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支撑,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求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凭借着充裕的要素供给、低廉的生产成本、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引进的先进技术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大国。“中国制造”成为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标签。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是大而不强、多而不精,并且面临着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从国内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环境规制日趋严格。从国际看,发达国家为了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吸引制造业中高端环节回流;发展中国家以要素低成本优势和“环境污染天堂”吸引中低端制造业落地,“中国制造”面临双重挤压。我国制造业亟需通过转型升级走出粗放型发展模式,进入高端、高效、绿色、创新的发展新阶段。

转型升级是我国制造业保持活力、变革动力、激发潜力的重要途径,但是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产品市场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产品价格全部放开,价格机制较为成熟,市场化程度较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要素市场改革相对滞后,要素配给的市场化程度仍然偏低,要素价格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扭曲,企业在要素获取方面的“寻租”行为较为普遍,极大地影响了要素配给效率。同时,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将投资作为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导致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这种过度投资行为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长期高强度的投资过程中,资本深化推动了经济粗放式发展,但是由于要素市场扭曲导致资本错配,资本深化并不能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转型时期,要素市场扭曲和特定条件下资本深化可能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基于此,本文对要素市场扭曲、资本深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和研究,使用可行性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FGNLS)估计生产函数并测度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然后通过构建实证模型验证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决策参考。

二、 文献综述

要素市场扭曲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扭曲的影响和扭曲的原因两个方面。在要素市场扭曲可能产生的影响方面,学术界主要关注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与绩效、企业出口和技术溢出等产生的影响[1]。Hsieh等[2]认为要素市场的扭曲给中国企业的生产造成了较高的效率损失,如果中国按照边际收益对劳动及资本进行配置,则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25%～40%。Brandt等[3]对中国省内和省间的要素市场扭曲进行了研究,发现要素错配将非农业TFP降低了20%。Dollar等[4]则认为通过对资本进行重新配置,降低价格扭曲程度,可以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使GDP上升5%。Khwaja等[5]研究发现,除了造成效率损失,要素市场扭曲还会抑制研发的增长和创新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最终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踪家峰等[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升级具有抑制作用并具有地区差异,政府补贴短期内可以促进行业发展,但最终会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在要素市场扭曲形成原因方面,Claessens等[7-8]从土地、劳动和资本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和对GDP的追求导致了扭曲。林伯强等[9-10]学者认为,政策扭曲导致了要素市场扭曲,政府为了得到更多的税收和推行相关产业政策对某些企业和产业进行扶植,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锁定效应。

第二，加强对产假制度的宣传倡导，构建良好的社会氛围。政府部门应采取开展法制宣传、讲座、印发相关刊物等方式积极宣传设立产假制度的目的和意义，提高社会公众对产假制度的理解与重视，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倾听群众对于产假制度的意见，发挥群众的活力与创造力，以促进产假制度的更好实施。积极采取措施，消除企业内部对于职工的性别歧视，通过建立起以平等为重要理念的企业文化，将产假制度以及女性职工权利的保护融入企业文化当中，提高企业对政策实施的自觉性，转变企业的发展观念，推动企业进一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学术界关于资本深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深化对就业、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等问题上[11]。傅晓霞等[12]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探讨了1978—2004年影响中国不同地区劳动产出的因素,发现资本深化仍然是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张军[13]认为,过度的资本深化所引起的投资收益率下降最终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Kumar等[14]研究发现,非中性的技术进步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本深化在国际经济的发展和两极分化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王丹枫[15]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年的发展过程中,资本长期处于强势地位,极大地挤压了其他要素的收入份额,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现象。Acemoglu等[16]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证明了具有不同要素比例的部门在资本深化的作用下会导致经济不平衡增长,这种要素比例的改变会对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黄健柏和刘维臻[17]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对工业部门资本深化具有明显促进作用,有助于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

中外学者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研究较为丰富。Peneder等[18-20]学者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结构红利”,促进经济增长。Eng等[21]从营销能力视角探究了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认为产品开发与市场宣传是影响转型升级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同研究对转型升级的评估体系也不尽相同。金碚[22]认为,工业的转型升级要从工业的结构、体系以及企业战略走势上体现出来,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创新发展能力。王昀等[23]构建绿色生产率指标研究了政府补贴对工业转型升级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企业的研发行为,但对转型升级并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史丹和张成[24]主要从产业结构优化、要素配置和产能利用率这三个角度分析制造业结构的优化状况,研究发现通过转型升级可以降低碳强度,提升环境质量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刘伟等[25]发现,在过去三十年中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有着极高的促进作用,但1998年之后促进作用一直呈衰减趋势。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要素市场扭曲、资本深化和制造业转型升级这三方面都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较少有人将资本深化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放在要素市场扭曲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也较少有学者将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探究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以要素市场扭曲为背景研究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对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检验。

