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陶教授发表论文

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个人简介[编辑本段]出生日期：1891年10月18日（农历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病逝日期：1946年7月25日籍贯地：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家人：父，陶位朝；母，曹翠仂；妹，陶文之；妻，汪纯宜，汪病逝后又娶妻吴树琴；长子，陶宏生；次子，陶晓光；三子，陶刚陶行知，中国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原名文硙，后改名知行，又改名行知。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很可惜。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摘要]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1917年留美回国后，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认为以此可“推定国家的命运”，持“教育救国”论的思想。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1936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推行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原名文睿，安徽人。1910年秋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改名“知行”。1914年赴美国留学，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后，成了杜威的关门弟子。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22年初，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2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他任教育科主任。1923年，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任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运动。这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幻想利用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贵贱的关系，从而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种主张，无疑是一种“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他还经常在《新教育》上发表文章，批判旧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并在1927年春，与赵叔愚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他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并且在“晓庄”加以试验。1930年4月13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学校，陶行知因受到通缉而逃亡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上海，从事科学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了“自然科学园”。1932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主张把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陶行知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改名为“行知”，以表示他坚信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1917年到1935年，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鼓吹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毋庸讳言，这是由于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还在于他当时就看到了中国革命要靠农民，喊出了“唤醒锄头来革命”、“革命成功靠锄头”的口号。为了唤醒农民起来革命，所以要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可以说，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这对陶行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圣地”和“沙漠里的绿洲”，蜚声中外。育才的教育实践，大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6年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进入了后期的发展阶段，由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家。在政治实践上，他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斗争直至1946年7月25日去世。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

二、提倡为大众服务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最大的心愿，是要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把文化科学知识从少数人手里拿来交给大众，使“整个民族现代化”。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开办了暑期学校，亲自教居民、车夫、小商贩读书识字。在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时，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并到机关、工厂、商店、家庭、和尚庙乃至监狱里去教平民识字。1926年后，他又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5%，爱中华民族，就得爱“中华民族中最多而最不幸之农人”。

1931至1935年间，他又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他说：“反动派在那里提倡生产教育，我们今天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使生产的劳苦大众受教育，不是生产教育而是生产者受教育。”他说，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于众生，人人都得呼吸，人人不可少。普及教育要城市与乡村同时并进，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打成一片”。他明确地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更可贵的是，他还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他主张普及教育必须“劝导与强迫并行”，把普及教育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主张。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的。旧中国，文盲占了总人口的90%以上，而在经费、师资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能把普及教育的计划“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要在学校之外，创造出一种较为自然的组织来补救，学校是文化的“旅馆”，只能暂住而不可久留。自学团、共学团、普及教育团、生活教育团、工学团“才是文化之活细胞”。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把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联系起来。

2.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

3.把普及教育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劝导与强迫并行”。

4.普及教育应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5.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探索、创造、前进、发展的过程。从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而进入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等阶段，每一次的新探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发展，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前进。

三、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和劳动

陶行知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认为传统的“老八股”教育是为教育而办教育，用“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的办法，把读书人引入“伪知识的圈套”，而成为废人。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传统教育是“叫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为教育而教育。他指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后来他进一步主张“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同时，他也反对“仪型他国”、全盘西化的“洋八股”教育。

