国国家计划已经从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规划，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商品指标已经不多，绝大部分商品和经济活动已由市场进行调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创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国家计划和宏观调控，恰恰相反，它要求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和指导性，但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样，既可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防止它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又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是对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革命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体制性基础。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解放思想，积极开拓，大胆探索，敢为天下先；又小心谨慎，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一步一个脚印，反复摸索，错了的及时改，正确的大胆做。尽管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惑、困难和矛盾，但整体来说是比较顺利的，方向正确，方法措施步骤得当，因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困难情况下，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和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或者缺乏恰当的措施方法，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比较顺利并取得丰硕成果，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做到了以下三点： 一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1978年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根据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及时进行总结，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政策，来推动改革实践。正确的理论是正确的实践的先导。正确的理论来之于实践。但只有对实践进行科学概括，对客观规律作正确反映，理论符合实际，改革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得以健康顺利进行。 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指导思想是：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思想不解放，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了，就不讲党性，不讲原则了。“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3] 第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确立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也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和发展方向。 第四，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4]。改革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第五，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5]。 第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的总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6]“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7]“……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8] 这些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指针和理论依据。正因为有这些根本指针和理论依据，我国改革开放才沿着正确的方向有步骤地前进。 二是有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坚强领导和直接指挥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促进中国兴旺发达，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也难以正确顺利进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党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重大措施和实施步骤是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始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有序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正确方针政策，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贯彻执行实现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并且指出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紧接着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条件来组织指导改革的实践。 1982年9月，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二十年分两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把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放在四项任务的第一条。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生产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改革中要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界限；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经验，针对改革开放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增强企业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主要是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1991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内含作了深入的总结和系统的归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培育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指导改革沿着正确方向一步一步地深入开展。 三是有比较适当的改革方法和步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原则，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段要总结经验，“……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9]。“胆大心细”又叫“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事关国家发展前途和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看准了的就大胆改；一时看不准的先在小范围内试一试，试好了再逐步扩大；有必要有条件的先改；有必要无条件改的，待具备了条件时再改。改革源于基层和实践。改革的呼声和要求是实践发出的，改革的许多方法多是由基层首先提出和创造的，中央及时进行总结、归纳、集中，形成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方针、政策，再进一步指导改革实践深入开展。这种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由点到面，由面到点，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和方法，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可以避免出现重大的失误，出现失误能够及时发现纠正，是真正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负责，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三、几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需要解决。