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论文

一、死刑是刑罚吗？死刑消灭生命，那是因为它的前命题肯定是，只有消灭了肉体，才能消解罪犯的部分罪恶[3] .死刑认为，罪犯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存在[4] .这实质上是在说，行为人继续存在，就会继续犯罪，是命中注定要犯罪的，是不可救药的，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预防可能性的，所以只能推定其为天生犯罪人。天生犯罪人因为它是遗传学上人种中的坏种，是生存竞争中的应被淘汰者[5] ，是应该被剔除掉的。故而其生命权是不受保障的。另外，比较身体刑、自由刑、罚金刑、名誉刑，死刑犯绝对没有任何的再犯可能，因而，死刑对于犯罪人是最有效的“特殊预防”手段。这应当是死刑存在的逻辑。但是，天生犯罪人是命运犯，该人意志不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不能用刑罚来对待，因为对其适用刑罚就像对疾病进行非难一样，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刑罚是和应该是什么？为什么要处以刑罚？刑罚的任务是什么？根据刑罚理论上最一般的理解，刑罚是根据不法和罪责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一种可感知的痛苦和祸害，它表明了国家对行为的公开反对，是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强制抵偿，以此证明法规范一如既往的有效性。另外，刑罚也应该对于行为人本人产生积极的效果，这样就有助于行为人的再社会化，或者说至少不会妨碍其再社会化[6] .刑罚在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对犯罪人必要而适当的制裁，使其痛苦地感受到过去行为给其在法律地位上带来的现实不利和污点状态。一方面表明国家对行为人的非难和警告，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强制向其弃恶从善的理智发出号召。刑罚的任务体现在所赋予刑罚的意义和目的上。刑罚的意义在于罪责抵偿、实现和解[7] ；刑罚的目的则是惩前毖后、预防犯罪[8] .片面的强调意义或者目的两者其一，就会要么导致不人道的刑事政策，要么导致不公正的刑事政策[9] .寻求罪责抵偿的刑罚意义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之间的均衡关系，应该是人道理性而科学的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刑罚目的的二律背反关系上，重心应该向特殊预防方向上进行转移。这样，刑罚的目的定位就是：以罪责原则为刑罚的根据和界限[11] ，通过特殊预防（惩前毖后）来实现一般预防[12] ，而不是通过片面而纯粹的报应实现恐怖；通过特殊预防（教化行为人）而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13] ，而不是把犯罪人永远的开除出社会共同体。所以，结论只能是：1.不管是隆布罗索提出的天生犯罪人，还是东方神相言中的牢狱命相之人，皆是决定论上的天生罪犯；2.天生罪犯是命运犯，没有意志自由，没有罪责，没有可责性，没有刑罚可罚性；3.死刑以天生犯罪的假设为前提，但是天生犯罪人又不能以刑罚来对待，而且死刑不符合刑罚的本质，完成刑罚的任务，死刑明显不是刑罚。4.犯罪生物学尚未肯定天生犯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死刑的预设的事实前提并未证成，那么死刑针对的就有可能是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5.非决定论上的犯罪人，有意志自由，就有作出不犯罪的可能，这样刑罚的预防目的就是可能实现的，死刑违背刑罚目的的，因而，非决定论的犯罪人预设断然不是死刑的前提。6.如果死刑以命运犯为前提，则死刑不是刑罚，更何况命运犯的存在并未取得可靠的实证；如果以非决定论的犯罪人为前提，从刑罚的合法性、本质、意义和目的来看，死刑绝对不是和不应是犯罪行为人的命运。死刑不可能是刑罚。7.退一步，死刑如果是刑罚，那么罪责全部由个人承担，在犯罪学上就可以推定，犯罪的原因仅仅在于个人的禀赋和天性，而与个体赖依生存的社会和环境等其他变量没有任何关系。这样死刑犯就是天生犯罪人。但是这样的论断，从来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死刑不是刑罚[14] ，死刑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主张死刑必要性的人们去回答。二、死刑可以终结吗？主张死刑者的关键理据在于：对于严重犯罪的威慑，死刑是不可放弃的。经营黑色经济、威胁国家权力、瘫痪社会运转的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和结构性腐败犯罪，给人类带来灾难后果的恐怖犯罪与环境犯罪和整体犯罪率持续上升的严峻的安全形势，给这种主张的说服力提供了现实根据；危险刑法和敌人刑法的提出，似乎回应了平民主义严厉刑罚和甚至恢复死刑的要求；媒体和“舆论导向专家（Spin-Doktor）”塑造的假象世界加剧了人们的“道德恐慌（Moralische Panik ）”[15] .不可放弃死刑似乎成了理直气壮的时代精神。我们反对死刑不可放弃论的主要理据在于：（1）如果存在刑罚的威慑效应，它只能被假定为针对故意和预谋犯罪。但是，在现行的实务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被死刑威胁的犯罪，却缺少这样的前提。比如由于义愤而冲动杀人的犯罪，死刑的威慑效应一开始就被排除了。（2）死刑的威慑效应是值得怀疑的。这主要在犯罪统计分析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反映。从不同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来看，至少可以看出，一方面，死刑废除后，投资犯罪率没有上升；另一方面，引入死刑后，也没有下降。在实证犯罪学上，塞林（Sellin）在二十世纪50年代在美国对死刑威慑效应做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实证检验，通过对一些特定的犯罪类型（杀人犯罪）在（有和没有死刑的）不同州和（废除前后的）不同时期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认为：死刑对于这类犯罪不存在威慑效应。之后的一些其他犯罪类型的经验研究也有与此相反的结论，但由于存在方法上的致命缺陷而丧失了可靠性和有效性。其次，在司法实务中已有充分的个案证明，死刑的存在，还有使犯罪高频升级而成就数罪的疯狂化可能 [16] .比如，在行为人在实施抢劫时，为了规避抢劫罪的相对死刑进而消灭可能成为证人的被害人，又实现了绝对死刑的杀人罪，抢劫升级而杀人。死刑事实上也在推动犯罪的严重化和频繁化（与其威慑效应的逻辑恰恰相反）；再次，死刑的执行虽然在公众意识中以最强烈地方式证实了规范的一贯有效性，但是它在制造恐怖的同时，在社会心理上也会助长暴力和残忍；尤其在犯罪致富已成风气、犯罪已经成为生活方式和职业的地方和群体中（比如走私犯罪，毒品犯罪发生率很高的地方；有组织犯罪和职业或习惯犯罪群体中），由于死刑过度频繁的适用，人们对死刑的感知会麻木到习以为常，对死刑执行的感受和对人的正常死亡的感受没有两样 [17] .

(一)科研项目（1）主持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传统安全背景下的海外中国公民保护》（万元）；(2)主持2007年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陕西省地理标志申报使用中的法律问题》（1万元）；(3)主持2007年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法社会学视野下的西安市民间组织》（万元）；(4)主持2011年中国法学会项目：《跨界含水层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自选项目）；（5）主持西北政法大学2007年校级教改项目《教学团队合作机制研究》（1万元）（6）主持2004年西北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体制法律问题研究——兼及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的执行机制》（1万元）；（7）参与2011年国家发改委专项任务项目《国外应对气候变化法所涉重点问题识别和研究》（主持人为中国政法大学林灿铃教授）（编号：RCIEL-KT0010）（12万美元）。（二）．科研成果 1）.《国际法学》2008年8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副主编，编写第一章（部分）、第六章、第八章、第十五章（万字）；2）.《国际法》2008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写第八章、第十五章（万字）。 1）.论国际宪政主义与国际法之宪法化2012年5月即出(年会前)《中国国际法年刊2012》（新入CSSCI）。2）.侵略罪定义及侵略罪管辖的先决条件问题2012年5月即出《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3）.领土争端中有效控制原则的适用及其限制2012年6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4）.国际宪政思潮演进及国际法宪法化趋势2011年1月《法律科学》2011年第2期（CSSCI）5）.国际法院对安理会的司法审查权刍议——以国际组织宪政为视角》2011年3月《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CSSCI拓展版）6）.试析吉布提诉法国“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2010年12月《中国国际法年刊（2009）7）.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化之法律救济分析2011年11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8）.领事通知问题论要2009年11月《法科科学》2009年第6期（CSSCI）（注：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9).国际法人本化趋向下海外中国公民保护的性质演进及进路选择2010年7月《现代法学》2010年第4期（CSSCI）10).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案的国际法解读2009年2月《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CSSCI）11).《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的解释与适用2009年12月《法学杂志》2009年第12期（CSSCI）12）.从“共进国际法”看国际法的发展趋势2010年7月《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CSSCI）（注：本文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22期“报刊篇目辑览”栏目收录。13）.论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2010年7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4期（CSSCI）14）.跨界含水层法编纂与发展述评2009年10月《资源科学》2009年第10期（CSSCI）（注：本文被《跨界水资源国际法律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该书于2012年3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5）.国际法院“关于或起诉或引渡的义务问题案”及其意义2009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CSSCI）16.试析反腐败国际引渡机制2009年11月《理论导刊》2009年第11期（北大核心）17.陕西省地理标志战略及其完善探讨2008年1月《理论导刊》2008年第1期（北大核心）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2009年6月《欧洲法律与经济评论》(法国出版）2009年第1期 Rights absorbed in Qusai-public Goods2008年1月China Stdandardization2008年第1期20.有关武装冲突中的人员失踪问题2010年10月《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21.试析联合国理事会与涉朝人权问题2010年8月《政法论丛》2010年第4期22.传染病国际防控合作机制及其演进2010年3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CISSCI拓展版）23.建立和完善中国腐败财产没收制度2010年3月《长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24.从美俄卫星相撞透析空间碎片的国际法规制2009年10月《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09年第5期25.《蒙特勒文件》对私营军事安保服务公司的规制评析2009年10月《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26.非传统安全背景下的海外中国公民保护问题初探2009年9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27.私营军事公司及其国际法规制问题初探2009年7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28．雇佣兵、私营军事公司与非洲2009年8月《理论观察》2009年第4期29.从《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看空间技术与国际减灾合作2009年6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注：该文被《中国空间法年刊》2008年卷收录）30.黎巴嫩特别法庭初探2008年11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31.冲突与限制——论普遍管辖与豁免2008年8月《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32.法学教学团队建设之路径分析2010年6月《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0年第6期33.合作文化视角下的法科教学团队建设2010年2月《法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2卷34.西部民间组织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以法社会学为视角2007年11月《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CSSCI）35.论国际法之“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2007年8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36.国际技术标准化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法律经济分析2007年6月《管理现代化》2007年第3期（CSSCI）37.国际环境损害责任私法化析论2007年6月《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3期38.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价值多元化2007年4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框架下的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问题2007年2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1期40.准公共产品中纳入私权——论标准中的知识产权问题2006年12月《WTO经济导刊》2006年第12期41.国际法体系化机制及其进路2007年4月《政法论丛》2007年2期42.试论国际法之不成体系问题——兼及国际法规则的冲突与协调2006年2月《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43.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之“跨国立法”2006年8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注：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44.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法社会学的视角2006年8月《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45．论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标准问题2006年6月《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46.论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合作原则2007年7月《理论导刊》2005年第7期47.公司社会责任运动与中国劳工权益保护2005年2月《长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48.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影响2004年6月《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03期49．从国际法角度看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2002年8月《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50.基因污染、生物安全与国际环境保护2002年3月《长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51.加入WTO后中国西部地区对外投资研究2001年6月《国际经济合作》2001年第6期（CSSCI）(注：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1年第10期全文转载。)52.加强我国汽车工业对外投资的研究1998年8月《汽车研究与开发》1998年第4期

