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宝应朱氏家学概述

宝应朱氏乃明清江淮名门望族，列朱、刘、乔、王四大文献世家之首。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宝应朱氏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向为学界所称道。朱氏一族之中，学者众多，学养深湛，著述甚丰。朱士端《吉金乐石山房文集·跋》曰：“自明初琴鹤徵君著《驯鹤亭稿》，以诗书起家，历今十有七世，五百余年，子姓宗支，凡属有道有德者，几于人人有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宝应朱氏有著述可考者有73人275种之多。其中明代13人33种，清代60人242种。现存者亦有111种之多，其中明代5人9种，清代26人102种。在这275种著述之中，涵盖经、史、子、集四部，涉及到经学、文学、小学、史学、诸子学、地理学、金石学、医学、农学等众多门类，放眼整个清代学术史，这样的盛况也是不多见的。他们的著作理应得到整理和研究，以服务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长期以来，宝应朱氏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尚未得到较为公允和全面的审视，目前对宝应朱氏的研究多集中在专人专书以及其他个案研究上，综合性、全面性、多角度、深入性的研究尚待展开。有鉴于此，笔者欲对清代宝应朱氏家学进行一番纵深考察和细致研究。

自始祖朱八三于明初由苏州迁居宝应以来，朱氏素以诗书传家，忠厚传人，历经六百余年。从明代的朱瓘、朱讷、朱应登、朱曰藩到清代的朱克生、朱泽沄、朱约、朱经、朱彬、朱士端、朱百度、朱百谷、朱百遂、朱孙蕃，历19世，可谓人丁兴旺，代不乏人、名家辈出。时至今日，亦有宝应朱氏后人，21世孙朱庆裴教授留心乡邦及家族文献，孜孜以求，穷数年之功，撰就《宝应朱氏世代事略》(时代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及《朱彬先生年谱》(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二书，其阐扬乡邦文化、家族文化之功，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据居乃琥《宝应朱氏世代事略·序》可知宝应朱氏在明清两代共造就7位进士、18位举人和数十百计的贡生、廪生、庠生，其中更有朱士彦、朱士达、朱士廉兄弟三进士的佳话，真可谓是儒林世家、书香门第。无论是在清代闻名遐迩的扬州学派还是自成体系的宝应学派中，宝应朱氏均为其中的核心，其在清代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此外，作为明清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典型个案，我们研究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理清其线索和脉络，对深化家族文化研究、拓展地域文化研究、加深扬州学派研究、扩展江苏文脉研究乃至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都不无裨益。

二、宝应朱氏家学的当代价值

首先，研究明清宝应朱氏家学是深化家族文化研究的需要。21世纪以来，家族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但相对而言，对文学世家关注度较高，学术世家则关注不足。仅以江苏为例，总体而言，学界对苏南望族关注较多，对苏中、苏北文化世家则关注较少。

研究明清宝应朱氏家学是深化扬州学派研究的需要。宝应朱氏家族一门学者众多，灿若繁星。其中朱泽沄可谓扬州学派的先驱，朱彬、朱士端允称扬州学派之中坚力量。其他如朱克生之文学、朱百度之金石学等亦颇有可观。我们整理和研究他们的著述有助于我们摸清底细、探清源流，从而勾勒出扬州学派内部发展的脉络，总结其演变的规律。

其次，研究明清宝应朱氏家学是扩展江苏文脉研究的题中之义。宝应一地，虽区区一县之域，却孕育出朱、刘、王、乔、成等几大学术世家，其文化脉络自明清以来代代相接、传承有序，宝应朱氏一族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颇具典型意义。以宝应朱氏为研究案例，有助于理清江苏文脉之传承线索，为江苏文化建设提供思想源泉和不竭动力。

再次，研究明清宝应朱氏家学是加深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需要。宝应朱氏在清代学术史上兼具考据、义理、辞章三门学问，又有延续时间特别长、研究范围特别广、学术研究随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有宋学渊源但又不废汉学等显著特点，置诸整个江苏乃至中国亦不多见。宝应朱氏家学可谓是明清学术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亦是研究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窗口，由此自可窥见清代学术之堂奥。

最后，研究明清宝应朱氏家学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宝应朱氏家族不仅在学术上成就非凡、嘉惠后人，尤其于理学、礼学等方面有重大贡献，而且在道德操守、家风传承方面堪为世人楷模，这对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要求的“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不谋而合。

三、宝应朱氏家学研究述评

目前对宝应朱氏家学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初始阶段，现有的一些学术成果也大多集中在明代朱曰藩、朱应登父子的诗歌成就，清代朱泽沄的朱子学、朱彬的礼学及《尚书》学,朱士端的“说文”学与“三家诗”学等有限的几个方面。较为概括地论述宝应朱氏家学的仅有刘建臻《清代扬州朱氏家学述论》一文及朱庆裴《宝应朱氏世代事略》一书。然前者篇幅有限，多属概述性质，很多问题来不及展开详述，后者又因涉及范围太广，自明初至当代大小人物均有提及，故多属泛泛而谈，不够深入，加之著述体例未为尽善，疏误之处较多，故而有必要对宝应朱氏家学进行深入、广泛、细致的梳理与研究。

宝应朱氏家学的研究虽然不够系统和完善，但毕竟导夫先路、功不可没。下面就笔者所见，对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现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

