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中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研究著述甚多，在哲学界、美学界也包括文学理论界有过热烈的论争，尤其在实践美学的研究上取得不俗的成绩。有学者指出，实践美学“不仅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为数不多的具有深度的理论之一，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思想家对于国际美学界乃至人类思想史作出的可以留下历史印迹的罕见贡献之一”[1]。不过，这场争论也留下了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中国文学批评而言，与实践范畴关联不多，对实践的内涵与性质缺乏深入细致的思考，运用实践维度观照和解释文学作品更是付之阙如，而正是这种缺失激发了我们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研究实践范畴的热情。将实践范畴引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生成和介入文学作品提供新的批评维度，就成为本文的写作动力和目的。

一、 中国形态实践范畴的性质与范围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实践观的内核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由于实践范畴内涵的包容性，中外哲人对实践范畴的解释莫衷一是，即使马克思本人的实践观也有不同侧重点。不过，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是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讨论实践问题，把实践解释为“对象性活动”，并把实践建立在人与现实的联系上，宣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这一观点有力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性质，并显示出马克思对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扬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实践观的建构正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基准，在实践范畴的性质和范围等方面既有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的继承，又有进一步的探究。

(一) 实践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

根据马克思的实践观，实践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是主体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所谓主体的对象化，就是将自身投射到客体当中，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于对象之中；所谓对象的主体化，则是通过人的实践使客体从自在变成自为，并打上主体的印记。换句话说，人通过实践，把自身之外的存在变成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自己的客体，与此相对，自己就成为主体，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由此，主体和客体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虽然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虽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没有人的活动或外在于人，就无法建立关系，就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主体和客体。正如马克思所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3]人的审美能力也是在从事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其审美经验就是实践的结果，即使某种天赋也有实践活动的积淀。因此，可以说是实践创造了主客体。

并且，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都具有物质性和历史性。主张主客体的物质性和历史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基本立场。主客体的这种物质性在于，主客体之所以能够创造或构成对象，是因为主体和客体、人和对象都是对象性的，都是“自然界”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4]当然，马克思对唯物主义这个词是有所限定的，即“运用在因果关系上”，而不是仅依赖于“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5]，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且，主客体都是历史的产物，没有实践，不展开对象化的活动，就没有主客体，也不可能构成历史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那样：“(费氏)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6]实践中没有不变的主体，也没有不变的客体，两者都在对象化活动中同时得到改造，这就是实践辩证法。就文学批评而言，它与文学作品乃至社会生活均存在着互塑和互动的关系，主体通过自由情感和审美追求的能动作用，实现客体的主体化转换。与之对应，不仅创作过程中社会生活被文学重塑，而且文学批评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重塑社会风气和社会理想。

中国形态的实践观在继承马克思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的基础上，更注重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实践活动。中国形态实践观中的主体不是物质或历史的附庸，而是一种能动的主体，他具有生命的激情，拥有创造对象的能力，他可以通过改变环境而实现自我改造，进而创造历史。当然，主体的这种创造性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黑格尔所谓从绝对理念“释放”出来，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自身。在肯定主体的超越性的同时，也要看到主体的历史规定性，警惕主体的膨胀所导致的对客体外化的削弱。实践的自由可理解为一种选择的自主性，理想的实践活动应是主体的超越性和历史的规定性的统一。

(二) 实践活动包括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

就实践的内涵而言，物质生产是实践概念最基本和最基础的含义，这是不可否认的。生产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内容，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改变了社会和历史，也改变了自身。但实践并不仅仅限于单纯的物质生产，马克思本人也讲过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谈到过艺术掌握世界的问题。

文学批评的对象——文本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一种多姿多彩的审美对象。这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对批评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维度下的批评主体，在面对文本时，不再仅是欣赏或评价，而且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一方面，批评主体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价值理想注入文本，在文本分析中实现自己；另一方面，文本也在批评家的观照中不断将意义外化，呈现出特有的面貌。并且这种对象化不是一次完成的，优秀的文本更是不可能一次就呈现全部的意义，需要在多次研读中不断获得新的发现。不同的批评主体也可以在与同一文本的对话中发现、丰富和改变作品的意义，由此赋予其多种意义。

二、 中国形态实践维度的文学观

实践范畴的引入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参照，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学的性质，重新审视过往的批评理论，在反思中加深对实践的理解。