几天后，高高的悬崖上风吹云动。悬崖下面是滔滔的江水，浪花汹涌。蒋大伟和郑馨并排站在崖边，风吹起他们的衣衫。郑馨严肃地：大伟，愿意为我去死吗？蒋大伟痛苦地：愿意。郑馨：不后悔？蒋大伟：不后悔。郑馨说：那我们就一起跳下去好吗？蒋大伟点点头。两人闭上眼睛，纵身跳下了悬崖！摄像机渐渐拉开，原来两人在蹦极。岸边，是西服和婚纱。

三、 作用机制与理论分析

(一)要素市场扭曲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推动工业化进程,扶植工业企业快速发展,提高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国家在对产品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并未完全放开要素市场上的定价权,而是通过行政干预方式为工业企业提供低价生产要素,造成了要素价格的长期负向扭曲。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的涌入、土地的低价供应和资金借贷成本的负向扭曲,极大地降低了制造业生产成本。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制造业产品可以依靠低成本优势以低于市场平均价格出售,扩大了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低要素成本的支撑下,我国制造业从起步阶段迅速进入快速发展期,并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这种通过政府干预人为压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尤其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制造业需要率先转变发展方式。要素市场扭曲的确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也破坏了市场中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价格信号失灵导致要素错配现象越来越严重,要素配置效率越来越低,最终将导致生产率下降。企业进行自主研发需要在前期进行大量投入,沉没成本较高,具有高风险性;再加上专利保护制度不健全,即使研发成功,研发成果未必都能被企业独占利用,“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使企业无法享有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通过盲目扩张而不是技术创新寻求更多利润,从而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创新惰性,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制造业中仍有大量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依靠廉价的土地、资本、劳动力成本和宽松的环保政策维持国际竞争力。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在核心技术和尖端技术上仍然缺乏竞争优势。虽然近些年来我国贸易地位得到提升,我国也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我国制造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迈进步伐缓慢,在国际分工中多处在加工组装环节,缺乏品牌效应和创新效应。在要素定价普遍偏低的情况下,资本大量累积,成了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大规模资本的投入在挤压劳动力的生存空间的同时,导致投资体制恶化和投资回报率下降,使各要素无法按最优配置进行生产,最终造成配置效率损失,从而抑制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要素价格负向扭曲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制造业规模扩张,但长期内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抑制作用。

(二)要素市场扭曲与资本深化

要素市场扭曲往往会影响企业对投入要素的选择,要素结构变化会改变企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进而改变企业的产出水平。一般来说,要素市场的扭曲状况主要是由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造成的,政府介入市场掌控要素的定价权,用“看得见的手”改变了自由市场的运行轨迹,使资源配置方向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会诱使企业选择一种在要素约束下的最优技术路径,而这种诱致型的技术进步会改变企业边际产出,进而引发新一轮的要素投入比例变化。具体而言,假设一个市场中只存在两种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要素价格和要素边际产出相等时,厂商实现生产成本最小化。然而,政府的介入导致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如果资本的负向扭曲相对较高,则厂商更愿意使用廉价的资本来进行生产,进而达到新的平衡。这种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要素配置失衡会引发企业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根据Acemoglu[26]的研究,当一种要素价格的降低导致该种要素的投入增加时,企业更加倾向于发展偏向该种要素的技术,即技术进步偏向于更多地使用充裕要素节约稀缺要素。在要素价格扭曲和技术进步偏向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和资本产出比的变化方向和速度也会出现不同变化。在资本要素价格被负向扭曲的情况下,各厂商对资本投入的增加会加速资本深化的进程。虽然一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往往伴随着资本深化,快速的工业化也往往带动持续的资本积累,但是过度的资本深化会引起资本的要价能力持续上升,从而提升资本的收入份额,挤压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降低一方面会降低居民消费能力,导致产品需求端动力不足,产品销路受阻;另一方面可支配收入的降低也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时,这种资本的加速累积可能还会带来制造业结构的固化以及产能过剩,给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不利影响。

