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黄土高原论文发表网站

黄土地层中反映古气候的标志概括起来有：古土壤、湖沼相沉积、河流相沉积、黄土的颜色变化、化学元素组分含量和孢粉组合等。古土壤，它是在不同地质时期的地表，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经过成壤作用形成的。因此古土壤的类型、成分结构等特征都带有形成时气候特征留在土壤中的痕迹，这些痕迹直接记录了当时气候冷暖干湿等变化。湖相沉积，黄土中常夹有湖相地层，这类地层主要出现在早更新世早期和晚更新世的早期或晚期，。这些湖沼相沉积物中碳质成分含量很高，富含生物碳及孢粉，其所含铁元素多为还原状态，氧化程度很低，这些特征表明上述湖沼相堆积是在湿冷气候条件下形成的。河流相沉积物，主要为粗砂、砾卵石等，一般属于早更新世中后期及中更新世早期。在晚更新世时，一些盆地和山前地带的黄土中夹有不同厚度的砂卵石层，这些粗岩相沉积物说明当时黄土堆积时，曾经有过较大的丰水期，因而河流发育，水文活动积极，反映了当时湿润的气候条件。黄土形成于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因而有不同的外观颜色。综合黄土高原黄土剖面颜色在垂向上的变化，自下而上大体可以分为4个主要颜色段：第一段，浅红黄色段；第二段，棕黄色段；第三段，灰黄色段；第四段，褐黄色段。黄土颜色自下而上由红黄—棕黄—灰黄—褐黄的变化。黄土中化学元素组分的迁移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所谓元素的迁移，是指土壤中的化学元素的转移和再分配，使化学元素重新分散或集中的迁移。在不同的物理化学环境中，迁移的方式、强度和结果都不相同。元素迁移除元素自身的物理化学性质如元素的组合及其结构等内因外，还有外界的物理化学环境，如温度、压力、氧化还原环境等外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测定黄土史时期迁移最重要的外界因素，通过测定黄土层中元素迁移量的大小、形式及其组合关系等，反演其迁移的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条件，以达到了解古气候环境波动的目的。植物分为孢子植物和种子植物两大类，孢子和花粉分别是这两类植物的繁殖器官。孢子和花粉当它们在植物的孢子囊和花药中成熟后，借助风、水或动物等动力的作用飞离植物母体，大部分落在土壤中，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孢子花粉也就变成了化石。孢粉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用特定的方法把不同地层中的孢粉化石分离提取出来并鉴定其类型及组合，以此恢复古植被类型、群落，生长的古地理景观和古气候条件。 -------------------------------------------------------------------------------------------------------------------------民族精神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那么黄土高原就是中华民族的父亲。黄黄土高原(6张)土高原像一位中国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他高高在上，平时默不作声，就像不存在一般。但他却用水土俱下的方式影响着黄河母亲，行使着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当他忍不可忍，沉下脸来的时候，正是黄河母亲用洪水作长鞭教训儿女之日。

概况：黄土高原在中国北方地区与西北地区的交界处，它东起太行山，西至乌鞘岭，南连秦岭，北抵长城，主要包括山西、陕西、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河南等省部分地区，面积40万平方千米占世界黄土分布70%，为世界最大的黄土堆积区。黄土厚50—80米，气候较干旱，降水集中，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黄土高原矿产丰富，煤、石油、铝土储量大。黄土颗粒细，土质松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养分，利于耕作，盆地和河谷农垦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但由于缺乏植被保护，加以夏雨集中，且多暴雨，在长期流水侵蚀下地面被分割得非常破碎，形成沟壑交错其间的塬、墚、峁。平坦耕地一般不到1/10，绝大部分耕地分布在10°～35°的斜坡上。地块狭小分散，不利於水利化和机械化。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每年经陕县下洩的泥沙约16亿吨，其中90%来自黄土高原，随泥沙流失的氮磷钾养分约3，000余万吨。综合治理黄土高原是中国改造自然工程中的重点项目，治理方针是以水土保持为中心，改土与治水相结合，治坡与治沟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实行农林牧综合发展，这种治理措施已取得重大成绩。黄土高原地区蕴藏著丰富的煤炭、石油、铝土矿等资源，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和化工基地。地理：按地形差别分陇中高原、陕北高原、山西高原和豫西山地等区。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西起日月山，东至吕梁山，南靠秦岭，北抵阴山，涉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七省（区）46 个地（盟、州、市），282个县（旗、市、区）。全区总面积63.5万平方千米;，其中水土流失面积45.4万平方千米（水蚀面积33.7平方千米、风蚀面积11.7 万平方千米），年均输入黄河泥沙16 亿吨，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平均海拔1000～1500米，除少数石质山地外，高原上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层，黄土厚度在50～80米之间。最厚达150～180米。年均气温6～14℃，年均降水量200～700毫米。从东南向西北，气候依次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半干旱气候和干旱气候。植被依次出现森林草原、草原和风沙草原。土壤依次为褐土、垆土、黄绵土和灰钙土。山地土壤和植被地带性分布也十分明显。气候较干旱，降水集中，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黄土高原矿产丰富，煤、石油、铝土储量大。黄土颗粒细，土质松软，富含可溶性矿物质养分，利于耕作，盆地和河谷农垦历史悠久。黄土高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水文：陕西黄土高原河流众多，沟壑纵横，沟壑面积约占总土地面积的50%。主要河流有黄河及其支流渭河、泾河、洛河、延河、无定河及窟野河等。河水主要来源于降水，降水分布的特点是南部多、北部少，山区多、平原谷地少。因此，径流的分布规律是自南向北减少，山区大于原区谷地。陕西黄土高原位于大陆腹地，气候较干旱，降水稀少，蒸发强烈，水源短缺。全区地表水资源105.56亿立方米，人均536立方米，亩均263立方米。泾阳、富平、蒲城一带亩均不足100立方米。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降水的年变率大，年内分配不均。因此，地表径流的年际变化大，年径流变差系数cv值在0.4以上，径流的年内分配集中，汛期(7～10月)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60～70%以上，甚至集中于几场大暴雨中，形成丰水年雨涝洪灾，少水年干旱缺水。陕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河流含沙量很大。黄土丘陵沟壑区输沙模数达20000～30000吨/年·平方公里，窟野河下游最大年输沙模数在40000吨/平方千米;以上，最大含沙量高达1700千克/立方米;。破坏了生态环境平衡，水旱灾害频繁。陕西黄土高原地表水的天然水质是良好的，大部分地区属重碳酸盐水，矿化度低，适宜于工农业用水及人畜饮用水。唯在定边西北部、芦河及大理河上游、洛河上游等地有小范围的氯化物水及硫酸盐水，矿化度大，不宜于灌溉饮用。陕西黄土高原地下水主要分布在高原北部边缘的风沙滩地区，地下水资源量为11.76亿立方米，可开采量6.43亿立方米。在广大的黄土区及丘陵山区地下水非常贫乏。城市工业排放大量的污水、废水，农业大量施用化肥，地表水源及地下水源污染日趋严重。延河及渭河某些河段的水质变坏，生物绝迹，加剧了水资源供需矛盾。保护水源、保护环境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气候特点：黄土高原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春季受极地干冷气团影响，寒冷干燥多风沙；夏秋季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印度洋低压影响，炎热多暴雨。多年平均降雨量为466毫米，总的趋势是从东南向西北递减，东南部600～700 毫米，中部300～400毫米，西北部100～200毫米。