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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论文发表笔记模板

发布时间:2024-07-07 17:50:32

西方哲学论文发表笔记模板

天主教哲学事是指奥古斯丁至文艺复兴之间十个世纪内的宗教哲学。 公元400年到公元1400年这十个世纪内,教会使得哲学与社会生活、政治事务之间的关系跟为密切。教会的基础是教义,教义则是哲学与宗教历史两部分组成。 中世纪与古代世界相比,最重要的特征是二元论。比如僧人与俗人、天国与世间、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对比。所有这些对比都在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对比中有所体现。 中世纪时期的生活充满了苦难和恐惧,没人能感受到活着的乐趣。人们只得从宗教中寻找安慰,寄希望于来世。这使得宗教哲学的起源和发展有了广发的社会基础。 后来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等民族的崛起加速了中世纪的灭亡。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于宗教改革,彻底瓦解了中世纪的思想体系。从此进入了近代哲学时代。

西方哲学史的论文

导语:西方哲学史论文是要怎么写呢?有什么技巧和要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西方哲学史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 在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中就“存在神学”问题的探讨,是历代学者们经常予以关注的重要话题,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史学家从多方面曾做过诸多论说。“存在”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两千多年来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因此,本文就“存在 ”这个概念进行浅显的分析。

关键词: 巴门尼德 存在 唯一 本质

1 存在的提出

“存在”概念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世间万物处于繁芜丛杂的流变中,直接对于万物进行研究,只能获得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由于事物的流变性而不够稳定与可靠。他认为,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的认识,而其认识对象必须具有永恒性,因而只有常驻不变的东西才是真理认识的对象。自希腊哲学诞生之日起就以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为最高理想,而自然哲学由于自身局限于感性领域而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基于对自然哲学局限性的认识,巴门尼德将眼光从流变中的万物投向单一的本质,从而提出“存在”这一概念。进而开创了以“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之路。

在《论自然》一开头巴门尼德就借助女神之口提出了两条研究的途径:第一条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条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第一条路被他称为真理之路,第二条被他称为意见之路。他认为,只有沿着第一条路研究,即认为承认万物的本原——存在,并对其进行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真理性认识。接下来他又描述了“存在”所具有的属性:

第一:存在是唯一的,连续的和不可分的。

第二: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也不灭。

第三:存在是不动的。

第四:存在是完满的。

第五:存在是思想的对象。

从上述的几条我们发现: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我们所能具体感知到的经验的存在,而是一种由我们理智所把握到的一个抽象范畴。前四条所描述的属性,使得我们很难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设想出这么一个东西,这也是巴门尼德所要达到的效果:他所认为的“存在”,是一种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深层次的范畴,这就不能用具体事物的属性来描述与辨别。但是,在巴门尼德那里,他并没有对于存在有更进一步的具体描述,这也为后世研究存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由于人们所具有的常识性的思维方式,人们在理解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的时候,会尝试着用常识的思维模式去理解(特别是在古希腊时期,这一点在自然哲学家身上显得尤为突出),这样就违背了巴门尼德的初衷了。因而在这里,人们对于“存在”的理解则分为对于“存在者”(存在物)的理解和对于“存在”本身的理解。而对于这两个不同方面的理解,产生了后世缤彩纷呈本体论思想。

2 存在与本质

在西方,随着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发表,一种从古希腊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史观便形成了。于是,人们按照黑格尔所提供的线索,来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海德格尔却在《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中,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史观和全部理

性主义哲学发起了挑战。这样,人们就不得不通过海德格尔,来重新评价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并进而重新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了。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是现代西方、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不是存在者”——这是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论区分”。他认为,“存在”与“存在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存在者”;而“存在”却是最普遍的概念,但它又不是“种的普遍性”,而是一种“超越者”,超越于所有的存在者。宇宙本身也只是一种最大的“存在者”,它生发了“存在”,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存在”。任何可以定义的东西,都只是“存在者”;而“存在”既然不是“存在者”,当然是无法定义的。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他。“认识是在世的一种方式”,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万物,是因为人一向就已经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这就是人与其它存在者的特殊之所在。 海德格尔说:“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尽管人们自始就着眼于存在而思考了存在者,但存在之真理始终还是未曾被思的,它作为可能的'经验不仅向思想隐蔽起来了,而且,西方思想本身以形而上学的形态特别地、但却一无所知地掩盖了这一隐瞒事件。”“根据这种历史,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并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在他看来,自古以来,西方哲学就有两个追问方向:一是追问“存在者”,一是追问“存在”。但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的占主流的西方的传统哲学,就其总体而言,忘记了“存在本身及其真理”,模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并把“存在者”当作了“存在”,并以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方法孜孜以求。而追问“存在”的哲学思潮,虽然在古代曾经有过可喜的开端,但后来几乎被淹没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长达二千五百年期间,这种迷误居然得以延绵。因此,新哲学的使命应是:重提“存在”问题,揭示“存在”的真相,以恢复其“超越者”的地位。

