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论文

1.《罪犯改造价值与冲突》，载《法学研究》，（被高校文科文摘转载），2001年第01期2.《对常见犯罪量刑基准的经验分析》，载《法学研究》，2009年02期3.《简论未成年人教养体制改革与立法》，载《现代法学》，1993年02期4 .《论刑罚配置中的法官裁量权》，载《中外法学》，2005年04期5.《多维视角下的犯罪评价》，载《犯罪研究》，2003年第02期6.《秩序整合与法律示范》，载《中外法学》，2000年04月7.《论行刑教育化》，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02期8.《刑法理性与规则意义》，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02期9.《制度性教养的命运与立法选择》，载《中外法学》，（《理性与秩序》转载，储槐植，陈兴良主编），2001年06月10.《依法治国与法文化传统.》，载《探索》，1998年第02期11.《对推进中国法治的几点思考》，载《探索》， 1998年06期12.《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犯罪对策》，载《犯罪与改造研究》， 2001年01期13.《百年狱制改良的两大历史关联》，载《犯罪与改造研究》， 1999年05期14.《以权力制约权力》，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2年04期15.《完善并处罚金执行规则与制度的基本思考》，载《财产刑执行的调查与研究》，赵秉志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11月16.《论行刑权的两种走势》，载《政治与法律》， 2001年第03期17.《劳教制度执行管理研究》，载《法学》， 2001年第06期18.《完善犯罪预防的重要尝试》，载《人民检察》， 2003年1月19.《寻找行刑法的原动力》，载《法学评论》， 2000年1月20.《关于“重返社会”的再探讨》，载《中国监狱学刊》，（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2001年02期21.《只有创新，才有特色》，载《中国监狱学刊》， 2000年01期22.《再谈假释适用》，载《中国监狱学刊》， 2002年04期23.《宋代劳役监初探》，载《中国监狱学刊》，（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1997年02期24.《我国行刑法制的现状与趋势》，载《刑事法评论》，陈兴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06卷25.《暂缓不起诉，并无不当》，载《社会科学报》，2003年4月1726.《从个案尝试看法律的生长点》，载《社会科学报》， 2003年7月1327.《也谈管制刑的法律调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被中国监狱学刊转载），2000年第04期28.《检察权与执行权的互动研究》，载《金陵法律评论》，2002年4月29.《减刑运作与刑罚的合理弹性》，载《云南法学》， 2002年2月30.《对非法经营罪的认定与处罚》，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2年3月31.《自由刑执行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载《山东法学》，（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1999年第01期32《减刑运作与刑罚合理弹性》，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1年01期33.《论刑事执行制度与法律的完善》，载《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000年04期34.《完善未成年人教养制度的思路》，载《青少年犯罪研究》，（刊于《青少年犯罪问题》），1997年05期35.《抗日根据地的狱制特色》，载《现代法学》，1991年06期36.《劳动改造是中国行刑理论的核心》，载《探索》，1993年05期37.《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认定与处罚》，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02期38.《从传统劳役刑看中国行刑制度的发展》，载《中外监狱史研究文集》，法律出版社，2002年07期39.《人性与刑罚刑法适用问题研究》，长安出版社，2002年10月40.《关于金融犯罪认定的若干思考》，载《犯罪认定与刑罚研究》，重庆出版社，2000年07月41.《也谈完善刑事执行法制的基本思路》，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01期42.《刑事执行中关键技术的运用和创新》（与聂宁、宗雄信合著），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01期43.《我国行刑权的合理构建》，载于《刑事法评论》，陈兴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09卷44.《关于假释适用的若干认识》，载《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报》，2003年01期45.《论刑事执行监督的法律根据》，载《司法改革与理性选择》，重庆出版社2002年7月46.《完善犯罪预防的重要尝试——谈我国第一个“社会服务令”》，载《人民检察》，2003年03期47.《从司法预防视角谈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思路》，载《法治论丛》，2004年02期48.《什么影响了我们的评判?——对一桩刑事案例的调查分析》，载《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01期49.《刑罚、行刑法新解》，载《现代法学》， 2001年第04期50.《社区矫正制度化的若干建议》（与万菁合著），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03期51.《普通累犯制度的法律解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06期52.《犯罪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困境》，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05期53.《加强自由刑执行监督之我见》，载《人民检察》，2005年23期54.《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化的若干重要问题》，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04期55.《罪犯改造新模式的法理基础》，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04期56.《是历史清算，还是范式转换》，载《理性与秩序》，储槐植，陈兴良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08月57《论量刑的合理性》，载《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03月58.《解释犯罪与价值中立》，载《现代法学》，2004年02期59《犯罪与法律责任的均衡之义》，载《法治论丛》，2008年05期60.《强制戒毒的现制调整与合理定位——实施<禁毒法>的两大要点》，载《犯罪学论丛》（第七卷），王牧主编，2009年09期61.《<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法案理应搁置》，[司法部重点课题《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刑法热点问题研究——惩治毒品犯罪的理论与实践》(07SFB1005)的部分成果]，载《法学论坛》，2009年04期62.《也是犯罪与责任相均衡——对附条件“犯罪赔偿”的价值分析》，载《法律科学》，2009年04期63.《场所强戒由谁监督?》，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05期64.《案外情节与人身危险性》，载《现代法学》，2006年04期65.《“组织涉黑”性质的界定及其引申》，载《重庆社会科学》，2010年01期66.《利用职务便利承揽设计业务获利的行为如何定性》，载《人民检察》，2010年14期70.《国际社会处罚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经验》（与范玉合著），载《中国审判》，2011年02期71.《社区矫正应向何处去——以重庆市试点情况为切入点》，载《刑事法评论》，陈兴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01期72 .《再谈社区矫正制度方案的调整——以〈刑法修正案〉（八）的公布实施为视角》（合著），载《社会科学战线》（与郝川合著），2011年第04期。73.《涉黑犯罪财产之没收与追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05期74.《限制死刑适用的司法途径――对内地某中等城市死刑裁量的考察分析》，载《刑法评论》（第8卷），赵秉志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12月75.《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再协调问题之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分析样本》，载《中国检察官》，2011年13期76.《刑事执行中的检察监督》，载《中国检察》（书名），检察出版社,2003创刊卷77.《应确立常见犯罪的量刑规则——以许霆案为视角》，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4期78.《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再协调问题之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分析样本》，载《法商研究》，2011年03期79.《未成年人收容处遇的现实阻却——从向度关系视角》（与蔡伟文合著），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02期80.《划分盗窃犯罪圈的基本规律》，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04期81.《简谈劳教强戒模式》，载《犯罪与改造研究》， 2003年02期82.《合理调整长期自由刑执行的杠杆》（合著），[2010年教育部重点项目“文本何以承载其重——破解量刑合理性的路径”](项目编号:10XJA820004)的阶段性成果），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05期，转载《刑罚体系结构的改革与完善》，赵秉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07月83.《建立量刑规则体系与判罚说理机制》，载《检察日报》，2013年01月25日84.《记载量刑经验的制度方式——以〈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为分析样》（与张孟东合著），载《人民司法》，2012年23期85.《再谈监禁刑执行变更范式的转换.Reconsideration of the Conversion of Change Type of Imprisonment Enforcement》，载《政法论丛》，2012年06期86.《开启理性判罚之门——由公诉人建议量刑谈起》（与娄永涛合著），载《理论月刊》，2013年02期87.《社区戒毒康复机制研究——以贵州“阳光工程”为分析样本》（与张凯伦合著），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88.《专家学者谈瘦肉精与食品安全监管》（与李洁等合著），载《中国审判》，2011年05期89.《“慎罚”的当代诠释——由《刑法修正案(八)》展开.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Cautious Punishment:Comment on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8)》，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03期90.《为重构刑罚学说寻求新方法》，载《法学研究》，2013年01期91.《新增禁令于管制的理性诠释》，载《当代法学》，2013年06期92.《改写历史的两种手法:再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合著），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03期 93.《修法视阈:证据犯罪罪名体系的重构》（合著），载《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03期 94.《社区矫正语境中的观护与观察》（与程炀合著），载《海峡法学》，2014年01期 95.《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着力化解涉诉信访》，载《人民法院报》，2014-05-01 96.《检视“打黑”对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03期 97.《判罚结论的理性证立——由量刑说理切入》（与张孟东合著），载《法律科学》，2015年06期 98.《论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与揭萍合著），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05期 99.《后劳教时代预防犯罪资源的再利用》（与张凯伦合著），载《法律适用》，2016年03期 100.《毒品消费与供给关系实证分析——以江西省毒情为样本》（与揭萍合著），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01期 101.《对“运动式”治理毒品的反思——由N市“百城禁毒会战”的开展切入》（与揭萍合著），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01期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与思考论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建设论刑法的解释论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论我国犯罪构成的模式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研究大学生犯罪的刑罚研究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借鉴不作为犯若干问题研究罪过的若干问题研究间接故意若干问题研究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辨析疏忽大意的过失与意外事件犯罪中止基本问题研究犯罪未遂基本问题研究正当防卫研究论无过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认定研究共同犯罪的认定论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问题教唆犯若干问题研究论牵连犯的定罪与处罚论死刑理念及中国死刑立法论刑罚理念的转变论刑罚的预防功能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行刑社会化问题研究累犯制度研究缓刑若干问题研究自首问题研究罚金刑研究资格刑研究假释制度研究论前科消灭制度（与罪犯的再社会化）持有型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研究论合同罪信用证罪研究有组织犯罪问题研究论洗钱罪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检讨论绑架罪抢劫罪研究盗窃罪若干问题研究罪若干问题研究侵占罪探究贪污罪疑难问题研究受贿罪共同犯罪问题研究挪用公款罪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若干问题研究渎职罪若干问题研究论犯罪原因、犯罪预防系统刑罚的预防犯罪价值试论改革开放后犯罪的新特点论市场经济对犯罪的影响论有组织犯罪的治理对策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防治对策暴力犯罪的特点、原因与防治对策贪污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预防贿赂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预防计算机犯罪特点、原因与防治对策女性犯罪的原因与防治对策当代大学生犯罪之剖析对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现象的几点思考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与控制智力、气质、生物因素与犯罪的关系

