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发表每周评论文章

李大钊在1919年八月发表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是为了反驳胡适的文章《多研究此问题，少谈些主义》。

1919 年6到7月间，胡适在具主持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此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出“主义”只是“抽象的名词”，不研究人力车夫生计之类的问题而高谈社会革命的“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特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论战遂起。

当时《国民公报》编辑蓝公武（笔名“知非”）在该报发表《问题与主义》论证了宣传主义的必要性，对胡文给宣传主义列举的三条“教训”逐条予以驳斥。但未能击中胡适否认“根本解决”的要害。

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以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来论证宣传主义的重要。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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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李、胡二人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思想观念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并不表现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在这两个层面上他们的思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主要表现在：胡适比较多地注重于思想启蒙方面，李大钊比较多地注重于介入现实政治；胡适比较重视立言，李大钊比较重视力行；胡适注重输入学理的主要诉求是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李大钊注重输入学理的主要诉求是改造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再论问题与主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问题与主义论战

胡适。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

文章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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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强学报》，是上海强学分会的机关报，于1896年1月12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从创刊到停刊，《强学报》正式发布仅两期，故被称为一份铅字排印的五日刊（两期相隔五日）。1896年1月20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强学会遭查封，《强学报》被迫停刊。该报倡导维新变法，由康有为学生徐勤、何树龄主编，上海强学会书局铅印，向社会免费赠阅。其对维新运动的推动却起到很大的作用。它力言科举、法制的积弊，倡导维新变法的必要，并首次在报刊中提出了开设议院“以通下情”的政治主张，表达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条件的愿望。《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创刊于北京，陈独秀主编，周刊。每星期日出版，四开一张，分四版，采取报纸的形式。自第26期起由胡适接编，每周评论社出版发行。它与《新青年》相互补充成为了五四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报刊之一。刊旨：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内容侧重时事评述，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先后出版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山东问题，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号以及罗素的讲演<我们所能做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等重要文章。曾在"名著"栏刊登《共产党宣言》节译。《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在国内文坛有广泛的影响。（答案源自百度百科以及360百科）

1919年1月5日，李大钊的《新纪元》一文在每周评论第三号上发表。该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的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为一线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个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4月6日，《每周评论》在名著栏内刊载《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后面属于纲领的一段，并加注按语。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大的意见。...... 恐怕马上要来到东方。该刊旨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内容侧重时事评述，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先后出版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山东问题，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号以及罗素的讲演《我们所能做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等重要文章。《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在国内文坛有广泛的影响。 1919年1月26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6号上发表《兴三利》一文文章指出:同社只眼(陈的笔名)主张除三害，痛快的很。吾愿同时也能兴三利。那三利呢?开首，多多培养进取、有为、肯牺牲、负责任的少年为专门而博闻的学者;其次，实行科学教育，使人人对于事物都抱着遵守科学法的态度，都是批疑之大胆而容受之心虚。最后第三，创办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事业，成立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制度，务令人世的确是人的人世，不再是帝王军阀的人世，不再是官僚政客的人世，不再是资本家财主的人世。 3月9日，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在《每周评论》第12号上开辟专栏，全文转载林纾(琴南)的小说《荆生》，并加记者按语，回击林琴南小说《荆生》中以暗示的手法讥笑诋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等人的行为。李大钊说:我正告那些顽旧鬼崇，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若是公众袒你们哪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此前，2月17至18日，林纾(琴南)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小说，影射攻击陈独秀等人，并谩骂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孔子、提倡白话文为禽兽自语。8月31日被北洋政府查禁，共出版37期。 1919年4月2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娼问题》一文。文章指出:上海有一部分外人就废娼问题征求社会意见，登了好久，并没有一个应声的人。我的废娼的办法:第一、禁止人身卖买。第二、把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教他们点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他择配。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人公立学校概不收费。我们主张废娼，有五大理由: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凡是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的制度风俗，我们都认做仇敌。从前在上海，看见许多青年女子，不管风雨昼夜，一群一群地站在街头，招拉行路的人，那种可怜，凄惨的光景，稍有人心的人，都要动点同情的。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社会若许公娼存在，男女间恋爱生活的价值必然低落，致令一般人认为恋爱即是一种兽欲。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花柳病的传染，不但流毒同时的社会，而且流毒到后人身上。又据医家说，久于为娼女子，往往发生变性的征候，这个问题尤与人种的存亡有很大关系。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妓女大半是由卖买来的。认许公娼即是认许人身卖买。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社会上有娼妓，大失妇女人格的尊严，启男子轻侮妇女、玩弄妇女的心。 1919年5月26日，陈独秀的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在每周评论第23号上公开发表。文章强调指出: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他还说: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多研究些问题，少淡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淡些主义》一文。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李大钊也因避免追捕离京，胡适乘机取得《每周评论》的领导权。胡适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义之争。这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一次大论战。文章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他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放，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他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谈!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适所用主义含义较广，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8月24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文章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胡适坚持应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31日，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七号上发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8月30，《每周评论》第三十七号出版未及发行即被北京政府封禁。

