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疆华侨华人的研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随新疆侨务工作的需要而进行的。当时，移居国外的新疆少数民族，首度被明确为“海外华侨、华人”。他们主要包括：国外的维吾尔人、西亚的哈萨克人、中亚的（由新疆移居的部分）东干人（回族人）。将其作为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在国内还是空白。30多年来，关于此项研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由于缺乏专门的研究人员，使此研究未完全成体系。今后不但要组织和培养专门人才，还需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疏理和研究，尤其是要将“新疆华侨华人”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本文就有关新疆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研究的状况，以及对今后研究的任务进行思考。其研究历程，可分三个阶段述之。

在诗学观上，王钻清的诗歌继承的是中国优良的诗歌美学和艺术传统，即便是在书写宇宙和太空时，呈现出的也是将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融为一炉的艺术之美，注重的也是对于人类命运和未来的思考。

3)基于惯导与地磁融合的组合惯导信号不会被防爆外壳屏蔽，通过惯导与地磁融合克服了惯导航向角随时间产生累积误差的难题。

第一阶段：因改革开放，始有专门研究，可谓起步阶段。

此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此阶段的主要成果，以《新疆通志·侨务志》完稿为标志，填补了专门研究新疆华侨华人历史的空白。这不仅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家和新疆后来对新疆的海外侨务工作，起到了基础性的指导作用。

在综合研究方面，主要有谭天星《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境外迁移初探：以新疆、云南为例》（《中国华侨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陈香苓、魏长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亚华侨研究》（《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纪大椿《中亚的中国移民》（《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马曼丽、安俭、艾买提《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丁建伟《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同源跨国民族问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吴宏伟《中亚国家与中国跨界民族：人口和分布》（《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毛欣娟《跨界民族问题与新疆社会稳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肖斌《中亚少数民族华人的历史变迁及问题》（《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等。同期，《国务院侨办课题研究优秀成果集粹（2000—2005）》刊登的论文中有两篇涉及新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李安山《中国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和李立凡《中亚非汉族华侨华人研究》，另有赵和曼《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8月）和国务院侨办《华侨华人概述》（九州出版社2005年10月）等。

在西亚方面，有张天、戴华年《中亚西亚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朱慧玲《新疆籍华侨华人在西亚》（《八桂侨史》1999年第4期）和《西亚和中亚地区侨情及其特点》（《华侨与华人》2002年第1期）等。

1985年，新疆召开《新疆通志》编纂工作动员会，笔者作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派往参加此会。按当时计划，要将外事侨务归入一志。之后，笔者撰写了《侨务工作归属问题的探讨》①李德华：《侨务工作归属问题的探讨》，《新疆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2期。一文，这成了罕有涉及新疆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华人问题的半公开发表的文章。

2)组合惯导航向角精度测试试验。为了验证组合惯导对掘进机航向角的测试精度，将组合惯导固定在如图8所示的定位精度为0.02°的三轴转台上，通过三轴转台转动模拟掘进机机身航向角的变化。试验过程中，通过三轴转台控制软件设置三轴转台转动到从0°间隔5°到20°，再从20°间隔5°到0°，每个角度测试10次取平均，得到航向角测试结果见表5，根据表5可知航向角测试误差在0.2°范围内。

此间成果主要得益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受到国务院侨办的重视；中亚民族研究受到更多关注，国家社科基金给予了相应支持。

第二阶段：国家侨务机构重视，专门研究面广，相关研究增加。

期间，有相关著述发表，最具代表性的有译文：塞德瓦卡索夫著、宁澜译《苏联维吾尔人的现代民族进程》（《中亚研究》1983年第3期），姆·苏尚洛、符·张尚洛著《七河省的东干人》（伏龙芝1986年版）其部分译稿刊载于（《中亚研究》1988年第3期）。