关于基层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2009-06-09关于基层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有利于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利于落实党改造罪犯的政策，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更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近期，笔者随区司法局领导就全区社区矫正工作前期试点开展情况和今年全面铺开后的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先后走访了本辖区25个乡（镇）司法所、13个公安派出所和有关法庭，深感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现结合游仙区社区矫正工作实践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一、现状表象根据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绵阳市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办公室(绵综办［2009］3号)文件精神，今年游仙区25个乡镇司法所全面铺开社区矫正工作，游仙区社区矫正办立即专题研究，召开社区矫正工作专题会议认真部署，由区司法局牵头，组织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四家共同研究社区矫正工作，并就社区矫正工作交接的程序、方法和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4月中旬至5月上旬四个部门相关负责人又以派出所为片区分别到刘家、玉河、魏城、小枧等25个乡镇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现场交接，在接交中按摸底清理人数应交接114名矫正对象，实际接收34名，提前介入接收1 名，本次总计接收35名。我区先前开展试点单位已接收15名，目前，全区共计接收矫正对象50名。如今游仙区社区矫正工作正积极、稳妥、扎实、有序地全面推进。二、存在问题：通过对矫正工作全面铺开的情况掌握、对司法所矫正工作的调查以及对矫正对象的走访，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一)执法依据不足。目前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第157、158、159条中都做了明确规定：“对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监管对象交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现行法律中无论是基本法律还是其他法律，都没有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字样出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通知，但这个权威性的规范性文件，对社区矫正对象约束力不强，致使一些监管活动无法落实，从而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因此，在社区矫正工作实施中如果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就不利于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二)管理者素质参差不齐。司法所司法助理员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一是缺乏实践经验。大多数司法助理员没有接触过刑罚的执行工作，缺乏管理矫正对象的实践经验，从事矫正管理工作还需要一个适应期；二是司法助理员的素质参差不齐。通过短期培训难以达到预期的培训效果；三是缺乏专门机构和队伍。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需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要求专门的工作人员甚至多名矫正工作人员管理一名矫正对象，但目前司法所的设置、人员难以解决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三)衔接机制不健全。由于现行法律对社区矫正的规定出现空白，在法院判决书中未能体现社区矫正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监督改造的字样，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法、检、公、司等部门之间的衔接制度还很不完善。第一，审判机关、公安机关、监狱机关在移送法律文书过程中存在不及时到位的现象，从而造成没有矫正对象的法律文书，矫正期限不明，执行矫正没有依据或内容不详；第二，有关职能部门衔接制度不完善。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要求，矫正对象应按时报到，但这些衔接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衔接不及时或存在相互推诿，导致矫正对象失控或脱管漏管现象发生。 (四)专项经费严重不足。社区矫正工作由于区财政的实际困难，社区矫正工作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很少，难以满足矫正工作日常需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五)宣传力度不够。对社区矫正这一新生事物，群众认知程度低、陌生，老百姓对在监狱服刑的犯罪人转移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服刑，或多或少存在着担忧与不安，这是社区矫正难以取得社区居民全面合作的深层心理因素。同时在对外职能上，从上到下力度不大，未引起重视。目前我们所了解和看到的都是些内部刊物，电视、报纸上很少看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内容，造成了社会不理解、不支持的局面，因此极大地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三、对策思考社区矫正工作早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在探索中摸索着前进，而如何解决传统与现实工作中发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将社区矫正工作做好、做扎实，使该项工作稳妥、有序地推进，针对上述问题，就下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立法，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保障历史赋予了社区矫正工作者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但作为一名矫正工作者，如果在实际操作中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作遵循，就会使矫正工作的实效大打折扣。只有国家尽快立法，有了法律依据才可以明确矫正工作人员的执法依据，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因此，国家应尽快出台一部《社区矫正法》，并进一步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刑罚执行主体的资格，赋予其行使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二、加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根本保障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从事矫正工作中要扮演 “社区服务者”和“社区警察”的双重角色，而要使矫正工作取得实效，就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一是要定期组织矫正工作管理人员参加各类业务培训。有针对性对专职矫正工作人员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管理学、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的学习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同时要加强对法律文书的制作、传送、查找、归档等能力方面的培训；二是对业务管理人员实行定期考核。通过考核机制的建立，明确责任，增强管理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并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对工作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对于工作不主动的要批评教育，表现极差的要严肃处理；三是“走出去请进来”。在管理业务上要走出去向兄弟单位学习，聘请有关社区矫正管理工作优秀者作辅导，以提高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全力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四是造就一支专业社会志愿者矫正队伍。广泛吸收符合社区矫正志愿者条件的社会人士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如选派社区矫正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员：监狱、劳教所干警、精通法律的法学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聘请离退休干部、心理咨询师、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居委会成员、高校教师、学生和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及所在单位的人员等优秀人才加入社区矫正组织等，从而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志愿者工作队伍，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共著社区矫正优秀成果。三、健全完善部门工作机制，是开创矫正工作新局面的有效方法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因此该项工作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人事、财政等部门都要依法切实履行各自职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尤其在各个工作环节上要紧密衔接，才能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有序开展。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首先明确联席会由区综治办牵头组织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参加，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会议通报该季度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情况，交流各自开展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工作措施；二是健全部门衔接制度。在衔接工作中，公、检、法、司及各相关成员单位要各施其职，各尽其责，协调配合，相互支持。衔接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矫正对象矫正宣传及时到位、法律文书及时到位、依法享有权利准确到位；定期核对矫正对象人数，防止衔接脱节，不出现脱管、漏管；对有影响力的矫正对象四家联合进行收监、减刑、提前解除矫正等奖惩兑现；在部门联动中还可以充分发挥本部门的优势。针对每个矫正对象确定一名法官、一名检察官、一名公安干警和一名司法干警组成的“四管一”矫正工作者队伍。法院应根据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一是在刑事判决书中注明符合条件的对象纳入社区矫正；二是判决后，及时与社区矫正对象签订社区矫正协议书，并通知该矫正对象所在的乡镇（街道）司法所接受人员；三是加强对矫正对象缓刑考验期内的考察；四是加强矫正对象变更执行方式、重新犯罪改判、减刑等管理。检察院应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接受前、后的监督力度，定期巡访，防止矫正对象的脱管、漏管。公安机关应加强与司法所配合，开展好日常的考核，主要帮助查找脱管、漏管人员的查寻工作和违反规定的法律处罚申报工作。在这种整体联动的衔接机制形成后，切实为矫正工作的开展和对矫正人员的管理、监督打下坚实的基础。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条件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特殊专项工作，如何让这一新生事物在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中取得发展，并将该项工作做好、做实，就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该项工作纳入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议事日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切实加强领导，并在经费、人员、装备上给予保障。一是经费到位。从现有制度来看，当前监狱执行刑法，中央每年是按罪犯人头给监狱拨付一定经费，而社区矫正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没有明文规定应如何给予财政保障，唯一有规范性文件明确∶“社区矫正所需工作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如何列入？没有给财政具体的规定，一些地方就根据当地财政情况象征性的给一点经费，连资料的编印费用都不够，就不用说组织矫正对象开展相关活动。因此中央财政应根据监狱的预算，综合分析社区矫正工作必用经费，根据各地情况出台强制措施要求预算经费必须到位，或者直接由中央财政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下拨各矫正机构进行专款专用。只要有了稳定的、专项的财政经费，社区矫正工作才得以扎实、有序、有效地进行；二是人员到位。现在基层司法所除个别司法所所长是司法行政编制外，其余大多数属乡镇编制工作人员，甚至有的属于乡镇聘用人员编制，因此司法所工作人员流动频繁，难以有效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外司法所本身就有九项工作职能，再加上要抓乡镇（街道）中心工作和包村工作，特别是由于灾后重建任务加重，以及近年来上访案件和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增加，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乡镇、街道领导把这些问题都交给司法所，司法所本身工作任务已经十分繁重，必然牵扯大量的精力和人力，如今增加矫正人员的教育管理，如果体制不改变，力量不加强，司法所的任务就会不堪重负，势必会影响工作效果。因此必须由司法部门相关负责人协调区委和乡镇党委、政府解决人员不够的问题；同时也可由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向上级主管局争取在本系统内调配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以调整充实矫正工作，确保此项工作有专人管、专人做，才会让该项工作取得更好的成效；三是装备齐全。司法行政部门要协调乡镇党委、政府给司法所工作人员配备专门的办公场所。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执行刑罚的一种措施，是严肃的执法活动，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的政策，明确工作人员的执法地位，为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统一配制服，方便其具体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四是矫正工作者人身安全保障。社区矫正工作者面对的是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工作中难免发生矫正对象恶性行为发生，威胁矫正工作者人身安全。因此，应为社区矫正工作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给予人身安全保障。五、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社会认同度在宣传的方式上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大力宣传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大意义。一是利用公共场所集中宣传。每年以综治宣传月、“科技四下乡”活动为契机，由区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专门印发宣传资料先后在辖区内的名胜景点、各乡镇的“赶场会”举办大规模的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发放资料，现场解答咨询；二是要求各成员单位在本系统内进行学习宣传，让机关干部、职工了解社区矫正的基本性质、目的和意义；三是深入就近的厂矿企事业单位进行宣传，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的作用，将宣传资料发放到村（居）民手中，提高群众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性；四是编发简报专题宣传。由区社区矫正办牵头负责编发简报、专题片等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投稿，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让那种固有的传统刑罚执行观念得到扭转：使一些“放虎归山”、“养虎为患”的错误观点得到纠正；使以人为本，文明、理智和人道的现代刑罚执行理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使全社会认识到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刑方式文明化、人性化的重要表现，对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促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有效的宣传，社区矫正工作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理解、关心、支持，从而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游仙区）