陶行知的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的主张，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企图用教育的力量来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农民生活。后来由于他不断地和工农大众接触，特别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后，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就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单纯地为提高农民的生活，教农民读书识字，而是主张“把一般无用的知识分子变成参加生产的集团之成员，更进一步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虽然他这一主张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和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是要通过生产劳动教育来完成的，从而缓和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陶行知的这一主张，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四、“生活教育”论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主体，它包括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自身又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创立“生活教育”论的原意，是由于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失败，“所找出来的新路”。同时也是出于对传统教育的憎恨，试图从“根本上”来改造传统教育。“生活教育”论主要内容有：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生活教育最初多侧重日常生活，遇到什么事，就受什么教育，但“生活”范围很大，处处有生活，处处要进行教育，便降低了教育的特殊职能，所以以后他把生活的范围概括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五种。生活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它与生活同步，“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论的另一个重要主张。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他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从而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关在鸟笼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是要把鸟笼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的范围。他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传统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社会即学校”就是为了冲破这堵“高墙”，从而把学校伸张到整个社会，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但他主张把“社会”和“学校”划上等号，抹煞了学校的特殊性。不过，以后在理论上又有所修正。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论的教学方法论。他认为，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而“做”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即“做(既)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由于片面强调直接经验和感性知识，把做的过程和教学过程等同起来，这就抹煞了教学过程的独特意义，使系统知识的传授降到次要的地位，这种思想在晓庄办学时得到充分体现，到1939年以后在办育才学校过程中才有所改变，重新重视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可见，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针对注入式的“教授法”的。传统的教授法是以“教”为中心，完全没有学生的“学”。陶行知的教学实践就是从“教授法”到“教学法”，由“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这一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种重大的贡献。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许多有益的主张和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后期教育思想变化后，“生活教育”论也随之发展变化。后来他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从而把“生活教育”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论教师

陶行知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都要有理想的安排。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运用教育力量去改变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进来。教师应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应当亲自动手去干的。那些高谈阔论，妄自尊大，不屑与三百六十行为伍的都不是真教师。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教师是虚心的，好观察和尝试，教师对于科学和科学上其他的新发明，都应感到有浓厚的兴趣。

要热爱学生。教师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共事共学共修养;对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他讲，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他还认为，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的。“后生可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的蓬蓬勃勃的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提出的警告。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免掉这样的恐怖。作为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爱满天下”。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他认为，在共同生活中，教师必须力求长进。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正是此意。我们极愿意学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前头，这是我们对于后辈应有之希望。学术的进化在此。但我们确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所以我们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学习，教师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他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求真，学做真人，方是教师职业之真、人性之真。

