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格非《隐身衣》的讨论中，哥特式氛围、传统志异叙事① 马兵：《通向“异”的行旅——先锋文学的幻魅想象与志异叙事》，《上海文学》2016年第11期。，“音乐及其救赎”② 赵薇：《谁的底层 何种哀伤》，《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日常生活与隐身哲学”③ 吴红涛：《日常生活与隐身哲学——〈隐身衣〉与格非小说的另类面向》，《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底层美学中产阶级化”④ 南帆：《小资产阶级：危险的美学与日常情调》，《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等等，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几个点。不过，对于作为小说核心隐喻的“隐身衣”的丰富意涵，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换言之，对于谁穿上了隐身衣，为什么要隐身以及隐身如何可能、意义何在这样一些阅读中的重重谜团，仍然有待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尽管文学批评不是历史“揭秘”或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解谜”，但正如希尔斯•米勒所说，“如果没有语言学的探索，缺乏对词语的热忱，不向人们传授对作品的解释，在书面批评文字中不作便利于阅读行为的尝试”，那么，文学批评和研究“这个职业便一无所有”。⑤ [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第2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隐身衣”作为方法，既是小说中的人物苟全性命于乱世、并尝试确立自身主体性的一种生存方法，也是小说的叙述者借以保持一种局外人视角和姿态的叙述方法，更是格非在经历了一系列启蒙文学式的旨在“引起疗救注意”的写作之后，探索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新的可能性的一种方法。其中内蕴的妥协和曲折，折射的思想历程和心态，颇堪玩味。

一

“隐身衣”作为小说源头性的叙事符码，在叙事中直接点到的其实只有两处，一处是第二章的自我评价：

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指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引者注）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① 格非：《隐身衣》，第14、99、61、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3.3 随访时间 本观察组所有患者均于2016年1月起开始随访，至2017年12月结束，当随访期满、复发或发生死亡事件即终止。随访方式主要通过上门随访或门诊随访。对照主要是收集所有入组病人在建立健康档案前一年没有经过社区指导与监护的各项对比指标情况。

另一处是第五章写一闪而过的牟其善：

这种“隐身”的现实主义叙事，具体到本文，是经由第一人称叙述、对传统叙事资源的转用与对现代小说物质性的张扬而实现的，三者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小说批判主题的达成。

基于对社会剧变的深切实感，从一九九○年代的《边缘》《欲望的旗帜》到新世纪的“江南三部曲”，格非一改八十年代先锋写作的语言崇拜和叙事冒险，转而对现实采取了一种强攻的态度，从知识分子的堕落到现实的荒诞，从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困境到个体欲望的无限膨胀，凡是一个严肃作家所能批判和检讨的命题，格非的笔触都有所涉及，凡是自一九九三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文学所关怀和提出的问题以及它的内在焦虑，格非的作品都在承载，而且越来越峻急，越来越尖锐，到了《春尽江南》，更是到达了顶峰，直逼当下国人粗粝的生存现实与荒诞命运，深度击中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暗疾。从探索精神出路这个面向说，《隐身衣》是对《春尽江南》未完成思考的“再出发”，是用不同的对象来锤炼同一个主题，区别在于，面对坚硬无比又复杂多变的现实，《隐身衣》不是采取正面强攻，不是沿用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方法，而是隐入现实的深处，借用哥特式小说的神秘与恐怖，以音乐贯穿本文，以柔克刚，使自身成为一种足够醒目的参照，从而与粗鄙的现实建构起一种对话与沟通关系，起到提示、反省与纠正的作用。

3.5 病虫害发生情况 避雨栽培的无核红宝石10月25日叶片仍然完好，而露地栽培的叶缘已经干枯卷曲。采用避雨栽培后，病虫害种类发生变化（见表4），灰霉病、霜霉病、黑痘病基本不发生，主要病害危害程度和鸟害危害程度都比露地栽培显著减轻。避雨栽培后，喷药次数比露地减少5次，大大减小了病虫害防控压力。避雨栽培后，裂果较露地有明显减少，仅避雨一项措施，就可以将裂果率降到3%以下，如果再结合地膜覆盖，避雨栽培就可以解决葡萄裂果问题。

