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在任期间，气候变化议题凸显，以发展低碳经济和促进能源革新为抓手，奥巴马政府精心打造了众所周知的气候遗产，国内通过了被称为有史以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最为严格的《清洁电力计划》，国外大力开展气候外交，与中国等一道促进并签署了被称为至今国际社会气候治理涵盖最为广泛的《巴黎协定》。然而，特朗普上台后不到半年先后宣布废除《清洁电力计划》和退出《巴黎协定》，从而使得美国的气候政策发生逆转，把联邦政府又带回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消极不作为状态，美国再次陷入气候治理上的困境。这是否说明了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议题上美国存在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本文试图从美国政治体制的角度探讨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逆行的原因，并对其产生的国内外影响作出初步的分析。

一、特朗普在气候政策上的“开倒车”行为

早在其竞选时期，特朗普就宣布如当选将立即废除奥巴马的气候政策两大成就，终止《清洁电力计划》和退出《巴黎协定》。2016年5月26日在北达科他州的俾斯麦城，特朗普在其第一次重大的能源政策演讲中承诺,如果当选，要在总统任期的前100天内推翻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包括“气候行动方案”在内的一系列行政措施。他宣称“我们将取消所有破坏就业的奥巴马的行政规定”，并且评价制定《清洁电力计划》是“十分愚蠢的行为”；同时他说“我们要取消《巴黎协定》并且停止向联合国全球变暖项目缴纳所有的美国款项”。 〔1〕这之后，不论是作为候选人还是作为已成功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重申该承诺。果然在其正式入主白宫后不久的2017 年3 月28 日，特朗普签署了《能源独立行政令》，撤销了奥巴马时期的一系列能源和环保政策法规，尤其是废除了奥巴马政府2015年颁布的《清洁电力计划》。他宣称“对于我们的矿工、能源工作者和企业而言，没有一项法规造成的威胁会超过这份对美国工业造成严重冲击的计划”。 〔2〕接着在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认为《巴黎协定》是“一项对美国企业不利的协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使美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3〕上任不到半年就把其前任奥巴马苦心打造的气候遗产一一摧毁，特朗普给出的理由可以简单表述为：实施《清洁电力计划》或是兑现《巴黎协定》将会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和减少工人就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6年前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时宣布的相似理由。

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反映了他对气候治理的怀疑态度，更是为了维护其政治利益的需要。关于是否需要减排温室气体，特朗普曾经给出的答案是：由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所导致的气候变化根本不存在。特朗普在2012年11月6日的推特上写道：“全球变暖的概念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的制造业不再具有竞争力。” 〔4〕此后在其竞选过程中，特朗普不断重复说气候变化就是个骗局，他的这一说辞遭到了世人几乎一致的批评和嘲笑。虽然在其上任后，他一直就是否相信气候变化拒绝表态，但这恰恰反映了他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极端保守态度。 考虑到美国学界、政界和媒体、民意中大部分人都已认可气候变化存在的现实，〔5〕特朗普的观点更多是基于政治的考虑，主要是为了取悦化石能源利益集团和共和党保守派而设计的借口。实际上从特朗普宣布能源独立新政、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的现场，就能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出席的人员当中除了几个政府官员之外，其他大都是来自中西部的矿工和煤炭高管。在其发布行政令的讲话中，特朗普总统花了很多时间赞扬煤矿工人和美国的制造业。〔6〕

二、特朗普能够废除奥巴马气候遗产的制度原因

特朗普为什么能在较短时间内轻松废除奥巴马的主要气候遗产？原因在于：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遗产中的两大成果，无论是国内的旗舰举措《清洁电力计划》还是国际社会气候治理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都是通过绕开国会的总统行政权力所为。特朗普当然可以同样利用总统的行政权力，一一加以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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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洁电力计划》——绕开国会立法的“行政法规”