政府对要素市场的不当干预导致价格机制调控作用失常,扭曲的价格信号将引发要素非正常流动,造成资源错配,最终对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和福利产生不利影响。价格信号失真导致的要素错配也会影响制造业的资本深化进程。为探究要素市场扭曲对资本深化的作用机制,本文将生产要素限定在资本和劳动上,市场机制失灵导致资本和劳动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①如果要素市场上只存在资本的负向扭曲,即资本价格低于其相应的边际产出,那么企业在成本最小化的约束下会更多地投入资本,从而导致行业资本密集度上升。在资本和劳动可以部分替代的情况下,投入要素中资本比例上升的幅度将会更大,进而产生资本深化;否则,则会引起资本退化。②当要素市场上只存在劳动的负向扭曲时,企业则会更多地使用劳动力来进行生产,产生资本的挤出效应,造成资本退化;但当劳动价格发生正向扭曲时,过高的劳动力价格会使企业引入更多的资本,要素价格的提升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上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价格倒逼机制作用下会进行创新或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寻求生产效率上的突破,否则成本不断上升对利润的蚕食对于企业而言无异于“慢性自杀”。因此企业将不得不引资创新,从而推动资本深化。③当要素市场上资本和劳动同时存在价格扭曲时,则需要比较两种要素扭曲的方向以及扭曲程度的相对大小。当资本和劳动均存在负向扭曲时,如果资本的扭曲程度更高,则厂商对资本要素的投入会更多,最终导致资本深化;否则,则是对劳动要素投入更多,造成资本浅化。当资本和劳动均存在正向扭曲时,所导致结果正好与上述结论相反。当资本市场存在负向扭曲,劳动市场存在正向扭曲时,会导致厂商加速的资本深化;当资本市场存在正向扭曲,劳动市场存在负向扭曲时,则会引发资本浅化。

(三)资本深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由要素市场扭曲所引发的资本深化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由于资本价格较低所致,另一种则是由于劳动力价格过高所产生的倒逼机制引起的。虽然这两种途径都会导致资本深化,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差别,最终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同。在资本市场出现负向扭曲时,会引发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以及对劳动要素的替换,这种由低价资本所引发的资本深化往往是粗放型的、低效率的。纵观我国制造业近四十年的发展,其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大量资本的涌入导致制造业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出不断增加。然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被低端锁定,重复建造现象较为严重,产品附加值低,同时由于低端环节商品同质化情况严重,企业为了保有市场份额进行价格战,挤压了利润空间,并不会从本质上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更不会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如果资本和劳动市场同时存在负向扭曲并且资本的相对扭曲程度更高,则要素市场扭曲会抑制制造业转型升级。

当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时,企业所面临的成本危机会促使它们去寻求更好的获利方法,从而不得不去进行创新和技术引进。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将会“被动地”引入资本,推动资本深化进程。在替代劳动的资本深化过程中,企业会走上一条引资创新之路,将资本与技术相结合,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从而带动整个产业“质效”上的提升,从根本上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但是,现有研究发现,我国要素市场上资本和劳动均存在负向扭曲并且资本的扭曲程度更加严重。企业可以通过获得大量低价生产要素走粗放型外延式扩张之路,产生创新惰性,失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动机和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转轨时期我国要素市场上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现象,由于资本的负向扭曲程度更为严重,由此所引起的资本深化并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

四、 研究设计和模型构建

(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测度与评价

本文拟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角度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状况进行测度和评价。首先,借鉴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标来计算制造业结构偏离度,测算公式为:

indrsi=|(Yi/Li)/(Y/L)-1|

(1)

式中,indrs为制造业结构偏离度,Y为制造业增加值,L为制造业平均就业人数。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各要素自由流动,因此,经济在达到均衡状态时,各行业的生产率应保持一致。所以,制造业行业结构越合理,制造业结构偏离指标度越小,即行业结构合理度与结构偏离指标成反比。在借鉴泰尔指数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27],本文构建了第二种衡量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新泰尔指数,具体表示如下:

(2)