(1)宝应朱氏家族文献整理

据《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江苏艺文志·扬州卷》、《宝应县志书目校补》等约略统计，宝应朱氏家族有著述可考者有73人275种之多。六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一家之中竟然涌现出如此多的著述，综观整个中国学术史都是不多见的。但宝应朱氏家族的著述目前散亡严重，现存者不足一半，且散藏于中国大陆及海外众家之手，缺乏整理。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现存的宝应朱氏家族的著作将会继续散佚，这将是一个永远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可喜的是，前贤时彦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宝应朱氏家族的文献整理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下面我们就其中成绩显著者略述如下：

首先，对宝应朱氏家族的著作选录和保存的有清代大儒阮元所编的《皇清经解》，其中收录有朱彬的《经传考证》一书。此外收入“四库”系列的著述尚为不少，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有朱泽沄的《朱子圣学考略》和《朱止泉文集》以及朱约的《燕堂诗钞》，《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有朱彬的《礼记训纂》以及朱士端的《说文校定本》和《彊识编》，《四库未收书辑刊》收录有朱彬《经传考证》、朱士端《说文谐声举要》以及朱百谷《太学坊表》等。虽然限于体例和规模，以上丛书所收宝应朱氏著述仅5人9种，对宝应朱氏众多著述而言不啻冰山一角、九牛一毛，但其所选基本上都是清代学人的代表性著作，其保存宝应朱氏著述之精华的贡献不应忽视。

对电能表用外置断路器，内部热源对外壳的热辐射主要与内部载流导体的位置、导体和外壳的尺寸有关，则热辐射传递的热量为

其次，当属《十三经清人注疏》及《扬州学派丛书》对宝应朱氏家学的重视。《十三经清人注疏》收录清代经学名著24种，在汗牛充栋的清人经学著述中可谓优中选优，其中就有朱彬的《礼记训纂》(该书另有沈文倬、水渭松点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此外，在赵昌智、田汉云《扬州学派丛书·序》中可知其编纂体例包含清代扬州学派学术名家的文集、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评传和扬州学派研究论著三大部分。其中，学术名家文集初步拟定书目26种，内中即包含《朱泽沄集》和《朱彬集》2种。或限于体例庞大等原因，上述2种尚未整理问世，但其对宝应朱氏家学的重视已清晰可见。

再次，值得注意的还有郑晓霞、吴平标点的《扬州学派年谱合刊》(广陵书社2008年版)，该书收录清代扬州学者13人年谱14种，其中即有朱氏族人朱辂所撰《朱止泉先生年谱》一书。虽偶有点断疏误，然瑕不掩瑜，颇具文献价值。

《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宝应朱氏诗文集亦为数不少。该丛书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煌煌800巨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惠泽学林实多。该丛刊收录朱泽沄、朱之玑、朱彬、朱士彦、朱士端等5人诗文集6种，一家之中能有如此之多的著述入选，足见朱士端所言“几于人人有集”之不诬。

另外，在扬州建城2500周年之际，2015年由广陵书社出版的献礼城庆的《扬州文库》当为迄今为止收录宝应朱氏著述最多者。该文库规模宏大，收录新中国成立以前扬州地区文献共653种100册之多。其中仅收录宝应朱氏家族所著即有13人(朱曰藩、朱应登、朱克生、朱辂、朱彬、朱士彦、朱士端、朱毓楷、朱百度、朱百谷、朱百遂、朱苌生、朱学程)18种，如果再加上与宝应朱氏相关的方志、年谱、家乘、史料等书，与宝应朱氏相关的著述当有三四十种之多。其搜集整理保存宝应朱氏家族著述之多是空前的，这为我们进一步整理研究宝应朱氏家族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实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型文化工程。

最后，由徐雁平、张剑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所收宝应朱氏家集亦值得重视。该丛书由主编经眼之786种清代家集中精选180余种，编辑成书200册，其中即有朱士端所编《春雨楼丛书》。宝应朱氏家族在清代众多文献世家中能脱颖而出，足见其重要地位。

面对如此大的磷石膏产量，《关于加快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确定“以用定产”方向，明确提出：“2018年，全面实施磷石膏‘以用定产’，实现磷石膏产消平衡，争取新增堆存量为零。”

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将扬州学派分为前、中、后三期进行论述，朱彬与《礼记训纂》归之于前期，并简要介绍其生平及著述，考证了《礼记训纂》的始作时间为1812年，其稿本校订亦经由王念孙、王引之、朱士彦、陈辂、刘文淇、王敬之等众人之手，朱士端之子朱念祖复作补葺。刘先生认为“在扬州学派的重要著述中，经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代学者精校而成的书籍，《训纂》是唯一的一部。”[8]于此亦可见《礼记训纂》一书地位之崇高和历代学人对它的重视。刘先生总结《礼记训纂》的特点为“文字训诂精确”、“汇纂前说，要言不烦”、“不别户而分门”[8]等三点。和赵航先生一样，刘建臻先生亦仅对朱彬一家之《礼记训纂》一书进行了论述，宝应朱氏其他学人的学术成就未能得到彰显。