一般情况下，基于信用证支付方式的特性，法院是不宜以发布止付令的方式阻止开证行或付款行履行其义务的。原因在于信用证的基本法律性质。信用证的基本法律性质。根据UCP500的规定，信用证泛指一项约定，由银行（开证行）根据该约定主动或应客户（开证申请人）邀请并循其指示承诺，在完全符合L／C条款的条件下凭规定的单据，向第三者（受益人）或其他被指定方（如付款行、保兑行或议付行等）付款、兑付或议付。L／C独立抽象性原则是L／C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并贯穿L／C法律关系的始末，对各L／C当事人的行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首先，独立抽象性，即L／C与基础合同彼此独立。根据UCP500 第3条规定，“信用证按其性质与凭以开立信用证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均属不同的业务。即使信用证中援引这些合同，银行也与之毫无关系并不受其约束。因此，银行的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下任何其他义务的承诺，不受申请人提出的因其与开证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索赔或抗辩的约束。在任何情况下，受益人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存在的契约关系。”第3 条的含义即在于说明L／C与基础合同以及相关的其他文件彼此独立，即使L／C提及这些合同，银行也不受其拘束，对此可不与理睬。开证申请人、受益人和中介银行都不得利用单据不符以外的抗辩对抗开证行。同样，开证行也不得利用单证不符以外的抗辩对抗其他L／C当事人。其次，L／C的表面相符或文义性，即证下单据必须与L／C的要求表面相符。银行处理信用证业务时，只凭单据，不问货物，它只审查受益人所提交的单据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以决定其是否履行付款责任。UCP500第4条明确规定“信用证业务中，有关各方所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履约行为”。在信用证业务中，只要受益人提交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开证行就应承担付款责任，进口人也应接受单据并向开证行付款赎单。如果进口人付款后发现货物有缺陷，则可凭单据向有关责任方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而与银行无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UCP500第13、14条规定，银行虽有义务“合理审慎的审核信用证规定的一切单据”，但这种审核只是用以确定单据表面上是否符合信用证条款，开证行只“凭表面上符合信用证汇票的单据付款、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汇票或议付……。”同样，开证人也根据表面是否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承担接受单据并对履行以上责任的银行进行偿付的义务。出于同样的理由，UCP500第15条又规定“银行对任何单据的格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一般及或特殊条件，一概不负责任；对于任何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态、包装、交货、价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运输人、收货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诚信或行为及或疏漏、清偿能力、履约能力或资信情况，也不负责。”L／C的独立性原则与抽象原则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两者合成为独立抽象性原则。该原则要求：（1）银行的地位和责任是独立的、第一性的，银行无权援引单证不符以外的任何抗辩拒付。这与普通立法意义上担保人的从属地位和第二性责任具有本质的不同。（2）L／C 独立于基础合同或其他合同，L／C当事人（包括开证申请人、开证行、受益人及其他中介银行如通知行、议付行、偿付行等）不得援引后者对前者进行修改或作补充解释，也不得援引后者的抗辩解除银行的付款责任和开证申请人的补偿责任，或者因此强制银行付款和开证申请人补偿。（3）各L／C当事人仅处理单据而非单据之关联事务，只要受益人交付相符单据，银行付款责任和开证申请人的补偿责任是确定的。反之，即使基础合同得到完全履行，受益人亦无权自银行获取货款，而此条件下兑付了不符单据的银行也无权获得偿付或补偿。L／C独立抽象性原则确立了开证行兑付证下相符单据的绝对责任，它禁止以单据不符以外抗辩拒付。所以，任何基于基础合同违约或相关争议的抗辩，即使涉及基础合同中的根本违约、合同落空、事实或法律的履行不能等事实，都不能免除证下银行的付款责任申请人的偿付责任。这作为一项国际贸易惯例，已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信用证欺诈及相关立法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支付领域一项成熟的商业制度，从其产生至今，一直在该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银行信用的优越性，它为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安全保证，同时，银行还可借助L／C向买卖双方提供资金融通的便利（注：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1—283页。）等。这些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根源，乃是对L／C的独立抽象特性的尊重与执行。离开了这一点，作为中介组织的银行将不可避免的被纠缠人买卖双方的具体交易纠葛当中，整个信用证制度也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消亡。但是不幸的是，恰恰是独立抽象性原则本身，产生了对其自身进行否定并进而侵蚀整个信用证制度后果——信用证欺诈。信用证欺诈的一般表现形式是受益人伪造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单据，甚至制作假单据从银行取款项。由于银行仅凭表面相符的单据付款，对单据的表面真实性在所不问，因此使得投机奸商屡屡得手。而且信用证欺诈兼具风险小、成本少、收益大的特性，致使近些年来L／C欺诈有日益盛行的趋势。对信用证欺诈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从信用证制度内部找到答案，因为产生信用证欺诈的根源乃是独立抽象原则，而这一原则恰恰是信用证制度的核心所在。若因欺诈而否定独立抽象性原则，则等于否定整个信用制度。解决的方法，笔者认为，唯在于事前交易双方对风险的防范和事后国内法的补救。事前防范非本文讨论范围，在此不作论述。对于信用证欺诈的国内法补救，少数国家依据相关专业立法，如美国；其他各国的实践一般为直接援引国内法关于民事欺诈的普通立法，但均采用由法院直接向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的开证行或付款行发布止付令禁止其付款的方法。在这方面，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立法。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性文件只有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发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欺诈使一切变得无效，这是民商法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之一，L／C欺诈也不例外。各国一致认为，基于维护社会公正及良好商业道德的需要，在发生L／C欺诈的条件下，可对独立抽象性原则软化处理或排除其适用。于是出现了L／C独立抽象性原则下欺诈例外的适用原则，简称欺诈例外原则。是不是只要发现有欺诈行为，法院都可以发布止付令呢？观各国立法和通常做法，并非如此。美国的《统一商法典》5—114（2）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如单据表面上符合L／C条款而事实上并不符合押汇或移转物权证书（7—507）投资证券（8—306）时的担保，或单据系出于伪造、诈欺、或交易上有欺诈时，（a ）如押汇银行或其他汇票（或付款请求书）之持有人系基于L／C而取得并成为正当持票人（3—20）时，开证人必须付款。（b）至于对客户而言，如开证行系属善意，可以不顾客户有关伪造、欺诈或其他未在单据表面显示之瑕疵之通知而予付款；但有管辖权法院得禁止其付款。在我国，《纪要》在肯定独立抽象性原则绝对性基础上，确立了下列欺诈例外原则的框架性条件：（1 ）法院冻结令仅适用于经充分证明的L／C欺诈；（2）冻结令不应限制证下正当持票人的受款权利；（3）颁布冻结令不仅考虑欺诈受害人的利益，更要注重冻结令对银行信用不利影响。（4 ）颁布冻结令的时间应是不迟于开证行对外确定性的承担付款责任之时而不是尚未对外付款之时。考察以上具体规定，至少存在一种法院不能发布止付令的情形。即，对于善意持票人，法院不能禁止开证行或付款行对其付款。对于善意持票人的保护见之于各国票据法与民商法及UCP500的具体规定。其理论基础乃在于票据的无因性及文义性，即票据上的法律关系只是单纯的金钱支付关系，至于这种支付关系的原因或者说权利取得票据的原因均可不问。票据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完全以票据所载文义而定，而不能进行任意解释或者根据票据以外的任何其他文件确定。其目的在于保证票据流通及商事流转的顺畅进行。所谓善意持票人，又称正当持票人，其在取得票据时，除法律特殊规定外，如我国《票据法》第11条，必须支付对价，同时还需满足以下条件：（1 ）其取得的票据在表面上是完整和合格的；（2）其在成为持票人时，票据未过期，如票据过期已被退票，但其对退票事毫不知情；（3）票据转让给他时，其未发现转让者对票据的所有权有任何缺陷（对票据的所有权缺陷是指以欺诈、胁迫、暴力、恐吓或背信而取得的对票据的所有权）（注：赵威主编《国际票据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页。）。根据票据法的一般规定，善意持票人的权利优于其前手且可不受票据当事人间债务纠葛的影响。同时，UCP500第9条对开证行、保兑行有义务在议付信用证下“支付受益人所开立的汇票／或信用证项下提交的单据，并对……善意持票人无追索权。”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对于在远期L／C中汇票承兑后，法院可否发布止付令，U. C. C. 对此无明确规定，而《纪要》则明令禁止。远期L／C是指付款的行在收到符合信用证规定的远期汇票和单据时，先在汇票上履行承兑手续，俟汇票到期日再行付款的信用证。按UCP500第9 条“信用证不应要求凭申请人为付款人的汇票支付”的新规定，付款人将仅限于开证行或被指定的其他银行。承兑是远期汇票特有的制度，它对于确定汇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护票据当事人尤其是受款人的利益具有重大意义。汇票是一种他付证券，它是出票人为“委托”付款人支付票面金额与收款人而签发。由于出票人这种“委托”付款的出票行为在性质上是单方面法律行为，而非民法上的委托合同行为，它只能为收款人设定权利，却不能使付款人承担义务。也就是说，出票人的出票行为对付款人没有法律约束力，付款人对出票人的：委托”既可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即使是他与出票人之间存在资金关系和承担付款的约定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收款人取得汇票后，如果没有付款人的承兑（或不承兑）的行为，则收款人的权利始终处于一种期待的不确定状态，这势必对收款人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使汇票的信用功能降低，影响其正常的流通。因此，承兑对于收款人利益的保护和增强汇票的信用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付款人而言，承兑是其自愿承担到期日支付票面金额与收款人的行为。在承兑之前，付款人没有承兑义务，但一旦付款人做出承兑，他就负有到期日付款的确定义务，即使是付款人与出票人之间未有资金关系或付款约定或其承兑之前并不知悉出票人的委托，只要其承兑即负有付款的义务，承兑是付款人承担付款义务的唯一要件。在信用证业务实践中，开证行或付款行对受益人或善意持票人提示的远期汇票进行承兑意味着其承担了对该汇票到期付款的确定性义务，而且这种付款义务是第一性的。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存在欺诈开证行也不能拒付、法院也不能发布止付令呢？从票据法的角度讲，并非如此。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存在票据抗辩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票据债务人可以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提出相应的事实或理由，否定票据权利人提出的请求，拒绝履行票据义务。这些相应的事实或理由称为抗辩事由。票据抗辩分为对物抗辩与对人抗辩。（注：赵威主编《国际票据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132页。）其中，票据债务人基于欺诈对票据原因关系直接当事人所享有的抗辩权即属于对人抗辩中原因关系抗辩的一种。原因关系抗辩，是指基于票据债务人与票据权利人之间所存在的一定原因关系所发生的抗辩。尽管票据是无因证券，但这只是就不存在的原因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而言；在存在直接原因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仍得以原因关系而提出抗辩。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 “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直接债权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同时，第10条第1款还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据此，当原因关系为不法或无效，即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时，票据债务人可对其直接票据债权人提出抗辩，而不论承兑与否。在信用证业务中，当提交单据的是签发汇票的受益人本人而不是已经买单押汇的议付行时，开证行完全可以根据原因关系存在欺诈而提出抗辩。即使在开证承兑汇票后，只要其能证明受益人有欺诈行为，就仍享有抗辩的权利。有管辖权的法院也当然有权根据有关当事人的请求和事实，在开证行尚未对外付款以前，对其发布止付令。因此，拙见以为，《纪要》有关法院不能对远期信用证下已承兑的汇票发布止付令的规定是缺乏法理依据的。法院发布止付令应注意的问题虽然从以上论述可知，法院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针对信用证欺诈发布止付令的。但笔者认为，法院在发布止付令时，应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正如《纪要》中所指出的，颁布冻结不能仅考虑欺诈受害人的利益，更要注意冻结令对银行信用的不利影响。除非有存在欺诈的充分理由，法院不宜干涉信用证业务。首先，要对欺诈作严格解释。根据我国民法学界通行的理论，认定欺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欺诈一方必须是出于故意。所谓“故意”即当事人明知欺瞒行为可能使另一方当事人由于陷于错误的认识，进而希望另一方当事人陷于错误认识而为的一定的行为。欺诈行为，包括积极的行为，如捏造虚假情况、歪曲真实情况等，也可以是消极行为，如隐瞒真实情况。由此可以判断，根据这一概念所界定的“欺诈”的范围必然是很宽泛的。而且，由于这一定义没有考虑信用证业务的特殊性，因而缺乏针对性。目前对于这一问题，各国均无统一的认识。美国U. C. C.中将欺诈限定为“交易中的欺诈”至于“交易中的欺诈”是指受益人对开证行所为的欺诈，还是指受益人对开证申请人即买方所为的欺诈，U. C. C.却没有做明确规定，在Shaffer V. Brooklyn Park Garden Apartments中，美国法院认定受益人在向银行提交的证明文件中欺诈性地宣称申请人没有支付贷款的行为构成“交易中的欺诈”；而在Bosser Bank &Trust Co. V. Union Planters National Bank一案中，法院认为，受益人根据信用证要求出具的表明其有权获得款项的声明不因其目的与申请人之本意不一致而被认定为“交易中的欺诈”。上述判例反映出美国法院所坚持的“信用证独立于基础交易”的原则立场”。而在UnitedBank V. Cambridge Sporting Goods Corporation一案中，当法庭发现受益人所装运的是“破旧、无垫衬的、撕裂的、发霉的拳击手套”而不是合同要求的“新拳击手套”时认定已构成“交易中的欺诈”并对银行发布了禁令。在NMC Enterprise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案中，法院根据合同相似的情况发布了禁令（注：THomas D. Crandall,M. J. Herbert, LaryLawrenc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在这两个案例中，法院又将信用证与基础合同联系在一起考虑。