式中,indrt为新泰尔指数,用来衡量制造业的行业结构;n为制造业行业数,本文选取27个制造业行业作为样本,因此本文中n=27。在完全竞争情况下达到均衡状态时,新泰尔指数为0。同时,为不同行业的偏离程度增加一个权重来区别不同行业在制造业中的相对重要程度,这一权重由行业增加值比重来衡量。

在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进行测度的过程中,需要对制造业行业进行分类。目前,学者最常用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造业分类法,本文沿用上述方法将我国制造业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三类,采用各类行业的增加值比重作为衡量制造业高级化的指标。

(二)生产函数估计

已有研究在测算要素价格扭曲时通常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但是由于不同行业的要素禀赋不同,不同行业间差异较为明显,因此本文选用适用范围更广的固定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这样做放松了生产函数中替代弹性总是1的强制性假定,更加符合经济现实,也有利于替代弹性的测算。本文利用“标准化系统法”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即将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进行标准化,进而导出标准化的供给面方程组,然后利用数据对整个方程系统进行回归,得到参数估计值。假设附加要素效率水平的CES生产函数为:

Yit=

(3)

式中,Yit、Kit、Lit分别表示工业增加值、资本存量和劳动力,i表示行业,t表示时间,α表示资本的密集度,Ait、Bit分别表示资本效率和劳动效率。

假定生产函数的技术进步呈指数型增长,γKit、γLit分别为Ait、Bit的增长率,则有:

Yio/Kio×e(t-t0)γKit

(4)

首先使用可行性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FGNLS)对供给面方程系统,即式(8)-式(10)进行估计,得到制造业总生产函数和分行业生产函数,进而利用生产函数的相关参数计算出分行业的要素扭曲程度*受篇幅所限,未列出所有计算结果,因研究需要可向作者索要。。然后再利用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和以上测算结果分别对式(11)和式(12)进行回归,最后根据得到的结果分析各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

(5)

假设要素报酬与其边际产出相等,则有:

(6)

(7)

结合式(4)-式(7)及生产函数式(3),可以得到一个由三个方程构成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

美国最大的战略优势，不是美军，美军与中俄对战，必将损失惨重；不是美钞，金融战争必是两败俱伤；不是战略核武器，一旦发生核战争必然相互摧毁。美国最大的战略优势是农业和粮食，农业和粮食不仅是美国最大的战略资源，也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基石。

(8)

(9)

(10)

式中,与t0分别为工业增加值、资本、劳动力和年份的样本均值,ξ为将方程进行标准化而引进的规模因子,利用各年数据估计该系统,即可得到要素替代弹性和其他参数估计值。

(三)实证模型构建

制造业转型升级、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深化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资本深化与我国长期以来鼓励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关,地方政府在“GDP竞赛”中更是给予本地工业企业大量优惠政策,低价工业用地、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的资金供给推动了工业快速发展,同时也使得我国制造业的许多行业甚至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状况严重、资源消耗过快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为了使制造业行业实现可持续、绿色环保、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影响制造业发展的背后深层次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掌控制造业的发展路径与方向。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以下模型对要素市场扭曲、资本深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indrsit=β0+β1DistKit+β2DistLit+β3Distit+β4Capd1it+β5Capd2it+β6Xit+εit

(11)

式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制造业结构偏离度指数indrsit和新泰尔指数indrtit,解释变量为资本扭曲程度DistKit、劳动扭曲程度DistLit、相对扭曲程度Distit和两种资本深化测度指标Capd1it和Capd2it。Capd1it表示资本劳动比,Capd2it表示资本产出比,是衡量资本深化状况的常用指标[28]。Xit为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it、劳动力平均工资Wageit、技术创新R&Dit和行业利润水平Proit。外商直接投资用制造业分行业实收资本中港澳台资本金和外商资本金之和表示,劳动力平均工资由分行业就业人员平均报酬表示,技术创新由分行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表示,行业利润水平用分行业利润总额表示。

(12)

indrtit=β0+β1DistKit+β2DistLit+β3Distit+β4Capd1it+β5Capd2it+β6Xit+εit

(四)变量界定与数据来源

Abstract: The article proposes a welfare model with idiosyncratic consumption volatility, and estimates the welfare cost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1) The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 of China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of America. Unlike America, the welfare cost of Chinese economic fluctuations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2)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present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 in China can be smoothed by perfecting financial market. (3) The welfare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 is damaged obviously, and the size of this part of the group is over 1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diosyncratic fluctuation is a factor that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for China’s social welfare. If we can try to mitigate the imbalance between trans regional and inter departmental fluctuations, macro policies can enhance effectively social welfare.