毕业论文大纲社区矫正制度

法律分析：社区矫正是指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八条管制的期限与执行机关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判处管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法律分析：对执行机关报请假释的，审查执行机关移送的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意见；对被告人或者罪犯依法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对符合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作出判决、裁定和决定；根据社区矫正机构提出的减刑建议作出裁定。

（一）对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拟暂予监外执行的，可以委托开展调查评估；

（二）对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拟暂予监外执行的，核实并确定社区矫正执行地；对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对符合收监执行条件的，作出收监执行的决定；

（三）对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进行教育，及时通知并送达法律文书依法将社区矫正对象交付执行；

（四）对社区矫正对象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到场处置经社区矫正机构制止无效，正在实施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禁止令等违法行为的社区矫正对象；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处置突发事件；

（五）协助社区矫正机构查找失去联系的社区矫正对象；执行人民法院作出的逮捕决定；被裁定撤销缓刑、撤销假释和被决定收监执行的社区矫正对象逃跑的，予以追捕；

（六）对裁定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或者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收监的社区矫正对象，送交看守所或者监狱执行；

（七）执行限制社区矫正对象出境的措施；

（八）其他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

第五条人民法院依法履行以下职责：（一）拟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者有关社会组织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社会危险性和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评估，提出意见，供决定社区矫正时参考；（二）对执行机关报请假释的，审查执行机关移送的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意见；（三）核实并确定社区矫正执行地；（四）对被告人或者罪犯依法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五）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教育，及时通知并送达法律文书；（六）对符合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作出判决、裁定和决定；（七）对社区矫正机构提请逮捕的，及时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八）根据社区矫正机构提出的减刑建议作出裁定；（九）其他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第二条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教育帮扶等活动，适用本法。

第三条社区矫正工作坚持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专门机关与社会力量相结合，采取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有针对性地消除社区矫正对象可能重新犯罪的因素，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

第四条社区矫正对象应当依法接受社区矫正，服从监督管理。

社区矫正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社区矫正对象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在就业、就学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人本主义思想逐渐成为现代司法文明的共同价值目标和追求，尊重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尽可能的保障其权利不受侵犯，是刑罚人道化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司法文明的最重要要求。纵观世界各国的刑罚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模式，即由奴隶、封建社会的以死刑、肉刑为主导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以监禁刑为主导，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各国已普遍以非监禁刑作为其主要的刑罚内容。在欧美各国以社区矫正为特点的非监禁行刑方式已成为其惩罚犯罪的最主要刑罚方式，其所占比例已远远超过监禁矫正的人数。行刑社会化观念已成为现代刑罚理念中的主流思想，而作为行刑社会化思想的具体体现——社区矫正制度，近年来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一、社区矫正制度的渊源。所谓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一种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致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其最早出现在英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帮助罪犯复归社会”成为刑罚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催生下，行刑社会化成为行刑方式的主要选择。英国的法学理论家和司法实践者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区矫治”的司法行刑概念，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极大成功。20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各国普遍接受了社区矫正这一新的行刑方式，使社区矫正成为现代刑罚的主要内容。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等国家，社区矫正者的人数已超过了犯罪人数的70%，韩国和俄罗斯也已接近50%。我国目前已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进行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行刑社会化思想亦已逐渐成为我国刑罚理论界的主流思想。二、社区矫正的特点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独特的行刑方式，具有其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区矫正是让犯罪分子在其生活的社区内接受刑罚并得到改造。与监禁矫正不同，社区矫正是让犯罪分子在其生活的社区内接受改造，其服刑环境是开放的，也就是通过让犯罪分子在社区中做义工，接受法治教育，心理教育，工作技能培训以及思想道德教育等方式，改造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性，使其正常的回归社会。2、社区矫正是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刑罚的执行方式有很多种，主要可分为死刑、监禁刑和非监禁刑三种，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亦是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其虽不如监禁刑严厉，但仍对犯罪分子具有一定的监管和控制作用。犯罪分子在社区矫正过程中，仍要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和学习培训任务，同时亦要严格遵守纪律，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3、社区矫正具有特定的适用对象。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是在劳动改造过程中确有悔改表现，放出去不致于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类犯罪分子适用社区矫正。①被判处管制的罪犯。②被判处缓刑的罪犯。③被剥夺政治权利且正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④被裁定假释的罪犯。⑤被因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三、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设立的必要性。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经济、社会及城市本身的建设和发展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对于被判处非监禁刑罪犯的管理，绝大部分的功能都是由各单位，公安机关的基层派出所及村委会来承担，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镇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原有的单位及村民委员会对非监禁型罪犯的管理功能逐步弱化，公安派出所限于人力、物力的紧缺，对非监禁刑罪犯的管理大多流于形式。在此情形下，法律对非监禁刑罪犯的判决等同于一纸空文，严重的影响了刑罚的尊严，损害了法治的基础，也不利于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而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正好填补了我国刑罚对非监禁刑罪犯监管的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设立社区矫正制度不但具有必要性，同时具有紧迫性。四、设立社区矫正制度的价值。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种新的行刑方式，适应了刑罚由注重过去到注重将来的全球性刑罚发展趋势，符合刑罚个别化、人性化的价值追求，其将刑罚的重心由过去注重的“犯罪”转移到“犯罪人”身上，注重对犯罪人身心的教育感化，在促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降低司法成本，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价值和功能。1、社区矫正制度体现了刑罚的人道性。人道性是现代刑罚理念的核心价值观念，它集中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建立以社区矫正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所体现的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体现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准。它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罪犯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虽说我国法律对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并未剥夺（如结婚、继承等），但在监禁矫正的环境下，犯罪人的许多民事权利，实际处于被剥夺的状态中，这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犯罪人的教育、改造的。刑罚具有惩罚性，但刑罚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为了预防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使犯罪人不但可以最大限度的享受其民事权益，并可最大限度的承担其民事义务，如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这对犯罪人心理和性格的矫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最终有利于犯罪人的改过自新，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获刑者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不犯新罪，在刑罚执行完毕不重新犯罪，是刑罚执行方式应该具备的功能。刑罚的功能是使罪犯得到教育、改造，获得新生，回归社会，与社会正常相处。在监禁矫正的情形下，服刑人员与社会隔绝，环境封闭,而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新月异，许多犯罪人在服刑完毕后，根本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更缺乏谋生的手段，这是我国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个根本原因。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使犯罪人在不与社会脱节的情况下，得到教育和改造，并可在矫正期间得到谋生技能的培训，这从根本上扭转了监禁矫正的弊端，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3、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可以起到良好的法制宣传作用。设立社区矫正制度，使得犯罪人能够在社区内接受教育、改造。真实的犯罪事例，对社区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起到良好的教育、宣传作用。通过在社区内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及法制宣传，可以促进知法、守法型法治社区的建立，对维护社区的稳定仍至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4、设立社区矫正制度，有利于降低行刑成本，节省国家资源。刑罚的实现，需要国家投入巨大的资源。根据统计，我国1982年的监狱在押人数为62万，到2002年在押人数已增至154万，二十年间，在押人数增加了倍。而国家对监狱系统的财政拨款亦相应的大幅增加，从1992年的14亿人民币增加到2001年的108亿人民币。据专家统计，国家每监禁一名犯人需要花费人民币10000余元，如此巨大的监禁成本，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社区矫正能大大减少监狱的罪犯人数，从而节省国家资源。国外有资料证实社区矫正是最经济的行刑方式，根据加拿大联邦矫正系统1992-1993年度的统计，监禁一名罪犯的年平均费用为47760加元，而在社区矫正一名罪犯的年平均费用则仅为28269加元。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在此期间，正是犯罪的高发阶段，而我国的监狱系统早已人满为患，运转困难，如果继续坚持以监禁矫正为我国的主要刑罚内容，国家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巨额资金，以维持监狱系统的正常运转，这不符合行刑经济化的基本原则。五、我国社区矫正机制的不足和完善。社区矫正机制在我国尚属新兴的行刑方式，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我国才在部分省市开展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经过二年来的司法实践，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已推广到沿海等十八个省市地区，但社区矫正在我国必竟是一个新兴事物，在试点过程中仍出现了一些急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立法上的不完善。我国现有的刑法，刑诉法仍至治安处罚法对社区矫正都未作任何规范，以至在社区矫正的试行过程中，出现了无法可依的局面，各地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也因此而未能统一规范，不同的地区试点模式就有很大的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因此，国家应尽快制定《社区矫正法》，统一规范社区矫正模式，使社区矫正工作有法可依。同时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广短期自由刑的易科制度，尽量将短期自由刑易科为社区矫正，减少监禁矫正人数，节省国家司法资源。公安系统也应尽量减少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将适合社区矫正的劳教人员易科为社区矫正，使社区矫正能够成为我国刑罚的一个主要内容。2、社区矫正机构不确定，职权划分不明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会同公安部门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但在职责和权限划分上并不清晰，有的地区是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改造和监督工作，有的地区则是公安机关负责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改造和监督工作，且各地区基本上均未能培养出一支专职的社区矫正司法工作人员队伍。有的地区，由于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限于人力、物力、财力的紧缺，以至社区矫正工作流于形式，未能起到应有的刑罚功能，这种状态急待解决。国家应尽快制定《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规范社区矫正职能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充分利用现有的司法、行政资源，我国乡镇与街道一级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司法行政体系，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将社区矫正的刑事执行职能赋于这一组织体系，通过对其工作人员进行行刑方面的职能培训，将其转变成执行社区矫正工作的专职机构，这是实现我国行刑资源合理配置的一条便捷有效的途径。同时应大力鼓励素质较高，具有爱心的社区居民积极从事社区矫正人员的帮教工作，争取做到每一位社区矫正人员都有一位专职的德育老师，从思想上、行为上，对被帮教人进行言传身教。在矫正期间结束时，德育教师应对被帮教人员在矫正期间的思想、行为的改造成效，提出书面的帮教报告，作为最后处断的依据。在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同时，还要大力加强对他们的劳动技能培训，要将社区中的劳动就业培训机构纳入社区矫正体系，使犯罪人在矫正期满后，能够获得一技之长，满足其谋生的条件，这对防治他们重新犯罪，降低重新犯罪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社区矫正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易于使其流于形势。由于我国的社区矫正机制尚处于试点阶段，立法上的不完善，使其实际处于失去监督的状态。社区矫正结果的好坏，即没有一套完整的考量标准，亦没有任何机构对其进行监督，以致于一些地方的社区矫正机制实际上成为一个“花架子”，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的行刑效果。国家应充分发挥现有监督机构的职能效力，将社区矫正的监督责任归置于当地人大的监督机制之下，充分发挥社区人大代表的作用，组织成为一个专门的监督职能机构，对社区矫正过程进行全程监督，使其不流于形势，真正发挥出社区矫正机制的优越性，使其成为我国行刑方式的一个特殊亮点。参考文献：1、社区矫正与社区安全凌效海法律图书馆网2、行刑社会化问题之探讨王琼邵云伟章志伟杨勤容顾潇斐司法部网3、试论刑法执行中社区矫正制度及完善徐五州法律图书馆网4、关于社区矫正的理性思辩胡配军法律图书馆网

