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政令畅通，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驿递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普遍建立了驿递制度，至明朝时，驿递制度已经相当完善，管理制度，供应制度，都已经非常成熟。但在明朝的西南三省，情况非常复杂，从民族成分看，有几十个少数民族，现今认定的五十六个少数民族，绝大部分西南三省都有分布，还有不少民族只有西南三省才有。从政治上看，有朝廷完全控制的流官统治，有土官、流官共同管理的地方，有纯粹由土官管理的地区，还有土官、流官都管不了的“生地”。从文化上看，如成都等地,文化相当发展，与中原地区相比，毫不逊色，一些地区则从未设立学校等教育机构。从对外交流看，一些地区水陆交通都很发达，对外交流十分活跃，一些地区则十分封闭。军事上，卫所军队与土司军队并存，经济上，刀耕火种与牛耕铁器并用。从百姓成分上看，有商人、军人、农民、市民，有相当于农奴的土司治下的百姓，有完全不与官府来往的所谓“生苗”。同是军人，有正式军人，有后备军人，有本地的军人，有外省来屯种的军人，还有犯罪充军的军人……总之，西南三省的情况十分复杂，那么，对这一特殊地区，明朝的驿递制度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明朝西南驿站的建立

(一)四川驿站的设立

洪武十四年(1381年)冬天，明朝置水马驿二十余处。其中，四川二十处，为成都府的木马驿，眉州的眉州驿、青神驿、平羌驿，嘉定州的下坝驿，叙州府的宣化驿、牛口驿、江安驿、李庄驿，泸州的纳溪驿、黄舣驿、牛脑驿、汉东驿，重庆府的石羊驿、蔺市驿、铜锤驿、漕溪驿、周溪驿、仙女驿，夔州府的施州驿、龙溪驿、石臼坝驿、南木隘驿、高唐驿。[1]1232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川增设五驿，分别为播州宣慰使司的郴塘驿、地松驿、上塘驿、贵州卫的平坝驿、新溪驿[2]27。当时，贵州尚未设省，贵州卫属四川都司。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在四川建昌府增建9驿。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五月，增置武关、清桥2驿，七月，在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增置4驿，即马松、大龙、黎溪、会川[1]1235。建文四年，又于雅州设苍溪、龙滩、虎跳三驿。永乐六年(1409年)，在天全六番招讨司置太平驿[1]1236。永乐十年(1412年)，在马湖府设蛮夷驿。但《明实录》所载四川置驿情况并不完整，《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九年(1386年)，革去了四川的木寨、梅树、槐树、永宁四驿，正统五年(1440年)革四川叙州府安边驿。这些被革去的驿建于何时，《明实录》均未记载。

猪囊虫是有钩绦虫的幼虫，寄生在猪的瘦肉里，呈囊泡状，肉眼观察可见由小米粒大到豌豆大不等的囊泡，其中有一个白色的头节，就像石榴籽样；囊虫也见于心脏上，吃了这种肉会使人得绦虫病，如果人间接地吞下虫卵，也会得囊虫病，危害十分严重。

四川的驿道线路主要有湖广至成都驿道，从巴山驿起，经万流驿、高唐驿等，至黄坝、江安等驿，再至锦官驿。由陕西到成都驿道，从黄坝驿起，经神宣、沙河等驿，至锦官驿。再有，重庆至成都的陆路驿道，经朝天、白市等驿至锦官驿。

重庆至潼川驿道，经土陀、合阳等驿，至潼川州。

成都府北至龙州路，从锦官驿经新都、广汉等驿，北至陕西文县界。

成都府西南至会川卫，由锦官驿，经唐安、白鹤等驿，至会川卫。

成都至松潘军民府，锦官驿经永康、太平等驿，至古松驿。

重庆至播州宣慰司，经百节、白渡等驿，至湘川驿，再由乌江驿，往南达贵阳。

(二)贵州驿站的设立

贵州驿站的设置晚于四川。贵州驿的设置时间在史籍上不同。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及嘉靖《贵州通志》均作洪武十五年建，万历《贵州通志》同《黔记》，作洪武五年建。另外，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作洪武十五年。贵州驿站多建于洪武十五、十六、十七年，似无单于洪武五年建一贵州驿，而十年后再建第二个驿站的可能。与贵州相邻的地区驿站建设亦在这期间，洪武十四年，诏建岳州府至辰州府的十八个驿站。当然，明朝对贵州统治权的行使是始于洪武四年十二月贵州卫的设置，也许设卫时就设了驿，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军征云南。十五年(1382年)一月，云南平定。云贵两省的驿道因此开通，驿递制度亦渐完善。洪武十五年，增置湖广、四川马驿14处，湖广9驿，其中，有思州宣慰使司的平溪驿，思南宣慰使司的梅溪、相见驿，贵州建省后，思州宣慰使司和思南宣慰使司都属于贵州。四川5驿：播州宣慰使司的柳塘、地松、上塘，贵州卫的平坝、新溪。[2]27播州宣慰使司原属四川，杨应龙叛乱平定后，播州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划归贵州，一部分划归四川。雍正年间，播州宣慰使司划归四川的部分也划归到贵州。《明实录·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置马驿一十八，自岳州至辰州府凡一千八十一里，以六十里为一驿。洪武二十一年，湖广五开至靖州置十二驿。

《明实录》所载贵州驿站的设置亦不完全。根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黔记》、万历《贵州通志》等史料，明代贵州驿道，最主要有湖南通云南的主干道，从湖南入贵州后，依次为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黄平、清平、平越、新添、龙里、威清、平坝、普利(今安顺)、安庄、关山岭、查城、尾洒、新兴、湘满、亦资孔等二十驿。

明时，贵州与四川相连的驿道有三条，一条是经奢香所开九驿，由贵州卫到永宁卫；第二条是从贵阳北行，到达播州宣慰司领地；第三条是由黄平到达播州宣慰司。

到都匀卫有都镇驿、来远驿。都镇驿在都匀府北七十里，今麻江县城内，原隶平越卫。来远在都匀府城北一里，原隶都匀卫。弘治八年，从都御史邓廷瓒请，二驿均改隶都匀府[2]560。来远驿往南到平浪长官司，再南到丰宁长官司，通广西南丹州，明朝时未有官道。

《滇志》记载昆明县负责滇阳驿的铺陈银十七两九钱六分，但滇阳驿总共铺陈多少，《滇志》并未明确记载。《滇志》还记载晋宁州负责禄脿驿站银、中火、铺陈银六十九两一钱六分八厘，归化县负责禄脿驿站银、铺陈银六十七两九钱八分。但禄脿驿站银、中火、铺陈银各是多少，并未明确。

从思州府(今岑巩县城)，经大有(今岑巩县大有乡)、大龙(今玉屏县大龙镇)、长岭(今玉屏县田坪镇长岭村)、田坪(今玉屏县田坪镇)，有通道到达铜仁府，未设驿站。但因为是铜仁府通往省城的必经之道，仍然设有属于官府接待机构的公馆。

另据杨永泰《明代驿站考》载，连接黎平府交通的尚有黄团驿，属黎平府，在今贵州黎平县城东。铜鼓驿，属黎平府，在今贵州黎平县城内。铁炉驿，属黎平府，在今贵州黎平县东北中黄。江团驿，属黎平府，在今贵州黎平县东北敦寨。三里坪驿，属黎平府，在今贵州黎平县东北稳江。西楼驿，属黎平府，疑在今贵州黎平县境，确地待考。“初步开辟靖州到黎平驿道，此道自湖南靖州向西经永坪、石家(上述为湘境)、西楼、三里、江团、铁炉、铜古、黄团(上述为黔境)8驿至黎平府，全程约80公里，路宽1.7米，路面以鹅卵石镶嵌。”[3]113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交通志》所描述的次序来看，此驿在黎平县境当是可以肯定的。

(三)云南驿站的设立及以堡代驿

洪武十五年二月，朱元璋“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曰：‘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2]25，则云南一经平定，即设立了驿站。据天启《滇志》载，建于云南最早的驿站是新建驿，建于洪武十四年。但这一记载可能有误，一是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明军才占领昆明，来不及在当年挥兵建水，并设置一新建驿，且云南其他驿站都要晚，断无单独建此一驿的可能。明朝云南驿站的建设应始于洪武十五年二月，朱元璋派人置邮驿之后。洪武十五年，建路甸驿，十六年，建滇阳驿、宝秀驿、丽江军民府在城驿、因远驿等驿，十七年建邓川州驿、曲部驿，十八年建广西府在城驿、维摩驿、阿母驿，十九年建安宁驿、禄脿驿、禄丰驿、虚仁驿、怀州驿等驿。建于洪武年间的还有汤池驿、金齿驿、定边驿、新田驿、姜驿、马龙驿、沙木和驿、易龙驿等驿，建于永乐年间的有曲江驿、澜沧驿、清水驿等驿。建于弘治年间的有板桥驿[4]。

洪武末年，曲靖至大理交通沿线设堡23个。堡设于交通要道上，同样也担负驿传任务，堡丁多由军士充任，正德《云南志》卷二说：“‘云南有驿无递，故以堡代之，有驿必有堡，堡主递送，领以百户，世职其事，实以军士，世役其事。’正统六年(1441年)，又增‘设云南大理卫下关、永平、沙木和、漾濞上、漾濞下五堡。’‘到万历年间，云南各卫御共军堡五十三。’这些堡中，有36堡设于驿道，以代驿传。”[5]208以堡代驿，是指设了堡而未设驿的地方，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是以堡代驿。云南的驿递线路主要有，从四川经贵州的驿道，自四川峡口驿起，经江门、江安等驿，至滇阳驿。

经贵阳经亦资孔驿至昆明的道路，经亦资孔、平夷等驿，至滇阳驿。

昆明西行至金齿卫及景东府道路，经安宁、禄脿等驿，至金齿卫。

由定西岭南行，经定边驿、新田驿、板桥驿至景东府。

明朝西南三省中，驿夫的情况非常复杂，因而，驿夫的工资收入情况也是有着极大的区别的，支取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四川驿递费用，万历五年八月，“四川抚按奏，该省驿传站银共十二万五千八百九十余两，自奉例裁省，节年余银积有前数，请抵充万历六年征额。许之。”[1]1224而这一数字显然也不包括驿递的各种无偿劳役，江津4 863户中，“水马驿夫320户，红马船夫153户……铺兵53户。”江津一地为驿递服务的共有506户，他们提供的服务自然不会是政府出钱购买的，或即使出钱，也只是对整个劳动微不足道的补偿。如果将四川驿递的这一部分无偿劳动也考虑进来，则驿递的开支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从云南府出发，经利浪驿、武定府，至武定府和曲驿。

从云南府出发，经晋宁等驿，至元江府因远驿。

从云南府出发，经汤池、和摩等驿、普陀驿，达广西安隆长官司界。

二、 明朝西南驿递供应制度

(一)驿站的费用

驿递的费用实际上很复杂，因为驿递还包括各军站的费用，则各军站的费用实际上也是驿递费用。但考虑到各军站的费用仅仅有军士的月粮，甚至只有各军站的屯田，因而，本文不专门分析。

作为一个专门的接待迎送机构，驿站的开销是不少的。郭子章说：“环黔三十余驿，驿岁费二千金，共六万金。”三十个驿站，总费用接近六万两，应当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而且贵州许多驿站的费用并未直接计算出来，而是以亲身应役、自备答应等方式完成的，因而，也无法计算，如果将这部分也考虑进来，则贵州驿站的开销要远远大于这一数字。

李辉：“要求经济独立的男性根本就是自私的，女人天生就是弱势群体。能够有实力养着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的财务全权交给她打理，这是信任，更是爱！”

由大理府北至丽江府，从大理府，经邓川州驿、观音山驿、鹤庆府在城驿、至通安州在城驿。

据天启《滇志》记载：“各驿站银，除动支商税课银、马场、站田、站丁及土司夷目通火亲当外，实编马站支销银三万三千四百七两三钱三分八厘三毫一丝七忽四微，协济贵州站银，科朝年二千五百两，常年一千五百两。”亦即云南驿站每年的费用的很大部分不以银两计算，而是由各驿站站丁或土司自行承当，因而有一大笔是没有办法统计的，而仅就能够清楚统计的而言，云南省费用常年是三万四千九百余两，科朝年是三万五千九百余两。

总的来说，驿站的费用对于西南地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西南地区，尤其是云贵两省，土司领地较宽，朝廷为了保证民族地区的稳定，在土司地区所征赋税往往不多，有时甚至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些赋税。相对很低的赋税收入，驿站的费用就显得特别高。

(二)驿递费用的构成

明朝各驿站总的费用多有记载，但具体项目已经少有资料，本文主要从驿丞的俸银、驿夫的俸银、马价银、马料银、铺陈、来往人员的食宿、船与桥的维修、驿路维护等项对驿站的费用进行讨论。

1.驿丞的俸银

驿站的驿丞虽然没有品级，但毕竟是官，自然有一定的俸银，但是明朝官员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驿丞的工资自然也不会高。贵州巡抚江东之《铜仁建县疏略》谈到新设县的工资措置情况：“官员俸给，知县月该本折俸米七石五斗，于布政司丰济库及本府盈储仓内支给，典史月该本折俸米三石，即以裁革司吏目俸粮抵给。”[6]435驿丞没有品级，自然不能与七品县令相比，典史也没有品级，驿丞的俸粮应该与之大致相当。洪武十三年(1380)规定，县典史月米三石，递运所大使月米三石，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驿丞的俸银应该与递运所大使相当，至少不会低于河泊所官，则驿丞的俸粮应该为每月二石至三石。

2.驿夫的工资

驿夫的工资不可能高，巡抚江东之《铜仁建县疏略》官员柴马各役的工资情况，可以成为驿夫工资的参考。“每年知县柴薪二名，马丁二名，共银四十四两。门子二名，皂隶十名，禁子二名，各工食银三两六钱。轿夫四名，伞夫一名，各工食银五两，共银一百一十九两四钱。”最高的是柴薪与马丁，每人十一两。轿夫、伞夫的工食银是五两，驿夫的工资应该差不多。负责扛抬的驿夫工资要高一点，据郭子章《黔记》记载：黄平州扛抬募夫16名，湄潭县募夫14名，每名工食银7两2钱，余庆县募夫8名，瓮安县募夫8名，每名每年6两。[7]542-543可能因为扛抬是繁重的体力活，工资要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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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取固定的粮食作为工资收入。“此外，另有站上抬扛伕，洪武初以罪重者充发当军充之，每名岁支粮料十二石。”[8]544驿丞是每月二石至三石，驿夫是驿丞俸银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第二，有固定的俸银。如上文说到的黄平州、湄潭县的扛抬夫每年工食银七两二钱，余庆县、瓮安县的扛抬夫工食银六两。

第三，没有工资，也不发口粮，官府提供田地，靠屯田维持生活。“湖广五开至靖州置驿十二，驿夫以刑徙(徒)充之，仍令屯田自给。”[2]57这些驿夫因为犯了罪，所以，既要承担驿站的差役，又没有报酬，只能靠屯田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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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司之设，中土皆编目均徭，岁一更换。云南多系土民，明洪武中徙戍者傍铺而居，世执其役。虽有冷饭田、火把田之名，而年久变故，或荒瘠难耕，或隐没莫认，或侵占不归，所得既不足以自给，而昼夜靡宁，此力役之最苦者，所宜恤也。”[13]所谓冷饭田、火把田，名称虽然不同，其实都是给役夫耕种，而减免或不收驿夫的田粮，以作为对驿夫工作的补助，给了冷饭田或火把田，就可以不发或少发薪水。武定府的铺兵十名，其中九名的工食以拨田的方式付给。[4]239

第五，没有工资，没有口粮，不提供田地，只享受种田不纳粮的待遇。“明洪武中设沙桥驿堡夫五十六名，给以堡田耕种应役，不纳粮。”[9]245

第六，既无工资，无口粮，也不提供田地耕种，甚至要照常纳粮，无偿地为驿站服役。这类人往往是当地老百姓，由官府派差给他们，轮流承担驿站的差役，没有任何报酬。

3.马价银与草料银

马价与草料银是驿站最大的一笔费用，但各个驿站的马价与草料并不一致。如贵州威清驿，定制驿马三十匹，马价与草料银共五百二十六两，每匹一十七两多。万历年间实存一十九匹马，每匹马价与草料银三十六两，共征银六百八十四两。马少了，马价及草料反而征得多了。可能是物价不断上涨，所以，马价与草料也不断增加。

不仅不同的驿站马价与草料银会有区别，同一驿站，因马价与草料承担的单位不同，也会有差别。如贵州驿，定制马四十六匹零一脚，定番州负责二十七匹零一脚，每匹马价与草料银一十九两，宣慰司洪边负责一十九匹，每匹马价与草料银二十二两。后来马价与草料银提高了，定番州承担的提高到每匹二十八两五钱，宣慰司洪边则提高到每匹三十两，还是不一样。

一些驿站则没有具体的数字，如龙场九驿，指定某一头目或某地百姓“承走”，负责提供马匹，负责将乘驿人员送到下一驿站。

云南驿站的费用在天启《滇志》中大多并未分项统计。在驿站的费用中，站银是很大的一笔，应该包括补充驿站马匹，马匹的草料，夫役的开支等多项内容。云南府滇阳驿的费用由昆明县、晋宁州、归化县、昆阳州、嵩明州分别承担。昆明县每年承担滇阳驿站银一千五百六十两，铺陈银一十七两九钱，晋宁州每年承担滇阳驿站银、中火、馆夫银一百二十六两二钱，归化县每年承担滇阳驿站银六十三两七钱，昆阳州每年承担滇阳驿中火银、馆夫银一百二十二两，嵩明州每年承担滇阳驿站银五百五十八两，则滇阳驿每年总的费用是二千四百五十一两四钱。

一些驿站的供应是分项由土司或站丁负责，只有供应项目，没有具体的银两数目，如新平县除承担通海驿站银二十五两四钱八分二厘，协济贵州站银十三两八钱六分外，亲身应役八十二名。亲身应役的八十二名差役实际上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按每个差役驿站每年仅提供三两六钱的工资计算，可以折合二百九十五两。

桐梓在明朝时属四川，桐梓四驿每驿三十匹马，每匹马雨具、草、夫共三十两。桐梓驿的三十两既有马匹与草料，也有马夫的银两，桐梓驿站驿夫的工食银是七两二钱，马夫的工资当也大致相当，则桐梓驿的马匹与草料银是每匹二十二两二钱。

4.铺陈

驿站要安排往来官员或官差歇息与住宿，自然需要铺陈。驿站的铺陈有的是按副，没有规定具体的银两数，如贵州驿的铺陈是十二副，威清驿的铺陈是十五副。有的则规定了具体的银两数，如普利驿的铺陈是八十两七钱三分，安庄驿的铺陈二十六两，关山岭驿的铺陈一十六两，新添驿的铺陈银七十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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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驿站则没有铺陈，如龙场九驿等驿，是指定某一头目或某地百姓负责整个驿站的供应。

从四川彭水到婺川，再经思南、石阡，到镇远，有水陆通道，未设驿。

5.供馆银

(2)植被条件：植被的分布类型与成土母质、海拔高度有关，且植被的分带严格受气候特点控制，根据茶叶的生长习性，喜散射光和漫射光。

云南驿站有中火银、馆夫银等，《黔记》中所载贵州驿站未如此细分，只有供馆银一项，当是包括了驿站的日常用度、来往官员、官差的廪给等项。供馆银有的是按天计算，有的是按年计算，亦有按月计算的，有的则是指定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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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总定供馆银的驿站要多一些。普利驿的供馆银是三百一十九两八钱，安庄驿的是一百五十三两，关山岭驿一百两，亦资孔驿一百八十两，新兴驿四十八两，尾洒驿一百四十九两。龙里驿三百六十两，新添驿三百五十两九钱六分，镇远驿三百六十两，来远驿二百二十四两，都镇驿七十三两六钱。

也有按天计算的，但一年多少天的计算却不一样。威清驿原额是每天一两，后改为肆钱五分，每年一百六十二两，全年算三百六十日；平越驿是每天八钱，共银二百八十四两，全年以三百五十五日计。

按月计算的，则每月小时也要相应的减少，平坝驿的是每月二十五两，月小减肆钱八分。贵州驿除由宣慰司按日负责一百八十天外，定番州每月负责三十六两，月小减一两二钱。

2.1 新疆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老年男性研究对象临床特征 在汉族研究对象中，病例组、对照组间高血压患病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哈萨克族研究对象中，病例组、对照组间的高血压患病率、肥胖患病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6.廪粮米

“洪武元年定制，凡经过驿站的使客，正官一员支分例米三升，从人一名支料二升,在驿站住宿的使客，正官一员支米五升，从人支米三升。水路一律按经过支分例，陆路遇晚支顿宿(停顿、住宿)分例。如果使客系便道经过，并非公差去处，每驿支米三升，住宿亦支三升。使客廪给，只能应付一关，不许兼支冒领。廪粮随地方出产供应，不许一概索要大米。”[10]280对于驿站来说，廪粮米是必要的开支，各驿多少不等，且区别颇大。洱西驿八十五石，每石折银七钱，共折银五十九两五钱，新建驿一百四十四两。曲江驿一百七十四两。曲江驿是洱西驿的2.96倍。正官一员三升米倒是不多，但官员有多少从人，多少家属，却不能确定。这样，过关官员就有了多索多要的机会，驿站的负担也就会越来越大。

贵州驿站多未设专门的廪粮米，而归并在供馆银之中。

7.其他

茶果银自然是用来招待过往官员的，各驿站也是多少不定。云南定西岭驿的茶果银是一十两，德胜关驿则由浪穹县提供茶果银二十五两。在贵州与四川的资料中，未见茶果银一项。

(三)驿递供应的方式

西南驿递供应的方式常见的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直接以银两供应，各个驿站的各个项目折算成银两，分项计算，合计多少钱，指定某一地方政府或土司负责；二是直接服役，驿站的各项负担都指定某一地方政府或土司负责，不直接给驿站银两；三是分项处理，有的给钱，有的服劳役，在西南驿站中，服劳役是一种更为常见的供应方式。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方式。此外，驿递的供应方式也会更改。如龙里驿，先前是由龙里司、水东司等分别承担，采用的是服劳役、供应实物与银两三者结合的供应方式。

1.直接供应银两

直接供应银两是驿递供应的一种重要方式。滇黔驿道上的普利驿马价与草料银一千二百零一两二钱，供馆银三百一十九两八钱，铺陈银八十两七钱三分，共计一千六百零一两七钱三分。由土同知负责一千零五十六两五钱三分，十三枝寨五百两六钱六分，宁谷长官司二百一十一两三钱三分，慕役长官司三两二争。都是直接供应银两。

