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敦煌论文发表
敦煌学，可以围绕莫高窟文化和日本的关系而言。日本人很信佛，每年敦煌的很大一部分外宾就是日本人，他们给莫高窟捐了不少东西，我记得别人给我说过，莫高窟的有一个保护系统就是日本人发明的......呵呵，日本人也盗过藏经洞宝藏哦... 我觉得这个题材可以商量、斟酌
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英国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苏联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美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原创 刘进宝 中华读书报作为新三级学人（1977、78、79年入学的大学生），荣新江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又考上本系研究生，师从张广达先生学习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直身处全国的学术中心，得到了北京大学张广达、邓广铭、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叶奕良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由于在北京工作，能够向京城及周边地区科研院所的先生们，如冯其庸、杨志玖、宁可、王尧、沙知等请益和问学。再加上他是我辈学人中赴欧美、日本及台港地区访学最多的学者之一，所以与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日本的藤枝晃、香港的饶宗颐、俄罗斯的李福清、马尔沙克等学者也有交流。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就是他与这些学者及友朋交往的记录，既是个人从学的回忆，又有对逝者的追念；既是荣新江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学术大家的记录，又是一个时代敦煌学学术史的珍贵史料。与饶宗颐、季羡林先生在一起（右起：荣新江、饶宗颐、季羡林、饶女公子、林悟殊）一位学者的成长史作为“新三级”学人的代表，荣新江是幸运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敦煌学方兴未艾，当时北大的一些先生们开始大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并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五卷《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奠定了北大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地位。当年，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同时，还由他们倡导，并在他们周围慢慢“形成了一个敦煌研究的圈子，包括东语系的季羡林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和宿白先生、中文系的周祖谟先生等等”（《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第114页。下面引用本书只注明页码）。“北大图书馆对于王先生为主导的这个敦煌研究小组给予很大的支持，特别把图书馆的219房间，作为并没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敦煌小组的研究室”，将图书馆新购进的法藏、英藏和北图的敦煌缩微胶卷，全部放在这个研究室里，同时从图书馆的书库中调集了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方面的图书，包括《西域文化研究》等。因为荣新江是学习委员，也负责这个研究室，拿着这个房间的钥匙，“所以除了上课的时间，我都在这个屋子里‘值班’，这既给我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的机会，也使我得以饱览集中到这个研究室中的敦煌学著作。不论是老师还是研究生来，都是我帮他们找到要看的那卷缩微胶卷，或者是相关的图书”（第115页）。“如果哪位老师需要找缩微胶卷中哪个号的文书，我就事先把胶卷摇到哪个号的位置，等老师来看。”（第254页）这在今天的许多青年学子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也会被认为是额外的负担。新江君却能长期坚持下来，既能方便其浏览全部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和这里的敦煌学著作，又能在帮助老师们准备缩微胶卷和图书时，获得教益，向老师们学得更多的知识。大学期间与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课间留影。从右向左：张广达、王永兴、荣新江、张建国、卢向前从荣新江的论著可知，他不仅对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非常熟悉，而且在敦煌、西域的民族历史研究中也比较得心应手。原来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读了本书，才知道他还在藏文文字的学习上下过功夫。如1980年代中期跟随王尧先生学习古藏文的经历就很有启发。为了利用敦煌藏文文献，新江君先参加了一个藏文的速成班，“一年下来，非常见效，学会了基本的文字、语法知识，翻着《藏汉大辞典》，可以读一些简单的藏文了”。但他“学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是古藏语写成的，只有现代藏语的知识还无法上手。而当时对敦煌古藏文文书进行释读并翻译的学者，主要就是王尧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陈践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插班去听王尧先生的古藏语课，向他学习如何解读敦煌藏文文书”（第216页）。同时购买了王尧和陈践先生的《吐蕃金石录》《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吐蕃文献选读》《敦煌本藏文文献》《吐蕃简牍综录》等。“对照藏汉两种文本，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和学习。这样做，一方面是积累古藏文的词汇，另一方面也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敦煌藏文文献熟悉起来。”（第217页）通过古藏文的学习，荣新江不但利用古藏文文献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探讨了通颊部落作为吐蕃王国在东北边境设置一级军政组织，到归义军时期又演变为部落的全过程，完成了《通颊考》一文，在《文史》和英文本《华裔学志》（德国出版）同时发表。