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环境来看，北宋前期的文学思潮、士人心态与整个时代背景都非常利于韩愈被接受。“宋初之文与道运动，可以看作韩愈的再生。一切论调主张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的复现。最明显的，即是‘统’的观念。因有这‘统’的观念，所以他们有了信仰，也有了奋斗的目标。产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进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绩。韩愈之成功在于他是宋初人参加文与道的运动者，其主因也完全在于是。”［1］（P299）可以说，韩愈对宋学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宋初文人言文与道，无有不源出于昌黎者。从此角度而论，避开韩愈，就无法正视宋代的学术与文学。

自欧阳修奉昌黎为文学典范后，整个文坛对韩诗、韩文的推崇都处于有增无减的趋势。甚至于苏轼在给欧阳修作《六一居士集序》时这样说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敝，虽以唐贞观致治，几于隆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衰。昌黎韩子起布衣麾之，天下翕然复归于正。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以达于孟子。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宋之韩愈也。”［2］（P316）以“宋之韩愈”来褒奖一代文坛宗主，足见韩愈的时代地位之盛。钱钟书也在《谈艺录》中说道：“韩昌黎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欧阳永叔尊之为文宗，石徂徕列之于道统。即朱子《与汪尚书书》所斥为浮诞轻佻之东坡门下，亦知爱敬。子瞻作碑有‘百世师’之称；少游进论，发‘集大成’之说。”［3］（P157）

叵耐寻味的是，韩愈的地位虽高，但细细推敲，却很难归因于其诗歌领域的成就，更多的是对韩愈的道学地位和古文成就的肯定，此二者使其成为宋学的先驱。宋人对韩愈的推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其学术，特别是道统思想的推尊。韩愈在中国思想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在释、道风靡的唐代重新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尤其是其一系列的“原体”文章，征圣宗经的特色十分鲜明。二是对其文章价值的肯定。韩愈高举“文以明道”的大旗，开展轰轰烈烈的文体改革运动，既为人们提供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也确立了古代散文审美的标准范式。宋初部分文人面对文坛流行的五代绮靡文风，试图借提倡韩愈之文与之相颉颃，从而使韩文逐渐取得崇高地位。“宋之为古文而学韩愈者，至王禹偁而辞以舒，逮于洙而体以严。王禹偁不能学愈之闳深奥衍，而出以平易舒畅，开欧阳修之逸；洙则不能为愈之雄怪矫变，而特为简直峭拗，开王安石之峻；各得愈之一体。”［4］（P491）故而从北宋初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开始，随着一大批道学家、文人如柳开、穆修、石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推崇，韩愈的道学和古文成为文人心目中高高在上的楷模，继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文人们对韩诗的接受。

一、宋人对韩愈诗歌创作的肯定

宋代首次大力提倡学习韩愈诗风的是欧阳修和梅尧臣。他们对韩诗的阐释继承司空图在《题柳柳州集后》提出的“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5］（卷二）的观点，而又有所推进，具体描述了韩愈“以文为诗”给诗歌带来的强大表现力，钟情于韩诗的用韵之工，并且对韩诗雄豪恣肆的美学风貌大加提倡，在诗歌创作中卓有成效地摹仿学习。从此之后，韩诗随着韩愈在道学、古文方面的名声，开始对宋代文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庆历年间以及稍后的一段时间里，诗坛上还出现许多学习韩愈的诗人，比如王令、李觏、吕南公等，这之中就有王安石。王安石因其以政治改革家自命，其文、其诗鲜少提及自己的学韩体会。他多从具体手法上入手，如水中著盐，非细察不能发现其学韩之处，一如泥牛入海，难寻其迹。这种学韩路线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也起到深远的影响。