以200毫米和400毫米等年降雨量线为界，西北部为干旱区，中部为半干旱区，东南部为半湿润区。1 中部半干旱区包括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主要位于晋中、陕北、陇东和陇西南部等地区，年均温4℃～12℃，年降雨量4 00～600毫米，干燥指数1.5～2.0，夏季风渐弱，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该区的范围与草原带大体一致。2东南部半湿润区主要位于河南西部、陕西关中、甘肃东南部、山西南部，年均气温8～14℃，年降雨量600～800毫米，干燥指数1.0～1.5，夏季温暖，盛行东南风，雨热同季。该区的范围与落叶阔叶林带大体一致。3 西北部干旱区主要位于长城沿线以北，陕西定边——宁夏同心、海原以西。年均温2℃～8℃，年降雨量100～300毫米，干燥指数2.0～6.0。气温年较差、月较差、日较差均增大，大陆性气候特征显著。风沙活动频繁，风蚀沙化作用剧烈。该区的范围与荒漠草原带大体一致。黄土高原地区降雨年际变化大，丰水年的降水量为枯水年的3～4倍；年内分布不均，汛期（6～9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70%左右，且以暴雨形式为主。每年夏秋季节易发生大面积暴雨，24小时暴雨笼罩面积可达5～7万平方千米;。河口镇至龙门、泾洛渭汾河、伊洛沁河为三大暴雨中心。形成的暴雨有两大类，一类是在西风带内，受局部地形条件影响，形成强对流而导致的暴雨，范围小、历时短、强度大，如1981年6月20日陕西省渭南地区的暴雨强度达267毫米/60min。另一类是受西太平洋副高压的扰动而形成的暴雨，面积大、历时较长、强度更大，如1977年7、8月，在晋陕蒙接壤地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暴雨，笼罩面积达2.5万平方千米;，安塞（7月5日，225毫米）、子洲（7月27日，210毫米）、平遥（8月5日，365毫米），暴雨中心内蒙古乌审旗的木多才当（8月1日）10小时雨量高达1400毫米。经济社会概况:黄土高原地区总人口1.08亿，其中农业人口7333人，占总人口70%以上。据 2008 年统计，国民总产值1.85万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196元。人口密度为167人/ km2，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22.9%。黄土高原地区曾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同时，又是我国多民族交汇地带，是比较贫困的地区，也是革命时期的红色根据地。在2001年国务院批准的新时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592个重点县中，黄土高原地区占到 115 个。大概是这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在研项目(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黄土丘陵区坡面浅沟侵蚀过程及其预报模型研究，主持人；(2)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院院长奖获得者科研启动专项基金：大型工程开发建设人为侵蚀机理及新增水土流失预报模型，主持人；(3)中科院水保所知识创新工程领域前沿项目：工程开发建设水土流失预报模型，主持人；(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开发建设项目人为侵蚀产沙机理及新增水土流失预报模型，主持人；(5)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专项基金：黄土高原重力侵蚀产沙机理研究，主持人；(6)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陕北黄土区坡耕地浅沟侵蚀水动力过程及其治理对策研究，主持人。获奖情况(1)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1995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持二级证书；(2)神木水蚀风蚀交错带生态环境整治技术及试验示范研究，1998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第8；(3)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重大问题研究，2002年度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11；(4)黄土高原流域降雨侵蚀产沙过程机制及其预报模型研究，2005年度陕西省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7；(5)荣获2003年度“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6)荣获2004年度“黄土高原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特别奖”；(7)荣获2005年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五、发表的论著自参加工作以来共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代表作为：(1)穆兴民，徐学选，陈霁伟主编，王文龙等副主编.黄土高原生态水文研究.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2)Wenlong wang, Alin Lei, et al. Study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Sheet flow in Soil Erosion Chain in Loess Area. Journal of Experiment Botany. Vol 54, October ,Supplement:i29（SCI收录）(3)Wenlong wang, Alin Lei, et al. Space-time Distribution of Runoff in Vertical Belts Of Soil Erosion Chain in Loess Reg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2006（EI源刊）(4)王文龙，雷阿林等.土壤侵蚀链内细沟浅沟切沟流动力机制研究.水科学进展,2003,14(4) ：471-475 （EI收录）(5)王文龙，雷阿林等.黄土丘陵区土壤侵蚀链垂直分带水沙流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水科学进展2004,15(1)：24-28 (EI收录)(6)王文龙，雷阿林等.黄土区坡面侵蚀时空分布与上坡来水作用的模拟实验研究.水利学报,2004,(5)：25-30（EI收录）(8)王文龙，李占斌等.神府东胜煤田原生地面野外冲刷试验研究. 农业工程学报,2005,21(增刊)（EI收录）(9)王文龙，雷阿林等.黄土区不同地貌部位径流泥沙空间分布试验研究.农业工程学报，2003，19(4)：40-43(10)穆兴民，王文龙等. 黄土高原沟壑区水土保持对小流域地表径流的影响.水利学报,1999， (2):71-75(11)穆兴民，徐学选，王文龙等.黄土高原人工林对区域土壤水环的影响.土壤学报,2003，40（2）(12)王文龙，雷阿林等.黄土区土壤侵蚀链各垂直带侵蚀产沙时空分布特征研究.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A辑),2003,18(5): 540-546(13)王文龙，雷阿林等.黄土丘陵区土壤侵蚀链各垂直能量转化特征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18(1)：117-121(14)王文龙，李占斌等.土壤侵蚀模拟实验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回顾及若干思考.见：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3