首先,通过生产函数推导出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表达式:

(13)

(14)

本文通过比较要素边际产出和要素报酬的相对大小得到要素价格扭曲估计值,然后再计算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DistK=r/MPk

“操他大爷的，医生的话你也信！”房东说。“女人检查身体，医生都敢说出前列腺来。”说完房东朗声大笑，大肚腩像小山一样晃悠着。

(15)

DistL=w/MPL

(16)

Dist=DistK/DistL

(17)

式中,DistK和Dist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价格扭曲指数,其值小于1表明该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否则,为正向扭曲。Dist则用来测度资本和劳动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Dist小于1表明资本的负向扭曲较为严重。通过回归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估计出生产函数后,将所得回归结果代入式(13)和式(14),计算出要素边际产出,然后可以进一步计算得到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

2.数据来源与整理

工业增加值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收集整理得到。2008年以后,统计年鉴中不再提供工业增加值数据,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年末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进行计算得出。1991年之前的行业增加值数据根据以下公式得出:工业增加值=工业净产值+提取的折旧基金。本文所使用的产出价格平减指数为《中国价格统计年鉴2016》提供的1988—2016年工业分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以此构建了1990年=100的1988—2016年工业产出的价格平减指数,并对工业增加值数据进行平减。

资本存量=可比价全部口径投资额+(1-折旧率)×上期资本存量

使用永续盘存法对行业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估算公式为:

雌性果蝇生殖器官中有贮精囊,一次交配可保留大量精子,供多次排卵受精之用,因而以果蝇为材料进行的遗传分析实验需要提前收集大量处女蝇(未交配过的雌果蝇)。而高质量的处女蝇是果蝇杂交实验成功的保证，因此收集处女蝇成为实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本文介绍收集果蝇处女蝇的一种新方法。

式中,折旧率=本年折旧÷上期固定资产原值,可比价投资额=(本期固定资产原值-上期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劳动力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计算得到。《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提供了1988—2002年的工业分行业劳动力数据,其中缺失的两年数据利用线性插值补充。劳动力报酬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并将其按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1990年=100);进一步将各年的劳动力投入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相乘得到历年劳动者报酬数据。资本报酬份额=1-劳动者报酬份额。资本报酬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年度内一年期中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平均值进行测算。分行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分行业利润总额、港澳台资本金和外商资本金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中国家数据资料库,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五、 实证回归与结果分析

(一)制造业行业结构变化与高度化

本文利用不同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来刻画制造业高度化进程,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产业分类法,将制造业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三类并分别计算各行业工业增加值比重*受篇幅所限,未列出具体计算结果,因研究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由于神经网络的方法是利用训练过程提取因果关系，然后将它存储到一个神经网络模型的连接强度上。网络的自组织与学习能力消除了提取因果关系的必要性。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1990—2015年我国高端制造业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39.1%上升到了2015年的63.5%,提高了24.4个百分点。中低端制造业比重整体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低端制造业的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从1990年的33.6%下降到了2015年的17.4%,下降了16.2个百分点;中端制造业比重在1990—2010年一直下降,从1990年的27.3%下降到了2010年的17.9%,下降了9.4个百分点,但在2010—2015年缓慢上升了1.2个百分点,2015年达到19.1%。以上数据说明我国制造业在近25年间一直在向高端化方向发展。在高端制造业中,各行业比重的变化趋势也不尽相同。其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990年所占比重最大,达到9.6%,随后便下降至2000年的6.8%,2005—2015年一直维持在6%左右;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比重从1990年的3.4%上升至2015年的25.6%,超过制造业全行业四分之一,占比在各行业居首,如此高的增长速度与中国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信息化浪潮有关。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比重在整体上均出现了下滑,分别从1990年的1.9%、6.8%和4.8%下降到了2015年的1.2%、5.0%和3.1%,而剩余行业的比重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在中端制造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所占比重虽然出现缓慢下降,从1990年的7.7%下降到了2015年的5.2%,其占比在同类行业中却一直最大。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比重稳中有升,从最初的2.4%上升到了3.2%,这也反映出我国制造业的重工业化趋势。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该行业在1990年占比为3.4%,而在2015年只占0.4%,这或许与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广泛使用有关。中端制造业的其他行业中,塑料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在25年间所占比重保持平稳,分别维持在2.2%和3.0%左右,而橡胶制品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比均出现下降,分别从1990年的1.8%和6.8%下降到2015年的0.9%和4.2%。低端制造业中,占比最大的是纺织业,在1990年达到11.7%,但下降幅度也较大,在2015年降至3.5%;占比最小的是家具制造业,25年中一直位于0.5%和0.6%之间。食品制造业变化呈“悲伤曲线”形状,在1990年和2015年占比分别为1.3%和1.2%,但在2000年曾上升至1.7%;木材加工制品业呈现出上升态势,从1990年的0.6%上升至2015年的1.4%;低端制造业中其他行业比重几乎均呈现下降趋势,反映出我国制造业逐渐由低端转向中高端的发展趋势。