《新疆通志·侨务志》于1991年完稿后（笔者工作调整后又调动）由于经费问题延至1994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期有文章误认为此志书是“进入21世纪”所写），这也是笔者将其列为本文“第一阶段”的原因。作为《新疆通志·侨务志》的副主编，笔者撰写了其中最难的部分——新疆侨情部分，包括新疆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分布、人口、历史和现状等基本情况。这成了国内第一部有专门记述新疆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篇章的著作。虽然在“厚今薄古”的要求下，其篇幅有限，但的确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有不少有份量的研究文章，不同程度地引述了此志书的内容，有的是大篇幅引用。同时，这也为新疆的海外侨务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新疆通志·侨务志》将中亚东干（回族）人纳入其中。虽然东干人及俄国史书都说他们是陕甘人及其后裔，但实际上，与当今西北五省皆有缘。因为那时西北只有陕甘两省。据笔者考察研究，东干先辈近半数是在新疆生活，更多的是在伊犁生活多年，甚至上百年。而之所以其中非陕西裔东干人被称为甘肃人，那是因为当时新疆未有建省，从新疆精河县以东的新疆州府县之行政，皆为甘肃省辖之。他们是1884年新疆建省前入俄的。当时，而且至今新疆的“口外移民”，也多以“口里人”自称。近年，笔者根据东干学者胡振华、海峰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东干人的文字语言，就是以西北方言为基础的“伊犁话”。

同年，《新疆通志·外事志》《新疆通志·公安志》《新疆通志·民政志》等相继出版，也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这一阶段以《新疆通志·侨务志》为代表的，一批以新疆籍华侨华人及侨务为主要研究对象取得的可喜成果，主要得益于当时有专人，有机构。

作为《新疆通志·侨务志》的工作人员，笔者的处长段锟、同事王庆丰及笔者，在参加资料收集过程中，有相关内容包含在《新时期新疆侨务工作探微》（刊载于国务院侨办《侨务工作研究》1986年第5期）的文章中。其内容涉及新疆侨务工作者在侨乡调研及赴沙特朝觐和对来访的新疆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中了解的情况。后又有文章刊登于国务院侨办内刊《侨情》上。期间，还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李德华《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侨务》（《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内刊，1986年第12期），程广镰、王庆丰、李德华《试论伊敏、艾沙的泛突厥主义活动》（《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内刊，1987年第1期），李德华《土耳其哈萨克族华人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期合刊），李德华《马元枭示考》（《新疆社科论坛》1989年第6期），王庆丰在之前文章的基础上补充和修改，应约发表了《赴麦加朝觐与维吾尔族华侨的形成》（《中国华侨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此阶段大致可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9年。此间的研究，不仅以新疆籍华侨华人为对象的专门研究面拓宽了，而且在涉及相关族群研究的著述较多，特别是对中亚维吾尔人、东干人的研究成果较多。同时，涉及哈萨克族海外移民，特别是跨国民族研究，开始对中国哈萨克人移居至哈萨克斯坦，而形成的新移民进行研究。

在综合研究方面：主要有于晓丽《哈萨克斯坦眼中的在哈华人》（《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0年第11期），王超、李琪的《海外少数民族华人文化适应研究——以主流文化态度为视角》（《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12期），黄文波《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民族区别刍议》（《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马明达《西北穆斯林国外侨民的形成及其特点》（《暨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冀开运《中东华侨华人若干问题研究》（《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徐知海《跨界民族问题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影响及走向研究》（《辽宁大学学报》2015年5期），向大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三十而立的回顾》（《八桂侨刊》2017年第4期）。

期间的研究，主要是依据国内收集的档案、口碑资料和国内历史书刊上的零星资料，加上少量译文和外文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此类内容，多不成体系，散落于各类资料中。另外，抢救性的口碑资料亦颇有限。尽管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作为开创性的研究，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新疆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已有概括性地叙述，填补了此项研究的空白。