黄土高原是世界最大的黄土沉积区。位于中国中部偏北。北纬34°～40°，东经103°～114°。东西千余千米，南北700千米。包括太行山以西、青海省日月山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跨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河南省等省区，面积约40万平方千米。介绍按地形差别分陇中高原、陕北高原、山西高原和豫西山地等区。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西起日月山，东至太行山，南靠秦岭，北抵阴山，涉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七省（区）46 个地（盟、州、市），282个县（旗、市、区）。全区总面积63.5万平方千米;，其中水土流失面积45.4万平方千米（水蚀面积33.7平方千米、风蚀面积11.7 万平方千米），年均输入黄河泥沙16 亿吨，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平均海拔1000～1500米，除少数石质山地外，高原上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层，黄土厚度在50～80米之间。最厚达150～180米。年均气温6～14℃，年均降水量200～700毫米。从东南向西北，气候依次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半干旱气候和干旱气候。植被依次出现森林草原、草原和风沙草原。土壤依次为褐土、垆土、黄绵土和黄土高原灰钙土。山地土壤和植被地带性分布也十分明显。气候较干旱，降水集中，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黄土高原矿产丰富，煤、石油、铝土储量大。黄土颗粒细，土质松软，富含可溶性矿物质养分，利于耕作，盆地和河谷农垦历史悠久。黄土高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近年来科学家发现许多现象是黄土风成学说无法解释的。譬如，黄土中粗粉沙含量由西北向东南递减，黏土的含量却从西北向东南递增，这种自西北向东南的有规律的排列呈叠瓦阶梯状的分布过渡，而不是平面模糊过渡。这种叠瓦阶梯状的分布过渡更像是洪水的杰作等等。为了解黄土高原的“变脸”过程，专家们特意到黄土高原西部甘肃静宁县、秦安县、定西市等地采集黄土高原6个典型地质剖面的黄土标本，从中获得了700余块孢粉样本和209块表土孢粉样本，这近千份孢粉样本大约记录了公元前4.6万年至今黄土高原植被变迁过程。通过对碳14的测量，在6个典型剖面中共测得年代34个。经过分析，专家们发现，从黄土高原采集的20克样品中最多分离出孢粉颗粒达到1112粒左右，最少的则不足50粒，显示着4万多年来，环境和植被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过程。从孢粉的分析来看，发现了松、云杉、冷杉、铁杉、栎、菊科等数十种植物孢粉的记录，专家们认为黄土高原在最初的时候并不姓“黄”，在4.6万年的历史中，有一多半的时间，黄土高原是森林和草原的成分相互消长，在这段时间里，黄土高原经历过多次快速的“变脸”———历经过草原、森林草原、针叶林以及荒漠化草原和荒漠等多次转换。黄土高原的形成和青藏高原的隆升，加快了侵蚀和风化的速度，在高原周围的低洼地区堆积了大量卵石、沙子和更细的颗粒。每当大风骤起，在西部地区便形成飞沙走石、尘土弥漫的景象。黄土高原被卷起的沙和尘土依次沉降，颗粒细小的粉尘最后降落到黄土高原区域，形成了一条荒凉地带。印度板块向北移动与亚欧板块碰撞之后，印度大陆的地壳插入亚洲大陆的地壳之下，并把后者顶托起来。从而喜马拉雅地区的浅海消失了，喜马拉雅山开始形成并渐升渐高，青藏高原也被印度板块的挤压作用隆升起来。然而东西走向的喜马拉雅山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向北移动，久而久之，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越来越干旱，渐渐形成了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这里就是堆积起了黄土高原的那些沙尘的发源地。体积巨大的青藏高原正好耸立在北半球的西风带中，240万年以来，它的高度不断增长着。青藏高原的宽度约占西风带的三分之一，把西风带的近地面层分为南北两支。南支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向东流动，北支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开始向东流动，这支高空气流常年存在于3500—7000米的高空，成为搬运沙尘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由于青藏高原隆起，东亚季风也被加强了，从西北吹向东南的冬季风与西风急流一起，在中国北方制造了一个黄土高原。黄土高原（英文：Loess Plateau 亦作Huang-t'u Kao-yuan或Huangtu Gaoyuan）世界最大的黄土高原。在中国中部偏北，包括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乌鞘岭以东、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跨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河南等省区，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海拔1500到2000。除少数石质山地外，高原上覆盖深厚的黄土层，黄土厚度在50～80公尺之间，最厚达150～180公尺。黄土颗粒细，土质松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养分，利于耕作，盆地和河谷农垦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但由于缺乏植被保护，加以夏雨集中，且多暴雨，在长期流水侵蚀下地面被分割得非常破碎，形成沟壑交错其间的塬、墚、峁。在中国北方地区与西北地区的交界处,它东起太行山，西至乌鞘岭，南连秦岭，北抵长城,主要包括山西、陕西、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河南等省部分地区,面积40万平黄河流过黄土高原方公里占世界黄土分布70%,为世界最大的黄土堆积区。黄土厚50—80米,气候较干旱,降水集中,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黄土高原矿产丰富,煤、石油、铝土储量大。平坦耕地一般不到1/10,绝大部分耕地分布在10°～35°的斜坡上。地块狭小分散，不利於水利化和机械化。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每年经陕县下洩的泥沙约16亿吨，其中90%来自黄土高原，随泥沙流失的氮磷钾养分约3,000余万吨。综合治理黄土高原是中国改造自然工程中的重点项目，治理方针是以水土保持为中心，改土与治水相结合，治坡与治沟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实行农林牧综合发展，这种治理措施已取得重大成绩。黄土高原地区蕴藏著丰富的煤炭、石油、铝土矿等资源，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沟壑纵横是黄土高原的基本特征关于黄土的来源，长期以来，中外学者有过不同的争论。其中，以“风成说”比较令人信服。认为黄土来自北部和西北部的甘肃、宁夏和蒙古高原以至中亚等广大干旱沙漠区。这些地区的岩石，白天受热膨胀，夜晚冷却收缩，逐渐被风化成大小不等的石块、沙子和粘土。同时这些地区，每逢西北风盛行的冬春季节，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尘土蔽日。粗大的石块残留在原地成为“戈壁”，较细的沙粒落在附近地区，聚成片片沙漠，细黄土高原小的粉沙和粘土，纷纷向东南飞扬，当风力减弱或迂秦岭山地的阻拦便停积下来，经过几十万年的堆积就形成了浩瀚的黄土高原。根据黄土堆积环境的不同，可将中国黄士发育分为三个时期：早更新世，相当于第一次冰期，气候比新第三纪干寒，发生午城黄土堆积；中更新世，发生第二次冰期，气候进一步变干，堆积了离石黄土，范围广、土层厚；晚更新世第三次冰期，气候更加干寒，堆积了马兰黄土，厚度虽小，但分布范围更广，南方称下蜀黄土。进入全新世，气候转为暖湿，疏松的黄土层，经流水侵蚀，形成了沟壑纵横、墚、峁广布的破碎地表。古气候的标志黄土地层中反映古气候的标志概括起来有：古土壤、湖沼相沉积、河流相沉积、黄土的颜色变化、化学元素组分含量和孢粉组合等。古土壤，它是在不同地质时期的地表，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经过成壤作用形成的。因此古土壤的类型、成分结构等特征都带有形成时气候特征留在土壤中的痕迹，这些痕迹直接记录了当时气候冷暖干湿等变化。湖相沉积，黄土中常夹有湖相地层，这类地层主要出现在早更新世早期和晚更新世的早期或晚期，。这些湖沼相沉积物中碳质成分含量很高，富含生物碳及孢粉，其所含铁元素多为还原状态，氧化程度很低，这些特征表明上述湖沼相堆积是在湿冷气候条件下形成的。河流相沉积物，主要为粗砂、砾卵石等，一般属于早更新世中后期及中更新世早期。在晚更新世时，一些盆地和山前地带的黄土中夹有不同厚度的砂卵石层，这些粗岩相沉积物说明当时黄土堆积时，曾经有过较大的丰水期，因而河流发育，水文活动积极，反映了当时湿润的气候条件。黄土形成于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因而有不同的外观颜色。综合黄土高原黄土剖面颜色在垂向上的变化，自下而上大体可以分为4个主要颜色段：第一段，浅红黄色段；第二段，棕黄色段；第三段，灰黄色段；第四段，褐黄色段。黄土颜色自下而上由红黄—棕黄—灰黄—褐黄的变化。黄土中化学元素组分的迁移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所谓元素的迁移，是指土壤中的化学元素的转移和再分配，使化学元素重新分散或集中的迁移。在不同的物理化学环境中，迁移的方式、强度和结果都不相同。元素迁移除黄土高原元素自身的物理化学性质如元素的组合及其结构等内因外，还有外界的物理化学环境，如温度、压力、氧化还原环境等外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测定黄土史时期迁移最重要的外界因素，通过测定黄土层中元素迁移量的大小、形式及其组合关系等，反演其迁移的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条件，以达到了解古气候环境波动的目的。