而且对他“后来研究敦煌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研究于阗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第219页）。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新江君在敦煌、西域民族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成绩的原因了。除了《通颊考》外，他还有《龙家考》《据史德语考》（与段睛合著）《甘州回鹘成立史论》《所谓图木舒克语中的“gyazdi-”》等文及于阗、吐火罗语研究的论著。右为荣新江跟随王尧先生学藏文的笔记上世纪80年代，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学生们可以经常到老师家中去聊天、问学，而且还常常帮老师跑腿。如王永兴先生给历史系学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时，王先生都是用一个包裹皮兜着一堆书去教室。荣新江作为中国史班的学习委员，也就成了这门课的课代表。所以王先生每次上课时，他“就骑车先到健宅（王先生住处）去接王先生，把他要带到课堂上的书挂在车把上或驮在后座上，和王先生一起，一边聊一边走向教室，上完课再送他回去。记得冬天下雪时，我也不敢骑车，就一手提着那个大包裹，一手搀扶着王先生”（第112—113页）。当王先生来研究室看书时，“我经常把他从图书馆借的书送到他健宅的家里，因为他那时一个人住，所以后来连换煤气罐、到邮局送信发电报之类的活，都是我来帮他做的了”（第115页）。这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一道风景吧！也只有与老师这样密切的近距离交流和来往中，老师才会无意中将自己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人文学科的学人并不是在教室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导师的书房中聊天聊出来的。敦煌学术史的珍贵史料人生的许多事，大部分都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创造条件，或不断改善条件而完成的，很少有将所有条件准备充分才开始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的境况，今天的年青学子绝对无法想象。如《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创办就是一例。此前，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饶宗颐先生，每年出版一期《九州学刊》的敦煌学专号，荣新江曾帮饶先生组稿编辑。当编辑了两期专号后，他认为这笔钱可以支持在大陆办一个专刊。1994年3月，当新江兄再次到香港后，就“与饶公商定，把原本由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的经费，转到北京，单独办一份《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刊。这就是199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三位先生主编，我负责具体编务，前六卷的具体工作就是我来做的。”（第267页）但出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甚至差点夭折的情况，一般的学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即《敦煌吐鲁番研究》到第四卷出版时，香港的资金没有到位。“几位老先生也是一筹莫展。于是，我们想到冯其庸先生，由柴剑虹出面，向冯先生汇报了情况。冯先生一口答应帮忙解决，不久就安排了一位企业家与我们编委的几个同仁开会，那位企业家听了情况说明后，溜之大吉。冯先生听说后很生气，随即自己掏腰包，给了我们出版一卷的全部经费……如果没有冯先生的雪中送炭，《敦煌吐鲁番研究》恐怕到第3卷就会夭折，那样就应了日本学者在我们创办刊物时说的一句话，‘有很多三期刊物’，就是办了三期就办不下去了。好在我们有冯先生，让我们渡过了难关。”（第247页）随冯其庸先生考察楼兰作者笔下的宁可先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宁先生为了主编完成《英藏敦煌文献》S.6981以后的部分，让新江君协助第11—13卷的标目，当时宁先生正在住院，不顾身体，在医院每天讨论，因为探视时间的限制，宁先生让荣新江从楼房的后面翻进阳台，在病房里一天一天地工作。“我们不必用赞扬焦裕禄的话语去表彰宁先生，他其实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锲而不舍，学术高于一切。”（第177页）宁可先生在学术上有许多建树，但他发表的敦煌学论文并不多。作为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领导人，“他对敦煌学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参与编纂的《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等敦煌吐鲁番学会主持的大型图书成果当中”（第178—179页）。这正体现了一位学术领导人和学术组织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值得今天的青年学子学习的。宿白先生是考古学的大家，他的文献功夫非常深厚，对石刻文献也是烂熟于心。对莫高窟的早期营建史来说，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原立于第332窟前室南侧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即《圣历碑》）。可惜的是该碑在1921年被流窜在莫高窟的白俄军人折断，上截碑石已佚，下截残碑现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宿先生却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数万张拓本中，找到刘喜海、缪荃孙递藏的碑石未断时拓本，再利用法藏P.2551敦煌抄本，复原出原碑形式，并整理出完整的碑文。在此基础上，宿先生利用碑文所记从乐僔、法良，到东阳王、建平公，在相关的系列文章中，对莫高窟早期的营建史，做出自成体系的解说。”（第258—261页）这类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如果不是荣新江将其记录下来，可能就会湮没无闻了。新江君是我们这代学人中走访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机构最多的学者，本书中也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信息。在《怀李福清》一文中披露，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东方中心，“里面有满铁和大连图书馆的藏书。这些应当是1951年苏联红军从东北撤出时转移过来的‘战利品’，但这类图书到底有多少，值得再来仔细调查”。