围绕着对存在的研究,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两种追问的对象:追问“存在”与追问“存在者”;两种追问的方法:“客体化”取向与“主体化”取向;两种类型的智慧:采取“客体化”取向、追问“存在者”而得到的理性主义的智慧,以及采取“主体化”取向、追问“存在本身”而得到的“非理性主义”的智慧。

3 结束语

从追问“存在”的视角来看,哲学应当是关于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既不能把哲学等同于具体的实证科学,也不能将哲学仅仅归结为认识论。哲学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高秉江.《从语言与存在的维度看巴门尼德的Being》

[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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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哲学论文需要注意的方法:找问题,解问题1. 找问题:与他人或文本对话。学习目标:分析论证。找问题(包括找问题之问题)。2. 解问题(包括取消不是问题的问题):学习目标:解问题、解问题之技术资源及其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料库、internet使用)3. 找问题,解问题之实际演练:口头报告、小书面报告、论文提案、较大一点的论文。学习目标:论说与批评。一般的学期论文的写法。论文提案的写法。看看能否帮助你!下面网址是部分哲学论文!哲学论文范文: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德尼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巴门尼德认为这条道路给人们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习惯的道路,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是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这种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的,因而是存在的,而“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同上书》第51页)。爱利亚学派可以说是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它们的重大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不确定性。但是应当指出,“理性”一词在原子论哲学先驱阿拉克萨戈拉那里是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萨戈拉(种子论)的观点:理性(奴斯Nous,即心灵)是一种更精细的种子,由于它的作用,造成种子的旋涡运动,使一些种子结合,另一些种子分离,最后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理性”在阿拉克萨戈拉的哲学中是作为运动原理使用的,而“不是从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实体。”(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43页)这种原理被德谟克利继承并改造构建成了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学中,“理性”采取了与感性对话的形式,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德漠克利特认为昧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真理性认识(即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继爱利亚学派之后,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智者哲学又在希腊大地崛起,智者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主义正相反对,他们把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绝对化,到处散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念。他们打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主义旗帜,严重地动摇着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认为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的感觉为转移,正象“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一样。与智者哲学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3页)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苏格拉底所揭开的哲学篇章,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纵深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的哲学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智者哲学的批判,重新确立了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权威,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哲学汉讲演录》第二卷,第195页)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图制定了他的“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不是把观念型混乱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同上》,第199页)甚至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高扬理性的权威: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份,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建构,困难在于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困惑柏拉图哲学的难题,尽管柏拉图艰苦求索,但毕竟未能步入真理的堂奥。亚里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因为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思辩哲学体系,它“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于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斯多德以他开阔的哲学视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现象,然后把它焦结在“存在是什么”这个聚光点上,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理性本体。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哲学牢笼万象,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然而在本质上它却是理性主义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可以说,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完全的经验主义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的经验是全面的,就是说,他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不是抓住一个规定,然后又抓住另外一个规定,而把把它们同时把握在一起……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面被把握时,就是思辨的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08页)而“亚里斯多德只谈理性而不是理性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同上书》,第301页)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主动理性”中臻于极至,在此以后古希腊理性就日渐衰颓,虽然其间也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延续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然而那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二、理性的异变和复归——中世纪的理性神学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解释灵魂(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型不清理性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同的基本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忏悔录》卷1? ?节)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因为理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真正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决战。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神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大胆挑战,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平分秋色),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一群“战半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的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在根据启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种自然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此,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又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天启;但为了抗衡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的感性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三、理性的内部分裂——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与启蒙理性形成的同时,理性在哲学世界观上又萌生和发展着一种内部分裂,这就是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的对立。经验理性是由经验论哲学揭橥的一种理性思潮,这种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是与经验论哲学共命运的。而经验哲学又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支劲旅,它是西方古典理性又必然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亚里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都着重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理性成分,因为那时哲学研究的重点构筑本体论的哲学大厦,哲学研究偏重于分析、抽象的逻辑思辨,对人类认识中的经验成分的探索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对地显得薄弱。随着生产力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来源和基础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开辟了认识研究的新方向。于是随着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体系,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经验论主要产生于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样地,而且在哲学上它又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英国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这就是说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涵蕴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经验主义理性观在大卫·休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漠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原因观念源于理性演绎,从而全面地向唯理论发动攻击,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有的研究者认为经验是根本反对理性的思维的功能的,这并非是经验论的真正本质。事实上,英国经验论者也在大力张扬理性的能力。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就认定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劳作。它研究的是由感觉印象而来的抽象观念。但是培根更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甚至休谟也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否府理性的作用于高于感性,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集中涵括了经验主义理性观的要义。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经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历史发展,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经验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但是由于经验论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经验理性论又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经验理性论所遗留的理论空间由大陆唯理所填补。大陆唯理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中经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也曾经有一种哲学史观点认为大陆唯理论是完全否定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这同样乖离了大陆唯理论的理论实质。事实上,大陆唯理也承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笛卡尔在论述观念的来源地指出有一种观念来自经验世界,斯宾莎则认为“真观念”必定与外物相符。莱布屁兹走得更远,他指出理性观念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的原则,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学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笛卡尔认为理性的这种天赋能力在观念系统中产生一种“天赋观念”,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念。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莱布尼兹则认为“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唯理论者所揭橥的与经验理理相对立的“理性”称为天赋理性。“天赋理性论”着重考察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从另一个面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特征。但是“天赋理性”论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无论是经验理性论,还是天赋理性论都同样重视方法论,把它们各自带有片面性。经验理性论着重归纳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感性经验上升到普遍原则;而天赋理性论则重视演绎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普遍原则出发下降到经验世界。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长期争斗角逐,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片面性,在历史上必然走到绝境。四、批判理性——康德的理性观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内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的对垒,到了十八世纪末,双方都濒临绝境,无法再在自身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哲学运演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会合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的历史分流,寻求逃脱困境的出路。康德哲学这时应运而生。康德高举批判理性的大旗把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合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全面探索科学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的条件,他说“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第257页)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但不能从经验中发生,形成科学知识还有赖于人类思维主体的先天条件,这就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形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分“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部分全面细致地探索了人类认识的先天形式,在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面临的绝境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进一步弘扬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功能。但是,康德哲学又是一个矛盾体,他的批判理性论在考察、研究,分析人类认识能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综合了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关于人类认识探索的优秀成果,在人类认识史上建构了一座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论认识大厦。但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分析、批判中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动摇了人类理性的权威,为信仰留出了地盘。康德认为人的认识是由感性进到知性,再由知性进到理性的过程,感性和知性只能解决现象问题,至于在现象之后的本体则是理性认识的对象,因为理性的本性就是超越现象去探索更深的条件和根本,把握世界的绝对总体。但是理性自身是否具有这