主要参考文献：

1.《什么是生活教育》

2.《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

3.《陶行知教育文选》

1940年1月发生的“高陶事件”，即高宗武、陶希圣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媒体向世人公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以往虽然也读到过有关此事件的一些文字，但大多是一鳞半爪，简略带过，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详尽经过不甚了解。最近，读了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撰写的《“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史料翔实可信，叙述不加掩饰，使我不仅对事件本身有了详细了解，而且对高、陶二位先生尤其是陶希圣的心路历程有了较深的理解，启示良多。作者在书中做到了不为亲者、尊者讳，没有讳言高、陶二人一度已经上了汪精卫叛逃投敌的贼船，落入日寇设下的陷阱已经很深的史实，同时也明确否认陶希圣去上海是作为重庆政府的间谍“卧底”之说。抗战前陶希圣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牯岭茶话会”，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从此弃学从政，进入政坛。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鞍前马后，出力不少。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昆明飞往安南（今越南）河内机场，铸成大错，在歧途上越走越远。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引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愤怒声讨。重庆当局随即将汪精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结果误杀曾仲鸣。事后，陶希圣在香港为《南华日报》撰写一篇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的社论，声称“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继续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作辩护。后来，尽管陶希圣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开始有所觉察，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新政府”来与日本谋和的做法，但出于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艺文研究会”期间，更是经常和汪精卫晤谈，引为知交），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参与汪日谈判。此时，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如果再朝前走一步，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高宗武、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高、陶惊出一身冷汗，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退出和谈，离开上海，或出国隐居，总之绝不继续谈判。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受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高、陶对汪精卫已讲不进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倘若继续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1939年12月30日汪逆签订卖国密约这天，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高、陶的反常态度，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称李士群、丁默邨的“七十六号”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刺杀他，然后再开“追悼会”；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随时有生命危险。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脱离汪精卫集团。在杜月笙、万墨林的援救下，1月4日他们被悄悄护送上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翌日顺利抵达香港，终于脱离了虎口，回到抗日阵营中。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重庆《大公报》该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汪伪卖国密约将密摄照片呈送国府另函交本报港版发表“汪日密约”在媒体公开披露，对日本和汪伪集团引起的震撼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使全国同胞更加认清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卖国贼嘴脸，从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促使抗日阵营中一些原先对日本尚抱有幻想的糊涂人士丢掉幻想，头脑清醒起来。当有人批评高、陶此举在道义上背叛重用他们的汪精卫时，高、陶义正辞严地公开表示：他们参加了汪日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洞悉“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汪精卫组织“不可得而私为秘密”，“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应当提及的是，陶希圣有一位智勇双全、深明大义的妻子万冰如，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帮助丈夫首先脱离汪精卫组织的人员居住的愚园路住宅，再图脱身之计，她带着五个子女义无反顾地于1939年12月13日从香港抵达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使陶希圣得以有借口离开愚园路和家人同住。在汪精卫一伙逼迫陶希圣在卖国密约上签字时，她斩钉截铁地对陶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在高、陶秘密离开上海后，她大胆地去面见汪精卫、陈璧君，机智地以劝丈夫回上海为理由，要求带两个小孩子同去香港，毅然把三个大孩子仍然留在上海读书，实际上是作为人质，这样使汪精卫夫妇得以放心。作为一个母亲，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啊！陶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先行到达香港。后来，在杜月笙、万墨林的营救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又被秘密送上去香港的轮船。1940年1月21日上午，陶氏三姐弟乘坐的轮船刚驶出吴淞口来到公海，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和汪日密约全文已由专人送至大公报社。1月22日三姐弟搭乘的轮船还未抵达香港，汪日密约已经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同时见报。真是好险啊！晚走一天就脱不了险了。全家在香港终于团圆，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国主义正气歌。后来香港沦陷，万冰如毅然让丈夫跟随九龙难民回乡队逃离虎口回内地，自己则带着孩子们颠沛流离，经历种种艰辛危难，跋涉五个月才抵达重庆，确实是一位坚强而伟大的母亲。高宗武、陶希圣曾经是汪精卫的亲信，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而且追随汪精卫到上海，参加汪日谈判，错误不可谓不重大。他们一生都为此大错而痛悔和自责。高宗武后来去了美国，不问政事，专事学术研究。陶希圣后来在委员长侍从室为蒋介石效力，还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跟随蒋去台湾，直到七十岁才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重新专心从事学术著述，1988年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他始终认为当年一度随汪行动，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件憾事。但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他们以国家民族存亡为重，坚决脱离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密约，虽然内心的煎熬和压力是外人所无法体会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一步，以行动向全国同胞剖明了心迹。在“高陶事件”发生二十七年后的1967年2月，陶希圣在美国华盛顿与高宗武欣然重逢。两位老人共同缅怀往事，无限感慨。“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后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必须坚持爱国者立场。爱国不分先后，每个人无论持什么政治信仰，但维护祖国统一是共同的神圣职责。即使政见不同，也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高宗武、陶希圣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脱离曾追随多年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卖国密约，表现出爱国主义的高风亮节。此壮举载入史册，功在千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一历史功勋的。“高陶事件”发生至今已整整六十五年了。岁月的尘埃并未遮掩这一事件的主人公身上闪烁的爱国主义光芒。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子，一切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中华民族、战胜日本法西斯而做出牺牲和贡献的英烈和仁人志士都将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和纪念。高宗武、陶希圣的爱国主义壮举当然也在此列。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2]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 [3-4]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5] 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 [6] 1933年，他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2] [7]

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8]