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解决了旧的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矛盾，推动着事物前进，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国社会的这一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务不会改变，但矛盾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解决的条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目前，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也原则建立起来。物质基础比过去雄厚， 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0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2002年的近1.5倍，1978年3645亿元的近10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去年达到3587元，比2002年增长44.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759.5元，比2002年增长52.7％；上亿人口摆脱贫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初步小康的水平。这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创造了新的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经济关系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了，生产力数量和规模增大了，改革和发展都赋予我们新的任务。我们要解决旧体制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而奋斗。 这篇文章送给你作参考............
卓炯发表了什么论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重大决策以来，到今天已接近30年了。近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经济面貌出现了世所公认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奋力拼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促进我国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也仍然存在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有待解决。这里仅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和取得的成就作简要回顾，并对现阶段改革中需要重视研究解决的问题，作简略分析。 一、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 今天人们差不多都可以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感受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性：它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和发展前途的重大举措，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是“……一场新的革命”[2]；它解决了并且在不断解决着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中那些严重不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部分，解决了并且在不断解决着上层建筑中那些严重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性质和发展要求的部分，找到并形成了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中国以新的动力、活力和创造力，并与时俱进，从而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和利用一切可以动员和利用的物质力量、智慧、潜力和优势，用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使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并且为社会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基础。 就经济方面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了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改变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完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和生产关系的基础。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断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这一点，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不能有丝毫动摇。但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总体生产力水平低，各地各部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公有制一统天下违背我国这种基本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必须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鼓励和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首先是对农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农村经济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后又转向城市，对以国有经济为中心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 这些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以年平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及港澳台企业拥有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51.9％；个体私营经济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45％左右，加上外资经济，达65％左右。2005年，全国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达到1.022亿人，超过国有经济的就业人数（6488万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物质财富的增加，增加了就业，扩大了税收来源，满足了人民和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要，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公有制经济的质量提高，结构改善，国有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增强。国有大型企业得到发展。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和关键行业居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关系全局发展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基础性物质产品以及科学技术和人才；它提供的利税一直占全国税利总额的60％以上，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改革了经济管理高度集中的僵化模式，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过去我国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是学苏联的，特点是经济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中央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地方和企业的任务是执行计划，按照计划规定的指标进行生产。企业的厂长、书记由上级任命，企业用的资金、设备、材料由计划调拨，职工由计划分配，产品由计划收购分配，产品价格由计划确定，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上交。计划每年要为企业颁发十几项乃至几十项指标，从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材料来源、资金周转率、工人人数到上缴利润额，都订得死死的，只准执行和超额完成，不准更改。国家规定的一些指标又不是由一个领导机关统一下达，而是由许多部门分头下达。这些指标相互矛盾，没有综合平衡，弄得企业无所适从。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百废待兴，物资短缺，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重点基本建设，权限适当集中，进行计划建设，是完全必要的。每年一度的国家计划及五年计划对国家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今后也不可缺少。可是计划高度集中，包罗万象，不给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却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国家计划的任务是管全局，管大事，管平衡，管比例，不能事无巨细，连企业买一张桌子、盖一个厕所也管起来。我们的国家大，社会供求关系复杂多变，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纵横交错，由中央一个机构编成一个庞大的计划，统统包揽，让下面不折不扣地执行，是很难做好的。