敦煌文献被为是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壁画又被法国人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所以敦煌学与许多学科都有交叉。本书中的多篇文章都涉及到了相关的问题，虽然都是寥寥数语，却是画龙点睛，给人启发。如敦煌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博杂，而且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2页）。“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自陈寅恪先生以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12页）现在，“敦煌学界虽然有人在研究佛典和俗文学作品时可以广泛使用汉译佛典，却很少能够熟练运用梵汉对证的方法，追本溯源”（第53页）。我从事敦煌研究后，一直比较关注敦煌学学术史，近年又重点研究学术史，但许多学术史的信息，我还是从新江君的书中第一次知道。如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是我们的案头必备书，但不知道沙先生后来利用在俄罗斯调查敦煌写本的收获和《俄藏敦煌文献》中公布的图版，“将俄藏敦煌契约文书校录补充一过，作为《补遗》，印入再版本中”（第280页）。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自然是敦煌学子们常用的工具书，但“最主要的实际主持人是宁可和沙知先生，而催稿人则主要是沙先生”（第281页）。另外，荣新江编的《向达先生敦煌遗墨》所收向达致曾昭燏的信，因为与原件图版进行了校对，比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文教资料简报》上的更加可靠。沙知先生请美国友人帮忙找到曾昭燏的后人，“获得向达敦煌考察期间致曾昭燏信的所有图版”（第284页），这才有了校对精良的本子。饶宗颐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成果非常突出。但没有正式上过大学的饶先生，如何能产生这样巨大的学术成果，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本书强调的一点是，饶先生于1949年移居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后，“当时也很担心这里能否做学问。但后来发现，此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荆州，在各地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某个地方如荆州，居然暂获安稳，聚集了一批天下英才，一时间学术文化也达到一定的高度。他说50年代以来的香港，正是如此，大量的人才、资金、图书都汇聚在这里，为这里的学人，提供了相当好的治学条件”（第271页）。例如，1950年代英藏敦煌缩微胶卷“一开始出售，香港一位有钱人就买了一套，提供给他做研究”，“饶公敦煌学研究首先受益于伦敦所藏敦煌缩微胶卷，然后才是到法国讲学期间系统整理敦煌曲和敦煌白画”（第272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敦煌学学术史信息。《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所收各文，在当初发表时，我在不同的时期基本上都读过，现在又集中起来，全部重读一遍，印象更加深刻。以上我仅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学术史角度予以介绍，实际上本书所涉及的知识面很广，信息量很大，值得重视，值得推荐给更多读者。（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铖（1938-2003），中国共产党党员，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俄国史研究专家，中国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学会理事。 王钺生于1938年，1947-1958年，在陕西咸阳、蔡家坡等地读小学、中学；1958年8月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次年随系并入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1963年10月大学毕业；1963年-1978年，任教于兰州四中、三十四中；1978年10月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读研究生，1981年11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年后，一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工作，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长期担任教研室主任。198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钺是我国世界史、俄国史研究领域有成就有影响的一位学者。出版有《罗斯法典译注》、《往年纪事译注》、《沧海逐鹿枣简明海战史》、《亚欧大陆交流史》等著作；参加了《俄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写；撰写并发表了《俄国和日本争夺库页岛的斗争》、《俄国前封建化问题探讨》、《基辅和莫斯科两城市形成的基础》等许多论文。他还发表有日本史、中亚史、敦煌学等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周易解析》一书。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甘肃省社会科学奖。王钺在教学工作中主讲世界通史主干课和研究生基础课、专业课，并分别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多次开选修课。他知识渊博，学兼中外，不仅熟悉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厚的世界历史、特别是俄国史的学养，还掌握俄、日两种文字，更由于他备课认真、讲授得法，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教学效果，深受学生好评，曾获学校教学优秀奖、主干课程奖，甘肃省教学优秀奖等多次奖励。王钺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他的选修课“欧亚大陆交流史”等，是极富开创性的工作；他与其他同志一起编著出版的《世界通史》教材（主编中古部分），成为兰州大学对外交流教材之一。王钺师德高尚、学风严谨，诲人不倦，无论是对本科生、研究生或是学位课程进修班学员，他都备极关怀，精心指导。对青年教师和其他同志，他有求必应，竭诚帮助。他的优秀品质和为广大师生所深深敬佩，被评为兰州大学首届师德标兵。论著目录《亚欧大陆交流史 》（合著）1 基辅和莫斯科两城市形成的基础 兰州大学学报 1994-10-282 斯维雅托斯拉夫东征的历史意义 兰州大学学报 1987-07-023 俄美公司与日本 学习与探索 1988-06-294 俄国前封建化问题探讨 兰州大学学报 1989-04-025 日本战国时期经济迅速发展探源 兰州大学学报 1992-04-016 巴米扬大佛与中印交通路线的变迁 桑山正进 ; 王钺 敦煌学辑刊 1991-07-027 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 岩崎力 ; 王钺 ; 汤开建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09-30