1.游戏精神的本质。在中国，班马是较早关注儿童文学中“游戏精神”的理论研究者。他在1984年首次全国儿童文学理论讨论会上提出探讨有关“游戏精神”的话题。他是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去阐释“游戏精神”的。内容涉及到儿童生理学、儿童心理学、人类文化等诸多方面。

坐在门槛上，看看夕阳中荒芜的街道，我心里有一种浮薄的陌生感。那些过去生活的吉光片羽，像某种早已衰歇的声音留下的回响，搅动着迟钝的记忆。⑥ 格非：《隐身衣》，第14、99、61、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这种自信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崔精通音响器材，也就是拥有一门高深的专业技术，另一个是崔奉行一种无所谓的生活态度，也就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在此基础上，他自认为重新确立起了自身的主体性。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专业技术曾经是个敏感的话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中，如果不与政治学习结合起来，它就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是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穆旦一九五○年代在南开大学的遭遇即是一例。直到新时期文学，专业技术才获得它的合法性甚至优先性，《乔厂长上任记》里的杜佳，《哥德巴赫猜想》里的陈景润，《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的刘思佳，都是因为专业技术过硬而被塑造成“典型人物”。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战略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对技术人才的呼唤，专业技术人员获得了更多的尊严。崔对音响器材教徒般的热爱，有点“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与清高，也就与知识分子和富商巨贾的“夸饰性消费”拉开了距离。正是这一点，支撑着他能够忽略物质条件困窘、社会地位低下的生存现实，自喜亦自傲于自己的古典音乐修养，哪怕这修养带有很大的遗传成分与偶然色彩。

类似这样的抒情“话语”在小说中不胜枚举，充分说明了他身份的暧昧，人们很难把这样一个惯于怀旧，而且“怀”得很有层次和深度的人，想象成一个穿梭于市井弄堂间的胆机制作员兼修理工。不过与其把这种暧昧看成小说人物塑造的某种缺陷，倒不如把它视为“隐身人”复杂与分裂的本性：无论他在哪个场合出现，你都不可能看见他。崔不过是另一个牟其善，他的行为也一样乖张，一样出人意表。他既没有知识分子被威权压抑的痛苦，也不必遭受蒋颂平那等商人的漂泊之累；他对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又把腰缠万贯的商人理所当然地想象为“灵魂空虚”。和普通人无异，蔑视知识、仇官仇富的心理，一样深扎于其心；但他又惯于自我掩饰，能在别人的蔑视中，带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自得其乐”地过活。

屋顶上的飒飒的树声，枝丫上的月亮，蝉鸣和暴雨，以及清晨空气中刚出炉的煤渣的香气，曾经日复一日，伴我入睡，也曾在黑夜中轻轻触摸我的灵魂。一旦那种特有的幽寂之感压在心头，你就会有一种时过境迁，精华已尽的恐惧，就像你全部的好日子都已经被挥霍完毕。⑦ 格非：《隐身衣》，第14、99、61、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从男性特质看，崔仍可以归入格非的“废人”谱系，他似乎总是在被动地生活，被妻子背叛，被朋友蒋颂平欺骗，被姐姐驱赶，被丁采臣拖欠尾款，被“毁容女”逼婚，很少有主动的选择或拒绝。对这些在常人看来实属相当不幸的事件，他甚至没有丝毫的愤怒和苦恼，俨然洞察世事，阅尽沧桑的世外高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他是“一个让自己的感觉停留在事情表面的人”。为什么只能停留在表面呢？“因为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只要你捅破了这层脆弱的窗户纸，里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经不起推敲。”① 格非：《隐身衣》，第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从世俗生存上说，这是聪明人、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所谓适可而止，点到即止，所谓有分寸，识时务，说的都是这个理。但如果从人的精神状态来看，它就显得过于消极而萎靡了。由于当代中国人的某些特殊的历史记忆，由于人们久久不能忘怀某些惨痛的个人经历，自伯林提出“两种自由”②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修订版），胡传胜译，第16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的区分以来，积极自由就被误解为它必然会导向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消极自由则被当成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上上之策。其实这是一种选择性偏见。伯林之所以要作出如此区分，并强调积极自由的灾难后果，是因为他更多地考虑到二十世纪一系列非人道的事件，但这并不是说消极自由就具有了天然的免疫力，它所产生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放弃表意与实践冲动，退回到内心城堡，谋求“个人”奋斗、实现“自我”，同样有可能构成某种专制统治的共谋。