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 文化 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 反思 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类的小论文 范文 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文化哲学简论

摘要: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它对人和历史的极大关注,对理性异化的批判,从而超越了思辨哲学,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文化哲学 思辨哲学 人化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经历了二个转向:朝科学 方法 论和语言转向;理性向非理性转向。前者形成科学主义思潮,后者形成人本主义思潮,而这二种转向的背后蕴含着当代哲学正由“思辨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哲学家们企图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上对人的存在、人的思维、人的历史、人的社会和价值进行哲学反思,企图运用文化哲学来回答当代人类及其社会所面临的困惑和危机。

一、文化哲学产生的根源

文化哲学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以比文艺复兴更彻底、更自觉的革命性对封建等级和神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打破了神本主义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不再借助于上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及其文化。达朗贝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一书的卷首,对18世纪的时代精神作了概括的描述。“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富的新材料。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着火炬进入了与它最邻近的学科――物理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世界的真实体系认识得更清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一种新的哲学 思维方式 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原理,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被人们所提到。”①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界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这些话直接表达了当时的精神生活的性质和趋势。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不再像唯理论和 经验 论那样只关心人的认识问题。而是要用理性去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即审视整个文化,看其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文化。所以恩格斯曾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怎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可见启蒙哲学建立起了最早的文化批判哲学。

