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理论类论文发表

《马说》里有这样几句话：“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刻画出一匹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千里马”，对于不识人才，埋没、摧残人才的行为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当今年代，人才需要学会表现自己。我们需要伯乐，但我们更要学会自己去找伯乐。只要有本事就应该展现出来，姜太公钓鱼式的等待已不适应社会需求了。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是一句管理者的口头禅。可是，如果如果金子被埋在地下，那么它所发出的光又有谁知道呢？那么这块金子有还有意义吗？千里马的才能被食马者埋没，令人婉惜，无知的食马者应承担大部分责任，这是外界因素。但千里马没有主动表现自己的才能也是一个因素，这就是千里马内界本身的因素了。社会给了人才一个施展本能的舞台，创造了一个公平、公正、自由的人才竞争社会，让每一个人靠真才实学赢得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就是靠自己，如果你是千里马，如果你确实有才，那么你就应该展示自己的风采，让伯乐发现你。这几年最红的电视节目“超级女声”、“梦想中国”等等，都为大家铺展了平台，有多少怀着音乐梦想，怀着明星梦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目标。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信和勇气。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年代，有才不露还不如毛遂自荐，如果你没有勇气和自信去像大家推荐你自己，那么你就已经间接的被社会淘汰了。谈到选拔人才，大家必然会联想到教育的培养，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自古就有一个传统美德——谦虚。在这里，我并不是认为谦虚是错的，只是如果大家都过分谦虚，有才不露，那么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没有什么前程可言，社会也就不会再进步了。因此，我觉得要想成功的培养出一代代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他们的自信和勇气，让他们敢于地向社会推销自己，让自己这匹“千里马”被伯乐所发现，并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用武之地。如果你是千里马，如果你是一块被深埋在地下的金子，如果你想要成功，那么就请你自己去寻找伯乐和“识金者”吧！不要再做无谓的等待。我们的青春是短暂的，让我们去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

可以。马理论与社会学是相通的，两者存在共变关系，值得研究。硕博论文的专业性、创新性、严谨性的要求要高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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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理论可投艺术类期刊。马理论是一种文化、艺术、哲学等领域的理论，其主要研究内容与艺术创作、文化现象、社会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因此，马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在一些艺术类期刊上发表。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论文发表

20%。目前一般对小论文的重复率要求不能高于20%或30%这两个数字,具体标准因杂志社而已。而大部分杂志社也是使用知网查重系统来检测论文的重复率。

关键字：哲学趋势方法论全球化马克思摘要：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在批判和改造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大厦的根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球化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想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就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全球化进程。如何认识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决定我们怎样判断全球化和怎样参与全球化的出发点。马克思曾经对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以“世界历史”的理论形态作了概括和分析，掌握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或者说“世界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全球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参考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一、当代马克思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我慢慢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它不应只建立在我们感性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学习，我们必须把它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基础角度，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出了现实需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和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认识历史和时代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它被社会主义必然代替的历史命运。这些都是科学的理论！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产生，为实践服务，随实践发展，并受实践检验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本活动。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归根结底是要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结合起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是辨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学说，为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现实的道路，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奠定了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二、马克思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全球化是人的发展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方法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2.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但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是由普遍性的规律所支配，而且承认这种普遍规律是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主体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发生作用的。历史辩证法的使命就在于从历史的特殊性中探索出历史的普遍性，又以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的特殊性，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理，正是马克思把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分析考察“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逻辑结果。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阐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性。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从手工业作坊生产方式向社会化大工业转变，自然分工向国际分工转变，地域性的交换形式向世界市场转变，自然联系的人向世界普遍交往的人的转变，充分论证了人类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是“世界历史”的开端，标志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其次，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揭示“世界历史”的一般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把个人、民族的特殊的形态，亦即狭隘的、封闭的、自在的形式转变为普遍的形式，也就是世界性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以及自主性的人的状态，取得对封建制度的彻底的胜利，取得了统治的地位。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特殊形态中抽象出普遍的生产、交换、消费和交往关系，普遍的人，并把这种普遍性的产生、发展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普遍性不断超越特殊性的过程。以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的性质和产生为起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结构及其内在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特性，必然容纳不了在其自身生长起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和普遍发展的人，这就必然要打破资本主义这种特殊形态，这是“世界历史”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共产主义，由于它适应生产力和人的世界性普遍性的发展，从而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的合理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就是个人的存在直接同世界历史相联系。“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共产主义以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否则，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现象存在，处于一种“落后的、家庭式的笼罩着神秘气氛”的状态，这种共产主义必定随着交往的扩大而瓦解。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世界历史”发展，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然而共产主义也不是终极状态，相对于“世界历史”的无限发展，它也只不过是“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一个环节。“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历史的普遍性对历史特殊性的超越，造成了历史的不断进步。然而，历史普遍性并不能脱离特殊性。历史普遍性的日益扩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如它导致资本主义一样，但是由于各民族、各国的具体实际不一样，历史普遍规律的实现方式，实现途径也会不一样。马克思晚年十分注重研究东方民族的特殊性，指出东方民族在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存在着特殊性和多样性。可见，由于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地结合起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3.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优秀内核——辩证法，运用对“世界历史”的理论思考，他认为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此，他对“世界历史”的源起和过程、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无不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首先是批判地指出“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的发家史。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贪欲，驱动着他们不断奔跑于世界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改进生产手段降低成本，不断驱赶农民离开家园以获得更多的廉价的工业劳动力。尽管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但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残暴和血泪。其次是批判地指出“世界历史”是充满矛盾曲折发展的历史。资产阶级在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生产、消费体系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扩展到世界各地，生产的无限膨胀以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为代价，人的普遍发展以劳动阶级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社会的前进运动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后发展民族的贫困为代价。再次是批判地指出“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文明世界化的历史。资产阶级把文明传播到全球每个角落，但实质上是按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化过程是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价值观冲突的过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的批判仅仅是他理论地把握“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批判不能够满足于抽象地否定旧世界，而应该通过批判“建立一个新世界”。因此，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他在否定资产阶级作为全人类利益代表的同时找到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一致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他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远合理神话的同时揭示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和发展的整体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趋势和基本要求；他在抨击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狭隘性的同时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目标，指出代替那阶级对立、主客体对立状态的将是“个人的自由的联合体”，这样的联合体的根本特征是“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而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必须在“世界历史”的充满矛盾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必要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