玉米粗缩病容易感染而且难以治理，目前并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药剂。因此，在玉米粗缩病的防治上，主要以农业防治、化学防治为辅的综合防治方法，其治理核心为控制病毒源，降低虫源，避开玉米发病的生育期和灰飞虱传播的高峰期，尽量减少得病机会避免危害。为了防治灰飞虱传播玉米粗缩病，需要把灰飞虱消灭在传播毒之前。灰飞虱突发和爆发性比较强，并且活动性强，带有病毒的灰飞虱传播病毒的时间比较短，传播病毒的几率比较大，所以农民的分散防治难达到防治效果。除此之外，有些灰飞虱已经对部分农药产生抗体，使防治难度大大增加。

崔一方面反感教授们的夸夸其谈，另一方面鄙视蒋颂平等商人的粗俗势利，自以为可以走一条自由无碍的中间道路，可事实证明，他实在是无路可走的。离开教授和商人，他热爱的胆机生意就做不下去，他与后两者同样深度地卷进了艺术等级消费的链条。对现代知识生产的反思，对金钱拜物教的批判，当然有助于将人从概念与物欲中释放出来，卸掉外在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表现出逆时代潮流而走的巨大勇气和决心，鼓舞着现代社会的“零余者”（比如民间诗人，自由职业者，流浪艺人），但并不必然地会重建起一种自足自为、兼具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主体性。崔披上一件“隐身衣”，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吹毛求疵，不刨根问底，尽量让自己生活在表层，既不触碰那些深层的忧思，又不耽于中间层那些迷人的困惑，也许可以过几天清清爽爽，分分明明的日子，但这日子与他自我想象中精神丰赡的日子相去又何止千里万里，而且一旦外部有任何风吹草动，他的生活又得重新起底。在小说结尾处，他收到二十六万余款进账的短信，与其说这个细节是出于营造惊悚氛围的需要，倒不如说预示着他下一波惊悚生活的即将启幕。

二

小说中第一主人公崔的身份其实并未坐实。在一系列的访谈中，格非把这个古典音乐的发烧友安放到底层的位置，也就是菜市场和游乐园里小康即安的普罗大众，还坦率地公开角色的现实人物原型，即是他本人一个叫做老余的朋友，曾经当过裁缝、而今在鞋店卖鞋。③ 刘禾：《格非在纽约》，中国作家网，2016-12-26。有的研究者还据此提出作为底层的崔精通古典音乐这种高级艺术的可能性问题④ 赵薇：《谁的底层 何种哀伤》，《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分析工人阶级成员崔的美学趣味是如何被编织进中产阶级趣味中去的⑤ 南帆：《小资产阶级：危险的美学与日常情调》，《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但是，如果从小说人物形象的连贯性与自洽性来看，无论是他的个性爱好、言谈举止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情感特质，都与世俗社会的乡愿格格不入，都不能算是地地道道的“平头百姓”。按照叙述，崔只念过一年电大，母亲刚去世，妻子（毕业于某职业技术学校）有外遇，姐姐又下逐客令，俨然无家可归的社会弱势群体；但他又能听懂教授们的后现代历史叙事，还知道“共同体”“乌托邦”这类宏大语汇，更是不时发出些哲人似的感喟，比如“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个社会逼得人与人之间也开始互相残杀了”等等，几乎差一点就要说出异化、“单向度”这类文绉绉的词语来。不只如此，他在叙述中还有相当触目的抒情笔调：