日本与敦煌论文发表时间
到河南敦煌风景区那里有专家讲解!~!
敦煌学（英语：Tunhuangology）是一门以敦煌为名字的学术分支，“敦煌学”一词是由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所创。当中包含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并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及文物为研究主体。
过去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为《敦煌劫余录》作序首次使用的。向达在《敦煌学六十年》中说：“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
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说：“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但是有学者发现，早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就在一次会议上用过“敦煌学”一词。
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几年的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56、74页等）。
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
扩展资料
历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一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秘密运往西方。后来，各国考古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等闻讯接踵而来。
从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贵文物，捆载而归，导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罗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卖给了日本人。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11、12期。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敦煌学
80年代初，叶栋发表《敦煌曲谱研究》。
敦煌乐谱是唐代世俗歌舞音乐的琵琶伴奏谱。共有25首乐曲，其曲名分别为：《品弄》、《倾杯乐》、《急曲子》、《长沙女引》、《撒金砂》、《伊州》、《水鼓子》等。记谱使用的符号是所谓宴乐减字谱，形似日文的假名。
如：一、人、工、只、七、儿、作、、十、上，等等；谱字旁边，还有几个可能是表示时值或句断的符号。这批乐谱的背面抄着经文，专家们根据笔迹和原卷的情况，判定这是为了抄写经文，把三张不同人在不同时间抄写的谱子随意粘连在一起了。
从本世纪30年代起，最早致力于敦煌古谱解读研究的，是日本人林谦三，接着是中国人任二北、杨荫浏、饶宗颐、张世彬等。他们通过艰苦的研究工作，基本上解决了谱字的音高问题。
80年代初，叶栋发表《敦煌曲谱研究》一文，并将25首乐曲根据自己研究所得，全部解译付诸演奏录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此后一批国内研究者异军突起，有陈应时、何昌林、关也维、席臻贯等，学术空气空前活跃。陈应时的新译谱 1988年曾由上海古乐团演奏。席臻贯的新译谱，于1992年录制音带在国内外发行。各人的译谱均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席译配有唐代诗词的录音，更直接地告诉我们：唐代歌曲典雅古朴，风格多样，音调独特。如第六首《急曲子》和第九首《急曲子》，是充满阳刚之气的武曲；第十二首《倾杯乐》又情意绵绵，朴素真切。第十五曲《慢曲子心事子》委婉深情。第十六曲《又慢曲子伊州》凄切悠长。被编为女声合唱的第十八曲《水鼓子》，庄重肃穆，雍容华贵。第二十二曲《撒金砂》似有禅意。
酒泉日报敦煌文学论文发表
项楚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1940年7月出生，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出版《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选集．项楚卷》、《柱马屋存稿》等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等系列论文获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敦煌文学丛考》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获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寒山诗注》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熟读佛藏和四部典籍，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在研究中熔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的治学特色，他对敦煌学的研究折服了自诩敦煌学在外国的外国学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1 南宋辛派词人研究述评 单芳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2期2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伏俊琏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3期 3 文天祥爱国词略论 单芳 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年03期4 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 丁宏武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第5期5 试论道教学者葛洪的史学成就 丁宏武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2期6 