云南滇阳驿的费用是二千四百五十一两四钱，昆明县负责站银一千五百六十两，铺陈一十七两九钱六分，晋宁州负责一百二十六两二钱，归化县负责六十三两七钱八分三厘，昆阳州负责一百二十二两，嵩明州负责五百五十八两。板桥驿八百一十两四钱，富民县承担三百一十一两六钱二分三厘三毫，宜良县承担二百六十八两四钱二分，呈贡县承担二百零三两四钱，嵩明州承担一十七两。均是直接供应银两。

四川梁山县：“驿传原编银九百八十六两五钱二分六厘二毫二丝三忽二微八尘八纤，先年加增银一百九十三两二钱二分四厘七毫一丝八忽一微二尘四纤，加增袁坝驿官口粮五两八钱，协济袁坝驿夫七名，马六匹，工食银一百八十两。详允于县夫内拨夫三十七名，协济太平驿工食银二百六十六两四钱，通共一千六百三十一两九钱五分九厘四丝一忽四微一尘二纤，有闰照例加征。”[11]驿官口粮、驿夫工食，协济其他驿站等，折算成银两，直接供应银两。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让学生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低幼读物出版中心对0～9岁儿童及其家长的调查研究表明：7岁之前是养成阅读习惯的重要阶段，如果在此时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7岁之后的孩子就很难掌握和提高阅读的能力。对6～12岁的青少年来说，小学阶段是形成和掌握基本阅读能力的关键期。在这个关键期让学生爱上阅读，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会使他们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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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和保存了周初至春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按照《风》《雅》《颂》的体例编撰而成。《诗经》中的作品，是一部反映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具有深厚而丰富的文化积累，食谱文化也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从其中涉及到的食谱，可以感受到先民们已经有了基本的食物养生、祭祀等观念，也可以了解到周人们对食文化的重视。下面就从《诗经》中涉及到的食物来研究食谱文化。

直接服役是西南驿递的一个重要方式。贵州如龙场九驿、札佐驿、底寨驿、养龙坑驿都是这种方式。札佐驿的马匹由安宣慰治下札佐司土民承走，供馆亦由札佐司的夷民答应。六广驿马匹由头目陇革等承走，供馆由头目陇革自备答应。谷里驿马匹由头目阿卜者承走，供馆由头目熊阿白等自备答应。承走是指服役人员不仅要服劳役，还要提供马匹，平时，要喂养马匹，当然，也可能养不起马，服役时就要借或租了。自备答应是指随时准备听从呼唤，来了官员或官差就要负责接待，服役人员不仅要承担接待的劳役，还要准备伙食，提供住宿。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着铺陈银两了。但服役人员承担的其实不仅是劳役，实际上还包括完成服役所需要的实物，如负责住宿时的铺陈，负责吃饭时的粮食蔬菜，负责护送时的马匹。

从1986年开始实验到1996年和谐教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整整用了十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回顾这段实验历史，我们称为“先生孩子，后起名字”。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做教育实验大多是先起名字，提出假说和理论构想，再进行验证性实验；而我们是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再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探究性实验。

云南元江军民府因远驿的站马、铺陈，俱系土舍那恕应付，石屏州宝秀驿，“在州东，洪武十六年建，岁办站马十一匹，铺陈十一副，马头十一名，库子、馆夫各一名，俱亲身应役，并不征银在官。”[12]阿迷州罗台旧驿站马十匹，铺陈十副，马夫十名，阿迷驿站马十匹，铺陈十副，牌子、库子各一名，俱自行答应。广西府“岁编在城驿站马四匹，系弥勒州各村夷民出粮编派应当，廪粮动支税粮。”[4]238出粮编派应当，即在城驿四匹马所需要的马价草料按各村夷民纳粮的比例编派给弥勒州各村的村民，各村村民以夫役的形式完成这一驿递任务，亦即直接服役。

3.设置铺田

设置驿铺田，让驿夫自种，而不再提供驿站的全部供应或某项供应，在西南驿递供应方式中，也是较为常见的方式。

第四，开始没有工资，也没有口粮，后来做了调整，发放了一些口粮。“弘治元年五月……给贵州龙里、威清、永宁、赤水、关索岭等站所甲军行粮每日人一升，本色与折色，间月关支。从巡抚都御史孔镛等请也。”[2]531由于都御史孔镛的申请，龙里、威清等站的站夫得到了口粮。但这时铺军仍然是没有口粮的。

So we think the learner autonomy should be developed with the guide and controlled by the teacher.Without teachers’guide,it will bedifficult toachieve.

贵州龙场驿的供馆银亦是以馆田的形式供应的。“供馆安宣慰设馆田三百六十分，每日一分，田户自备答应。”[7]539“自备答应”，负责馆田的农户不仅要供应驿站的物资，即提供一分廪粮，准备铺陈，还要负责承担接待的劳役，并且，因为龙场驿是没有房子的，答应的农户实际上还要提供住宿。

云南常有以堡代驿的情况，一些堡亦设有堡田。如广通县原设有捨资驿，后裁。而以捨资堡代行驿站事务，有堡军五十名，堡田四百六十亩。

4.云南部分驿站以贝巴代银

2.直接服役

贝巴是云南特有的一种等价物，“贝巴”亦作“蚆”，即贝，云南称为“贝巴”、“海贝巴”，相当于钱。云南有的驿站就是用贝巴作为费用的，如定西岭驿，“马一十二匹，铺陈三十五副，站贝巴一十一万四千一百六十一索一十五手，茶果银一十两，馆夫二名，每名银五两，均徭力差编解。”[12]《滇志》记云南的差发项下，有海贝巴二十万二千三百七十七索十六手，则云南全省所征的海贝巴百分之五十六用在了定西岭驿。

5.供应实物

黄平驿“供馆日用米三石三斗三升，铺陈三十副，于黄平安抚司夷民自制解驿。”[14]黄平安抚司的老百姓不仅要把米准备好交给驿站，还要负责置备好铺陈交到驿站，他们的供应方式就是提供实物了。贵州诸渡口的渡船都是供应实物：“宣慰司陆广、落折、沙溪诸渡额于宣慰安仁部夷置，思南府府前上下诸渡，额于水德江司、蛮夷司置，镇远府镇阳江、焦溪、永安、下坪渡，额于本府置，铜仁府渔梁、西门二渡额于铜仁等司置，石阡府苗民司前渡本司置，永宁州盘江渡额于慕役司、沙英寨二处三年轮置。”

6.综合供应方式

综合供应方式有四种情况，一是付银两与服劳役结合，二是付银两与供应实物结合，三是供应实物与服劳役结合，四是付银两、供应实物与服劳役三者结合。综合供应方式是西南驿递最主要的方式。

第一，付银两与服劳役结合

云南大理府洱西驿，“站马二十七匹，随马铺陈二十七副，内消乏四匹，实在上马六匹，中马九匹，下马八匹，库馆七名，亲身应役。原议廪粮米八十五石，每石折银七钱，共银五十九两五钱。”库馆就是库夫与馆夫，库馆由老百姓亲身应役，廪粮则折银，这种付银两与服劳役结合的方式是一种常见的方式。站马二十七匹，铺陈二十七副，没有说明银两出自何处，按行文惯例，也是亲身应役。

第二，付银两与供应实物结合

贵州威清驿马匹价银六百八十四两，供馆银一百六十二两，都由贵州宣慰司负责，铺陈十五副也由贵州宣慰司提供，原有驿丞坐骑一匹，由卧龙司负责提供草料，则威清驿的供应就是由银两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黄平驿：“马二十五匹，驴二头，每马价白银四十二两，于四川黄平安抚司出办，供馆日用米三石三斗三升，铺陈三十副，于黄平安抚司夷民自制解驿。”黄平安抚司的老百姓既要为驿站出马价银，还要每天出米三石三斗三升，铺陈三十副。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即黄平司每年要为黄平驿提供一千多两银子和一千多石米，亦是由银两与实物两部分组成。

第三，供应实物与服劳役结合

贵州清平驿“供馆随马答应。铺陈三十三副，于都匀府夷民自制解驿。”[14]铺陈由都匀府的夷民自制，就是提供实物了。“供馆随马答应”，则既有实物，也有劳役。即老百姓既要提供马匹，又要负责牵马，还要负责客人的食宿，食宿中当然包括实物，吃的粮食蔬菜等。尾洒驿“马三十匹，于普安州并广西泗城州出办，供馆连马价每年俱承走，马户自行收取答应。铺陈二十俱普安、泗城二州自造解驿。”普安、泗城二州既要为尾洒驿提供马匹、铺陈等实物，还要“承走”、“答应”，就又包括劳役了。

第四，付银两、供应实物与服劳役三者结合。

新兴驿：“马三十匹，于普安州、泗城州出办，每年马价连供馆共征白银三百九十两，广西泗城州每年马价连馆共征银一百五十六两，供馆随马答应。铺陈二十副，于冠带土妇安氏并营长安巩固下三年自造解驿。”[14]马银及供馆银是收的银两，而供馆银两不够，就又要老百姓随马答应，则又包含实物与劳役。而铺陈自造解驿，则就是实物了。云南县，“岁编云南驿站马二十五匹，站银七百七十四两二钱二分，内除买鞍马草料马夫工食银四百六十九两七钱五分外，支销买办答应银三百四两四钱七分，马头亲身应办。”[15]27即云南驿鞍马草料与马夫工食银以付银两的方式供应，而剩余的三百四两七钱七分则以亲身应办的方式供应。支销买办是指驿站的供馆银，即驿站接待过往人员的伙食费用，答应是指驿站的劳役，即给过往人员做饭，提供铺陈，铺床叠被等。伙食费用中的粮食蔬菜是实物，铺陈也是实物，而做饭，铺床叠被则是劳役了。云南驿的供应也是付银两、供应实物与服劳役三者的结合。

(四)驿递的供应主体

驿递供应的主体其实都是老百姓，就如现在说的纳税人，所有公费款项不管是从哪一个渠道，由哪一级部门提供的，最终都是来自纳税人。明朝西南驿递的供应主体自然也都是老百姓，故此处所讨论的供应主体仅涉及直接给驿站提供供应的部门。明朝西南驿递的供应主要有如下主体：地方各级政府、土司、土司的下属头目或百姓、土官、卫所、驿夫、异省政府或土司。地方各级政府与卫所的供应在后面再分析，此处不重复。

1.土司

在西南驿递供应体系中，土司是重要的供应主体，尤其是在贵州，土司承担了驿递供应的大部分银两与劳役。一些府州县承担的供应，大部分仍然是由该府州县所属的土司分担。如贵阳府承担贵州驿等五个驿的各项费用多达三千零七十四两四钱八分八厘，派给新贵县四百四十五两，通州里六两六钱二分五厘，上下克度里二十七两二钱五分，木官里六两六钱二分五厘，总共四百八十五两五钱，其余的二千五百八十八两九钱八分八厘全派给了贵阳府属各土司，派给各土司的占贵阳府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思州府承担平溪驿的各项费用共一千七百七十一两一钱三分五厘，全部派给了府属都坪、黄道、都素三个长官司。

云南土司亦承担了不少驿递供应，景东驿铺陈由开南、者孟、者古、都剌四乡目把亲身答应。板桥驿的铺陈、廪粮由景东府者后、保甸、猛统、等庄、仲古乡目把亲身答应。北胜州澜沧驿站马七匹，由高土官目把应当，州给马料麦十四石、廪粮麦二十石、廪米小菜共银一十二两二钱二分。清水驿站马七匹，也由土官目把负责应当。应当，即负责服役，又要提供马匹。《滇志》中，云南驿站的费用多由各府州县供应，土司负责的相对较少，但很多府州县的供应最后仍然要落实在土司头上。

四川如播州宣慰司，乌撒、乌蒙、镇雄、东川四土府，每年都要协济贵州银粮，其境内的驿站自然只会由这些土司负责。再如永宁宣抚司的永宁驿、建昌卫的阿用驿、白水驿、溪龙驿，这些驿丞都是当地土官，驿站费用是不会从外面调入的。

对于大的土司来说，驿站的供应往往直接指定其下属的某一头目负责。如毕节、归化、阁雅等驿都是由贵州宣慰使安氏负责，安氏指定其属下的头目承担各驿的用度，毕节驿的马由头目阿体承走，归化驿的马由头目阿户承走，阁鸦驿的马由头目阿底承走。

也有供应指定土司属下的百姓负责。如贵州札佐驿的供馆银由札佐司的老百姓负责，底寨驿的供馆银由底寨司的老百姓负责。云南阿胜州的铺兵七名，由土司属下夷民轮流充当；丽江府的铺兵十四名，元江府的铺兵八名，都是由当地少数民族老百姓充当。

2.土官

土官与土司不同，当地原为土司，因为各种原因改土归流，而土官本身并未有应该被废黜的罪过，为了考虑原任土司的利益，也为了落实明王朝的民族政策，使其他土司能够安心服从明王朝的统治与管理，就将原任土司改为土官，府有土同知，土通判，县有土县丞、土主簿等，这些土官原来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征收赋税，现在没有领地征收赋税的收入了，政府就要付给他薪水，但是，很多土官原有较多私产，如播州土司，就有很多庄田。再如铜仁府铜仁长官司李永授因罪充军，铜仁官民要求改土归流，既以其子李以谦为世袭土主少簿，政府让他保留私产，但也不付给他任职的薪水了，只是每年给他坐马一匹，价银六两，夫一名，价银四两。还有的因为私产更多，不仅不付给薪水，还要交纳一些税粮，承担一些劳役。一些土官就承担了驿递的劳役，安顺府供应普利驿的各项费用共一千七百六十四两九钱九分，其中的一千零五十六两五钱三分派给了该府的土同知。关山岭驿的费用除了其他土司供应外，西堡司土官温希舜负责马银六十两。

云南元江府因远驿的站马、铺陈，都由土舍那恕负责。

3.驿夫

驿站的驿夫本身就为政府服务，按理说只应该接受相应的报酬，而不应该承担驿站的供应任务的，但西南驿站却常常是有驿站的供应由驿夫负责的情况。云南新田驿的站丁就要承担四匹站马，当然，他们还要承担这四匹马的走递任务，负责护送过往官员或官差。[4]227“岁编腾冲驿站银五百一两二钱六分九厘一丝九忽，龙川江驿站银三百八十四两五钱二分三厘五毫。俱系永充站丁编派，不在丁粮银两编征。”腾冲驿与龙川江驿的驿夫属于永充站丁，即他们一辈子，包括他们的子孙都要当驿夫，他们不仅要为驿站提供劳役，还要负责驿站的其他供应，马匹、铺陈、廪粮等，都要他们供应。永平县，“岁编打牛坪驿站银，本县给一百六十二两，各站丁、各丁派征三百二十两，料租银四两。”[4]227永平县驿站的站丁也是这样，他们既要承担驿站的各种劳役，还要分担打牛驿站的站银。“姚州岁办普淜驿站马十五匹，银四百二两七钱四分，站丁应办。库子一名，银六两，馆夫一名，银四两，于力差内定拨。”[16]1-2普淜驿的站马全部由站丁负责，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4.异省供应

异省供应就是协济，协济主要是存在于贵州与邻近省份之间，贵州因为地瘠民贫，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财政开支的需要，因而，贵州政府的正常运作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周围省份的帮助，此即协济。主要是四川与湖广，湖广每年协济贵州粮米一十万零二千四百石，折银三万零七百二十两，四川每年协济贵州粮米一十万零九千七百五十三石，折银三万七千四百七十四两五钱。云南既是边地，土司又多，所以，不用协济贵州，但云南来往官员经过驿站都要贵州应付，于是，每年协济贵州驿站银一千五百两，朝觐年份加银一千两。万历二十九年，巡抚郭子章提议每年增一千五百两，朝觐年再加一千两，即翻一番。等到播州改土归流的事完全完成之后，才恢复到原来的协济标准，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5.将驿站的费用摊在田地的租赋之中

广西府弥勒州，“岁编在城驿站马四匹，系弥勒州各村夷民田粮编派应当，廪粮动支税粮。”[4]238这就是把四匹站马折算成应付份额，分派在各村少数民族老百姓的田粮当中，弥勒州的各村百姓也并不交钱，而是按份额分派差役。

6.驿站的费用摊派在站田之中

云南阿迷州，“岁编阿迷州站银一百五十两，于站田编派，给驿支销。”[4]223站夫没有工食银，但是各自分有站田，站夫们一边种田谋生，一边走递。阿迷州可能站田比较多，而走递任务相对不重，就将驿站的开支也分派在了站田之中。这就是说，陈迷州驿站的站夫们不仅要无偿承担驿站的各种劳役，还要承担驿站的各种开支。

三、西南驿递与地方政府

(一)省级政府与驿递

1.省级政府与驿递管理

驿传的管理职责由兵部承担，由车驾清吏司负责，吏部负责驿丞的考核。省级驿传的管理由提刑按察使司的副使或佥事负责，云南、四川两省即是如此，天启《滇志》：“按察使一，副使七，佥事四，副使、佥事，俱分理各道，驿传、清军道，驻省城。”副使与佥事的职责是分巡各道，提督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副使与佥事互用，区别只在级别的高低，副使是正四品，佥事是正五品。有的省则是以清军道兼理驿传道，浙江、山西、陕西、福建、广西、贵州都是如此。《黔记》载：“按察使一员，副使四员，佥事二员。一提督学校道，驻省城，巡行各属。一清军，兼理驿传道，驻省城。”清军兼驿传的这种设置在贵州一直沿用到明末。

虽然驿传道的管理是由按察司的副使或佥事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省级部门与驿传没有关系，布政司要负责驿丞的考核，都司要管理兵站，都要与驿递制度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明朝最初没有设置总揽各省的巡抚，但后来巡抚渐渐成为常任职务。巡抚因此总揽一省军政民政，更要与驿递制度发生关系。

省级政府管理驿传的什么事务呢？

第一，驿站的全面管理

按察司驿传道，或清军兼驿传道负责驿传事务，包括全方位的管理，但不包括官员的任命。驿丞没有品级，也是官员，所以，驿丞的任免要由吏部负责。王阳明、刘天麒等被贬时，都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就是例证。按察司也不会管驿站的具体事务，具体事务应该是州县一级的事情。但州县与卫所、与土司之间如何分担驿递的供应，这类事情理应由上级部门协调，就是驿传道的事了。

贵州巡按御史萧端蒙曾上《议处驿站六事疏》谈到六事，一是严禁例，即禁止夹带私物、附搭客货、附骑驿马；二是立限制，即限制乘驿人员，限制扛抬数目；三是革骚扰，即不准于关批之外，多索横取；四是实站伍，因为贵州军站逃亡众多，建议将充军人犯编充站军；五是议协济，即要求云南岁出银一至两千两协济贵州驿站用银；六是增粮食，即增加贵州站堡军人月粮，人增一斗。[4]444

萧端蒙的奏疏前三条涉及违规乘驿的问题，第四条是关于驿递人员的问题，五六条是驿递供应的问题。而这些方面的问题，就是按察司驿传道要管理的事情，是按察司管理驿站中的常规工作。

萧端蒙奏疏中的第二条谈到立限制时说：云南管解文物人员，往往多索夫马，“乞行云南廵按御史将应解方物议定若干斤为一扛，此法宜通行之，今后如遇起解。俱赴彼处廵按验数定扛，印给批文，以为信验，以杜横滥之弊。”这涉及按察司管理驿站的一个职责，即乘驿资格的审定及批文的发放。是否有乘驿资格，本来是国家规定的，但国家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的，具体的人是否符合乘驿规定，符合乘驿规定的人所要求的扛抬数目是否合理，每一扛的重量是否合理，都需要有一个权威部门认定，按察司就是作出这一认定的权威部门。但如果每需要扛抬的事都要按察司审定，按察司可能又不堪其烦，所以，萧端蒙的建议是否得到了认真的落实，实在是一个疑问。但革除多索的驿马、扛抬，按察司是一直在行使着此一职责的。萧端蒙在奏疏的第三条中谈到过往关文冒滥太甚的情况，“虽经臣严行裁革，然弗塞其源，其流终难杜遏，请乞通行川湖云南抚按官，一体禁革。”就说明按察司一直在行使着关文管理的职责。

第二，违规乘驿的处理

按察司本来就负责吏治，“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则违规乘驿，自然在按察司的职责范围之内。萧端蒙的奏疏中谈到违规乘驿的问题时，多次谈到这一点。“今后但有夹带私物、附搭客货、与附骑驿马者、俱听臣及廵抚都御史按察司查拿问罪、其审系附搭得实情重者，仍比照黄船事例、本人与商人各充军，庶法重而人知畏，驿站或得少苏矣……此二者虽若细务、但查贵州日逐应付，惟此二项为多，此臣之所以僭谓之最急也，其他一应琐碎事宜，听臣就近立法处置施行，敢有逾越者，听臣拿究，庶法定而下可守，驿站或可少苏矣……毋得仍前违例，滥出批关，违者听臣查出，将出关衙门官员参究。”萧端蒙反复要求给他上述权力，但如果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就有越权之嫌，这在官场是忌讳的。本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他何必再提要求呢？这是因为原来的规定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虽经臣严行裁革，然弗塞其源，其流终难杜遏，请乞通行川湖云南抚按官，一体禁革。”这说明，处理违规乘驿，确系按察司的职责范围。

嘉靖年间，贵州巡抚刘大直《驿传道议处驿站事略》中亦涉及按察司在处理违规乘驿中的权力：“仍前夹带私货、多索夫马者，俱听抚按守巡等官盘验拿问，审果附搭情重者，比照黄舡事例，问发充军。”[4]445不过，在这里，对于违规乘驿的处理，并非是按察司特有的权力，巡抚、知府及其他相关官员均有此一权力。

第三，驿丞的考核

驿丞虽然没有品级，但也是官员，也要考核。驿丞的考核三年一次，明朝前期是由吏部负责。宣德四年，根据贵州巡按御史吴讷的建议，贵州驿丞改由三年一次，赴布政司考核，九年通考时赴部。云南这之前就已经改为三年一次，赴布政司考核，九年通考时赴部。其后，广东、广西，亦改同云南、贵州。南北直隶则改为三年一次，赴巡按御史考核，九年赴部考核，四川则一直未改。

2.省级政府与驿递改革

驿递制度本是国家制度之一，相关规定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但是，国家制度往往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作出及时的改变，因而，各执行部门往往都会对国家的相关制度作出一定的适应形势的改革。这些改革，有时会报请朝廷的批准，有时会在省内直接实行。省级政府驿递制度的改革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关于乘驿资格的限定。

《大明会典·应付通例》规定：新选云、贵并川、陕行都司所辖地方官员赴任，俱不支米，陆路应付驴头车壹辆，水路红船。没有马匹、脚力、廪粮。也不包括在这几个地方任职后离任的官员。