青色的桑烟从铜盘内升起，直直地向上，撞到塔顶，然后顺着骷髅头垒砌成的塔壁螺旋而下。烟雾凝而不散，盘绕着，像一条青色的溪水，一圈圈地围着塔身向下流。它们流到塔下，然后向着塔底四周的地面漫延。

他是一位名闻遐迩的商人，擅长篆刻，喜欢登山，常和女演员在一起厮混，这都不是什么秘密。据说，他的行为十分乖张，常有出人意表之举。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无论他在哪个场合出现，你都不可能看见他，因为他穿了一件隐身衣。② 格非：《隐身衣》，第14、99、61、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隐身衣》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在格非小说中非常罕见（二○一六年六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望春风》也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在此之前的中短篇和长篇中，那些欲望男女们大多处于被表达和被审判的地位，一律安上叙述者自由的命名，听其调遣与安排各自的感情与生命。不过，随着现实的急剧复杂化，零聚焦的全能叙述在客观上已不可能，也由于读者审美接受心理的微妙变化，开放式的叙事更容易被读者接受，格非因而改用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述，试图重新激活现实批判的有效性和可能性。首先，这个叙述人一方面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参与了本文的所有事件和进程，另一方面又暂时离开本文扮演起局外人人的角色，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这种充满自嘲和幽默的描述在本文中比比皆是：

1.1 资料来源 选取2016年6月-2017年8月期间本院诊治的86例多动症儿童为观察组，86例正常儿童为对照组。对照组的86例正常儿童中，男童60例，女童26例，年龄范围为4.8～13.0岁，平均为(8.8±1.5)岁。观察组的86例多动症儿童中，男童62例，女童24例，年龄范围为4.9～13.0岁，平均为(8.9±1.3)岁，病程范围为0.5～5.2年，平均为(2.3±1.1)年；严重程度：轻度者35例，中度者35例，重度者16例。两组的男女童占比与年龄等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两组儿童家长同意，研究经医院伦理学委员会通过。

