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出现史无前例的沙尘暴，社会与经济发展遭受重创。沙尘暴刮走农作物和土壤，呛死牲畜，民众健康受到威胁。因无法在大平原尘暴区继续生存，许多居民被迫背井离乡，迁往加利福尼亚。据统计，1933年到1935年，沙尘暴迫使约1.6万名尘暴地区居民沿美国第66号公路迁移[1]。

沙尘暴巨大破坏性引起联邦政府、生态学家和小说家关注。当时罗斯福总统认为：沙尘暴是大自然对人类浪费土地资源的警告[2]。“洪水、干旱、沙尘暴等灾害性天气表明：自然不允许人类继续违反它的规律。”[3]生态学家探讨造成沙尘暴的社会原因——盲目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市场，涸泽而渔的农业机械化大生产方式。以沙尘暴爆发和大规模生态难民迁移为背景，美国著名小说家斯坦贝克创作小说《愤怒的葡萄》，探讨沙尘暴爆发原因——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人与土地的异化，一战与美国独特边疆文化影响。斯坦贝克从生态整体主义观点出发，提出人类应尊重土地伦理，与自然融为一体，实现诗意地栖居与生态平衡。

一、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始于基督教。按《圣经》所言，人按上帝形象创造出来，具有与上帝相似形象。因此，人自然成为宇宙和世界中心。基督教观点认为，人类通过命名地球上所有非人类生物确立自身统治地位，地球上的一切均为上帝为人的利益和统治而创造，所有造物的存在均服务于人类。

“作为鼓吹人类高于自然的宗教信仰，基督教确立人与自然二元论，为西方环境破坏之缘起，认为上帝希望人为了自己正当目的可剥削自然。”[4]人类视自己为宇宙中心，将自然异化为对立他者，自然被当作“可蹂躏的俘获物”而非“被爱护的合作者”[5]。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丑恶的意识形态，能比与自然对立、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危害更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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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本家的贪婪亦在大平原土地开发中得到全面体现。因大平原“尘暴地区广阔而平坦的土地适合于机械化耕作”[13]，农业资本家为得到土地更多回报，大量购置拖拉机，以工业机械化方式将生态不稳定的半干旱地区大片土地开垦为麦田，大规模扩大种植业生产。在农场主眼中，“最高的经济奖赏无不走向那些竭尽所能榨取自然的人”。政府亦不遗余力鼓励他们使用机械技术以弥补农场劳动力不足造成的利益损失。

在《愤怒的葡萄》中，斯坦贝克描绘了人与土地关系越来越淡漠、疏离的悲凉图景。人们大量使用现代化机械设备耕种，对土地缺乏深切了解。开拖拉机的驾驶员高高端坐在拖拉机上，两脚不沾泥土，无法感知大地的温暖与力量。人们以藐视态度对待土地，不见土地面貌，不嗅土地气息，不关心种下的种子是否发芽，也不在乎长出的幼芽在旱季枯萎或在风雨中摧残。人与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土地“既不熟悉，也无所有权，既不信赖，也无所求”[10]。土地在铁皮机器底下饱受磨难，渐渐死去。先前对土地怀有强烈欲望的农场主，“再也不起早贪黑，不再只等天一亮就到田里去，不再在天还不亮时就惊醒过来，倾听困倦的鸟儿首先发出吱吱喳喳的叫声和房屋四周清早的风声了。”[10]农场主以美元计算收成，在纸上经营农场，忘记土地曾经的气息，和土地日渐疏远隔阂。“他们对钱的欲望越大，对土地的爱就越淡薄。”[10]

根据取水点水源水资源赋存条件，该处洪水标准为20年一遇洪水设计、50年一遇洪水校核，流量分别为141 m3/s和252 m3/s，校核洪水冲刷深度1.49 m。利用取水点处两股泉水为水源，分别修建截断覆盖层的拦水坝后会在坝前形成一个两侧高中间低的下凹形地下水面，同时在坝前铺设大面积快速入渗体，河水入渗形成地下水后通过凹槽带向下游排泄，形成封闭式截潜流。马家寺截潜流取水方式采用截潜流入渗形式、主要建筑物包括截水坝、集水廊道、滤水体及出水管道。取水枢纽布置见图1。