马理论论文发表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后，在长时间里，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经历了从个人到团体、从萌芽到思潮的转变过程。1、1917年十月革命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萌芽。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孙中山、朱执信、梁启超等人开始关注了解马克思主义，不过这时候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2、1918年李大钊等开始著书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十月革命后，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919年9月、11月，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3、 1919年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打开了大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得到传播。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19年。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

他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他的思想认识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同中国的优秀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结合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具体化。

二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马克思理论。

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之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却不是首先来自于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这是因为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专制落后，中国留俄学生为数不多。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仇视苏维埃政权，视社会主义思想为“过激主义”，防范甚严，冒险前往苏俄者依然很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通过两条渠道：一由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传入；一由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从法国直接传入。留日、留法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先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带回了中国。“社会主义”一词从日语中引进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国内不具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十分粗浅，支离破碎，同时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未能引起注意，对中国社会影响不大。受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批有志的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决心到国外去追求新思潮，寻找救国的出路。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一跃而为强国，吸引中国许多青年到日本寻找救国的出路。20世纪初，中国形成留学日本热潮，从1900年百人增加到1905年五六千人。此时日本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社会主义者界利彦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先驱者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于1903年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首先由日本传到了中国，留日学生不断地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介绍到中国。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山川均创办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1920年，幸德秋水所著《广长舌》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译成中文出版，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 “社会主义”一词就是此时从日语中引进的。李达回忆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翻译不了。”在中共早期成员中，留日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陈独秀去日本最早，从1901年至1915年，前后达5次之多。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董必武、周恩来、彭湃、施存统、周佛海等，先后赴日本留学。在留日群体中，以李大钊、李汉俊、李达为优秀代表，“三李”的理论素养较高，社会影响最大。李大钊：北大开课唯物史观、女权运动史早稻田大学的反袁分子——李大钊：北大开课唯物史观、女权运动史李大钊1914年1月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5月回国，只两年多时间。这期间，正是袁世凯大闹恢复帝制，他积极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李大钊受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讲授和著作影响较大，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率先发表论文和演说，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说明他在留日期间已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1919年8月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有力地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验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帮助广大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了道路。10月，李大钊发表了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人民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全新认识。一些学者指出，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的影响而写成的。他不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概要，同时阐明了自己带有批判观点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此外，李大钊于1920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等5所高等学校开设《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补白李大钊第一学年成绩为“丙”1914年9月8日，早稻田大学新学年开学，来自中国的一位年轻人进入了政治经济科，学号第84。学籍表上，这位学生的学籍表登记的出生年月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六月”。不过他的出生年月应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就是李大钊，不知何故，这位革命先驱初到日本时，将自己的年龄少写了两岁。跟现在的大学生相比，李大钊的“大一生活”并不算轻松，据当年的《早稻田大学进级成绩表》记载，第一学年中，李大钊必修课达到11门，还包括哲学、明治史和第二外语等选修课。与许多留日学生相同，李大钊到达日本后，便投入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反对“二十一条”斗争、担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起草各种文告、编辑《国耻纪念录》等工作，让李大钊的学习成绩并非十分理想。据《早稻田大学进级成绩表》记载，李大钊第一学年的成绩分别为：国家学原理77分、帝国宪法75分、经济学原理85分、经济学原理65分、近代政治史70分、民法要论60分、刑法要论55分、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40分、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87分、英文练习66分、论文56分。总计766分，平均66.90分，名次第40，评定为丙。第二学年（1915至1916年），李大钊再次选了16门必修课、6门选修课。不过反袁斗争的风暴，让李大钊终止了自己的学业，在第二学年刚刚进行了4个月后，李大钊因“长期欠席”被校方除名。