北大教授陶澍发表的论文

2001年以来，每年都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得到批准，其中2004年获得批准的重点项目3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1项，2005年获得重大研究计划项目2项。2008年获批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2001-2004年每年参与和主持的863、973项目均在2项以上。直接进入本院的横向项目平均每年在15项左右。2003年，本院共有2个项目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分别是陶澍教授牵头的“重金属形态的时空分异、影响因素及生态效应”以及方精云院士牵头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与植被生产力的研究”，另有蔡运龙教授牵头的“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可持续性的区域评价、区域战略及操作途径”获该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方精云院士牵头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碳循环的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许学工教授参与的（排名第四）“渤海西南岸滨海油区环境演变卫星监测及预测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环境学院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两方面的科研经费接近。2001- 2007年，无论是横向经费还是纵向经费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08年度全院科研经费总额达到4500万元。近年来，学院在国际、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均呈稳步增加的趋势。方精云院士曾在Science上一年内连续发表2篇论文。2006年全院在SCI和SSCI收录刊物上发表论文近70篇。

这种说法我当然不信呀，因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也不可能有人专门去进行调查。

没有死。北大陶澍教授没有死，北大陶澍教授是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之一，他年纪大了，但没死，所以，北大陶澍教授没有死。

北大教授发表论文

我国有许多在各领域属于精英的人物，而北大教授陈平就是其中一位。陈平的研究范围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他将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称为“空想资本主义”，其出版的著作有《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等。

陈平教授的学术水平还是相当厉害的。不管是从毕业院校，还是他的学术成果。

陈平教授本科毕业于我国非常著名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且在这所学校上了研究生。后来，在1981年，他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进修，并且师从一位著名的物理化学学家。他的老师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学奖。后来，陈平教授以论文《非线性动力学与经济周期理论》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GPA:4.0（总平均成绩为满分）。

陈平教授的学术成果也是非常丰硕的。他的作品有：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2004年出版）。陈平集——封闭，冲击，演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88年出版）。除了他的作品集，陈平教授的主要论文超过20篇，有不少都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

陈平教授长期活跃在大众媒体上，通过新浪博客、搜狐博客、搜狐财经专栏、观察者网专栏等大众媒体对中国与世界经济话题发表评论。其中陈平教授较有影响力的文章有《十问美国的真格总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讽刺和希望》等。并且他从1988年开始就任北大的教授或副教授。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还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这位北大教授的学术水平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本身就是在一流学府工作，进行教导工作的

北大著名经济学教授有：林毅夫、余淼杰和雷晓燕等。

林毅夫：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截至2018年3月，林毅夫在中国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出版中英文著作30余部。

余淼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书记兼副院长。发表论文曾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评为年度最佳论文，并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独立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

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维新变法之际，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办之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改为国立北京大学。1937年迁至长沙，与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返回北平，1952年成为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并自北京沙滩等地迁至现址。2000年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北京大学。

中科院院士是一个名誉称号，并不表示他就是中科院的员工，中科院只是作为中科院院士的评选单位而已。如果你本身并非中科院的员工，又有什么可能以中科院的名义去发表文章呢。

陶澍教授发表论文

李晓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兼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高级经济顾问，并兼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多所高校（研究单位）兼职教授。被国家多个部委和若干省市聘为顾问。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一年。从事研究的主要领域为宏观经济、区域经济、资源经济。20多年来，先后撰写了《宏观经济学：转轨的中国经济》、《现代通货膨胀理论比较研究》、《对经济改革的哲学分析》等十余部著作。郑贵斌，1954年生于山东淄博。工商管理专业博士，研究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山东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山东省海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海洋经济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海洋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兼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人学与中国海洋大学等院校的兼职教授，山东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山东省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对外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济南市规划专家组成员，青岛市政府经济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主持国家和省级重大谍题20多项。1981年以来在《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400多篇，出版专著12部，合著10部，主编（合编）著作60多部。两次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曾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山东省优秀图书奖与精品上程奖等多项奖励。论著和观点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和多种媒体报道。?代表作主要有：《比较利益与协调发展研究》、《乡镇企业经济学》、《“海上山东”建设概论》、《蓝色战略》、《海洋经济前沿丛书》、《关于经济学学科体系分类的研究》、《现代经济学学科的演变与发展》、《海洋经济集成创新初探》、《海洋资源开发战略位理论与开发战略整合》等。