对宝应朱氏家族予以关注的自清季以来即不乏其例。例如，李梦阳曾撰《参政朱凌谿(朱应登)先生墓志铭》，朱应登、朱曰藩父子又被写入《明史·文苑传》，欧大任的《广陵十先生传》朱应登、曰藩父子即赫然在列，焦循所辑《扬州足征录》卷六收录有沈锡鼎所撰《止泉朱先生传》，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正文载录清代宋学家31人中就包含朱泽沄，《清史稿》中收录有朱克简、朱湛霖、朱士彦、朱泽沄、朱彬等人传记，《清史列传》收录朱克生、朱约、朱彬、朱仪、朱士端等人传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朱彬列入皖派经学家，《清代七百名人传》收录朱克简、朱约、朱士彦3人传记，《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亦收录朱百行、朱百谷、朱百珏、朱百梅、朱百遂、朱念祖、朱宗洛、朱扆、朱孙茀、朱学诗等10人履历档案，宝应朱氏家族之兴盛于此可见一斑。此外，《(雍正)扬州府志》、《(嘉庆)扬州府志》、《(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康熙)宝应县志》、《(道光)重修宝应县志》、《(民国)宝应县志》、《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江苏艺文志·扬州卷》等书著录宝应朱氏著述上百种，成永《宝应县志书目校补》一书又增补宝应朱氏著述多种，客观上对宝应朱氏具有保存文献之功。

曾军《义理与考据——清中期<礼记>诠释的两种策略》(岳麓书社2009年版)选取清代中期两种代表性的《礼记》诠释学专著——孙希旦《礼记集解》和朱彬《礼记训纂》进行研究，认为前者以义理为基础，后者则以考据为基础。二书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俱为清代礼学名著。

其次，朱庆裴先生编撰的《宝应朱氏世代事略》(时代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乃系统研究宝应朱氏家族文化的第一本专著。该书作者为明初迁宝始祖朱八三之二十一世孙，虽以微生物学研究名世，但自幼受家族文化熏陶，文史功底亦颇深湛，对家族文化及乡邦文献素有关注及研究。该书以朱先生“一脉相承的直系列宗为主轴，并旁及家族的支系列宗，对历代先人的经历及其生平事迹等一一作了较为系统而又如实的记述，并在附录中介绍了宝应朱氏家族与海内有关文献世家之渊源关系。”[3]此外朱先生还编制了《朱方伯(士达)公支系表》及《宝应朱氏历代著作目录》，实乃惠嘉学林之举。但由于是草创之作，对宝应朱氏家学之精髓未能很好挖掘，多属泛泛而谈，不够深入，加之著述体例未为尽善，疏误之处较多，有必要对宝应朱氏家学进行全面、深入、细致地整理研究。

(3)宝应朱氏家学个案研究

宝应朱氏家族自明代以来即名家辈出，在文学、经学、子学、史学、金石学、小学、医学、农学等各领域均有涉猎，可谓是群星璀璨，蔚为大观。对宝应朱氏家族的个案研究业已不少，接下来，笔者分别从专著和论文两方面分述之：

当今时代，基层已成为党和国家施政为民的重心所在，加强基层精细化管理是企业竞争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决定未来企业竞争成败的关键。探索班组建设的方法策略，培养高素质的员工队伍，筑牢科学发展根基，对于构建和谐稳定发展的油田意义十分重大。

1.专著方面，较早对宝应朱氏加以关注并论述的当属徐世昌等编纂的《清儒学案》一书，该书第52卷为《白田学案》，兼论及朱泽沄及其子朱光进、其弟子乔漌，并收录其《朱子未发涵养辨(一、二)》、《贵人性》、《舍客气》、《孟子性善论》、《养民》等文。从中可见徐世昌等已对朱泽沄及其学术传承脉络有所关注，所收诸文亦颇具史料价值。

其次当为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该书第七章主要论述李绂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贡献，附论及朱泽沄，认为他“为学亦专治朱子，笃谨之风，近于白田。与无锡顾畇滋交好，又亲至共学山居，盖有得于东林遗风者。”又言其“整密不如白田，然谓朱子仍守尊德性为主，实非无见。”[4]可见朱泽沄在清代学术史尤其是理学发展史上为关键一环，不可或缺。

再次当属张舜徽先生《清代扬州学记》一书。该书乃系统研究扬州学派的开山之作，1962年初版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其中第二章第四节为“王氏(王懋竑)最亲密的学侣——朱泽沄”，认为其“做学问的基础，也比较博大深厚”，又认为“就王懋竑、朱泽沄两人来说，朱氏偏重于尊德性一面，王氏偏重于道问学一面。两人努力的方向虽有不同，但自始至终，互相尊重。”[5]可见张先生对朱泽沄的朱子学亦较为推崇。第五节又述及朱彬，说他做学问“和刘台拱一样，实事求是，讲求朴学”。[5]将其和刘台拱、刘宝树、刘宝楠、刘恭冕、成蓉镜、刘岳云等人一道视为王氏乡里后学的继起。宝应朱氏经由张舜徽先生的阐扬，名声越发彰显。

接下来则有赵航《扬州学派新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及《扬州学派概论》(广陵书社2003年版)二书，其中后者可视为对前者的增补。前者第九章为“传注之功臣”，分三节论述朱彬之《经传考证》与《礼记训纂》之学术贡献，总结为“揆之文义而安”、“求之古训而合”、“师之朱子而通”[6]。后者亦专辟一章论述朱彬之学术贡献，内容与前者大致相同，兹不赘述。赵航先生对扬州学派的范围界定稍显狭窄，论及人物亦比较有限，朱泽沄作为扬州学派先驱者以及朱士端作为中坚力量，此二者均未论及，为我们接下来的研究留下了不少可拓展的空间。

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则对朱士端的“说文学”成就略有述及。是书评论朱士端之《说文校定本》的成就时认为“朱书择善而从，采录小徐较多。其书对于订正二徐，尤其是大徐，是很有参考价值的。”[7]但限于体例与篇幅，对朱士端之“说文学”成就未及展开论述，对朱氏之“说文学”的整体贡献亦语焉不详。