企业最了解市场，不同企业有不同的具体经济运作规律。如果管得过死过细，必然会把企业的积极性管没了。计划指标一律是指令性指标，不是指导性指标，计划指标包罗万象，不分主次，贪大求全，总是订高指标，铺大摊子，似乎指标越高越好，项目越多越好，摊子越大越好，因此经常总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力，不仅给企业完成计划带来困难，而且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地方计划与中央计划脱节。中央下达计划指标，地方可以另搞一套，全国几十盘棋一齐下，争项目，争投资，搞重复建设，盲目布点，从而给经济建设带来很多不应有的损失，且周而复始，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症。 这样的管理体制，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非改不行。 1978年以来，随着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破除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了企业是政府附属物的状态，企业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一个中央与地方权责明确，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职能分开，企业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责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原有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无视企业应有地位和权利的弊病基本上得到克服。 第三，指令性计划转化为指导性规划，经济运行建立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形成。 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的特征，把市场经济看做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加以排斥。而计划又是指令性计划，企业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经营的权利，这就不能不抑制生产力的发展。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后，破除了原有思想禁锢，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同时又对金融体制、财政体制、价格体制、物资流通体制等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现在，我国国家计划已经从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规划，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商品指标已经不多，绝大部分商品和经济活动已由市场进行调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创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国家计划和宏观调控，恰恰相反，它要求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和指导性，但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样，既可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防止它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又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是对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革命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体制性基础。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解放思想，积极开拓，大胆探索，敢为天下先；又小心谨慎，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一步一个脚印，反复摸索，错了的及时改，正确的大胆做。尽管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惑、困难和矛盾，但整体来说是比较顺利的，方向正确，方法措施步骤得当，因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困难情况下，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和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或者缺乏恰当的措施方法，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比较顺利并取得丰硕成果，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做到了以下三点： 一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1978年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根据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及时进行总结，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政策，来推动改革实践。正确的理论是正确的实践的先导。正确的理论来之于实践。但只有对实践进行科学概括，对客观规律作正确反映，理论符合实际，改革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得以健康顺利进行。 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指导思想是：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思想不解放，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了，就不讲党性，不讲原则了。“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3] 第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确立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也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和发展方向。 第四，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4]。改革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第五，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5]。 第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的总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6]“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7]“……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8] 这些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指针和理论依据。正因为有这些根本指针和理论依据，我国改革开放才沿着正确的方向有步骤地前进。 二是有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坚强领导和直接指挥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促进中国兴旺发达，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也难以正确顺利进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党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重大措施和实施步骤是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始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有序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正确方针政策，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贯彻执行实现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并且指出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紧接着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条件来组织指导改革的实践。 1982年9月，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二十年分两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把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放在四项任务的第一条。