谁发表每周评论文章呢

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是李大钊。李大钊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唯物史观（经济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些内容，我们不能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已经给予正确的认知。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从这些误读中可以进一步凸显出李大钊思想的先觉与深刻。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认知首先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他以《资本论》为本，阐释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他批评了当时的传统知识分子完全忽视经济学的短视，并告诫后人：“从前的历史学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读乡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春发表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5月回国，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6月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不久又担任《国民杂志》社指导、《新潮》社顾问。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从1918年下半年起，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是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也是在北伐时期推动颠覆中国政府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时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

是发表在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随感录专栏。《每周评论》共设十二个栏目：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报刊选论等（每期有五个栏目以上）。陈独秀是《每周评论》的主编，也是最主要的撰稿人。他主持笔政的半年里，发表的主要文章有《我的国内和平意见》、《除三害》、《国防军问题》、《人种差别待遇问题》、《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为什么要南北分裂》、《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贫民的哭声》、《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等及一大批“随感录”。陈独秀最后编辑的第25号（6月8日出版）上除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外，还有两篇重要的“随感录”：《爱情与痛苦》、《研究室与监狱》。胡适接办的28期便接上陈独秀的话题，也做了两篇同样题目的“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则说：“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下面便重抄了陈独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那一段话。——义正言激地为陈独秀的人格唱赞歌，为陈独秀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思想与革命行为唱赞歌。就在得知陈独秀被捕的当天晚上，胡适愤慨地写下了一首题为《威权》的诗，为“奴隶们同心合力”起来造反“唱昌赞歌”，他高昂地诅咒：“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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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读乡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春发表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5月回国，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6月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不久又担任《国民杂志》社指导、《新潮》社顾问。