传统的小学德育教育多侧重于理论教学，对于学生道德行为规范的培养重视不足，且采取的德育教育方式多为课堂说教，局限在校园中，与现实社会脱节，缺乏适应性和实效性，无法引起学生共鸣。再加上小学生生活经历少，在掌握道德知识后缺乏生活实践，导致其无法内化德育知识，使其成为道德修养。

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上编收录汉代至1999年历代学者研究“三礼学”的专著2683部并一一撰写提要，其中即包括朱彬的《礼记训纂》和朱百谷的《礼记述》二书。于此可见，宝应朱氏自可在礼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席位。

(2)宝应朱氏家学宏观研究

此外颇可一提的还有刘金城《宝应学派初探》(宝应文史资料第十八辑)一书，该书乃江苏省宝应县文史和学习委员会2007年所编之内部出版物，分《通论篇》、《人物篇》和《资料篇》三部分，其中《通论篇》中对宝应朱氏家族极为重视，在其所列的宝应十大学者中将朱泽沄归为宋学大家，将朱彬列为经学家、小学家、文史学家[9]，还将朱泽沄的《朱子未发涵养辨》和朱彬的《礼记训纂》列入宝应十部名篇巨作[9]。在《人物篇》中又专门对朱泽沄和朱彬之生平及著述作了简介。《资料篇》中还收录了王箴传《朱止泉先生行状》、沈锡鼎《止泉朱先生传》、刘师恕《朱止泉文集序》、刘师培《朱泽沄传》、朱为弼《诰封光禄大夫国子监学录郁甫朱公墓志铭》等与朱泽沄、朱彬相关的文献资料多篇。该书将宝应朱氏纳入宝应学派的范围内亦可备一说，但宝应学派一说自刘师培提出后尚未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故宝应学派能否自立一派尚有待学界讨论。

对宝应朱氏家族进行宏观研究的目前成果较少，刘建臻《清代扬州朱氏家学述论》(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是较早的一篇专门论述宝应朱氏家学概况的论文，该文理清了宝应界陶朱氏和朱翁朱氏的源流，增补其他书目未见宝应朱氏著述36种，并总结其家学特点为“源远流长，名家辈出”、“与时偕行，颇具特色”、“家族联姻，切磋学术”[2]。虽限于篇幅，很多问题未及详细展开论述，但其开拓之功理应得到重视。

另外值得重视的还有朱庆裴《朱彬先生年谱》(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该书乃朱彬的首部年谱，其填补空白之意义自不待说。正文以时间先后为序，以朱彬为谱主，兼及其他相关族人，于朱彬之交游情况亦多有述及，突出其学术经历及学术贡献。该作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为研究朱彬者所必读。此外《附录》九篇亦颇有文献价值。然该书亦存在着引不出注、繁简字混用、标点疏误、文献版本缺漏等问题，笔者另文商讨，此不赘言。

最后还应当注意到《扬州文库》对宝应朱氏家学的重视，其收书涉及宝应朱氏者达13人18种之多。在田汉云先生《学术著述类综述》中亦对宝应朱氏有所论述，他评价朱泽沄说“著《朱子圣学考略》，以笃实的考辨订正明以来关于朱熹学术的误解”[10]，朱泽沄在清代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此外在刘建臻先生《诗文集类综述》中对宝应朱氏更是大加赞扬：“遍布扬州各地的家族中，出现了不胜枚举的诗文别集。……最突出者，则是宝应乔氏、刘氏和朱氏三个家族。……朱氏之诗文集尤多，朱士端《吉金乐石山房文集·跋》曰：‘自明初琴鹤征君著《驯鹤亭稿》，以诗书起家者，历今十有七世，五百余年，子姓宗支，凡属有道有德者，几于人人有集。’举其要者，如朱泽代之子宗光撰《雁桥诗钞》，弟宗贽子彬撰《游道堂集》，彬子士彦撰《朱文定公诗集》，泽代二兄之玑孙士端撰《吉金乐石山房文集》等等。”[11]宝应朱氏家族在诗文创作上可谓名家辈出、代不乏人。

2.论文方面，对宝应朱氏的关注点主要在明代朱应登、朱曰藩父子的文学成就及清代朱泽沄的理学，朱彬之礼学、《尚书》学兼及朱克生之《秋舫日记》，朱士端之“三家诗”、“说文”学等有限的几个方面。下面笔者将择要作以述评：