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生产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改革中要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界限；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经验，针对改革开放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增强企业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主要是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1991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内含作了深入的总结和系统的归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培育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指导改革沿着正确方向一步一步地深入开展。 三是有比较适当的改革方法和步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原则，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段要总结经验，“……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9]。“胆大心细”又叫“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事关国家发展前途和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看准了的就大胆改；一时看不准的先在小范围内试一试，试好了再逐步扩大；有必要有条件的先改；有必要无条件改的，待具备了条件时再改。改革源于基层和实践。改革的呼声和要求是实践发出的，改革的许多方法多是由基层首先提出和创造的，中央及时进行总结、归纳、集中，形成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方针、政策，再进一步指导改革实践深入开展。这种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由点到面，由面到点，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和方法，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可以避免出现重大的失误，出现失误能够及时发现纠正，是真正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负责，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三、几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需要解决。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解决了旧的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矛盾，推动着事物前进，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国社会的这一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务不会改变，但矛盾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解决的条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目前，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也原则建立起来。物质基础比过去雄厚， 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0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2002年的近1.5倍，1978年3645亿元的近10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去年达到3587元，比2002年增长44.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759.5元，比2002年增长52.7％；上亿人口摆脱贫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初步小康的水平。这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创造了新的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经济关系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了，生产力数量和规模增大了，改革和发展都赋予我们新的任务。我们要解决旧体制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而奋斗。 这篇文章送给你作参考............
近几年来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涵、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特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质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计划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李震中等同志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产生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必要也有可能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国民经济计划的程度也就越高。相反，如果公有制遭到损害，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也必然会受到破坏。计划经济也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经济制度。 第二种意见，计划经济是一种管理经济的方法。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同意把计划经济看成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其理由是：社会经济制度较之计划经济所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如果把计划经济说成社会经济制度，那么，“计划经济为主”，是否意味着社会经济制度也有主辅之分？ 有人认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就有可能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类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制度相混淆。还有人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计划对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而且计划是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经济就是通过制订和组织执行统一的经济计划进行管理的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来说，计划不是基本的管理方法，而且计划本身也只是预测性的。 第三种意见，计划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和管理形式。王积业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应该包括三层意思。首先，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其次，计划经济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整个经济运动过程，都是有计划进行的。再次，计划经济又是一种管理形式。生产和流通的主体，是由国家通过统一计划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从计划管理的这个特点来看，由国家作计划进行安排的经济活动就是计划经济。 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征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计划的整体性、直接性和目的性三个方面。整体性是说计划经济不是指个别经济单位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计划性，而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只有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计划性，而没有整个社会生产的计划性，这是市场经济的特征。直接性，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实现的，也就是社会的用统一的经济计划来调节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生产部门间的分配比例，求得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达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目的性，是说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有计划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另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自觉”、“事先”、“稳妥”三个方面。“自觉”，是指计划的科学性，就是计划一定要在已经被认识了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并按照它的要求妥善地制定出来。计划的内容要符合实际，实事求是。“事先”，是指计划的时间性，就是计划一定要在行动之前下达，否则，对行动将不能起指导作用，不能称其为计划。计划的制定和下达要及时、准确。“稳妥”，是指计划的应变性，就是计划的制定和贯彻既要有一定的可靠性，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在计划执行过程中，要根据因种种原因发生的变化对计划进行修订，计划的实现要确有保证。