(二)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深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Yio/Lio×e(t-t0)γLit

我和李咏虽说不是青梅竹马，也算得上一块儿长大。当年我十八，他十九，我属鸡，他属猴，进大学没俩月就谈上了恋爱。我爸一提起这事儿就忧心忡忡：“老话说，鸡猴不到头儿。你们啊，哎……”

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是解决脱贫攻坚“三保障”问题的重点任务，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考核指标。从2016年起，我省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重点放在了58个贫困县。

式(11)采用制造业结构偏离度指数代表转型升级,检验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见表1。表1中的模型(1)是对资本市场扭曲、劳动市场扭曲和资本深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资本市场扭曲、劳动市场扭曲和资本深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相关。资本市场扭曲系数为-3.706,表明资本市场扭曲程度变化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较大,资本扭曲系数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的影响为负,说明资本负向扭曲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系数为-0.206,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劳动市场的负向扭曲同样会抑制制造业转型升级。前文提出的假说1得到验证。资本深化的系数为0.083,说明资本深化速度的加快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负向作用,抑制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前文提出的假说3得到验证。

表1中的模型(2)是对要素市场相对扭曲和资本深化对制造业结构变动作用机制的检验。二者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其中相对扭曲系数为-3.655,资本深化系数为0.089,说明资本的相对负向扭曲程度越严重,越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这一点在模型(3)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前文提出的假说2得到验证。与模型(1)相似,模型(2)中资本深化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变动具有负向作用,再次验证了假说3。模型(4)-模型(6)则是对资本深化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从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以资本劳动比所表示的资本深化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但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对行业结构合理化却有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大量资本涌入之后,由于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相当一部分行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这些行业平均产出水平一般较为低下,资本流入制造业时,一般均会先流向重工业和一些与大型基础设施建造相关的行业。因此,这些行业庞大的资本吸纳能力将大量资本囊括其中,挤压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当资本涌入量超过某一临界点时,资本便会迅速向其他行业分流,进入那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而产生两种效应:一方面会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资本的进入会使厂商不必再投入大量劳动力,导致这些行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提升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另一方面,会带来资本的产出扩大效应,资本的进入往往伴随着技术的引进,技术进步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使产出大幅提高,进而提升劳动力平均产出。当然,这并不是说资本比例越高越好,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我国资本的过量涌入导致了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不论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还是资本密集型行业,都需要适度引入资本。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前文提出的三个假说均已得到验证。

表1 实证结果(一)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DistK-3706∗∗∗(0000)DistL-0206∗∗∗(0007)Dist-3655∗∗∗(0000)-1750∗∗∗(0000)Capd10083∗∗∗(0000)0089∗∗∗(0000)0015(0166)011∗∗∗(0000)Capd2-0209∗∗∗(0000)-0498∗∗∗(0000)FDI0035∗∗∗(0002)0038∗∗∗(0001)0025∗∗(0034)0033∗∗∗(0006)0022∗(0062)0034∗∗∗(0002)Wage0140∗∗∗(0000)0128∗∗∗(0000)0200∗∗∗(0000)0176∗∗∗(0000)0193∗∗∗(0000)0105∗∗∗(0000)R&D-0155∗∗∗(0004)-0172∗∗∗(0001)-0143∗∗(0011)-0170∗∗∗(0003)-0139∗∗(0013)-0168∗∗∗(0001)Pro-0055∗∗∗(0000)-0057∗∗∗(0000)-0057∗∗∗(0000)-0049∗∗∗(0000)-0054∗∗∗(0000)-0051∗∗∗(0000)