宋初诗歌中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都还沉浸在唐音的笼罩下，极尽仿真之能事，不见本朝气象。欧、梅虽也广泛学习中晚唐诗，却非一味模仿，而是有意汲取新变因素，承中求变，以确立一种新的文学风貌。欧、梅对中唐诗歌的接受，与其求变的意识是紧密相关的。“变”是中唐文学最可贵的精神，而其中最富于变革精神的又当属韩孟诗派，故而欧、梅多以韩孟为标帜。这在他们的诗歌创作和评论中多有显证，前人论述也颇为详尽。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北宋仁宗朝是韩孟诗派在中唐之后的第一个文学接受高潮，所以钱钟书才在《谈艺录》中说：“唐后首学昌黎诗，升堂窥奥者，乃欧阳永叔。”［3］（P454）

欧阳修对韩诗的评论以《六一诗话》中的一则为代表：“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构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衙广陌，纵横驰逐，帷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磋跌，乃天下之至工也。”［6］（P272）在欧阳修看来，韩诗笔力雄浑恣肆、豪隽洒脱的总体风貌是“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这段具有总述意义的评论，涉及韩诗的三个方面：一是“退之笔力，无施不可”；二是“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三是“工于用韵”。无论是千变万化的形式，还是世俗化的内容，都是欧阳修和梅尧臣所肯定的。欧阳修的诗中还有一些对韩诗的零碎评价，如“卢仝韩愈不在世，弹压百怪无雄文”（《菱溪大石》）［7］（P50）、“朝吟摇头暮整眉，雕肝琢肾闻退之”（《答圣俞》）［7］（P95）等，但都未出《六一诗话》此条评论之藩篱。

然而，尚未跻身政治核心、也并非文坛领袖的王安石却在自己的创作初期就对韩愈屡有微词，这个现象非常引人关注。“（宋人）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有之，则自王荆公始矣。”［3］（P62）对此，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认同宋人俞文豹《吹剑录》的解释：“韩文公、王荆公皆好孟子，皆好辩……孟子好以辞胜、文公好以气胜、荆公好以私意胜。”［8］（P21）认为王安石刚强好胜而又执拗独立的个性影响了他对韩愈的态度。王安石有一首《众人》足以体现其个性：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

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9］（P507）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然而一个教学班中的学生是不同个体组成的群体，在认知、接受、理解等思维活动方面存在差异性，统一的教学内容不能满足不同学生对象的学习需求。这样，有些学生已经掌握了相关知识内容，而老师在课堂中主要考虑了中间层面学生的接受程度，而忽略了这部分学生，没有及时给这些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教学，从而不能引导这些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对课程失去了热情；还有一些学生不能完全接受所授知识，感觉课程有一定的难度，学习课程会有一定的挫败感，打击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在此诗中，王安石独立不迁的自我标准、不受潮流左右、不人云亦云、完全独抒己见的思想锋芒跃然纸上。

不过单单从人物个性上来评判其思想态度，不免管中窥豹、以偏概全。想要了解王安石对于韩愈诗歌的接受与认知，必须梳理清楚王安石各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情况。

二、王安石前期对韩愈的肯定及其对韩诗的表层化学习

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的高克勤认为王安石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属性，且二者密不可分，故按照从政经历对王安石诗歌进行了五段划分：（1）初入仕途（庆历元年1041入京应试——至和元年1054入京为官）；（2）入京为官（至和二年1055群牧判官——嘉祐八年1063离京丁忧）；（3）居丧讲学（嘉祐八年1063——治平二年1066居丧服阙）；（4）执政变法（治平四年1067翰林学士——熙宁九年1076二次罢相）；（5）隐居钟山（熙宁十年1077辞相退隐——元祐元年1086逝世）。［10］（P11-24）

［8］（宋）俞文豹.吹剑录［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一）王安石诗歌中对韩诗语句的直接化用