文化哲学理论的直接创始人应归功于意大利启蒙运动思想家G.B.维柯、德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赫尔德和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这三位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是第一部文化哲学著作。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如何从原始野蛮状态发展成为过社会生活的文明人。维柯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他认为,各民族起源和处境尽管不同,在社会发展上都必定有些基本相同的规律,《新科学》所探求的正是人类文化 起源和发展 的规律。这部书对后来文化哲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赫尔德、歌德、黑格尔、《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受过该书的影响。赫尔德在研究了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基础上写作了文化哲学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企图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把这些规律归结为由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同。

康德作为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其功劳最大,这是因为康德第一次从哲学角度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人及其主体性是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哲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超过了以前的一切哲学派别,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人作为与动物不同的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从人的认识能力上讲,康德提出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纯粹知性概念(范畴)的认识形式。人有了这套认识形式,才能把感觉材料组成知识。从人的伦理行为上讲,康德认为人作为主体性质,他必须服从自己给自己立的法――绝对命令,即道德法庭,正是在服从这“绝对命令”中,才显出道德的尊严和它无与匹敌的力量。个体应有担负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人才具有主体性。从人的情感结构上讲,审美涉及人的情感问题,康德把人的审美愉快独立出来,它不同于动物性的官能愉快,也不同于概念性的理智认识,审美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和最终成果,它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形式。这样,人的主体性包括认识论的智力结构、伦理学的自由意志和审美情感结构,这三者便构成人是目的、人是自由、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人有价值等主体性的根本内涵。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在思辨哲学盛行时期,文化哲学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因为思辨哲学所关注的“理性”光辉尚未失去它的光彩。文化哲学的发展只有当近代理性主义出现困境,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遭到批判,文化哲学才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重视。从社会发展来看,启蒙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建立起来,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同时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反过来统治人类,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创造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西方世界,又成为毫无顾忌的扩张者和侵略者,这一切要求人们不能只从理性出发去考虑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必须从文化的全方位出发、对人的本质、存在、历史、价值、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有关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便为文化哲学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上看,近代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主体性不断突现出来,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基本上是用抽象的哲学思辩方法和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说明人,因此又难以全面地说明人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人们从文化――哲学层面进一步去反思人的问题,这就为文化哲学创造了理论条件。

从科学发展来看,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神话学等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具体文化结构和各种文化事象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为人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哲学反思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田野文化材料。如果说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主要是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的话,那么现代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则为文化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基础。

二、文化哲学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的文化哲学是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反思的对象,从而揭示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必然涉及到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最早给文化定义过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其次,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再次,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可以说,这三个特征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理论的权威定义。英国诗人T.S.艾略特继承赫尔德的观点,称文化是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③以后关于文化的各种定义都可以看到赫尔德这一观点的痕迹。

十九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德国学者克雷姆在其研究文化史的著作中,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相继使用了这一概念。到20世纪德国著名文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明确提出在社会学之外独立建设一门“文化学”。建立“文化学”,首先涉及到文化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是泰勒1871年的《文化的起源》一书,泰勒将人类文化视为人类文明,提出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从总体上来观照文化,企图为文化作一个全方位的说明。

“文化”既然与人类文明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即人的对象(自然)的人化――客体主体化,其逻辑的对应面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主体客体化。这正是人类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文化体现在人类实践的创造活动的能力、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社会人的劳动、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文化即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休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文化”更广泛地指社会内部从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开始的各种人的活动。每一具体社会的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活动方式和结果的体系。人化是对象化的结果,马克思揭示出,对象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实质上却隐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整个人类文化,涉及到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人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较表层的,而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本的。因此 ,人类通过劳动、 社会实践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意义世界,总之物质和精神的成果都是文化。这就是对文化的最本质的定义,这也是对文化的最深刻的哲学反思,它构成文化哲学的基本内涵。

文化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第一大特点是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早期的文化哲学家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学派认为,文化是自然发展进化的结果,他们比较重视同一,重视历史发展的一贯性,认为人类心理的同一决定了人类文化的统一,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都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独立平行地发展而来,都将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肯定了人类历史活动有其普遍规律,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而以李凯尔特、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哲学的相对主义学派则认为,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体系,韦伯提出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问题,斯宾格和汤因比推翻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观点,确立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他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史,探讨自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作为文化符号学派代表卡西尔认为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自觉地创造各种符号形式的活动。符号活动功能将活动主体――人和对象――文化连接起来,而各种符号形式――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则反映了人与文化关系的各个不同阶段。