选择养殖场内长×大二元杂交断奶仔猪80头，按照体重基本一致的原则分为4组，每组20头仔猪。随机选取1组作为对照组，其余3组为试验1、2组和试验3组。

你可以把她的这句话理解为一种礼貌的赞叹，也可以当成一种淡淡的揶揄。① 格非 ：《隐身衣》，第4、14、82、99、99、1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式中：P1、P2为断面Ⅰ—Ⅰ、Ⅱ—Ⅱ处的静压，Pa；ρ1、ρ2为断面Ⅰ—Ⅰ、Ⅱ—Ⅱ处的空气密度，kg/m3；v1、v2为断面Ⅰ—Ⅰ、Ⅱ—Ⅱ处的风速，m/s；Z1、Z2为断面Ⅰ—Ⅰ、Ⅱ—Ⅱ处的标高，m；g为重力加速度，取9.8 m/s2；hr为风流从断面Ⅰ—Ⅰ到断面Ⅱ—Ⅱ过程中的阻力损失，Pa。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② 格非 ：《隐身衣》，第4、14、82、99、99、1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如果你生活在北京，碰巧又爱喝功夫茶，那你一定会听人说起过“马连道”这个地方吧。③ 格非 ：《隐身衣》，第4、14、82、99、99、1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不瞒你说，这样的宝贝，我手上就有一对。④ 格非 ：《隐身衣》，第4、14、82、99、99、1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紧紧抓在手上，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强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加大工会干部协管力度，加强对师级工会领导班子的考核和监督，提高工会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兵团深化改革和向南发展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任务目标，及时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凝聚广大职工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思想共识和智慧力量。认真贯彻落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群团改革方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改革实施方案》，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目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深化工会改革，推动兵团工会全面履行地方总工会职能。□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你若向北京人提起“牟其善”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⑤ 格非 ：《隐身衣》，第4、14、82、99、99、1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这种亲切、娓语式的笔调一方面给读者带来了十分舒适的阅读快感和强烈的带入感，从而增强了本文的思想和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又非常切合格非本人爱在本文中穿插抒情或议论桥段的写作风格，舒缓和释放了那些一直隐忍着的辩论冲动，也刺激和满足着读者的求真意愿。其次，第一人称的叙述使崔的身份受到限制，他不能叙述自己不知道的内容，形成叙述的主观性，从而那些留白和残缺，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一鳞半爪的叙事线头，比如蒋颂平与姐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丁采臣的死是真是假，毁容女到底因为什么被毁容、被谁给毁容、她有怎样的生活历史，那打进崔账户的二十六万余款究竟系何人所为等等，在读者那里也就不会被看做本文叙述的缺陷而是一种艺术真实，因而也就变得可以理解并接受，甚至因其所遗留下的开放而丰富的想象空间而变得饶有趣味起来。这里共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承认艺术真实是不同于生活真实的内蕴的、假定的、主观的真实，艺术的完整与生活的完整遵循不同的发生逻辑和判断标准，正如里尔克所说：“一件艺术品的完整不一定要和物的完整相吻合。它是可以离开实物而独立，在形象的内部成立新的单位，新的具体，新的形势和新的均衡的……艺术家的任务就在于用许多物造成一件新的、唯一的，或从物的一部分造成一个世界。”① [奥]里尔克：《罗丹论》，梁宗岱译，第19页，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熟谙现代小说技法的格非，并没有拿传统绘画理论或者西方文论中的“空白”说、“可写的文本”说为自己辩护，他愿意在叙述上布置些机关，预埋些线索，好增强本文的可理解性，他变得更加宽容、温和，更有耐心、平常心。

那天下午，我从盘龙谷回到家中之后，你大概可以猜出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网上将那部名为《倩女幽魂》的电影下载下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只看了个开头，就已经琢磨出味儿来了。⑥ 格非 ：《隐身衣》，第4、14、82、99、99、1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这种写作姿态的调整当然有个人的生命体验做底子，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基于对写作所面对的世界与现实的深刻变化的自觉意识。在很多场合，格非都谈到了自己对作家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今天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网络化和媒体化了，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是一种内部的活动。当下的很多作家跟公众意识之间没有距离，而是统一的，所以迫切需要来自外部的力量‘入侵’进来。外部的力量入侵之后会使文学内部出现分化。这是文学最根本的作用。”② 林培源：《“文学没有固定反对的对象”——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换言之，文学描写的经验不是公众耳熟能详的经验，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可能发生和应该发生的事情”。③ [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第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这种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在当代作家中并不特殊，而且各有自己的一套命名，比如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但在具体操作上又千差万别，没有共同的规定性。格非通过引入“外部的力量”，来分化大众、知识分子和作家的经验，来区隔一般的社会、网络和媒体生活，从而发挥文学自身的隐喻和象征作用。