朱应登在明代文坛上乃诗文名家，位列“金陵四家”(顾璘、陈沂、王韦、朱应登)之属，又与景旸、蒋山卿，赵鹤为“江北四子”，还与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等号称“十才子”。对朱应登的诗文创作和文学地位加以探究的论文有如下几篇：杨挺《明代诗人朱应登生平与创作考论》(载《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该文考察了朱应登的家世与生平，并总结其诗歌创作特点为追步七子而又兼宗六朝，且前期诗歌俊秀明丽，后期则古劲沧桑。接下来则有张燕波《论明代金陵六朝派的发端与发展》(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及《明中叶金陵四家与文学复古运动关系考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二文，前者论及朱应登、朱曰藩父子对六朝文化的研习，将其归为“六朝派”，后者则考察了朱应登与李梦阳、康海的交游情况，认为他虽追随七子，但亦宗六朝，与七子有所不同。张昳丽研究明代“金陵四家”的一组论文《“金陵四家”与茶陵派之关系考论》(载《阅江学刊》2011年第5期)、《“金陵四家”与江南家族文化》(载《求索》2011年第8期)、《金陵四家与明中叶南京文坛的复兴》(载《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2期)亦关涉朱应登，以上3文分别考述了朱应登与茶陵派之杨一清、储巏、乔宇等人的交游情况，朱应登受家族文化沾溉以诗文名世且为官清廉、藏书丰富以及朱应登于弘历、正德时期在南京文坛上的唱和集会、倡导复古和对北京文坛复古运动的遥相呼应等一系列问题。郝米娜《朱应登诗歌艺术特色浅析》(载《芒种》2013年第12期)将朱应登的诗歌分为乐府诗、古体诗、近体诗三类进行论述，认为其诗歌既有清新柔美的一面，又有沧健雄浑的一面。张秀兰、李波《陕西提学与康海交往简述》(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1期)一文则述及朱应登与康海的交游情况。

朱应登子朱曰藩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亦不容小觑，其文学成就向为杨慎所推重。对朱曰藩及其诗文进行研究的有如下几篇论文：徐伟达、石兆麟《吴承恩跋朱曰蕃书诗歌字卷》(载《文物》1985年第10期)一文当为较早对朱曰藩和吴承恩的诗歌和交游加以关注的论文，于此不仅可见吴、朱交谊匪浅又可见二人诗歌、书法功力不俗。薛梅《吴承恩与心学人物交游考证》(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论及朱曰藩作为重要中介人对吴承恩接触心学人物和心学思想所起到的桥梁作用。陈斌《广陵诗人朱曰藩文学交游考述》(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一文则考述了朱曰藩与王宠、茅坤、岘山遗老社、南都文人及杨慎等的交游情况，对我们了解朱曰藩及其生平创作有所助益。

此外对朱应登、朱曰藩父子的文学成就加以研究的还有几篇学位论文。

马腾飞、罗时进《清代淮海文学圈及其诗学谱系》(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一文论及宝应朱氏时将其置于清代淮海文学圈这一特定时间地域范围内加以考察[25]，从中亦可看出宝应朱氏在清代淮海文学圈中乃核心家族之一。

刘廷乾《江苏明代作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8年博士论文)一文第8章第4节专论宝应朱应登、朱曰藩家族的文学成就。

无独有偶，郁步生《明代扬州府作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9年硕士论文)第2章论述明正弘时期扬州籍作家时，提及朱应登、朱应辰兄弟；第6章介绍明代扬州世家文学选取三家作为代表，宝应朱氏亦首当其冲；此外附录一《明代扬州籍作家小传》录宝应朱氏12人，附录二《明代扬州籍作家诗文别集叙录》中又重点对朱应登《凌谿先生集》和朱曰藩《山带阁集》作以绍介。

张渝《金陵三俊与明中叶金陵文化的兴盛》(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12年硕士论文)兼及朱应登与金陵三俊顾璘、陈沂、王韦三人的交游情况。

2．立足彰显教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自主创新。一改同类教材的理论大都介绍、移植西方教育教学理论和思想的“从属理论”现象，注重充实了以我国古今优秀教学理论思想为根基和指导的内容;立足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有生命力的教育教学思想，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吸收新课程改革中合理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念和成果，坚持“厚今而不薄古，基中可以融洋”的原则。如:把孔子等儒家教学思想和《学记》中有关内容对化学教学的启示进行了阐述。同时把作者近些年来研究的新成果，如:“教学最佳时机理论”“有限教学理论”和“杨思学习模式”“杜郎口学习模式”等融合纳入本教材。

刘绍颖《明代中期“金陵四大家”研究》(西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2年硕士论文)第5章专门论述朱应登之诗歌创作，主要理清了两个问题，一为南北文学交流影响下朱应登前后诗风的转变，即从“清新俊逸”到“华实并茂”；一为朱应登对李梦阳诗歌的模拟，即不仅热情追随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且以之为模拟对象。

章婷《清代“金陵四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13年硕士论文)则可与刘文参看，该文第4章专论朱应登之文学，对朱应登之生平与交游、散文、诗歌、文学思想等四方面进行了探究，研究面较刘文稍广。

此外，陈莉莉的《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研究》(苏州大学学科教学·历史专业2013年硕士论文)亦有关涉宝应朱氏者，其附录《扬州地区家族简况》对宝应朱氏之远祖、始迁祖以及迁徙情况略有述及。

最后，颇可一提的当为唐涛《朱曰藩诗学研究》(湘潭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3年硕士论文)一文，该文对朱曰藩之诗学主张、诗学渊源及其与“金陵六朝派”初盛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究，附录《朱曰藩年谱》包括《传略》、《世系表》、《年谱》三部分，当为朱曰藩首部年谱，亦颇具文献价值。

Research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specially-shaped column composed of concrete-filled steel tubes frame-shear structures

以上是对明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状况的简要回顾，清代宝应朱氏较之明代更为显赫，在学术史上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影响力大。对清代宝应朱氏的研究论文较之明代篇幅稍多，以下笔者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分述之：

较早对清代宝应朱氏家学加以关注的论文当属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载《国粹学报》第28期，1907年5月2日)一文，该文后收入《左庵外集》卷九。其论朱泽沄曰：“宝应朱泽沄从东林弟子游，兼承乡贤刘静之之学，亦确宗紫阳。”[12]言简意赅地指明了朱泽沄之学术渊源和学术宗尚。