植物分为孢子植物和种子植物两大类，孢子和花粉分别是这两类植物的繁殖器官。孢子和花粉当它们在植物的孢子囊和花药中成熟后，借助风、水或动物等动力的作用飞离植物母体，大部分落在土壤中，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孢子花粉也就变成了化石。孢粉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用特定的方法把不同地层中的孢粉化石分离提取出来并鉴定其类型及组合，以此恢复古植被类型、群落，生长的古地理景观和古气候条件。古环境的变迁新生代早期，全球性气候变暖，我国各地区包括黄土高原的早第三系地层多呈红或浅红色，说明当时气候比较炎热。早更新世早期，黄土高原内在一些第三纪末形成的古侵蚀或断陷盆地边缘和盆地内，形成很多河流及大小不同的湖泊，其中堆积了厚大的湖相沉积。在早更新世末期，由于气候逐渐变得干旱起来，雨量减少使这些湖泊逐渐萎缩，乃至干涸消失，并演化成河流。中更新世开始时，由于新构造运动对环境的影响，黄土高原的气候变为温湿和干凉交替的波动。这一时期河流最为发育，河水流量也与气候变化相对应而呈增多或减少的变化规律。到晚更新世初期，干旱气候开始显增多或减少的变化规律。到晚更新世初期，干旱气候开始显著。到全新世，黄土高原则明显地被干旱少雨的气候所控制，北部向沙漠化方向演化。在整个第四纪时期内，黄土高原的古气候环境的主要变化时期是中更新世早期，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末期。黄土高原环境的变迁，有其自然的因素，这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但也有人的因素，如黄土高原森林的砍伐，草地的破坏，土地利用不合理造成的土壤侵蚀，导致高原自然环境恶化。编辑本段北风送土关于黄土的来源，长期以来，中外学者有过不同的争论。其中，以“风成说”比较令人信服。认为黄土来自黄土高原北部和西北部的甘肃、宁夏和蒙古高原以至中亚等广大干旱沙漠区。这些地区的岩石，白天受热膨胀，夜晚冷却收缩，逐渐被风化成大小不等的石块、沙子和粘土。同时这些地区，每逢西北风盛行的冬春季节，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尘土蔽日。粗大的石块残留在原地成为“戈壁”，较细的沙粒落在附近地区，聚成片片沙漠，细小的粉沙和粘土，纷纷向东南飞扬，当风力减弱或迂秦岭山地的阻拦便停积下来，经过几十万年的堆积就形成了浩瀚的黄土高原。根据黄土堆积环境的不同，可将我国黄士发育分为三个时期：早更新世，相当于第一次冰期，气候比新第三纪干寒，发生午城黄土堆积；中更新世，发生第二次冰期，气候进一步变干，堆积了离石黄土，范围广、土层厚；晚更新世第三次冰期，气候更加干寒，堆积了马兰黄土，厚度虽小，但分布范围更广，南方称下蜀黄土。进入全新世，气候转为暖湿，疏松的黄土层，经流水侵蚀，形成了沟壑纵横、墚、峁广布的破碎地表。黄土高原的形成和青藏高原的隆升，加快了侵蚀和风化的速度，在高原周围的低洼地区堆积了大量卵石、沙子和更细的颗粒。每当大风骤起，在西部地区便形成飞沙走石、尘土弥漫的景象。被卷起的沙和尘土依次沉降，颗粒细小的粉尘最后降落到黄土高原区域，形成了一条荒凉地带。印度板块向北移动与亚欧板块碰撞之后，印度大陆的地壳插入亚洲大陆的地壳之下，并把后者顶托起来。从而喜马拉雅地区的浅海消失了，喜马拉雅山开始形成并渐升渐高，青藏高原也被印度板块的挤压作用隆升起来。然而东西走向的喜马拉雅山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向北移动，久而久之，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越来越干旱，渐渐形成了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这里就是堆积起了黄土高原的那些沙尘的发源地。体积巨大的青藏高原正好耸立在北半球的西风带中，240万年以来，它的高度不断增长着。青藏高原的宽度约占西风带的三分之一，把西风带的近地面层分为南北两支。南支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向东流动，北支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开始向东流动，这支高空气流常年存在于3500—7000米的高空，成为搬运沙尘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由于青藏高原隆起，东亚季风也被加强了，从西北吹向东南的冬季风与西风急流一起，在中国北方制造了一个黄土高原。陕西黄土高原河流众多，沟壑纵横，沟壑面积约占总土地面积的50%。主要河流有黄河及其支流渭河、泾河、洛河、延河、无定河及窟野河等。河水主要来源于降水，降水分布的特点是南部多、北部少，山区多、平原谷地少。因此，径流的分布规律是自南向北减少，山区大于原区谷地。陕西黄土高原位于大陆腹地，气候较干旱，降水稀少，蒸发强烈，水源短缺。全区地表水资源105.56亿立方米，人均536立方米，亩均263立方米。泾阳、富平、蒲城一带亩均不足100立方米。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降水的年变率大，年内分配不均。因此，地表径流的年际变化大，年径流变差系数cv值在0.4以上，径流的年内分配集中，汛期(7～10月)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60～70%以上，甚至集中于几场大暴雨中，形成丰水年雨涝洪灾，少水年干旱缺水。陕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河流含沙量很大。黄土丘陵沟壑区输沙模数达20000～30000吨/年·平方公里，窟野河下游最大年输沙模数在40000吨/立方千米;以上，最大含沙量高达1700千克/立方米;。破坏了生态环境平衡，水旱灾害频繁。陕西黄土高原地表水的天然水质是良好的，大部分地区属重碳酸盐水，矿化度低，适宜于工农业用水及人畜饮用水。唯在定边西北部、芦河及大理河上游、洛河上游等地有小范围的氯化物水及硫酸盐水，矿化度大，不宜于灌溉饮用。陕西黄土高原地下水主要分布在高原北部边缘的风沙滩地区，地下水资源量为11.76亿立方米，可开采量6.43亿立方米。在广大的黄土区及丘陵山区地下水非常贫乏。城市工业排放大量的污水、废水，农业大量施用化肥，地表水源及地下水源污染日趋严重。延河及渭河某些河段的水质变坏，生物绝迹，加剧了水资源供需矛盾。保护水源、保护环境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是指平坦的黄土高原地面，著名的有甘肃东部的董志塬，陕西北部的洛川塬。塬面宽阔，适于机械化耕黄土高原作，是重要的农业区。但是塬易受流水侵蚀，沟谷发育，分割出长条状塬地，成为山墚，称为“墚”地。如果墚地再被沟谷切割分散孤立，形状有如馒头状的山丘，当地称为“峁”。由“墚”和“峁”组成的黄土丘陵，高出附近沟底大都在100～200米左右，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泥沙来源区。川是深切在塬面下的河谷平原。在墚峁地区地下水出露，汇成小河、河水带来的泥沙在这里沉积，在两岸形成小片平原，称它为“川”。川两旁还有阶地，即“掌”、“杖”地。掌是川地上源的盆地状平原，与条状分布的杖地不同。黄河在它的中、上游流经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地形破碎，暴雨集中且雨量大，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尤其是黄河河口镇至潼关这一河段，黄河在穿越这一段黄土高原的过程中，众多支流汇入，把黄河“染成”了黄色。据测定，这一河段进入黄河的泥沙占全河沙量的90%。

陕西黄土高原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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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邓叔群就开始注意对生态学的研究。1939年，他利用中央农林部要他负责一部分林业科学研究的机会，组织了西南森林调查团，深入四川、云南、西康等省的沙坪坝、岷山、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地区的原始林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对我国西南地区的森林分布、生长生态特性以及林木的病害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发表了《洪坝森林的研究》、《我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一）、《今日中国的林业问题》、《西藏东部高原的森林地理》等论文。为了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建立一种有利于农林牧业生产的生态系统，以减轻黄河对其下游地区的危害，他于1941年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了甘肃省的林区。在他任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的6年期间，先后曾去白龙江中游武都、文县一带、天水小陇山、河西走廊、祁连山、秦岭等林区，亲自进行调查研究，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分析了大量的树木生长情况，为科学地营林育林提供了依据；他论证了祁连山、天山等高山林区植被灌木丛对于积雪、保土和调节雪水径流的重要作用；设计出在兰州南北山干旱地区采用“水平沟”造林的方案，为保持水土、保证较高的造林成活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建议，在黄土高原荒山造林应选用沙枣、柽柳、白榆等耐寒抗旱的小乔木作先锋树种。