［2］（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

（二）王安石诗歌中对韩诗意象和风格的模仿

当然，除了诗文的直接化用外，王安石也在极力学习韩诗对于意象的选取和语言风格的表达。仁宗皇帝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二十六岁。是年，王安石作有两首七绝《丙戌五月京师作二首》［9］（P465）。交相而来的北风与大雨，混杂着昏天黑地的沙尘，令人难辨白昼与黑夜。天气异常，浮云散尽，干旱之后是滂沱的大雨，又刮起彻骨寒冷的北风。试看王安石所选取的怪奇意象与采用的夸张技法，无一不是韩愈式的。一句“雹大如拳死飞鸟”，足以混于韩诗而不觉。同年所作的《梦中作》“青门道北云为屋，大垆贮酒千万斛”［9］（P207）亦是化用韩愈之“大甕行酒”。只不过比之韩愈，夸张比拟有过之而无不及，将想象之情境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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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安石交游中的崇韩动机——以曾巩、王令为例

庆历三年（1043）曾巩游太学，数月归。王安石在京与曾巩相识定交。［13］（卷四一）明代何乔新《椒丘文集》卷二一《读曾南丰诗》评曾巩诗云：“韩公殁已久，诗道日陵夷”“寥寥数百载，夫子起绍之”“岂知韩公后，何人能庶几”。［14］（卷二一）道出了曾巩诗与韩诗的渊源关系。其《杂诗五首》极力赞叹韩愈状物达意的“笔力”，并表达了学韩的诚挚愿望。其《山槛小饮》《写怀二首》《一鹊》《冬望》等诗的结构、造句、气势都带有鲜明的学韩痕迹。特别是“以文为诗”上，比如曾巩的《读书》用赋的手法，《读五代史》命意谋篇完全与其《唐论》等议论文一样，《渴李白墓》“信矣”“依然”等用语助作对偶。王安石初入仕途，即与曾巩声应气求，这应该与二者诗文创作上的互相欣赏，也有着莫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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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赴召入京、路过淮南时又与王令结识，虽然直到嘉祐四年（1059）王令因病去世，二人交往虽仅五年多时间，交谊却已非常深厚。王安石在《王逢原墓志铭》中说“始予爱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爱其节行而得其所以行”，最后“以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15］（P959）可见器重之意。王安石初见王令，便是因为王令向他进献《南山之田赠王介甫》诗。

无论是王安石前期自身的创作，还是同窗好友（曾巩）、知己朋友（王令）的诗歌追求，都共同表现出对韩愈诗文的推崇和学习。虽然王安石此时期的学韩尚停留于表层化的描摹与欣赏，对韩诗的篇章构架与句法构成缺乏浸入肌理的研究，单纯通过学习韩诗特有词汇与意象，力图构建雄奇恣肆的韩诗风格，而与韩诗风神失之交臂。不过，正是由于对韩愈诗歌的肯定与投入，王安石笔下的瘦硬拗峭得到极大的发挥，这为其诗风的形成奠定学养基础，也为宋调的形成指明道路。

三、王安石中期对韩愈的矛盾态度及其贬韩下的深层学韩

王安石至和二年（1055）群牧判官到嘉祐八年（1063）离京丁忧，此一时期，王安石学韩又进了一步。仁宗皇帝嘉祐元年（1056），王安石三十六岁。这一年，王安石学韩进入一个新阶段，创作了大量颇有代表性的学韩诗歌。《赠张康》中“肠胃盘车轮”袭用韩诗“别肠车轮转”（《远游联句》）；“逝将收桑榆，邀子寂寞滨”则是韩退之《答崔立之书》中的“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作于同年的《乙未冬妇子病至春不已》：“二物长乖亦可怜，一生所得犹多苟。”韩退之《从仕》有“两事皆害性，一生长苦心”之句，二者意不同而语近之。这样明目张胆的“偷语”与“偷意”随处可见，信手可掇，不一而足。

（一）长篇古体中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6.