奥巴马《清洁电力计划》的提出是在国内气候立法无望的情况下的“最优选择”。在其第一任期内，刚上任后的奥巴马雄心勃勃，试图推动参众两院均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强制减排温室气体的国内立法，虽然众议院很快通过了包含“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机制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但是由于奥巴马把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精力放在了医改法案以及共和党的强烈抵制，气候立法最终没能进入参议院全体表决的议程。接着在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获得了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使得奥巴马只能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复苏和减少高失业率等更为紧迫的议题。2012年，奥巴马获得竞选连任成功之后，面对国会依然无法通过气候立法的现实，决定采取基于现有的《清洁空气法案》、通过行政调控的手段促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政举措。2015年8月，美国环境保护署(以下简称环保署)公布了《清洁电力计划》的最终方案。但是，特朗普上台后，通过发布行政命令让环保署重新审核该计划的方式，废止了该计划的实施。

(二) 《巴黎协定》——不需国会批准的“行政协定”

基于同样的国内政治经济原因以及面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强烈反对，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奥巴马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言辞激昂，行动躲闪。直至其在国内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清洁电力计划》之后，在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中，奥巴马政府的表现才变得趋于更加合乎实际，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就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积极谈判、达成合作共识，并且最终和中国等国家一道促成了《巴黎协定》的成功缔结。在奥巴马看来，该协定因为以自主减排作为主要手段，可以和国内通过的以《清洁电力计划》为核心的行政法规互为促进，实施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7〕同时另一方面，作为被视为美国法律范畴内的“行政协定”，〔8〕《巴黎协定》只需要总统通过行政权力加以签署，并不需要国会批准。然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同样是运用了总统的行政权力，宣布美国将会退出《巴黎协定》。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奥巴马政府在其任期内精心打造、受到国内外广泛称赞的气候遗产十分脆弱，在特朗普的行政权力大棒的挥舞下瞬间崩塌。那么奥巴马政府在设计制定作为其主要遗产的气候政策时，为什么没有借助更加稳固的手段呢？答案就在于美国政治体制自身存在的所谓权力分立和制衡等特点导致了美国气候政策的矛盾和悖论，为气候政策演进最终导致的困境提供了可能，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造成了必然。实际上，奥巴马之所以选择以总统行政权力制定气候政策，是因为联邦政府在此之前尝试通过其他路径制定积极气候政策的努力均告失败。

三、权力的制衡机制和两党制：美国气候政治的“弊端”

特朗普政府在气候政策上的倒退行为，激起了环保人士和气候治理积极力量的愤慨，尤其是激发了那些在气候治理方面态度积极并且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的州和地方政府的斗志和雄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的开倒车行为倒是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反作用。这一积极的态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地方气候治理的领先者加利福尼亚州延续并且强化了之前的气候减排举措。2017年7月25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签署了一项气候法案(A.B. 398)，将该州的标志性“碳排放总量限制和交易”气候政策延长到2030年。签署了第一个气候法案(2006年的A.B. 32)的前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说:“这表明美国没有退出《巴黎协定》，每个人都还在《巴黎协定》中。只有一个人退出了(指特朗普)。”〔19〕第二，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纽约、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州立即建立了“美国气候联盟”，承诺到2025年将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减少26%—28%，达到或超过《清洁电力计划》的目标。 〔20〕此外，主要由东北诸州达成的“地区温室气体行动倡议”——美国唯一的多州“总量限制和排放交易”合作计划有扩大的趋势。据推测，新泽西州、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有望加入。 〔21〕第三，城市层面的气候合作在加强。目前表示继续支持履行《巴黎协定》的城市已经达到200多个。2017年6月26日在迈阿密滩举行的“全美市长会议”上，250多位市长签署了关于承诺兑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支持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决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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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统与国会在国际条约制定中的权力共享：《京都议定书》

克林顿政府对待气候变化议题态度较为积极，但是国内立法的阻力非常巨大。于是在联合国关于设立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时间表的气候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会议)中，克林顿政府希望通过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倒逼国会通过气候立法促进国内温室气体减排。但是国会参议院在《京都议定书》通过之前，以95∶0的票数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反对美国签署任何含有可能损害美国经济或是没有涵盖发展中国家减排目标的国际协定。结果，克林顿政府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是却没有递交参议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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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治博弈过程的政治体制基础是：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具备签署国际条约的权力，并且国际条约在国内具备法律效力；但同时，该条约必须获得参议院2/3的票数通过。所以，总统和国会在签署国际条约方面的权力共享(或制衡)实际上阻碍了美国气候政策的进展。而之后的小布什政府之所以能够退出《京都议定书》，是因为总统有权退出未经国会批准因此也就不具备联邦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