斯坦贝克批评西方文化“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摒弃人类为自然主宰的观念，揭示过分夸大人的地位带来的巨大危害，告诫人类命运与自然界休戚相关。在其《愤怒的葡萄》中渗透生态法则、蕴含生态思想。

美国南部大平原本是多变的边际土地，生态环境脆弱。由资本主义文化衍生贪婪与利润最大化追求的生长机制，漠视生态文化模式，最终决定大平原农业发展模式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无视土地生态属性，采取涸泽而渔的经营方式盲目、无情扩张，将大片草地开垦为麦田。首先大规模破坏土地的是大平原的佃农。他们“抛弃只有养地才能丰产的常识，贪婪地、无休止地一片片向前开垦，像侵略者一般洗劫自己的家园。”[12]唯利是图成为农业生产目标。为追逐利润最大化，佃农大面积开垦大平原，单一种植小麦，造成天然植被大面积消失。在斯坦贝克笔下，土地沦为背景和工具，受利益驱使的佃农异化为摧残土地的帮凶。

白人到来后，草原生态圈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其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出发点，以人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终极尺度，以征服者姿态狂妄、自负地奴役自然，自然被彻底实用化、工具化。人们急功近利，自然被定格为一种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可任意支配和使用的商品。白人以是否有利于人类短期利益为出发点，把自然当作谋取利润的生产资料。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指导下，草原生态恶化。草原植被是生态圈基础，能够固定水土并为草原动物供给食物之用，但因“无利可图，可有可无”[10]被大面积去除，让位于小麦王国和牧牛王国。野牛被家畜取代，印第安人让位于白人移民。大草原丧失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生态平衡因此崩溃，最终爆发20世纪30年代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大自然以灾害变异形式，无情报复和严厉惩罚了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违背自然规律的开发。

完善的财税制度体系是国土资源部门进行财政税收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预算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更需要财务等各个部门的共同配合。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由于财税制度中关于预算管理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致使一些部门如税收、纪检、国土勘探并不愿意积极参与预算编制工作，再加上部分预算人员对预算工作不重视，使得预算与实际情况相背离，无法实现其真正的功能。

二、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的贪婪本性

5. She loved him very much but he didn’t love ... .

生态思想史专家彼得·科茨指出：“环境的威胁是社会造成的，只能从文化的范畴来解释。”[11]环境问题根源于更深更广的历史、社会和文化问题。人类过度贪婪和利己主义价值体系导致环境危机。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探讨生态严重失衡、沙尘暴爆发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本性。资本主义制度崇尚经济至上、资本至上、获利至上，制度上的深层原因使人性的贪婪变本加厉。在斯坦贝克眼中，贪婪是“一切罪孽的万恶之源”“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12]。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其生态价值观亦浸淫了自然作为资本的思想。人有权利、甚至义务利用自然资本。作为不断向最大极限发展的文化，资本主义设法从自然资源中获取比昨天更多的东西[13]。因文化本身固有贪婪性，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大规模吞噬自然资源的方式发展。在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金融资本掠夺体系驱动下，人类贪欲不断膨胀，利用现代科技掠夺自然。

美国南部大平原开发前（1870年前），生态圈已经亿万年演化，形成“草地—野牛—印第安人”的稳定状态。印第安人秉持自我约束伦理文化，将人口控制在草原可承载限度内，以敬畏、感恩之心融入草原，对动植物取食完全止于生存所需，从不大开杀戒，保持了草原生态平衡。

以基督教为起点，从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到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人是自然的立法者”，西方世界思想家不断论证人类优越性，衍生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类过分迷信大写的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主体能动性不断增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深受其害。