各组间临床资料的对比发现，在年龄、性别比例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每组中均为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3糖尿病比例高于其余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4高血压比例和SBP均高于其余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为左室几何形态对比，可以发现，组1、组2及组4均呈向心性重构，而组3呈离心性重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3AVA大于组1、组2，与组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由表3及图1与图2可以发现，各组左室纵轴收缩功能均小于对照组（P＜0.05），但组1优于组2、组3，与组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表2。

①理论考核：在第二学期、第三学期末进行理论考核。参照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及题型，构建试题库，从试题库中抽取A1、A2、A3、A4型试题，两组护生题型比例、各章节内容覆盖题量及难易权重一致，采用计算机统一阅卷；②操作考核：在第二学期、第三学期分别安排2次平时考核，期末安排1次期末考核，每次考核均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护理技能操作与临床思维》评分标准评分。每学期总成绩由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及平时成绩按比例生成，两组护生总成绩生成方式一致。

（二）诗歌旨归中的反思与承袭

不过，王安石同年所作的《奉酬永叔见赠》中“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与《秋怀》中的“韩公既去岂能追，孟子有来还不拒”［9］（P446），则与王安石诗歌创作中的崇韩背道而驰。难怪邵博《闻见后录》中对此现象表示惊诧：“王荆公以‘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薄韩退之矣。然‘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气严当酒暖，洒急听窗知’皆退之雪诗也。荆公咏雪则云‘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全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陈言以为非，用古人陈言乃为是邪？”［16］（卷十八）其实细味王安石此诗，并非一味贬抑的论调，而是有褒有贬的平情之论。首句慨叹人生易逝，芸芸众生并无几人能如韩愈一般在儒教衰颓的唐代独抒己见、承续道统。但由于他的道统观念驳杂不纯，只在文辞上下功夫，并不能真正做到经世致用、有补于世，所以只会落得空费精神的结局。也就是说，本诗的重心在于评价韩愈文道观念的得与失，而非对其文学成就进行盖棺定论。所以诸家所言，都未得荆公之意。不过无论如何，一方面轻视、批评韩愈的文道观念，一方面却连轻视、批评的表述都袭用韩愈的原诗，这样意味深长的评论非王安石莫属。

（三）以韩诗古体手法融入近体创作

及至嘉祐八年（1063）到治平二年（1066）居丧服阙，这几年中，王安石主要的活动是金陵讲学，诗文创作虽不活跃，但是学韩的进程并未停歇。此一时期除继续创作五、七言古体诗，更重要的是，他将规步昌黎的眼光扩大到近体诗的世界，这也为他下一阶段的创新奠定基础。王安石开始有意识地想要跳出模仿因袭的藩篱，形成自己的诗歌特色。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四十三岁，是年作有《次韵张氏女弟咏雪》。［9］（P767）这首七律虽多处化用韩诗成句，却并无韩愈拗矫滞涩、求奇炫技的弊病。这是因为其散文化的笔法加之清新流丽的景色叙写，使整首诗充满春日的盎然生机与欢脱活跃的韵律美感。这就是王安石在学韩的过程中，不忘一点点释放自己的个性风格，而其晚期诗歌中的雅丽精绝、含蓄深婉，也在此时期开始有了萌芽。他对韩诗过分狠重奇险的缺失有清醒的认识，斟酌学韩的利弊得失，以精工典雅与清新流丽扬弃了韩诗过分拗峭奇险的弊病。从文学史的大背景来看，追求雄豪健拔而归于平淡隽永的诗学道路正是宋诗独特面目与风格得以形成的第一阶段，王安石身处其中，也在诗歌创作中留下自己的独特印记。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智慧园区逐渐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趋势。智慧园区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朝着生态型转变，有助于营造生态化产业环境，通过技术创新来优化产业链，满足复杂的社会功能需求。智慧园区建设具有周期长、投资规模大以及技术多等特点，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因素影响，当前的智慧园区建设存在整体规划不合理、标准缺失问题。

四、王安石后期对韩愈的重新审视及其对韩诗晚年风格的复归

（一）王安石晚年文学观念的转变

王安石晚年的文学观念发生极大的变化，从早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15］（P44）的文道观念，转而认为“诗者寺言也，寺为九卿所居，非礼法之言不入，故曰思无邪”［15］（P428）。这一巨大的诗学观念转变，可谓是前后期创作的天然分水岭。这样的思想转变，也使得他重新审视韩愈诗歌的艺术成就。