对欺诈认定，美国法院认为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欺诈行为必须为受益人所为而不是任何其他第三方；二，必须是受益人所为的积极欺诈行为并使整个交易的目的受到破坏。以上判例反映出美国法院在处理信用证欺诈案件时所持的态度是既维护公平原则更兼顾正常的交易秩序和银行信用，同时，还对信用欺诈的当事人及危害程度作了限制。这些都值得我国在今后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加以借鉴。除了上述因素以外，笔者以为还有必要将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加以区分，以避免刑事诉讼机关轻率介入相关案件。（注：竺琳《民事诈欺制度研究》载于《民商法论丛》第9 卷）刑事欺诈是指可以构成罪之欺诈，其已构成犯罪，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民事欺诈则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虽然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在构成要件和特征上具有相同之处。如，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均出于故意，并都希望达到一定的和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客观方面两者都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欺方法欺他人。但两者存在明显不同之处。首先，形式上的欺诈需被欺诈人之财产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相当的损害。尽管各国法律对损害程度的规定不同，但都以造成损害为必要条件。而民事欺诈并不以被欺诈人或第三人受到财产损失为必要条件，但在损失情况下，被欺诈人除可要求无效或可撤销外，还可同时主张损害赔偿。其次，由于民事欺诈不以被欺诈人受到损失为必要条件，因此民法上不存在欺诈未遂问题。而刑事欺诈必须以取得的公私财务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因此在因犯罪人本人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未获得数额较大的财务时，仍构成罪未遂。第三，民事欺诈中欺诈人获得不法利益的同时，一般还承担着约定义务。且其不法利益的取得，多是通过履行一定的民事义务而获得。刑事犯罪分子是毫无履行义务的意思而无偿占有他人财务，即由行为直接取得不法利益而不履行任何义务，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以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履约的能力、担保能力和是否履行了部分义务为划分刑事欺诈与民事欺诈的界限之一。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的信用证欺诈属于民事欺诈的范畴；只有当法院没有及时或不能以发布止付令或冻结财产的方式阻止有欺诈行为的受益人获得货款时，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才构成刑事欺诈。同时，即使刑事欺诈案件成立，通过侦察措施限制证下贷款汇出国境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但“由于国际经济犯罪涉及各国刑事管辖权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的问题，由我国追诉机关根据保护管辖或属人管辖等原则管辖我国域外的信用证犯罪几乎没有可行性”（注：《信用证下贷款止付与支付的研究》向明华载于《法商研究》 1997年第4期）。基于对欺诈的严格定义，申请止付令一方应负严格而繁重的举证责任。它必须能够证明：（1）欺诈已经发生而不是臆想中的欺诈。（2）受益人参与了欺诈，对欺诈知情或对欺诈负有其他个人责任，否则受益人不应因第三人的过错而丧失其证下受款权。（3 ）其将因欺诈而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否则，申请人就应利用其他救济手段获得补偿。如果申请人能证明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认定损害无法弥补。1 ）追偿损失的费用将超过贷款，2 ）受益人有财务状况表明其将无力补偿申请人的损失，3）损失因被告所在地司法不公等原因而无法追偿等。4）禁令申请者须提供充分担保（注：《信用证下货款止付与支付的研究》向明华载于《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止付令的法律性质作为解决信用证欺诈问题的主要救济手段止付令与冻结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止付令指法院以判决或裁定的形式禁止付款行为，或开证行向受益人或非正当持票人支付货款的命令。而冻结令是我国民诉法上财产保全的措施之一，指法院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对被申请人的涉案财产加以冻结的一种措施。在信用证欺诈案件中，银行并不是当事一方，被申请人应是有欺诈行为的受益人，而申请人申请冻结的款项为尚未付出的贷款。这一部分货款在申请人交付开证押金情况下，为申请人本人的财产；在无开证押金情况下则为银行根据信用证的融资功能和银行承担的第一性付款义务应支付的属于银行的资金。这两种情况均不符合冻结的条件。因为申请人申请冻结自己的财产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法院无权冻结与案件无关的第三方面的财产。因此，在此类案件中发布“冻结令”是不恰当的。止付令根据其发布的不同时间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和法律依据。首先，在诉讼前与诉讼中法院发布的止付令，其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措施，是程序法上的救济措施。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3条、94条的规定，在诉讼发生前或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诉讼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对有关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这两种保全措施的共同特点在于：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只要声称情况紧急，不立即进行保全就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在提供担保情况下，就会得到此类救济；同时，这两类保全措施都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即，在诉前保全情况下，利害关系人不在提出保全请求后15天内提起诉讼，或在两种情况下，法院的终局判决与保全措施不一致，相应的保全措施将会马上解除。第二类是作为法院终局判决的止付令。这一类止付令是法院根据相关实体法，主要是民法与相关特别法，为解决信用证欺诈而采取的实体法上的救济措施。由于获取程序法上的止付令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因此这一类止付令极易被当事人滥用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和我国银行的信誉。法院在使用这类止付令时应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做必要的审查，尽量减少或避免负面影响的产生。综上所述，在信用证制度中可否援引欺诈而发布止付令，本质上带有商业制度与公平理念相制衡的色彩。法院在裁决此类案件时，应综合事实与法律，兼顾各方利益而慎为之。

死刑制度的刑（诉）法学和犯罪学审查报告1.立法机关从来没有举证。2.这可以通过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死刑制度与堕胎、基于他人要求的杀人以及参与自杀、死亡帮助的刑法规定上的比较得出结论，这里仅仅就此提出问题，不作展开。3.因为还有死有余辜之说。4.要不，为什么要立即执行？除过该原因，再也找不到其他更有说服力的理据；但是，消灭了个体的沉重肉身，并没有消灭罪恶的根源问题。5.社会达尔文主义。，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 .处决和解一方就是排除和解的纯粹报应。8.死刑消灭了行为人的将来；死刑犯不可能重新犯罪，再犯率为零。9.参见注（6），第741页。如果国家对面临的犯罪仅限于防止，就不会满足社会成员的公正需要，必然会重新回到滥用私刑上去。参见注（6），第64页。10. 指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的矛盾关系（Antinomie der Strafzwecke）。可以推测但不可证明的是，抵偿罪责意义上的公正的刑罚以理想的方式考虑到了一般预防的愿望，但是以威慑目的为重心纯粹以公众或政治所期望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结果来设计刑罚制度，会出现为了日益滋长的长治久安的公共福利思想而牺牲对于个体的刑罚公正的危险，死刑制度正是这种危险的残酷现实。， Clau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Grundlagen Aufbau der Verbrechenslehre. 3. Aufl.， 1997， . 他认为，刑罚服务于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刑罚的严重程度受制于罪责的程度，只要这种刑罚的严重程度对于特殊预防的需要是必要的并且不阻碍一般预防的最低要求，就不能超越行为的罪责程度。12.一般预防以犯罪学理论上的学习论为根据，也就是说，犯罪人之外的人，从对犯罪者的惩罚中学习到教训，从而，影响本人行为的选择，然而，学习论本身并不是能够自圆其论的知识论，因为它不能回答行为的第一个人又是向谁学习的？另外，犯罪学目前还没能回答自己的问题：人为什么去犯罪？人为什么不去犯罪？不去犯罪的原因肯定不会仅仅是由于刑罚的存在，要不然，就没办法解释：既然刑罚存在了而且不断地处罚犯罪人，但是每天都有而且将来肯定会有犯罪的发生？同时，社会心理学上的 “心理强制论”和犯罪学上的经济理性人论也是一般预防理论的基础。一般预防优先的刑罚理论容易导向治乱国用重典的重刑政策。， Thomas： Resozialisierung –die gute Seite der Strafe？ In： Muss Strafe sein？ Kolloquium zum 60 Geburtstag von Herrn Professor Heike Jung. .， 2004， S. 181-193. 借助于刑罚的再社会化思想的实质在于，通过合比例的制裁来抵偿行为罪责并使得行为人得以改善。再社会化原则和思想，可以从国家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人权及人的尊严的根本原则中推导出来。再社会化，一方面是犯罪行为人对于国家的基本权利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它是国家的宪法义务。任何犯罪行为人可以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尊重其扎根于人的尊严中的人格发展权，这种人格发展权的尊重可以通过向其提供各种必要的帮助，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并过上一种不再有刑罚的生活的方式得以实现。， Die Todesstrafe ist keine Strafe， MschrKrim.， 1932， . Antonia Seitz， Die Todesstrafe ist keine Strafe. Von der Beteiligung bedeutender Mediziner an Fragestellungen um Verbrechen und Strafe，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odesstrafe 1865 bis 1933， im deutsch-italienischen Vergleich. .，， Hans-J??rg. ??ffentliche Meinung， Kriminalpolitik und ， .这种疯狂化的一般现实程度还有待犯罪统计的进一步支持。17.这种对死刑判处和执行的感受可以从社会心理学和法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实证调研分析。

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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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摘要】知识产品不仅是一种个人财富，更是一种社会财富，知识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这就要求我国在进行知识产权立法时要兼顾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达到两者的平衡。【关键词】知识产权；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知识产权作为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但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知识产品，是一种信息，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性质，而由此带来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不仅关系到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也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知识产权立法在确认和保障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兼顾对公共利益的保障。近些年来，国际上的一些知识产权公约明确地对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问题作了规定。确保公共利益已成为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宗旨。本文仅结合知识产权专门法中的著作权法、专利权法、商标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分析知识产权法对公共利益的保障作用。一、知识产权法在赋予专有使用知识产品的基础上激励知识产品的创造活动知识产品作为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不同，知识产品一旦被公开就很难由原来的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地控制。竞争者可以通过研究、模仿市场中的知识产品生产同类产品，而不需要付出大量的智力劳动和研发成本，并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因此，竞争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同类知识产品，与知识产品所有人展开竞争，这使得知识产品所有人很难从其智力活动中收回投资，更谈不上收益，极大地挫伤了知识产品所有人进行智力活动的积极性。知识产权法赋予知识产品所有人以专有使用权，排除他人擅自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可以凭借这种垄断地位收回自己为进行智力活动所进行的各方面的投资，这种制度设计激励着知识产品的创作活动，例如，著作人身权财产权的赋予激发对智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专有实施权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激发人们从事发明创造活动、商标的专有使用促使厂商改善商品质量，创造出更多的知名品牌。所以说，知识产权法反映了赋予有限的垄断权刺激革新目的的动态效率，它通过授予有限的垄断权利刺激了知识创造活动，报偿在创新上的投资从而刺激对创新者在时间、精力和资金方面的投入，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产品，不断地满足社会对知识产品的需求。二、以垄断换“公开的机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法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激励将知识产品向尽早社会公开，可以说公开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它不仅保障公众正当地接近原创者的知识产品，为后续创新提供充分的“养料”，促进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而且避免了对同一客体的重复创作和研究，节约了社会资源。这一点在著作权法和专利权法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著作权法赋予了权利人专有复制发行权换取了对作品的公开，为后续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虽然限制了对作品的自由接近，特别是带有赢利性质的利用和传播，在独创性的层面上刺激更多的合乎社会需要的新作品的创作，最终促进了文化繁荣和文明进步。专利法更是如此，专利法通过专利的“充分公开”要件确保所授予的专利公开，这些以公开的专利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为后续发明和研究提供了技术信息和知识，避免了对同一客体的重复投资，研发者将节省的时间和经费来进行其他的研发，不断促进新发明更多的被创造出来，以满足社会对技术进步的需要。