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辞 董芬芬 辽东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9年01期7 谈离骚受祝辞的影响 伏俊琏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4期8 周绍良先生的敦煌文学研究 伏俊琏 敦煌学辑刊 2009年4期9 《九歌》文体新论 韩高年 兰州大学学报 2009年04期10 春秋卿大夫的文献整理及其文化意义 韩高年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2期11 李梦阳诗文集流传及版本考辨——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 郝润华 凤凰出版社 2009年7月12 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 郝润华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05期13 唐宋元时期三位吴师道考 雷恩海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1期14 李梦阳集版本考——《澳门文献整理研究暨数字化论集》 郝润华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编辑出版 2009年4月15 谈谈佛教与山水 郝润华 文史知识 2009年6期16 《荀子·赋篇》体制新探—兼及其赋学史意义 马世年 文学遗产 2009年01期17 《吴礼部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雷恩海 聊城大学学报 2009年4期18 最后的古典家园梦想及其破灭—论李广田的《引力》 邵宁宁 文艺争鸣 2009年01期19 突破:从研究敦煌艺术再生开始 王建疆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3期20 李学勤主编标点本《毛诗正义》点校献疑 赵茂林 诗经研究丛刊 2009年6月17辑21 《幸南容墓志铭》非柳宗元所作 尹占华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22 英国汉学家龙彼得发现的三种戏曲文献 李占鹏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年01期23 鲁迅戏剧评论的涉笔视野与蕴意指向 李占鹏 《飞天》 2009年3期24 梅兰芳兰州巡演回望 李占鹏 甘肃文艺 2009年1期25 中国文学：革命后与后革命 王建疆 探索与争鸣 2009年02期26 北宋真宗仁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 杨晓霭 乐府学 2009年月12月5辑27 王绩《游北山赋》注释正补《唐代文学与陇右文化》文集 杨晓霭 文史出版社 2009年6月28 颜延之研究回顾与反思 杨晓斌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1期29 四部分类法中别集与总集关系考论——兼谈“楚辞”的类目设置问题 杨晓斌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年7月30 说“喝水” 王晶波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 李宝通：著有《唐代屯田研究》、《简牍学教程》，参编《简牍学研究》、《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省志·大事记》等。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宦官》、《朱元璋传》等，主编《中国古代史论萃》、《西北史研究丛书》、《西北开发史研究》等。李并成：独著、合著专著十多部，主要有《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瓜沙史地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大漠中的历史丰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红旗出版社,1995)、《敦煌学百年文库·地理卷》（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0年）、《敦煌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7）等，并主编《敦煌学百年文库·地理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等。 在《求是》、《考古》、《地理学报》、《地理研究》、《中国史研究》、《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敦煌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中国农史》、《中国科技史料》、《中国沙漠》、《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不少论文被《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地理科学文摘》、《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美国agrindex、俄罗斯《科技情报》等刊物摘录、转摘。《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甘肃日报》、《欧洲时报》、《华声报》以及新华社对内对外广播几次专题报道他的有关成果。李清凌： 合著《隋史新探》等，专著《西北经济史》，《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主编《甘肃经济史》获甘肃省第五届社会科学“兴陇奖”二等奖，主编《西北通史》第三卷，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史学论丛》多期。何双全：专著《居延新简》、《居延新简释粹》、《散见简牍合辑》，《双玉兰堂》上下集，主编《汉简研究文集》和《秦汉简牍论文集，发表论文40余篇，1993年成立国际简牍学会，并成为第一届会长，出版《国际简牍学会刊》1-5辑。李积顺：《第二次世界大战要论》，《承受不起的战争——丘吉尔的坚韧与帝国的崩溃》。