(二) 总统与国会在立法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国会涉及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关议案

小布什政府时期，国会中多数民主党和极少数共和党议员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态度逐渐转向积极，开始试图推动气候立法的通过，参议院曾就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议案进行过三次投票，由于绝大部分共和党和少数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均未果。当然，白宫的反对也是重要因素。即便国会通过立法，小布什总统也不可能签署，并且国会距离推翻总统否决所需要的2/3多数也远远不够。但是随着矢志成为环保总统的奥巴马入主白宫，国会的气候立法努力似乎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在奥巴马总统的强烈呼吁下，在国会参众两院均占据多数席位的民主党的领导层积极行动。2009年，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但是在参议院，由于共和党和极少数民主党参议员的强烈反对，参议院最终也未能就气候提案进行全体表决。

这一政治博弈的政治体制基础是：根据宪法，国会享有立法权，而这是美国国内气候政策提出的重要途径，如果总统对于国会拟议的法案持支持态度，就为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当然，国会立法程序也有相关的制衡体制，虽然在众议院法案的通过只需简单多数，但是在参议院由于“冗长发言”这一非正式制度的存在，议案的通过往往需要3/5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然后，总统有权签署或否决经参众两院共同通过的议案。如果签署则成为联邦法律；如果否决并且国会不能用2/3的多数票加以推翻，该立法努力则以失败告终。

〔12〕 Lisa Friedman, “Islamic State and Climate Change Seen as World’s Greatest Threats, Poll Say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01/climate/islamic-state-climate-change-worlds-greatest-threats-pew-survey.html?_r=1，访问日期：2017年8月6日。

(三) 总统和国会、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制衡：《清洁电力计划》

经历了第一届政府气候立法努力失败后的奥巴马政府，决定绕开国会，借助现有的联邦法律，通过发布行政规定的方式推行强制减排政策。2015年8月，奥巴马总统批准环保署发布《清洁电力计划》，但是该计划发布后，遭到了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和一些化石能源利益占重要影响的州政府的强烈反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威胁使用立法手段等加以抵制；同时反对该行政监管的州政府采取通过立法或是通过发布州长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抵制，并且与此同时将环保署告到了联邦法院，认为该行政规定违背了《清洁空气法》。 〔9〕接着在诉讼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于2016年2月以司法审查的方式介入，作出了暂时搁置该行政规定的裁决，事实上阻碍了该规定的实施。 〔10〕

这一政治博弈的政治体制基础是：总统有权通过行政命令等手段制定政策，但是国会可以通过立法、拨款和监督手段加以制衡；同时，在涉及行政监管方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也存在实际上的制衡；并且，反对或支持行政监管的州政府可以通过联邦法院的司法审议权对总统及其内阁的行政权力的具体运用提出挑战。

唐峪河地处山区，目前，尚无流域总体规划方案。在项目区上游700 m，两岸浆砌石堤防完好的沟道内设置了5道跌水，利用跌水小堰壅高水位，初步净化上游来水，同时营造周边的水利景观。项目区下游200 m为下盘铺村已治理沟道，布置了4道跌水，形成了3座小型蓄水面，进一步净化水质，有效改善了紧邻的恒山景区停车场环境条件，下游即进入恒山水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从气候变化进入美国的政策议程以来，重视气候议题的政府已经试图通过签订国际气候条约、推动气候立法或发布行政规制等美国体制所能允许的各种途径制定有强制减排温室气体效力的气候政策，但都因为美国政治体制自身存在的“权力制衡”而以失败告终。当然，对美国气候政策制定困境的分析必须要考虑到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另一重要构成因素——两党制，正是因为这一制度的存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才往往造成了政府的分裂和政策的难产。

(四) 两党制——权力制衡变为权力冲突的重要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两党制导致了美国民众和精英阶层在气候问题上的两极分化的持续存在。因为在两党政治的竞争中，“制定出有差异的政策将有助于政党扩大自己的选民群体，只有存在差异，才能一方面满足以往固定选民群体的政治偏好和政策取向，另一方面也才能显著区别于对手，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11〕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差异越来越大，在奥巴马时期，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对待气候治理上的立场几乎截然相反。根据美国调查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总的来看，56%的美国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主要威胁，其中民主党倾向的受访者中有81%的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个危险的威胁，但共和党倾向的受访者中只有31%的人认同此观点。〔12〕