传统叙事资源即是格非所引入的“外部力量”之一。小说中最牵动人心的那个“丁采臣”，他的名字是对电影《倩女幽魂》中“宁采臣”的化用，而电影《倩女幽魂》又改编自《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因而，与其把那些悬而未决的事件，比如丁采臣的生死未卜，毁容女的三缄其口，二十六万尾款的不翼而来，看成是受到中世纪哥特小说或者爱伦坡那来自心灵的恐怖故事的启示，倒不如说是对中国古典志异叙事的一种致敬，对传统叙事资源的一种创造性转化。格非对古典叙事资源的关注由来已久，从他的博士论文《废名的意义》到后来的学术专著《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一直都在寻找切入的可能与路径。“隐身衣”的“隐”即是另一种“雪隐”，把作者要探讨的主题意念也就是“鹭鸶”往纵深推去，与表层的语言叙述拉开距离，叙述者隐匿在本文的深处，那种历史的虚无和现实的荒诞也隐匿在本文的深处，从而达到一种萨冈所说的“在最沉重的地方飞起来”的审美效果。这种效果的好与坏，当然还有待读者的检验，但从《隐身衣》发表以来频频获奖（二○一四年获鲁迅文学奖与老舍文学奖）以及最近又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而且其译本也获得苏珊•桑塔格翻译奖这一事实来看，格非的探索是受到广泛肯定的。这种隐身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莫里斯•布朗肖谈文学批评，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认为“批评恰似落雪覆晚钟，钟颤响，则雪融；理想的阐释呈自我隐蔽状，为理解作品而自献牺牲于祭坛；批评家无所事事，唯一的工作就是让作品的蕴涵说话”。④ [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第3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我们同样可以说，隐身的写作即是作家意念的隐退，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让作品的蕴含说话”，用《金瓶梅》的说法，就是“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正是借助传统志异叙事的掩护，格非得以在叙事外观与内心忧患之间筑起一围屏障，给这部讽刺有加的小说披上一层黑色幽默式的“隐身衣”，让人们在笑声中恍然有所悟，在“胆寒”时心亦有所惊。

古典音乐是格非引入的又一个“外部力量”。在《春尽江南》中，主人公彭端午就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对声音的敏感也已接近病态。到了《隐身衣》，古典音乐干脆上升到叙述者的命运位置：既是他保全自我的支撑，也是他与他者沟通的媒介。如果说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里，音乐还只是大学生们发泄青春迷惘和排遣旺盛的荷尔蒙激素的一个武器，只具有工具论价值，那么在《隐身衣》里，音乐则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得以维系的乌托邦，意义匮乏时代安顿生命的伊甸园：大学教授们靠音乐来保持“高雅”品味，丁采臣靠音响器材的昂贵来装点脸面，毁容女靠音乐来打发闺中寂寞，至于叙述者“我”对音乐的依赖，简直就有点“神神道道”了：

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搪瓷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欣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啵啵”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① 格非：《隐身衣》，第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现实中的边缘人靠沉湎于古典音乐来转移自己的“失败感”，来获得一个想象性的虚幻的“核心”位置，这种带点自我欺骗和麻醉的投射，在中国古典文学（比如魏晋时期的嵇康）和西方颓废派（比如亨利•米勒）的叙事中所在多有、并不称奇。《隐身衣》的出彩之处就在于借古典音乐建构起了小说的物质性，从而解决了因过于概念化、观念化而导致的干巴枯燥的叙事难题。从叙述方法看，现实的卑琐不堪和古典音乐的高雅庄严构成鲜明的对位法；从小说结构来看，扉页上便写着尼采的名言：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一个谬误；每章（共十一章）的标题也都是与音乐有关的专业名称：KT88、《培尔•金特》、奶妈碟、短波收音机、《天路》、AUTOGRAPH、莲12、萨蒂，《玄秘曲》、红色黎明、莱恩•哈特、300B。故事以“早上九点，我准时来到了褐石小区的一幢公寓楼前”给教授送KT88的电子管功放开头，又以给厌倦了KT88的教授送300B胆机而结束，首尾呼应、天衣无缝。从叙述内容上看，故事的中心情节即是“我”在蒋颂平的介绍下卖给丁采臣一台天价音响器材并追收尾款的过程，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古典音乐勾连在一起，音乐在本文中不是空洞的能指或者炫耀性的小资符码，而是内在于叙述本身的逻辑编码之中，也内在于角色的心理和情感经纬之中的。从小说的叙述基调和氛围来看，正是由于以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为代表的古典音乐的深度交织，才使叙述在冷峻的反讽中不失形式的美感，在故弄玄虚与征实有信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整体呈现出洗练而明晰的语感。