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从1918年下半年起，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小故事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出生是十分的凄楚：他尚未来到人间时，父亲李任荣就因患肺病逝世；刚过周岁，母亲周氏又因感伤过度而病逝。因此，李大钊是“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其祖父李如珍，平时管教李大钊甚严，不准他外出去看赌博，更不许他骂人、打架，否则就要他接受大热天上房顶举着沉重的木杈翻麻等处罚。如此严格的家教，对李大钊的成长影响很深。李大钊自己做父亲后，从祖父的家教中受到启发，同样对子女加以严格的教育。扫雪、教歌就是他教子实践中的两则小故事。一年冬天，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院子里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李大钊对他的女儿和儿子说：“雪下得多大啊，你们快拿着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要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孩子们的外祖母心疼小外孙：“天这么冷，你还叫孩子们去扫雪，要是冻病了可怎么办？”李大钊笑着说：“孩子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身体经常活动，也会增强抵抗力。呆在家里不动弹，就更怕冷了。”说完，他和孩子们拿了簸箕与扫帚，走到院子里。他一面扫雪，一面对孩子说：“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谁就没有饭吃！”孩子们边扫雪，边听父亲讲新奇的故事，一点也不觉得冷，反而是越扫越有劲…… 孩子们渐渐长大，上学了。李大钊又非常注重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用歌曲寓理于情，寓教于乐，使孩子在愉悦中受到教育。夏天的一个晚上，他稍有空闲，就将儿子李葆华、女儿李星华喊进书房，先要他俩将当时在学校学的歌唱给他听，孩子们高兴地唱起了喜欢而又熟悉的《校歌》：“啊，我们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李大钊听完歌，没有一句夸奖，只是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猪、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接着，他就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他说，声音不能太大，让街上警察、暗探听见，他们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他不仅教孩子会唱，还把歌词大意讲解给孩子听，并且用家乡一位穷苦大伯一年辛苦到头，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例子，帮助孩子领会歌词的意义，加深印象……结果，没教唱几遍，孩子们都会唱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首珍贵的歌！让家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李大钊的家教故事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1889 — 1927) ，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又是位著名学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他一生的写照。李大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重视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以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长子李葆花 16 岁便参加革命，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长女李星华，1932 年入党，长期从事教育和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是我党的优秀干部。李大钊早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是社会名流。但他生活俭朴，“冬——絮衣，夏——布衫”，一个大饼，一根洋葱，常常是他的便饭，有人去他府上拜访，见他的幼女炎华，身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的，像个乡下孩子，完全不像北大名教授的女儿。有位亲戚对此很不理解，有次问起李大钊，他只是淡淡一笑说：“点种”“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点什么种 ? ”亲戚迷惑不解。� 解放后，乐亭县第一中学师生访问李大钊故居时，这个亲戚向师生们谈到这件事。一位老师听后提议全体学生起立，他激动地说：“同学们，你们明白李大钊同志所说的‘点种'的意思吗 ? 他的种子，就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我们要让李大钊同志点的种，在我们心里开花结果。”直到这时，这位亲戚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李大钊所说的“点种”的真正含义。� 李大钊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真理，为革命事业培养“火种”，在家庭里，也教育子女要经风雨、见世面，努力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经常带领孩子去郊游，一同乘船、渡河、爬山，以锻炼他们的胆量，开阔胸襟。� 有一年冬天，北京城雪花纷飞，大地披上了银装。李大钊对孩子们说：“雪下大了，你们快拿扫帚到院子里去扫吧 ! 要是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哇。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借雪吟诗，这比我小时候只能隔窗望雪作诗要好得多呀 ! ” 孩子们听了，一阵欢呼雀跃，立即拿扫帚出门。孩子的外祖母和母亲表示反对。外祖母说：“外面太冷，冻坏了孩子怎么办 ? ”李大钊却笑着说：“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何况人只有经常活动，身体才会有抵抗力。扫扫雪怎么会冻坏身体呢，呆在屋里不动弹，才更经不起风寒呢 ! ”李大钊说完，就带着儿女出了门。一边扫雪，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干得热火朝天。古人说：“乐则生矣。学至于乐，则自不已，故进也。”李大钊教育孩子，善于从孩子的特点出发，循循善诱，寓教于乐，生动活泼，从不刻板生硬，更不打骂孩子，从而使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李大钊家中堂屋的北墙上，挂着一张富有诗意的画，画中有位少女怀抱琵琶在演奏，各种飞禽走兽闻声而来。李大钊十分欣赏此画，他绘声绘色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看，音乐的力量有多么大 ! 这个弹奏乐器的姑娘，只要手指轻轻拨动，就能引来美丽的孔雀、高傲的仙鹤、凶猛的狮子老虎，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堂的鸟兽，他们一个个都被音乐陶醉了。人就更不用说了。音乐不仅能陶醉人，而且还能鼓舞人心。”李大钊经常教孩子们唱歌。有次，他教孩子们唱的是教堂里的一首赞美诗，其中有这样几句：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就要欢喜禾捆收回家。他边唱边讲解：“你们看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喜欢呀 ! 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一样快乐呢 ! ” 李大钊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教孩子学音乐。有一次他带着葆华、星华去拍卖行买回一架旧风琴，由他弹琴伴奏，孩子们合唱了一首校歌。唱完后，李大钊说：“北沿河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你们校歌里怎么说它是孩子们青年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 ? 这首歌的歌词太不真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 ”他借此机会教孩子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教完歌还给他们讲解歌词的含义，讲解从事革命的道理。这种家教，寓教于乐，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有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儿童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之后，尊重与羞辱对于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刺激。”李大钊在家庭教育中，十分注意运用“尊重”这种“最有力量” 的方法。他注意研究儿童心理，根据孩子们心理、生理特点，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有一年夏天，李大钊从北京回河北老家歇暑假，给孩子们每人买回一包礼物——笔、墨、方格字帖。孩子们很是高兴，立即研墨展帖，端端正正坐在八仙桌前写了起来。这次是李星华生平第一次临帖写大字，所以她左临一张，看看不像，右临一张，看看还是不像，气得小脸发红，直想哭出来。她放下笔，躲到后院里偷偷地抹眼泪。这时李大钊和妻子发现星华在哭，但摸不清她为什么哭。妻子正好张口问星华，却被李大钊拦住了。他说。“ 女孩子的心理是很难揣摸的，你要是问她为什么哭，她不会告诉你的，你不要硬逼着问她。哭的原因不是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了吗 ? ”妻子莫名其妙。李大钊接着说：“我记得在一本什么书上看过：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一不留神，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手指，这个小女孩立即把伤口包了起来，生怕别人包括自己的爸爸妈妈发现，直到伤口长好了才给人看。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 这就是女孩的一种好胜心，你明白了吗 ? ”妻子这才恍然大悟。过了一会儿，李大钊把小星华叫来，一同走到八仙桌前，指着星华写的字帖微笑着说：“你的字写得很好，有点像魏碑帖上的。因为这是你第一次临帖，写得还不大整齐，笔画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字有的个儿大，有的个儿小，要是天天耐心练习，就一定会写好的。你看，你哥哥写得也不整齐呀，可是他不着急，沉得住气，只有这样，将来才会把它慢慢地写好。” 李大钊的话使星华受到很大鼓励，同时也使她了解到自己遇事不冷静，容易急躁的缺点。从此，星华不仅天天练习写大字，而且性情也变得比以前沉稳多了。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李大钊牺牲后，1933年由党在白区的秘密组织将其安葬在万安公墓内。新中国建立后，在河北乐亭、北京等李大钊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相继建立了李大钊的纪念馆。1983年10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万安公墓建成，中共中央领导亲自参加，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谁在每周评论发表论文