这是共同体思维引领下统一战线发展的广度要求。只有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共同体才是动态稳定和具有活力的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1］“开放、弹性的共同体允许共同体内外之间的交流互动，其利益主体会随着环境系统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共同体的更新与交流。自我封闭、自我疏离的共同体是必然要走向解体的。”［5］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在广度上实现以下发展：

四、 特朗普气候政策的国内影响

在国内，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逆行所带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联邦政府层面上具有反动性的消极影响，但在州和地方层面上具有反作用效果的积极影响。

〔10〕 最高法院有司法审查权判定行政部门的行为是否与宪法或联邦法律构成冲突。在美国气候政策制定议题上，最高法院的介入也对总统的权力起到了一定的制衡，其判决结果常常促进或是阻碍了气候政策的进展，其立场如何主要取决于9位法官中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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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消极影响

自从特朗普2017年3月份发布能源独立行政令以来，美国在气候治理上所受到的消极影响呈现出很强的反动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美国环保署规模遭到减小的同时加大了对气候治理的攻击。特朗普的行政令和2018预算蓝图削弱了环保署在气候治理方面的人员、资金和能力，但同时却加强环保署长对于现有气候科学认识、气候相关规定的破坏作用。新任环保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是特朗普气候政策逆行的忠实拥趸，〔13〕对气候科学和气候治理持强烈敌意，他在特朗普发布推翻奥巴马气候遗产的政策的准备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进步改革中心”的分析，美国环保署在普鲁伊特的领导下已经推翻了49条奥巴马时代的环保规则。〔14〕为了实施特朗普的气候倒退政策，普鲁伊特正在采取积极稳妥的反动措施。首先在舆论造势方面，他再次掀起所谓气候科学尚无定论的讨论，试图把华盛顿关于气候科学认识已逐渐清晰的水面再次搅浑。计划开展所谓的“蓝军、红军大辩论”，凸显气候科学的争议性。〔15〕其次，针对各项气候治理的行政规定，不断给联邦法院施加压力，不仅要求重新考虑《清洁电力计划》，还要求暂缓实施原本于2017年6月份生效的关于在新的油气作业中甲烷排放的新规。再次，在环保署大搞改革，减少气候变化部门人员，删除相关网站内容，减少相应研究和鼓励资金。尤其是，环保署在其网站上删除了支持温室气体减排的法理基础——“危害发现”——相关文件的链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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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共和党作为中西部化石能源利益的主要代表，为了获得其竞选利益——这些地区的选票和化石能源大企业的政治献金，必然尽可能地利用权力在白宫和国会之间的制衡、国会立法程序的特点、联邦法院的仲裁、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之争，阻挠具有法律约束力、积极的气候法规的制定和通过。特朗普政府取代奥巴马政府之后，在气候政策上的表现几乎截然相反，恰恰说明了两党制给美国气候政策进展带来的障碍。诚然，由于美国地方经济的差异，必然导致气候治理中地方利益的不同，进而产生不同的赢家和输家，这一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不少见。但是在美国，部分狭隘的地方利益集团和化石能源利益集团，借助两党制和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体系，对联邦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任何努力都百般阻挠，这正是美国目前再次面临气候政策困境的深层政治原因。

第二，能源政策方面，急于扩大化石能源的开发和生产，根本不考虑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如何。在上任后不久，特朗普命令美国内政部立即解除联邦土地新开煤矿禁令，该禁令已经生效并执行了一年多。并且，内政部精简了煤矿许可证审查程序。在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之前，特朗普发推特庆祝宾夕法尼亚州新煤矿的成立，称赞煤炭行业工作的回归；接着在2017年8月3日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家新煤矿得到许可证之际，特朗普发表演讲称赞煤美国工人的“强势回归”。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煤炭出口量达到2230万吨，较上年同期的1420万吨增长了57.6%。 〔17〕此外，特朗普政府推进重启拱心石(Keystone XL)和达科他石油管道(Dakota Access)建设项目，批准向相关企业核发许可证；而这两项工程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因为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气候变化等环保问题长期受阻。现在，特朗普政府的“能源独立”战略正在向“能源支配”战略过渡。与奥巴马通过绿色能源和油气能源的结合达到“能源独立”的目标相比，特朗普政府的“能源独立”主要依赖化石能源的开发和生产，并且在能源独立的基础上试图达到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支配地位，这就是特朗普总统和能源部长里克佩里(Rich Perry)所说的“能源支配”目标。〔18〕