注:* * *为在1%水平下显著,* *为在5%水平下显著,*为在10%水平下显著。系数下方括号内为p值。

在式(11)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新泰尔指数来衡量制造业转型升级,采用式(12)来检验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深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这样一方面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模型的稳健性。对式(12)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见表2。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between 1995 and 2015,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on non-interest activ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introducing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on-interest activities. The longer time of introducing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and bigger shareholding ratio of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is, the stronger effect of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on non-interest activities is. And sending directors of management by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also leads to stronger effect on non-interest activities. Second,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significantly impact commission and fee activities, but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ade activities. Finally, compared with non-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the effect of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on non-interest activities is weaker i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玉米是高产作物，需肥量较大，基肥以有机肥为主，每公顷15吨左右。每公顷施磷酸二铵150kg，硫酸钾100kg，尿素380kg，其中磷钾肥以种肥为主，氮肥的2/3作追肥；也可用养分数量相当的复合肥；或根据当地土壤肥力状况，测土配方施肥。基肥在播种前施用，种肥在播种时分层施到种子下5-10cm；追肥时期为6月下旬，追肥方法为创坑深追和垄沟深追，刨坑深追肥部位应在距植株根10～15cm处，追肥深度为12～15cm，施肥时要注意将施肥沟耢平。

在样品处理过程中，本实验对枸杞子的引湿性、动态水分吸附曲线进行测定，发现此品种极易吸潮。当环境湿度大于40%时，干燥后的样品在粉碎过程中再次吸潮，粉碎后的粉末黏附，严重影响工作进度。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严格控制粉碎环境的湿度，将湿度范围控制在20%～30%，样品不易吸潮，粉碎效果佳。

六、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资本深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作用机理,使用可行性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FGNLS)估计了生产函数并测算了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和泰尔指数衡量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状况,实证检验了要素市场扭曲、资本深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高级化进程一直在稳步推进,产业高级化发展整体向好;要素市场扭曲现象在我国制造业行业中普遍存在;资本与劳动的扭曲程度不尽相同,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更为严重,从而导致制造业资本深化程度不断加深;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深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不同,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不利影响,资本深化在一定范围内也会产生抑制作用,但超过一定临界值后反而能够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

采用重新定义的制造业结构偏离

表2 实证结果(二)

变量模型(7)模型(8)模型(9)模型(10)模型(11)模型(12)DistK-1610∗∗∗(0000)DistL-0146∗∗∗(0010)Dist-1677∗∗∗(0000)-0784∗∗∗(0002)Capd10036∗∗∗(0000)0041∗∗∗(0000)0008(0309)0052∗∗∗(0000)Capd2-0094∗∗∗(0001)-0231∗∗∗(0000)FDI0107∗∗∗(0000)0109∗∗∗(0000)0103∗∗∗(0000)0107∗∗∗(0000)0102∗∗∗(0000)0108∗∗∗(0000)Wage0040∗∗∗(0000)0032∗∗∗(0004)0064∗∗∗(0000)0054∗∗∗(0000)0062∗∗∗(0000)0021∗(0067)R&D0144∗∗∗(0000)0131∗∗∗(0001)0145∗∗∗(0000)0132∗∗∗(0001)0147∗∗∗(0000)0133∗∗∗(0001)Pro-0086∗∗∗(0000)-0085∗∗∗(0000)-0086∗∗∗(0000)-0083∗∗∗(0000)-0085∗∗∗(0000)-0084∗∗∗(0000)

注:同表1。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求得弹簧伸长量为0 mm时整个系统所需最小举升力FL min(方向为竖直向上)，当FL=FL min时，机械臂不会起到承受负载的作用。在ADAMS静力学仿真中通过逐步减小FL，可以得到机械臂保持静平衡的具体位置[18]。设FL为随时间变化的函数，通过ADAMS静力学仿真，得出举升高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经过相应的处理就可以得到举升力与举升高度的关系。本文所测量的弹簧伸长量为0 mm、外负载为10 kg时的最小举升力为118 N左右，为方便测量，将最小举升力设为120 N，则FL=120-20×t，仿真时间为6 s。