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是李大钊。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是李大钊，他是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1907年夏至1913年夏，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年底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曾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的斗争。1916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1917年1月又任《甲寅》日刊编辑。在此期间，在《甲寅》、《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文章。1917年底，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先后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率先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著名论文，和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作坚决斗争。1920年春，和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在北京创建共产党小组，11月小组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任书记。中共一大后，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任书记，负责领导北京和北方地区党的工作。1922年8月，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为候补中央委员，赞成国共合作。1923年6月，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北京委员。会后，组建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1924年3月兼任委员长(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委员长改称书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负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同年6月，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离苏回国。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委员。同年10月，取消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制，分别组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和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任北方区委书记。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积极组织和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多方与冯玉祥国民军合作，开展推翻北京军阀政府的斗争，组织北方人民支援北伐战争。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遂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兵营，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文章

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认为当然是应该取消公摊面积的。毕竟现在的房价是比较高的，老百姓挣一辈子钱才可能要买一套房子。而公摊面积的也是需要老百姓去买的。

国家保留地摊经济体现了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体现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扩展资料：

“地摊经济”的“三低”特质，让它具有一些独特优势。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箱就能卖货；失败风险低，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的转型；并且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但是地摊经济方便市民生活的同时，也给交通和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市区其他一些街道也或多或少存在规模不等的夜市，一定程度上对交通、环境等方面造成了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国家保留地摊经济体现了国家哪些经济制度？保留地摊经济的制度或政策依据是：我国实行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以及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2020年开放地摊经济政策，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位。这样能够满足居民出门消费的习惯，创造更多的销售机会。让临街店铺越门经营，这样就扩大了商铺的经营面积，而且能够将店铺的主打商品直接展示出来，能够让消费者快速看到，并能够加速商品销售速度。扩展资料发展地摊经济的意义：1、地摊经济能够加快商品流转速度，摆摊设点可以将商品通过简洁的方法展现在消费者面前，各种各样的商品集中在一起能够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2、扩大终端销售渠道，让利给地摊销售者，摆地摊能够实现比较亲民的销售渠道，减少了物流繁琐的流程，通过采购商品并销售产品，这样的循环经济还是很不错的。3、快速解决就业，目前很多行业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很多失业人员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就会出现困难，而摆地摊有政府扶持，劳动者每天日结收入，能够将他们的谋生本领显现出来，维持劳动者的收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