李怀顺：专著《甘宁青考古八讲》尚季芳：专著《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 序号 论 文 名 称 作 者 发表刊物 时间 1 南宋辛派词人研究述评 单芳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2期 2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伏俊琏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3期 3 文天祥爱国词略论 单芳 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年03期 4 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 丁宏武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第5期 5 试论道教学者葛洪的史学成就 丁宏武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2期 6 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辞 董芬芬 辽东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9年01期 7 谈离骚受祝辞的影响 伏俊琏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4期 8 周绍良先生的敦煌文学研究 伏俊琏 敦煌学辑刊 2009年4期 9 《九歌》文体新论 韩高年 兰州大学学报 2009年04期 10 春秋卿大夫的文献整理及其文化意义 韩高年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2期 11 李梦阳诗文集流传及版本考辨——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 郝润华 凤凰出版社 2009年7月 12 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 郝润华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05期 13 唐宋元时期三位吴师道考 雷恩海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1期 14 李梦阳集版本考——《澳门文献整理研究暨数字化论集》 郝润华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编辑出版 2009年4月 15 谈谈佛教与山水 郝润华 文史知识 2009年6期 16 《荀子·赋篇》体制新探—兼及其赋学史意义 马世年 文学遗产 2009年01期 17 《吴礼部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雷恩海 聊城大学学报 2009年4期 18 最后的古典家园梦想及其破灭—论李广田的《引力》 邵宁宁 文艺争鸣 2009年01期 19 突破:从研究敦煌艺术再生开始 王建疆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3期 20 李学勤主编标点本《毛诗正义》点校献疑 赵茂林 诗经研究丛刊 2009年6月17辑 21 《幸南容墓志铭》非柳宗元所作 尹占华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 22 英国汉学家龙彼得发现的三种戏曲文献 李占鹏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年01期 23 鲁迅戏剧评论的涉笔视野与蕴意指向 李占鹏 《飞天》 2009年3期 24 梅兰芳兰州巡演回望 李占鹏 甘肃文艺 2009年1期 25 中国文学：革命后与后革命 王建疆 探索与争鸣 2009年02期 26 北宋真宗仁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 杨晓霭 乐府学 2009年月12月5辑 27 王绩《游北山赋》注释正补《唐代文学与陇右文化》文集 杨晓霭 文史出版社 2009年6月 28 颜延之研究回顾与反思 杨晓斌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1期 29 四部分类法中别集与总集关系考论——兼谈“楚辞”的类目设置问题 杨晓斌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年7月 30 说“喝水” 王晶波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 31 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内涵 王晶波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01期 32 兰陵萧氏思想信仰分析 杜志强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4期 33 关于侯景之乱的 几则史料释证 杜志强 辽东学院学报 2009年6期 34 清人题咏《桓上草堂图》《松林读书图》述论 漆子扬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2009年04期 35 应劭《姓氏篇》产生背景及清人辑本状况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20期 36 《潜研堂诗续集》有关甘肃诗人邢澍的几首作品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10期 37 张澍经学成就概述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38 张澍的金石学姓氏学成就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39 张澍文学成就概述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40 张澍《二酉堂丛书》的学术价值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41 清代史学家张澍五种方志著述论略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42 钱大昕题赠甘肃学者邢澍的诗作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10期 43 钱大昕两首佚诗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1期 44 冯国瑞先生著述考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2期 45 冯国瑞先生简谱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2期 46 邢澍著述考录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3期 47 邢佺山先生年表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3期 48 应劭《姓氏篇》产生背景及清人辑本状况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2期 49 试论先秦儒道两家在文学理论探索上的成就 赵逵夫 江西社会科学 2009年3期 50 屈原的名、字与《渔父》《卜居》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 赵逵夫 兰大学学报 2009年04期 51 先周历史与牵牛传说 赵逵夫 人文杂志 2009年2期 52 论矒瞍、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 赵逵夫 陕西师大学报 2009年08期 53 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 赵逵夫 文史 2009年08期 54 再论《惜往日》《悲回风》的作者问题 赵逵夫 文献 2009年08期 55 《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序 杨晓斌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 56 读杜甫的《天河》、《牵牛织女》等诗 赵逵夫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3期 57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赵逵夫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9年02期 人才培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简况