以上三点，是计划经济的三根支撑点，缺一不可。 再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微观上表现为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的生产单位，服从国家的计划调节、指导与管理；在宏观上表现为整个国民经济按照体现社会意志与全社会利益的统一计划，持续地长期地保持平衡地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的有计划性、有组织性、按比例性和无危机性，乃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鲜明特征。 三、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大体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实行指令性计划制度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李震中等同志认为，计划经济要求通过经济计划去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比例，而国民经济计划是调动千军万马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任务的行动纲领。如果没有指令性指标，那还叫什么计划经济？ 吕律平、郑新立认为，实行指令性计划是关系到坚持计划经济的原则问题。坚持指令性计划，才能划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界限。 另一种看法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计划调节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刘宗时认为，计划经济就是计划调节的经济。计划经济指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计划调节指的是社会生产的调节形式，同时也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为计划经济的依据。所以，计划经济与计划调节的范围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计划调节的范围不能只是某个局部，而必须是它的全局。 再一种看法是，对宏观经济进行计划控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同意上述两种意见。蒋一苇认为，所谓计划管理，包含两个职能，一是计划，二是控制。宏观控制不等于计划调节，更不等于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全过程，控制的方法包括行政的方法，经济的方法，或者两者结合，并非单靠一纸计划所能解决。 赵人伟、荣敬本也认为，需要澄清没有指令就等于没有计划的观念。宏观对微观如何进行控制的问题，是计划采用什么方式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计划的问题。既然我们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不同的模式，那么也就应该承认下达指令仅仅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或几种）模式的特征，而不是全部模式的特征。 四、关于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特点讨论中一般都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前提条件。而且在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计划经济已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同时，不少人又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相比，还有很大差别。至于如何认识这些差别，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王积业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计划经济有三个主要区别。第一，实行计划经济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我国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都低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我们只能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需要以及集体所有制的某些产品实行计划安排。第二，实行计划经济的形式不同。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由于还存在着商品和货币，因而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就不仅适用于个人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同样也适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而且又是采取货币（价值）形态实现的。第三，实行计划经济的物质力量不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人口又多，国家难以拥有充裕的物质储备。 阎革认为，我国现阶段计划经济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必须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社会主义计划调节必须借助于商品货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是同公有制相联系、受有计划发展规律支配的市场，是受国家计划的控制和调节的市场，因而是有计划的市场。这种有计划的市场，正是社会主义计划调节发挥作用的重要场所。 张路雄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计划经济是由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时期的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完全的计划经济是实行直接调节，它的计划是指令性计划；而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就不应是指令性计划，而应是指导性计划。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完全计划经济的条件。一方面，由于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不可能在全社会实行单一的计划调节，另一方面，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水平还只能汇集和处理部分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实行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如果完全靠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来直接指挥生产，必然有许多内容是脱离实际的。 五、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经济规律纪维国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就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近几年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1．如何理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是客观经济规律。何伟认为，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概念本身就不确切，按比例是客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有计划是人为的主观因素，不是客观经济规律。 刘克鉴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绝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而是人们利用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它只是表明由于公有制的建立，给人们提供了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可能性。要使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加上人们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样一个条件。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遵循在社会主义阶段起作用的各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综合性的成果，而决不是只遵循一两个经济规律的结果。因此，决不能把所谓“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作为我们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依据。 卓炯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产品经济的产物，现在既然产品经济不能成立，大家都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那么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应该由价值规律来承担，作为反映产品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规律就不能成立。 