①刘成国《变革中的文人与文学——王安石的生平与创作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版）中认为：“荆公体也好，介甫体也罢，最初指称的都并不是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风格，其载体也不是他晚期的绝句或古体，更遑论代表王安石诗歌创作的高峰了。它指的仅仅是集句创作。”而本文此处之“荆公体”绝句，仅针对其后期的诗歌风格。

据奥维云网（AVC）的监测数据分析，第三季度燃气灶线上线下零售额分别为12.9亿元和8.9亿元，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4%，而线下却下跌了13.5%。此外，烟机、热水器虽然线上线下增幅均出现负增长，但线上线下零售额同比降幅差距均在10个百分点左右，分别为-7.4%、-17.1%和-0.7%、-12.3%。从品类细分来看，奥维云网（AVC）的监测数据显示，热水器品类中的燃气热水器线上线下零售额同比涨幅分别为0.5%和-3.2%，电热水器线上线下零售额同比涨幅分别为3.8%和-2.2%，也均呈现出线上火热，线下冷清的局势。

王安石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后，在继续创作古体诗的同时，大力写作律诗和绝句，并且在遣词造句与意象的选取上，不再偏重晦涩生僻、生新怪奇的风格，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可以说韩愈对荆公的影响不再如同早年般显著。但退隐钟山后，其诗歌的结构与巧思却重新向着昌黎的晚期绝句靠拢，这也是荆公“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17］（卷二三）的一大体现（《后山诗话》）。

（二）荆公绝句对韩诗晚年风格的复归：从“戛戛独造”到“清新自然”

两相对照，韩愈的绝句名篇《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与王安石之《北陂杏花》之间存在着许多值得玩味的细节。其中，韩诗是一首写景状物传神微妙又蕴含理趣的杰作，而王诗也是其晚年心境写照的名篇。韩愈此诗作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早春，是年五十六岁，任吏部侍郎。这首七绝一反韩诗字奇语重、骋才夸技的风格，反而显得清新流丽、自然可爱。在描写早春小雨如梦如幻的胜境的同时，包孕着诗人赞美新鲜事物蓬勃生命活力的意味。前两句兼涉远近，空处传神，第三句转折妥帖，使得四句的对比起到加倍的作用。而王安石这首诗写临水杏花，第二句紧承第一句；三、四两句却宕开一层，以“纵被”领起，用“绝胜”作呼应，便使全诗跌宕有致，富于曲折变化。这样布局，有直写，有侧写，有描绘，有议论，诗人自己爱好高洁的品格也就贯注其中。首二句都以工笔绘景，第三句翻转，以对比结篇，在主体性的选择中暗含深刻的议论，二诗篇章结构何其相似！王安石对此诗青眼有加，直至元丰年间作《洊亭》小绝，还以“自从春草长，遥见只青青”化用韩愈的“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自己说：“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12］（P418）他的“平淡”观正与王安石熙宁三年（1070）《题张司业诗》中“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9］（P1189）的立论一致。元初刘埙在《隐居通议》中一语道破：“‘天街小雨润如酥……’此韩诗也。荆公早年悟其机轴，平生绝句实得于此。虽殊欠骨力，而流丽闲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其后学荆公而不至者为‘四灵’，又其后卑浅者落‘江湖’，风斯下矣。”［18］（卷一一）

圩堤设计防洪标准为在湖盆区圩堤以防御相应湖口22.50m(吴淞)的洪水位，在五河尾闾区圩堤防御各河20年一遇的洪水位，穿堤建筑物设计洪水位按所在堤段设计洪水位加高0.5m，堤防等级为4级。主要建设内容为堤加高加固、堤基堤身防渗处理、堤岸堤坡防护、堤系建筑物除险加固。至2013年，第六个单项共下达计划投资25.0亿元，其中国投资金13.4亿元，地方自筹11.6亿元。