这一建议在当时虽然没有被充分采纳和利用，但对今天改造黄土高原的工作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期间，邓叔群最重要的工作和最大的贡献，就是他首先提出了生态平衡的观点，并亲自在黄土高原地区以成功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经营林业和科学管理森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科学经营管理森林的典型——洮河林场。黄河的大支流洮河上游的大片原始森林当时为藏族林主所有，他们常把森林的树木卖给木材商人，树木砍光后再放火烧山以长牧草或开辟为耕地，因此水土流失情况日益严重，从而给黄河下游带来的灾难也就随之加重。为了改变这种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他利用水利林牧公司的资金，在洮河上游甘肃省卓尼县买下了一大片藏族林主的森林，创办了位于卓尼的洮河林场总场和苗圃，以及卓尼地区以外的三个洮河林场分场和一个牧场。他对这些林场中的森林分别进行调查、勘测，绘制了我国较早应用的林型图，并就各树种、树龄以及林木生长、材积、更新和病虫害等情况进行分类研究，制定出了一整套保证更新量、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学经营管理制度，使森林长存、采伐不绝。自那时起迄今已有40多年，但至今洮河林场仍在沿用当年他亲自制定的这一科学管理制度。几十年来，黄河上游的多数森林均遭程度不同的破坏，唯洮河林场为黄河上游保留下了宝贵的森林区，为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生态平衡作出了贡献。这一期间，邓叔群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所进行的大量调查结果以及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汇总在他离开甘肃后于1947—1948年发表的诸论文中，如：《甘肃林区及其生态》、《甘肃的造林与管理》、《甘肃林业的基础》、《甘肃的气候与树木年轮》、《我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二）、《中国森林地理概要》等。1948年底，他为东北编写的林科大学教材纲要，其中包括森林生态学、造林学、测林学、森林经营学、森林病理学等，就是他对我国森林的大量调查研究结果和实践经验的产物。

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近十余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从生态背景出发重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与长期起作用因素，已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环境恶化乃积渐所至，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言：“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1](p2253)。在此背景下，大陆学术界也明显加强了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本文拟对这些成果试作综述，对其中的不足略作总结，不妥错谬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关系研究区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受到学界重视，主要从社会经济变迁结合相应的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可概括为：概述区域自然地理概况一考察区域开发过程一探求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分析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一总结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相关历史经验教训。黄土高原及相邻地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水患，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学术界将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复原，如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①及主编论文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②，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③及主编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④等等。大量的文章围绕着区域小环境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考察。梁四宝、李心纯分别撰文就明代的“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明代九边屯田所引起的土地大面积的退化性演替，不但使晋西北、陕甘宁区域的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而且加剧了该区域水蚀、风蚀的过程，对黄土高原这一时期迅速增加的水土流失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王广智、陈可畏、朱士光则分别考察晋陕蒙接壤区的环境变迁。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3]陈可畏更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虽然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4]。朱士光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则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该地区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概况》及《试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的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等文章继续阐发这一主张。[5]史念海、杜瑜、王乃昂则通过考察历史时期甘肃、宁夏等黄土高原区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再现了当地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6]——————————————————① 该书汇集史念海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研究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地理论文二十多篇(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② 这是中日历史地理学家合作研究的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的变迁”的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复杂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③ 这部著作汇集了作者的23篇有关文章，从多个侧面对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王守春评价此书为“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④ 朱士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作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的增刊出版。西南、西北地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比较明显，引起学界关注。