文化哲学的第二大特点是在各种具体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将人的问题极大地突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发展史看,尼采是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尼采哲学可以说就是“人的哲学”。他对于在人之外的世界,与人没有直接联系的事物和现象虽也论及,但比重甚小。他的哲学主要教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健全和力量强大成为“超人”。“超人”是旧文化传统、旧价值的摧毁者,是新世界、新价值、新文化的创造者。所以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确切地把尼采称为“文化哲学家”。狄尔泰则强调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人的生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它有过程、有历史、不重复,生命总在变化,人性也总在变化,人只有置身在自己的生命之流中,又能与他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作同情的了解,才能说得上有真正的“理解”。狄尔泰不仅对个人生命的论述,而且也强调人类生命。他指出人类生命的特点必定表现在时代精神上,即在历史过程中,人的一切表现都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狄尔泰的思想对20世纪人本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哲学大师卡西尔在他的代表作《人论》一书中论述了“人是什么”,他对西方二千多年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各种哲学理论作了概述,并指出,当代尽管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人的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他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现实”与“可能”的区别,“……低于人的存物,是拘囿于其感官知觉的世界中的,它们易于感受现实的物理刺激并对之作出反应,但是它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能事物的观念。……只有在人那里,在人这种派生的理智(intellectllus ectypus)那里,可能性的问题才会发生。”④“可能”就是人“生活在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人运用各种“符号”能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这“理想世界”,就是给自己建立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卡西尔认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对于卡西尔来说,文化哲学成为的哲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的哲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由此可见,文化哲学家所研究的人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人。

文化哲学第三大特点是注重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维科在《新科学》中力图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规律,以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理论。斯宾格的《西方没落》,书中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是历史的独特生命来描述,认为每个历史都经历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描绘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汤因比把世界6000千年文明史分为26个文化单元,每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的模型。文明的起源受“挑战和应战”法则的支配;文明的生长是由于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发挥创造性,多数人进行“模仿”;文明的衰落的原因是少数人失去了创造性而变成统治者,多数人不再模仿他们,于是便产生离心离德,少数人以暴力镇压,多数人则起来反抗,这就表明文明衰落的时期来到了,文明衰落的标志是“大一统国家的诞生”。柯林伍德则反对“史学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认知的自然事实,史学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不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他看来,“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的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历史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对被囊括于现今思想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否则,便成为“伪历史观念”。

文化哲学这几大特点表明,哲学由关注世界本体和人的认识问题转向关注人类文化,人的存和人类历史;由关注思辨和理性转向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价值,表明哲学已走出思辨的狭窄天地正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天地。

三、当代“文化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世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两大文化哲学思潮,这就是科学主义文化哲喾人文主义文化哲学,它们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科学主义的文化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是其发展的轨迹。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历史主义则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历史考察上,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然而逻辑分析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场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给当代的文化思潮注入了强烈的不安和骚动。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将启蒙理想赖以存身的牛顿思维框架推上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波普尔作为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介人物,曾对逻辑实证主义作过系统的、长期的抗衡。他曾说:“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⑤科学的可错性第一次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可以说,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自觉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整合在一个体系之中――文化哲学。

从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否定延伸到历史主义,其倾向是距离科学哲学的传统越来越远。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到否证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从库恩的“羞羞答答”的“非理性主义”到费耶阿本德的“理直气壮的”非理性主义,这意味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的局限,预示着科学哲学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有更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这种向人文领域的拓展,在美国哲学家罗蒂那里达到一种新的综合,罗蒂呼吁分析哲学应当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结合,组成一种“后哲学文化”。这种向人文的转向表明,科学思潮正通过文化与历史的参照中介与人文思潮汇流,而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大潮。

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论述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不能不提到尼采,尼采以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不仅开了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而且还是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正如一位美国思想家所指出的: 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⑥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尼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而创立“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狄尔泰为了建立其文化哲学,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理性批判”这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狄尔泰以施莱马赫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解释学是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大大地开拓了解释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在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双重影响下,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使解释学独立出来成为哲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从狄尔泰到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代表着文化哲学解释学方向,他们把人文研究提到哲学水平上来审视,或把哲学的视野伸张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不仅在量上扩大了哲学,而且也带来了哲学本身内在质的变化。