（三）王安石后期古体学韩的创变：从“以文为诗”到“长篇律化”

与此同时，王安石仍没有放弃古体诗的创作。神宗皇帝元丰四年（1081），王安石六十一岁，写作五古名篇《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力摩韩愈代表作《南山诗》，铺陈排比，奇险兀傲，而《用前韵戏赠叶致远直讲》更是步武韩愈：《南山诗》中比喻繁多，以十四个叠句，五十一个“或”字句，极尽铺张描绘之能事，描写山壑千姿百态的胜景；王安石则以十二个“或”字句与比喻夸张来描绘叶氏，虽言戏笔，却深得韩诗真味。

如果说韩愈是自铸伟词的天才型诗人，那么王安石则是“资书以为诗”的学者型诗人，他的学韩之作，大量使用韩愈诗歌中的语汇与句子。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敕》中夸赞荆公：“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为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19］（《东坡外制集》卷上）宋代诗人普遍“资书以为诗”，甚而倡导“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在学问中觅诗句，于故纸堆求文章，这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王安石引导的。他一生勤谨奋发，中年时又于同僚宋次道家尽假唐人诗以观，正如杜甫所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王安石元丰年间所编《四家诗选》，虽今已散佚，除所选部分杜诗尚存于他书所载，余者不复可观。不过，将韩愈列为第三，仅次于杜甫与欧阳修，足可见其在王安石诗学观念中的重要地位。

五、结 语

王安石一生追摹韩愈，虽在经学上对其屡有微词，但在诗文创作中唯恐学韩有怠。早期学韩古体，从字句、意象到“以文为诗”的章法；后又转入近体领域，将韩诗古体风貌融入律、绝；中期形成自己的风格体式，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晚年又将学韩的注意力由韩诗古体转入韩诗近体，尤其是绝句，颇得自然活泼、清新流丽之趣；同时又对长篇古体进行创变，以律化加强古体韵律感。

王安石学韩经历了一个由远而近、由浅入深的渐进性过程。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所言的“偷语”“偷意”再到“偷势”就是对这种渐进性的侧写。在这个过程中，王安石由古体而近体，由律诗而绝句，由字句而结构，由意象而风格，全方位地学习韩愈，从肖其体征到得其精神，不能不说王安石学习韩愈的透辟与全面。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是在古体中得以实现的，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浑涵变化，融会贯通。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虽曾流露出轻视诗文的态度，但其于诗文创作之用力处，于学韩即可窥见一斑。

注释：

自从我国将发展目标转移到经济上来，农民的收入和购买能力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农村消费升级需求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农民消费的观念和方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买便宜的”不如“买优质的”，“吃便宜的”不如“吃健康的”，“穿暖和的”不如“穿时尚的”，农村消费方法和能力正在向多方面、个性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消费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消费的品质和安全，实现了合理高质的消费。农村消费升级需求的增加，是影响我国农村消费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制定促进农村消费升级的金融对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通过测取的试件中自制测力锚杆各测点应力应变数据，可以得到对应位置锚杆的轴力。依据前文2.2界面剪应力分析，将锚杆轴力作为锚杆、锚固剂复合体承受的轴向载荷，两测点间锚杆轴力差由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提供，视两测点间界面剪应力均匀分布，即可得到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沿锚固长度分布情况。以锚固长度0.8 m、张拉载荷为30 kN的C-3试件为例，将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张拉试验中得到的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数值进行对比分析，如图8所示。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014-2016年，DDDs排序前10位的口服中成药年度DDDs分别占口服中成药总DDDs的99.95%、99.94%和99.83%，有9种中成药的年度DDDs均排序前9位，7种中成药的DDDs排序无变化。2014-2016年DDDs排序前10位的口服中成药见表3。