本报记者吴楠 J210三李带回“马克思”李汉俊：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14岁赴日修学14年——李汉俊：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李汉俊14岁时就随其兄李书城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读完中学，191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8年1月回国。从中学到大学，李汉俊在日本读书长达14年。大学期间，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建立了师生之谊，受河上肇的影响，从最喜欢数学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通过阅读日文社会主义文献，掌握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事大量的翻译工作。回上海时，带回不少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以旺盛的精力进行翻译和撰述。他是《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曾用多个笔名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译文，共90余篇。李汉俊一面参与共产党组织的筹建活动，一面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1920年5月，李汉俊写的《强盗阶级底成立》，揭露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罪恶，号召人民觉醒起来，打倒强盗阶级。还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长篇文章，深刻批评了张东荪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9月，李汉俊翻译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还协助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这是我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部译著。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4国语言，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被公认为党内出类拔萃的理论精英。李汉俊在中共一大上是少数派，他的主张受到张国焘等人批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3年6月25日致信李汉俊，信中检讨过去对李汉俊“不公正”：“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候我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信中希望李汉俊回到党内发挥重要作用，能以多种方式帮助党进行工作，如帮助陈独秀出版《前锋》月刊；帮助李大钊出版《政治周刊》。马林在回国前，还希望能见到李汉俊。其实，就在马林写这封信前不久，李已于1923年5月自动地脱离了共产党。马林不无遗憾地说：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的退党使“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理论干部”。补白留日生为何“弃武从文”弃“数”从文的李汉俊，弃理从文的李达，再加上弃医从文的鲁迅，为何有如此多的先驱者，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改变了自己留学目的而“弃武从文”？20世纪初，留日潮刚刚兴起时，多数学生对国家的前途充满忧患意识，虽然学习范围涉及日语、政治、军事、法律、医药、教育等各个领域，但面对民族危机，更多的学生还是选择了学习文科和军事知识。留学生们渴望早日实现民族自强，再加上社会动荡下，能够承担长时间留学的学生不多，因此留日学生的一大特点便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的人很多，而能够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人只占少数。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留日学生将介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创办刊物成为留日学生中的一股风气，据专家考证，仅是留学生在日期间创办的各种刊物，便有七八十种，其中以政治性或综合性刊物为多，而讨论专业知识的专业性刊物则很少。也正是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担忧，激发了留日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留日学生表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据考证，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的前三年，可考的379名成员中九成是留日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李、鲁迅等人作出“弃武从文”的决定，也就不那么令人奇怪了。本报记者吴楠J210李达：长篇文章论战梁启超张东荪弃理从文专攻马克思主义——李达：长篇文章论战梁启超张东荪李达1913年留学日本，攻读理科，希望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不得不于1914年辍学回国，休养近3年。1918年重返日本后，毅然放弃了理科学习，专攻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一年多时间里，学会了日语和法文、英文，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大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日文报刊，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五四”时期，在日本为国内报刊撰写《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留日期间，翻译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著作，1918年至1920年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3本书，寄回国内出版，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1920年8月，李达回国后，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担任上海发起组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12月，李达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有力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在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中，李达1921年5月撰写长篇论文《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指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补白谁让中国人最早知道了马克思在中文出版物中最早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该英文书由胡贻卜翻译，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这是我国出版的中文书籍中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上刊登《大同学》一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前3章的节译。文中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说“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里是指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不过，这些毕竟是翻译外国人的著作。而国人最初译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朱执信、马君武等人著书立说，都曾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马恩的一些言论。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赞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君武1903年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文后附有马克思所著书“目录”。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共产党宣言》等主要内容。中国无政府主义鼻祖刘师培等在一些刊物上，也介绍过马恩及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并不一致，介绍也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带有不少错误和曲解。他们的本意不一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自此以后，中国知道马克思的人毕竟越来越多了。

马理论发表论文

可以。马理论与社会学是相通的，两者存在共变关系，值得研究。硕博论文的专业性、创新性、严谨性的要求要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