(二) 积极影响

为了阐明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机制如何成为美国气候治理的弊端，下文从美国政治体制中各构成主体之间博弈的角度简要回顾一下美国气候政策的演进过程。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较为合理的预测就是，联邦政府在气候政策上的不作为将会在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得以延续，由于特朗普总统及环保署长普鲁伊特和能源部长佩里等对于气候治理的敌视态度，联邦政府制定或是恢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法规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五、 国际影响——他国的团结与美国的孤立

特朗普在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立即引起了世界上关注气候治理人士的普遍担心，在国际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第二大国，美国的气候立场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巴黎协定》的进展和目标的实现程度必然会受到影响，至少短期内是如此。但是总体来看，国际社会针对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逆行的反应还是很令人鼓舞的。

由于累加后，阴影区数值不统一，选择 [重分类]工具，将sh_all数据分类成 “阴影栅格”(值为 l)与 “非阴影栅格”(值为0)两类，如图10。

第一，世界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纷纷表示将继续支持《巴黎协定》的实施和发展。2017年6月12日，七国集团(G7)环境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美国以外的六国再次确定将根据《巴黎协定》落实全球变暖对策。 〔23〕2017年7月7—8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于德国汉堡举行，之后发表的《G20领导人宣言：塑造联动世界》中，除了美国以外，其他19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共同声明《巴黎协定》“不可逆转”，并重申气候承诺。〔24〕在气候政策立场上，美国的孤立地位正在日益凸显。

第二，欧盟和英国的表现。作为气候治理的积极推动者欧盟在此国际议题上态度坚决。而脱离欧盟的英国在气候治理上的立场上也没有背离，甚至宣称要填补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上的领导真空。在2017年7月份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英国气候变化大臣克莱尔·佩里(Claire Perry)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取得和利用这个领导地位，因为我们这样做可以改变世界，因为我们可以创造高生产力的工作”。〔25〕

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表现出的团结和决心，美国在国际气候格局中的孤立必然给其自身的形象带来消极的影响。在奥巴马政府高调加入《巴黎协定》后不久，特朗普政府就明确宣布退出，这与其竞选和施政口号——所谓的“美国优先”是一致的，而支撑这一无时无刻将“民族”利益置于人类整体利益之上的傲慢行径是美国的霸权心态。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不论在其任内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是否会持续减少，特朗普政府因为游离于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之外，将会落得自私和傲慢的丑名。

[注释]

〔11〕 戚凯：《美国气候政策变化分析——基于政党竞争的视角》〔J〕，《美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131页。

〔2〕 伍浩松、赵宏：《美国总统签署能源独立行政令，改变气候和能源政策》〔J〕，《国外核新闻》2017年第4期，第1页。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人民网，2017年6月2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602/c1002-29313208.html，访问日期：2017年7月16日。

〔4〕 Louis Jacobson, “Yes, Donald Trump Did Call Climate Change a Chinese Hoax”, Politifact, http://www.politifact.com/truth-o-meter/statements/2016/jun/03/hillary-clinton/yes-donald-trump-did-call-climate-change-chinese-h/，访问日期：2017年7月18日。

〔5〕 根据“耶鲁气候变化传播项目”的一项调查，71%的美国人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只有13%持有相反观点。详见Anthony Leiserowitz et. al, “Politics & Global Warming, May 2017”, http://climatecommunication.yale.edu/publications/politics-global-warming-may-2017/4/，访问日期：2017年7月20日。

〔6〕 Brady Dennis and Juliet Eilperin，”Trump Signs Order at the EPA to Dismant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health-science/trump-signs-order-at-the-epa-to-dismantle-environme ntal-protections/2017/03/28/3ec30240-13e2-11e7-ada0-1489 b735b3a3_story.html?utm_term=.7d5b64a96d9d，访问日期：2017年7月18日。