当德国哲学家从尼采走到海德格尔并发展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潮时,在法国则表现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思想运动。本来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表现为对近代理性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科学主义思潮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哲学自身当做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理性,从而把“理性”变成“上帝”,造成了“理性的放荡”,因此它要求用“谦虚的理性”去改造“狂妄的理性”,用“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哲学”,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则把近代哲学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冷酷的理性”,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人异化为“理性”,用“上帝”一样的“理性”去规范人的存在,从而造成了“本质主义的肆虐”,因此它要求用“丰富的人性”去改造“冷酷的理性”,也就是用“文化”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文化哲学”或“人学”。而法国的结构主义他们把批判领域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样,试图完成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瓦解。

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标志着文化哲学的复兴,“解释学”和“解构学”从正反二方面表达了这种要求。之所以要“解释”,就是因为在逻辑的背后尚存有更深刻的东西,通过解释把它释放出来、阐发出来;之所以要“解构”,是因为这种更深刻的东西被逻辑的东西所遮蔽、窒息了,所以要首先设法解开逻辑的铁索、消除逻辑的重压。⑦二者都企图用文化哲学去对抗传统形而上学。

如果说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是以人文学科诸领域学科的“知识”为对象,甚至与人文研究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文化哲学”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则是社会文化问题或文化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的理论又被称作“文化理(下转第96页)(上接第92页)性批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文化辩证法),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与实践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文化的审美之维),赖希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理论与法西斯大众心理学(性文化心理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化与日常生活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矛盾的理论)等等,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技术理性、官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作出独特的批判与剖析。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的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历史、文化――社会困境,并由此揭示出当代西方社会深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

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哲学运动,消解了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对立,欧洲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中心论、理性中心论的幻想,瓦解在场的形而上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在“主体性黄昏”的时刻放弃了对绝对客观性、永恒真理和确定性的追寻,并以激进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价值。

总之,随着当代人各种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恶化,传统的思辨哲学又不足以全面系统地去揭示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人们自然把理论的焦点转向“文化哲学”,企图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去审视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创造的各种文化的矛盾,从而为人类找寻一条通向未来和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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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论文发表笔记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既对中国学术 文化 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研究和发展的独特风景。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 范文 一:柏拉图式的爱情——看柏拉图哲学

爱情,只有情,可以使人敢于为所爱的人献出生命;这一点,不但男人能做到,而且女人也能做到。

—— 柏拉图

哲学,一门很深奥的学科,往往使我们望而却步,但是,哲学又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最平凡的事的抽象,是最现实的理论的 总结 。经过对哲学的学习,让我更加了解生活,懂得在生活中寻找真理,也学到了一种思维,一种总结与体会的能力,学着在生活中寻找哲学,升华生活。这门课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百年来,东西方互通互惠,进行着哲学和思想的交流。但是西方哲学又有着独特的神秘感,许多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也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哲学观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只要我们细心体会,哲学就在我们身边。

柏拉图,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了解,为了更好地接触他,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他的生平简介,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时势造英雄,柏拉图一定有他超越常人的不平凡,才成就了他不凡的一生。

我们都听说过也向往着这浪漫的词语-----柏拉图式的爱情,在我们心中那是最完美爱情的象征,是超越世俗的爱的力量。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就让我们带着这美好的词语,走进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的世界,听柏拉图是如何为我们描述这美妙的爱情。了解柏拉图的爱情观就需要我们了解他的思想,解读他的世界观,探究他的哲学理念。相信,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理念,都有超乎常人的思想成就,让我们用心聆听他们的心声,体会哲学家的伟大。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

柏拉图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是他的教学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概念、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同时他又认为学生是通过理念世界在现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忆起理念世界的,承认感觉在认识中的刺激作用。他特别强调早期 教育 和环境对 儿童 的作用。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他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Republic)和《法律篇》中。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 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他强调,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