三、适当的限制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以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国内外相关法律，都将公共利益作为知识产权人行使其权利的前提，如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再如美国，其立法和司法都强化了“知识产权是为了实现社会目标的有限的权利”的观点，坚持“对知识产权人的报偿是作为第二位考虑的”。因此，知识产权都具有有条件的独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时间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保护做了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如我国现行《专利法》对于发明专利的保护期规定为20年。经过20年后，发明专利就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其次，知识产权法还规定了一些“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以及“强制实施”条款。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专利法》规定：专利权人制造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的专利产品售出后他人使用或销售该产品不构成侵权即专利权人权利用尽后的使用不侵权。在充分保护权利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作以必要的限制是为了在保护私权的前提下维护公共利益，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正所谓权利的限制，应是在充分保护权利基础上的必要限制；权利的保护，应是在实现社会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护。四、促进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对有效竞争的促进是知识产权法的一种重要的公共利益。通常，生产者可以使用市场中任何可以获得的手段，针对他们的竞争者来获得优势，但是这种手段必须正当、合法、体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在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下，企业可以立即复制被改进的技术与改进者展开竞争而没有必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改造；厂商可以采用“搭便车”，“傍名牌”的方式展开市场竞争而不是在提高产品的质量上展开竞争。这些都是违反市场竞争规律的不正当的、不公平的竞争，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相反，在赋予专利权的情况下，竞争者意识到他不能随意地复制、模仿专利发明，因此，不得不进行独立的研究和开发，形成替代发明和改进发明，因为他们知道拥有一个合乎社会需要的、具有广阔市场的专利是企业占领市场和开拓市场的重要砝码，是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手段，这一种竞争是在不断开发新技术的基础上展开的公平竞争。商标权的赋予使得商标作为一种识别性的商业标记，商标权人有权禁止他人在核定使用的同种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自己的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通过制止市场中商品的商标被混淆而维护竞争秩序，促使厂商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展开市场竞争。五、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知识产品作为公共财富，最终要进入流通领域，成为消费者手中的消费产品，所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成为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标之一。知识产权法是通过两方面的机制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一方面，赋予知识产品所有人以专有使用权，这使得不同知识产品所有人所创造的知识产品得以区分，也使得假冒的知识产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从而保证消费者可以购买到自己信得过的、高质量的产品。如商标法保护商标权人的商标专用权，从而区别产品或者服务来源，确保了消费者能够凭借商标按照自己的意愿选购自己需要的产品。商标不仅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而且具有标识商品一致质量的作用，一旦消费者习惯于将一个特定的商标作为特定商品质量的符号，他就会确信其购买的这种商标的商品具有质量的一致性，逐渐形成一种 “品牌认知”，并且愿意为此商品支付较高的费用。厂商便可借助商标赢得消费者对其商品的青睐，这样就能获得较大的利润，激励了厂商提高产品的质量以便利用商标实现更大的利益，最终保证了消费者可以获得高质量的产品。所以，知识产权法在以法定形式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人利益的同时，也兼顾了对公共利益的保障。虽然知识产权的取得意味着权利人获得一定程度之垄断地位，这是社会公共利益所做出的让步，以鼓励技术创新，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也要注意与社会公众之间实现利益平衡.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首先说明，看你这种提问方式，像是本科毕业。其次，你的问题好像没有问完，请你检查。我只看到一个题目哇！！最后，就我看到的题目来说，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题目太大，这种题目就算是博士毕业论文也是很难的，一般本科论文一万左右子，根本不行。建议写摸一个具体权利比如知识产权中的著作权之类的不要写司法保护，写一下刑法保护民法保护都可以。例如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或者中外著作权刑法保护比较研究之类的比较好些一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论国际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存的问题及对策分析[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知识产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作用更加显著，随着加入世贸组织，重视和加强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培育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对于我国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知识产权理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和企业的战略高度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保护战略知识产权主要指个人及其组织在脑力劳动方面创造并完成的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它具有无形性、双重性、确认性和独占性的特点。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有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显得非常重要，它不但激励发明，创新知识，而且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快配置技术创新资源，促使新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本文从知识产权理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和企业的战略高度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知识产权保护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对国际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反映，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只有物质资料生产才能产生剩余价值，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非物质经济本身不产生剩余价值，只有参与物质生产部门的价值分割才能产生价值。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压低物质部门的产品价格，而提高与知识相关的非物质经济部门的价格，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取得较为有利的地位。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上把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相提并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1994年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第十回合谈判过程中，形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协议；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TRIPS》协议同时生效，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TRIPS》协议也当然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准则。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的影响。1.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众所周知，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商品和服务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其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商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大量成功地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建立并实行了知识产权制度，为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投资活动奠定了基础性的保障制度。只有在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中，国际贸易和投资才能得到有效发展。2.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在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工业都将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创造新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第二阶段，国内市场饱和，向国外市场出口；第三阶段，对外投资，向外国市场提供产品；第四阶段，外国生产，向母国市场出口。从发达国家角度说，当处于产品周期的二、三阶段时，它会极力支持自由贸易；而当到了第四阶段时，国内市场的产品为进口产品所替代时，该国产品的市场地位开始衰落，其市场占有率受到挑战。此时，它会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在贸易政策中会极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挂钩，通过强制性措施来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设法减慢产品周期的步伐。这对在技术上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有失公平的。这样知识产权的保护无疑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贫富差距愈加严重。二、当前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世界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建立和制定了相关法律制度，取得了世界各国公认的成绩。但从我国社会还正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待完善，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我国企业每年取得省部级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有几万个项目，而申请的专利数却不到10%，企业较为重视有形资产的保护，却忽视了其作为无形资产的保护，从而导致我国每年有很多知识产权被“抢注” 。所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已成为企业家的共识，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和“分水岭”。目前，我国缺乏一套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如山西老陈醋商业秘密泄露事件的发生；景泰蓝、宣纸等民族绝技的泄密，国内大量的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因此，在大力保护国外的驰名商标时，应加强对国内驰名商标的扶植与保护。2.知识产权人才缺乏国内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没有专门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人员，真正了解和懂得知识产权知识的人才不多。企业万一牵连到知识产权争端，要么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要么要支付高额费用聘请外部人员应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包括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产权谈判及分析工作，因为专业人才的缺乏而无人胜任。3.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亟待完善我国有些法律和TRIPS相关法律还有很多不同甚至有许多空白。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法垄断。一些跨国公司企图利用知识产权中的非法限制和排斥竞争实现其垄断地位。针对滥用知识产权的非法垄断行为，许多发达国家都通过制定反垄断法进行制约，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反垄断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中也没有可操作的反垄断条款。这样，我国企业在遇到知识产权争端时就可能遭遇不利的被动状态，从而在国内市场上对其他企业的垄断行为束手无策、在国外市场上遇到严格的反垄断法控制而使自身陷入尴尬境地。三、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各国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制度，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我国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系统工程，虽然我国政府在这方面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真正从国民意识上重视知识产权问题还需一个过程。就目前看，应该做好以下方面工作：1.实施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1)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政策上要从笼统扶持转到重点支持专利项目上来，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专利项目，建设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民族工业群体。同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专利制度各项奖酬的兑现，重奖一些重大发明专利技术。在资金上，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利基金，以财政、企业为主体，广开资金来源，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重点支持那些有广泛的市场前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技术，如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等各种科技和经济计划项目。(2)加强立法，完善法律。