但萧端蒙在上《议处驿站六事疏》中却说：“贵州赴任官员，例有本身家口脚力，但原给关文类于中途改易，至有加增廪粮，擅用人夫，而甚者妾媵儿孙、肩舆至数，奴婢仆隶、脚力十余。革之则远宦羁苦，难乎为情；与之则驿站冲疲，不胜其困。乞敕兵部酌议，立为定制，因官职之崇卑，以为数之多寡。通谕各官使各依额带领赴任。非此额者，不许应付。以杜骚费之弊。”

“赴任官员”，就不仅是新选的官员了，也包括了升职的官员，而这类官员原来是不用给驿的。“例有本身家口脚力”，不仅官员本身可以乘驿，其家人也可以乘驿，不仅是一辆驴车了，而且有马有夫了。“例有”，说明这一做法已经成了惯例。而这是有关文的，说明已经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这就是省级政府直接实行的改革。但到底可以超过多少，并无具体的规定，以致有的官员竟然擅自改动关文，肆意增加夫马、廪粮。所以，萧端蒙希望兵部制定一个具体的限制，以便遵守，将改革建议报请朝廷批准。

萧端蒙的建议应该是得到了朝廷批准的，兵部未必制定了具体数字，但云贵两省商量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萧端蒙嘉靖二十五、二十六年任贵州巡按御史，他离任后五六年，嘉靖三十二年，刘大直任贵州巡抚。他在《驿传道议处驿站事略》说：“抚按衙门案验，行准云南抚按会议，凡一应升迁去任官员，三司等官，夫不过三十名，马不过八匹。知府等官夫不过二十名，马不过五匹，知州、知县等官有关者量给夫马，无关文与其欠少者，令各官自顾应用，如有索取足数，及行李二十扛，重百斤以上者，指实参究，年终仍将州县以上官员行李扛数关送吏部，以备考察……俱题奉钦依转行前来，已经案行三司各道遵照讫。”[4]445这表明，云贵两省官员将驿递改革的条款上报了中央政府，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不过，这一改革措施应该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以致在万历二十九年，贵州巡抚郭子章又作了新的改革：“升任、丁忧等官，据例原无夫马，特以云贵边方，相应量给，知府给马六匹，夫十六名，廪给一分，府佐、知州、知县，止许给马五匹，夫十二名，廪给一分，此外不许额外应付一夫一马。”[7]

刘大直的改革措施中，没有对府佐、知州、知县的乘驿作出具体规定，郭子章则对这一类人的乘驿作出了具体规定。刘大直的改革中，没有提到知府的廪给，郭子章则明确规定知府的廪给只有一分。细致的规定，使人没有空子可钻。刘大直说的是“知府等官”，郭子章说的是“知府”，这一限定更加明确，也堵塞了许多漏洞。细致明确，这是郭子章驿递制度改革中特别值得肯定的一点。知府给廪给，就明显突破了《大明会典》的规定。

还有对贡生、举人乘驿，郭子章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同样突破了《大明会典》的规定，是郭子章对驿递制度的改革。

总的来说，因为官员自身交往的需要，因为乘驿官员不断增长的需要，驿站的乘驿资格会不断放宽，省级政府的改革就是不断适应这一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限制，以减轻省内驿站的压力。

第二，对驿站供应制度的改革。

萧端蒙《议处驿站六事疏》中的第五件事与第六件事就属于供应制度的改革，第五件事是议协济，就是要求云南岁出银一至两千两协济贵州驿站用银。萧端蒙提出的这一要求应该是得到了上级的批准。郭子章后来在《咨兵部云南开粤西路》中提到了这一事实：“该省每年协济银才一千五百两，不足以当矿使一次之差。”[7]64上级在萧端蒙提出的一至两千两中取了一个折中的巡数字，一千五百两。只是郭子章认为这一数字远远不够，与贵州为云南提供的驿递支持远远不成比例。在播州平定后不久，郭子章再次上疏，要求云南增加协济银两：“每年云南止协济一千五百两，遇入觐年加一千两，似觉太少。合无每年加增一千五百两，入觐年再增一千两，如数依期解黔，分给各驿。俟五司改流之日，钱粮上纳不乏，仍将滇银照依原额，伏乞圣裁。”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但云南并未认真执行。

萧端蒙议处的第六件事是增加贵州站堡军人月粮，人增一斗。之所以改革站堡军人的月粮，给予一定程度的增加，是因为站堡军人逃亡较多，不增加，就留不住这些人。而逃亡过多，驿站就无法运行。所以，增加月粮，同样是为了保证驿站的正常运行。而贵州站堡军人月粮供应的改变并不自萧端蒙始。“贵州诸站军士专执递运。其役最劳，旧制不给粮，弘治间，都御史孔镛建议，始月给粮三斗。”[17]站堡军人没有口粮，没有工资，却要承担递运工作，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政府给这些军人提供了屯田，他们一面种田，一面递运，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而这些站堡军人或是有罪，或是国家制度中轮流服役者，待遇好坏，他们不能选择。但是，贵州土地贫瘠，种田本就很辛苦，如果递运工作繁重，他们更是没有时间种田。这样一来，他们就难以维持生计。如果出现天旱、天灾，他们就更是无以为生了。所以，曾出现卫所及各站铺军士大量逃亡。任由军士逃亡，贵州驿递就无法运转了，所以，省级政府就要千方百计防止逃亡情况的蔓延，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的待遇，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第三，对驿递夫役补充制度的改革。

驿递夫役因自然原因本就需要补充，而西南驿递由于条件十分艰苦，逃亡现象十分突出，驿递夫役的补充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明朝军丁按户征发，应役军户必须户出一丁赴指定卫所当兵应役，该役丁即为正军。正军的军装、盘费、马匹皆为自备。除正军外，每一军户还得出余丁一名，随同正军到卫，在营生理，佐助正军，供给军装。军户户下还得保留一丁以供给在营正军。军户户下还必须预备一丁为继丁，倘若正军去世或逃亡，则由清军御史到役户户丁的原籍户下勾解继丁应当。这一制度本来十分完备，且足以保障军队有充足的兵员供应。但西南驿递的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原因有三，第一，西南驿递尤其是云贵地区，条件相当艰苦，站夫逃亡现象十分严重，到军户原籍勾解继丁的任务就十分艰巨。第二，勾解继丁，补充兵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过程较为复杂，成本就不小。正丁逃亡，继丁自然也会千方百计躲避，他们或者贿赂相关官员，使自己躲过勾解，或者一到就逃，甚至半路就逃，这样一来，勾解过程就更加复杂。由于逃亡量大，勾解复杂，勾解补充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邹元标曾上《吏治民瘼疏》，详细地分析了清军中的弊端：“今国家军伍空虚，色单时发，卒无裨戎伍者，何哉？一单至邑，清军厅视为奇货，票发各里役，不得贿不止。又司事者阴藏原籍，故为装隐，无为有，虚为实，逐都逐图，名曰礻矣无，不厌其欲不止。一军起解，各里甲敛金钱做长短费。本军至卫，掌印以下，镇抚以上，不罄所携不止。既着伍，复得钱纵之归。何者，游民顶役，坐食月粮。则清勾无禆军政，有损小民，明矣。”[6]457邹元标指出，清军是一个极为扰民而没有实效的制度。清军单一发，各种不法行为也就开始了，管事之人会千方百计地搜刮钱财。而卫所军官在接到补充的新丁后，先是搜刮其钱财，然后纵之逃跑，以侵吞其月粮。

萧端蒙《议处驿站六疏》中的第四事，就是对夫役补充制度的改革：“臣查得先年站军，俱系罪人充发，盖亦重役以困之之意……近者或以恶恶太严，务欲远屏，前项事例，多有不遵。非惟军伍空乏，无以填充，抑且地方窘艰，疲于解递。况贵州永宁、普市、赤水、毕节等处相离省城，巳逾千里，其去上下诸卫，愈益辽远。而东自镇远、思石，西至普安，相距亦千余之程，若以此调彼，未为不远。臣乞自今以后，凡贵州充军人犯，不分兵部编发及廵抚定卫者，俱发堡站充军，若法应边远者，亦发本省窵远站分。”萧端蒙的建议就是让贵州的犯人就在贵州站堡充军，如果应充军很远，也就让他到贵州边远的地方充军就行了。这样做有一举三得之利：一是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因为贵州本是极贫极苦之地，如果把贵州的犯人送到江浙或其他地方充军，不是在惩罚罪犯，而是在奖励犯罪了。二是贵州的站军得到了及时补充。因为清勾不易，贵州逃亡的站军往往得不到及时补充。三是减少了押送罪犯的成本，如果把贵州充军的犯人送到北方，中途遥远，成本很高。萧端蒙的这一建议亦得到了批准。“本朝勾取军伍总属虚文，不问新旧，徒为民累。惟贵竹卫所之军与四川、云南皆役之为驿站舆夫，粮不虚糜而岁省驿傅动以万计，反得其用。”[18]133王士性认为，勾军本无实效，但西南三省以之补充驿递，反而取得了实际效用。

“巡按四川监察御史赵敬言茂州、松潘诸驿夫马之弊，请以四川文职官吏坐赃当赎徒为民者，毋解京，即其处具马充驿递，(驿)五人。都察院以四川所解因道远，日久多脱逃，致扰官府，累解人。敬所请诚是。宜定其期，流四年徒，各准其期，期满，即人马俱释之。如数满转发。余者于各处煎盐摆站。从之。”[1]494赵敬亦因为松潘诸驿夫马困难，请求将四川犯罪的文职官吏充驿，而且让他们自己买马，这一提议亦得到了批准。而这些人本是应该解往京城的，这一改变亦涉及两个方面的制度，一是驿递夫役补充制度，二是惩罚犯罪官员的法律制度。

景泰年间，王宪就曾对夫役的补充制度作出过改革：“贵州按察使王宪奏：‘贵州卫所、站、堡、旗甲军人往差逃亡，十去八九。乞将贵州原安插南京各卫寄操军人尽数发回，以备调遣。’从之。”[2]375贵州各卫还有安排在南京各卫所的寄操军人，因贵州卫所、站、堡、旗甲军人逃亡，王宪就奏请上级将这些寄操军人全部调回，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让贵州抽调军人到南京各卫所寄操，自然也会抽调南京卫所的军人到其他卫所寄操，这是朝廷为了便于控制军队的一种措施。军队长期在一个地方，与地方形成非常紧密的关系，不利于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异地寄操，就等于朝廷在同一地方多了一支互相制衡的力量。这在明王朝军事制度中，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现在将贵州安插在南京各卫的军人全数调回，让他们补充贵州卫所及站、堡，自然也就不会再往南京安插新的贵州军人。减少了贵州卫所在南京的寄操军人，南京发往其他卫所的寄操军人也就会相应减少。不仅如此，其他地区卫所发往贵州寄操的军人也会减少。值得注意的是，贵州不再往南京发寄操军人，外地也不在贵州发寄操军人了，这样的改变并未增加贵州的军人，王宪的改革看似没有实质意义。但如果真没有实际意义，王宪就用不着多此一举了。这里的关键是，贵州派往南京的是寄操军人，他们不会去承担南京当地原驻军可能承担的任何劳役。外地发往贵州的当然也是寄操军人，也不会承担贵州当地驻军可能承担的任何劳役。贵州的军士不去外地寄操了，并不是留在本地操练，而是“以备调遣”，就是要承担各种差役，当然包括驿递差役。这就是把本应操练的军士变成了服劳役的军士，这不仅是对贵州驿递夫役的补充制度进行了改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王朝设计的军事制度。对于明王朝的军事制度来说，这一改变是带有毁灭性的。有了这一改变，明王朝就不再有一支随时可以抽调的常规军队了。

第四，对驿递管理的调整

驿递的管理体制在明朝均无大的改变，但由于西南驿递的特殊情况颇多，常常会有一些调整。

万历年间，播州平定后，播州一分为二，一部分属四川，一部分属贵州，属贵州的部分为平越府，辖黄平州及瓮安、余庆、湄潭三县。而原属四川播州宣慰司的驿站也相应做出了改变：“黄平驿原属四川，今当割贵州，湄潭、岑黄、白泥、鳌溪原设驿丞各一员，今查肆驿路不甚冲，各新县典史即可管拨夫马，肆驿丞应裁。”[19]82实际改辖的并不只是黄平驿，而是黄平、湄潭、岑黄、白泥、鳌溪五驿，只是黄平驿仅仅是改辖，而湄潭、岑黄、白泥、鳌溪四驿不仅由四川改属贵州，在改属过程中，巡抚郭子章还裁掉了原有的驿丞。裁掉四个驿丞，就裁掉了四个驿丞的工资，相应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驿站本有驿丞，裁去驿丞，由州县典史带管，这是对驿递管理体制作出的调整。

再如安庄驿、查城驿、普利驿原隶普定卫，正统三年，巡按监察御史陈嘉谟奏请改安庄驿隶镇宁州、查城驿隶永宁州、普利驿隶安顺州。之所以有这种改变，是因为为驿站服役的少数民族老百姓苦于土官、卫官的盘剥，强烈要求所致。相对来说，文官、流官的统治要比武官、土官的统治更让老百姓能够容忍。

嘉靖间，贵州都御史徐问在《议处地方事略中》对驿站的报送文移进行了改革：“节省文移，以苏边困。平溪、新添、龙里、亦资孔、龙场、水西、毕节等驿马馆、铺陈、库役止是夷人编役答应，亦无解发官钱及包揽、侵尅、滥给、骚扰等弊，但贵州去京师七千余里，与腹里不同，四季造册，纸札、工食，无从取派。议将贵州三十三驿驿传本册按季造报者，每候年终通行类报奏缴，庶使夷人困弊可以少纾，道途供应之费亦少节矣。”[14]驿站文移每季报送一次，费用不少，将每季一次报送改为每年一次报送，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第五，调整驿递站铺的设置

驿递站铺的调整有两种情况，一是驿递站铺的增减，二是驿递站铺的迁移。明朝的驿递站铺大多是沿用元朝的旧制，其合理性经受了时间的检验，一般来说，变动不会太大。但亦是因为西南地区的特殊性，西南驿站的站铺常常有所调整。

西南地区原有土司很多，一些土司地区与朝廷的联系有限，且不在交通要道上，因而，并未设立驿站铺递。而当形势变化，这些土司地区改土归流后，与外界的联系就会明显增加，设立驿递铺站就很有必要了。“废都宁县，在县南九十里，明万历初置，皆从通志载入，查平都掌蛮后，抚军曾省吾建议设官，置都宁驿，或驿字讹为县，或于县城中置驿。大抵即土罗废县附近之遗址也。”[20]83都掌原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都掌改土归流后，即需置驿。

播州平定后，改土归流，原播州白泥、余庆二司改为余庆县，设立了长城、新村、岑黄、小腮、箐口、鳌溪、松烟七铺，草塘、瓮水二司改为瓮安县，设立了在城、牛场、地松、张家湾、乾溪、龙头六铺，湄潭改为湄潭县，设立了在城、马渡、落花屯三铺。

因为官员增多，也会引起驿递站铺的调整。“巡按贵州御史王杏条陈地方事宜：贵州思南、石阡等处旧无馆驿，顷因添设兵备，遂为冲途，请官为制驿，以苏里甲供应之苦。卫所军士职在操守，非以应付送迎，乃令朋买马走递，于事体非宜，请行禁革。”[2]147

因为交通情况的变化，也会引起驿递站铺设置的变化，“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乙巳，巡按四川御史宋贤奏：‘蜀中马羽(驿)传，先年因陆路不通，多在水次，今陆路通达，宜裁水次。夫船增编陆路夫马，移偏僻水馹(驿)于冲繁州县。’诏从其言。于是，以朝天馹(驿)改隶蓬溪县，九月驿改隶射洪县，盘龙馹(驿)改隶广安州，龙溪驿改隶大竹县，太平驿改隶梁山县。”[2]147改隶就是改变了驿站的隶属关系。嘉靖二十六年，四川驿站的变更也是水陆交通变化的形势造成的：“巡抚四川都御史张时彻等奏：‘请查革叙州府李庄、牛口、渠坝等三驿，改宣化水驿为马驿，并峡口驿于大洲水驿，增设怀德镇、观音铺二马驿。’诏俱如拟。其增设二驿名曰来归、通邮。”[1]革除三个驿站，并去一个驿站，实际上撤掉了四个驿站，而增加的驿站只有两个。革去的李庄、牛口、渠坝三个都是水驿，增加的是两个马驿，宣化水驿则改为马驿，这是陆路交通取代了水路交通的作用。

有时，因为原有驿站设置造成了劳役不均，为了调整这一状况，也会造成驿站的调整。“正德九年十二月丁巳，兵部覆总督军务都御史彭泽议处四川地方三事：‘……量增驿站，以苏民力。谓广元县开(问)津水驿，宜改为水马驿，添设马匹，以节省龙谭、沙河二驿之劳；内江县安仁驿改入县城，以便接递。’从之。”[1]1312

第六，调整驿递线路

驿递线路的稳定性是很强的，但也会有一些变化。而决定这一变化的往往是省级政府。如贵州巡抚郭子章在播州平定后，就新开了一条驿路，这条驿路从镇远出发，经石阡、龙泉、遵义，到省城贵阳。从镇远经偏桥、清平、平越、贵定、龙里至省城贵阳的驿路仍然保留。多一条路，形势变化时，也就多了一个选择。

明末，永宁奢崇明、水西安邦彦之乱时，贵州到达云南的通道梗塞，新任云南巡抚闵洪学历经艰难，从广西进入云南。后来，闵洪学即提议开通云南经广西的驿路。“云南巡抚闵洪学以黔警方棘，滇道中梗，自粤西田州可达滇之广南，议通一线之路，中间应设驿递隶粤西地方者，其公馆、夫马、廪粮，一一滇为之任，不敢累粤。在此际黔路艰危，既为救急，在他日夷氛已靖，何妨两存。敕所司速议。”[2]1146奢崇明、安邦彦的叛乱平定后，贵州驿路复通，云南经广西的这条通道是否开通，就不重要了。史料中亦不见此一道路的使用情况。

增设驿路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在明代中后期，政府财政往往捉襟见肘，增设驿道往往需要大笔经费，政府不会对增设驿路的事持积极的态度。正德年间，“巡按四川御史杨璋奏：‘四川僻在一隅，人民恋土耕种，鲜有营生于四外者，盖由山川阻隔，路道不通，闻湖广夷陵州有小路，仅十日可抵夔州，宜开辟宽平，量置驿铺，则可以通商利民，而于公务亦便。’上以年久不行，寝其议。”[1]1238四川经夷陵州的路是一条相对快捷的出川之路，诚如巡按御史杨璋所奏，如果开通，可以通商利民，于公务亦便。但皇帝并不感兴趣。没有采纳杨璋的建议。

(二)府与驿递

明朝地方政府的层级是省、府、州、县，按理，驿站的具体管理并不属于府，但西南地区情况复杂，府下未必有州、县，州下未必有县，因此，西南地区驿站的管理机构也就变得复杂。

很多驿由府直接管理，贵州有平溪驿由思州府管辖，普利驿由安顺军民府管辖，镇远府管辖镇远驿、偏桥驿、清浪驿三个驿，都匀府管辖来远驿、都镇驿两个驿。

云南府管理滇阳驿、板桥驿，永昌府管理金齿驿、沙木和驿、蒲缥驿、潞江驿，顺宁府管理顺宁驿、观音水驿、牛街驿、锡铅驿、右甸驿、枯柯驿，蒙化府管理样备驿、开南驿，鹤庆府管理在城驿、观音山驿，景东府管理景东驿、板桥驿，广南府管理在城、速为二驿。此外，临安府的新建驿，寻甸府的易龙驿，曲靖府的南宁驿，大理府的洱西驿，楚雄府的峨驿，也都属府直接管理。

四川龙安府有武平驿、小河驿、水进驿、小溪驿、古城驿、西平驿，乌撒军民府有在城驿、瓦甸驿、周泥驿、黑张驿、层台驿、普德归驿，都是由府直接管理，

隆庆二年，张子中任思州知府，将府治迁到了平溪卫。张子中不久离任，莫如德接任知府，“时府治初立，规制未备，惟以冲途，应接不暇。乃取四司里老轮赴管支，民遂称怨，咸归咎于迁府矣。”[7]920因为原思州府治地处偏僻，多次被苗民攻破，极不安全，所以，张子中将府治迁到了平溪卫城。但是，因为平溪卫城亦是平溪驿所在地，处于湘黔通道贵州段的起点，亦是黔东北铜仁通往省城的必经之地，所以，来来往往的官员很多，负担很重。思州府下没有州县，只有都坪峨异溪蛮夷长官司、黄道溪长官司、施溪长官司、都素蛮夷长官司四个土司政权，新任思州知府莫如德就将接待任务分配给四个土司，“四司里老轮赴管支”，就是四个土司的头面人物轮流赴府，负责接待事宜，当然也要承担接待费用。这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都认为不该将府治迁到平溪，万历五年，府治又迁回到思州。

根据郭子章的《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等书所载，平溪驿由思州府管理，平溪驿的马价银、供馆银及铺陈银等共一千七百七十一两一钱三分五厘，全部由思州府承担，分摊在都坪、都素、黄道三个长官司。另外，黎平军民府还负责平溪驿的马银二十二两五钱，石阡府负责平溪驿的四匹马，每匹八十二两九钱一分。按理，平溪驿属于思州府管，则无论思州府治是否在平溪，驿站的管理都是知府的事情，驿站的接待都会摊派到老百姓头上，与迁府治应该没有关系，为什么人们要“归咎于迁府”呢？这是因为，府治迁到平溪后，增加了接待任务。府治迁到平溪后，来往于平溪的低级官员可能会去拜访思州知府，上级官员住在平溪后，知府要去拜访，要接待。而知府的接待自然不能再吃驿站的食堂，而要变换一点花样了，这样一来，接待费用就大得多了。而且，互相一拜访，可能停留的时间就更长了，接待的费用也就增多了。如果府治不在平溪，这样礼节性的拜访就要少得多了。因为平溪卫治在此，一些接待可能就落在卫官头上了。平溪卫属湖广管辖，增加的费用自然派不到当地老百姓头上，思州府只要按规定承担驿站的费用就可以了。

从思州府治迁移一事来看，府对于驿站的管理主要体现在驿站费用上，只要按规定提供了驿站的供应费用，府一级的政府与驿站的关系就不大了，所以，只要把府治迁移，离开驿道线，少了各种礼节性的拜访，负担就可以大大地减轻。

“程，南城人，举人，嘉靖二十六年知镇远府……是时，镇远卫有刁军雷文七等，呈楚两台，欲扯镇民帮贴夫价，且言贵州兼制不便。具公移详辨……公移上，其议遂寝。至今守为定制。”[5]