第一,逐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放松要素定价权。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功能,要素配置不当不但会改变行业的产出效率还会影响行业的技术进步方向,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只有要素配置和技术发展方向相契合,才能真正提高产出效率,实现提质增效。同时,政府应加强监管,严惩企业“寻租”行为,建立健全专利保护机制,保障企业创新投入的经济效益,使企业敢于创新并乐于创新,提升行业创新产出水平。

第二,合理引导资本流向,推动劳动力市场由“人口红利”走向“人才红利”。以市场化为导向进一步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引导资本“脱虚入实”和“由低走高”,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在许多行业中依然占有较大比重。对这些行业来说,需要进行合理的资本引入,通过引进高端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对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行提升。另一方面,需要对劳动力进行投资,通过对劳动力专业化培训,提高单位劳动力质量,进而更好地发挥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作用,最终通过对劳动力的升级实现对产业的升级。

第三,对“资本过剩”行业进行合理调控,避免资本的“羊群性”涌入。我国长期以来都由投资驱动经济增长,部分行业由于得到政策扶持而吸引了大量投资。资本的非合理利用和过度引入造成这些行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现象严重,从而生产效率低下,盈利能力也普遍较低。因此,一方面要对部分行业的资本流入进行限制,避免无效率投资;另一方面,要对资本进行“再升级”,引入符合行业需求的、能提升产能利用率的高端制造技术,将资本与技术相结合,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毛其淋.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基于贸易自由化视角的分析 [J]. 金融研究, 2013(2): 156-169.

[2] Hsieh C T, Klenow 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4): 1403-1448.

[3] Brandt L, Tombe T, Zhu X.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cross time, space and sectors in China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3, 16(1): 39-58.

[4] Dollar D, Wei S J, Firm ownership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Working Paper No.13103, 2014.

[5] Khwaja A I, Mian A. Do lenders fav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Rent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4): 1371-1411.

[6] 踪家峰, 周亮. 市场分割、要素扭曲与产业升级——来自中国的证据(1998—2007) [J]. 经济管理, 2013, 35(1): 23-33.

[7] Claessens S, Feijen E, Laeven 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 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8, 88(3): 554-580.

[8] 张杰, 周晓艳, 李勇.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 [J]. 经济研究, 2011a, 46(8): 78-91.

[9] 林伯强, 杜克锐. 要素市场扭曲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13, 48(9): 125-136.

[10] Wu G L. Capital misallocation in China: Financial frictions or policy distortion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0(1): 203-223.

[11] 袁富华, 李义学. 中国制造业资本深化和就业调整 ——基于利润最大化假设的分析 [J]. 经济学(季刊), 2009, 8(1): 197-210.

[12] 傅晓霞, 吴利学. 技术效率、资本深化与地区差异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中国地区收敛分析 [J]. 经济研究, 2006(10): 52-61.

[13] 张军.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转轨特征 [J]. 经济研究, 2002(6): 3-13+93.

[14] Kumar S, Russell R.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 capital deepening: Relative contributions to growth and convergenc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3): 527-548.

[15] 王丹枫. 产业升级、资本深化下的异质性要素分配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8): 68-78.

[16] Acemoglu D, Guerrieri V.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116(3): 467-498.

[17] 黄健柏, 刘维臻. 金融发展、资本深化与新型工业化道路 [J]. 金融研究, 2008(2): 61-74.

[18] Peneder M.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 [J]. Structural Change & Economic Dynamics, 2003, 14(4): 427-448.

[19] Vries J D, Erumban A , Timmer M P. Deconstructing the BRIC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2, 40(2):211-227.

[20] Dekle R, Vandenbroucke G.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J]. Nanjing Business Review, 2012, 36(1): 119-135.

[21] Eng T Y, Spickett-Jones J G. An investigation of marketing capabilities and upgrading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er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9, 44(4): 463-475.

[22] 金碚. 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7): 5-14+25.

[23] 王昀, 孙晓华. 政府补贴驱动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10): 99-117.

[24] 史丹, 张成.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从产出结构优化和要素结构配套视角的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7, 52(10): 158-172.

[25] 刘伟, 张辉.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 [J]. 经济研究, 2008, 43(11): 4-15.

[26] Acemoglu 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2, 69(4): 781-809.

[27] Theil H.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 [M]. Chicago: Rand McNally Publish Company, 1967:326-328.

[28] Atack J, Bateman F, Margo R A. Capital deepening in 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1850-1880 [R].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