了解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爱情观。柏拉图认为:“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当人类没有对肉欲的强烈需求时,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兽性的表现,是每个生物体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谓的高等动物,是因为人的本性中,人性强于兽性,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所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一种异性间的精神恋爱,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欲。柏拉图的爱情是一种理想式的爱情观,是一种极其浪漫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爱情观,是一种我们现代社会所缺少的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爱情。柏拉图这样说,在这世上有, 且仅有一个人, 对你而言, 她(他)是完美的, 而且仅对你而言是完美的。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都有其完美的对象, 而且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完美的男女平等的爱情观,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状态,虽然我们总是能够坚持着这种信念,在爱情的道路上继续,但是往往现实并不总是随人愿,我们在苦苦寻找那个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我们的人,然而这个过程有时是那么漫长痛苦,所以说柏拉图的爱情是理想中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有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由来有一个富有哲理的 故事 :

有一天,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微笑着说:“你去麦田里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回来,在这过程当中,只允许摘一次,并且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按照苏格拉底的话去做,很久才回来。

苏格拉底问他摘到没有?

柏拉图摇摇头说:“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但是最后空手而归!”

苏格拉底继续问道:“什么原因呢?”

柏拉图叹了口起气说:“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无奈只好放弃;于是,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可是我越往前走,越发觉不如以前见到的好,所以我没有摘;当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原来最大的最饱满的麦穗早已错过了,只好空手而归咯!”

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包含着深刻哲学思想在内的爱情,诚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都能理解的爱情。这种超越肉欲的爱情也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教学理念紧密相关,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唯心理论,他提倡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强调教学上的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从柏拉图的思想来看,他的所有理论都体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这也与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相关,他在青年时期热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 经验 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

学习了西方哲学,让我懂得了哲学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而且,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像我们身边的爱情,我们向往柏拉图式的爱情,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如此纯洁的精神恋爱,但是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哲学与生活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 方法 ,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哲学,更加细致的体会生活的真谛。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多的运用哲学,与实践相结合。

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范文二:浅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哲学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一.生平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是 雕刻 匠,母亲是助产妇。他容貌平凡,语言朴实,却具有神圣的思想。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后来他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因此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当过重装步兵,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并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并进人五百人会议。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 辩论 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然而,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自杀而死,终年70岁。

二.主要的哲学思想

1. 知识论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通过彼此谈话洁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基本内容分为三步。(1)出发点是“自知其无知”,事先不提出任何独断的原则。驳斥自然哲学家就重要间题提出的论证是彼此分歧的,其思辨超出人类知识的限度,批评智者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放弃求知的原则。(2)手段是通过对知识的爱(爱洛斯)和彼此的谈话、诘难以寻求真知识,同时也推进了问答者彼此的友谊。(3)目的是形成概念,求得真知识。集中种种对立的例证,通过归纳的方法,从个别具体的事例,寻求一般概念或永恒本质。一方而起到积极作用,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强调“自知其无知”和“认识你自己”,从自我意识中去寻求真理。 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所以知识也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他“自知自己无知”,认为人们一般所谓的知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都是变化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但他们还自以为有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那种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是不应该停留于个别、具体,而应提高到一般。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进步。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外部世界,也不应该认识外部世界。因为他认为自然界是神创的,由神支配,受神管理的,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神所创造的东西。只有放弃的自然的认识,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才是聪明人。可见,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又是反对人们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出发去获得知识。

2. 目的论

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研究自然本身转到注重研究社会伦理和人。但他们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到苏格拉底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在反对自然哲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原因的主张,即目的论。在苏格拉底看来,世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种支配力量,它使万物成为如此的样子,并且是最好的,这个支配力量就是“好”(“善”)。善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说明事物“为什么”的原因。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善或目的具有相同的意思。他认为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追求一种完满性原则,整个世界的万物都具有这样的目的性。这样,苏格拉底就把目的论当成了他的世界观。 用目的论来说明世界,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古希腊哲学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自然哲学中决定论的宇宙观为目的论的宇宙观所代替。目的论的提出,在于对世界的统一性,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及自然中谐调的现象等作出哲学上的解释。这种解释力图克服自然哲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宇宙运动的循环论,和把精神、意识现象统统归结为物质的组成方式不同的片面性观点,同时也力图克服智者们不重视研究原因,把一切都看成相对的、主观的、可怀疑的错误观点,这在认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 美德论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核心命题,他的“美德即知识”著名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关于理性的人的品质的论述,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述。美德即知识”作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一种关心人的灵魂的普遍的道德真理。这一命题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分不开的。“认识你自己”就是关心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追求关于美德的知识;追求善,把“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这才是高尚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而且他认为人都是向善的,不可能自愿从恶,把这归于人的本性。有些人之所以作恶,就是没有关于美德的正确的知识。只要人的理智追求知识,就不会犯错。