社区矫正制度论文答辩自述五分钟

社区矫正机构设置创新研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创新范例，法经济学视角下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的替代与互补，社区矫正程序控制初探，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之程序构建，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廉政风险防控，社区矫正处罚措施的阶梯性，社区服刑人员收监执行实践操作难题与破解途径。

一是没法普及，法律普及率高的地区实行。二是责任，都怕担责任，有不敢放的，有不敢收的。三是后续工作不到位，放了就完了，那释放人员的生活等很多问题没法解决。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作为弱势群体，社会给予的重视不足，只看到了负面。四是受害人家庭或社会舆论，对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影响很大，尤其是受害人的报复心理严重（因为要受害人给被矫正人作评价）。五是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教育力度不够，监狱就好像是个仓库，服刑人员是货，货放仓库里，送走了就完了，只不过多了一些保管的麻烦。总结，我个人可以接受，但要所有都接受，这还有很长时间去理解和适应。并且在实践中只进行了试点，对判刑轻所犯罪刑影响不大的服刑人员进行了矫正。然后是不了了之了。

白水县司法局依法撤销一例社区矫正缓刑案件

近日，白水县司法局邀请公、检、法等部门联合召开了全县社区服刑人员警示教育大会，大会期间当场对一名违反社区矫正监管规定的服刑人员进行了收监执行。

社区服刑人员潘某，男，白水县人，因故意伤害罪被白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缓刑两年。判决生效后潘某来白水县司法局报到，接受监督管理。在监管期间不遵守监督管理规定，上交的思想汇报及活动情况存在重复，内容出自网络以及凑数行为，且多次教育不改正。该局依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启动对潘某撤销缓刑程序。2018年2月26日收到白水县人民法院(2018)陕0527刑更1号刑事裁定书，一、撤销本院作出的(2017)陕0527刑初8号刑事裁定书中对罪犯潘某宣告缓刑两年的缓刑部分，二、对罪犯潘某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

这起撤销缓刑案例是白水司法局2018年的第一例，向正接受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敲响了警钟，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所有服刑人员能够针对此事反省自身，敬畏法律，明确身份，增强服刑意识。今后该局将继续加大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力度，对违规社区服刑人员坚决依照社区矫正管理规定严肃处理，确保社区服刑人员依法服刑，杜绝违法犯罪行为发生。

题目我给你好了。1）反驳论点，即直接反驳对方论点本身的片面、虚假或谬误，这是驳论中最常用的方法。2）反驳论据，即揭示对方论据的错误，以达到推倒对方论点的目的；因为错误的论据必定得出错误的论点。3）反驳论证，即揭露对方在论证过程中的逻辑错误，如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的矛盾，对方各论点之间的矛盾，论点与论据之间矛盾等等。立论和驳论都是一种证明，无非一个是从正面证明其正确，而另一个是从反面证明其错误。它们可以使用基本相同的论证方法。

社区矫正精细化研究论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12月12日上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和社会组织与协同治理研究基地联合举办会议，邀请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缘起、任务、路径等话题开展了深入交流。社会治理精细化动因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社会治理精细化。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范式经历了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精细化概念起源于企业管理，指的是减少资源投入、降低管理成本，后来其逐步运用到行政领域和社会事务。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管理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因此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鲍静研究员提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不乏精细的做法，但“差不多”“马马虎虎”“大概也许可能”等思维方式也甚嚣尘上，这就带来社会治理标准化程度低，群众工作不到位，社会事业服务表面化等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人最讲认真，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认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更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执行。网络社会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且社会结构复杂，网络社会使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互联互通的特征也为精细化治理带来契机。当前我国有近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多微博微信用户。不论是建设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还是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都是不可能的。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和任务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理念。纲举方能目张，树立科学治理理念是把握准确变革方向的前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长王名教授强调，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社会管理模糊化的反思和超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法治、自治和德治的高度统一。法治是社会和公众的底线准则，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自治是社会主体性即自我规则和秩序，政府要起到培育引导作用，而非大包大揽。德治是社会内在的面向，强调各类社会成员道德自律。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魏宏教授也表示，现代文明下的社会治理应当秉持权利保障、民主参与、市场经济、良法善治四大原则。只有真正从社会视角而非政府本位出发，才能确保社会治理精细化在实践中不发生异化。政府、社会、公众相协同的格局。如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研讨会热议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傅昌波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党委、政府应侧重法规标准、信息化、行为监管等基础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给社会和公众腾出足够自治空间；二是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让具有信息优势并嵌入城乡社会网络的基层工作人员更好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研究员进一步强调，社会治理格局亟待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要从依附的“伙计”关系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组织与公众要从利益关系转变为协商关系；三是国内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组织要从对立的斗争关系转变为包容的竞合关系。国内社会组织唯有通过学习国际规则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岗位、人员、考核相支撑的制度体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程萍研究员等专家指出，社会治理精细化首先是政策制定的精细化，最终落脚到具体执行的精细化。要通过专业化的岗位职责体系，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公平的考评结果应用体系，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重视政府自身履职精细化，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养和能力。也有专家表示，提供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框架是政府职责所在，要加快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领域立法，形成完整的制度闭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明确牵头部门。多位专家表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当务之急是明确或新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治理牵头部门，赋予其明确的职责边界，从根本上改善有关部门的尴尬处境，杜绝末端维稳和硬性管控的工作方式。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社会治理体制正在向传统回归，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摸清工作底数。有专家强调，底数不清就不可能实现精细化治理。可通过排查人口类型、利益诉求、关键风险点等信息，全面深入了解治理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和提供服务。基层要在内容上而非形式上建立工作台账，尤其是关注贫困人口，严重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实施重点突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社区是实现精细化的突破口。社区能够针对老年人、儿童、失独家庭、司法矫正人员等人群提供多样化、专业化、人性化服务，许多是政府想做但做不了的。要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从制度设计、经费来源、能力建设等方面改善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环境。应把握好几对关系技术和人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研究员指出，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靶向性，但若使用不当可能威胁个人隐私，甚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之类似，一些地方的网格化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机械化、扩大化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均衡，承认并善待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绝不能让精细化治理异化为单纯的管控。秩序和活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认为，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个体嵌入不同社会秩序的结果是产生张力和冲突。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身份冲突是正常的，关键是创新多中心治理合作机制解决冲突。要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等机制，使秩序冲突与内生活力相兼容，在动态均衡中达到最佳点。社会治理与社会事业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张林江副教授指出，当前一些领域社会管控力度在加大，同时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服务规模和水平也在提高，此外市场机制在治理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现象都值得关注。理想的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关系是互补兼容，而不是“两张皮”。决不能用社会事业代替社会治理，更不能把社会治理异化为管理社会。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的“双向运动”，才能最终促进共享发展。

2016年，我局社区矫正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衔接好、监管好、引导好”的工作思路，扎实有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前卫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将一年来矫正工作总结如下：

一、主要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夯实矫正工作基础。我局社区矫正领导小组高度重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切实加强工作领导, 落实工作责任，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层层抓落实。

(二)完善工作体系，扎实开展监管教育和帮扶工作。我局加大衔接管控体系建设，完善解除矫正与落实安置帮教相衔接等工作机制，及时转发省、市、有关矫正对象教育管理工作规定，局领导小组与琴亭镇各社区负责成员积极配合、通力合作，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对象监管教育帮扶工作，严格执行周报告、月汇报、每月一走访和外出请销假等制度。