第二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客观经济规律，但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而是高度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规律。廖季立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高度生产社会化的规律。现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懂得运用这个规律，而且运用起来效果也比较显著，不过受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仍然摆脱不了市场的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自觉地运用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来指导经济的发展。所以，有计划按比例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规律。 第三种意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胡乃武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赖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经济条件有两个：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二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生产社会化要求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则能够实现这一要求。所以，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 也有人认为，“有计划”不是指人们主观制定的计划，而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一定要由社会计划来调节这样一种客观必然性。在任何社会化大生产中，客观上都要求把社会劳动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各生产部门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经常是在盲目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通过经济动荡和经济危机才得到强制纠正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统一的计划来组织和管理全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合理地安排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正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阶段才第一次具有客观可能性和客观必然性，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有计划发展规律是指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而不是指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经济计划。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计划，但不能做到整个社会的有计划发展。 在讨论中，许多人对斯大林提出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表述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薛暮桥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了人们用计划来调节生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这要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社会不能自发地产生一个计划，也不能自发地来执行一个计划。因此，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应表述为社会主义存在着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于光远认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要有一定的比例，是一切社会化大生产都发生作用的规律；不是社会主义生产特有的规律，而整个国民经济要有计划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才发生作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律。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在“有计划”，而不在“按比例”，因为“有计划”本身就包含了要“按比例”的意思。所以，“按比例”这几个字在这里是不必要的，应该把这个规律表述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 周永刚认为，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比例规律是两个规律，不是一个规律，不能把两个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表述。有计划发展规律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人们进行自觉的有意识的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客观依据。按比例规律则是以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它和反映它的要求的综合平衡活动只是计划工作的依据之一，是计划工作的一部分。有计划发展规律是比按比例规律程度更高的经济规律。这两个经济规律产生的条件、所起的作用不同，作用的程度、范围也不同。因此，这两个规律是不能等同的。 黄振奇认为，斯大林把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比例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表述，称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与他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有关。现在我们既然发现了调节社会主义生产比例的，除了有计划发展规律外，还有价值规律，我们在理论上就应当把按比例规律与有计划规律分开来表述。如果仍把这两个规律作为一个规律来说明，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似乎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实现，只是有计划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与价值规律的作用无关。 2．怎样认识各种经济规律在计划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计划管理必须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价值规律和其它经济规律。但对各种经济规律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计划经济中的作用，却有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多种经济规律的“合力论”。项启源、孙大德等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多种经济规律。我们要充分考虑多种经济规律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用的客观实际；把整个经济规律体系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各个经济规律看作它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发挥各个经济规律的综合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对于能否真正做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带有关键性。 刘方棫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体系中，各个经济规律都以各自特定的方式和过程运动着，形成有各种不同机制和不同作用的“力”的运动。同时，各个经济规律又彼此联系着、补充着、制约着，每一种力又最终形成为统一的“合力”的有机部分。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对经济规律作逐个的考察，而对他们的“合力”缺少研究，势必影响我们对经济规律的整体的认识，就不可能对整个经济规律体系的质态和运动特点有入骨的了解，从而我们在对规律的认识与运用问题上也难于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 另一种观点，是基本经济规律的“主导论”。李震中等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有许多规律发生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决定着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和归宿，决定着各个时期的基本任务，也决定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变动方向。 有人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关系。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同时起制约作用。方恭温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与价值规律一起起作用的，它们在许多方面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没有主次之分。