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与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突出入地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7]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8]邹逸辚、钞晓鸿、张建民、葛庆华等人则先后撰文就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指出明清以降，由于移民大量涌人与不当开发致使当地生态失衡，社会经济出现严重萎缩，强调区域开发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9]关于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王守春认为塔里木盆地历史上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过去联结东西方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10]。肖小勇则通过对古遗址及古文献考察，指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生态环境变迁呈现出荒漠绿洲化和绿洲沙漠化的特点。[11]华北、华中及其他地区研究。人地关系演变是研究重点。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唐亦功《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等论著是该方面的代表作，为我们今天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这些区域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很强的借鉴意义。[12]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吴敌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13]张国雄认为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农业生态环境发生了两个突出的变化，即森林资源减少和水域减退，而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是水土严重流失”[14]。汪润元、龚胜生的文章就人口压力下移民运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考察。[15]许怀林考察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演进过程，认为“江西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有江西的省情个性特征，也有国家大网络中的关联义”[16]。王建革关于近代华北及内蒙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系列论文，以生态经济学中的能量投入产出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及性质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17]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这一发展趋向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18]；他还认为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程。[19]关于内蒙古地区作者继续采用华北系列文章的分析路径。[20]此外，郑磊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对秦晖先生的“关中模式”提出了不同的诠释，认为当地地权分散、租佃对立不严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21]二关于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研究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主要集中在商都殷墟和古都长安的研究，利用考古及文献资料考察生态环境变迁与都城兴衰，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李民从地理位置与气候、水文状况、土质地貌和矿藏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22]。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23]郭睿姬则考察了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提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殷墟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繁荣的基础。[24]关于古都长安城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者尝试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取得大量很具深度的作品。史念海主编的《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是该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中日学者十几篇相关文章，其中史念海《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史念海与马驰《关陇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关陇集团的建立和巩固》、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的变迁》、鹤间和幸《汉长安城的自然景观》等，揭示了汉唐长安城与黄土高原至少存在的四个层次的地域生态关系；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从文化角度探讨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关系；李健超《汉唐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和朱士光《汉唐长安城的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则对汉唐长安城本身兴衰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探究，朱士光在其文中指出“国势的强弱、国都的兴废与社会经济的盛衰、生态环境的优劣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正相关制约关系”。另外，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和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则继续论证了汉唐长安城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25]此外，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一书以12世纪为界，对唐宋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此前和此后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之前，开封城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之后，环境逐渐恶化。可以说是有关方面研究的一部力作。[26]三关于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研究动植物变迁研究作为环境变迁的细部化研究，成果颇丰。人们通过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复原原生生态环境，提醒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史念海就我国由南到北的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不断变迁，“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成了草原、甚至沦为沙漠”[27]。文焕然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28]蓝勇则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强制性地在三峡地区退耕还林，恢复历史时期三峡地区茂密的森林，在三峡地区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9]。朱士光通过对历史时期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的植被更替情况进行研究，强调植被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迁之间的双向制约机理。