(三)、加强管控，力促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无缝对接。为使社区矫正工作与安置帮教工作顺利衔接，保证矫正对象解矫后不脱管、不漏管，我局积极探索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有效结合新思路，落实四个同步，实现社区矫正向安置帮教的无缝对接。一是解除矫正与签订帮教协议同步。在办理解矫手续同时，安排安置帮教小组与解矫对象签订《帮教协议书》，直接纳入安置帮教体系管理。二是个人档案材料移交同步。解矫后，矫正对象身份转变，原有的一套基本材料随之移交，重新建立归正人员一人一卡一档，经过社区矫正后，这部分人员底子清、情况明，建档工作非常顺畅。三是矫正帮教人员衔接同步。建立同一人矫正、同一人帮教的工作机制，实行社区矫正教育管理与安置帮教责任包办制度，降低帮扶成本，提高帮扶效果。四是管控教育与帮扶救济同步。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在管理方式方法上有相互借鉴之处，“管控、教育、帮扶、感化”是两者在管理上共通的四部曲，有效避免了重复劳动，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四)、多方联动，不断开拓新的就业渠道。社区矫正人员的安置工作是搞好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环节，做好此项工作有利于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为了切实加强此项工作，给社区矫正人员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结合我局实际，积极为帮教人员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为矫正对象提供就业援助，解决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并对其开展思想教育和帮助管理活动。

今年以来，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在县局的正确领导和市局基层科的大力支持下，严格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要点扎实有效地开展工作。共接收社区矫正人员136人，解除矫正纳入帮教121名，新接收人员全部进行了定位监管，目前在册的社区服刑人员共有261人，开展社会调查146人次。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1、加大装备投入，购买社区矫正面部识别签到系统。提升社区矫正综合保障水平。今年投资40余万元购买了电视机15台，面部识别仪14台，电脑15台，构建了矫正人员签到系统。

2、强化监督管理措施，部署开展“双抓双促”活动。进一步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日常规范化管理。县局制定下发了泗司字〔2016〕9号文,成立了由分管局长任组长，办公室主任任副组长，相关科室人员任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活动办公室设在社区矫正办公室，负责活动的督导调度。各司法所也相应成立活动领导小组，明确专人负责，协调落实各项活动任务。

各司法所充分整合内部资源，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倾斜，主动协调相关部门，在工作上形成合力，在资源上达成共享。确保“四个规范”贯彻落实到位，确保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率控制在以下，在继续加强集中教育、个别教育的`同时，购买使用《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学习读本》300本，实行分散自学和集中考核，推进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再上新水平。

3、泗水县社区矫正局挂牌成立，社区矫正管理服务中心运行规范。2016年5月13日，县编办以泗编(2016)12号形式，批复县局加挂泗水县社区矫正管理局牌子，调剂3名政法专项编制用于社区矫正，同时增加2名司法所编制。社区矫正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专门的编制，队伍不断壮大。

社区矫正管理服务中心今年在原有建设运行的基础上，对中心的场所设施、功能定位、功能分区、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等进一步统一规范，明确每个岗位的职责、责任人、工作流程、工作目标等，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根据《社区矫正专项经费管理使用暂行办法》，调剂80000元，用于开展审前调查、监督管理、教育帮扶，有力保证了社区矫正工作开展。

4、特殊人群教育基地挂牌成立，加强社区矫正人员改造培训，提高社区矫正人员就业能力。我局于2016年9月份，依托山东工具技工学校投资16万元成立了泗水县特殊人群帮教培训基地。特殊人群帮教培训基地占地30亩，教学设施齐全，有2000㎡三层综合教学楼一栋，内设可容纳200人的多功能教室和微机室，标准教室6口，实习工厂建筑面积1000㎡，实习设备齐全，该帮教培训基地以培养中、初级技术工人为主，同时开展各类短期培训，于2016年9月28日举办了全县矫正人员第一期培训班，培训社区矫正人员116名，于2016年11月2日举办了全县矫正人员第二期培训班，培训社区矫正人员123名。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特点开设了儒教文化、创业理论课程，为我县特殊人群就业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指导。

5、强化督导检查，规范执法程序。将管得住、管的对、无违规作为社区矫正监管执法工作的底线，开展执法“零纠违”单位创建活动和全县执法规范化先进单位创建活动，提升执法规范化建设水平。强化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之间的衔接配合，积极与检察院衔接，促进管理的规范性和刑罚执行的严肃性。

按照市局要求，制定了泗水县社区矫正执法检查活动实施方案，成立了执法检查领导小组。今年4月15日在全县范围开展社区矫正自查活动，5月4日至12日联合县检察院对13个司法所社区矫正管理工作进行了检察督查，检查结果进行全局通报，开展了回头看督查。6月20日至9月重点开展社区矫正人员的脱管、虚管督查。10月22日开展暂予监外执行人员集中检查，检查结果计入年度考核。并建了立常态督导检查机制，开展经常性巡查,对工作不力、措施不实、程序不对的行为坚决问责，力保矫正执法开展深入扎实。

6、加强执法力度，彰显刑法执行严肃性。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相关规定，对于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违反关于报告、会客、外出、居住地变更规定的;不按规定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等活动,经教育仍不改正的，给予警告一次，今年警告11人次。

7、积极规范开展社会调查活动。严格执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按照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积极开展审前社会调查。按照客观真实、准确及时的原则，排除外界干扰，认真填写调查评估意见书，今年开展各类社会调查146人次。评估意见全部被各地法院采纳。

下步工作打算

1、加强检察院、法院、公安、监所协调配合，进一步规范文书传递、衔接管理等工作。

2、维护社区矫正管理服务中心良好运行。

3、进一步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日常管理。防止重新犯罪。

一、社会治理精细化动因何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社会治理精细化。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范式经历了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精细化概念起源于企业管理，指的是减少资源投入、降低管理成本，后来其逐步运用到行政领域和社会事务。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管理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因此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鲍静研究员提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不乏精细的做法，但“差不多”“马马虎虎”“大概也许可能”等思维方式也甚嚣尘上，这就带来社会治理标准化程度低，群众工作不到位，社会事业服务表面化等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人最讲认真，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认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更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执行。

网络社会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且社会结构复杂，网络社会使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互联互通的特征也为精细化治理带来契机。当前我国有近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多微博微信用户。不论是建设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还是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都是不可能的。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和任务。

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理念。纲举方能目张，树立科学治理理念是把握准确变革方向的前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长王名教授强调，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社会管理模糊化的反思和超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法治、自治和德治的高度统一。法治是社会和公众的底线准则，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自治是社会主体性即自我规则和秩序，政府要起到培育引导作用，而非大包大揽。德治是社会内在的面向，强调各类社会成员道德自律。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魏宏教授也表示，现代文明下的社会治理应当秉持权利保障、民主参与、市场经济、良法善治四大原则。只有真正从社会视角而非政府本位出发，才能确保社会治理精细化在实践中不发生异化。

政府、社会、公众相协同的格局。如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研讨会热议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傅昌波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党委、政府应侧重法规标准、信息化、行为监管等基础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给社会和公众腾出足够自治空间；二是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让具有信息优势并嵌入城乡社会网络的基层工作人员更好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研究员进一步强调，社会治理格局亟待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要从依附的“伙计”关系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组织与公众要从利益关系转变为协商关系；三是国内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组织要从对立的斗争关系转变为包容的竞合关系。国内社会组织唯有通过学习国际规则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岗位、人员、考核相支撑的制度体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程萍研究员等专家指出，社会治理精细化首先是政策制定的精细化，最终落脚到具体执行的精细化。要通过专业化的岗位职责体系，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公平的考评结果应用体系，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重视政府自身履职精细化，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养和能力。也有专家表示，提供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框架是政府职责所在，要加快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领域立法，形成完整的制度闭环。

三、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

明确牵头部门。多位专家表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当务之急是明确或新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治理牵头部门，赋予其明确的职责边界，从根本上改善有关部门的尴尬处境，杜绝末端维稳和硬性管控的工作方式。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社会治理体制正在向传统回归，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摸清工作底数。有专家强调，底数不清就不可能实现精细化治理。可通过排查人口类型、利益诉求、关键风险点等信息，全面深入了解治理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和提供服务。基层要在内容上而非形式上建立工作台账，尤其是关注贫困人口，严重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

实施重点突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社区是实现精细化的突破口。社区能够针对老年人、儿童、失独家庭、司法矫正人员等人群提供多样化、专业化、人性化服务，许多是政府想做但做不了的。要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从制度设计、经费来源、能力建设等方面改善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环境。

四、应把握好几对关系。

技术和人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研究员指出，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靶向性，但若使用不当可能威胁个人隐私，甚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之类似，一些地方的网格化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机械化、扩大化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均衡，承认并善待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绝不能让精细化治理异化为单纯的管控。

秩序和活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认为，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个体嵌入不同社会秩序的结果是产生张力和冲突。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身份冲突是正常的，关键是创新多中心治理合作机制解决冲突。要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等机制，使秩序冲突与内生活力相兼容，在动态均衡中达到最佳点。

社会治理与社会事业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张林江副教授指出，当前一些领域社会管控力度在加大，同时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服务规模和水平也在提高，此外市场机制在治理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现象都值得关注。理想的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关系是互补兼容，而不是“两张皮”。决不能用社会事业代替社会治理，更不能把社会治理异化为管理社会。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的“双向运动”，才能最终促进共享发展。