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定要以鼓励创新、优化环境为宗旨，进一步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和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等的立法。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决好知识产权纠纷。积极发挥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和区域协作执法机制的作用，打击和防范群体侵权、反复侵权行为。巩固知识产权重大案件联合督办制度以及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加强“奥运会”和“世博会”等各类展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我国农业技术、农用工具、农药化肥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认真落实知识产权司法解释，依法追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3)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科技以人为本，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谁占有的人才越多，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取得胜利。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加大了对中国本土人才的争夺，中国企业如果还不加强对人才的重视，将会失掉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同时，企业还应该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结构变革，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要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人才队伍培养工作，特别是加大知识产权工作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力度，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水平，造就一支包括各类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内的规模宏大的知识产权队伍。继续加强对各级政府领导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知识产权宣传与培训工作。(4)突出特色，借鉴经验。发展经济有特色，保护知识产权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国和地区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重点和方向。近年来，美国将打击盗版等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其中媒体盗版是重中之重。同时，它们根据现代标准改进美国知识产权法规——特别是刑事惩处手段，包括通过修订及更新美国签署的双向司法援助及引渡条约，让盗版者及伪冒者在美国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国也应注重在寻求传统知识资源的联合保护。当发达国家对全球现代工业知识产权“圈地运动”基本完成后，我们的“传统知识”便成为新世纪圈地运动的新目标。中国应当积极运用现行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对传统知识资源进行保护的同时，积极寻求国际联合集团式的保护。2.实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1)树立品牌，增强意识。知识经济时代,品牌之“名”越来越在于产品的知识含量之高,企业应保持产品在知识含量上的优势来谋求产品的竞争优势,只有企业掌握了过硬的知识产权,才能在市场上推出叫得响的民族品牌,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有了自己叫得响的民族品牌,更应该树立品牌保护意识,洞悉跨国集团在我国运用的品牌战略,以品牌的国际化带动知识产权战略。不仅要利用国内的资源条件和市场,更要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与市场,进行跨国经营,使我们的品牌发展成为全球化品牌。由于我国的一些企业在早些年没有商标保护意识,大量的国内驰名商标被在国外抢注,例如“同仁堂”“青岛啤酒”等,使这些企业在国外的发展受到了重重阻力,因此我们要吸取这些教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否则无异于在扼杀企业在国外的发展之路。(2)加强申请，促进保护。据报道,仅加入世贸以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过10亿美元。因此我们应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实施专利保护战略。实施专利保护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护身符已是我国企业的当务之急。第一，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机构,建立专利信息中心收集信息,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网,通过专利信息中心,对与本企业产品相关的专利作分类管理。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表明,每年新技术发明创造的90%以上都会在专利文献中检索到,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专利资料库,对相似技术进行排查并通过专业人员对相关内容进行侵权分析,在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使企业的研发人员了解本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为创新项目提供方向,保持研究开发中的合法性。第二，提高专利申请率，设置专利网战略。对每一项创新方案都申请一项专利,并在基本专利的周围设置大量原理基本相同的不同权利,并且技术开发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因此当一个企业拥有自己的自主专利权时,应通过不断改进原有技术而获得网状的专利保护范围。（3）加大创新，提高效率。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必须加快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增加知识产权的产出量，形成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一要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确立知识产权的概念,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文献,注意发现、申报和形成知识产权;二要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使技术中心成为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载体,成为吸引、凝聚科技人才,调动和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平台;三要加强产学研合作,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研究所和实验室,共同培养技术人才。参考文献：[1]田晓菁: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摩擦及应对策略[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2]黎奔刘路遥卢鹏论:WTO框架下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滥用问题[J].商场现代化，2007（1）[3]丁永刚张海鹏:论国际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存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7（5）其他相关文献：1.《知识产权与国际竞争》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中国：直面国际经济摩擦》刘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3.《知识产权学术前沿问题研究》南振兴中国书籍出版社4. 《以制度和秩序驾驭市场经济》洪银兴著人民出版社5.《WTO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研究》唐民皓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6.《我国知识产权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李浩《国际贸易问题》2005/11期7.《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式跨越》刘勇《国际技术贸易》2005/3期8.《跨国集团在华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吕文举《国际技术贸易》2005/4期9.《知识产权保护的“西学中用”》《国际技术贸易》2006/1期10.《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郑成思《新华文摘》2006/15期11.《知识产权-民营企业出口绕不过的壁垒》夏瑞林《对外经贸实务》2004/612.《建立大类出口商品技术标准预警机制的建议》江榕《对外经贸实务》2003/913.《广州市大类出口商品技术壁垒预警机制的建立及改进》江榕等《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4/11期

未成年刑事司法问题研究论文

浅谈青少年犯罪这些青少年都是“享乐主义者”，“怕苦、怕累、多享受”是他们的宗旨。他们大多都没有什么理想，也不想有什么成就。如果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吃喝玩乐”。这种人和“寄生虫”没什么分别，只知道寄生在社会身上，从不对社会做什么贡献，吃玩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心理不值得推荐。（四）“偏激浮燥”心理个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由于受家庭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好奇心强，求富心切，急不可耐。一旦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就情绪浮燥，感情冲动，丧失理智，就走向极端，不惜铤而走险。如“去年五月，某公安机关抓获一少女，不仅自己卖淫，而且还介绍容留他人卖淫”。像这样的一位生理进入发育期的女孩子，对“性”有无知感、探索感。脾气暴躁属于发育期综合症，某件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于能赚钱的行业，不识别它的好坏以及合法性，只要能赚钱就干，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正确的性教育，可以使青少年树立科学、健康、进步和有益的性观念，提高他们在性问题上的辨别力、鉴赏力和选择力。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不仅受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收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性的各种信息和思潮靠禁是禁不住的，不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的性知识，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影响他们”<3>。只有向青少年传授正确的性知识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减少社会上的青少年“性”犯罪。（五）“法不责众”心理一些青少年认为“法不责众”，“法也不难治众”。中国这么大，违法犯罪经常出现，“混水摸鱼，被抓获的是少数”。在调查心理青少年犯罪中，就有80%明知违法，触犯了法律，但又普遍心存侥幸。有的甚至认为我不够法定年龄，即使进去了，我还是尽快出来，不相信，甚至认为不可能会绳之以法。如：阿亮与阿进均出生于1987年，2003年两人因涉嫌抢劫被逮捕。目前，两人分别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1年。听到判决，两人傻了，不是说未成年人犯罪不用负刑事责任吗？我国《刑法》的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她的家人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4>。根据刑法的规定这个案件中的两位少年已经犯了罪，犯罪以后认为自己不是成年人，不够刑事处罚年龄，这是明显的无知性，这是“法盲”的表现，他们能根本不知道法律是怎样规定的，也不学习法律，最终导致了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悔也晚了。（六）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理由于社会上的阅历浅，辨别事物是非的能力差，缺乏正确的、良性的、积极向上的诱导，好奇心驱使青少年去干某种事情，去体验某种享受。如：一位品学兼优的少女禾某，因好奇去吸毒，结果沦落到以卖淫换取毒资的地步。这个案例中的少女乔某，只是因为看到别人吸毒，心想，这是什么味呀？这种心理驱使她去尝试，结果上了瘾，不能自拔，毒品能消减人的意志，损坏人的机体，降低国民素质。“打击毒品，远离毒品”是每个青少年应该去认真做好的。（七）“贪慕虚荣”心理因贪慕虚荣而走向犯罪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现在青少年受西方资本主义享乐观的深刻影响，认为自己这一代就应该吃好、穿好、玩好。处在这种负面的阴影下生活，青少年的身心在高消费的虚荣心的强烈驱使下就开始偷、抢、等等，利用各种手段满足自己的强烈愿望。（八）“盲从作案”心理青少年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不成熟，有的就是跟在一起玩，从思想上根本不考虑这件事为什么要干，能干不能干，干了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严重不严重。这些严重的后果对自己有没有影响等等。如：一个少年抢劫、盗窃团伙，6人中有3人不满12岁，他们跟着一个16岁的“头目”在两年时间内疯狂作案几十起。当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去犯罪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指头目）让我们干的”，这些青少年在他们的思维中就没有罪与非罪的界限，只知跟在后边瞎胡闹，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二、青少年犯罪呈现的特点（一）犯罪呈现“疯狂性”和“突发性”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向歧途，由于年轻人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中，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由于少年的犯罪动机往往比较简单，其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来说，较少有预谋，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的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的诱发和刺激，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然犯罪，这种突发性行为反映了青少年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有的仅仅是为了偷点钱去上网而杀人。（二）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然性从组织结构看，一般都是临时纠合，时聚时散性的，而且这种组合往往是一拍既合，一哄而起的团伙性犯罪。这与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性犯罪有所区别。这种偶然性的纠合也往往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如：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了对抗黑社会对他们正常的学校生活的干扰，组织了一个组织，并购买了一只猎枪来保护自己。他们弄的这个团伙是一种偶合性的临时纠合，而并非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虽说他们能是偶合性的团伙，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样的团伙，学校要是发现一个及时解决一个，把他们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三）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好胜猎奇，对照模仿，其目的往往是好奇、好玩或争强好胜。