镇远、清浪、偏桥三驿都属镇远府管辖，三驿共需银九千零一十一两八钱四分，由镇远府属镇远县、偏桥县及土司与思南、石阡、铜仁三府所属县与土司承担。但这些只是驿站所需费用，并不包括驿站应出的夫役。而从《黔记》中可以看到，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夫役，至少镇远驿夫役是由镇远卫承担的，镇远卫军人觉得太重，呈文湖广巡抚与巡按衙门，要求镇远府帮贴夫价，这显然要增加镇远老百姓的负担，所以，程不能接受，也写了一篇公文，认为镇远卫军人的要求是无理要求，给予了严词反驳。由此也可以看出，府一级政府对驿站的管理主要是负责驿站的费用。

军人雷文七等觉得夫役太重，要求补贴夫价，不是呈文给镇远府或贵州省，而是呈文给湖广巡抚巡按衙门，说明湖广巡抚与巡按衙门也参与了驿站的管理。

“晁必登，汝吉，宜宾人，进士，弘治间，任通判，时澄守贪暴，人情汹汹，公以廉佐之。属邑之民充板桥、江川驿籍者，艰于亲应，多破产逃亡。公建白征银解驿，迄今赖焉。”[4]388澄江府的老百姓因为要负责板桥驿、江川驿供应与劳役，负担过重，纷纷逃亡，晃必登改为征银，老百姓的负担因此减轻。征银数额固定，管事之人从中渔利的机会要小，老百姓更易于接受。这说明，对于驿站的供应方式，府一级的政府同样会提出建议，进行改革。

道光《重庆府志》载有张希召《改置土沱、黔南、白渡三驿碑记》：“郡父老举有忧容，颦顣跪而泣曰：‘渝郡俗好淳简，自乙丑兵燹之后，土瘠民贫，闾阎生计日绌。且宾旅宦僚借关应付，接望于舟车，日计月酬，其靡敝有由也。加以郡守弗克，师帅坐视驿递凋瘵，迎送稽玩，漫不经心，计将奈何？’余闻之，鳃鳃大惧，乃纵观二十提封县驿冲僻道里远近，悉绘为图画，朝夕翻阅，筹度其间，民情地势，瞭然视诸斯矣。迄辛未秋，将巴县土沱驿移置铁山，黔江县黔南驿移置沙镇，綦江县白渡驿移置东溪。院司佥谓事体稳便。轸恤疮痍，盖不为一时之利，而贻川东地方以万世无疆之福，正余所以仰慰圣天子爱养元元之至意也。三驿夫马支应，并未一毫加编，以免纷更之扰。各驿官吏、印记俱不变动，省题请也。庶几乎劳者以息，溺者以援，小民鲜偏累之叹，余或可逭瘵官之诮也。”[21]

张希召隆庆年间任重庆知府，对属县的驿站进行了调整，改置了土沱、黔南、白渡三驿，而张希召此举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偏累之叹”，“贻川东地方以万世无疆之福”。这也说明，府一级政府更注重驿站的费用问题。但无论驿站怎样改，驿站的费用仍然存在，是不能改掉的，“三驿夫马支应，并未一毫加编”，当然也不可能减少。所以，张希召能够解决的只是“偏累”问题，即改变驿站的位置后，使驿站的费用承担者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相对平均。这也说明，府一级政府在驿站问题上的作用是有限的。“各驿官吏、印记俱不变动，省题请也。”如果减去驿丞，如以县丞代管驿事，自然也就可以减少费用了，但这就涉及官吏的改变，要向中央政府报告，办起来麻烦，而且未必能够得到批准。迁府治自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思州府迁府治，而不是对驿站的相关制度进行改变，也都说明府一级政府除了管理驿站的日常工作，保证驿站的正常运行外，对驿站的运行制度没有多大权限。

(三)州县与驿递管理

一些驿是由州政府管理的，在贵州安庄驿，驿丞由镇宁州管理。查城驿由永宁州管理，普安州则管理新兴驿、湘满驿、亦资孔驿、尾洒驿四个驿的驿丞。云南由州管辖的有建水州的曲江驿、石屏州的宝秀驿、邓川州的邓川驿、晋宁州的晋宁驿、安宁州的安宁驿与禄脿驿、嵩明州的杨林驿、路南州的和摩驿、罗平州的多罗驿、马龙州的马龙驿、腾越州的腾冲驿与龙川江驿、镇南州的沙桥驿、姚州的普淜驿、北胜州的清水驿与澜沧驿、赵州的德胜关驿与定西岭驿、和曲州的和曲驿、姜驿、虚仁驿、环州驿。四川潼川州有皇华驿、云溪驿、五城驿。眉州有眉州驿、武阳驿、青神驿。嘉定州有凌云驿、平羌驿、三驿驿、沈犀驿、下坝驿。邛州有白鹤驿。泸州有泸川驿、立市驿、江门驿、纳溪驿、史坝驿、牛脑驿、神山驿、江安驿、通邮驿。雅州有雅安驿、百丈驿、箐口驿、新店驿。

一些驿的管理是由县负责的。如云南省的一些驿站，江川县的江川驿、南宁县的白水驿、定边县的定边驿与新田驿、广通县的舍资驿与路甸驿、楚雄县的吕合驿、通海县的通海驿、禄丰县的禄丰驿、云南县的云南驿、永平县的永平驿与打牛坪驿。

道光《綦江县志》有一段关于驿站的记载，现录于后：

旧志前明驿站事：白渡镇距城仅二十里，嘉靖间县令张文熙，目击时艰，申请改设于北门外应递，民稍苏息。后又改于垫江沙镇去讫。编遗协济银两，兼入里甲，民益困苦。加以播平改流，綦当要冲，里甲残破，奉例归农。旧设马十匹，夫三十名，特通播一路耳。兹则川、湖、云、贵四通八达，星轺毂击，曷堪济命。该摄县周作乐蒿目綦困，多方调停，请增马三十匹，夫二十名，申请将合川、壁山等六州县，原编安边厅操兵工食一千四百四十两，协济雇募，批给三年。士民长虑，条呈复驿还壤。蒙批“查议”。又于十九州县，代编协济，奉批于三十四年春季截日停止。增设夫马工食，该银八百四十两有奇。本县粮少赋重，比之江、巴，征倍其二，比之南川，征倍其三。实难加派。切缘播贼之变，关系海内，乱则杀掠粟米，綦江独受其祸，平则夫马供亿，綦江独当其苦。一夫向隅，满堂不乐。綦亦何辜，忍至此极。开疆拓地，用夏变夷，朝廷增不亿之赋税，编氓添一道之官吏员役，皆有裨于国家，何独累乎下邑也。该同知周作乐，目击民穷，深悯綦困拮据，勤恳再三，请详通融协济，批行查复间，寻升遵义郡守。该新令孙绍禹酌议本府知府曹议，将云根、并涨二所裁减马红船夫工食银五百两，以充协济，尚少三百四十四两，又蒙议将本县递年解本府传铺三百零七两留抵。仍少三十六两七钱，又将裁省各驿铺陈、厨、库工食银支给。通详批允永远协济，民始息肩。[22]116

之所以特地录下此段，是因为这一段资料很是珍贵，它反映了知县在驿站管理中所起到的作用。綦江县知县张文熙因为白渡驿距城二十里，百姓负担较重，申请将驿站改到县城北门外，使老百姓的负担变得轻了一些。驿站原有马十匹，夫三十名，摄县事的同知周作乐、知县孙绍禹又申请增加驿站的马匹三十匹，夫二十名。增设夫马就增加了工食，先申请了三年的协济，后又申请到裁减了其他驿站的银两，协济本驿，申请将本县上交府库的银两用于增加的工食。

由綦江县知县的申请引起了驿站的一系列变化，一是将驿站挪移了二十里，这就极大地改变了驿站的夫役构成，使綦江县承担的夫役负担变得少多了。二是将驿站的马匹增加了三倍，夫增加了原数的三分之二。三是解决了驿站增加夫马以后多出来的开支，綦江县反复向上级诉苦，最终使得上级将其他驿站的费用减了下来，增加到了綦江县的驿站上。

这一变化的幅度很大，过程也很长，且很复杂。

第一次变化将设在白渡的驿站改到县城北门。知县张文熙申请将驿站挪移，得到了批准。“民稍苏息”，老百姓的负担得到了一定的减轻。问题是，驿站的挪移并非驿路的取消，驿路存在，驿路的开销就仍然存在。驿路不变，开销也就不变。綦江县百姓的负担减轻了，减去的负担不会凭空消失，就要转嫁到其他县的百姓的头上。驿站改到县城北门外，綦江县负担的驿路就缩短了二十里。但另一县负担的驿路则增加了二十里。綦江县的老百姓高兴了，邻县的老百姓却会不高兴。綦江县的知县会叫苦，邻县的知县也会叫苦，这就有了第二次变化，驿站改离了綦江县。驿站在白渡，綦江县的知县叫苦，驿站改到綦江县城北门，邻县知县叫苦，上级只得再改，这一次改得更彻底，是改变了驿递线路，这一改，终于将这一驿站改到了他县，即垫江县的沙镇。

第三次变化：驿站终于改离了綦江县，綦江县与邻县都高兴了。但垫江县平白地增加了一个驿站，当然也会不高兴，也会叫苦，新矛盾又摆在了上级面前。于是，上级就让綦江县出协济银两。如果说，驿站的负担尚有一定的伸缩性，来往使客多，驿站的负担就重。来往使客少，驿站的负担就会轻一点。县上老百姓的日子就会好过一点。但协济就全无伸缩性可言了。每年都要出，且要编到里甲每年的征收任务之中。老百姓发现，这样一来，他们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协济银两兼入里甲，民益困苦。”

第四次变化：驿站改走了，但是来往的官员、差使仍在，尤其綦江县是四川通往播州的唯一通道，播州叛乱期间，这一地区的地理位置显得尤其重要。所以，上级最终还是在这里设立了驿站，设马十匹，夫三十名。播州平定后，綦江就成了联结云贵的重要交通要道，十匹马、三十名夫明显不够。暂管綦江县事的同知周作乐就提出增加夫与马。得到了上级批准，马增加三十匹，夫增加二十名。

第五次变化：增加了夫马，自然就增加了夫的工钱，增加了马价银、草料钱。周作乐又反复向上级诉苦，这期间，周作乐升为遵义知府，新县令孙绍禹上任，千方百计想办法，要求上级从各个方面解决增加的工食银与马价、马料钱。“本县解府驿传银三百七两，以济他县……蒙本府查得府属各驿铺陈价银厨库，相应议裁。朝天、白市、来凤、东皋、峰高、黔南、白渡、土沱、合阳、涪陵、江北递运所、云根所，共裁铺陈银一百九十三两四钱，厨库共裁七十二名工食银一百九十四两四钱……”[22]120最终，綦江县驿站增加的八百四十两工食来自三个部分，一是裁减的其他驿站的费用五百两，二是本县上交府库的银两三百零七两，三是裁减的其他驿铺的工食银三十六两七钱。綦江县解到府库的三百零七两本来是用于其他驿站的，现在留下来，实际上还是减了其他驿站的费用。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知县要千方百计地为本县驿站增加马匹、人力？原因只能是一个，就是在驿站马匹、人力固定下来后，如果驿站的马匹不够，人力不够，县政府就要为这不足的部分兜底。所以，县级官员就要千方百计地为本县驿站争取更多的马匹与人力。

一般来说，增加了驿站的马匹与驿夫，就要增加负担，如果上级只让增加马匹与驿夫，而不协助解决工食银的问题，县上就只有将负担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所以，綦江县知县在解决这一增加的负担时，是反复哭穷叫苦，争取上级的支持。

从这里可以看出，县级政府对驿站的管理是十分具体的，实际上要为驿站的人力与财力全面负责。当驿站的负担太大，超过了当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时，县级政府就要千方百计地减少驿站的负担。由于县级政府是基层政府，权力不大，要想减轻驿站的负担，改变驿站原有运行方式时，只能是向上级请求，并要提出具体的办法，设计出新的、合理的改变路线。綦江县要增加夫马，要导致增加费用，又不愿将增加的费用摊到当地老百姓身上，就会详细提出新的解决建议。

“明万历十八年 (1590年)，归州知州吴守忠率民工260人，在归州空舲滩施工40日，将其凿去。从此 ‘峡流安轨，舳舻啣尾，上下呕歌’。明万历三十五年 (1607年) 抚治都御史黄纪贤、知州张尚儒兴工凿平了归州境内的雷鸣洞下口石滩。第二年， 知州张尚儒组织本州丁民凿去人鮓瓮附近嘈口大石。”[23]知州吴守忠带领民工凿平空舲滩，张尚儒凿平雷鸣洞下口石滩，这说明，整治驿路、航道，也是各州县的事情。而且，如果某地处于驿道上，则道路通畅，老百姓的负担就会相对轻一些，如果道路难走，老百姓的负担也会增大。所以，州县对于驿路的修整也会主动去做。

万历年间，张养性任大足县知县，写有《邮亭公署旅馆记》，此文亦很能看出知县在驿递制度中的作用。

“邮亭，大足土也，距大足城百里遥，东永川，西荣昌，各相去五十里，从夔渝东来过邮亭，永川送之，从锦官西出邮亭，荣昌送之，大足送往迎来，兼之，盖以土地故，公署垣墙诸品具器用，大足独肩其任，而永、荣不与焉。夫路当四冲，上司贵人以月计，承舍诸差以时计，上司贵人随带仆从有规，而承舍诸差杂沓旋马，堂室污秽不堪，随修随坏，随备随损，盖不胜不劳，亦不胜其费。百里应接不及，啧诟随之，于是度仪门外东构旅馆，以处承舍诸差，设马厩以处夫马，诸器具称是，是故上下有章，贵贱有等，宾至如归，而行旅愿出其途矣。主其事者，知县张养性，赞其义者，县丞徐文质，董其工者，其典史覃尔霖。”[24]724

邮亭公署在大足境内，则上司贵人，承舍诸差的送往迎来都要大足负责。按理，公署有接待能力就行了，但张养性还是组织新修了旅馆、马厩，而新修的理由有二，一是“堂室污秽不堪”，二是容易毁坏，劳费很多。新修了旅馆、马厩，则应该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干净，二是节省。但新修了旅馆、马厩以后，显示出的优点只有一个：“上下有章，贵贱有等，宾至如归，而行旅愿出其途矣。”则张养性的这一工程应该主要是针对前一问题，因为公署污秽不堪，上司贵人就住得不舒服，就不愿“出其途”。这一工程完成之后，邮亭的接待实际上分成了三个层次：上司贵人在公署，承舍诸差在旅馆，夫马在马厩。这样一分别，上司贵人用不着再与承舍诸差及夫马混在一起，他们舒服了。承舍诸差不用与夫马混在一起，也相对干净，而不与上司贵人在一起，他们应该更自在。马当然应该在马厩，但夫也在马厩，就显得不好了。只是明朝夫役地位极低，即使是在公署，他们可能也住不上好的房间。住在马厩，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接待细分了以后，被接待的人各得其所，都会有更好的感觉。但是，节省的愿望却未必能够如愿。因为分开接待，每一个接待系统都要相应的接待人员、管理人员，接待人员一定会增加。而增加了接待人员，也就要增加开支。从修理的角度看，原来因为人多，修理频繁，工费确实不会少。但现在有了三处接待处所，加在一起的修理费用应该很难少于原来的修理费用。实际上，污秽不堪的问题也只是解决一部分，即解决公署的污秽不堪，而“杂沓旋马”的情况实际上不会改变，则污秽不堪的问题仍然会存在。所以，这一工程最终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接待上司的问题。对于上司贵人，如果接待不好，“啧诟随之”，上司有“啧诟”，知县的前程也就没有保障了。

此段资料中，可以看出，知县在驿递制度中承担着如下责任：

第一，要尽量改善驿站的接待条件。而如何改善，也只有知县自己想办法。

第二，要完成接待任务。不管是上司贵人，还是承舍诸差，知县都要让驿站保证接待。

第三，要负责驿站的维修，筹措维修费用。张养性修建旅馆及马厩的理由是邮亭公馆的接待任务复杂，公署容易坏，既费事，又费钱。则公署修理的费用都是县政府筹措。

第四，要解决驿站的各种额外支出。驿站的支出本有定数，一般都会摊派在本县，本县承担不了的，也会让其他县协济。但如果超出定额，驿站所在地的县政府就要设法解决。所以，张养性才会因为“不胜其费”而想办法。而修了旅馆、马厩后，相应的接待条件也要安排好，“诸器具称是”，就是接待所需要的器具都要完备。

第五，要保证接待的人员。增加了接待的旅馆，当然会增加接待人员，而张养性并没有向上级申请，自然也只有自己解决。即使向上级申请，可能最终也还是要由大足县解决的。

四、西南驿递与军队

(一)明朝西南卫所与西南驿站

1.贵州卫所的分布与驿站

驿站畅通，也是政令畅通最基本的要求，如果驿路中断，下情不能上达，上级的命令也无法执行，就表明一个国家政府出了很大的问题。明朝天启年间，永宁土司奢崇明、贵州土司安邦彦造反，中断了湘黔、滇黔驿路，造成了西南地区的动荡。所以，卫所的设置，虽然主要目的是解决兵员与军粮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也与驿道有关，并且大多建在驿路沿线。

湘黔驿路贵州段上，明朝设立了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黄平、清平、平越、新添、龙里、贵州十个驿站，设立了平溪卫、清浪卫、镇远卫、偏桥卫、兴隆卫、清平卫、平越卫、新添卫、龙里卫、贵州卫、贵州前卫十一个卫，还有黄平守御千户所。滇黔驿路上，明王朝设立了威清、平坝、普利(在今安顺)、安庄、关山岭、查城、尾洒、新兴、湘满、亦资孔、平夷、白水、南宁、马龙、易龙、杨林、滇阳十七个驿站，设置了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平夷卫、曲靖卫，共八个卫，以及关岭、杨林、马隆、定雄，共四个守御千户所。明朝贵州的卫所主要设在湘—黔—滇驿道沿线，拱卫着这条重要通道。贵州二十四个卫，这条驿道线上即有十七个卫，集中着贵州三分之二以上的驻军。贵州的其余七个卫也都在驿道沿线。

从四川峡口驿至云南南宁驿，有峡口驿、江门驿、江安驿、永宁驿、普市驿、摩泥驿、赤水驿、新添驿、阿永驿、层台驿、毕节驿、周泥驿、黑章驿、瓦店驿、倘唐驿、沾益驿、炎方驿、松林驿、南宁驿，共十九个驿站。这条线路上，设有泸州卫、永宁卫、赤水卫、毕节卫、乌撒卫五个卫，有普市千户所、乌撒后千户所。

通往都匀有都镇驿、来远驿，设有都匀卫。

从湖广靖州至黎平有黄团驿、铜鼓驿、铁炉驿、江团驿、三里坪驿、西楼驿，这条驿路上则设有铜鼓卫、五开卫两个卫。

一个卫一般有五千多名军士，有的甚至更多，如普定卫旗军原额六千九百零五名，新添卫旗军原额五千九百九十名，贵州前卫旗军原额六千九百零五名，平越卫旗军原额七千一十七名。一个千户所则有一千多名军士，如黄平守御千户所旗军原额一千一百零九名。

十九个卫，五个守御千户所，军士定额应该是十万多人。十万多人护卫着二十多个驿站，驿站的安全应该是有充分保障的，而且，多数驿站本就与卫同在一个城中，卫所安全就意味着驿站安全。

2.云南卫所的分布与驿站

云南二十个卫，二十个守御千户所，除云南左、右、中、前、后五个卫以外，滇黔驿道上有曲靖、平夷两个卫，杨林、马隆、定雄三个千户所，此外，越州卫与木密、凤梧两个千户所虽不在驿道上，但亦对驿道的畅通起着拱卫作用。

云南省会昆明至大理的的驿道上有安宁驿、禄脿驿、禄丰驿、捨资驿、路甸驿、峨驿、吕合驿、沙桥驿、普淜驿、云南驿、定西岭驿、洱西驿等十二驿，立有广南卫、楚雄卫、洱海卫、大理卫等四个卫，有安宁、姚安两个守御千户所。

从赵州到腾冲的驿道上有样备驿、打牛坪驿、永平驿、沙木和驿、金齿驿、潞江驿、龙川江驿，设有永昌卫、腾冲卫及永平御、镇姚、镇安千户所。

从定西岭南至景东府驿道，有定边驿、新田驿、板桥驿、景东驿四驿，设有蒙化卫、景东卫，定远千户所。

大理府北至丽江府驿道上，设有邓川州驿、观音山驿、鹤庆府在城驿、通安州在城驿，有鹤庆御下辖的两个千户所。

从昆明到武定府驿道上，设有利浪驿、和曲驿，武定府城西设有武定守御千户所。

从昆明至元江府驿道，有晋宁驿、江川驿、通海驿、曲江驿、新建驿、宝秀驿、因远驿。此驿道上有临安卫一卫，有通海御两个千户所。这条驿道往南延伸，即可经临安府的蒙自县，接红河水道出越南，驿道上有新安千户所。

从昆明至广南府驿道上，设有汤池驿、和摩驿、普陀驿、广西府在城驿、英武驿、福德驿、发助驿、花架驿、速为驿、广南府在城驿，驿道上设有六凉一卫，宜良、十八寨两个守御千户所。这是云南通往广西的驿道，也是云南连接中原地区的一条通道，但在整个明朝起的作用不大，水西土司叛乱时，湘黔驿道被阻，云南巡抚闵洪学上任时就是走的这条道。

设于北胜州的澜沧卫亦是在赵州至宾川的驿道线上。大罗卫在宾川，与宾川同城。易门所与易门县同城。新安所在蒙自县西南，中屯所在大姚县城。右甸所在顺宁府治西矣堵十三寨。

3.四川卫所的分布与驿站

四川共三十四个卫所，宁川、成都左等六个卫拱卫着四川首府成都，属于湖广都司的瞿塘卫守卫着四川的水路门户。沿水路而上有重庆卫、泸州卫、叙南卫。利州卫在陕西进入四川的门户，此条通道上还设有青川千户所。重庆入陕通道上有保宁千户所。通往松潘的驿道上，设有茂州卫、松潘卫，有灌县、威州、叠溪三个千户所。四川行都司所领五卫及九个千户所在四川通往云南的通道上，这也是四川与朵甘思宣慰司的交界地带。