这次全国社区矫正理论研讨会，是部党组同意召开的，是继去年全国社区矫正

在看到7年来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正处在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目前我们已经有了7年的试点经验，同时又面临着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关键时期，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意义重大，如果出现问题，影响重大。研讨发言中，很多省市都讲到，围绕近年来我们国家的大事、喜事、难事，切实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期间，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对这项工作既有信心，同时又非常担心。几年来，一有什么大的治安事件，特别是有影响的几件社会治安事件，像一些地方出现的校园伤害案，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社区服刑人员干的。我想在座负责这项工作的厅局长和有关同志都会有这种担心。我们就是要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来做好这项工作，这也是基于我们对这项工作责任重大的深刻认识。我们正在试行社区矫正，有27万人在社区里服刑，换一种说法，就是27万罪犯在社会上，这不是个小数。

一、在新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贯彻落实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把社区矫正列入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紧紧围绕社会管理创新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是在开放的社区环境下矫正和管理罪犯的活动。它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同时又有依靠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优势，实践中呈现了刑罚执行与社会管理服务的有机结合，其本身与社会管理创新有着内在的联系。从研讨情况看，大家普遍认识到：更新执法观念，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那些不需要、

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实施社会化的矫正，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当今世界各国刑罚改革和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社会建设的加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推进，实现以专门国家机关为主体、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区矫正执行体制很有必要。与传统意义上的监禁矫正相比，社区矫正的工作场所在社区，各项措施更应当充分立足社区、依靠社区，这也是实现刑罚目的、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的重大思路转变。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最本质的区别是通过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充分地依靠社会力量把罪犯管理好教育好。各地在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通过组织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参与，运用来自社会的教育资源、岗位资源、纠纷调处资源、法律资源等，共同构建对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机制，是中国特色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实践，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我们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它的组成部分最核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其中也包括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这些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也是我们国家的性质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所要求的。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更新观念，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为社区矫正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我们国家历史传统看，社会上对犯罪的惩罚心理、报复心理是很浓重的。所以，各地试点初期，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仍然需要做。需要向群众宣传，统一思想认识，让社区群众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意义。一个人犯了罪，经法院判决，除了死刑立即执行的，经过执行刑罚，经过监禁，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中来的，还是要回归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社会。实行社区矫正，就是让这些人在社区接受改造，直接融入社会，这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这些观念需要反复讲，反复宣传，改变一味崇尚严刑峻罚的刑罚观念。同时，社区矫正也绝不是宽恕犯罪，纵容罪犯，不要把对社区服刑人员从严管理和社区宽松的环境对立起来，而是要和谐地统一起来，努力让社区服刑人员改造好，实现刑罚的目的。把罪犯放在社会上、社区里，在不脱离社会的情况下，改造成新人是一件很复杂、很难的事。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文明国家所必须的，这是我们担负的重任。

司法部党组高度重视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和部署，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发展。今年以来，吴爱英部长在全国县（区）司法局长培训班、全国司法厅长会议上强调，要把社区矫正工作摆到社会建设的整体格局中来谋划，放到社会管理创新的总体部署中来考虑。在对一些省（区、市）实地调研中，在一系列会议讲话中，在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协调解决中，对社区矫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最近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重点总结，并把社区矫正作为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履行职能，加强社区服刑人员管理，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积极推进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要加强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统一规范接收、管理、变更、解除矫正等各个执法环节，统一执法标准、程序和法律文书格式，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防止脱管、漏管，防止重新违法犯罪；要加强教育矫正，大力推广江苏省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等经验，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全额保障制度；要建立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建设，建立专兼职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要加强社区矫正

二、认真学习推广江苏经验，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能作用

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起步早、起点高、谋划远，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司法行政机关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品牌。各地要充分学习、借鉴，同时，不断总结，加强完善。江苏省作为全国首批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省份，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坚持统一思想与完善制度并举，一手抓规范运行机制，一手抓强化保障机制，社区矫正工作有机构、有队伍、有制度、有场所、有经费，在各个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办法。广大司法行政工作者富于开拓创新精神，积极探索社区矫正新模式，强力推进#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建设，利用gps定位系统等现代科技手段强化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采取多种形式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正，促使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减少社会对抗因素。7年来，江苏省立足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努力将社区服刑人员管理好、教育好，将重新违法犯罪率降到最低，取得了显着成绩，目前，全省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总数、现有社区服刑人员数量均居全国首位，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期间重新犯罪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为保障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同志在调研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时给予了高度评价。江苏的经验和全国七年来的社区矫正工作实践有力地说明，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负责执行社区矫正工作是可行的。同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民政、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失去了非监禁刑执行的条件，就要收监执行；刑罚执行完毕，进入安置帮教，从而实现我们国家侦查、检察、审判、刑罚执行的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

三、要以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全面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发展

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社区矫正的规范化工作。同志明确指出：社区矫正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实行规范化管理。王乐泉同志在听取司法部汇报时的讲话中，明确指示要搞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建设。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其本身就要求必须加强社区规范化建设。七年来，各地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25个省（区、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制定了社区矫正工作办法或实施细则，对本省（区、市）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年6月吉林省长春市人大通过了我国第一个社区矫正地方性法规？？?!关于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决定?。重庆市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重庆市社区矫正工作条例?。另外，山东、湖北、安徽等省还制定了!适用非监禁刑判前社会调查暂行办法？、!社区服刑人员异地委托管理办法？等制度。这些制度和规定，为保证各地社区矫正工作在试点、试行过程中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明确了社区矫正制度。刑事诉讼法也将着手研究修改。随着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依法、规范地实行社区矫正成为必然要求。最近刑法修改中增加#依法？二字，依法就要有社区矫正法，所以最近部里正在抓紧着手研究社区矫正法的制定准备工作，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把各地的成功经验变成法律和制度，来指导、规范社区矫正工作。

四、要着力加强社区矫正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属于法学应用理论研究的范畴，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司法部党组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把理论研究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基础和重要任务，不断加强对全系统理论研究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为了积极地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各省（区、市）司法厅（局）对这次研讨会高度重视。许多省市成立专门课题组，明确责任人，抽调骨干力量承担课题任务，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动员多方力量参与理论研究工作。征文活动还得到了广大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积极响应。本次理论研究会共收到论文近500篇，内容涉及社区矫正立法完善、机构设置、队伍建设、经费保障、信息化管理、审前社会调查、心理矫正、风险评估、社会资源整合、矫正工作方法、农村地区社区矫正等方面，对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对社区矫正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多方面的共识。

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社区矫正的惩罚性问题。大家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改造罪犯，刑法的任务是运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活动，惩罚性是其本质属性，社区矫正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刑罚的目的。虽然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的、社会化的刑罚执行方式，但这并不能改变其执行刑罚、惩罚罪犯的本质属性和首要任务。社区服刑人员作为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罪犯，理应受到惩罚，这既是社会公众的普遍诉求，也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客观要求。做好社区矫正工作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理直气壮，严肃执法。社区矫正中的#帮困扶助?应是对社区服刑人员惩罚教育基础上的社会适应性帮助，其目的在于帮助罪犯融入社会，避免重新违法犯罪。帮困扶助措施是辅助性的，是为监管矫正服务的。

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社区矫正问题。大家认为，宽严相济是社区矫正必须坚持的前提与基础。#人是可以改造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之一。在改造罪犯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宽严相济，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在坚持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基础上，对不同危险程度、犯罪类型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其

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区情况采取区别对待、因人而异，分类分阶段的监督管理与教育对策。有的同志以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为例，分析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社区矫正中的实践价值，认为公益劳动不是改造罪犯唯一方法，但是一种重要方法、重要手段，要求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期间必须完成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通过劳动来达到认罪、悔罪并补偿社会的目的。公益劳动的实施，体现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工作性质。让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公益劳动，可以逐步培养其社会责任感，纠正其不良习气，加强其人生价值观的教育功能，从深层意义上，来达到促使社区服刑人员认罪、悔罪的目的。

关于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问题。在实施社区矫正前对被矫正人员进行社会调查，是刑罚个别化的前提性程序和基本出发点。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确认犯罪人是否适合适用社区矫正，其所居住的社区是否具备对其进行监督教育的条件，对其适用社区矫正能否达到刑罚执行的目的。