[30]此外，李并成、周云庵还分别考察祁连山区、秦岭等地的人类活动与植被变迁。[31]关于断代的区域性考察也有大量文章。王守春、林汀水、暴鸿昌等撰文分别考察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福建、明代长城区域等地的森林植被变迁，呼吁应该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充分认识人类活动对植被变迁的负面作用。[32]蓝勇、龚胜生还分别对明清时期皇木采办和唐代长安及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樵采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立意新颖，显示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33]有关动物方面主要是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先后发表的系列文章，论述了大熊猫、金丝猴、扬子鳄、虎、熊、犀牛等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变迁的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大变小，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物种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28]和何业恒《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34]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蓝勇、刘正刚等则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区域的变迁情况，为我们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源提供了经验教训。[35]关于区域沙漠化研究，继侯仁之先生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近十年来在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景爱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及《沙漠考古通论》中的跨学科、跨视野的实证分析堪称这方面的代表。[36]《清代科尔沁沙地的垦荒》、《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等文章运用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就沙漠化成因机制展开深入分析，有力地推动了此领域的研究。[37]李并成则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38]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39]此外，冯季昌、姜杰《论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牛俊杰《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等文章，通过考察相关区域沙漠化的演替过程，指出入与自然的密切联系。[40]近年来由于沙漠化研究的渐趋深入，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绿洲学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意义。[41]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的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42]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10大片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以及形成的过程和机制，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43]四关于灾害及疾疫问题研究灾害问题，作为环境变动的具体体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连篇累牍。近十年来，大量的文章就不同时空内灾害暴发成因、规律、社会危害以及应对策略展开了广泛考察，已有多篇综述性文章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因此，我们仅从环境变迁的视野下展开分析，详细研究可参阅相关述评文章。①从灾害暴发的成因着手分析灾害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阮明迈《清代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洪灾研究》、李正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蓝勇《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马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害发发生的初步研究》、李文海《生态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等，这些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态环境失衡一灾害频发一生态环境恶化一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44]——————————————————① 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水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l期，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某一区域不同灾害的时空规律研究．尹均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袁林《西北灾荒史》、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等专著是相关区域灾害史研究的代表作。[145]元代灾荒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王培华对元代北方地区寒灾、旱灾、蝗灾以及水灾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量化研究，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146]华林甫则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147]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148]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49]另外，卞利对清初淮河流域、王金春对光绪初年北方三省、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对江汉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都是近来相关区域研究不可多得之佳作，显示了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50]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在李文海教授开拓性研究①的推动下，硕果累累，呈方兴未艾之势。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著作和50多篇论文问世，有关具体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的述评文章，我们不再赘述。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近十年来，疾疫史研究打破长期以来依附于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局面，引起了史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形成研究热点。②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最受学界关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集中体现他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51]针对历史时期我国瘴病的变迁情况，龚胜生撰文指出：2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其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52]；在具体论及明清时期瘴病分布与变迁时，作者进一步指出，“瘴病区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53]梅莉、晏昌贵还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54]曹树基、李玉尚则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鼠疫的文章。