总的来说，西南卫所虽为解决兵员与军粮的双重问题而设，但具体的每一个卫或所设在何处，却与驿道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大多数的卫所都是设在驿道沿线上，这有几个原因，第一，驿道线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驿道的畅通，是一个国家政令畅通的重要表现，驿道被阻，则下情不能上达，上命不能下传，国家行政机构就会形同虚设。如水西土司安邦彦阻断湘黔驿道时，新任云南巡抚闵洪学就长时间不能到职，更别说正常履行职责了。“以九月初自衡、永折而之粤，经桂平苍梧，经浔江而上，以十月十八日抵南宁，而臣之滞于道途，既八阅月矣。自此以进，再十日可自养利入龙英土界，再四十余日可脱广南而出临安，临安望省城五百里而近，臣之受事，殆有期矣。”[25]34闵洪学接受巡抚的任命后，先是到了湖南，因道途不通，滞留湖南，后转广东、广西，历尽艰苦，才得以上任。闵洪学的经历证明，保卫驿道线，实际上就是维护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第二，因为驿道往往是连接各行政区域的最便捷的通道，因而，驿道线上很多关键的地区就成了重要的战略要地，如贵州的兴隆，现在的黄平县，设有黄平驿，这里既是湘黔驿道上重要的一站，又因其北与四川播州宣慰司相通，南接大片生苗地带，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更需要军队的保护。因而，这里设有兴隆卫。第三，驿道固然需要卫所的保护，卫所同样对驿道有着重要的依赖，如果没有畅通的驿道，卫所与上级部门的联系就得不到保障，如果受到攻击，也不能及时获得外界的救援，因而，畅通的驿道线，同样是卫所的生命线，所以，卫所的设置，本身亦要考虑与驿道线的紧密联系。如果本无驿道，因为设置了卫所，驿道线也会延伸到新设卫所的地方。所以说，卫所与驿道，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

(二)军队与驿递制度的关系

驿递制度是为了保证国家政令的畅通，传递公文，接待过往差人，卫所制度是为了保证国家兵员充足，军粮充裕，虽然驿道的畅通需要卫所的保卫，卫所的正常运行也需要驿道的畅通，但毕竟二者的功能不同，所以，不会形成很复杂的关系，但是，在西南地区，由于情况的特殊，驿递制度与卫所制度的相互依存度要更高，二者的联系要更为复杂。

1.驿递供应与卫所

一般来说，驿递的供应都是由当地的地方政府负责，但由于西南地区的特殊情况，卫所往往不能脱离与驿递供应的关系，有的地方政府管理的老百姓非常少，如施秉县，原为思秉蛮夷长官司，正统九年改为县，编户仅一里。镇远县原为镇远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弘治十一年改为县，编户亦仅二里。再如镇远府，领有镇远、施秉二县，邛水一十五洞蛮夷长官司、偏桥长官司二长官司，但施秉县正统九年才由长官司改为县，镇远县弘治十一年才由长官司改为县，这意味着在正统九年前，镇远府是一个只有四个土司的空壳府，没有直接管理的百姓。则镇远驿的供应就要由镇远卫与各个长官司共同承担。类似这样的空壳政府在明朝西南地区还不在少数。如贵州的永宁州只有六个寨、两个长官司。贵州的镇宁州亦只有六个寨、两个长官司。云南永宁府只有四个长官司，元江军民府则只有一个长官司。有的卫所所在地甚至没有地方政府，如清平卫，洪武二十三年设置，领清平、平定二长官司，六个千户所，弘治八年，改清平长官司为清平县，则弘治八年前，清平卫所在地就没有地方政府，只有清平卫这一军事机构，则设于清平卫城内的清平驿的供应自然就只有落在清平卫这一军事机构上，这种情况在西南地区也很普遍，毕节卫只有所辖的五个千户所，赤水卫只有所辖的八个千户所，所在地都没有地方政府。

即使有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不能解决驿站的供应问题，当地的卫所或附近的卫所就要分担或承担。如龙里驿，马驴价银一千七百五十五两七分，其中，定番州负责二百零六两一钱，宣慰司八百七十九两，龙里司共四百六十一两九钱七分，龙里卫军舍客民帮贴二百零八两。平越驿的馆银由平越府承担一百六十两，平越卫承担一百二十两。安庄卫负责查城驿岁用银五十两。

驿递所需要的马匹有时也会摊派到卫所军人头上，“兵部复巡按贵州御史王杏条陈地方事宜……一、贵州思南、石阡等处旧无馆驿，顷因添设兵备，遂为冲途，请官为制驿，以苏里甲供应之苦。卫所军士职在操守，非以应付送迎，乃令朋买马走递，于事体非宜，请行禁革。”[2]747思南、石阡原未设驿站，则来往官员的送迎之责，就直接落在了当地百姓身上，设了驿站后，来往送迎的任务就会由府乃至省级政府统一调剂，甚至会向国家提出要求，向邻省摊派，就不会偏劳某一个地方的老百姓。也是因为没有设驿站，走递马匹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只有由当地或附近卫所的军士解决，这也极大地增加了卫所兵士的负担，卫所军人要操练，屯种军士要纳粮，现在还要凑钱买马，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王杏请求禁止此种做法。

王杏说的是思南、石阡等原未设驿站的情况，实际上，原有驿站的地方也可能将马匹摊派到军士身上。

嘉靖年间，巡按御史陈邦敷被贬为贵州新添驿驿丞，就对养马的军人十分同情，写了一首《养马谣》：“其词曰：白牌使者行来疾，照点征名催赴驿。贫家难借买马钱，夫妇悲号心战栗。三五狼牙雄赳赳，气蒸烈焰如牛吼。割鸡欵酒不暂停，铁索挛拘逐先走。嗟嗟我死聊自足，难免妻儿受凌辱。坐连邻里谴责归，领保佥期承应役。前度养马遭荡败，典尽家筵仍负债。鞭背成疽尚未平，今复担当无可奈。……”“照点征名催赴驿”，是说军士是按名册轮流派到驿站承担走递任务的。“贫家难借买马钱”，走递不仅仅是出力，而且要自带马匹。无钱买马，首先要杀鸡买酒款待差人。想一死了事都不行，因为自己死了，不仅留下妻子儿女受尽侮辱，还会连累邻居。“前度养马遭荡败，典尽家筵仍负债。”如果马养得不好，或驿递任务重，马被累死了，军士还要负责赔偿，这就会让军士倾家荡产。赔不起马，不能承担驿站的走递任务，军士就会受到惩罚，“鞭背成疽”，说明这种惩罚是非常严厉的。

2.驿递差役与卫所军人

驿递的供应需要卫所分担，同样的原因，因为地方政府管理的普通百姓人数不够，不足以应付驿递差役，驿递的差役也免不了需要卫所军人分担。

“谓宜除堡军扛抬走递及分发哨守外，其应役者量留若干，其余与马军尽入城操，年终更番，以均劳逸。自非护表等项公差，不许预告另给，以均苦乐……”[26]从周懋相的此封奏疏可以看出，军人参与杠抬，是一项基本的工作。“自非护表等项公差，不许预告另给”，则在以前，军人被役使是经常的事情。

有的驿站供应与劳役一开始就是全部由军士承担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置永宁至沾益州邮传四十八。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巡视所置邮传，发现没有邮卒，就上奏请求安排谪戍军士应役，每十铺置百户一人总之，就屯田自给[2]77。这些用谪戍军士充当的邮卒，国家还用不着开工资，对国家来说，是最为经济的了。所以，这个请求得到了皇上的批准。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陈洪蒙上奏：“贵州丛山复岭，其驿站夫马皆倚办军丁，日疲奔命，请佐贰以下与云南一省就近互相选除，裁革勘合。”但兵部不同意陈洪蒙的奏请，认为：“远方勘合乃朝廷优恤小臣至意，革之非是。”得旨：“驿递非卑官所能骚扰，其通行抚按官缉治豪右，及禁止所属谒，以苏民困，不如命重罪之。”朝廷最后同意了兵部的意见，不过，显然认为陈洪蒙的意见也有一定道理，就要求通行各地巡抚巡按，缉治豪右。[2]828从陈洪蒙的奏疏中可以看出，贵州驿站夫马的主要承担者是卫所军士。

贵州巡抚萧端蒙的《议处驿站六事疏》也反映了卫所军丁承担驿递差役的事情：“切贵州原设三十二驿，俱系府司出办马匹供馆，各有定额，先年夷民自行应役，其后或以顽野不便供需。乃议佥卫所军余代役，馆谷之资，听其自取。始者寨皆充实，民亦富朴，照额兑交，颇为良便。军虽代走，情亦无苦。”[14]在卫所军丁充足之时，驿递的差役还不算大的负担，后来，卫所军士逃离越来越多，驿递的差役就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新添站军原额三百二十二名，逃亡一百九十八名，实在一百二十四名。嘉靖三十一年，奏扛抬与五所军二八分差，勒石卫门。”[7]新添站的站军逃去了将近三分之二，而新添站所在地又没有地方政府，所以，差役就由新添卫的卫所军人分担了。二八分差，按书写方式来看，当是新添卫五个千户所的军人承担80%，而且，因为仅余124名站军，只比原数的三分之一略多一点，因而，站军仅承担20%的扛抬工作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如前所述，镇远府最初是没有直属老百姓的，因而，镇远驿的供应是分属于当地土司与附近的思南、石阡、铜仁三府的，而扛抬的任务则全部属于镇远卫军人。程任镇远知府时，镇远卫军人就曾经要求镇远百姓补贴扛抬夫价，程写了一封近二千字的公移反驳此议，镇远卫军人的要求才未实现。

驿路的维修一般也是驿道沿线老百姓的任务，但卫所军人往往也会分担一些。如洪武二十九年，峨眉至越巂驿道竣工，该驿道就是由成都各卫所军士与老百姓合力修建的[1]1234。景泰五年七月，四川大雨，毁坏了驷马桥与万里桥，冲垮了三百多丈城墙，四川都司即上奏朝廷，希望让四川布政司与按察司协助，安排附近府卫的军夫备料修理。[1]1236说明修理这些，本该是军队的责任，所以，要由四川都司出面，请求四川布政司与按察司协助。维修驿道，最好用的还是卫所的军士。

有的驿站本身就是由卫所负责修建的，如四川会理州会川驿，就是由卫指挥孙禧带领军士建造的。驿站坏了，重建或维修的任务也由军士承担，如会理州的大龙驿，就是由参将苏迪重修的[72]。

3.军队负责驿递线路的开辟及驿站的设置

在西南地区，许多驿路是军队开辟的，驿站是军队设置的。尤其是在西南地区平定之初，受命经理西南的往往是军队的将领，他们带着部队，开辟道路，设置驿递。“命景川侯曹震治道路。震至泸州按视，有枝河通永宁界，乃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运。复辟陆路作驿舍邮亭，驾桥立栈，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贵州以达保宁，通陕西。”[2]79曹震开通了永宁河，并开通了两条驿路。永宁河的开通极大地改变了川、滇、贵三省边地的交通状况。

“置永宁至沾益州邮传四十八。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巡示所置邮传，未有邮卒，请以谪戍军士应役，每十铺置百户一人总之，就屯田自给。从之。”[2]77邮传没有邮卒，是一个颇让人费解的事情，可能只是邮卒不够。马烨巡示驿递，即建议用谪戍军士作邮卒，得到了批准。

洪武二十五年，“命普定侯陈桓往陕西修连云栈，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贵州平险阻，治沟涧架桥梁，以通道路。”[2]84则四川、贵州的主要驿路都是明朝高级将领带着士兵开通的。

4.军队与驿递改革

军队既然与驿递制度发生着或这或那的关系，也就可能造成驿递制度或多或少的改革。如前文所说到的镇远卫军人要求镇远府百姓分担扛抬任务，就是试图促成驿递制度的改变。只是这一努力没有成功罢了。

“嘉靖乙未……他若改大渡河之路，以避流沙之险，易相岭之危而变通往来之迳，成徒舆之杠梁而人不病涉，疏通盐法而利泽遍流，均派丁粮而暴敛顿革，清屯田，汰冗食，充仓廪……”[27]嘉靖年间，胡汝登任兵备副使时，改造并变换驿道，修造舆梁。修造舆梁，是改善了驿路的通行水平。改大渡河之路，实际上是改变了驿递的线路。

“景泰二年九月甲子，贵州永宁卫奏：‘本卫当四川两界要路，云南诸番使客往来不绝，而永宁驿废坏，其地亦僻远不便，宜从(徙)置于本卫教场空地。’从之。”[1]59永宁卫官员因永宁驿设置的地点不合理，提出迁移，亦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三)军事与驿递制度的变化

1.军队与驿递负担的加重

按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一个驿站有驿丞，有铺役，有固定的供应，驿递制度的正常运转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乘驿是一种特权，对这种特权的觊觎，也就成为必然。皇帝要显示皇恩浩荡，就可以让更多的人享受这种特权，而皇恩一浩荡，驿站的差役及驿站附近老百姓的负担就要加重了。皇帝要显示国力国威，自然需要万方来贡，而万方来贡，驿站的负担又要加重。驿站的管理者为了讨好来往官员，要把接待规格提高，接待规格一高，驿站的负担就加重了。而这些负担，都是驿站不得不承受的。

加重驿站负担最直接并且最重的一项就是军事行动。西南地区交通不便，军粮的运输成本极大，“又松潘两路粮运，每为蛮贼阻索，其所费率三十钟而致一石。”[1]141当时的三十钟到底是多少，现在不清楚，但王士性这样说，则说明所费不少。

洪武二十年，朱元璋计划经营云贵时，“命湖广辰、沅二州，思南、思州二宣慰司，今年秋粮自沅州至黄平凡七驿，驿各储二千石，以备大军行粮。”[2]53一石至少是一百二十斤，二千石至少是一百二十吨，七个驿各储二千石，总数就是八百四十多吨。长途运输，运粮人还要带自己往返的干粮，一个劳力除了带自己需要的外，最多能背八十斤。一吨粮食就要25个劳力运送，八百四十吨粮食仅仅运输就需要二万一千人以上。“明、清时期，因战争频繁，军需急切，粮食多从湖广、四川运入。民夫运粮极其艰苦，‘山路阻绝，日行不过30里，一个所负不过3斗余，’‘攀山缘崖，霪霖弥月，河水泛滥，或夫去而米存，或米去而夫存……僵仆盈壑，非饥死则疲死，非溺死则毒死，酸目伤心。’”[28]677如按一夫背三斗多，则需要的运夫会达到四万人。当然，这些运输任务不会由驿站承担，而是会落在当地卫所与附近的老百姓身上。但驿站的负担仍然不小。首先，一百二十吨粮食的储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要占很多地方，以当时的仓储条件，对于一个小小的驿站来说，要想很多办法才能解决。其次，存了那么多粮食在驿站，在明初，就等于存了一大笔财富在驿站，就需要更多的人管理和守护，即使这些管理与守护的人不直接由驿站解决，相应人员的生活问题也都不会由驿站负责，但这些人的住宿问题一定是会落在驿站上面的，这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再次，有几万远送粮食的差役，管理人员就一定不会少，而许多管理人员是需要驿站接待的，这也是一个负担。最后，这样一个大的运粮行动，来往调度的官员一定不少，这些来往调度的官员自然需要驿站的接待。总之，驿储二千石，对各个驿站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这还只是军事行动的前期准备阶段。

正统六年，兵部尚书王骥征麓川思任发。正统十三年，王骥与都督宫聚、张軏再征麓川，云贵两省兵多被征调，而军粮及其他军需物资的运输也大都落在了云贵两地驿路沿线的站堡、卫所军士及老百姓身上，百姓不堪骚扰，纷纷起兵。正统十四年二月，邛水苗民攻陷思州府，烂土凯口苗民攻陷都匀城。草塘苗民龙惟保攻陷石阡府，杀死知府胡信。平越卫、黄平守御千户所、思南府、赤水卫城先后被攻破。从麓川回军的部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驿路亦因之中断。

万历二十六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贵州巡抚郭子章从湖南调运三十万石军粮。一石以一百二十斤计，三十万石就是三千六百万斤，需要四十五万人运送将近一个月。即便全部用军队的士兵与民工，这来来往往的调度官员，带领士兵的官员，都会成为驿站特别大的负担。

各卫所的常规工作中有很多关系到驿站，而当这些常规工作稍稍超越常规，就会使驿站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云贵边远卫所，很多犯人被充军到这里，而差官押解犯人，驿站要应付口粮、驴马船只，《大明会典》对此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五府差官舍押解充军犯人，往云贵各边远等处各卫所交割，官支廪给，舍人支口粮，应付驿驴红船，犯人不支米，无脚力。”各上级部门巡查各卫所，各卫所向上级部门汇报工作，本是不需要驿站应付的，这在《大明会典》亦有明确的规定，“总兵镇守官征哨出入，正统二年奏准各乘原关马匹，其驿马驴车俱不许应付。”但总兵官、卫所军官都是当地官员，且都有权势，驿站自然不得不应付。如果上级巡查的次数多一点，或卫所向上级汇报勤快一点，驿站的负担就要大大增加了。如果卫所各级官员为了与上级部门加强联络，增强感情，就要更多的使用驿站来来往往，这样一来，驿递的负担就更重了。

2.驿递制度的败坏加快了卫所制度的败坏

驿递制度的败坏是必然会发生的，如上文提到的，这一制度的败坏首先是从皇帝开始的。明王朝的其他统治者没有朱元璋和朱棣的魄力与能力，要笼络住各级官员，就需要更多地对下级施予恩惠，而这许多恩惠的施予，就极大地增加了驿站的负担。给更多的人以驰驿特权。如贡生进京，最初是不用驿站应付的，但考虑到云贵地区太过偏僻，家庭条件差的贡生会没有能力凑足路费，因而让驿站应付，这就让驿站平白地多出了一项应付事项。官员升职或离职，原来是不需要应付的，但后来又要驿站应付，相对于官员任职一事来说，这就一下子让驿站增加了一倍的负担。实际上，官员往往上任时带的行李少，离职时带的行李多。因为当了几年官，即使不特别搜刮民财，也会因为有更多固定的收入，而置办更多的财产。据萧端蒙的奏议中称，有的官员行李多达八十多杠，家属多至二三十人，这对驿站来说，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另外，明朝皇帝总是沉醉于“万方来朝”的感觉之中，对于朝贡的少数民族头领或外邦头领，总是给予丰厚的赏赐，这使得终明一朝，朝贡的热情总是不减，而这又是驿站一个极大的负担。

有的过往官员或差人还会额外需索。本人在驿站吃用不算，有的还会额外索要廪给，也就是差旅费。

有的过往官员或差人会夹带私货，就是让驿站成为自己私人运送货物的工具。

乘驿的制度不断放宽，乘驿的人员不断增加，驿站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了，驿站的负担加重，驿站自身是没办法承受的，也无从承受，驿站既不生产，也不经商，这增加的费用和差役都只有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驿站加重的负担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同时，向老百姓征收费用或劳役的差人也更辛苦了，他们可不愿白白辛苦，他们也要把他们的辛苦转嫁给老百姓。最后，落到老百姓身上的就不只是驿站增加的负担，还有差役们增加的辛苦费。沉重的负担让老百姓越来越难以承受，有些老百姓就逃跑了。如果十户老百姓逃跑三户，这三户的差役和费用又要转移到剩下的七户身上，剩下的七户老百姓就更不好受，他们既要承担他们原本要承担的各种差役和各种税费，又要承担剩下三户留下的各种差役和各种税费。其结果就是，只要有办法，他们也会想办法逃跑。

如果逃跑的老百姓太多，剩下的老百姓实在无力承受，为了不至于让这剩下的老百姓也被迫逃离，上级就会把相应的差役和费用转移到卫所军人的头上，这样一来，卫所军人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

卫所军人本身要操练，要种田，要交比普通老百姓更重的屯粮，现在，他们又要承担越来越重的驿站负担，这就造成了军士的极端贫困。“铺司之设，中土皆编目均徭，岁一更换。云南多系土民，明洪武中徙戍者傍铺而居，世执其役。虽有冷饭田、火把田之名，而年久变故，或荒瘠难耕，或隐没莫认，或侵占不归，所得既不足以自给，而昼夜靡宁，此力役之最苦者，所宜恤也。”[13]78

嘉靖时进士、兵科给事中陆粲，因进言被贬为都镇驿丞，亲眼目睹了承担驿役军士的悲惨境遇，作《担夫谣》：

“担夫来，担夫来，尔何为者军当差。朝廷养军为杀贼，遣作担夫谁爱惜。自从少小被编差，垂老奔走何曾息。祗今丁壮逃亡尽，数十残兵浑疲墨。可怜风雨霜雪时，冻饿龙钟强驱逼。手搏麦屑淘水餐，头面垢腻悬虮虱。高山大岭坡百盘，衣破肩穿足无力。三步回头五步愁，密箐深林多虎迹。归来息足未下坡，邮亭又报官员过。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贵州都来手掌地，焉用官员如许多？太平不肯恤战士，一旦缓急将奈何？噫吁嚱，一旦缓急将奈何！”[7]947-948

陆粲的诗一是描写了驿役军士的贫困而又辛劳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已经是极度贫困了，吃的麦屑，穿的是破衣。二是反映了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即一方面年轻力壮的都逃走了，剩下的都是无处可逃的老残军士了。三是过往官员太多，造成了驿站不堪承受的负担。

在云南任知府的周仕国亦写有《易隆驿》一诗：

“为吏不自由，鸡鸣戒前途。问君何为尔？将事谒且趋。上官前导至，走马临长衢。马上极咆哮，风火不停驱。尽欲饱其腹，迟则生祸虞。昨日邮书至，为言饷传逋。疲卒八九家，形影半凋枯。门户塞荆棘，妻子匿菰芦。苦称被水旱，亩地尽荒芜。仅余皮骨在，典鬻无完肤。诏使日夜至，恺泽同春敷。而我独重困，何以偷须臾。仓卒感斯言，仰天长欷歔。揽衣亟起去，耳中闻追呼。”[25]13

周仕国的诗描绘了这样一幅驿夫的生活图景：第一，十分辛苦，天不亮就要起床，他们不仅要承担驿站的工作，还要自己种田，以维持生活。第二，生活极为困苦。种田收成不好，而政府的补贴又常常拖欠。生活难以维持。妻子儿女连出门的衣服都没有，只有躲在家里。第三，安全也没有保障，来往的官员一个个威风凛凛，急如星火，稍不如意，祸患莫测。

进士邹元标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被贬贵州都匀，对卫所军士的贫苦状况更是了解极深，被召回朝后，上《吏治民瘼疏》，特别谈到了云贵二省军士的驿役情况：

云贵二省原无驿夫，以军为夫。道里长远，山势险峻，每夫一名，帮贴数名，始得成役。昼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过数斗，亦良惨矣。国初屯戍，额五千名，今清平卫不过二三百人。昔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故不难知已。臣愚，谓宜敕该部，乘此清时，一洗民间清勾夙弊。至云贵以军代夫，合无行彼处抚按官乘此清闲，悉心议处，以杜后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柔远能迩之长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