图6为没有考虑流体泄漏的仿真模型在外加负载分别为2 350 N、2 950 N、3 520 N下的液压缸活塞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从仿真结果看出，在仿真时间为2 s时，各个压力下所对应的速度值分别为：0.042 144 06 m/s，0.032 822 71 m/s，0.003 739 707 m/s。

(一) 文学产生于对象化的关系中

接受主体同样具有创造性。接受主体的创造性首先表现为接受活动中对文本的阐释和发现，即揭示文本中那些被忽略的东西。例如，以往阅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人们多看到的是狂人用“吃人”的呐喊来表达对封建社会的控诉，但几乎没有意识到狂人对自己的反思。有人在阅读时发现了“我是否吃过我妹妹的肉”这一句，并对之做了新的解读，不仅封建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而且社会中的许多人包括“狂人”本人也成为“吃人”的一员，这就有了很深刻的反省意味和现实针对性。这是接受主体对对象的发现和发挥，由此文本呈现出新意。接受主体的创造性还表现为在与文本的互动中的生产性特点，即生成一种新的文本，像巴特在《S/Z》中将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变成碎片后的重新阐释一样。而文学接受作为一种对象性的活动，文学文本内的“召唤结构”同样可以刺激接受主体，对接受主体造成一种冲击力，使其在欣赏的过程中被改造或净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接受主体的差异性，一个有阅读经验的读者和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读《红楼梦》，其收获是大不一样的，主体的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象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主体实际上是参与了客体的建构。

就创作主体与社会生活而言，两者在实践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塑造。没有创作主体，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成为创作源泉；反之，没有创作材料和对象，创作主体也失去了依托，无法确认自身。在创作实践中，创作主体具有能动性的特点，他可以充分发挥内在潜能，创造出具有意义和价值的文学作品，并引发自身的改变。社会生活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坐标，它将在创造主体的作用下展现出不同的面貌，由此创作主体与社会生活形成一个双向重构的过程。与此同时，作家和作品也构成了一个对象化的过程，文学作品是作家的对象化产物，在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不仅创作出作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也发生了变化，生成一个新的自我。

由此，创作主体、社会生活和文学作品，这三者存在于对象化的相互关系中，忽视它们之间的关系，或过分强调其中任何一方，就会沦为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范畴给我们的最大启发。

(二) 从实践的观点看文艺理论中的反映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苏联文学理论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影响，我国文学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能动的反映论模式。反映论模式关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文学的认识价值，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这些观念对于推动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语言由以往的媒介或工具上升为文学的本体性属性，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推崇的对象。从实践的观点引入文学理论与批评，反思这些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矫正认识论和语言论的偏颇[9]。

必须承认，以认识论为基点的反映论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它建立在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主张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当然，文学是用形象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但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反映论存在一些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

首先，反映论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作家是主体，社会生活是客体，主体只有深入社会生活，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描述中，主客体关系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描写和被描写的关系，这种区分实质上有机械唯物主义之嫌，因为机械唯物主义就是以主体和客体分割的二元论为基础的。甚至就二元论这一点而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不对立，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强调客体，后者强调主体而已。关于这类反思，美学研究前辈已经做出了开拓型的研究和贡献[10]。

其次，反映论对客体的把握有偏颇之处。反映论把社会生活视为一个矿藏，一个有待人们不断深入挖掘的对象。从实践的观点看，这种认识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对象性观照，因为客体不是存在于主体之外，而是在主体的对象化中逐步形成的。并且就文学的职能而言，文学不仅仅是求真，它需要融入情感和理想，表现出对人生的思索和对现实的超越。在艺术创作中，社会生活为什么会在不同主体的笔下呈现不同的风貌和色彩，这正是不同主体的自由情感和审美追求在对象化中的体现，是对社会生活的对象性观照，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向主体转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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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概念，对实践的反思本身构成了实践的一部分，反思也是人类所独具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反思的实践是片面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观也会不断调整和深化，并在回顾和前瞻中不断思考实践的有关问题。而这种不断反思和对话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实践观的常态。

第三，反映论虽然强调了主体的能动作用，但立足点是主体和主体作用的发挥问题，并未看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互动和互塑。实践的观点对主体的强调不同于文学理论中的表现论所主张的那种艺术是艺术家主观精神的张扬，也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所标举的艺术不反映城墙上飘扬的旗帜的主张，而是强调主体的投射需要受到对象化的制约，不能忽视作为对象化的现实生活的制约。从实践的观点看，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关系不仅仅是来源与创造，也不是背景与作品，而是一种对立面的转化。审美过程是一种对象化的精神创造，并在这个过程中主客体通过不断抵抗、调整、适应而得到改造和提升。