在中亚维吾尔人的研究中，李琪的研究成果较多。她先后发表了论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百年历史人口透视》（《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俄、苏及中亚各国维吾尔研究的世纪考察》（《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还有《国外新疆分裂主义势力研究》（研究专题之四，新疆社科院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最具代表性的是《中亚维吾尔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同期还有艾买提、冯瑞《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群的跨国过程及其分布和动因》（《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

在哈萨克族海外移民的研究方面，主要有王希隆、汪金国《哈萨克跨国民族社会文化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马木尔吾勒《中国哈萨克族移民史》（民族出版社2006年），李涛《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发展概况及趋势》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6期）等。

对中亚东干族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较为全面。期间，中央民族大学还成立了东干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北方大学、新疆大学等都有相应的研究学科，最具代表性的是由胡振华主编的《中亚东干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2009年），郝苏民、高永久译、姆·苏尚洛著《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宁夏人民出版，1996年8月），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还有丁宏《东干文化研究》译著《雅塞尔·十娃子生活与创作》，林涛主编（吴伟建、赵晓佳担任副主编）的《中亚东干语研究》《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并编译《中亚回族诗歌小说译》《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海峰的《中亚东干语言研究》等。

总之，推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必定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但这是我国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也许这一政策的效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这一政策在未来一定会对我国经济结构、社会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应用研究方面，除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侨办发表于国务院侨办内刊的文章外，作为业余研究者的笔者与新疆华侨华人研究有着浓厚的不了情结，有幸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疆籍华侨华人研究》和国务院侨办相关课题各一项，以内部研究呈现。同时，笔者还有相关内参文章也刊载于国务院侨办的内刊上，这些都为当时和之后的有关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翌年，笔者见证了两篇论文发表：一篇是当时笔者新同事王庆丰的《维吾尔族华侨移居西亚地区史探》和前来新疆调研的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王立平《浅述中国先民经由新疆移居中亚、西亚的开始》刊登在《华侨历史》1986年第3期上，成为首开新疆华侨历史研究的专门篇章。最近有文章说，上述文章使用了“新疆地区各族华侨”一词，“这是最早出现各民族定义的华侨华人。”但据笔者所知，至少在此之前的1983年，有关新疆侨务工作的公开报道中，已有“新疆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之说。

第三阶段：国家更加开放，新疆更受重视。专门研究进一步增加，中亚维吾尔人和东干人研究面扩大，对中亚哈萨克族新移民的研究较为深入。

此阶段可从2010年起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力求系统、全面研究内容逐步完善；强调应用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深入、全面研究的建议。这为推动此项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期间的研究，对新疆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状，也有比较全面的叙述，如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方面有所突破，还涉及到日本；但仍不完整，尤其是西亚、欧美方面，没有突破。

此阶段研究成果的特点是：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专题研究比以前丰富许多，一些历史学者的加入，推动了此项研究。其间，中亚维吾尔人和东干人的历史和文化著述较为丰富。但前者多偏历史部分，现状部分不够全面和深入；后者的历史和现状部分丰富多彩。对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人有所论述，并且有新的研究数据；对现实部分和应用性研究也有了不小的进展。对欧美、澳大利亚方面也有涉及，对中亚哈萨克族新移民展开了研究。以文章和著作发表时间为序：

在国外维吾尔人研究方面，范围有所扩大：主要有马亮《中亚维吾尔人的认同——以哈萨克斯坦为个案》（2010年5月），刘宏宇、王静、张全生《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华侨华人社会探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李琪《历史刍览与现实观测——中亚维吾尔人倒叙》（《世界民族》2013年第4期），艾比布拉·阿布都沙拉木《跨国维吾尔族及其文化交流》（《新疆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等。另外还有新的研究：安蒂娜的《浅析中国维吾尔族在日本社会的文化适应差异》（《前沿》2013年第12期）和《在日中国维吾尔族现状评述》（《特区经济》2013年第10期）等。