他们能的是模仿电视、电影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同学或朋友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显示自我的“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有的出发点是为了偷钱，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这也可见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严重盲目性和不计后果性。（四）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和逆反性青少年虽年幼无知，但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主，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尊重，不愿意管束，这种心理随年龄的增长有时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他们具有一些不良行为而被管教时，他们轻则对抗，重则予以报复。（五）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即：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偏高；14岁至18周岁年龄段强奸、抢劫犯罪比例偏高；18周岁至25周岁年龄段盗窃、抢劫犯罪比例偏高；农村青少年犯罪比例偏高及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低，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5>。三、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人的发展是由本能的生物人向理智的社会人发展的过程，在相近似的环境中，青少年之所以比成年人更易于越轨，主要是身心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的差异而所致。认为社会结构的失调势必导致一批低文化青少年的出现，这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社会原因。由于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易感性的、冲动性的、自控力差的，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发生适应犯罪，据调查，青少年案犯家庭状况普遍偏差，且多为畸形。有的家庭父母不和；有的父母离异；有的教育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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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日渐突出，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有所增加，犯罪性质暴力化、违法犯罪低龄化、团伙化，且在校生明显增加等一些新特点。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能否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违法犯罪行为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青少年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也给青少年自身和家庭带来灾难和不幸，这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下是本人就青少年犯罪的成因与预防问题谈出自己的粗浅看法和大家共同探讨。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追究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教育、道德等多个领域，也涉及到家庭、学校和社会众多方面。有青少年自身心理、性格等方面的主观原因，也有外因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下面首先谈谈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一）家庭教育的误区，为青少年犯罪推波助澜。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对每个人的一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可能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影响。一般而言，良好的家庭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良的家庭不仅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还常常成为导致青少年走上犯罪的原因，除了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外，不良家庭因素是导致子女犯罪的直接原因。①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直线上升，家庭结构残缺，使孩子的成长环境先天不良，孩子失去家庭温暖和有效的家庭教育，一遇不良习气和坏人引诱就容易走上邪路，缺乏父爱母爱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第一诱因。另外不良的家庭教育往往使孩子养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一旦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高压型”的家庭奉行棍棒政策，在这种高压下，极易造成孩子的人格自卑和逆反心理，这样的孩子一旦犯罪，便会凶恶地报复社会，危害性极大；“放任型”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无力管教或放任不管，使他们失去家庭温暖，造成孩子的性格孤僻冷漠，一遇不良习气和坏人的引诱就容易走上邪路。此外，父母的不良行为也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二）学校教育的失当，成为青少年犯罪的温床。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的场所，学校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目的性和有计划性，学校教育因其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其应有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相反，它常常是造成青少年违法行为的重要外因之一，②据调查发现，近70%的少年犯超过了一条由学生变为流生，再由流生沦为犯罪的道路。被调查的少年犯中，在校成绩好的占；成绩一般的占；成绩差的占，还有说不出成绩好坏。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不说与学校教育有极大关系。就学校教育来看，影响其应有功能发挥的主要问题有：（1）教育思想不端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或放松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目前看，还有许多学校没有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转变，不少学校教育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片面追求升学率。学校、班级三、六、九等的划分，被划为“另类”的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破罐子破摔，有的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在违法犯罪的在校学生中，这样的学生占据多数。（2）教育方法简单粗暴，教育内容脱离学生实际。有些学校领导和教师教育水平不高，不了解改革开放形势下青少年学生的特点，不善于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不懂得寓教于教学、活动和管理之中，不会抓住良好的教育时机，仍然采取封闭式、程式化、模式化的简单说教的方式来教育学生，用歧视、体罚、甚至推出学校的办法来对待差生。有些教师平时不认真备课，上课时不是照本宣科，就是不着边际地海吹一通，学生听得乏味，进教室就是感到精神压抑。特别是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他们在学校中常常是低人一等被人瞧不起，对那些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有着一种更为激烈的抵触情绪。由于在学校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关怀和重视，他们就会到社会上寻找安慰和欢乐，其中有不少人因结交坏朋友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3）学校生活枯燥单调，少数教师师德不彰。青少年时代是人生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青少年身心成长迅速，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他们需要七色阳光，需要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然而有许多学校就连这些最起码的需要都满足不了，枯燥单调的学校生活使得青少年学生感到生活于其中实在是太没劲了，于是乎，他们常常将自己旺盛的精力发泄到不该发泄的地方，一失足成千古恨。（4）教育教学分离，校内外教育脱节。教师教书育人，校内外教育一致，是学校教育取得理想效果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现在许多教师只教书不育人，甚至对学生中出现的一些不良苗头往往也视而不见，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这实际上等于害了学生。校内外教育脱节表现得更为明显，常常是教师对学生在学校外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家长对孩子在家庭外的情况也漠不关心，只是当孩子出了问题时，他们才会感到大吃一惊，埋怨孩子怎么会这样，而忘记了自身应该担负的教育责任。此外，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有些学生还存在“读书不如趁早赚钱”的思想，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没能及时跟上，这些学生流向社会就很容易成为“犯罪预备军”。③（5）加强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学校、家庭联合教育。下大力气办好普通学校，改变现行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快慢班”作法，正确对待后进生、双差生，减少学生辍学失学现象；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学校对青少年教育的主要作用。进一步强化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防线”作用，通过各负其责，密切配合，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三）社会环境的污染，使青少年不能明辨是非。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社会的垃圾、丑恶现象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在社会上蔓延，渲染色情、凶杀、暴力的书刊、音像制品充斥文化市场，黄、赌、毒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都严重侵害了青少年的身体健康，使部分涉世不深和意志薄弱的青少年腐化堕落，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④另外，遍布中小学校周围的游戏厅、网吧、台球厅等更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温床，是不良的文化信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所呈现的世界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直接体验的限度。它们所介绍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因其表演手法的更加生动、形象和逼真，而更容易为青少年儿童所模仿接受。有些青少年因其思想单纯，很容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影响，也很容易被社会上的坏人看中，将其拖下水。青少年犯罪为何以团伙犯罪见多，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团伙首领的引诱和威逼常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四）自身素质不高，认知能力不足，是青少年犯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⑤按心理学的划分，十一、二岁到十四岁是少年期，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是青年时期，相当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阶段；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是儿童向成年过渡的时期，也就是成熟过渡而又不完全成熟的时期。在这个生理和心理发展急剧变化的时期，他们虽然在生理、心理上发育很快，但还未成熟，处在半幼稚半成熟，半儿童半成年人状态，充满着独立性和依赖性，成熟性和幼稚性错综复杂的矛盾。在此期间，如果给以正确的教育和影响，他们就能顺利地健康地向成人过渡；反之，他们如果受到不良的教育和影响，就容易误入歧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⑥国内外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大量研究表明，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自身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错误的道德认识。品德不良青少年由于缺乏正确的道德观念，认识能力低下，因而容易在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低级下流的乐趣观、亡命称霸的英雄观、哥们义气的友谊观等错误观念的支配下，强烈追求私欲（物欲、性欲、报复欲等），产生种种不计后果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不良的道德，众所周知，一定的道德情感总是在一定的道德情况认识支配下产生的。一般来说，在正确的道德认识支配下，通常只会产生高尚的道德情感，反之就会产生不良和低下的道德情感。如前所述，在错误的道德认识下不少青少年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极易感情用事，甚至爱憎和好恶颠倒，对社会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因而很容易受别人引诱，结成群伙，误入歧途。三是低下的自我控制能力。人是社会的人，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认识自己和控制自己。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知而不能理智，甚至达到“知法犯法”的情况，这实际上正是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低下的一种典型表现，从心理卫生的角度讲，控制自己就是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情绪。有不少青少年极易产生激情而又往往难以自我控制，由此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三青少年犯罪的预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复兴的伟大历史过程，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要积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同心协力，群策群治，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一般而言，青少年时期是容易产生违法行为的时期。我们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及早发现和预防违法行为而做出努力。从教育和预防的角度讲，可以采取的措施应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的。归结起来，可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全面提高青少年自身素质，从源头上遏制、减少青少年犯罪。首先，深入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制订和颁布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一大批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规，建立起了一套较为严密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体系。