注释：

三、 文学批评的实践维度

在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范畴的理论特征后，文学批评的实践维度需要从抽象进入具体，尽管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历程。文学批评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同样是凝聚着人的对象化创造的关系整体。不过文学批评实践又具有特殊的性质，因为其对象——文学更强调主体意识的投射，是一种充盈着感性和想象的“自由的生命活动”。

今天，越来越多的教师已经使用很多的活动性（实践性）与发现性的学习经历。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提供更自我主导的学习，进一步提升学习成效。在大学中，本科、硕士与博士的主要分别便是越来越迈向学生自我主导，从本科的课外自学，到硕士的比较大型的论文，到哲学博士（Ph.D）百分百自学式的研究及论文、不用上课，自我主导的学习越来越重要。

(一) 实践维度与文学活动的主体

文学活动的主体既包括创作主体，又包括欣赏主体。这些主体将通过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在创作和接受的过程中改变世界，也实现自身。在实践维度观照下，批评家须仔细地辨别文学活动的主体如何与现实进而与文本发生关系，如何把自身的审美激情、价值观念投射到文本中，以及主体与对象之间如何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

由于文学活动的创作主体较之其他主体更具审美的自由度和超越性，故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实践维度首先要关注的方面。创作主体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具有审美的超越性和对社会的重塑力，英国诗人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11]这是对创作主体的高度肯定。文学活动中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和价值选择对人的情感诉求和现实行为的指导具有深刻影响，尽管创作主体的这种创造性没有直接对象化为改造现实的物质实践，但他们创作的那些优秀作品对人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和难以估量的。与此同时，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也绝不仅仅是一种制作和表达，而且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会经历痛苦、感动乃至激越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心灵的净化，不少作家在谈创作体会时都深有感触。

我们不妨这样说，实践是一种自由的活动，但不一定是自觉的活动。由此，康德的实践观就成为一个问题，实践的无意识和无目的性将对实践的定义提出挑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我们试图从对象化的角度界定文学的性质。在对象化这个意义上，文学既不仅仅是对生活的摹写，又不全是作家心灵的创造，更不是独立于社会和作者之外的某个形式系统，文学是主客体对象化的产物。它产生于对象化的关系中，体现为创作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互相转化、互相建构。

文学活动的主体性还具有复合主体的性质，它既是个人主体又是社会主体，因为任何个体的活动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个人主体中不可避免带有社会主体的痕迹。同时，个体总是历史中的个体，他置身于历史的语境中，主体性的自我实现往往具有那个时代或民族的精神特征的烙印。由此，从实践维度研究主体，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主体自身的变化，而且可以更好地感受到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二) 实践维度与作为精神产品的文本

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7]将人的实践活动从物质生产明确扩大到政治、文化乃至艺术活动，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如果说马克思的实践观侧重于人的物质生产的话，那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那里，除了最为基础的物质劳动外，实践与政治、文化等有了更多的联系。虽然这类实践与物质生产的实践有不少差异，但它们都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这就是它们的共同之处。在高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繁重的体力劳动正在逐步减少，闲暇的时间越来越多，对象化活动的范围将会越来越广。蒋孔阳先生曾谈道：“劳动所创造的，不仅是物质的产品，而且也是劳动者的思想和感情、聪明和智慧等这样一些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8]从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这个意义上讲，实践不仅涵盖人的物质性活动，同时也包含了人的精神活动乃至情感活动。由于实践所体现的主体的自由精神与艺术、审美有密切关系，于是实践之维进入文学活动就成为应有之义。

文学批评与文本的这种相互作用是多样的，并不局限于伦理的或政治的，还有审美的愉悦和深刻的批判。在每一次研读中，批评主体和文本都会完成一次互相映照。正是在这样一次次对象化的过程中，批评主体完成了自己的塑形，文本也因此显得更为丰富。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与文本实际上被互相塑造和互相提升。

(三) 实践维度与理想的生存方式

文学批评的实践维度不仅要求与文本形成对象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还决定了文学批评总是要指向社会、指向现实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特质。实践维度对主体和文本的对象化研究最终是通过实践重塑社会。因此，实践维度的文学批评就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是“文学”的批评，而是要借助于文学指向文学“之外”的东西，通过文本这个中介与现实世界发生关系并相互影响。