著名生态思想家沃斯特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不在于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文化系统，因此“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14]斯坦贝克从文化角度挖掘生态灾难根源，指出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灾难有其根本原因，资本主义贪婪制度与文化难辞其咎。正因佃农和农场主贪婪，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破坏性因素，造成“大平原社会中没有任何东西制约商业性耕作的发展，也没有任何东西防止商业性耕作为利润而冒的风险，”[13]最终造成沙尘暴席卷大平原。

三、人与土地的异化

斯坦贝克早年就曾探索人与土地合理共存的土地伦理，即人类如以征服者态度滥用、蹂躏、奴役土地，必将致其贫瘠、荒芜、病入膏肓。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揭示人与土地的矛盾关系。出于动物本能驱使，人类为保证个体和物种生存，随心所欲地奴役土地，最终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佃农是主要破坏力量。他们明知种植棉花会“吸干了地里的血。如果他们可以轮种各样的庄稼，那也许可以给土地输会血液吧。”[10]但还要“趁这地还没有完蛋之前，赶快种出棉花来。然后我们就把土地卖掉。东部有好多人家想要买些地呢。”[10]“佃农拒绝耕作改良，因改良付出的努力在土地租种期间得不到回报。”[15]于是土地不断被蹂躏、摧残。丧失可持续承载能力。

语文是母语学科。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一本不到200页的语文教材何以承担如此之大的重担呢？语文教师应与时俱进,改变简单“教教材”的局面,而是“用教材教”。

近现代以来，西方思想界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危害，不断加以批判。尼采明确提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7]。人类并非大地的主人，只是大地上的尘土和影子[8]。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为前提，建构存在主义哲学。海德格尔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必将反作用于人类自身，威胁人类存在：“人拔高自己并摆出地球主宰者的姿态，这恰恰意味着他自己也受到威胁。人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幻觉，进而证明他所遇到的一切事物仅以他所构想的方式存在。这种幻觉反过来产生一个终极的幻觉：看上去似乎人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时刻遭遇的都是他自己。”[9]生态学家缪尔从万物整体利益出发，质疑人类将自己的小部分利益凌驾于万物整体利益之上的荒谬性，指出造物主并非为人类幸福而创造出其他动植物。

不同阶层人对土地态度揭示了美国农业悲剧背后的文化与道德危机——土地被透支、异化、病入膏肓，一时难以修复。对人类而言，土地不过是城市之间长着庄稼的地方，好比奥德修斯的婢女一样，是一种财产，而人与土地关系完全被经济性主导，土地使用受制于经济上的利己主义。人们滥用脚下的土地，然后像祖辈一样向西迁移。如此生存哲学导致生存危机。因此土地荒芜须归咎于民族文化体系内部错误[16]。斯坦贝克认为人类对土地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土地是由交错联结的食物链和能量循环组成的复杂有机体。各种不同部分的合作与竞争，才能有效维护和延续土地功能。人类只是土地社区一份子，却受错误价值观念引导，狂妄地自视为土地的主人，肆意破坏土地。人与土地之间须建立一套新的可持续的观念，以修复被滥用的土地，保持土地健康。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边疆文化影响

《愤怒的葡萄》首先暴露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为协约国供给粮食。战争为大平原农场主提供了市场，巨大需求促使生态环境脆弱的半干旱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天知道棉花的市价会涨到多么高。人家不是用棉花做炸药、做军装吗？只要老打仗，棉花的价钱就会涨上天。”[10]种植业逼近30年代尘暴核心区，而联邦政府和农场主并未意识到在大平原扩大生产带来的生态风险。

《愤怒的葡萄》亦揭示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问题——美国独特的边疆文化传统。殖民者在美洲定居过程就是不断扩张寻找新“伊甸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断攫取土地，浪费自然资源，心安理得地耗尽现有土地肥力，然后举家西迁，由此造成对居住地及整个生态环境的责任心和义务感缺失。边疆生活首先铸就了美国人狂妄自负的乐观个性，使其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习惯于低估、忽视自然的警告。丰富的资源也助长了美国人的浪费恶习，因“开发资源比保护资源能更快致富”。[17]边疆生活塑造了美国人乐于迁徙的传统。既然无意长期在一处生活，就以杀鸡取卵的方式榨尽地力。在《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背井离乡，一路西行，在梦想中的加州遭遇饥饿与暴力，心中的伊甸园神话破灭。