因此，全社会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大力宣传《宪法》、《刑法》、《妇女儿童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兴建并充分利用各类青少年法制教育阵地，例如广泛开展“模拟法庭”、“法制进校园”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活动，使广大青少年逐步养成知法、学法、懂法、守法的良好习惯，并能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其次，广泛开展青少年自护教育。要通过建立青少年自护学校，开展“青春自护行动”等行之有效的手段，按照《未成年人犯罪法》关于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的规定，通过采取专家授课、录像观摩、模拟情景训练等多种形式，向广大未成年人普及自我保护知识，帮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护意识，提高防御能力。第三，坚持以德育为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围绕促进素质教育，大力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入开展“十八岁成人节”系列教育、大中学生志愿者“三下乡”及新世纪读书计划等活动。第四，多部门配合加强对青少年的管理，要建立健全心理咨询机构，及时对学生出现的心理障碍进行疏导。认真做好“双差生”的教育转化工作，预防在校学生旷课、逃学、游荡在社会上，成为学生、家长和社会“三不管”的闲散人员，减少和杜绝转学学生，防止他们过早地流入社会，染上不良习气，对那些思想不稳定有潜在违法犯罪意识的学生及有劣迹的学生要时刻敲响警钟，防患于未然，将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二）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因其具有场地空间集中和正规化的优势，对青少年的成长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学校教育自身并非是至善至美的，必须加强和改进。否则，对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首先要求学校要端正办学思想，切实将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面向全体学生，促使其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次，要大力加强和改善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以及优秀班主任的选派与培养，帮助广大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业务素质和教育水平，切实改变那种对只教书不育人的状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再次，要大力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法纪教育，时刻注意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对学生中已经出现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不良苗头要采取切实措施，及时加以教育和引导，防患于未然。此外，应积极创造条件，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活跃学校生活，使学校对每一个学生都有强大的吸引力。（三）完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好坏对青少年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截然两样，这已为众多的调查研究所证实。然而，⑦据有关部门统计，有80%以上的家长对家庭教育性质、任务、内容、特点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由于他们不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加之教育水平不高，教育方法简单粗暴，他们也常常会为自己辛辛苦苦的教育收不到预期效果而苦恼，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要学习教育科学知识，树立新的“教子观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实现家庭教育科学化。（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净化社会环境，优化社会教育清除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提倡树新风正气，坚持不懈地开展“打黄打非”斗争，共青团、妇联、公安、文化等有关部门应联合行动，对学校周边的各种娱乐场所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彻底的清理整治，严厉打击危害学校正常秩序，侵害青少年学生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学生有一个安全、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强化对文化市场、娱乐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努力消除精神“污染源”。让青少年远离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电话信息台、网吧等不宜进入和涉足的营业性娱乐服务场所和服务网。同时要大力加强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青少年活动阵地的建设，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活动吸引青少年，满足青少年素质全面发展的需要，积极营造适合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关心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是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职责，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各级教育、文化、科研、新闻出版、体育、广播影视等部门，群众团体和学校。要从培养接班人的高度，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努力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一种优化的社会环境，应通过良好的思想、文化、艺术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儿童受到良好的熏陶，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健康成长。（五）加强对青少年工作的研究。预防青少年犯罪，首先要加强对青少年工作的研究。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实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犯罪的新因素和新规律，制定并实施科学的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战略，制定并实施科学的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战备，才能把青少年违法犯罪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保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健康迅速发展，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青少年权益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总之，为了防止青少年违法行为的产生，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三者之间的积极作用，针对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点，形成一个立体交叉的教育网络。当然，所有这一切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促进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提高青少年自我教育水平。因为，青少年只有能够正确地把握自己，从而使自己的理智和情感都能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让违法行为消失在萌芽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青少年犯罪。

我国的法律将未满十八周岁的少年定义为未成年人，为了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我国现行的法律是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目的拟定法律。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增高，其犯罪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以往刑事立法的条款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社会的发展，将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完善现行的刑事立法条款，才能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目的实现。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现行政策分析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条款，综合来说如下：（一）限定未成年人的犯罪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14周岁以上、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参与重大刑事犯罪的（含强奸、抢劫、贩毒、放火、投毒、爆破），需负全部的刑事责任；如因犯罪而故意拒捕或毁灭证据，以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未成年人犯罪，需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该条款界定了未成年人需承担犯罪刑事责任和非犯罪刑事责任的界限。（二）未成年人的政治权利保护条例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只要未成年人未判终身监禁，则不能剥夺未成年人的政治权利。（三）从轻定罪的未成年人判罪惯例我国的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如果未成年人犯罪，应以从轻、从宽处罚的思想为未成年人定罪。比如未成年人的罪行可以较短的刑期、较低的刑罚判罪。（四）未成年人犯罪缓刑的判刑保护为了让未成年人有更多改过的机会，我国现行的法律条款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判罚有缓行的保护。如我国的法律中规定如果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若有悔改行动，且不再危害社会秩序的，可以以缓刑的方式判罚，而判处缓刑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该未成年人罪犯为初犯；未成年人有监护人保护，且监护人具有帮教的资格；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愿意积极赔偿受害人，减少受害人的损失。（五）未成年人犯罪减刑和假释尺度我国现行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如果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可得到减刑或假释的机会，其尺度宽于成年人犯罪。（六）未成年人犯罪死刑的法律适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不适宜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如未成年人犯下极严重罪刑的，方可判无期徒刑，而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犯罪者不宜判无期徒刑。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现行政策的缺陷（一）未成年人法律分散的问题有些国家为了使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更加系统，专门制定了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或者将未成年人的犯罪刑事立法独立自成一个篇章，这使未成年人的犯罪刑事立法判定更加精准。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的立法是以分散的方式编录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部分的法律条款或自相矛盾、或存在判定的模糊性。比如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需承担刑事责任的有八种犯罪，可是它是八种罪名，还是八种犯罪行为，则可用多种角度解读，法律条款的非系统性和模糊性使法律的权威难以确定。（二）未成年人判罚尺度的问题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目的是通过法律惩罚的方式，让未成年人受到教育，使之不再危害社会。然而现行的法律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国并未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能判处死刑，如果未成年人一旦被判处死刑，其判罚就失去教育的意义；第二个问题，部分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罪行判罚标准过宽，比如贩毒，它是一项极严重的罪刑，如果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被轻判，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三）未成年人惩罚教化的问题是否能让未成年人接受刑事惩罚受到教育，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未成年人判罚金的问题，未成年人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如果对未成年人判罚金，其受到惩罚的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未成年人并未因此受到实际的教育；另一个是未成年人犯罪纪录的抹消问题，依照我国的现行法律，如果未成年人犯罪，其犯罪纪录就会留在其档案上，这会使未成年人觉得自己的人生会被否定，从而有“破罐子破摔”的思想。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发展和完善（一）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体系如果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缺乏体系化，我国的刑事立法问题将无法解决。结合国际法律制定的方案和我国现行法律制定和实行的实际情况，我国尚不能为未成年人单独立一个犯罪刑事法律，然而却可以将未成年人的刑事立法独立成章。只有系统的制定我国的犯罪刑事立法，才能改变我国现行法律自相矛盾的问题和判罚标准模糊的问题。（二）细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判罚条款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判罚的细化条款，需从以下几个角度细化：八种犯罪的定性问题，只有明确规定它属于犯罪罪名，还是犯罪行为，否则会产生判罚标准模糊的问题；罚金问题的细化，基于未成年人经济不独立的特殊性，我国应以劳动教育的形式代替罚金处罚；未成年人死刑和无期徒刑的问题，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和国际惯例，我国应废除未成年人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判罚；未成年人累加的问题，由于未成年人自控性不强、思维不成熟，我国现行法律不应当累加未成年人的判罚。（三）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判罪教育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法律，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抹消未成年人的犯罪纪录，使未成年人能以积极的心态走向社会。四、总结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条款目前存在一些问题，使我国的法律难以起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立法目的。只有依据社会的发展需要逐步完善该法律，才能使其达到立法的目的。相关推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与完善07-29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与完善探讨08-06浅谈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06-08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刑罚_刑法论文(1)12-17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08-18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法理分析07-27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法理分析08-18日本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初探08-19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现状、缺陷和完善02-22恢复性司法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02-22热点推荐最新排行如何对幼儿进行德育教育论文幼儿园关于德育教育之类的论文11-22科学小论文自然现象的作文科学小论文作文300字三篇12-15幼儿礼仪教育论文幼儿礼仪教育论文内容总结11-27分子生物学论文2000 分子生物学论文参考文献11-06肉牛高效养殖技术要点分析12-18浅析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意义12-18肉羊养殖技术现状及措施探讨12-01应急管理财政政策国际经验与启示12-19谈事业单位财政税收问题与对策探12-11财政专项资金审计现状及对策探讨12-12上一篇：论依法治国对实现权力阳光运行的重要意义下一篇：如何对幼儿进行德育教育论文幼儿园关于德育教育之类的论文查字典词典考试组卷作文语文范文板报诗词问答简谱培训学校视频名言教程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小升初中考高考自考考研志愿留学公务员美术奥数公开课夏令营图书星座文档查看更多导航服务协议关于我们版权归查字典教育门户网(上海问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复制全文下载全文