前期王安石虽在个人风格上没有出现大的突破，但在学习韩诗的过程中却有着不断的发展。早在仁宗皇帝庆历三年（1043），王安石创作的诗歌背后，就已经有了韩愈的影子。比如自述早岁生平的《忆昨诗示诸外弟》，这是一首长篇七古，直抒胸臆，意气风发：“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9］（P486）出自韩退之《送李愿归盘古序》“妒宠而负恃”［11］（P1031）以及《东都遇春》“少年意真狂，有意与春竞”［12］（P338）。不过这一时期，王安石对于韩愈的学习，更多地停留在某些字句的雕琢与意象的选取上，模仿尚未得韩诗之神。

如果说这还是较低层次的模仿学习，那么再来看看通篇学韩且惟妙惟肖的 “偷势”。《虎图》《和吴冲卿雪》《和冲卿雪并示持国》等都是王安石不遗余力、通篇学韩的成功之作。王安石古体诗共有四百余首，几乎占到全部诗歌比重的三分之一。他学习韩愈，一方面以古文章法、句法入诗，一方面又以古文中常见议论入诗，用议论补充形象。先来看《和吴冲卿雪》。从字句上讲，“轻于擘絮纷”使用了韩诗“晴云如擘絮”（《晚寄张十八助教周郎博士》）的比方。“云连画已瞀，风助宵仍汹”则源于韩诗“助流风作熏”及“宿云寒不卷”（《喜雪献裴尚书》）。而“滔天有冻痕，匝地无荒陇”不难联想到韩诗的“浩荡乾坤合”“匝泽荷平诗”以及“悠悠匝九垓”（《咏雪赠张藉》）。“穿幽偶相重，值险辄孤耸”本自韩诗：“穿细时双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急早值层台。”（《咏雪赠张藉》）而“纷华初满眼”只改易韩诗一字：“欢华不满眼”（《寄崔二十六立之》）。除了字句的重复与意象的一致，王安石在诗歌用语散文化的道路上也迈进一步。大肆渲染的铺陈，想落飞天的夸张，穷形尽相的描摹，使通篇都洋溢着韩愈式的雄厚博大与骋才夸技。

［4］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唐）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从学术界的大体情况来看，多数论者将其中前三个阶段划为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前期，后二者分别为中期和晚期：前期偏于雄健，气盛笔锐，略无含蓄；中期逐渐精严深稳，逋峭刻至中时有傲岸恬退之调；晚期转向工致和精巧，悲愤深藏于恬淡舒闲之中。①笔者认为研究王安石对韩诗的接受，应参照其对韩愈其人其诗的态度，以及具体的学习情况来进行划分。总体而言，王安石的诗歌风格发展进程不是突变式的，而是渐进的。

［9］（宋）王安石.王荆文公诗笺注［M］.高克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0］高克勤.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1］（唐）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刘真伦，岳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清）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3］（宋）曾巩.元丰类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明）何乔新.椒邱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唐武标，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6］（宋）邵博.闻见后录［M］.明津逮秘书本.

［17］（宋）陈师道.后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元）刘埙.隐居通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自此，盘山的名胜、人物、诗文、建置、物产因此稿得以记载。 而盘山有此志，与其他名川大山争雄有据，再无愧色。 《盘山志》既是史实记载，也是文学汇编，具有藏之名山的价值，是智朴大师的功绩。 《盘山志》因此流传开来，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书目，在当时文人圈子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此对于智朴与方内人物的交游也起到推动作用。

本组51例患者中，40例在超声下均有不同程度的盂唇损伤。其中，37例在后期行肩关节镜手术，明确盂唇损伤的诊断；3例后期行关节CT造影检查排除盂唇损伤。11例超声诊断为阴性的患者中，4例后期由于反复脱位或肩部不适感行关节镜检查诊断为盂唇损伤，其余7例后期随访无脱位或不适，未行进一步检查。超声诊断的特异度为7.0%，敏感度为90.2%。

［19］（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M］.明成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