此式表示出，在第一次操作中，车轮不得离开路面，完成了①和②，车辆转动的角度与汽车前轮最大扭转角度、路面宽度和车辆长度的关系．根据(※)式便可求得车辆转动角度．

在中亚东干人研究方面，更注重包括文字语言在内的文化研究。主要文章有杨建军《论中亚东干文学的家园意识》（《外国文学》2011年第2期）和《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伊兰文化》（《华文文学》2015年第4期）、王晓燕《中亚东干人的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承关系略论》（《当代教育与文化》2013年第4期）、尹春梅《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东干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回族研究》2013年6期）、马磊、周庆生《吉尔吉斯斯坦哨葫芦村东干人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5期）等。

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哈萨克移民研究方面，较为深入。主要有李涛《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概况及趋势》（《世界名族》2013年6期），张文德、刘力《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探析》（《淮阴师范学报》2016年第4期），卡里哈尔扎达汗《论中哈两国哈萨克跨国民族的跨文化交际》（《兰州大学学报》2013年3月），阿依登《浅析哈萨克斯坦中国哈萨克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米拉·波《哈萨克族华侨华人在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公共外交中的作用研究——以塔城市为例》（新疆大学2015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等。

此间，国侨办还有一些相关调研成果，相继刊登于国侨办的内刊上。同期，暨南大学还完成了一项有关新疆华侨华人研究的重大课题，可惜笔者还未饱眼福。

同期，笔者也有几篇文章发表：《移居澳大利亚的新疆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洋日报》2012年11月29日）、《新疆籍华侨华人的特点》（《新疆社科论坛》2013年第2期）、《试论中亚哈萨克族华侨华人》（《新疆地方志》2012年第4期）、《巴基斯坦维吾尔华人述略》（《新疆地方志》2013年第3期）等。笔者还有几篇内参稿刊载于国务院侨办内刊上。同时，笔者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疆籍华侨华人研究》结题的基础上，首部专门叙述新疆华侨华人的书籍《移居国外的新疆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公开出版。另外，笔者主持的国务院侨办课题《吉尔吉斯斯坦〈团结报〉和〈回民报〉的历史和现状》（2016—2017年）已于2017年11月初完稿，并交付申请结题。在2016—2017年，笔者结合以往的研究，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于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实地采访，撰写了有关介绍东干人的系列文章：《东干的来源和东干研究》《东干人的分布及其特点》《东干人是中亚生育率最高的族群》《东干先辈139年前首先在新疆南疆入俄》《东干先辈130多年前从伊犁移往俄国》，已先后在吉尔吉斯斯坦《丝路新观察》报和哈萨克斯坦《今日丝路报》中文版和俄文版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回民报》上分别连载；论文《伊犁方言成为东干文字语言的原因》将在《语言与翻译》杂志近期刊发。

为什么会这样？迈克的父亲，老教父柯里昂曾经说过一句话：不顾家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一个男人可以在外面刀光剑影，但餐桌是生活的圣地，只要你坐在家人面前，要做的就只有扮演好你慈父、好丈夫的角色，给家人温暖和幸福。

此间，在较短时间内便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果。这主要受益于中央对新疆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两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召开，促进了此项研究。中国更加开放的政策，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新疆侨情研究“走出去”有了新步伐，包括学者访问、孔子学院的不断设立，以及笔者从事的“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所幸逢的历史机遇。国侨办和新疆都有涉疆海外侨务工作领导小组，这加强了与新疆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并近距离了解到更多新情况。

研究的意义、难点及今后的任务

据我们近期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了解到，中亚侨情又有诸多新变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此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发挥华侨华人的桥梁作用，促进“民心相通”。在中央新疆第二次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海外籍新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工作，有利于扼制和消弱境外“东突势力”对新疆的影响，维护国家安全。