社会需要的目标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规定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出的目标，规定各部门、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则是根据这个比例关系分配社会劳动。而且，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既是价值规律调节的内容，也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重要内容。社会在安排社会总劳动的分配比例时，必须同时遵循这两个规律的要求。 李震中等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制约着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对价值规律起制约作用。 薛暮桥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同价值规律共同起作用的。不同的是，在这种场合，前一个规律起主导作用，后一个规律起辅助作用。在另一个场合，情况与此相反。总的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起主导作用，价值规律是起辅助作用。 再一种看法是价值规律的“首位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的分配起着决定的和支配的作用。 孙冶方认为，价值规律就是时间节约规律，即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规律。它是最基本的规律，是程度极高的规律。对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毕竟是“时间节约”意义上的价值规律。 卓炯认为，价值规律就是价值决定的规律，是按比例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们把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其实，价值规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满足社会需要，并在满足需要的基础上分配适当比例的劳动量。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也是立足于价值规律之上的，是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的一个派生的规律
2007年采访李向民时，他刚于跟世界文化巨头百老汇倪德伦公司签约，成为第一个将百老汇音乐剧引进江苏的人。他透露，在江苏，我们有可能看到多明戈与沙拉布莱曼的第一次合作。此外，跟另一个世界文化巨头好莱坞合作的电影《南京浩劫》也正在准备当中，据李向民透露：“这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电影。”李向民，1966年9月生，江苏建湖人。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历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江海学刊》编辑、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五处副处长、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访问学者和江苏省体改办副主任等。2003年初出任江苏省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向民于1985年首次提出并开始研究“精神经济”理论，是精神经济学和艺术经济史学的创始人，我国最早研究文化产业的学者之一。主要著作有《精神经济》、《大梦初觉》、《中国艺术经济史》和《中国艺术品经营史话》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1998年获江苏省首批“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李向民不仅在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而且还在文化产业的实践领域成绩斐然。江苏省文化产业集团是全国首家由省级政府投资，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和运行的大型国有文化产业集团。集团成立两年多来，以崭新的模式引起全国关注，业界认为其开辟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并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04年，集团投拍的影片《三十八度》荣获第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四项大奖。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了望》周刊等分别以较大篇幅对李向民、精神经济理论以及文化产业集团进行专题报道和评论。2004年10月，李向民当选“中国文化产业十大杰出人物”;2005年8月，被国务院批准为“2004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李向民不仅在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范畴内颇有建树，而且还在文化产业的实践范畴内经验颇丰，是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内不可多得的学者型企业家之一。文化“精神经济”早在1984年，李向明还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时，因为自己所写的诗歌被校广播站播放很多遍，他开始考虑无形产品的转让价值问题。开始构思的几千字的论文最终在1985年成为23万字的论文《精神经济学》。对于李向民在经济学上提出的这个命题，钱学森认为：“这个大问题，我看我国经济学家也出了不少力，他们也没研究过！我看还得有志于此的同志自己动手。”著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卓炯认为“李向民同志的建议，具有突破的性质，我意不如叫做精神产品经济学，较易为人理解。精神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李向民认为，“经济活动的领域在近几十年来获得前所未有的拓展，非物质需求正成为影响和决定市场的主导因素。这一切现象表明，人类经济正日益精神化。”他的例证是：体育、娱乐业占领了汽车、建筑等传统物质经济部门填补不了的消费真空。传统的食品、服装行业也抛弃了过去靠大量消耗资源来满足生理需要的做法，空前地注意口味、感觉、时尚与品牌。随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物质财富的生产必将呈基本饱和和相对过剩状态，精神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和吸引更多的资源向其集中，以精神产品生产为龙头的新兴产业正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当用经济学的经营方式来对待精神产品，这是李向民给我的感觉。他的书《中国艺术品经营史话》、《中国艺术经济史》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文化领域拓荒者李向民称，此剧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法律等多方面，其合作的复杂性空前，将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一部影片。4月28日，江苏文化产业集团与美国倪德伦环球娱乐公司、北京东方百老汇国际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将于今年在江苏推出百老汇音乐剧，并希望能够在江苏呈现多明戈与沙拉布莱曼首次合作。2007年秋季，第一部原汁原味的百老汇音乐剧将在中国与广大观众见面，这部音乐剧是获得托尼大奖（Tony Award---美国音乐剧大奖）的《42街》。倪德伦先生说：“我们坚信《42街》作为新纪元倪德伦中国院线的第一部剧目再合适不过，正如《42街》主题歌所唱的那样，我们邀请每一位中国人快来和我们一起跳舞。”除《42街》外，某些城市还将推出赢得托尼大奖的、罗杰思与汉默斯坦的《国王与我》。这是江苏文化产业集团进一步拓展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大举措，必将为江苏演出市场带来全新的经营理念，同时，对丰富江苏演艺市场，促进江苏人民多样化文化消费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文化产业现状李向民说，中国文化产业目前存在着一些问题：体制上来讲，由于现在很多的文化公司其前身为事业单位，员工的工作态势多以官办姿态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司的发展；从专业结构上来讲，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对管理却知之甚少；忽视技术对文化产业的推动力，中国目前的文化产业还未能达到最前沿。江苏文化产业这几年取得长足的发展，江苏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人文荟萃、书香流溢、文化锦绣的省份。江苏文化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吴楚文化、南北文化交汇贯通、兼容并蓄。从1996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大省以来，江苏文化产业的改革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江苏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江苏各文化产业集团的组织体制改革各有特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江苏报业和出版发行业发展成绩突出，成为江苏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江苏文化产业的特色产业发展大有前途，在现代传媒业与特色产业的共同发展中，江苏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形成。