邹元标指出了军士贫苦的重要原因，因为驿役繁重，军士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更遑论屯种了。而国家的补贴又不多，每月不过几斗米。这几斗米都是弘治间，经贵州巡抚孔镛建议才给的。“贵州诸站军士专执递运。其役最劳，旧制不给粮，弘治间，都御史孔镛建议，始月给粮三斗。”[17]

陆粲的诗与邹元标的奏疏都触及到了一个重要问题，以军代夫，实际上是挖了军队的“墙脚”，夫役的问题解决了，但军队无形中被瓦解了。明王朝之所以建立卫所，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保持一支不用国家负担军粮的常规部队，这支部队在关键时刻能够为保卫明王朝起到关键作用，但以军代夫的形式却使明王朝的这一设计化为了泡影。

要保证卫所制度正常发挥作用，最为根本的有两点，一是大部分士兵有充分的屯种时间，以保证军粮的供应。二是少部分士兵有操练的时间，保证有一支随时能够调用的部队。一般来说，西南地区的卫所多实行的是七分屯田，三分操练。要做到这两点，就要使卫所士兵的时间得到保证。驿役任务过重，以军代夫，首先牺牲的是操练时间，因为牺牲屯种就意味着牺牲屯粮收入，其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而牺牲操练的危害则不是一眼就能看清的。以军代夫最直接的后果是使朝廷失去了一支随时可以调用的常规部队，也就是说，国家没有了“长城”。

按明初建卫时的情况，贵州一省应该有十多万军人，如果加上余丁，这支军队的数量就更大了。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时，也就十来万兵力。如果卫所制度健全，兵员充足，士兵操练及时，仅仅四川、贵州两省的卫所兵就足以取胜。更不要说贵州还有水西等土司，四川还有永宁等土司。但是，杨应龙叛乱时，贵州巡抚郭子章无兵可调，四川亦束手无策，最后，朝廷命兵部右侍郎李化龙任川湖贵总督，调集川湖贵及两广多省兵力，才得以消灭杨应龙。永宁土司奢效良与水西土司安邦彦联手叛乱时，朝廷更是无法应对。不仅是杨应龙叛乱这样大的战争，即便小小的战事，贵州仍然要借助本省或邻省土司的兵力，才能平定。正德年间，安氏土司的部属叛乱，是借助水西土司安氏的力量才得以平定的。

而随着驿役的不断加重，兵士的大量逃亡，仅仅操练的部队就不足以应付差役了，这就势必影响到屯田的士兵。在邹元标的奏疏中，在陆粲的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服役的军士连休息的时间都得不到保障，更不要说耕田种地了。没有时间耕田种地，屯粮就得不到保证。屯粮得不到保证，国家的后备军粮也就没有了。播州之乱时，巡抚郭子章只有从湖南调集军粮。常规军没有了，后备军粮没有了，这样一来，卫所制度设计的两个目的就都无法实现了。可以说，驿递制度的败坏直接导致了卫所制度的败坏。当然，卫所制度的败坏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卫所官员的贪婪，卫所田地不断被隐匿侵占，而不断败坏的驿递制度，不断增加的驿递差役应该说是卫所制度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3.卫所制度的败坏加速了驿递制度的败坏

驿递夫役越来越重，使卫所军士的负担越来越重，而卫所军士的负担还远不止这些。他们还要承受来自官方的其他各种差役，更多的是来自卫所各级官员的压榨盘剥。巡按御史王杏《军民利病疏》中详细地列举了卫所官员的盘剥方法：“贵前等二十卫所军伍多系三户垛充，或清勾补役，倚月粮以供俯仰，假樵采以为生息，贫困至极。各该千百户等官罔知矜恤，曲肆科差，以造册则有纸札钱，关粮则有使用钱，开操则有什物钱，下屯则有分例钱，供应则有心红柴炭钱，买闲则有按月钱，会计则有岁用钱，……每所设有军吏以收放，每伍设有操吏以派拨，每屯设有屯吏以催办，每卫设有总吏以掌管，巧立名色，众置油滑，遂致军士日不聊生，逃亡接踵，良可深恨。”[14]443卫所官员是无时不收钱，无事不收钱，巧立名目，百般搜刮。军士连开操都要钱，还有什么事可以不出钱呢？不出操是买闲，当然更要出钱了。卫所军人受到的盘剥还不止这些。

卫所军士例有月粮，但卫所军士往往不能如数得到这些月粮：“宣德三年八月壬午，贵州兴隆卫经历陆升言：‘本卫官军俸粮计二万余石，除由四川播州等处税粮支给外，余于重庆等府支。相去二十八驿，比高山峻岭，不通舟辑。每岁差官总支，变易物货回卫，给与官军，所得十不及一。本卫去湖广偏桥、镇远二卫，陆行止一百二十里，即通舟辑，下至沅州、辰州，总十一驿，俸粮乞于彼支给为便。’命行在户部议行之。”[1]1193兴隆卫经历陆升的建议是否采纳，不得而知。兴隆官军的俸粮要去重庆府支领，二万余石俸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不可能一个个去领，集中运送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于是，兴隆卫派官员去领出后换其他轻便易运的物品回卫，卫官与经办官员当然会从中渔利，以致军士“所得十不及一”。也就是说，兴隆军士的月粮很大一部分是一个虚数。

卫所军官与士兵都有职田，军士当然是既要耕种自己的田地，又要当差纳粮，军官们当然不会自己耕田种地，谁耕种他们的职田呢？当然是卫所的军士。云南一省有职田一百五十四顷六万六千八百八十六亩，自然是要大量的劳力才能耕种出来的，一个正千户有职田七十六亩，七十六亩田，以明朝的生产能力，总要五六个军士才种得出来。除了正常的职田，卫所军官往往还置有私产，这些私产自然要人管理，私人的田地也要人耕种，自然也要落在卫所军士的头上。

“边军设为防边计，额外军徭无定制。杂派走递牌儿夫，转输征调门厨隶。”陈邦敷的诗告诉人们，卫所军士远不止是被迫在驿递当差，官员们差什么，他们就要充当什么，可能是门子、厨子，或者走递人员。不仅是官役，就是私役，也是经常的。这在王杏的奏章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遇官过则拨跟随，遇站堡缺乏则拨扛抬，遇公私兴做则拨做工，遇人情借债则拨跟用，遇排门答应则拨火夫，遇勾摄紧急则拨打手，遇执持刑杖则拨军牢。”[14]453景泰二年八月，“四川按察司佥事刘福奏：‘提督叠溪诸关堡指挥佥事孙敬，私役卖放部卒诸罪。’命提问之。”景泰二年十二月，四川都指挥佥事孙斌，坐违例私役新补军人，下巡按御史黄溥论赎状还职。从之。[1]508景泰五年五月，镇守四川都督佥事徐海数为所部奏其强夺第宅及役军诸不法，命巡按御史覆治之。[1]512

卫所军士逃亡，同样是卫所官员发财的机会。卫所军人例有月粮，逃亡一个，就有一人的月粮留下，卫所军人都有田地，逃亡一人，就有田地留下，所以，卫所官员即使不希望军士逃亡，也不怕军人逃亡的。贵州提学谢东山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故旗军缺一名则一名之分田有在，屯田遗一分则一分之花利犹存。往以逃亡者虽缺，而解发者当补，故遂忽而置之。及今逃亡益多，解发益寡，而遗田益众，管屯人等遂有岁收常货，以致家成巨积者矣。”[14]465正统十二年八月，四川按察司奏：“都指挥佥事郭礼守备威州，克军士月粮。”上命巡按御史逮治之。[1]2501

天顺七年，行事校尉言……四川都指挥张英索所部指挥等官白金二百五十两及奸淫事。上命锦衣卫官径执之。[1]519

驿递的巨大负担，各种纷繁的公差，无法逃避的私役，永不满足的摊派，使得军士越来越无法忍受，只有选择逃亡。郭子章《黔记》明确记载了很多站堡、卫所军士的逃亡情况，龙里站原额站军三百一十五名，万历时期仅存二百零六名，算是很多的了。“兴隆卫，兴隆站城南，原额站军肆百捌拾名，逃故叁百伍拾名，止存壹百贰拾伍名。重安站卫南三十里，原额站军贰百贰拾伍名，故绝，奉文召募食粮客军余丁捌拾柒名。东坡站卫东二十五里，原额站军叁百捌拾捌名，逃故叁百贰拾伍名，见在食粮军余丁共捌拾伍名。”重安站的站军竟然全部逃亡了，以致当局只有重新召募军丁。平坝卫原额旗军五千六百名，万历时期仅存二千一百一十六名，安庄卫旗军原额五千五百九十九名，万历时期仅存一千六百五十六名，普安卫旗军原额一万三千七百七十七名，万历时期仅存九百一十三名，不到百分之七。普市守御千户所旗军原额一千四百二十名，后仅存八十四名。百分之六不到。也就是说，大部分站堡军士，绝大多数的卫所军士都选择了逃亡。贵州按察使王宪奏：“贵州卫所、站、堡、旗甲军人往差逃亡，十去八九。”

云南站堡、卫所军士的逃亡具体数据不清楚，但云南每遇战事，无兵可用，亦可见逃亡情况是极为严重的。天启《滇志》记载了云南当时的服役状况，三分马步旗军，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六名，七分屯军，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二名。云南二十个卫，十九个守御千户所，一个土守御千户所，按明初设置卫所的军兵情况看，二十个卫当有11万多人，二十个守御所有2万多人，兵员总数当在14万人以上。现存的兵员数当不够八个卫。而全省召募的各营士兵则多达七千七百多名，如果不是卫所及站堡军士大量逃亡，自然用不着大量召募士兵了。如云南左卫，三分马步旗军九百八十四名，七分屯军，一百九十四名。应该占七分的屯军现在不及马步旗军的四分之一，假设马步旗军足额，屯军人数应该是三千四百多人，逃亡人数达到百分之九十四。如果按明初设置卫所的标准，每卫五千六百人，则马步旗军应该是一千六百八十人，现有人数不到百分之六十。而屯军人数应该是三千九百二十人，逃亡人数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

总督云南军务王骥的奏章亦反映了站堡军士逃亡的严重：“贵州直抵云南洱海等处，自洪武以来，初开道路，因蛮夷叛服不常，是以设立站堡，编发为事，充军者二百人接递军需。又与附近夷人犬牙相制。近来有司不知利害，不加存恤，凡一经杠抬私货，动役百人，甚至不足则剥衣服，役妇女，日夜不休，以致逃窜流离，十已七八。”[2]282至于役使妇女，说明劳动力实在太缺乏了。军人本就很穷困，其衣服也要被抵充劳役，可见相关官员的贪酷。

因为大量军士逃跑，驿递任务的一部分转移到了留下的军士身上，这使得留下的军士要承担更重的负担，只要有办法，他们也会逃亡的。

在这种情况下，卫所制度可以说已经彻底败坏，平时，卫所官员还可以虚报军士，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地位，甚至借机倒卖卫所的屯田，将卫所的财产转移到自己名下，但一有风吹草动，却既出不了人，也出不了粮。即使勉强拚凑一点人马，多是老弱病残，完全上不了战阵。

卫所制度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驿递制度的败坏，而败坏了的卫所制度又会反过来加速驿递制度的败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局面。

第一，卫所军士的大量脱逃，使得各地卫所形同虚设，造成明王朝驿递线路的安全完全失去了保障。一有风吹草动，驿路就会中断。贵州驿道线就曾多次中断。王骥征麓川时，驿道沿线的少数民族不堪军队的骚扰，纷纷起事，先后攻陷了平越卫城、黄平守御千户所城、思南府城、赤水卫城，驿路因之中断。这些少数民族的起事规模本来不大，但由于卫所军队战斗力不强，以致失守。崇祯年间，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攻占重庆等十余城，攻围成都百余日，成都东南的驿道交通因之中断。水西土司安邦彦响应奢崇明的叛乱，攻围贵阳十余月之久，湘黔—滇黔通道因之中断。

第二，卫所制度的败坏，卫所军士的大量逃亡，使得卫所分担驿递供应，驿递差役的能力大大减弱，驿站的负担更多地落在了当地老百姓身上，承受不了繁重负担的老百姓也纷纷逃亡。大量百姓的逃亡，造成驿站的供应难以为继，驿递的夫役无人承担，最终的结果是使驿递制度面临着难以维持的危险。

五、西南驿递制度与西南社会

(一)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维护了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政治稳定

1.川黔驿道、湘黔滇驿道的建成保证了云南的完全平定

洪武四年，明升投降，朱元璋将四川收入了明王朝的版图，随后，朱元璋便把目光投向了云南。洪武五年，朱元璋即派出翰林待诏王祎，出使云南，招降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梁王杀了王祎。洪武八年，朱元璋再遣中书省参知政事吴云，招降梁王，亦被杀。其时，朱元璋尚腾不出手。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进军云南，云南平定。

为了平定云南，朱元璋自岳州至贵州设置二十五个驿站，每个驿站储粮三千石，以保证大军的用粮。平定云南的战争虽然进行得很顺利，这些粮食未必起了作用，但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各个驿站储备的这些粮食，保证了大军没有后顾之忧。

云南一经平定，朱元璋就命令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各部落酋长开通四川经贵州至云南的通道。

川黔驿道与湘黔滇驿道在平定云南的军事行动中虽然并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但在整体上具有保障作用。云南虽然大体平定，云南各地土司尚多，很多力量并未完全归附明朝，尤其是云南远离中央王朝，大军一撤，各种势力可能会再度起事，明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就不能稳定，而驿道的通畅对这种稳定具有保障作用。

洪武十五年四月，乌撒少数民族起事，傅友德率军平定。洪武十九年，傅友德、耿炳文再征云南、贵州，平定各少数民族的起事。洪武二十年十一月，靖宁侯叶升、普定侯陈桓平定东川、普定少数民族动乱。洪武二十一年，麓川反，沐英遣都督冯诚大败麓川军，思伦发遣使认罪。五月，东川各部再次起事，以颖国公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西平侯沐英、普定侯陈桓为副将军，率军讨平。九月，越州阿资叛，傅友德、沐英讨平。洪武二十四年、洪武二十八年，越州阿资两次起兵，都先后被平定。各土司的多次起兵都能迅速平定，得益于川黔驿道与湘黔滇两条驿道的畅通，这两条驿道的畅通，既保证了留滇部队的后备供应，又保证了云南与中央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随后，卫所的设置，屯田制度的实行，更使明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得以更加稳固。

2.湘滇黔驿道的畅通保证了正统间麓川战争的正常开展

洪武十六年，傅友德、沐英遣使招徕，麓川内附，十一年，置麓川军民宣慰使司，以思伦为宣慰使。二十一年，思伦叛，沐英大败麓川军，二十二年，思伦谢罪，贡象。宣德八年，麓川寇腾冲。正统二年，麓川思任发屠腾冲，占据潞江。正统四年，黔国公沐晟率都督沐昂、方政讨麓川，方政战死，沐晟还师，卒于楚雄。正统六年，以定西伯蒋贵为征夷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征麓川，思任发大败逃遁。正统七年，思任发再起兵，蒋贵、王骥再率师征麓川、缅甸，麓川、缅甸大败，思任发再次逃跑。正统十二年，麓川思任发子思机发、思上发占据孟养，再次叛乱，正统十三年，命靖远伯王骥总督军务，都督宫聚为总兵，进军孟养。王骥等在孟养大破麓川军，但王骥军一撤，思任发子思禄再次占据孟养。王骥于是承认思禄仍居孟养，统领诸部落，但不得渡金沙江，并于金沙江立石为约：“石烂江枯，尔乃得渡。”

对正统间的麓川之战一直有不同的评价，贵阳詹英时任四川会川卫训导，亦上疏劾王骥贪功，老师费财。天启《滇志》卷22载李本固《安插思化疏》中说：“故数年以来，刍粮之耗者，以数十万计；士马之亡失者，以干百计；而小民之转输，数钟致一石，驿递之困苦，数家供一差。”直接导致了“全滇萧条”。[4]750十余年的战争，几十万大军，自然需要非常多的粮饷，这无疑给云南、贵州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尤其是两省驿递，自然也是非常困苦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三征麓川造成了驿递的困苦，说明西南驿递在三征麓川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湘黔滇驿道的畅通，三征麓川是无法想像的。

虽然麓川之战给云南、贵州带来了极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整个明王朝国力的损耗，而最后又以盟约的形式结束，很大程度上对思禄作出了妥协，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但是，三征麓川之前，麓川不断反叛，甚至占据潞江，屠戮腾冲，不仅是云南老百姓的灾难，也使得明王朝西南边地长期得不到安宁，明王朝与西南其他民族，其他部落的交往亦受到很大影响。三征麓川以后，麓川基本上不再作乱，明王朝的西南边地基本上得到了安定，与西南其他民族的交往亦得以顺利进行，这应该是麓川之战的积极意义。而使这一积极成果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湘黔滇驿道的畅通。

(二)驿道的畅通保证明王朝在四川西南地区多次军事行动的成功

明朝四川西南地区的民族矛盾长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少数民族多次起事，致使一段时间内，明王朝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频繁，而这些军事行动的最终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驿道线路的畅通。

正德十二年，四川筠连流民屠杀夷民，引起筠连夷联合白水江流域四十八寨夷民，进攻筠连县城。万历十五年，邛部彝族头目撤假起兵反明，雷波土司杨九乍、马湖土官后代，时任马湖土巡检安兴起兵响应，随后，建昌彝族头目大咱也乘机起事，一时间，彝族的反明活动遍及大小凉山地区，对明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万历十四年至万历十六年，明朝进行了多次军事行动，彻底消灭了“凉山三雄”。这次军事行动前后动用了近十万部队，大量粮饷的运送，军事命令与军事情报的顺利传递，都得益于驿递制度的完善。

川南的都掌蛮长期活动于叙州府的戎县、筠连、高州、珙县一带，但明王朝与这一民族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以致从洪武至嘉靖年间，明王朝对都掌用兵达十一次之多。成化元年至成化三年，明王朝发兵二十万，对都掌进行了围剿。正德、嘉靖两朝，都掌地区动乱不断。万历元年，四川巡抚曾省吾奏请出兵，引发了明王朝对都掌蛮的最后一战。在巡抚曾省吾和总兵刘显的主持下，明军积粮二十八万石，银七十余万两，调集官军和永宁、水西、酉阳土司兵一十四万，进攻都掌的重要据点凌霄、都都、九丝三寨，最终攻下了这三个重要据点，取得了明军对都掌的决定性胜利。这次胜利后，曾省吾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将都掌民的田地拨给州县军民耕种，兴办学校等，这些措施，使得都掌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再加上战争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都掌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就不复存在了。对都掌的十多次军事行动，每一次都对驿递有着很大的依赖，尤其是最后一战，积粮二十八万石，调军一十四万，更是只有驿道畅通才能做到。

播州土司在今贵州遵义一带，据传可以追溯到唐朝，太原人杨端应募起兵，助唐挫败南诏，遂据播州，子孙世有其地。洪武四年，朱元璋遣使招谕。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内附，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领安抚司二、长官司六。万历初，杨应龙袭职。杨应龙骁勇善战，多次为明王朝平定各地战乱，立下了很大战功。但居功自傲，骄纵不法，对其下级土官也十分残暴，甚至还杀了妻子及岳母。其妻叔及部属等遂上书控告杨应龙谋反。万历二十一年，明王朝出师播州，在娄山关大败于播州军。万历二十四年，杨应龙出兵抢劫草塘、余庆等土司，都匀、兴隆等卫所。万历二十五年，杨应龙公开反明，六月，杨应龙攻陷綦江，直逼重庆。万历二十八年，川湖贵三省总督李龙龙誓师重庆，调集二十多万大军，八路进剿播州，杨应龙自杀，播州平定，播州宣慰使司被废，播州之地被分为二个府，分属四川与贵州。播州之役，调集二十万大军，仅贵州巡抚郭子章就从湖南等地调集了三十万石军粮，整个军事行动的用粮当近百万石。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与驿道的畅通是分不开的，没有驿道的畅通，这样大规模的粮饷调集就完全没有可能。

(三)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明王朝与少数民族的交流

1.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与西南各少数民族部落的交流

西南驿递制度完善后，明王朝与西南邻邦交流日益频繁，明朝的宝石主要是从猛密(今缅甸蒙米特)一带采买，猛密以南有宝井，是重要宝石产地。从腾冲经陇川、猛卯(今瑞丽)，沿瑞丽江而行，经猛乃、猛密、宝井(今缅甸抹谷)，可以到缅甸王城阿瓦(今缅甸曼德勒)。由阿瓦继续南行，可以到达洞吾(今东吁)、摆古(今缅甸勃固一带)。这条道路是明朝从腾越入缅的重要道路，被称为贡道上路。从景东经者乐、镇沅、普洱等地至车里，然后分道，一条西南行至八百媳妇，继续往西至摆古，一条东南行至老挝宣慰司(今老挝博琅勃拉邦)，这条道路被称为贡道下路。

干崖，旧名干赖睒，“永乐三年，干崖长官司曩欢遣头目奉表贡马及犀、象、金银器，谢恩，赐钞币。五年，设古剌驿，隶干崖。曩欢复遣子刀思曩朝贡，赐赉如例。自是三年一朝贡不绝。”[29]4648干崖长官司在今云南盈江县。

“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洪武二十一年，八百媳妇遣人入贡，遂设宣慰司。二十四年，八百土官刀板遣使贡象及方物。……自是及永乐初，频遣使入贡，赐予如例。永乐二年，设军民宣慰使司二，以土官刀招你为八百者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为八百大甸宣慰使。”八百媳妇在今缅甸掸邦东部。整个明朝，八百媳妇基本上保持着朝贡。[29]4664

景东土司曾一次贡象达500头，象奴达300人。从临安则有驿道经蒙自，接红河水道出越南。

驿递制度的完善，贡道的畅通，促进了明王朝与西南各少数民族部落的交往，并促进了很多少数民族部落最终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2.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与四川及四川西北各少数民族的交流

明朝以前，藏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来往，都是经青海、甘肃，这是旧时的唐蕃古道，明朝起，由四川入藏成为主要道路。明代入藏通道的具体线路，是由成都至雅州、碉门、鱼通，或经黎州进入藏区。

洪武二十年，明太祖遣使臣招抚长河西、鱼通、宁远诸处，并采纳使臣建议，改善这些地区的交通状况，碉门至岩州，量地理远近，均立邮传。永乐五年，命阐化王与护教、赞善二王，必力工瓦国师及必里、朵甘、陇答诸卫所、川藏诸族，复置驿站，通道往来。永乐十二年，派中官杨三保为使臣，令阐化、护教、赞善三王与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其后贡益频数。[30]386