4.方法论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

三.意义

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偏重对宇宙起源和万物本体的研究,对于人生并不多加注意。苏格拉底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哲学引到对人心灵的关注上来。他认为: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人息息相关。他引用德菲尔阿波罗神庙所镌刻的那句神喻来呼吁世人:“认识自己”旨在希望人们能通过对心灵的思考关怀而追求德行。可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领域扩展了,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乃至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为____的欧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几百年后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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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 范文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 教育 ,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 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 方法 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 经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 名言 :“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 文化 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 种植 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 辩论 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 传说 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 思维方式 。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文化 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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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论文发表笔记

自从康德开始,哲学成为一门专业,术语概念严格化。康德以前的哲学家都是业余的。随着各个学科的发展,自物理学开始,各个学科逐渐独立发展。后续出现了科学和人文的对立。自然科学关注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更多是描述和说明这个世界,探索原因,追求结果,因果关系是自然科学的根基。而哲学则是在具体科学的基础上进行概括性总结得出最一般的本质和普遍的规律,再进一步发展,则是转向人的认识领域,人何以能认识,人应该如何去认识。自然人文分野渐成趋势,事实判断的事情归自然科学,价值判断的事情哲学承担起重任。学会对话,在对话的碰撞冲突中去学会反思。者就是我们阅读西方哲学史,和哲学史诸多大家进行对话的目的。每一个阅读者都又自己的偏见,站在我们自己文化背景下去阅读西方哲学史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西方文化或者中西方哲学发展路径之迥然不同何以可能。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也就是在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各自的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后推移我们发现东西方的第二次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竟然也惊人的相近,在西方出现文艺复兴实现文化思想的转向的时候,中国的宋明理学也在蓬勃发展并实现了儒学的重大转向。但是不管是轴心时代还是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宋明理时期,东西方文化呈现的差别是明显的。这些差别是什么,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差别?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分析。第一,中国文明综的来说是以人类行为规范为取向的,注重现世,注重个人的内省,以个人内省转向家国责任的承担。科技文化的发展呈现粗整体性和实用性。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这种注重现实的思想。黑格尔讲孔子就是一个老道的道德说教者。西方文化公共话语文化,发展了系统的思辨哲学。在公共话语的对话中,个人的天赋权利得以发展。第二,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地区,这些地方对山地丘陵,临海,岛屿众多,邦国林立,大规模莫的农业难以发展,商业得以发展,古希腊罗马人,冒险精神,开拓精神得以滋养发展。对新鲜事物充满兴趣,这种好奇心催生了以研究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思辨哲学。探寻自然的奥妙,追求世界的本原成为西方哲学的主题之一。中国地域广大,文明首先从大江大河流域发展起来,江河流域平原较多,适合大规模的农业的发展。东面临海,岛屿较少且不密集,无法远行,属于相对封闭的大陆型环境。同时江河流域水患频繁,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治理水患,中央集权制国家得以发展。所以,西方走向了海洋文明,中国发展了大河文明。在大河文明下,农业获得发展,农业发展中注重共结欠人的经验教训,内敛求稳,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所以经验总结性知识得以发展,天文地理发展起来也是为农业服务的。第三,西方思辨哲学的发展,受到了西方宗教神话的影响,希腊戏剧中,神话中,不管是世俗的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的主宰,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就是典型的代表。这种命运的观点在埃斯库罗斯那里被等同于至高无上的意志,法则,规律。它支配着神和人的生活,这对后世哲学产生了影响,世界的法则是什么,世界万事万物如何运转的,着后来成为西方哲学思考的问题。神话和戏剧成为西方哲学出现和发展的一个源头(待续)

1、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因此,哲学是某种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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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毕业了并且已经发表两篇论文,为什么还提出这样的问题?1、发表关于西方哲学论文的主渠道是期刊编辑部、期刊有《世界哲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等;2、也可以把论文压缩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京)、《社会科学报》(沪);直接向杂志社投稿,现在有很多靠版面费赚钱的杂志。找中介机构需要支付高昂的中介费,不值得。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 范文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 教育 ,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 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 方法 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 经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 名言 :“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 文化 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 种植 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 辩论 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 传说 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 思维方式 。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文化 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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