三

但是这种“隐身”的现实主义写作，与西方“作者已死”“零度叙事”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它首先是对叙述者观察之有限性的自觉。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任何叙述者都不可能亲身遍历一切经验，都没法判断经验的虚实真伪，更何况现实早已被重重屏障（意识形态的，资本的，文化的）所遮蔽，被层层心理的、人际的和空间的网络所切碎，卢卡奇所描述的古希腊文化的那种“整体性”早已不复存在，任何作家想当巴尔扎克那样的社会记录员，哪怕是左拉那样的细节捕捉者，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不可能之事。“隐身”的现实主义给作家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叙述坐标，凭此可游刃有余地穿越于现实的各个细部。崔的第一人称叙述触及社会的各个层次——包括教授，商人，军官（沈大校），市井小民（徐大马棒），勾连起历史和现实，通过对修无线电子管的父亲，对蒋颂平与姐姐崔梨花恩怨情仇的追叙，既给本文营造了纵深的历史感，又部分地解释了自己特殊的音乐异禀的来源，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将父亲生活的荒诞年代、古典音乐氛围浓厚的九十年代与当下普遍性“失聪”、一味追捧刘德华和李宇春的时代进行了含蓄的对比，之所以说“含蓄”，是因为叙述者并未对任何一个时代做任何深入的分析或者犀利的批判，他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层，观察，倾听，思考：“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除了叙述策略上的考虑，这种“隐身”的现实主义也内蕴着一次文学观念的刷新与拓展。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合法性建立以来，人性的幽微和深度，尤其是那些非理性、非逻辑、非常态的灵魂内容，几乎成为小说叙述最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对象，“存在”与“灵魂”则成为现代小说批评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两个词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也因此长期以来被悬挂于小说家楷模的画廊里，受到无上的尊崇。反之，只要一提到当代小说创作的症候，甚至只要一追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没有诞生伟大的小说，其分析最终就一定要归因于“灵魂维度的缺失”① 刘再复，林岗：《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的，仿佛小说的任务就是解剖畸变的灵魂，就是用语言和想象来对精神病进行临床分析。这种典型的“灵魂崇拜”的文学观，与“为文学而文学”的“纯文学”观之间有着复杂的纠缠，与描写“日常生活”的“文学”相比占据着更高的道德位阶。详细梳理它的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远非本文所能胜任，这里只是作为问题提出。《隐身衣》的叙述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非但不去挖掘人性中的黑暗和虚无，而且连仅有的几个被现实异化的主人公（丁采臣、毁容女）也只是如幽灵般一闪而过，并未凝固成形好供人解剖。但这种“节制”“隐忍”的叙述，并没有回避存在的黑暗内容，比如亲情、爱情和友情的虚伪（“我”被姐姐驱赶，被结婚不足半年的妻子背叛，被发小蒋颂平欺骗），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比如瘸腿、开出租的姐夫常保国与毕业于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在建国门外CBD中心区开律所的白律师之间），毁容女沟壑纵横的脸庞，丁采臣阴气沉沉的行状，那背后恐怕也是隐藏着某种无言的苦难，也暗含着一股巨大的黑暗力量吧，只不过作者不愿意去撕破去戳穿去曝光，而是以审慎、宽容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罢了。