要是专项扣除可以有效地进行推广，可以有效地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由于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同，所以负担情况以及税负方面也有所不同。所以需要在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部分和人们有着密切联系的方面，满足人们的需求。不过这次修正没有明确地之处专项附加扣除的落实，扣除的各个细节在个税专项扣除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地进行体现。并且纳税人需要承担所存在各种责任，而且相关的部门需要进行配合，这样操作的难度以及管理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整体的成本是较高的。

署名为“《江苏艺文志·扬州卷》编写组”的《清代扬州经学家及其著述》(载《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介绍清代扬州经学家13人及其经学研究著述，首当其冲者即为朱泽沄。

兰秋阳、高会霞、陈金泉《清代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略》(载《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甄选清代比较典型的经学世家58个，其中扬州府占14个，可谓独领风骚，其中即有宝应朱氏。该文选择朱氏家族代表人物5人，分别为朱克简、朱克生、朱彬、朱士彦、朱士端。清代宝应朱氏在清代学术世家中地位之显耀，毋庸置疑。然该文亦有不少疏误之处，如将“朱”误为“硃”，又遗漏掉朱泽沄这一宝应朱氏重要学人，还将清代嘉定县划归扬州府等[17]。

孙钦善《清代考据学的分期与派别》(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一文则认为扬州学派之说不能成立，将朱泽沄、王懋竑二人列入扬州学派亦不妥，认为他们“研究朱子之学，与朴学宗旨亦不相关。”[13]然笔者以为朱、王二人以考据学之法研究朱子学，实开扬州学派朴学之一端，对扬州学者尤其是宝应学者影响极深广，将其列入扬州学派之先驱亦无不可。

台湾学者杨菁的《朱泽沄的朱子学》(载杨晋龙主编《清代扬州学术》上册，“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4月版)，该文乃较为全面和深入论述朱泽沄的朱子学研究的论文，认为朱泽沄、王懋竑二人“俱以经史实学为基础来研究朱子学，所得之成果，与当时但守二三部语录的理学家，自不可同日而语。”[14]

不过这台借用了尼康高级入门胶片单反相机F80机身的柯达DCS Pro 14n性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并且也没能帮柯达从尼康的镜头群中占到什么便宜。比如它尽管设计了配置256MB缓存的信号处理系统，但是在当时来说超高的1400万像素造成的大影像数据处理负担使DCS Pro 14n的连拍效率只能达到每秒1.7张，连拍持续拍摄能力仅为8张左右。这台相机最终也随着柯达的惨淡经营而很快退出了大家的视野。

姚再儒《朱彬<礼记训纂>管窥》(载《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3期)一文对朱彬《礼记训纂》产生的学术背景、内容、特色、成就以及评价问题进行了探究，认为该书“运用考据方法辨明了原文和旧注的舛误，在文字训诂和校勘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礼记》的传承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15]

蓝瑶《朱彬文学著作考》(载《现代语文》2007年第2期)一文对朱彬的文学著述进行了考述，列《游道堂文集》、《游道堂诗集》、《白田风雅》、《游道堂诗话》、《玉山草堂课艺》等5种。此外蓝瑶还撰有《朱彬交游考述》(载《文教资料》2007年3月号上旬刊)一文，该文对朱彬与刘台拱、高邮二王、李惇、汪中、邵晋涵等人的交游情况进行了考述，然参考文献中将“饶钦农”误为“饶庆农”。[16]

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家学述论》(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概述扬州学派家学，兼及宝应朱氏。此外刘先生另撰有《<清史列传>中扬州学派史料刊误十六则》(载《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08年第2期)一文，其中第2和第3则关涉朱士端，《清史列传》所载《说文校定本》2卷当为1卷、《彊识编》8卷当为4卷。

另一方面，B公司亦可采取制作经销商评估表的形式，列出可用于风险和绩效评估的项目及每个项目的打分建议，由公司业务人员和区域经理每月针对经销商的表现进行打分上报，同时对于主动暴露风险的业务人员予以一定金额的奖励。通过打分表的指标提醒业务人员，在经销商绩效管理中应该关注哪些点，鼓励业务人员通过趋势分析提前发现经销商在哪些指标上存在潜在风险，进行提前预防和解决。

2.提升中国国际税收遵从管理能力。提升跨境税制的透明度，优化纳税人跨境税收确定性管理制度，建立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协商合作机制，为纳税人跨境交易提供稳定、透明和互信的税收环境，切实保护纳税人的跨境税收权益。强化国际纳税服务管理，着力提升跨境纳税服务效率。强化国际税收法治管理，加强国际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大国际税收透明建设力度，加大国际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工作力度，强化国际税收征管互助协作，加强跨境税源管理，促进纳税人的跨境税收遵从。

虞万里《上海图书馆藏<齐鲁韩三家诗释>初探》(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4期)一文则介绍了朱士端之学术生平，又对《齐鲁韩三家诗释》的成书与形式、内容及所见作者之学术渊源、朱士端之两汉三家诗派观、《齐鲁韩三家诗释》在清三家诗研究史中之定位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它是“清代三家诗研究中较为详赡而重要的一部。”[19]与之相应者则有刘建臻《朱士端<齐鲁韩三家诗释>“稿本”管窥》(载《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该文对扬州市图书馆藏《齐鲁韩三家诗释》之“稿本”与“抄本”进行了考辨，认为“稿本”实为抄本，但不妨碍其版本价值与学术价值[20]。以上两文对朱士端之《齐鲁韩三家诗释》一书的稿本、抄本及其价值的揭示互相补充，读者自可比照参看。