敦煌发表学术论文
项楚，浙江永嘉县人，中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出版有《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等多种专著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1940年7月出生 ，1962 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四川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庞石帚教授攻治六朝唐宋文学。文革中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又当了10年中学教师。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导师 。1965年8月至1968年8月，四川军垦农场劳动。1968年9月至1980年2月，四川阿坝康定中学任教。1980年至今在四川大学任教，1986年晋升为教授，2004年评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全校共2位）。出版《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寒山诗注》等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中《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等系列论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敦煌文学丛考》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获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熟读佛经和四部典籍，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在研究中熔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的治学特色。他在佛教文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实绩，并开创了系统而大量地运用佛教文献进行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先河，他对敦煌学的研究折服了自诩 " 敦煌学在外国 " 的外国学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考古学特刊第二号高昌专集_电子书.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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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敦煌佛文化论文发表
麦积山的行不？
这里想与大家共同分享关于敦煌的写经文化。自汉代以来，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有“华戎所交，一大都会”的美誉。历史上，活动于此的有汉、栗特、吐蕃、于阗、西夏、回鹘等民族，敦煌写经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事业。来到敦煌，您可以在伴随敦煌及莫高窟有千年之久的雷音寺里礼佛写经，这是对写经这种佛教传统文化礼仪的传承与弘扬。礼佛写经，修一切善缘，得自在解脱。 敦煌写经文化希望能给您提供您的话题参考。 谢谢
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所藏古代文书的发现，震动了整个世界。它使我们对隋唐佛教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古代敦煌，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是中外文明的交汇点。隋唐时代，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进入繁荣时期。但是，这里同时又是古代攻防要地，战争的烽火经常使它遭受严重破坏。北宋初年，党项族人建立的西夏国兴起于西北。敦煌在西夏统治时期，当地僧侣将大量历代经卷、画卷等藏在莫高窟的一个洞窟复室里，外面用砖封住，再涂上泥，绘上壁画。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秘密也就被人遗忘了。在此后的数百年内，由于海路交通的开发，加上佛教势力日益衰落，敦煌逐渐失去它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地位，以往的繁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明代以后，处于西北边陲的敦煌一直十分冷落，无声无息。直至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因偶然的机会才重见天日，其中的文书宝藏得以再现于世。 藏经洞是一个高约一点六米、宽约二点七米，呈长方形的洞室。室内堆满了写本文书、织绣、绘画、法器等物件。其数量之多，至今仍无法弄清。一般估计，仅文书总数就在四万件以上。这些文书和其他宗教艺术品的出土，为我们研究隋唐等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发现之日起，人们便给了它充分的重视，把它连同敦煌石窟建筑、雕塑、壁画等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研究，形成世界性的“敦煌学”。 敦煌文书以写本卷子为主，内容可分为佛教和非佛教两类。佛教方面的文书包括：一、大藏经中已经收入的经、律、论。由于它们早于流传世间的刻本藏本，未经转抄，脱落错误较少，因此能反映这些经典的早期形态，有较高的校勘价值。二、未收入大藏经的经、律、论。这些著作从未被人所知，因而可以借助它们解决一些学术问题。