社区矫正立法中应当进一步明确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的主体地位。

社区矫正法实施研究论文

社区矫正问题探究2.矫正对象的户口、就业问题难以得到保证。社区矫正对象包括以下人员：一是被判处管制的；二是被宣告缓刑的；三是被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四是被裁定假释的；五是被剥夺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这些类型的矫正对象在目前社区矫正中普遍存在着户口、居住、就业等方面的问题，比如：由于犯罪被羁押期间发生夫妻离异，导致其户口迁出，在实施社区矫正时无法进行落户；还有的矫正对象在回归社会寻求职业时，用人单位由于其犯罪经历而拒绝录用，导致其就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引发社区矫正对象不积极参与社区矫正，使矫正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同时，还可能成为矫正对象再犯罪和不断进行非正常上访的严重隐患。 3.公安与司法行政机关共抓社区矫正，导致效率低下，检察机关监督对象不明确。在目前的社区矫正法律规定中，确立了“司法牵头、公安配合”的管理格局，从表面上看，这是加强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力量。但在实践中，由于两部门的共同管理，出现了多头指挥、多头交办任务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派出所、司法所由于职责不清和互相推诿而使矫正工作的开展效率低下，甚至会出现矫正人员脱管的现象。同时，社区矫正中的.执法权是属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作为刑罚执行的监督部门，监督的对象应该是公安机关。但实践中，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教育、考核等工作却由司法所来承担，造成了社区矫正的执法机关是派出所，执行机关却是司法所的格局，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变得不明确，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容易出现问题。 4.检察机关监督职权的有限性，容易产生“寻租”空间，不利于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保护。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审查仅仅依据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并不属于实质审查，而且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主要是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监督手段并不具有法律执行力，又由于社区矫正中公安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齐抓共管，造成了检察机关监督对象的不明确，使得检察监督力度在社区矫正中的严重不足。这样就为社区矫正中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徇私枉法，变相为不符合进行社区矫正的人员采取社区矫正措施提供便利，制造“寻租”空间，滋生贪腐问题。“寻租”空间产生的同时，也使那些本来符合进行社区矫正的人员因而得不到去社区进行矫正的机会，造成对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损害。二、国外社区矫正研究对我国的借鉴。为了更好地使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下去，下面对国外一些先进的社区矫正经验进行介绍，期望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有所借鉴： 1.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公众保护模式。它是社区矫正的适用以保护公众安全为基本出发点，在社区矫正的适用及执行上都以公共安全为首要考虑因素，而不仅仅是着眼于罪犯重返社会。在加拿大，矫正工作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保护公众安全；二是尽可能少地限制犯罪人的自由；三是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矫正工作。加拿大的矫正机关认为，保护公众安全的最佳办法是让犯罪人安全地回归社会，使其成为守法公民。决定是否给予某个犯罪人社区矫正，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该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正后是否还会危及公众的安全。对于恶性暴力犯罪、严重吸毒犯罪、奸淫儿童犯罪等犯罪人不能适用社区矫正，应让其在监狱内服完全部刑期。 2.英国的刑罚执行模式。它是指社区矫正已融入其刑罚体系中，完全把社区矫正作为一个刑种予以广泛适用，而并不特别强调执行社区矫正要有回归社会的目的或者是对出狱人的特别保护。因此，社区矫正的决定多以法院命令的形式出现，要求服刑人员强制执行。现行英国法律根据刑罚轻重，把刑罚分为三种：罚款、社区矫正和监禁刑。社区矫正属于中等强度的刑种，适用于具有中等危害程度犯罪行为的罪犯。 3.日本的更生保护模式。它除了有一般社区矫正制度的特点外，更加注重对出狱人保护救济措施的完善。在日本，通常所说的罪犯社区矫正又称为更生保护，包括缓刑、假释以及罪犯释放后的安置等。更生保护的对象主要包括：一是受保护观察的处分者；二是被刑事判决缓刑者；三是假释、保释出狱或者保外就医者；四是刑满释放者或者赦免出狱者；五是其他法定应予更生保护的。更生保护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监禁机构中的服刑者，让尽可能多的罪犯在社会和有关组织的监督下进行社区矫正，这样不仅能降低执行刑罚的成本，而且还能使罪犯不与社会产生隔阂，有利于罪犯融入社区、重返社会。三、社区矫正的完善措施。 1.尽早制定社区矫正法，使社区矫正工作得到刚性的法律保障。结合我国实际和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借鉴国外社区矫正的成功经验，加快制定出台社区矫正法，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规范开展提供法律依据，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针对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齐抓共管，导致职责不清，而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却没有执法权导致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效率低下的问题，应当通过社区矫正法的制定对司法行政机关的执法地位予以肯定，并力争使公安机关退出社区矫正体系，将社区矫正的执法权与执行权统一归于司法行政机关，使社区矫正的管理机关职责明晰，提高其执法的权威性，这样才能提高社区矫正的效率。同时，应对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法律地位给予明确，完善检察机关监督的程序保障，规定其拥有的权力义务，通过何种途径行使权力，监督的对象范围等。通过规范立法，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四个统一”，即法律措施的统一、制度的统一、执行机构的统一、权责利统一。 2.加强各部门的协作，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检察、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各个层面，需要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因为社区矫正人员接受社区矫正时往往面临户口、居住、就业等方面的困难，如果不能及时协调各相关部门进行帮助或者解决，很可能导致其再犯罪或者非正常上访的隐患。因此，除了公安、检察、法院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外，还应当加强与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协调，通过建立长效机制而不是个别案例的解决，使那些符合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享有低保、职业培训等权利，对接受社区服刑人员就业的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通过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使社区矫正对象面临的困难真正得到解决。

法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是为了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分为总则，机构、人员和职责，决定和接收，监督管理，教育帮扶，解除和终止，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特别规定，法律责任，附则，共九章63条。

2019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20年7月1日实施。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一条为了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罪犯心理矫治在我国实施以来,已积累和丰富的经验 ,随着社区心理矫正的产生,原来关于罪犯心理矫治的适用对象需要界定,社区心理矫正应当作为罪犯心理矫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罪犯心理矫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对国外罪犯心理矫治领域中的新进统计技术做了一个较深入的考察和介绍，并强调了新发展出来的统计技术——ROC曲线和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等对罪犯评估结论准确性的巨大借鉴和促进作用。

关键词罪犯心理矫治 ROC曲线 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

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罪犯心理矫治案例课研究》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郑红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中图分类号：D9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236-02

罪犯心理矫治课程是一门法学和心理学结合程度比较高的实操课程，也是一门学生走出校门以后可能需要直接应用的课程。但是我国目前罪犯心理矫治课程中操作性内容缺乏，而且与国外新技术、新方法脱节严重。笔者拟将国外近年来在罪犯矫治领域的新近统计技术引入课堂，以期提高学生未来实务工作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一、罪犯心理矫治评估结论的特殊性

一般来说，当今的罪犯心理矫治至少要达到以下目的：通过特定个体的早期行为先兆识别出犯罪可能性高的群体，获取预测性的信息并进而把这些信息应用在制定刑事司法的决策中，比如应用在判罪或释放的决策中。而正如Andrews 和Bonta (2003)所言，这种识别或预功能就是要得出统计的或精确的预测指数，以客观的证据为指导预测犯罪并选择相应的对策。所以，相关的统计分析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和一般的心理统计不一样是，罪犯心理矫治作出预测结论的过程更象医学上一个对“病人”作出“是否患病”的诊断过程。此外，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意识到，对于罪犯再犯风险的预测“结论”不再只是简单地根据事先设定的“一个绝对的分界点(an arbitrary cut-off point)”做出判断的过程，而是通过“风险决策”程序最终做出一个“诊断(Diagnosis)”的过程。这一诊断结论实际上只有两种：高风险或低风险。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这名罪犯事实上也分属于两类人：未来出现再犯或者没有再犯。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2X2的列联表(contingency table)(表1)：

表1. 2X2预测准确性表

由表1可知，当罪犯心理矫治评估人员针对一名罪犯作出了“高风险”或“低风险”的诊断结论以后，会出现4种情况：事实上的再犯被正确地诊断为高风险，即真阳性(true positive，TP);事实上没有再犯的被错误地诊断为高风险，即假阳性(false posivive， FP);事实上的再犯者被错误地诊断为低风险，即假阴性(false negative，FN);以及事实上没有再犯的被正确地诊断为低风险，即真阴性(true negative，TN)。这样的数据形式是典型的信号检测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SDT)的研究对象。

二、信号检测论理论及ROC曲线的应用

信号检测论最早出现于雷达侦测领域，即借助于统计方法帮助雷达有效的区别雷达“信号”和“背景噪音”(Leshowitz， 1969)。经过二战的强力促进，信号检测论及其相应的技术和方法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提升，并在战后逐步扩大到其它应用领域，如医药行业、非损伤性检测、信息检索、产品检验、调查研究，以及临床心理学等(Swets，1996)。而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试着将信号检测论引入罪犯心理矫治领域(如Mossman， 1994; Ward & Dockerill， 1999;Grann， Belfrage & Tengstrom， 2000; Andrews & Bonta，2003)。

信号检测论的重要发现在于：人们在作出“肯定”或“否定”诊断时，实际上是包括2个过程：辨别(discrimination)和决策(decision)。所以简单地使用总体准确率来表示罪犯风险评估结论的准确性并不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方法，应该寻求那些能同时反映辨别和决策水平的数据指标。这样的指标有多种，但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仍是ROC这一指标的应用最为广泛(Arian，1998，宇传华，2000)。所谓ROC，其英文名为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也有称为Relat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相对操作特征曲线)，都简称ROC，具体见图1。

图1 任何决策标准(criterion)下，以Hit Rate为Y轴，以False Alarm Rate为X轴的ROC曲线Simpson和Fitter(1973)提出以“ROC曲线下的面积(Area Under Curve，简称AUC，记为A)做为诊断准确性的指标”。AUC的取值范围在0至1之间，值越大表示诊断准确性或判断能力越好。宇传华(2002)认为AUC到达以上时诊断价值较高，时诊断价值中等，低于时诊断价值则较低。例如图中ROC曲线的AUC值为，其诊断准确性较差，不具有诊断价值。

三、目前的发展趋势

正是因为将信号检测论理论引入到罪犯心理矫治领域，使得我们对罪犯评估结论形成过程有了新的认识：随着人类认识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特别是统计技术的迅猛发展，罪犯评估技术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临床诊断过程，而是一个引入了风险管理与机率的观念，利用强大的统计方法，做出最终诊断结论的决策行为。

首先，评估结论的做出不再是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做出，而是利用研究分析和统计方法，从庞大而纷繁的资料中筛选值得信赖的预测因子(预测变量，predictor variables)，最终形成一个较为稳定和精确的诊断统计模型(statistical models)。一般情况下，涉及诊断和预测的典型方程式为： response variable=g(predictor variables，parameters，random noise)

其中的反应变量(response variable)也是因变量y，在罪犯评估中，y只有两个值，是二分类别变量。y=1如果表示评估结论为罪犯“高风险”，则y=0则代表为“低风险”。而预测变量(predictor variables)也是自变量x，对于方程式g而言，目前我们一般将其假设为一个具有k个预测变量x=(x1，x2，x3，…，xk)的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linear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所以这一模型可以表达为更典型的方程式：

score(x)= 0+ 1x1+ 2x2+ 3x3+…+ kxk

通过对已有的资料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或者对测谎专家测谎经验进行调查分析后，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在统计学上表现出来预测力较好的回归模型，例如M4、M5，具体数据如表2。

分别以这两个诊断模型为依据，进行罪犯风险评估，做出最后的诊断结论——“高风险”或“低风险”。然后对比最后事实上的再犯与否计算出相应的“击中率”和“虚报率”。如此反复多次以后，就可以得到若干对“击中率”和“虚报率”数据，并据此可绘制成两个诊断模型所分别对应的ROC曲线，结果如图2。

表2

注：因变量为score(x)

将上述数据转化成具体的诊断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为

M4：score (x)= +;

M5：score (x)= +。

图2 根据实际数据绘出的模型M4和M5所对应的ROC曲线

从图2中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知道诊断模型M4(AUC=)应是比诊断模型M5(AUC=)诊断准确性更高的诊断模型。Grove等人对136个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使用这类评估方法要优于传统的临床评估方法 (Grove et al， 2000)。

参考文献：

[1]Andrews， D. A.， & Bonta， J..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third edition. Cincinnati， OH： Anderson. 2003.