周立波(1908-1979) 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名周奉悟。湖南益阳人。出生于私塾教师之家。1924年秋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在师长王季范、徐特立等影响教育下，思想追求进步，喜爱新文学。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辍学回县在高小任教。1928年春随周起应(周扬)到上海，后考入江湾劳动大学经济系学习，参加革命互济会活动。1930年春因散发传单被校方开除。不久返乡，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和翻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神州国光社当校对员。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因参加工人罢工被捕入狱。1934年7月被保释出狱。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编辑左联秘密会刊，任中共左联党团成员，并任《时事新报》副刊《每周文学》编辑。他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秘密的中国》，译著近百万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战争工作，任战地记者，写出报告文学与散文集。1938年冬到湖南沅陵参与地下党领导工作，并参加编辑《抗战日报》。1939年5月被周恩来调到桂林，任《救亡日报》编辑，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备委员。同年12月到达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执行委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副部长并主编文艺副刊，同年冬任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司令部秘书，随军南征。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中原军区《七七日报》、《中原日报》社副社长。1946年后被调往东北，先后任中共区委宣传委员、松江省委宣传处处长等职，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并编辑《松江农民报》。1947年开始创作《暴风骤雨》。1948年调任东北文协《文学战线》主编。1949年7月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研究室主任、政务院文化部编审处负责人、湖南省文联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等职，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作家协会理事，并兼《人民文学》编委和《湖南文学》主编。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参与编剧拍摄的《解放了的中国》影片，先后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湘江之夜》获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他是中国现代卓有成就的优秀作家。1979年9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出版有《周立波短篇小说集》、《周立波散文集》、《周立波选集》、《立波文集》。叶紫(1910．11．15-1939．10．5)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汤宠。湖南益阳人。1926 年就读于武汉军事学校第三分校。四—.二政变后，父亲姐姐被害，只身逃离家乡。先后流落到南京、上海等地，做过苦工．拉过洋车，当过兵，讨过饭。后又任过小学教员和报馆编辑。 1932年与陈企霞共同创办《无名文艺》，同年加入“左联”，走上文学道路。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第一次以叶紫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丰收》，引起文坛注目。随后又写了一些散文、小说。1935年在鲁迅支持下，自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丰收》，收入《奴隶丛书》。同年患严重肺病。病中写作和出版了中篇小说《星》及短篇小说集《山村一夜》。抗日战争爆发后，因贫病交困离沪返湘。1939年不幸英年早逝。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订，益阳安化县小淹乡人。从小勤奋好学。嘉庆七年（1802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史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道光皇帝曾亲书“印心石屋”匾赐之。1839年6月病逝于南京。周扬(1908-1-1 )，原名周起应，笔名周苋，等。1908年生。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同年留学日本。1930年回国，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1932年重新入党，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左联” 党团书记，主编《文学月报》。1933年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1936年发表《论现阶段的文学》、《关于“国防文学”》，参与倡导“国防文学”运动。1937年赴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文艺战线》主编等职。先后出版论文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民间艺术和艺人》、《论赵树理的创作》等。1 944年编纂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和1948年翻译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1949年7月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文化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全国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被投进监狱。粉碎“四人帮”后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岗位。1989年7月31日病逝于北京。辑有《周扬文集》。齐己（860-约937）俗名胡得生，赫山区（原益阳县）人，晚唐著名诗僧。自幼家贫，其父佃种宁乡大沩山同庆寺田为生，六、七岁时父母相继去世，靠为同庆寺牧牛度日，寺僧爱其聪慧，常教以识字念经，亦谈诗论文。后出家，佛事文事双修。60岁以前大部分时间在衡岳道林寺、庐山东林寺度过，期间曾云游四方。晚年驻锡荆南龙兴寺。一生除精研佛理外，致力于诗歌创作，是中晚唐与皎然、贯休齐名的三大诗僧之一，其传世作品数量居三大诗僧之首。《全唐诗》收录其诗作800余首，数量仅次于白居易、杜甫、李白、元稹而居第五位。其诗除禅林生活和登临酬答等题材外，不少是反映晚唐和五代社会动荡、战祸频仍、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之作，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积极意义，艺术上亦具鲜明特色，历代诗人和诗评家多有赞誉。一生著述甚丰，有《白莲集》、《风骚旨格》、《玄机分别要览》等。周谷城，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人，1898年9月13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既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爱国爱民的社会活动家。周谷城18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21年毕业后，应邀回长沙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教授英语和伦理。当时毛泽东同志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两人谈吐投机，很快成了知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使他坚定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信念，1927年春投入了农民运动工作，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大革命失败后，他先是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32年转至上海济南大学任史地系主任，教授。1942年经中共地下党引荐，转移至重庆，进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给文、理、法、商四学院大学生讲授世界历史，解放后仍在复旦大学执教，并兼教务长。