去年长假期间，我去表姐家做客，发现了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叠《小学生之友》，我顿时欣喜若狂，心想：这下总算是有事可做了！我随便挑了一本，拿起来看了看，是2008年的。都过去了那么多年，这本书还是完好如初，看来，表姐也是个爱书之人哟。

五、尊重土地伦理和实现诗意栖居

受益于科学训练，斯坦贝克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解超越同时代美国经典作家，被誉为“现代生态思想之父”。海洋生物学家爱德华·里科兹帮助斯坦贝克形成科学的生态整体观：海洋生物有趋向群体生活的本能，为生存、生产，相互合作。海洋生物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相互依存，在与周围环境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关系中达到自然平衡。无论多渺小的物种，在整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中均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海洋生物间惊人相似处在于，人类群体亦与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对于更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人类仅为其中一小部分。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物、植物、物质均囊括于自然生态中，从其存在之始即为一个整体。与西方占统治地位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强调人类凌驾于自然世界的观点截然不同，斯坦贝克视世界包括人类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倡导生态整体主义伦理观，将人类置于和万物平等的位置，重新在生态整体中定位人的地位。斯坦贝克认为人类是自然之子，更应用心灵体味自然之美，从而净化灵魂，延续生命。人类应把自身与自然视为呈现美丽、完整与稳定的共同体。

斯坦贝克的万物相联思想，与生态伦理之父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像山那样思考”的整体主义思维极其相似。“像山一样思考”是指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从保持土地健康和生态平衡角度思考，将自然视为庞大有机体，培养生态良知。人类为由土壤、河流、植物、动物所组成的整个土地社区（the land community）中一员。在此社区中，所有成员相互依赖，均有相应位置。人类必须与自然合为一体，不能擅自脱离自然轨道。作为土地社区一分子，人类必须在其中学会互相尊重，互相爱护。

生态诗人斯奈德指出：“我们必须从整体上看待一个完整流域、一个自然系统和一个栖息地。”[18]自然是远比人们想象复杂的庞大有机体，所有生物间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核心是生态整体主义。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生命整体，大地应得到人类尊重和保护。与地球及其他物种漫长的存在史相比，人类只是匆匆过客，绝对不能仅为自身利益而剥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和存在权。人类应理智地认识到地球上物种的有限性，秉持自我节制的可持续发展精神，以生态系统承载限度约束自身发展。获得在地球上生存之权的人类，天然地负有保护地球的责任。人类应遵循生态整体内在精神，自觉融入生态整体，遵循自然规律。唯有如此，人类才能真正返回家园——自然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

参考文献：

［1］Gregory James N.American Exodus：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2］ Nixon Edgar B Franklin D.Roosevelt and Conservation,1911-1945,Volume One[Z].New York：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1957.

［3］ 82-Message to Congress on Nation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DB/OL].[1937-06-03]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5415&st=&st1.

［4］ White Lynn.“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J].Science,1967(155).

［5］ Passmore John,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s[M].Second Edition.London：Gerald Duckworth&Co.Ltd.,1980.

［6］ Wilson Edward O.On Human Nature[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7］狄特富尔特.人与自然[M].周美琪,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

［8］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9］ Jonathan See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0］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M].胡仲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11］Peter Coates.Nature：Western Attitudes Since Ancient Time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12］斯坦贝克.美国与美国人[M].黄湘中,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13］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M].侯文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4］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译文出版社,2006.

［16］Owens Louis.The Grapes of Wrath：Trouble in the Promised Land[M].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9.

［17］雷·艾伦·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M].周小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8］Snyder Gary.A Place in Space：Ethics,Aesthetics,and Watershed[M].Washington,D.C.：Counterpoint Pres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