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中，江苏省各地都开阔了视野，开拓了思路，将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保护、利用与文化旅游的开发，将城市特色文化建设与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炼锻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以会展、节庆、文化旅游等方式，积极探索本地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不但彰显了江苏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且培育开拓出了江苏文化产业的新增长点。对于江苏文化产业的未来几年的发展期许，李向民认为，在未来几年，江苏的文化产业市场会越来越大，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精神方面的需求会不断增加，不管有没有供给，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江苏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政府领导关怀支持下，江苏的文化产业将会越来越发达；随着改革开发，中国加入WTO,世界先进的文化产业巨头会来到江苏，与江苏本土的文化产业集团同台竞争，人的胃口会越来越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文化产业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文化产业的体制会多元化，资源配置方式更丰富，国有、民营、外资将平分秋色。简介：1966年9月生，江苏建湖人。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历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江海学刊》编辑、江苏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五处副处长、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访问学者和江苏省体改办副主任等。现任江苏省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江苏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李向民先生于1985年首次提出并研究“精神经济”理论，是精神经济学和艺术经济史学的创始人，我国最早研究文化产业的学者之一。主要著作有《精神经济》、《大梦初觉》、《中国艺术经济史》、《中国艺术品经营史话》、《外国政府如何管理农业》、《文化产业：变革中的文化》、《中国文化产业史》、《文化产业管理》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1998年获江苏省首批“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李向民教授多次主持并完成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目前李向民教授共指导五名博士研究生、五名硕士研究生，开设精神经济和中国艺术经济史两门课程。李向民先生领导的南航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重要基地。李向民先生不仅在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领域做出探索，而且还在文化产业的实践领域身体力行。他创建并领导的江苏省文化产业集团是全国首家由省级政府投资，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和运行的大型国有文化产业集团。集团成立以来，以崭新的模式引起全国关注，被业界认为开辟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文化部授予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2004年，集团投拍的影片《三十八度》荣获第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四项大奖，MTV《黄河妈妈》获金鹰奖提名。2005年底，与美国好莱坞的著名制片人合作投资3亿元合作拍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南京浩劫》。
李炯发表论文
*为通讯作者李瑞峰，郭成浩，陈融，李莉，孔乐凯，王建丽，胡维诚.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外周血白细胞的iNOS-mRNA表达的变化.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2001；17（12）：1240-1242李瑞峰，郭成浩，魏树珍，陈福琴，陈融，李莉，刘玉梅，胡维诚. 高果糖诱导的胰胰岛素抵抗大鼠外周血白细胞iNOSmRNA与ecNOSmRNA表达的变化.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2002；18（11）：1404-1406陈福琴，邵倩，*李瑞峰，陈融，李莉. 外周血白细胞两种类型一氧化氮合酶mRNA表达与糖尿病的关系.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03；19（4）：299-300宋春红， *李瑞峰. 一氧化氮在2型糖尿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05；21（1）：89-90陈融，李莉，任冬梅，王婧婧，邴鲁军，*李瑞峰? 蚤休总皂甙与半边莲生物碱对内皮素及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表达的对比研究. 山东大学学报, 2005; 43(1): 41-47李文通，王家耀，刘兆华，郭成浩，*李瑞峰 ?阿司匹林对STZ糖尿病大鼠外周血白细胞iNOSmRNA和胰岛细胞iNOS表达的影响. 山东大学学报, 2005; 43(10): 928-930王佳妮、曲思风、李岩、刘胜厚、王玉婷、夏莹、*李瑞峰. 从非经络角度研究针灸治疗糖尿病的机制及临床意义. 护理学杂志, 2005；20（11）3-5李瑞峰、闫晓梅、刘玉梅、李爱玲、孔乐凯、杜艳芝、胡维诚. 高脂饮食与大鼠在体动脉内皮素合成关系的研究. 山东医科大学学报,? 1999；37（1）：24-26李瑞峰、温海涛、李莉、陈融、任冬梅、郭成浩、闫晓梅、胡维诚. 半边莲不同组分对动脉内皮细胞内皮素及内皮源型一氧化氮合酶代谢影响.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2002; 10(1): 19-22李瑞峰、魏树珍、陈融、郭成浩、陈福琴、李莉、邴鲁军. 一种外周血白细胞原位杂交实验新技术. 山东大学学报, 2002; 40(3): 277-278李瑞峰、魏树珍、李莉、邴鲁军、陈融、郭成浩.Wistar大鼠2型糖尿病模型的建立. 山东大学学报, 2002; 40(4): 331-332王佳妮、刘谦、*李瑞峰. 阿司匹林抵抗研究进展.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4; 24(11): 1090-1091 申景平、李瑞峰、雷立权、高广道. 心肌梗死大鼠心肌成纤维细胞对血管紧张素Ⅱ的反应性.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2002; 10(2): 115-117李晓、李瑞峰、丁书文、李莉、姜萍、陈融. 心和颗粒剂对高脂饮食大鼠血管内皮损伤及内皮表达内皮素、粘附分子的影响.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1; 21(8): 602-604申景平、李瑞峰、雷立权、高广道、李炯、卢兴. 洛沙坦对大鼠心肌梗死时心肌细胞的作用. 基础医学与临床, 2000; 20(4): 42-44张晓玲、薛冰、李莉、陈融、任冬梅、*李瑞峰、胡维诚. 半边莲生物碱抑制肾性高血压大鼠内皮素1mRNA和蛋白表达.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2007; 15(1):11-14申景平雷立权高广道李瑞峰李炯.张庆殷血管紧张素Ⅱ对心肌梗塞大鼠成纤维细胞的核酸、胶原合成影响的研究.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1999; 15（1）：5-7
冯卓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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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地铁上被如下文字弄的泪眼婆娑：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如梦一场，仿佛昨天一家人才团聚过。”二十二载求学路，真的，无人可以感同身受你在其中所遭遇的一切，所谓自己的路自己走，要相信这些泥泞的路上，留下了面向坚定方向的脚印，都会对未来的生活有积极的益处！ 在网上找到了这封信原文，感受颇深！因为与作者有部分相同经历，因此心血久久不能平静！自己也是来自乡下农村，一步步跨越各种独木桥，才走到今天。 从已经倒闭的高庄小学，到毛村初中，因为小学学习特别不好，小升初语文和数学只考了92分，就像撮菜筐似的把我分到了只要给钱就可以上的菜中！ 那个时候，吃饭需要用自己产的粮食换成粮票吃饭。吃饭时是分组的，因为分饭不均匀打架斗殴是常事！初一一整年，自己连26个字母都没有背全，也因为跟同学打架，班主任让我叫了父母。 父母归家后，只对我说是转学还是退学，退学就去工地干活。赤裸裸的两条路供我自己选择，很庆幸当时自己选择了转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自己开始拼命学习。从此高中、大学、研究生一路读下去，途中虽有一些波折，但是自己都坚持走了下来！ 等到现在，发现对我自己，读书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平机会！ 期间，自己也受很多的人的帮助，才一路走下来！都说淋过雨的人，会更愿意为别人撑伞~我也愿意随时成为一名撑伞人！愿你我都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要相信世间的力量，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要相信生活不会辜负你我的努力！ 穿拖鞋的汉子 写于上海九号线地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