明朝时，川西北的藏族主要聚居在松潘与朵甘，松潘约相当于今天的阿坝藏区，朵甘约相当于今甘孜藏区。明王朝沿袭元人的办法，继续用喇嘛教笼络民心，凡元朝法王后裔来朝者，都给予优厚的赏赐，对其所推举的人员，也都授予官职。政治上的互相信任也促进了经济上的进一步交往，输入藏族地区的主要商品是茶叶，“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布匹、瓷器、铁器、铜器及各种日用品都受到藏区的欢迎。藏区则以马匹、氆氇、皮毛、藏香、酥油等作为交换。朝贡也是藏区与内地贸易的一种方式。由于驿道的畅通，土司头人与上层喇嘛的朝贡队伍络绎不绝。

明朝，四川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为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明王朝在这一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由于明王朝与藏族的交往大大增多，汶川、茂州、保县等地已经由纯粹的军事政治要镇而发展成为物资交流集散的中心，许多汉族商贩和农民逐渐来到这里安家落户，羌民与其他各族人民的交往日益增多，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亦随之传到这一地区，极大地推动了羌区经济的发展。

四川的彝族元明时称为罗罗，明王朝在这一地区设有建昌卫土指挥使司、建昌土知府、马湖土知府及一些长官司，还有很多关堡、驿站，明朝在这一地区大量建立卫所，开设军屯、民屯，随着大量屯田军民进入凉山，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被推广到这一地区，该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洪武十七年，景川侯曹震开通眉州至建昌的古驿道。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又增置四川建昌府九驿[98]1233。建昌是云南与四川交流的重要通道，从黎州沉黎驿，经建昌地区的泸沽马驿(建昌北)、龙溪马驿(建昌北)、泸川马驿(建昌东)、自白水马驿(建昌南)，禄马马驿(建昌南)，达阿用马驿(建昌卫治)，由阿用马驿往南，路通云南武定府。亦是连接四川与云南的一条重要通道。随着驿路的开通，各民族的交流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川东南是土家族的聚居地，有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和石柱五个自治县，现属重庆直辖市管辖。这一地区明朝并未设立驿站，但由于湘黔驿道的贯通，重庆与湖广水陆驿道的贯通，这一地区与外界的交流亦更为方便，且整个明朝，这一地区的土司采取了与朝廷积极合作的态度，他们积极出兵，参与明王朝的很多军事行动，主动朝贡，争取更多的朝廷支持，这也使得土家族与其他各民族的交流更为频繁。

播州宣慰司所在地遵义今天已经不再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但当时，亦是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明代，开通了重庆至贵阳的驿道，从百节马驿，经白渡驿、东溪马驿(綦江南)，安稳马驿(綦江东南)、松坎驿(桐梓北)、桐梓驿、播川驿(桐梓城)、永安驿(播州北)、湘川驿(遵义)、乌江驿(播州西) 、养龙坑驿、底寨驿、札佐驿至贵阳。此外，从播州宣慰司还可以经余庆、白泥到达黄平，上湘黔驿道。播州宣慰使亦在长时间与明王朝中央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杨铿首度向明王朝进贡后，播州宣慰司的贡使即络绎不绝。明王朝还经常征用播州土兵。驿道的贯通，与明王朝的广泛联系，都使得播州地区的各个民族与其他地区的其他民族有着广泛的交流。

3.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与云南各民族的交流

明朝实行军屯、商屯与民屯，大量汉族人员口进入云南，使得很多地方的汉族人口超过了少数民族，而原来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则成为多民族杂居地。明朝后期，白族的聚居地就被压缩到了大理府一带，其余各地都成了散居区。大理处在昆明至金齿的驿道线上，洱西驿就在大理府城南，昆明至丽江的驿道线上。金齿继续往西南行，过腾冲，可达孟密、孟养、陇川等地。从大理到丽江，再往北，是通往藏区的重要道路。因为处于两条驿道线的交汇点上，大理白族得以和其他各民族进行广泛的交流，白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彝族通称罗罗，主要聚居在曲靖、乌蒙、乌撒、越巂、水西一带，明朝，乌撒、乌蒙、越巂都划归了四川，水西则划归贵州。云南的彝族主要聚居在曲靖府、寻甸府、武定府等地，曲靖、寻甸都在云南经四川乌撒、贵州毕节、赤水至四川永宁的驿道线上，这是四川连接云南的主要通道，也是云南重要的出省驿道。从昆明经武定，到达建昌卫的阿用驿，也是云南与四川的一条交通要道。这两条重要通道经过彝族的广大地区，使彝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得以扩大。整个明朝，彝族土司与朝廷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大多数时间里，这些土司都与朝廷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但也常常起事，反抗明王朝的统治。在彝族土司与朝廷关系很好的时期，彝族土司通过朝贡、出兵等途径，得以扩大与外界的交流，但与朝廷对峙的时期，彝族百姓与外界的交流就被割断。

纳西在明朝时称为“么些”，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洪武十六年，纳西族木得被任命为丽江府土知府。丽江是云南茶马的通道，“茶马西道：始于六大茶山，经思茅、宁洱、景谷、景东、南涧和弥渡等13个驿站进入下关，再分两路，一路经保山入缅甸、印度，另一条向西北而行，经大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县)、德钦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史称茶马大道”[31]104。明朝设有丽江府至大理府的驿道，这一驿道的开通，使得丽江与昆明、与明王朝的联系得到加强，洪武十六年，丽江诸部落头目一次就贡马一百二十七匹，十七年，丽江知府木得再度贡马，纳西贵族频繁进贡，物质上得到了朝廷丰厚的赏赐，政治上也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永乐六年，朝廷发放三千一百八十石小麦，赈济丽江府饥民，永乐十年，朝廷再次赈济丽江饥民。

哈尼族在元朝写作“斡泥”或“禾泥”，明朝多作“窝泥”，明初窝泥族的主要聚居地在临安府、元江府一带，即今红河、元阳、金平、文山、绿春、元江、思茅等地，明初，在这里设立了思陀、溪处、亏容、左能、教化三部、纽兀等长官司。明朝在元江府设有因元驿，从因元驿向西南行可以到达普耳，继续向西南行，则到达八百媳妇(泰国北部)、老挝。从临安则有驿道经蒙自，接红河水道出越南。元江府处于西南贡道上，元江府土官亦频繁进贡，与明朝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洪武十七年、永乐三年、九年、十二年及正统元年，元江府都先后遣使贡象、马、方物。嘉靖三十二年，元江首领那恕贡象12只，永乐十二年，平缅宣慰使思征发，一次贡马600匹。临安府处于云南与越南联系的重要通道上。明朝时，亦完善了驿递制度，“明洪武十三年，站赤改为驿站，至十五年，临安府以60华里为度，在重要适中地区设驿站。临安府蒙自县设蒙自驿、梨花驿；建水州设新建驿(州东城外)、曲江驿(今曲江镇)；石坪州设宝秀驿，阿迷州设阿迷驿、罗台旧驿、矣马洞驿；广西府城设在城驿。在次要道上设堡、铺，铺与铺之间相距10至40里以上不等，形成传递文报网络。”[32]11哈尼族聚居地区驿道的开通，加强了哈尼族人民与外界的交流。

随着明朝在云南地区的开发步伐加快，云南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驿道。栗粟族在明朝称为“栗些”，“些”与“粟”同音，栗些就是栗粟。栗些的分布区域在北胜州至云龙州一带。永乐二年，在北胜州设澜沧驿与清水驿。由宾川渡江至北胜、蒗蕖，可通盐井卫。

4.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与贵州各民族的交流

镇远至平越(今福泉)一带，以前大多是“生苗”控制区域，不仅是朝廷无法与之进行联系沟通，就是土司对这些地方也不熟悉，驿道的开通给贵州各民族的交流带来了更大的便利。黎平至靖州驿道的开通，使得今贵州黔东南地区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黎平府及今榕江、剑河一带的广大地区，是今侗族、苗族的聚居地，由此驿道，经靖州，即可达内地。驿道的开通，使得这一地区与湖广的联系被沟通了。

今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亦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一带在明朝设立了都匀、邦水、平浪、平州六硐、九名九姓、陈蒙烂土、丰宁等长官司，黔桂通道正是穿越这一地区，从平越驿往南，经都镇驿(今都匀市北)、来远驿(今都匀市南)，通过独山州、荔波县，到达广西庆远府(今广西宜山)，这就是黔桂通道。黔桂通道与湘黔驿道相连，黔桂通道的开通，使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得以与其他民族有了更多的沟通。

水西土司是明朝的大土司，其领地包括今毕节市、六盘水市的大部及安顺地区、贵阳市的部分，四川省叙永县、古蔺县的部分，还包括今云南威信等地、贵州黔西南、遵义市等地的零星土地。这一地区是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滇黔驿道的贵州段，几乎是贴着水西土司的边地，有时甚至穿过水西土司的领地。水西土司还有龙场九驿贯通其境内，有由龙场九驿连接的川黔驿道西线，有贵阳经养龙坑驿至播州，连接四川与贵阳的川黔中线，还有云南与四川连接的驿道。滇黔驿道、川黔滇驿道，川黔驿道中线及川黔驿道西线，在水西土司构成了两纵两横的驿道格局，这就极大地方便了水西土司的广大少数民族民众与外界的交流。

(四)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交往，随着人员交往的频繁扩大，物资的交流也得以扩大，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亦得到了促进，如四川的茶叶、盐业生产、贵州的农业、种植业生产、云南的采矿业发展，都与驿递制度的完善有着直接关系，本文主要谈谈四川的茶叶与贵州农业的发展。

1.贡道的畅通与四川的茶叶生产

明朝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使西南边境的进贡队伍得以顺利进入内地，西南驿道的畅通，意味着西南贡道的畅通，而进贡队伍的源源不断则意味着西南地区与边疆地区的贸易交流持续不断。因为进贡队伍或常常夹带私货，或得到批准允许进行一些贸易，这都激发了内地与边疆地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在特定的背景下，这种与进贡联系起来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之大，远比其他促进经济的方式要更有成效。明朝川藏地区的茶叶贸易就是如此。

宋代四川是全国茶叶产量最多的地方，北宋时一年约三千万斤，但在明朝，规模有较大的缩小，大约只有六百万至八百万斤。这与两宋相比，减少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茶叶生产会出现如此大的滑坡呢，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宋朝末年与元朝末年的战乱，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死亡，茶叶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明朝的茶叶生产政策所造成的。明朝需要大量军马，而藏区需要茶叶，为了加大藏区对茶叶的依存度，使明政府在茶马交易中得到更多实惠，能够用更少的茶叶得到更多的马匹，政府实行“贱马贵茶”的政策，即有意提高茶叶的价格，压低马匹的价格。这一做法打击了藏民以马匹换茶叶的积极性，藏民都不愿意再与政府交易，以致长时间里，政府专门设置的茶马司买不到什么马匹，最后，“永乐八年，茶马司不得不自动取消官定茶马比价，以平均每匹马1 186斤茶的比价，换取七十余匹老弱瘦马。”[33]111-112为了抬高茶价，明朝政府还以引额的方式，限制了茶叶的生产，即给某地多少茶叶指标，超过指标的茶叶就不在官方许可收购的范围之内，明朝政府又极力打击茶叶的私贩，因而，茶叶生产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使得明朝四川茶叶生产远远不及两宋时期。

但是，硬性的禁止始终无法阻止实际的需要，官方交易的比价无法让藏民满意，藏民们就千方百计地与私商交易。因为官方的比价与实际需要的比价过于悬殊，这就给了私商们极大的利益空间，茶商们因此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私商偷运茶叶，官员、军人家属也偷运茶叶，进贡的少数民族头领、使节及随从也都偷运茶叶。茶叶的偷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在分析明代川茶产量时应考虑其‘私茶盛行’的背景，加上城乡居民自产自用，未通过纳引征税的部分，其数量是不小的，估计不下二、三万担。因此，明代川茶的总产量约在6～8万担之间。”[33]151总产量6～8万担的茶叶中，大约二、三万担是私茶，私茶的比重占了三分之一。洪武三十年，乌思藏贡使私购茶叶返藏，被关吏扣押，朱元璋诏令免于处理，这使得贡使们贩运茶叶有了合法的先例。正统四年，僧人温卜什夏坚藏要求允许购茶六千斤返藏，正统六年，僧人星吉坚粲等要求市茶二万斤返藏。

在给进贡人的赏赐中，茶叶是最为重要的一项。一些进贡人甚至非常明确地要求赐与茶叶或食茶勘合(即提取茶叶的凭证)。“西番弘化寺剌麻领占坚参巴藏卜奏，为乞讨食茶勘合事：臣本处山高水大，外夷去处，无有食茶。望朝廷可怜见，乞赖礼部给与勘合，前去湖广关支食茶，回还本处祝延圣寿，补所便益。”[33]161成化时期，藏族贡使对茶叶要求甚切，朝廷规定按入贡路线每人赐给食茶五十至六十斤，弘治三年，朝廷规定食茶勘合就近在四川茶库领取。

正是因为贡道的畅通，私茶与官茶的并行，使得四川的茶叶生产虽然不及两宋时期，但仍然保持了一个不错的水平。

2.驿道的开通促进了贵州农业的发展

明朝贵州的农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直接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驿递制度的完善，二是卫所屯田制的完善。贵州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土地的开发利用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结果最直接的原因是卫所屯田制的完善，卫所的屯军，原来都是中原地区的军民，到贵州以后，三分守城，七分屯田，贵州境内包括由湖广都司管辖的几个卫所，共有屯田120万亩以上。但是，卫所屯种的收益一开始并不明显，贵州卫的屯田亦是刀耕火种，收获不多。随着牛耕技术的逐渐推广，贵州农业生产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徐霞客到贵州时，发现贵州的牛耕技术已很普遍，比桂西北要进步得多。牛耕技术的普遍应用，是贵州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而牛耕技术之所以能够普遍应用，则得益于驿递制度的完善。洪武二十年九月， “湖广都指挥使司言：‘前奉诏以靖州、五开及辰、沅等卫新军选精锐四万五千人于云南听征，今又令市牛二万往彼屯种，请令诸军分领以往，庶免劳民送发。’从之。”[2]53从这一则资料可以看出，云贵两地屯种所需耕牛，很多是从湖广地区引进的。而要满足屯军对耕牛的需要，驿道的畅通是一个必要条件。尤其是这些卫所大多建于同一时段，这一时段对耕牛的需要量也就很大。

牛耕技术的推广为水稻的栽培提供了条件，安顺州，程番府都是重要的产米区。玉米原产美洲，明朝嘉靖年间传入中国，“万历年间郭子章所撰《黔记》中尚不见贵州有种植玉米的记载，而清初爱必达所撰《黔南识略》颇多记载，故推断玉米传入贵州的时间在明末清初。玉米传入贵州，对开发山区具有重大意义，因其耐旱高产，很快在各地推广，成为杂粮的大宗。洋芋大概也在这一时期传入贵州。”[34]208贵州的气候与地理条件特别适合玉米与土豆的生长，土豆的产量也高，土豆传入贵州，对贵州粮食产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玉米、土豆的传入，也与驿道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西南地区文化的发展

1.驿递制度的完善与文化的发展

驿递制度的完善能够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这是因为：第一，驿道带来了南来北往的人流。驿道的畅通、交通的便捷使得来往人员增多，来来往往的人之中，有锦衣玉食的商人，有呼风唤雨的官员，对于这些祖祖辈辈靠土地或山林为生的农牧民来说，这些来往官员或商人所表现的生活状态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是一种足以让他们羡慕而又向往的生活状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给普通人追求这种生活状态带来了可能。所以，通过读书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就会成为当地青年的一种新追求。而且，这来来往往的官员中，可能就有出身普通甚或贫寒，而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榜样，这就会更加地激发当地青年的读书热情。第二，过往行人发挥了传播文化的作用。经过当地的官员，住在驿站，要与当地人发生或这或那的交往，尤其是当地人要给他们抬行李，为他们牵马，在明清两朝，所有的官员都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这些读书人在与当地人交往的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从而，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第三，驿丞也会成为文化的传播者。驿丞虽然文化不一定高，但与祖祖辈辈务农或放牧的人相比，同样是地地道道的文化人，他们需要大量地与当地人交往。给当地人派劳役，从当地人那儿买菜，买土特产，驿站有些小的维修，可能还会请当地人帮忙，通过这些频繁地交往，他们与当地人产生深厚的友谊，成为当地青年的老师。第四，由于西南驿站很多处于未曾开发的地区，驿站本身可能是当地最为集中的建筑群，当地人要来这里服役，将土特产和蔬菜卖到这里，所以，就会成为一个地方的交流中心。而因为来往的官员本身是有文化的人，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得更多，驿丞也是有文化的人，当地人既会来这里交流物品，也可能专门来这里打听事情，了解形势，学习文化，这就使得驿站也成了当地的文化传播中心。即使同是府州县治，处于主要驿道线上的城市也会因为交通方便，文化交流活动更多文化更为发达。明朝科举考试的成绩就是这样，科举成绩好的城市往往都是在交通相对发达的地方。

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有多种形式，但在当时，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读书青年的增多，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知识分子群体，这在文化不发达的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二是科举成绩不错，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官宦世家，如贵州普安的蒋家、邵家，清平的孙家，新添的丘家；三是社会风气的改变，读书人增多，官宦世家的形成，也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风气，青年价值取向改变，不再讲狠斗勇，而是以读书中式为荣，这会造成社会风气的极大变化，如镇远府，“风气渐开，人文丕振，游宦者安之。”平越府是“俗尚威武，渐知礼义”[7]191,189

2.贵州驿路沿线文化发展概况

湘满驿，在普安州治北，今盘县县城，明朝时是普安州城和普安卫卫城。洪武十六年初，置普安军民府，以土酋那邦妻适恭为知府，佐以流官。适恭卒，以子普旦为知府。二十二年，普旦与越州阿资，本府马乃等，起兵反抗朝廷，袭陷普安府。不久即被平定，罢普安府，置普安军民指挥使司，领其地，隶云南都司，寻改隶贵州都司。永乐元年，置普安安抚司，以土酋慈长为安抚，隶普安卫。十三年，慈长谋为不轨，改安抚司为普安州。首次设立流官，隶贵州布政司，领罗罗夷民十二部，号十二营，名其部长曰营长。普安长期在土司、土官的统治之下，但普安却是贵州省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洪武十三年建普安州儒学，普安州儒学是明朝贵州最早的官学，普安处于云南到贵州的交通要道上，外来文化对普安的影响不小。贵州科举考试最初与云南合考，普安占地利。宣德四年，云贵合试，贵州一人中举，为普安州刘瑄，明朝贵州的第一个举人出自普安州。宣德七年，贵州5名举人，普安州就占了2名，王玺、章善。王玺任泸溪训导。宣德十年赵珂，正统三年盛裕，正统十二年钱昂，景泰元年张仪等都先后考中举人。成化十三年，贵州16名举人名额，普安州取3名。后来，亦不乏中举者。

明洪武十四年，置清平堡，二十三年，改清平卫指挥使司，隶贵州都司。清平驿，“在卫城南一里，洪武十六年建。为滃霾驿，隶四川黄平安抚司，洪武十九年改清平驿，隶平越卫。”(《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清平即现在凯里市炉山镇，在湘黔驿道上，便利的交通使清平与外界的联系增多，这使得清平人的眼界更加开阔，对文化知识也有了更多需求。正统八年，清平卫指挥使石宣建清平卫学，成化十三年，清平孙瀚中举，任桂林府同知。孙翰做官后，十分重视乡邦教育，曾于正德七年为清平卫购置学田。孙翰的中举做官，极大地激发了清平人读书求学的热情，孙瀚的子孙中，很多人中举。其孙孙应鳌，黔中王门著名学者，官至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

贵州驿，洪武间建于城北门外，万历二十二年改为贵阳府学，贵州驿迁至南门外，即今贵阳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设贵州都指挥使司，贵阳成为贵州的军事中心。洪武二十六年，设贵州、思州二宣慰司学，贵阳成为贵州的文化重镇。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贵州布政使司，永乐十八年，设贵州提刑按察司，贵阳成为贵州的政治中心。景泰元年，贵州专设巡抚。随着贵州省的省级机构的不断完善，贵阳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三司大小官员虽远不如今天的行政人员多，但也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这些官很多都带着家属来到了贵州，他们的子弟就在贵阳的学校学习，贵阳已就渐渐成为全省的文化中心。贵州宣慰司司治亦在贵阳，宣慰使安氏，宣慰同知宋氏都住在贵阳，贵阳还有贵州卫、贵州前卫两个军事机构。贵阳是湘黔驿道的终点，滇黔驿道的起点，同时，北经雅关、札佐到遵义，经雅关、龙场至黔西、毕节，南通金筑等土司，直达广西，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来贵州工作的官员中，不乏饱学之士，贵州各地青年也有很多来到贵阳求学。贵阳就逐渐具备了形成知识分子群体的条件。贵阳早期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王训、詹英、秦颙等，还有一大部分王阳明的弟子，如汤、陈文学、叶梧等。

新添驿，洪武十四年建，在新添卫城北门外。新添卫即今天的贵定县，亦处在湘黔驿道上，明朝出了十多位举人，以丘氏父子最为有名，丘东昌，新添卫指挥丘东鲁之弟，隆庆元年举人，任营山县教谕，官至知州。其子丘禾实、丘禾嘉。丘禾实，万历十九年解元，二十六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后升为左庶子。著有《循陔园文集》8卷，诗集4卷，郭子章《黔记》即是丘禾实写的序。丘禾嘉，万历四十年举人，官至宁远巡抚。

普利驿在普定卫城南门外，今安顺市政府所在地，建于洪武年间。景泰庚午年，贵州考中十三名举人，普定卫即有四人，赵侃、张清、邓源、潘愈，赵侃随后考中进士。成化辛卯、癸卯年，贵州十六位举人，普定均中四人。梅月，普定人，嘉靖五年进士，历官川南道副使。其子惟和、惟诗，梅惟和，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历官广东按察使。梅惟诗，万历元年举人，官知县。

可以说，在明朝，普安、清平、贵阳、新添、安顺已经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文化有了一定发展的表现，同时，又促进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形成知识分子群体的地区，都在湘黔与滇黔驿道上，这不是偶然的。

赤水、永宁的科举成绩亦不俗，这两个地方处于川黔驿道之上，是明朝初年，云南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赤水、永宁两地科举成绩的变化是最能说明驿递的作用的。永乐年间，贵州尚未正式有科举，就有三个举人，贵州第一个进士是赤水卫的张谏。景泰癸酉科，贵州十八个举人，赤水卫占有了三名，永宁卫两名。景泰丙子，贵州十个举人，赤水卫三人，永宁司一位。天顺己卯十名举人，赤水卫两名，天顺壬子十名举人，赤水卫一人，永宁卫与永宁司共三人。嘉靖丁酉年，云贵分科，贵州二十五名举人，永宁卫尚有四人，但赤水卫无，自此至明朝结束，赤水卫只有七名举人，永宁卫有十余名，但也是大不如前。为什么明朝前期这两地的科举成绩好，而后期科举成绩差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永宁、赤水经毕节至云南的驿道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了，云南出省，更多的是走湘黔驿道，而不再走这条驿道了。

