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是20世纪英国最卓越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时间长，跨度大，作品涉猎的题材广泛，风格多变，涉及到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神秘主义等主要的政治运动和思想。《第五个孩子》被誉为莱辛转型时期的代表作，一经出版就赢得了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小说中莱辛通过一个由“不合时宜者”组成的家庭的分崩离析，以及诞生于这个家庭的“怪胎”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反映出英国社会的诸种问题，揭露个体的自由意志与群体秩序的矛盾，传递出重视边缘差异的信息。

1 阶级隔离——权力的金字塔

该小说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但故事却是以五六十年代为背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英国已经完全实现了战后经济向和平时代经济的转型，在政治上经历了去殖民化的艰难历程。然而在看似走向了自由开放的英国社会中，其最核心的部分，最具有英国特性的社会固有的阶级等级(class)并没有改变。“60年代的英国是一个比美国更阶级分明的社会。不仅不同的阶级之间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他们中没有人知道那些和自己完全不同的其他人是怎么生活的。所有的这些集团、层次、阶级都有无形的规则，每一层都有严格的规则，但他们和其他集团的规则完全不一样。”[1]文中所有人物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层：以大卫的生父詹姆斯和继母杰西卡为代表的上流社会；以大卫的生母茉莉和继父费德烈为代表的中层阶级；以哈丽特的母亲朵拉丝为代表的劳动阶层；以大卫一家为代表的“边缘人物”。在这样一个即开放又封闭的社会中，四个阶层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就是大卫和哈丽特那幢复古的维多利亚古宅。

詹姆斯和杰西卡是上层社会的代表，杰西卡更是慷慨大方“从不在乎钱”。大卫和哈丽特实现梦想的宅子在他们眼中只是消费品，在他们眼中家宅被功能化了，“具有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寓意” [2]。他们实际上是通过经济话语来统治一切的代表，在这个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茉莉和费德烈则是保守孤傲的中层阶级，代表的是保守的英国传统。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大卫和哈丽特的大宅时，无意识地把房子和旅馆联系了起来，从功能的角度判定这个房子的价值，认为是“不必要的浪费或者摆设” [3]。她不能直接干预这个家庭，但却“承担着批判他人和理论化与决策者的角色”[1]，他们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批判和权威性的指导。

朵拉丝是第三阶层的代表，“被认为是维系这个家庭正常运作的唯一功臣” [1] 。一个人承担下这个大家庭的所有家务，是实践话语的象征。哈丽特的妹妹沙拉和妹夫威廉受到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后，日子举步维艰，与詹姆斯四处度假挥霍形成鲜明对比。在是否送走本的问题上，哈丽特的另一个妹妹安琪拉虽然看到问题的实质却无法反对，这意味着作为实践者的第三阶层话语权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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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创新以创造性实践活动为落脚点，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成效一方面有赖于创造性思维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创造性实践能力。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实施课程创新，不仅要关注师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而且要重视师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由于能力形成、发展于活动之中，故应用型本科院校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教师从事创新实践活动，另一方面要组织学生开展创新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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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念同化——崩塌的幸福观

福柯认为西方传统始终贯穿着各种权利的运作和力量的竞争，“现代国家的权利机制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的每个个体成员身上，试图尽全力控制和宰制每个个体。”[4] 詹姆斯作为权力代表，暗中掌控着这个家的命脉，即大卫和哈丽特的“完整性”建立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基础上。这也就解释了他们必须要连续不断地一口气给世界带来四个孩子。他们的身份是他们焦虑的源头。面对社会变化，房子内外强烈的反差亦证明了这是两种伦理秩序的对立。家最终分崩离析，说明在现代社会权力机制的重压下，复古梦幻的田园生活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个体只能消融在集体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而社会控制往往依靠“暴力”压制。莱辛通过大卫和哈丽特家庭悲剧的寓言深刻展现了后现代社会权威对边缘的压制、分解、同化。

小说中，大卫和哈丽特都被视为“怪人”，究其原因是他们传统保守的生活作风。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离婚率很高的开放自由的年代，人们大谈性解放，对性和家庭的态度随便而敷衍。大卫和哈丽特在这样一个“无根”破碎的年代执意组建一个古老的田园式的大家庭，可以看作对旧秩序的怀念和对完整性的追求，他们买下的复古豪宅可以看作是完整性的代表。而这种被时代淘汰的完整性在一个以“破碎”为主流的时代是难以被接受的。大卫和哈丽特这两个他人眼中的“怪人”实际上是在对在他们眼中才“奇怪”的社会发出一个叛逆的信号。从完整性受到排斥这一点可以看到莱辛对现代人随意而不负责任的人生价值观的否定。