目前，农村配电网发生的故障主要有两类：永久性故障和瞬时性故障。其中瞬时性故障约占故障总数的80%以上。当线路发生瞬时故障时，断路器通过过流保护会跳闸，线路处于停电状态，如果线路未装设重合闸装置，线路不再送电，大大影响了供电可靠性。因此重合闸对配电网的持续供电和稳定运行起到重要的作用。

陈树《朱彬<尚书>训诂平议》(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和《朱彬<尚书>学三种探论》(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1期)二文关注到了朱彬的《尚书》学研究。前者对朱彬之治学经历、《尚书》训诂成果、训诂方法、得失等进行了讨论，认为他多得学友尤其是王念孙之教益，在《尚书》训诂考证方面“注重因声求义，剖析语境，尤擅长类比文例，沟通经籍”且绍承先贤，不拘成说，择善而从，对今人治《尚书》学颇有借鉴意义[21]；后者对朱彬之《尚书异义》、《尚书故训别录》、《尚书是正文字》3种《尚书》学钞本文献的版式概貌、内容与研究价值等进行了揭示，认为“他(朱彬)所开展的《尚书》文字训诂专题研究在《书》学史上的价值不容忽视。”[22]目前学界对朱彬的学术研究多集中在其《礼记训纂》一书，而以上两文当为较早对朱彬之《尚书》学成就予以探究的论文，故尤显弥足珍贵。

田丰《区域文化的转型与传承——试论王懋竑、朱泽沄与扬州学派之关系》(载《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另收入赵昌智主编《扬州学派研究论文选》，广陵书社2013年版)一文认为王懋竑、朱泽沄在学术思想上“离王返朱”，在治学风格上“崇实黜虚”，在治学重心上“体用兼重”，二人和而不同的交往亦垂范后昆[18]。

房瑞丽《清代学者三家<诗>研究之师法、家法考》(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一文则选取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徐璈《诗经广诂》、徐堂《三家诗述》、阮元《三家诗补遗》、朱士端《齐鲁韩三家诗释》、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等7部清代三家《诗》研究代表性著述，分析其三家《诗》归属问题及存在争议[23]。虽各家看法有别，但学贵争鸣，这并不妨碍朱士端在清代三家《诗》学上的重要贡献。

施晔《新见荷兰高罗佩藏清初稿本<秋舫日记>考略》(载《文献》2015年第3期)则对新发现的朱克生《秋舫日记》稿本之著录情况、流传过程、内容、价值进行了考订。认为其内容上乃“洪纤毕包、文无定格的综合性笔记”，具有版本、文学、史学、社会学等多重价值[24]。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朱克生之文学和学术颇有助益。

曾获农牧渔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屡获“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产品”等殊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作为钓鱼台国宾馆指定水果，用来招待、馈赠外国贵宾，远销国外及港澳地区……肉色红润、口感柔嫩、多汁化渣、风味浓郁，一颗水果被这么多美誉加身，让人不禁赞叹！

除以上诸篇期刊论文论及宝应朱氏家族学人外，也有不少硕博学位论文或论及宝应朱氏学人，或将清代宝应朱氏学人及其专书作为研究对象，目前看到的有如下十几篇：

刘新民《清代“说文学”专著之书目研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学专业2002年硕士论文)收录清代“说文学”著述412种，分校勘类、体例类、文字类、音韵类、训诂类、引文类、其他类7类，其中朱士端《说文校定本》入校勘类、《说文形声疏证》及《说文谐声举要》入音韵类、《说文注》入训诂类。此文虽不专论朱士端之“说文学”成就，但从中不难看出，朱士端一人在校勘、音韵、训诂方面对“说文学”均有重要撰述，其作为清代“说文学”一名家之地位自毋庸置疑。

朱昌荣《皖派朴学述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3年硕士论文)一文承接《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朱彬列为皖派经学家的说法，亦将朱彬列为皖派朴学家。朱彬究属皖派抑或扬州学派，尚有商榷余地。此外，该文著录朱彬著述11种，并编制《传记资料目录索引》，然前者著录远非朱彬著述全貌且有数种重出，后者所收资料亦有所缺漏。

大学生有来自社会、生活、学习、交往、就业等诸多方面的压力，有些学生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适当的途径与方法来减压，更多学生却难以找到合适的泄压渠道，于是他们只好借助于网络这一虚拟平台来泄压。由于网络具有匿名性、继时性、隐蔽性等特点，并以非面对面的文字交流，因此，无论是现实生活中不愿、不能、不敢或不好对人说的，还是牢骚、不满、无聊、恐惧等，大学生们都可以在网上随心所欲地、大胆地说出来，既不用担心对自身造成不良影响，而不必担心与顾及他人的感受。尤其对于一些内向、不善于交流的学生而言，更是一个很好的压力宣泄渠道，同时，这种网络宣泄与交流沟通，也可能会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促进学生的社交能力的发展。

武守磊《王懋竑与朱泽沄的朱子学思想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2007年硕士论文)第3章专论朱泽沄的朱子学研究及其成就，第4章则比较了朱、王二人朱子学之异同，认为二人皆圆通广大、博学通儒且纯用归纳法和科学精神来治学，但二人存在主敬与主静的论争，二人之《朱子圣学考略》及《朱子年谱》对朱子思想的理解亦有不同之处。以笔者浅见，这种“和而不同”的学术宗尚正可凸显二人之君子人格，与清初之理学诸名臣形成鲜明对比。