[2]Leshowitz B. Comparison of ROC curves from one and two interval rating scale procedures. The Journal of Acoustical Society of (46).

[3]Swets， J. A.. Signal detention theory and ROC analysis in psychology and diagnostics： Collected paper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1996.

[4]宇传华. ROC分析方法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博士). 2000.

[5]Arian R van Erkel.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Basic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in rad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27).

[6]Simpson， AJ， & Fitter， MJ. What is the best index of detectabil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3(80).

[7]余松林主编. 医学统计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8]Grove， .， Zald， D. H.， Lebow， B. S.， Snitz， .， & Nelson， C.. Clinical versus mechanical prediction：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0(12).

【摘要】罪犯的心理矫治是监狱劳教所在教育改造和教育挽救工作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直接引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罪犯劳教人员开展心理测验、心理评估，掌握罪犯劳教人员个体心理结构特征，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帮助罪犯劳教人员消除不良心理及其他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促使其心理结构向良性方向转化。罪犯的心理矫治，目前被看作除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之外的第四大罪犯改造手段。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随着世界范围内各种心理学派的发展，心理矫治被应用到罪犯改造体系中，并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60年代以后因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被冷藏，但是经过实践的打击与发展，在80年代慢慢走向复苏，到如今发展迅速。而我国从90年代开始，心理矫治才在监狱系统中逐步发展起来。笔者研究了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价值，和我国目前在此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理论及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相关社会文化价值等基本国情，从而得出一些关于制度完善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罪犯的心理矫治;罪犯改造;实施现状

一、罪犯心理矫治的概念与地位作用

(一)罪犯心理矫治的概念

在世界范围内，心理娇治在罪犯改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监狱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对此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层出不穷。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对此研究比较深入，并且在监狱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运用。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逐步引进这一模式以来，国内的许多学者纷纷对此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到我国监狱罪犯改造中心理矫治的适用现状以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关对策的探索。

而首先研究的前提是准确地界定它的概念，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可将“罪犯的心理矫治”定义为：监狱劳教所在教育改造犯人的工作过程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直接引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罪犯劳教人员开展心理测验和心理评估，掌握罪犯劳教人员个体心理结构特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帮助罪犯劳教人员消除不良心理及其他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促使其心理结构向良性方向转化。

罪犯的心理矫治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人的理性和意识的存在，向善的基本人格因素和悔罪感的存在，为罪犯的心理矫治提供了人性基础。针对犯罪产生的个体因素采取的特殊预防措施，主要是从犯罪产生的个体原因出发，通过对个体的生活指导、心理治疗、欲望克制等方式，改造与消除个人与社会不相适应的缺陷与矛盾，以达到预防某些个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目的。刑罚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了实行一定的目的即矫正、教育罪犯的目的才具有价值，其认为刑罚只有在预防犯罪所必需的限度内进行实施才是正当的。

(二)罪犯心理矫治的地位作用

1、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地位。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地位问题关系到心理矫治在监狱系统内的推广和普及，关于罪犯心理矫治的地位问题，在我国主要存在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心理矫治是独立于狱政管理、劳动改造、教育改造等传统改造手段的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之一;二是认为罪犯心理矫治是现代罪犯教育改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在新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它是一项相对独立的工作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认为罪犯心理矫治是监管改造罪犯的一种综合性方法和手段。根据司法部下发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教育改造罪犯纲要》等一系列文件，笔者赞同罪犯心理矫治是现代罪犯教育改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在新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它是一项相对独立的工作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观点。

2、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重要性。运用心理矫治手段对罪犯进行改造，已经成为监狱学界以及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发展完善罪犯改造中的心理矫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1)理论上的重要性。心理矫治的理论研究在我国产生时间晚，尚处于初步阶段，还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发展这一理论工作，将进一步深化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研究，使监狱罪犯改造理论体系得到完善和充实。另外，将有利于监狱改造学科的发展。

(2)实践上的重要性。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实践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罪犯角度来讲，心理矫治能满足罪犯的心理恢复和发展需求，弥补心理上的缺憾，使其适应社会的要求，实现自身的发展。其次，从监狱干警角度来讲，运用心理矫治对罪犯进行改造，有利于提高干警的自理素质和专业能力，完善其本身的发展，使其在工作中高效率的完成任务，实现较高的社会价值。再次，从监狱角度来讲，在实现监狱职能的目标下，运用心理矫治的手段将使改造任务更具针对性，能够对症下药，大大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有利于建设人性化、文明化监狱。最后，从国家社会角度来讲，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的行刑制度和罪犯教育改造模式不断受到国外行刑趋势的影响。目前，国际行刑趋势已由“报应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转移。实施罪犯心理矫治适应国际行刑制度的趋势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另外，实施心理矫治，将从罪犯内心根除犯罪起因，有利于“首要标准”的达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二、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发展与问题

(一)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产生较发达国家晚，现在正处于起步阶段。约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罪犯的心理进行分析就有所涉及，但在大范围内受到重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改革开放，我国的犯罪率出现四、五次高潮，使得监狱在押罪犯数量猛涨，随着对罪犯改造工作的要求提高，以及心理学知识的日益普及，罪犯心理矫治工作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

从1981年《全国第八次劳改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用心理学等科学知识改造罪犯，理论界开始对此进行研究。1983年6月，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随后，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相应的学术团体，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法制心理学的研究。法制心理学工作者在罪犯的心理矫治理论上的探索既有定性的理论探讨，也有定量的实证研究。 (二)我国开展罪犯心理矫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1.罪犯心理矫治定位模糊，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

首先，领导本身对其重视不够，关注的力度欠缺，没有将罪犯心理矫治纳入监狱改造的重要内容，所起引导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其次，监狱管理机关内部人员大都树立了传统的监狱改造理念，不愿接受新兴事物，具有排斥心理，即使没有这种心理抵触情绪的人也会对其产生怀疑，认为这种方式成本高，见效慢，效率非常低，因此会主动避免使用该手段，从而阻碍了矫治工作的开展;再次，学界对罪犯心理矫治概念存在分歧，对它在监狱中的地位是否可被替代意见不统一，这就极大影响罪犯心理矫治的推广和普及;最后，罪犯本身对心理矫治认识不足，容易将其与精神病治疗联系起来，拒绝接受心理治疗。

2.罪犯心理矫治体系不规范

目前，我国关于罪犯心理矫治呈现出零散、被动、自发的特点。全国没有统一的指导标准和规范模式，各地区之间协调配合程度低，体系不完善，内容不明确。具体表现如下：

(1)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的设置存在漏洞。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机构基本上存在四层，省、监狱、监区及罪犯内部小组，这样的机构设置看似很完整，但却存在实践方面的不足。首先，省级监狱管理局在设计罪犯心理矫治指导时，对监狱实际情况了解不到位，下级机关在配合执行过程中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其次，机构的管理组成人员的身份定位模糊，存在着管教者和心理矫治者的矛盾，不仅给其本人带来困惑，也会因为其与罪犯之间的距离感致使罪犯不敢轻易对其袒露心声，矫治效果不明显。

(2)高素质的专业性队伍缺乏。心理矫治工作针对的是罪犯的心理问题，因此需要专业心理学人士对其进行心理矫治，帮助罪犯克服心理障碍和服刑期间出现的心理问题，促使罪犯心理素质的良性转化。而据2004年统计，全国监狱系统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人员中，71%是原来从事管教工作的民警，他们大都为半路出家，通过参加心理培训班，考取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取得心理矫治的基本资格，这样就会导致在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人民警察的职业角色定位，导致与罪犯之间产生矛盾，罪犯很容易对其产生畏惧和抵触情绪，另外，警察的身份使得罪犯不敢真实表明自己的想法，出现治疗困境;二是监狱警察自身心理学的知识技术水平很难适应心理矫治的工作;三是矫治力量单一薄弱，罪犯心理矫治任务的繁重使得工作处于应付和走形式的局面。

三、总结

由上述可知，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对心理矫治的重视与推广，定期对监狱机关内部人员进行相关方面的培训，同时让罪犯与工作人员树立起正确的相关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大对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的设置的完善，使其能够高效和有力地发挥作用，同时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性队伍，专门针对罪犯的心理来进行研究与矫治，从而有效地改变罪犯的心理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狄小华著.罪犯心理矫治导论，群众出版社，2004，15

[2]章恩友著.罪犯心理矫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9

[3]吴宗宪.中国服刑人员自理矫治，法律出版社，200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