我根本就不信，因为这种数据可能就是信口胡说的，几十万人死因各不相同，不一定是因为烧饭污染的。

北大女教授发表论文

说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白发苍苍的老学者，要不就是西装革履的中年才俊形象。如果不是看到简历介绍，我怎么也不敢把图片上这位青春年少，相貌清纯的女孩子和教授，博导联系起来。这个叫李琳的女孩子，91年出生，本科在成电，研究生，博士在北大，出身于汤富酬实验组，数篇SCN论文傍身，这样金灿灿的简历，成就了一个28岁的教授，博导。

按照一般的职称晋升体制，28岁晋升教授几乎是不可能的。以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而言，有很多老师到退休也评不上副高职称。中小学老师实习期要一年，从三级老师晋升到到二级，要满五年，从二级老师晋升到一级老师，又需要五年；从一级老师晋升为高级，也需要满五年以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可以减少一年）。这样算下来，理想状态下，从分配到中小学高级至少需要15年时时间，中小学高级相当于副高职称，也就是副教授。

当然，刚才说的是理想状态下需要15年，实际中，这种15年能评上副高的幸运儿还是非常少的，因为越到一级，高级，职称指标越少，排队的老师就越多。以我们学校而言，一年只有一两个高级指标，而符合条件的老师多达四五十人，只能论资排辈，慢慢熬资历了。评上高级的老师大多数是年龄比较大的，资历比较老的老师，年轻老师纵然再有才华，也只能一级一级慢慢熬资历。很多老师戏称这种现象和清朝的官场有的一比，“领子熬红了，头发熬白了”。

职称评聘的初衷是什么？不是论资排辈，是为了说明教学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是为了体现优劳优得的，是为了激励老师的工作积极性的，如果一味讲究资历，那职称也就失去了意义。很多年轻老师有水平，有能力，但是苦于没有职称晋升的通道，所以也只能一步一步地，一级一级地慢慢晋升，在等待中消磨了激情与斗志。

我最开始看到28岁的美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新闻的时候，也不敢相信，怀疑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可是看了人家的简历之后，却觉得也算是名至实归，2014年电子科技大学学士学位，2014到2019年6月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9年7月，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小小年纪便发表数篇SCN期刊论文。正因为有如此优秀的简历，南方医科大学才不惜血本，破格录用她为教授，开出的条件可谓是相当丰厚：70—90万协议税前年薪，180-220万的安家费，并且还有300-400万的科研经费。

不由得想起前两天的新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表示：教育部将对在学校连续三年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副教授实施清理出教师队伍的处理。教授就是教书育人的，职称不是敛财的工具，职称应该体现学术上的能力和贡献，相比那些四处办企业，无心教学的教授而言，大学更需要的是新鲜的血液，需要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91年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更多地是一个示范效应，让年轻学者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职称晋升之路。

如今很好，她也在很好地发展着他的事业，为我们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她在生活质量上面也有所提高。

可以说是非常难了吧，但是她并没有放弃，一直默默努力着，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因为一个女科学家能够达到这样的顶峰，确实是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