〔7〕 美国于2015年3月31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就是以《清洁电力计划》中的目标实施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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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沃尔特弗克默尔:《美国政府》〔M〕,汪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191页。

〔9〕 杨强：《美国气候政治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以奥巴马政府“清洁电力计划”为例》〔J〕，《国际论坛》2016年第2期，第6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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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ennifer Yachnin and Evan Lehmann, “Trump: I’ll ‘Cancel’ Paris, Rescind Regs, Save Coal,”E&E News, https://www.eenews.net/climatewire/2016/05/27/stories/1060038014，访问日期：2017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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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斯科特·普鲁伊特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在担任环保署长之前为俄克拉何马州的州检察长，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积极反对《清洁电力计划》，并加入西弗吉尼亚等州对环保署的诉讼一案。

〔14〕 Maxine Joselow, “White House Abandoned 131 Obama-era Rules — Report,” E&E News, https://www.eenews.net/greenwire/2017/08/02/stories/1060058292，访问日期：2017年8月3日。

〔15〕 Hannah Northey, “Pruitt Eyes Former Obama DOE Official to Lead Climate Review,” E&E News, https://www.eenews.net/greenwire/2017/07/24/stories/1060057 816，访问日期：2017年7月26日。

〔16〕 Scott Waldman, “Endangerment Finding Documents Disappear From Website”, E&E News, https://www.eenews.net/climatewire/2017/07/11/stories/1060057165，访问日期：2017年7月16日。

〔17〕 Zack Colman, “Trump Champions Coal Exports in W.Va. Rally”, E&E News, https://www.eenews.net/climatewire/2017/08/04/stories/1060058399，访问日期：2017年8月6日。

〔18〕 Maxine Joselow, “Inside ‘Energy Dominance’ and Other DOE Buzzwords”, E&E News, https://www.eenews.net/energywire/2017/07/25/stories/1060057825，访问日期：2017年7月26日。

〔19〕 Debra Kahn, “Cap-and-trade Signing Features Schwarzenegger, Back-patting”, E&E News, https://www.eenews.net/climatewire/2017/07/26/stories/1060057924，访问日期：2017年7月27日。

〔20〕 Doyle Rice, “More States Sign on to U.S. Climate Alliance to Honor Paris Agreement”, USA Today,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17/06/08/more-states-sig n-us-climate-alliance-honor-paris-agreement/102629160/，访问日期：2017年7月16日。.

〔21〕 Benjamin Storrow, “Cap and Trade Is Alive, and It Might Grow under Trump”, E&E News, https://www.eenews.net/climatewire/2017/07/10/stories/1060057096，访问日期：2017年7月12日。

〔22〕 Associated Press, “Hundreds of U.S. Mayors Endorse Switch to 100% Renewable Energy by 2035”,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7/jun/26/hundred s-of-us-mayors-vow-not-to-wait-for-trump-on-clean-energy，访问日期：2017年8月4日。

〔23〕 傅慧云：《除美国外的G7六国确认落实〈巴黎协定〉》，《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70612-770660，访问日期：2017年7月16日。

〔24〕 黎瑞鑫：《G20峰会： 除美国外19国重申落实〈巴黎协定〉》”，《中国经济导报》网，http://www.ceh.com.cn/ztbd/jnjpzk/1038898.shtml，访问日期：2017年7月16日。

〔25〕 Jess Shankleman, “U.K. Seeking to Fill Climate Leadership Void Left by Trump”, Bloomberg Politic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7-24/u-k-seeking-to-fill-climate-leadership-void-left-by-trump，访问日期：2017年8月5日。

高校在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的有效措施不足，缺乏行之有效的考核和奖惩机制[5]。这个群体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然而，相当多的高校对他们采取重科研能力，轻人文精神，轻职业道德培养，特别是在各层次的考评和评审条件中，更重视一些具体指标，例如，科研成果的奖励，发表论文的数量等。个人的工作态度、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被视为可有可无，客观上造成了价值的误导。在日常管理中，由于高校管理体制机制的僵化，尚未建立公平公正的奖惩机制。这种情况挫伤了一些责任心强，工作进步的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