曹树基通过分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两次鼠疫大流行情况，认为“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贪食、求生的本能”[55]。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一文，则以咸同年间的云南为例，估算出战争期间鼠疫死亡人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56]另外，他们还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的视角就鼠疫传染病与云南整体社会变迁进行研究，指出“18—19世纪云南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云南乃至一个更大范围内生物圈变化的一部分”，“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西南地区的社会变革与生态变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57]在论及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时，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58]。此外，范家伟、曹树基、李玉尚还分别就地理环境与疾疫之间的关系以及霍乱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论述，亦很有见地。[59]五关于气候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气候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历史气候变化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发表之后，不断取得可喜进展。近十年来，研究进一步深化，历史文献气候记载、树木年轮、地衣测量、盐湖沉积、冰川、孢粉分析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以及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等专著精品相继问世。[60]大量的区域性气候变迁研究则显示出很强的开拓性。满志敏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历史上不同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变迁情况进行考察，提出自己的气候变迁模式。[61]于希贤利用云南仓山顶上冬夏间冰雪的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概况，指出仓山雪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趋势上与国内外研究所得结果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差别。[62]邓辉利用《辽史》中“帝王纪”、“食货志”以及“宋人使辽语录”中所记载的有关旱、涝、冻灾记录，对928—1109年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燕北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早30年。[63]朱士光等则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研究成果以及丰富的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建立关中地区历史时期完整的气候变迁序列，划分出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阶段。[64]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65]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五千年来华南地区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66]—————————————————————① 关于李文海教授相关学术贡献可参阅黄兴涛的《李文海教授的学术追求与历史研究》(《高教理论战线》2002年第4期)。② 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野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以及《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本文从环境变迁的角度进行论述，且仅限于大陆学者，不当之处，还请见谅。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邹逸麟认为十五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的生存，故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到十八世纪前期，我国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67]王会昌则对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长时段的考察，指出气候变化是王朝兴衰更替、北方游牧民族南进北撤的直接诱发因素。[68]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从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等四个历史具体实例出发，讨论了气候变冷变干时，农牧过渡带变化与相应的社会变化现象，指出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子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69]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人口变化之关系研究。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气候条件的变迁关系密切。[70]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人点，具体阐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71]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学界也有多篇文章论述。陈家其认为该时期作为近千年来我国气候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降；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72]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一方面，由于气候振动，气象灾害时常发生，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气候转寒，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72]沈小英、王业键、周翔鹤还进一步分析了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74]沈小英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太湖流域的双季稻在明末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而每一个兴衰过程大致代表了一次几十年的冷暖变化。明末以前，由于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由于热量条件变得处于一年二熟与三熟间的临界状态，双季稻时兴时衰。[75]王业键、黄莹珏则从自然灾害分析人手，认为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紧密。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把人口因素纳入考察视野，研究了气候变化、粮食生产与人口数量的变化曲线。[76]此外，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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