车辆在运行过程中，随着线路曲线的变化，车端跨接线缆被动地进行伸展和收缩运动，因此跨接线缆的复杂受力运动情况成为影响跨接线缆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2]。

文学批评的实践维度可借助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反异化性质，促使现实世界向更符合人的需要的方向发展。“我们把艺术的实践性看做是一种双重创造，认为它不仅创作了作品，而且通过对人的改造，最终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12]不过，这种对社会的改造又不是通过一种剑拔弩张的革命完成的，而是通过新的观感、新的词汇、新的思考来重新塑造人们对对象的感觉，促进社会和政治的变革的可能性。并且，实践的目的不仅体现为人的自我肯定，而且还具有使人快乐的使命。于是，文学批评的实践维度就将对文学作品的观照与人的日常存在方式结合起来了。

四、 对实践性质的进一步思考

研究区内土壤总体偏酸性，养分含量较为丰富，但部分地区缺乏有机质、速效钾，大部分地区微量元素缺乏。除此之外，高等级地土层厚度、灌溉保证率等立地条件、理化性状较好，基本不受限制；中等级地受部分土层厚度、灌溉保证率的影响，存在一定限制性；低等级地土层厚度、耕层质地、灌溉保证率影响较大，存在较多限制性因素。

(一) 实践活动中的意识与无意识

实践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有目标、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类活动，但人类的无意识活动是否包含在实践之中，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一书扉页上曾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句话：“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13]并设专章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讨论了原始社会里的节奏、比例和对称以及装饰纹样的生成，这种形式感的形成机制实际上涉及审美无意识。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14]。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指隐藏于我们内心的被压抑或遗忘的精神状态，包括梦境和文学作品中潜在的欲望。如果把这些现象都斥为动物的本能，那么，人类很多精神活动包括政治无意识、伦理无意识等都被排除在实践之外了。另外，人的意识活动与无意识的界限本身就是模糊的，无意识一方面被理性或意识所抑制，同时它又十分活跃，当理性出现松弛，无意识会冲破理性的闸门进入意识活动。人类很多艺术实践活动常常介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因此，人类的艺术实践将会对已有的实践概念有所修正。

与之相关的是，实践作为人的一种对象化活动，是否全部合目的？其实也不尽然。虽然实践的目的是使现实世界向符合人的需要的方向发展，但实际上大多数关涉人的活动都是利弊参半的，人在对象化的过程中获得的东西与失去的不相上下。有些实践活动的结果甚至南辕北辙，带给人类的可能是异化或灾难。再者，即使是失败的实践，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在带给人们一些经验或教训的同时，也带来了思考，人们将通过自我否定来实现新的自我肯定。还有，一些实践活动可能当时觉得合目的性，经过一段时间后又发现了问题和局限。康德曾提出，鉴于理性的越界与僭妄，需要实践理性为理性能力划界并校正。那么，谁来为实践理性校正呢？也许只有实践本身。作为一种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实践应具有尝试和探索之义。探索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故应该允许实践的可错性。这里，实践被赋予另一种能力——纠错能力，这同样体现了主体的智慧和勇气。

Wnt通路是Wnt基因调控的信号传递通路，由多种蛋白、受体及酶等组成。对照组的GSK-3β、TCF/LEF表达率小于诱导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sFRP、insulin和C-peptide表达率大于诱导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二) 实践的有限性和无限性

实践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关系同样受到对象化活动的审视。人的实践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不可能超出历史的限定。对实践活动的制约一是来自客体的潜在制约，即“自在之物”；二是主体自身条件的限制，主体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完全无视自身的局限就可能导致毁灭。此外，还需要考虑对象化过程中的内外诸种因素的限制，因而主客体之间在互相转化的过程中彼此设限和彼此尊重是非常必要的。

实践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必然涉及异化问题。人们在实现自身的同时常常违反自身，异化存在于实践之中，或者说，实践本身构成了异化。尽管如今的异化现象与马克思《手稿》里的异化在形式上有了差异，但其实质没有根本区别。当代科幻影片所展示的因人类无节制的扩张所造成的可怕情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对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的过度追求带来的只能是灾难性的后果，“花未尽开月未圆”，也许是最好境界。不过，我们又不能为了逃避异化而停止探索的脚步，这样做无异于“斩首而疗头风”。放眼历史长河，异化中也有进步，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工人的异化，而工人在异化过程中又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这种物质财富为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异化的辩证法。人生的悖论无处不在，我们只有通过异化回归自身，或者说在异化中实现向自身的回归。