30多年来，虽然国内的专项研究和相关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它涉及多学科。目前新疆华侨华人的研究，作为研究的主体，其科学规范的严谨性是不够的。严格地说，它还是一项边缘“学科”。目前的研究，总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其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研究，还没有将“华侨华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因而针对性不够，理论性不强。目前此项的学术研究，多偏重跨国民族的研究，如“中亚的维吾尔族、东干族”等。二是总体研究不全面，不系统。与国内外其他华侨华人研究不同，除中亚华人多有文字论述外，其它国家的新疆华侨华人的研究，特别是现状研究，多要依赖于出国实地调研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而在此前的一些国外调研中，调研人员往往到一个国家的时间很短，多数是由使领馆临时召集一些相关人员开一个座谈会，看一两处地方，再询问几个相关人员。往往是知道的多写，不知道的少写。以笔者主持的《涉疆华侨华人》课题为例：对“华侨华人”当下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重视不够；对中亚维吾尔人乡村社团组织了解不够；移居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新移民内容不全；土耳其维吾尔人社团基本情况涉及少；中亚东干的作用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欧美国家的涉及更是有限。因此，还有许多新课题有待研究。三是研究力量薄弱。目前还没有新疆华侨华人研究的全职的、专门的研究人员。

支持向量机(SVM)通过构建一个最优超平面又称为决策面，距离超平面最近的那些点，需要寻找到最大化支持向量到超平面距离的优化求解方式，使得在该超平面两侧距离该超平面最近的两类样本之间的距离最大化[12]。假定训练样本集为xi,yi,i=1,2,3,…,n，y=+1,-1为数据类别。SVM通过求解最优化问题来解决分类问题：

部分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信息化探索之路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从行业角度来看，因缺少统一的数据标准，现有信息系统和平台的数据采集和管理的标准和方式各异，行业内部的系统对接难以实施，与行业外部的数据交换更无从谈起。故亟待建立房地产估价行业统一的数据标准，推进数据的内外部联通，进一步挖掘数据的应用潜力［3］。

因此，要加大研究力度，与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相适应，特别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适应。今后，要坚持以课题研究为抓手。国侨办已有计划组织人力进行《新疆华侨华人史》《新疆华侨华人口述史》和《新疆华侨华人资料汇编》的收集、整理和编写工作。这是新疆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大事，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工程，希望早日启动，早日完成。

外界的评价，于朦胧不去看——看不见了，就不会被影响。他坦言并不是想逃避什么，而是因为真的对自己足够了解，所以避开那些影响，这恰恰表明他太清楚自己能承受的外界重量是多少，在能力不及的地方，不逞英雄。

为此，还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设立由企业、学术机构、社团及相关单位参加的专门研究的社会组织机构。要强化基础研究，特别是在调研上下功夫，使今后的论述全面、完整。这需要对欧美国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日本等新疆海外华侨华人的内容加以补充；同时，加大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其主要聚集地中亚国家的调研力度。要突出重点，强化对新疆海外华人社团、学校及相关机构的调研；加大对新疆海外华侨华人当下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调研，包括对长期受“东突”思想影响的人群的关注。要加大对其与中国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包括与中国进行贸易、到中国留学的状况、对中国与当地国关系的影响等。

此外，教师在SPOC翻转课堂中可以使用移动学习管理应用如“蓝墨云班课”为辅助手段，通过移动学习管理应用上传微课视频，发布学习资源，布置课前或课后任务和活动，并借助移动学习管理应用对每位学生的在线学习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客观公正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管理和评价，激励学生形成良性的学习竞争，提升学生英语学习的效果。

同时，还要以论坛、讲座为平台，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从而有力地促进新疆籍华侨华人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侨务工作，服务“一带一路”愿景的实现。在本刊编辑要求修改的过程中，得知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办的“政治环境与中亚新疆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生存状况研究”论坛，于2018年1月9日在该校进行。这应当是专门针对新疆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的、首次公开性的学术论坛，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回想此项研究，已经30多年的风雨历程，的确使人感慨。

至此，笔者相信：新疆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尽管有其特殊的困难，但又迎来了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