这种“审慎”不是懦弱，更不是放纵，正所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其实，小说中也有“直面惨淡现实”的笔调，比如叙述者借姐夫常保国之口发出的那句抱怨：“他妈的，这个社会，逼得亲人之间也开始互相残杀了。”② 格非：《隐身衣》，第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又比如，叙述人“我”问毁容女为什么像丁采臣那样的黑社会也会被逼自杀，后者回答说因为“这个社会中还有比黑社会更强大、更恐怖的力量”。但这样的对话毕竟只是偶尔流露之，是“热中人作冰雪文”③ 钱锺书：《谈艺录》，第42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并未延宕开来，卷起一股怨声载道的戾气。隐身的现实主义是对小说功能的警惕，毕竟无论“我控诉”的声音多么高亢，那被控诉的卑污现实并不会因其声高而彻底改善，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小说的社会认识功能，宣扬“抗争和叹息对于死亡并无分别”的悲观主义，而是强调小说有它自己表达现实观感的独特位置和方式。也有“唯有它才能说出的东西”。④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第3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从更广阔的文化视域看，“隐身”几乎是当代社会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互为隐者”更是人际关系的已然现实，正如苏轼所说：“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⑤ [宋]苏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苏轼诗集》，孔凡礼校点，第1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除了居住空间上的隐身以外，在精神气候上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第一部分已有所涉及，这里再稍作展开。由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也由于先秦老庄的隐逸传统，更由于现代性肇始以来的“祛魅”传统以及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在精神上、思想上将自己“隐身”，是当前知识界精神萎靡① 这种萎靡与1990年代人文知识群体离开广场回到书斋的“岗位意识”，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研究范式转移，学院派批评方式的崛起有着根本区别，它充满不负责任的虚无主义和反讽色彩，缺乏建设性的批判性资源。，也是当前社会民气不振的主要根源。这种安全、务实也是无奈的选择，暴露了我们文化上的惰性和痼疾，理应成为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具体到小说叙事，情况又有所不同，不能直接移用简单的思想或道德判断。《隐身衣》中的“我”穿上古典音乐的“隐身衣”，连同其他的发烧友，结成一个惺惺相惜的友好同盟，期望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能在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社会，取得一点生活的勇气和安慰。格非一方面对“我”的这种做法抱有同情之理解，一方面又借白律师之口来暗示古典音乐乌托邦的虚妄：

你在发烧友这个群体中，从未遇到欺骗一类的事情，这根本不能证明这个群体的素质或所谓的修养有多么高，更不能表明他们道德上有任何优越之处，只能说，你的运气比较好罢了。在一个肮脏、平庸的世界上，运气是唯一的宗教。你把发烧友这个群体，想象成一个秘密的大同世界，这是你的自由。可你既然要做生意，我劝你还是谨慎一点，小心为妙。指不定哪一天，厄运就会自己找上门来……② 格非：《隐身衣》，第1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格非的立论在这里是开放的，出于文学写作的悲悯之心，他没有直接叫醒“我”的古典音乐幻梦，又因为他早已不是十八九岁，不得不旁敲侧击地来暗示那种幻梦的不可靠与不可持续，呈示出“隐”与“显”的辩证法。这是学院派作家格非的两难，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的两难。在《春尽江南》的尾声，被丈夫背叛的庞家玉在前往成都治病（癌症）的路上，兜里揣着《海子诗选》和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似乎已经预示了《隐身衣》将要提供一个精神救赎的乌托邦方案。不过，要在一部不到九万字（《隐身衣》全文一共八万九千字）的长篇（严格来说只能算中篇）中，试图重建当代人的主体性、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哪怕是通过“隐身”这样妥协的、低调的、以退为进的“方法”，恐怕也是过于沉重而难以负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的失败，无论如何，“隐身衣总比国王的新衣好”③ 杨绛：《将饮茶》，第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也不意味着小说家的失败，无论如何，“某个忠于职守的冥想者以他的理解为支轴，试图承担世界赋予他的那一份重量，了解到他自己虽不会拥有英雄道德或救赎意义”，但仍然“去重复这种努力和这种态度，为微弱的火星引爆火花，忘记信仰，朝着好作品拼命努力”④ [爱尔兰]西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吴德安等译，第42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于是，人们又读到了《望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