“边缘人”的概念是伴随着欧洲移民问题提出的，它的理论雏形来自于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提出的“陌生人”概念。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罗伯特·帕克首次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原本是指由于文化道德冲突对立而无法被社会接纳的移民群体，而随着社会发展内涵不断扩展，混血儿、女性、黑人、单身者、老人、青少年、移民、同性恋者、无业者、双语者等都被纳入“边缘人”群体。他们都是“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的人或是被社会群体孤立出去且不被接受的人，他们在社会中试图找寻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的身份，希望得到社会的接受和认同。”[4]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家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地金字塔社会阶层结构。而这几个阶级分别代表着社会的不同符号，通过这些符号与社会，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冷漠、孤立、封闭、功利的人际关系，一个分裂、不平等的社会也就呈现在读者面前，詹姆斯的妻子杰西卡作为置身于英国社会体系之外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英国好冷”，这句话不仅仅是指多雨阴冷的英国气候，更是英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个不平等的等级差异中，每个个体都受到自身地位的控制而“不自由”。

莱辛的“双重流浪者”身份让她对处于边缘地带的小人物有特殊的感情，并将她对于如何看待文化价值差异的讨论带入作品中，以自己的边缘身份消解权威，试图寻找一种构建多元化的方案。在小说《第五个孩子》中，莱辛同样将目光放在被“边缘化”的一对“怪”夫妻和他们的“怪”孩子身上，企图用一个“边缘家庭”追求幸福的故事，表现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结果。

3 消解异己——人性的异化

本吉登斯认为,人的身体具有双重意义，它同时具有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它可以被看作社会中知识与权力的建构，是符合各种规范的主体，且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种将身体象征化的倾向,身体是受到高度限制的表达媒介,因为它受到文化的严密调节,表达社会强加给它的压力,身体变成了社会情境的象征。本的奇特的身体正是其反叛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在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用一种不同于正常人类的“野蛮”与“狂暴”在哈丽特的子宫里向世界宣战。他作为一个“异物”，带着不可遏制的原始力量闯入一个陌生的文明世界，所有的繁文缛节对他而言是一套压制他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的社会伦理秩序，这就不可避免地与文明的现代社会产生激烈冲突。而社会成员的同一性心理让他们在面对“他群”时总是习惯性地将身体差异与负面评价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对“他群”的污名化。本作为一个“他类”，“病状”一开始就被所有人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小巨人”“小怪物”等一系列污名化的称呼。社会体系有两类位置：明确的权力力量与模糊的危险力量。社会成员希望看到一个有序而稳固的社会，所有不稳定、不明确、模糊不清的因素都将受到排斥，所以在“具有强烈不可控性”的原始状态下的本自然就受到了所有社会成员的排斥与压制。

齐格蒙·鲍曼在《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一书中说：“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边缘文明，它通过一种不断的征服以求自身扩张，通过新的侵犯理由或借口重塑自身、不断复新……其自身合法化为一种文明进程，这种进程是粗俗变成文雅，使残酷变成善良，使无教养变为教养，而其隐匿了高压统治才能免除他们发誓要消除的束缚，某人的文明化即是另一个人被迫的无能化。”[5]现代社会就如同一所大监狱，每个个体为成为顺从温驯的个人而受到严密的监视、无孔不入的规训和宰制。小说中疗养院作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是一个巨大的杀人中心，无声地吞噬掉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异物”。在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中，有无数因各种原因而闯入文明世界的“怪物”被剥夺了成为人的权利，他们失去了身份成为人们口中的“东西”(thing)。莱辛以夸张的描写揭示出英国社会中人性的缺失，再现了现代西方人身处这所大监狱中的种种生存状态——盲从和冷漠，并用寓言的方式揭示出权力机构对人的社会化控制是如何摧残人性，规范的社会系统结构如何将“不合理”的存在排除在外。本就这样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开始“规范”行为，最后甚至被强制送入学校，成为半社会化的人，混迹在问题少年群中，甚至成为混混头目，终日游荡在街头，寻找同类。

值得注意的是本的母亲哈丽特对本态度的转变。迎来本之后的哈丽特一直粗暴冷漠地对待他，在决定本生死存亡之时，她作为母亲对于丈夫极其亲人的决定虽有不满，但仍然被迫接受，当本离开时她却陷入悔恨的漩涡之中，她发觉了在这个家庭中母子关系的扭曲，擅自救回了本。哈丽特是唯一一个重拾人性的人，却无法得到认同，反而被社会成员归为“他群”。作者精妙的安排突出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主流文化对边缘异质文化的排斥与挤压和现代性的扩张本质。

同一岗位存在不同级别，不同级别的岗位紧缺程度不同。企业对于岗位的级别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但主要差别体现在工薪、经验、学历三个指标上。岗位紧缺研究以工薪、经验、学历进行组合，形成“工薪+经验+学历”、“经验+学历”、“经验+工薪”、“工薪+学历”四种组合标准，作为岗位级别的划分标准，将不同企业的岗位级别划分进行标准化处理，统一划分为三个级别。采用聚类后三个指标之间的方差与总方差比值作为效果值来评价划分标准的效果，数值越大，效果越好。

参考文献：

[1] 王丽丽.多丽丝·莱辛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6.

[2] 侯飞.家·家人·家之路回——解读《第五个孩子》和《浮世畸零人》中“家”的寓意[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01):58—60.

[3] [英]多丽丝·莱辛.第五个孩子[M].何颖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66.

[4] 赵亦倩.《第五个孩子》的被动生存——对被剥夺了话语权力的班之反思[J].外国文学研究,2011(07):82—90.

[5] [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周俊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