李江辉《晚清江浙礼学研究——以扬州、浙东、常州为中心》(西北大学历史学专业2007年博士论文)第3章专论扬州学派之礼学，其中第1节论及朱彬及其《礼记训纂》，认为此书“堪为扬州学派《礼记》研究的奠基之作。”[26]确为的论。

蓝瑶《朱彬<礼记训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07年硕士论文)当为首篇专论朱彬及其《礼记训纂》的学位论文。该文侧重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对朱彬之生平与著述、《礼记训纂》成书与版本、内容与体例、特点及对其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探究，此外还对饶钦农整理本《礼记训纂》中出现的字词讹误、标点疏误一一指正，虽偶有指正为误者，但亦颇见功力。颇可称道者还有作者另编制《引书证录》和《引人说录》两种附录，统计出《礼记训纂》引书124种，引人说涉及101人之多。由此可见朱彬此著之博采众长，不专主一家。

姚再儒《朱彬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2008年硕士论文)则对朱彬之生平与著述、治学特色与学术成就以及学术思想进行了考述，涉及面较蓝瑶论文稍广。附录《朱彬生平大事记》又可与朱庆裴《朱彬先生年谱》参看。

王文忠《朱彬<礼记训纂>的学术继承》(安徽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2011年硕士论文)则侧重对朱彬《礼记训纂》的思想源流的探讨，认为朱彬此著对江永、戴震等皖派礼学思想以及王念孙、刘台拱等扬州学者学术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在清代礼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武明军《清代扬州府科举研究》(扬州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12年硕士论文)共著录清代宝应朱氏进士7人，其中文科进士6人，分别为朱克简、朱扆、朱士彦、朱士达、朱士廉、朱百遂；武科进士1人——朱士绅。加上明朝之朱应登、朱曰藩父子2人，明清两代宝应朱氏一门进士有9位之多，则居乃琥《宝应朱氏世代事略·序》所言“在明清两代，(宝应朱氏)名登科第者愈百人，其中进士7人……”[3]之说不确。

方达《惠氏<读说文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3年硕士论文)附录一《清代<说文解字>手批·注释类书目汇辑》著录清代“说文学”专著数百种，其中朱士端一人则多达22种[27]，然详考之则发现方达此文将朱士端“说文学”论著书名与篇名混杂，颇不易分辨。

李才朝《清代<诗经>研究概论与要籍提要》(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16年博士论文)著录清代《诗经》学著述212种，其中即有朱士端《齐鲁韩三家诗释》、《三家诗原流》、《三家诗疑》3种[28]。由此可见朱士端之上述3种著述作为“三家诗”学之要籍在清代《诗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慧《朱彬<礼记训纂>再研究》(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2016年硕士论文)则分《礼记训纂》概述、内容、对以往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对此书的评价等几个部分展开论述，认为该书“作为清人《礼记》学方面的代表作品，对后世理解、研究《礼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9]

最后李晓明《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2016年博士论文)则对宝应刘氏家学兴起之背景、家学传承与著作辑考、经学、史学、校勘学、地方文献编纂、晚清刘岳云之学行等进行了考述，其中兴起背景中师友影响这一因素朱泽沄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30]。该文虽研究宝应刘氏，然朱、刘二氏世代通婚、友朋往来，切磋交流、砥砺学问，交谊深挚、关系非浅，故对宝应朱氏家学的研究亦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四、宝应朱氏家学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对宝应朱氏家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果，但主要集中在朱彬及其《礼记训纂》研究上，对朱应登、朱曰藩父子的诗文创作、朱泽沄之朱子学、朱士端之“三家诗”学和“说文”学等亦有所探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总结宝应朱氏家学提供了基础。目前对宝应朱氏家学的研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宝应朱氏家族文献有待整理、朱氏家学研究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宝应朱氏家学在清代学术史之地位有待确认等诸多问题。笔者以为，对宝应朱氏家学的研究应该着重关注以下几点：

首先，宝应朱氏家族文献亟待整理。明清两代宝应朱氏现存文献至少有111种之多，真正经过整理点校的也仅有朱彬《礼记训纂》一书，这与宝应朱氏家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不利于后来者阅读和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宝应朱氏家族文献进行认真调查摸底，选取其中的代表作或影印、或点校、或笺注、或选录，为后续研究打下文献基础。

其次，应加强对宝应朱氏家学的综合研究。宝应朱氏家学涵盖经、史、子、集四部，涉及文学、经学、子学、史学、文献学、小学、金石学、农学、医学等诸多领域，仅关注其某一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全面摸清宝应朱氏之家底，多角度、分类别、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惟其如此，方可见宝应朱氏家学之全貌。

再次，加深对宝应朱氏家学的个案研究。仅以朱彬为例，其学术成就不仅仅体现在《礼记训纂》一书之上，其《经传考证》更可代表其经学研究总体水平。此外，其《尚书》学亦颇有成就，其《游道堂文集》、《游道堂诗话》及所编《白田风雅》等所体现出的文学成就和文学观念亦不可忽视。

此外，应将宝应朱氏家族置诸清代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内进行考察，理清其学术源流脉络，摆正其学术位置，比较与同地域、同时段内不同学术世家之异同，分析其对后世之沾溉与影响，力求还原宝应朱氏家族在学术史上之应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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