实践的有限性和无限性还与理想有关。理想的魅力恰在于它的无限性和不可接近性，就像绝对真理，它永远在前方，激励人们奋斗，但理想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无数个有限的对象化过程构成向无限、向理想进发的轨迹。

(3)更好的用户体验。共享经济的出现确实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我们可以通过浏览，筛选一些有利信息，并加以利用。即避免了与陌生人交际的尴尬，又更大程度的降低成本。这种稳定且满足客户弹性需求的模式，确实是现在企业所看重的。

月季(Rosa chinensis Jacq.)是蔷薇科蔷薇属植物，原产于我国，在我国有 2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1]。由于其极强的观赏性和适应性，广泛应用于园林绿化中，成为我国北方城市北京、天津等多个城市市花，建立了多处月季品种齐全、集中的专类公园。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对实践范畴的接纳和运用，其价值在于，文学批评须从对象化的关系中把握文学，就不是仅仅关注文学本身，归根结底，中国形态的实践论将引导人们通过文学之路向人的全面解放迈进。马克思在《1848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15]这一句话包括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强调要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等的“占有”，而不是被异化或被全面异化；二是如何实现这种“占有”还是要“通过人”，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三是“为了人”，这就是实践的目的，即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维度的根本性质和重要任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11&ZD078】阶段性成果。

当然，对反映论的反思不是完全否认认识论，更不是用实践的观点去取代认识论。应该说，认识论自有其合理和深刻之处，它构成了研究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若从更新批评理论和研究模式的角度看，实践的观点则更具历史性和开放性，因为对象的相互运动不仅构成了主客体建构的历史，而且实践所具有的动态性引向了文学活动多种发展的可能。

医学专硕研究生培训后理论成绩和技能考试成绩较培训前均有显著提高，理论成绩与培训年限呈正相关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技能考试成绩2015级与2016级培训后得分无差异，与17级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1] 王柯平：《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2]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楚雄市公示语英译存在的问题较多，为了提高公示语翻译的准确性，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规范公示语的翻译与使用。

[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乡村旅游业发展与文物资源保护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乡村旅游业发展对文物资源保护具有推进作用。然而，从内蒙古地区乡村旅游实际状况看，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效应在内蒙古乡村地区还未完全显现出来，对文物资源的保护意识不强。位于乡村的文物资源很多几近荒废，部分地区虽将文物资源维护起来，但也未进行深度开发利用，导致文物资源知名度差，甚至有的当地人都不了解，不知道自己生活几十年的地方曾经辉煌的历史。

[4]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3页。

表3给出了六个指数收益率序列的ARMA(p, q)-GJR-GARCH(m, n)模型估计结果。从表3来看，通过ARMA(p, q) - GJR-GARCH(m, n)模型，各收益率序列的自相关、条件异方差和杠杆效应得以消除，进而得到各个收益率序列的标准化残差序列η。

[5]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

[6]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8页。

[7]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260页。

[8] 蒋孔阳：《“人类也依照美底规律来造形”》，《蒋孔阳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22页。

[9] 语言本体论批评虽然注重关系，但将世界完全符号化，无论主体或客体都由符号建构，这样不仅消弭了主客体的界限，而且取消了所有对象的物质性，因而同样受到实践论的质询，这一问题将在另一篇论文中讨论，这里从略。

[10] 朱光潜的“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观点，李泽厚的“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观点，蒋孔阳的实践创造论美学，都是力图打破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既不完全依赖物的自然属性，又不从人的主观情感来寻找美的根源，凸显人与现实的审美创造性关系。这些理论各有千秋，彼此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的研究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11] [英]雪莱：《诗辩》，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7页。

[12] 王元骧：《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式中IA是一个指示函数,如果A为真,则IA为1,如果A为假,则IA为0。与(3)相比,(4)有望能更好地估计w0。为了计算(4),可以采用随机梯度迭代,通过递推的方法获得估计值

[13] [匈]卢卡奇：《审美特性》上，徐恒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扉页。

[14]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页。

[1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