3.四川驿路沿线文化发展概况

万县是四川东部的重镇，亦是水陆交通要道，当时从万县向西放射的线路有五条：顺长江，经忠县、丰都、涪陵、长寿而至重庆；经梁山、垫江、长寿而至重庆；经梁山、大竹、渠县达成都；经开江至达州，直通巴中一带；经开县而达宣汉一带。此外，从利川、恩施，从湖南龙山、从贵州正安，从陕西安康，都有驿道与万县相通。[35]18明朝万县有进士5人，举人26人。[36]

长寿是重庆府的重要门户，北经邻水到达顺庆府，西北经垫江通梁山、达州，水道上通重庆，下抵万县。明朝，长寿有进士33人，举人110人。[37]400-402

綦江县北通江津，东与南川相接，是播州宣慰司入川的重要关口，也是连接巴县与贵阳的重要关口。明朝綦江县有4名进士，26名举人。[22]

奉节县是进入长江三峡的关口，既是水路出川的重要一站，也是陆路出川的重要通道，还可以经建始到达湖广施州，明朝奉节县有6位进士，32位举人。[38]184

宜宾明朝为叙州，是川、黔、滇三省的交汇地，也是金沙江、岷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朝在这里设有叙南卫。宜宾县所属有四驿，汶川、宣化、月波、真溪，各设驿丞一员。东路“与南溪县瓦子铺交界”，再往东经泸州，达巴县。往北达富顺、自贡、隆昌、内江等地，南路“与庆符县小蒜铺交界”，继续往南，达盐津，通镇雄、乌蒙，西路与“屏山县黑岩铺交界”，一直往西，可达建昌。交通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明朝，宜宾有进士54人，举人199人，科举成绩非常突出。[38]

太平即今万源，在四川东北，西至竹峪关接通江县，北抵陕西，为达州经东乡出川的必经之道。虽然是山区，但驿递通畅，文化也较为发达，明朝有4位进士，10位举人。[40]535-537

纳溪县地处川南要冲，明朝设有纳溪水马驿、纳溪递运所、渠坝驿、大洲驿、峡口水驿，西由江安通叙州(今宜宾)，南通九姓司、永宁宣抚司(今叙永)，东连合江，北通泸州。明朝有2名进士，22名举人，亦是科举较好的县。[41]

明朝处于驿道线上，科举成绩很好的县还有不少。

由成都出发，横穿川中而抵川东门户万县的道路亦是一条重要通道，渠县就处于这条通道的中部。渠县是科举成绩十分突出的一个县，整个明朝有进士17人，举人63人。[42]梁山(今梁平)亦是这条中部通道中的一站，同时，梁山东至万县，西经垫江达长寿、重庆府，亦是一条重要通道，明原设有白洋、太平、沙河、袁坝四驿。明朝梁山有7位进士，34位举人。科举成绩虽不及渠县，但仍然是比较突出的。[11]955-959

江安县与纳溪县相邻，亦是川南要冲，科举成绩比纳溪更为突出，明朝有进士7人，举人29人。[43]

汉州即今广汉，是成都东北的重要门户，明朝时的汉州领有什邡、德阳、绵竹3县，明朝汉州共出了24名进士，101名举人，虽然相当于今天的4个县，仍然是不错的成绩。[44]

彭县在成都市的北部，明朝有11位进士，33位举人。[45]

高县当宜宾与云南的通道上，由宜宾渡长江。经庆符、高县、筠连，抵云南的盐津，南趋昆明。明朝高县共中4名进士，23名举人。[46]

东乡即今宣汉，东与开县相接，北通万源，南连达州，处于由川入陕的重要交通干线上。明朝时有6名进士，17名举人。[47]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科举成绩与驿道的关系，但这些科举成绩好的县都在驿道线上，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4.云南驿路沿线文化发展概况

临安府建水州北连通海驿，东接阿迷驿和蒙自驿，西接宝秀驿，是明朝滇南的重要交通枢纽，交通的便捷，同样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加之，洪武年间，山西右参政王奎、山西右布政使韩宜可贬谪至临安卫， 二人到临安后，即被卫指挥万中托以卫中子弟的教育，二人人品学问都足为楷模，对当地青年学子影响极大。永乐九年，云南开始举行乡试，当年，建水就有二人考中举人，正统七年，建水出现第一个进士。嘉靖辛酉科乡试，全省录取40名，临安府占了14人，而建水有11人。“在滇南四府举行的院试中，建水学子中榜的常占一半以上；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中，临安府学子中榜的也达半榜以上，因而有‘临半榜’之谓。”“明代建水共出文进士30人(其中翰林6人)、武进士25人；文举人299人，其中解元5人、亚元6人；武举人35人，其中解元7人。”万历年间，建水进士任给事中，前往琉球册封新立的中山王，成为‘滇中航海第二人’。也是在万历年间，建水进士包见捷因为熟悉历朝典章，为建水赢得了“文献名邦”的御赐匾额。[48]63-71

昆明处于云南驿路交通的中心点，属于云南文化非常发达的地区，科举成绩也很好。再如曲靖，亦是交通要冲，科举成绩也很突出。

(六)西南驿递制度的完善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城市繁荣

1.驿站与城市

一般来说，西南地区城市的繁荣与驿道的畅通都有一定的关联，尤其是贵州，明朝以前开发地区不多，驿站与卫治、所治往往成为一个地区的仅有的属于官府的房子。一个驿站一般有十多间房，据《重修花林驿记》所载，四川忠州的花林驿有正厅一间，左右廊庑十间，鼓楼三间。[49]云南易龙驿后改为察院，“驿官公廨前厅三间，后厅三间，两厢房六间。”[50]27十多间房应该是一般驿站的规模。此外，驿站还有不少马棚，如清朝贵州皇华驿有马棚8间，新添驿则有15间马棚。十多间房加上十来间马棚，在居住分散的地方，已经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居住区了。再加上驿站所在地一般都设置有军卫或防御千户所，卫治与所治还有一些房子。驿站一般要选在驿道线上适中的地方，交通相对方便，这样的地方本来就是老百姓愿意选择的居住地，住户也会多一点。所以，在没有城镇的地方，驿站所在地往往最具有发展成为城市的可能。

而在本来有完整的城镇建制的地方，交通方便，贸易就会增加，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也会随之增加，城市会因此更加繁荣。当然，驿递也会增加居民的负担，尤其是驿递负担过大而地方政府处理得不好，使负担的劳役极为不平等的时候，居民也会因为负担过重逃离驿道线，逃离驿站所在的城市，驿道的畅通也会影响城市的发展。明朝贵州思州府城的两次迁移正是这样。思州府治最先是在岑巩，即原思州宣慰司司治所在地，今岑巩县县城。平溪驿站设在平溪，平溪卫城亦在此。由于思州府治地处偏僻，经常会遭到少数民族武装的攻击，安全没有保障，思州城多次被攻破，思州知府也曾被杀。而且，因为地处偏僻，受到攻击时不能及时发出求救消息，得不到及时的救援。所以，隆庆三年，张子中任思州知府时，就把思州府城迁到了平溪卫城。这本来应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行为，府卫同城，安全有了保障。驿站在此，交通方便，信息畅通。但是，因为平溪驿地处交通要道，来往官员、官差很多，驿站应接不暇，如何应付这些官员官差，张子中并没有作出一个很好的安排就离任了，莫如德接任思州知府后，就安排四司轮流负责，老百姓怨声载道。万历五年，杨云鹍任思州知府时，又把府城迁回了原址。

思州府治的再次迁移，很好地反映了明朝西南地区驿递与城市关系的两面性，驿递的繁忙带来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带来极大的负担，使老百姓不堪重负，选择逃离繁忙的驿道线。但只要不是驿递负担畸重，劳役极不平均，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2.驿路与贵州城镇

贵州的贵阳既是贵州省的省会，又是湘黔驿道、滇黔驿道、川黔驿道中线和西线的交汇点，贵州驿驿站所在地，交通的便利，极大地促进贵阳经济、文化的发展，建省以后，贵阳又成为贵州省的政治中心。官署增多，民户亦随之增多，商业亦更加兴旺。天启年间，贵阳在北门外扩建外城，城区扩展至今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一带。贵阳城内外，形成十四个坊市，城内有三牌坊市、四牌坊市、谯楼街市、凤宪坊市，都是繁华的商业区。南门外的马荣街市则是驮马汇集的地方，北门外的馆驿前市则直接服务于南来北往的旅客。

镇远驿亦是湘黔驿道上的驿站，因为有水运便利，云贵驿道上的客货，由此可以直下湖广，达洞庭湖而至长江。而从湖广来的客货则要在此换乘马匹，所以，镇远成了重要的客货聚散地，也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明末清初，镇远即由各地商人建成了两湖、江西等八大会馆，12座戏楼，城内形成了沙湾市、辰州市、南京市、饶州市、普定市等近十个坊市，镇远成为云贵高原上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今天的镇远仍然保存了古城垣、古桥等200多处古建筑，有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青龙洞建筑群，青龙洞古建筑群有35座单体建筑，建筑面积6 600平方米。洞中建楼，楼中藏洞，构造极为精巧。1986年，镇远被国务院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

普利驿在今安顺市市府所在地，明朝时，这里既是普定卫的卫城，又是安顺州的州城，一段时间内，镇宁州与永宁州亦将办公场所设于此处，地位非常重要。普利驿既是滇黔驿道上的重要一站，又可以经过西堡、水西土司的要架则溪、架勒则溪通往乌撒，连接川黔驿道，是贵州境内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安顺相对平坦，物产富庶，安顺城内有局前街市、十字街市，城外有马场市和牛场市，大宗牲畜贸易很繁荣。“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阔。南半里，有桥。又南半里，有层楼跨街，市集甚盛。”[51]1497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谈到普定卫的风俗时说普定卫人“背义趋利”，“卫俗本淳朴，迩颇失其故态，与人交际，虽词令可观，皆谲诈而不情。或见人一衣一室之华，辄忮詈之。虽亲长师交之间，恩礼亦簿。惟贸贸日趋于利，风俗日降，势不可为。然转移而返之旧也，则有望于君子焉。”[17]这一评价显然是站在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传统立场上的，未必公正。由“卫俗本淳朴”到“惟贸贸日趋于利”，则说明普定卫的风俗，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的人也非常善于经商，镇远的近十个坊市中，多是以外省商人为主，而贵州本地商人中，则只有普定人最多，形成了普定市。这也说明普定的商业非常发达。

3.驿路与四川城镇

成都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西南最大的城市，是西南最大的交通枢纽，并处于西藏与内地连接的重要通道上，商业十分发达，城市也非常繁荣，此处不再赘述。

雅安明朝时为雅州，洪武初年，千户余子正修筑雅州石城。雅州在成都入藏与成都至建昌的两条交通要道上。“明洪武四年(1371)重修成都城，为利出入畅通，新建城门正对四方大道：东龙泉路(通重庆府)，南双流路(通雅州入藏卫)……”[52]6“成都至建昌卫，由锦官驿经唐安马驿(崇庆)、白鹤驿(邛州)，百丈驿(名山东)、雅安驿(雅州)、……达阿用马驿(建昌卫治)，由阿用马驿往南，路通云南武定府。”[53]29因为地处两条交通要道的交汇处，雅安成为重要的商品交易场所，汉藏贸易十分活跃，藏人在这里把马、氆氇等物换成盐、茶、布等，洪武年间，曾在雅州设立阜民司，管理购买西藏马匹，恢复茶课，以济边用。“明朝实行茶引制度。茶引是茶叶缴税后，官府发给的专卖、运销等的凭证……1569年(隆庆三年)，给雅安(即黎州、雅州)茶引三万，而给松潘(今四川松潘)等地的茶引总共才四千，给内地的茶引总共也只有四千。从这个数据对比中，可见当时雅安边茶地位之重要和茶马贸易的繁盛。”[54]126-127便利的交通，促进了雅安的发展。

“各条大道的许多交易市场和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如促进各大路沿线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昌都本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逐渐成为往来驮马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打箭炉设茶关，渐成各族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灵关道上的拖乌、荣经、越，石门道上的宜宾，茶马大道上的雅安、汉源都是因贸易而产生或发展的城镇。”[55]

4.驿路与云南城镇

在云南，不仅是驿道的畅通促进了城镇建设，一些府州县甚至一度只有驿站，没有府州县的城池。如广西府在城驿，建于洪武十八年，而广西府城则是在成化年间知府贺勋所筑；马龙驿属曲靖军民府马龙州，洪武二十八年建，而马龙州城则由知州张鉴创筑于万历四十一年；广通县路甸驿建于洪武十五年，而广通县城则为巡按御史毛堪建于万历四十五年；石屏州宝秀驿建于洪武十六年，而石屏州城则为知州蒋彝建于成化年间。没有城池，只有驿站，驿站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城池的作用，创筑城池时，也一定会考虑到驿站的因素，借助驿站已经形成的一些条件，这说明，驿站的建设促进了城镇的建设。

保山，即永昌府府城，永昌府设有金齿驿、沙木和驿、蒲缥驿、南甸驿、罗卜思庄驿、孟哈驿、小保场驿、老姚关驿、景汞驿、邦曩驿、猛哈驿、蛮莫驿、永平驿、打牛坪驿、腾冲驿、龙川江驿等十多个驿站。永昌东达昆明，西南经腾冲，直达孟密、宝井等地，是重要的滇西干道。自永昌东由哀牢山至竹鲁凹，通顺宁府；自永昌府至河湾，北通云龙州；自永昌西北至北冲，通十五喧，接野人界；自永昌西南由潞江，从邦别小路至镇安所、芒市、遮放至猛卯(今瑞丽)，至碗顶河边，与木邦交界；自永昌南至施甸，经姚关、湾甸、镇康、耿马至猛猛。[13]保山的地理位置在滇西干道上非常适中，由此向东，是经济发达的云南内地，道路宽敞，气候温和。由此无论是向西还是向北、向南，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滇西辖区，道路险恶，气候复杂。所以，来往于这条干道上的商人军士，都要在此歇息休整，补充给养，永昌府城就成了滇缅贸易货物的主要转输港口，有大客栈十余家，马栈十多家，货栈五六家，驿道的畅通，交通的发达，带来了永昌的繁荣。[56]

新建驿在建水城东迎晖门外草站村，隶临安府；曲江驿在城北40公里，隶建水州。向北与通海驿、江川驿、晋宁驿和滇阳驿相联结，往东接阿迷驿和蒙自驿，往西有宝秀驿。陆路除继续与安南频繁交往外，还开辟了临安府至老挝路。“建水共设12铺，北路有府前铺、白鹤铺、南床铺、阿卜铺、青花铺、曲江铺、马柯铺，与通海县的铺舍相交接；东路有甸尾铺、龙泉铺、梭罗铺，与蒙自县铺舍相交接；西路有板桥铺与石屏县铺舍相交接。”建水不仅交通发达，还有几千名外来的军士在此屯田，开垦了大量荒地，带来了内地的先进农耕技术，“临安府盛产金、银、铜、铁、锡、铅和茶、糖、纸、布等多种产品，采矿业和手工业也达到较高水平。”“由于物产丰腴，商业繁茂，而有‘甲第连云，歌钟振海’，‘人民殷富，人文亦盛。自省会而下，称第一’的景象，故有‘金临安’之誉。”临安城不仅是滇南矿产品的集散地，而且也是金属器皿的加工制作中心。[48]54-56

(七)湘黔、滇黔驿道的建设促成了贵州省的建立与贵州省各级政府机构的完善

1.驿道的畅通促成了贵州的建省

明以前，贵州虽然设立了各种行政与军事机构，但主要仍然是羁縻性质的，整个贵州仍然以土司政权为主。为了加强贵州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洪武四年，设立贵州卫。洪武十五年八月，设贵州都指挥使司，并设立了普安卫、尾洒卫、黄平卫等卫所，卫所的普遍设置，使贵州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永乐十一年，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为争夺砂坑，起兵相攻，朝廷将二宣慰司撤销，设立思州、新化、黎平、思南、镇远、石阡、铜仁、乌罗八府，后撤销乌罗、新化二府，并设立贵州布政司，至此，贵州省的历史正式开始。永乐十八年，设立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贵州省级政府机构的设置完成。

贵州省之所以得以建立，主要原因是贵州各卫所的广泛设立，卫所的设立使朝廷得以迅速调兵，平息思州、思南二宣慰司的叛乱，并将二宣慰司改设流官政府，也使贵州的省级政府机构的安全能得到有效地保障。而驿道的畅通，也是贵州省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因为：

第一，驿道的畅通，使中央政府的各种政令能够及时传达到各卫所，使军队的迅速调动成为可能，这样，才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两个宣慰使。

第二，驿道的畅通，能够使新建的贵州省政府保持与中央政府的紧密联系，使新建的贵州省级政府能够保持政令的畅通。

第三，贵州省级政府虽然建立，但因为所管辖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大大小小的土官，能够正常征收赋税的下级政府机构仍然不多，即使是已经改土归流的六个府，也仍然主要是土官土民，省级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机构所需要的运转经费远远不够，需要邻省的协济，而要保持邻省的协济能够及时运达贵州，就需要驿道的畅通。如果没有畅通的驿道线路，就没有稳定的后勤保证，中央政府就不能贸然建立一个新的省级机构。所以说，贵州省能够建立，驿道的畅通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贵州省的建立，也是湘黔滇驿道贯通后国家政治与军事的需要，湘黔滇驿道贯通以后，湖广、四川、云南、广西成为一个整体，而贵州成为连接这一整体的枢纽，尤其是云南与内地的连接，贵州的作用尤为重要，因而，湘黔滇驿道的贯通使得贵州的战略地位得以突出，因而，建省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2.驿路的完善促进了贵州省属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进一步完善

贵州省建立以后，省级政府机构选择在贵州卫城，因为贵州都司也设在这里，同时，这里也是整个贵州的地理中心和交通中心，从地理上来说，这里处于贵州中部，从交通上来说，湘黔滇驿道与川黔驿道在这里交汇，从贵州卫城往南，可以直通广西。但是，刚刚撤销思州、思南二个宣慰司所建立的六个府离这里都还较远，最近的镇远府相距贵州卫都有几百公里。省级政府所在地只有贵州卫等军事机构及贵州宣慰司等土司衙门，省级政府之下没有任何一级地方政府，这不仅从形式上来说不合常理，就实际管理来说，也有诸多不便。所以，完善省属各级地方政府，就是贵州省的当务之急。

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为六个府以后，其下属各土司仍然存在，正统九年，施秉长官司改为施秉县；弘治七年，思印江长官司改为印江县；弘治十一年，镇远溪洞金容金达长官司改为镇远县。

成化十年，置程番府；弘治六年，置都匀府；弘治八年，置麻哈、独山二州，清平县、永从二县；隆庆二年，迁程番府治于省会，改名为贵阳；万历十四年，置定番州于原程番府；万历二十九年，分播州地置府州县，分属四川、贵州，其中平越府、黄平州、湄潭、瓮安、余庆等一府一州三县属贵州，改龙泉坪长官司为龙泉县，万历三十年，升安顺州为安顺军民府。至此，贵州省共领贵阳等十府、定番等九州，印江等十九县，省属地方各级政府相对完善。

3.驿道的畅通在贵州省所属各府州县的建立与巩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些地方因为处于驿道交通线上，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因而，具备了建立府州县的条件。如贵阳，原为贵州宣慰司司治所在地，设置贵州卫时，以贵阳为卫治，后又于此增设贵州前卫。贵州省三司均设于此，是贵州省省治，但这里没有省下属的地方行政机构，省会所在地仍然是土司的辖区。贵阳因为是省会，省级机构的人员都在这里，同时，贵阳又是贵州宣慰司司治与贵州卫卫治，宣慰司与贵州卫、贵州前卫的主要活动也都在此。更重要的是，贵阳是湘黔驿道的终点，滇黔驿道的起点，处于湘黔滇大通道之上，同时，贵阳还是黔桂驿道与川黔驿道的终点，是连接四条驿道线路的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此地在洪武四年设立贵州卫后，又于洪武二十四年设立贵州前卫，两个卫所的设置，大量屯军的进入，使这一地区人口的民族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族移民所占的比例有了极大的提高。又因为交通便捷，驿道畅通，因而，这里也成了商贾云集之地，聚集了大量外来人口。大量外来人口聚集贵阳，他们不愿意再接受土司的统治，因而，贵阳建府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贵阳府的前身程番府并不是建在这里，而是建在贵阳南，距贵阳九十里的地方。成化十年，置程番府，隆庆二年，始将程番府移至省城，并改名贵阳。将府治迁至省会，既是政治形势的需要，也是交通形势、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安顺府的建立亦得益于驿道的畅通。安顺既是滇黔驿道上的重要一站，又可以经过西堡、水西土司的要架则溪、架勒则溪通往乌撒，连接川黔驿道，亦是贵州境内的一个交通枢纽，洪武年间，这里设有普利驿。这里原还是安顺州州治，也是普定卫卫治，一段时间内，镇宁州与永宁州亦将办公场所设于此处。

府州县要与上级政府保持联系，保证政令的畅通，就要开通驿道。所以，府州县建立以后，都把建立驿道之事放在重要位置。播州平定后，总督李化龙在《播州善后事宜疏》中特别提到的一条是“复驿站”：播州各驿自杨应龙对抗朝廷以来，“驿官不敢赴任，驿客不敢经行，站户逃徙，馆舍丘墟。”播州平定，播州宣慰司改土归流，原播州宣慰司改为平越府与遵义府，分属四川与贵州。土司时期就设有驿站，改土归流后，驿道更为重要，因而，总督李化龙把此事看得很重要，并特地向朝廷提出此事。贵州巡抚郭子章亦很重视此事，他不仅提出了建立铺司的方案，而且对铺司的人员设置、费用的解决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设流后，设立了思南等府，但思南、石阡等府尚未完善驿递制度，后来又添设了思石兵备道，驿递缺乏的矛盾就更显得突出，巡按御史王杏特地上疏，希望解决此一问题：“贵州思南、石阡等处旧无馆驿，顷因添设兵备，遂为冲途，请官为制驿，以苏里甲供应之苦。”王杏主要是从百姓的负担着眼，因为即使没有设立驿站，但公务的来往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而因为没有完善的驿递制度，就要直接派给里甲，造成了一些地区的百姓负担偏重。从王杏的奏疏中可以看出，没有完善的驿递制度，来往官员官差的接待就只能靠直接摊派解决，这种一事一派的方式，既会造成负担的轻重不均，又会造成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管理是很不利的。这也说明了完善驿递制度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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