以禅宗为例，初期是北宗(神秀系)得势，后来转向南宗(慧能系)；南宗开始是神会系得势，后来转向南岳、青原二系。在这个过程中，失势的各系资料因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已丧失殆尽，今人依赖敦煌卷子而得以知其概貌。三、疑伪经典。据有关学者统计，藏经洞共保存疑伪经典有七八十种。它们为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四、三藏章疏。传统大藏经通常只注意收入翻译的经典，对中国佛教学者撰写的有关经、律、论的章疏并不重视。其实这些章疏是了解中国佛教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五、反映寺院宗教活动的材料。如变文、讲经文是寺院宗教集会上演绎经义常用的材料；授戒的牒文、布萨(检查僧徒遵守戒律情况)的记录以及僧众名单，则是寺院具体宗教活动的材料。六、反映寺院经济生活的材料。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借契单据，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寺院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形态。 敦煌藏经洞稀世瑰宝的问世，当时并未引起清政府重视。相反，西方冒险家在得知消息后，纷纷涌入敦煌。首先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接着是法国人伯希和，其后是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还有俄国人勃奥如切夫、美国人华尔纳，他们借考古为名，相继疯狂劫掠敦煌文物。据估计，被他们盗走的写本卷子近三万卷。劫后残余的八千余卷，后保存于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前身)。 敦煌还是西域与中原两种佛教艺术的交汇点。在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大量唐代佛教壁画。 随着佛教的鼎盛，隋唐佛画也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唐初画家中，于阗人尉迟乙僧在长安绘制了许多寺院壁画。他长于以色彩晕染的西域艺术手法，着力表现西域风情和人物形象，同时又吸收中原传统的线型勾勒，使他的人物画有“身若出壁”之感。他曾多次作过以《西方净土变》为题材的壁画，以气象万千、歌舞升平的画面，反映出初唐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面貌。生活于盛唐时代的“百代画圣”吴道子，在集诸家画师大成的同时，尤其推崇张僧繇。他一生创作了四百多幅壁画，所画人物天衣飞舞，满壁风动，成为开元(714-741)、天宝(742-756)以后佛教和道教壁画的楷模。这时期寺观壁画中的菩萨、天神、力士等造型，以人间体态为模特，更加体现出现实性的美感要求，绚丽多彩，仪态万千。这表明，中国佛教壁画已进一步世俗化了。 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共二百零七个，可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属中唐和晚唐的洞窟壁画，可视为唐代佛教绘画艺术的代表。这些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它的风格与吴道子、阎立本等大家相似。 敦煌的唐代壁画，多以大幅“经变”为主，以经变的形式来讴歌佛国的欢乐和美好。如在净土变中，描绘出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景物，着意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分外庄严美丽。这种画面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宫廷生活和民众愿望。大量的壁画还点缀有人间社会的生活小景，表现出盛唐的社会风习，其基调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中唐以后，许多画家受禅风所染，襟怀超然，无意于世事，故其绘画的内容和风格，都有意表现禅的深远意境。如大诗人、大画家王维，他的浓淡墨色的山水画，极富有诗意，后人称之为“画中有诗”。他改变传统的山水画风格，开创了超然洒脱、高远淡泊的画风，对后来的中国画影响很深。 佛像雕塑是佛教艺术的典型体现。它主要保存于历代开凿的洞窟和兴建的寺院中。 唐代是我国雕塑艺术灿烂辉煌的时代。雕塑作品奇艺骈罗，精美绝伦；雕塑技术圆熟洗练，充分体现出雄健奔放的时代气息。这与南北朝相比，又有了新的进步。 龙门石窟的开凿，继北朝之后，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达到鼎盛。奉先寺大像卢舍那佛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造像。大像始凿于唐高宗时期，至武则天时期完成。卢舍那佛是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意思是光明普照。武则天自称她做皇帝符合佛的旨意，所以有意通过佛像的雕造来体现自己的权威。卢舍那佛坐像通高十七米多，位于石窟中央。佛像仪表堂堂，比例匀称，丰颐秀目，表情慈详而恬静；嘴角微翘，露出微微笑容；头部稍下倾，目光好象在关注着芸芸众生。佛的温雅敦厚的人间形象，使人感到亲近，而崇高神秘的宗教效果，则令人心生敬畏。 唐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这时期的造像圆润丰腴，体形健美，宽妆高鬓，充满活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和完善，充分体现盛唐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我们从龙门石窟、佛光寺彩塑、敦煌彩塑等现存作品中，可以想见当时佛教艺术舞台上雕塑家们各领风骚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甘肃敦煌和天水麦积山，因石质疏松，不宜凿刻，艺术家们便匠心独运，改为彩塑(在泥塑上涂以颜色)。莫高窟的北魏时期敦煌彩塑，同样经历了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不断汉化的过程。隋代彩塑技术日臻成熟，手法细腻精巧，佛像已明显汉化。唐代，彩塑艺术进入全盛时期。它把西来的佛教艺术与汉文化加以圆满结合，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作品。初唐的塑像丰满而生动，身体曲线流畅，富于节奏的变化。盛唐的塑像更是精美无比。如莫高窟第四十五窟的菩萨塑像，袒露胸臂，体态优美，轻薄的长裙紧贴身体，脸上露出细微的笑容。无论是柔美的表情，还是端庄的姿态，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善良、温柔的东方女性特点。而同窟的天王却显得刚健、勇猛。两者的鲜明对照，给人以特别深刻的艺术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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