刑事犯罪法律研究论文

案例；法院审理查明，从2006年11月到2007年5月案发，方某的裸聊“生意”遍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仅在电脑上查获聊天记录的就有300多名观众，网上银行汇款记录达千余次，计2．4万元。浙江衢州女子方某被龙游县法院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有关方面证实，因网络裸聊而被判刑定罪的，目前国内尚无先例。关于网络裸聊是否构成犯罪一直是近年来争议很大的问题。2007年4月，北京曾出现一桩近似案件，只是石景山区检察院先以“聚众淫乱罪”提起公诉，后来又主动撤诉。其理由是无法依据《刑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罪名，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最后没有处理。为什么方某的案子可以定罪而北京张某裸聊的案件没有定罪？这里涉及到刑法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刑法才可以将之评价为犯罪行为。刑法是什么？首先是一种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指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在社会中的活动规矩和准则。法律、宗教、伦理和风俗习惯都是社会规范，其有的是约定俗成，有的是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强制制定，都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刑法与宗教、伦理、风俗习惯有什么不同呢？刑法的产生是否是必要的呢？以宗教为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一般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崇拜一个或多个神第二，有自己的教义，即成熟的信仰体系；第三，有一定的仪式第四，要求教民顺从。在现代社会，宗教依然成为人类社会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宗教具有教化和心理安慰的功能。但是，仅有宗教是不能维持现代的社会关系的，因为是否信仰宗教，信仰宗教的程度如何，教民对宗教的依赖程度是宗教起作用的关键。对于不信仰宗教或伪信仰宗教者，宗教是无法对其起作用的。此外，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义，在同一国家甚至同一地区常常存在信仰不同宗教的教民，不同的信仰信仰体系教化出不同思想的教民，但是，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其行为的最低标准是什么？行为的界限在哪里？在不同的宗教里是不同的，而且界限是模糊的，仅靠宗教无法让国民明确自己行为的界限，无法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做出预测，当然无法有真正的自由。而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同样具有这种缺陷。即法律以外的社会规范，虽然也可以影响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也可以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有影响，但是其内容本身不明确，不稳定，无法调整所有的国民，因此，统治国家，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必须由作为国家最后一道屏障的刑法来充当此角色。作为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刑法的第二个特征是最强的强制力。各个部门法由于都是由国家权力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因此都具有一定的强制力。比如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违反此规定就可能构成重婚。但是，在所有的部门法中，刑法的强制力是最大的，也就是刑法所采用的调整方式会对行为人产生最大的痛苦，可以剥夺行为人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这比如教育一个孩子，绞尽脑汁用尽一切方法后还是无济于事时，只能采用暴力威吓和强制。而合法运用这种恶的根据，就是通过合法机关合法程序制定下来的规则。因为人人都明白，在社会中要生存必然要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形成国家公权力，刑罚就是这种公权力的行驶的表现。因为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对社会本身也是一种损失，因此，刑罚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适用，即刑罚要具有谦抑性。这种谦抑性要求刑法只能是保障法和补充法，只能是足球比赛场上的守门员，而不能充当前锋、中锋或后卫。即刑法从调整的社会关系来看，调整所有国家与个人之间所有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止包括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所有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还包括这些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之外，需要国家公权力规范国民或单位的社会关系，因此，如果仅从调整对象来区分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不同，是无法区别的，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其调整对象，而在于其调整方法，刑法是采用刑罚这种包含最强烈痛苦的方式来影响人的选择的。因为刑法具有最强的强制力，因此自古以来刑罚最容易被统治集团滥用，从保障人权和追求民主的现代精神来看，限制刑罚权滥用，实行罪刑法定成为必然。通过罪刑法定，明确刑罚的界限，从而保障国民行动的自由，也保障犯罪人的基本人权不受非法侵犯，这是全世界人民都会赞同的选择。问题是，刑法即使通过法条明文规定，其界限依然是模糊的，不稳定。因为要将调整无限的法律现象的规范要通过有限的文字表述出来是十分困难的。有的术语，在一段时期，我们能够通过解释达成共识，使其界限明确，但随着时代发展，更新形式的现象会冲击这种解释，使得其界限模糊不定。比如，财物，强奸，卖淫，这些词的内涵和外延立法时没有很大争议，而今天来看，其外延则很难确定。而有的表述，从一开始就是界限开放的，这使刑法的边界无法确定。这些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如何解释就决定了某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比如本案中的'淫秽物品,网络上裸聊的录像可否解释为淫秽物品？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但是适用刑法必须解释刑法，对刑法进行解释时，扩大解释是允许的。这就涉及到将裸聊的录像可否解释为淫秽物品属于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关于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区分，虽然争议了近百年，但理论上还没有达成一个共同的标准，一般认为，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的是类推解释，没有超出的是扩大解释。比如南京李宁组织他人卖淫案。卖淫这个词尽管从一般常用的含义来看不包含男性给同性卖淫，但今天男性给同性卖淫现象很多，所以将这种现象包含在卖淫中是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但是强奸罪的对象是妇女，所以，近来很轰动的强奸成年男子的案件无法定强奸罪。因为如果将男子解释为妇女，超出了国民预测的可能性。但本案的问题不止如此，将裸聊的录像解释为淫秽物品是否超出了国民预测的可能性呢？这很难判断。由此可见，认定有罪者是从实质的角度对刑法条文进行了解释，否定有罪者是从形式角度对刑法进行解释。这涉及到了目前我国司法中应该采用实质解释论还是形式解释论。从保障社会秩序的角度，实质解释论当然容易定罪，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形式解释论当然更科学。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对应性：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行为客体——犯罪对象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区别：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对比：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从刀，井声，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押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001 当代女性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002 繁荣背后的优思 003 国家工作人员经济类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004 对二十世纪末中国大陆有组织犯罪研究之考察 005 我国职务犯罪及防治对策 006 网络犯罪探析 007 网络犯罪及其对策 008 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嬗变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009 犯罪测量研究 010 持有型犯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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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但法律对其具体适用条件却规定不清，以致于在实务中司法人员适用混乱。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实体法与程序法对“悔罪表现”的不同适用规定以寻求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解释方法。其次，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其盲从的特性决定了司法活动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只有当实体法与程序法达到协调状态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程序制度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关键词未成年人案件附条件不起诉悔罪表现作者简介：霍婷、周仪，南昌大学法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世纪以来，技术革命冲击了传统社会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未成年犯罪率的飙升就是突出的热点之一。社会环境迫使大批走投无路之人实施犯罪，也逐渐松动了报应刑论所坚持的行为人具有完全的自由意识因而有罪必诉的基础观点。在司法改革的大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坚守刑罚并非预防犯罪的最佳手段，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才是良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创新起诉制度以实现非犯罪化。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也曾分析得出温和的、社会化的矫治方法更有利于降低重复犯罪率的结论，这也印证了此项制度的可行性。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了三项要件即罪名、可诉性和悔罪表现。作为必要的条件之一，悔罪表现在此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实体法亦或是程序法都未对此明确规定。由此可见，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对当前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一、悔罪表现具体内涵的选择冲突对于何为“悔罪表现”，学者们各抒己见。张明楷教授认为是指在犯罪后以一定的行为来表示自己的悔恨，但有的学者则将其理解为认罪与忏悔，因此悔罪表现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并希望改正。更有人提出，悔罪表现不应该只停留在主观心理感受层面，必须以客观行动表示出来，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这种种说法，检察院在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三要件时，究竟要以谁为准？由于案件本身的差异以及地区不同，司法官员基于自己的认知所做出的选择无可避免的具有差异性，这就很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而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则更多的趋向于将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悔罪表现直接与《刑法》第72条缓刑中的悔罪表现相等同。持此观点者认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悔罪表现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即证明嫌疑人没有再犯的危险，所以可以等同适用，这是诉讼法与程序法衔接的一个体现。但笔者认为，其一，由于两种制度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即使指向同一目的，也不可以等同适用。两者最明显的不同即缓刑是独立的刑种，由法院宣告，实行社区矫治。而附条件不起诉是一种独立的起诉制度，体现了检察院的出罪权。其二，附条件不起诉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标准应低于缓刑的要求。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刊登的某案例为例，17岁的犯罪嫌疑人小宇在工作过程中因琐事与被害人张某发生争吵，将被害人打伤，经鉴定为轻伤。后小宇投案自首，对于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悔罪态度始终不好，表示不道歉。若按照缓刑中悔罪表现的标准来衡量此案，则无论如何小宇也无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可如果对小宇的生活经历简单了解后，我们将很容易得知其由于家庭贫困，父母不管不教，因此性格倔强冲动，不善与人交往的结论。当今社会还存在很多所谓的“问题少年”，他们法制观念淡薄，容易走极端，但由于年龄小，则很容易通过教育来纠正他们的价值观。如果法律仅是冷冰冰地给予惩罚，反而会助长逆反心理，加剧社会的不和谐。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之衔接冲突除了上文所论证的悔罪表现上的冲突，《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在衔接问题的另一冲突点则体现在如果根据《刑法》第37条，由于具有法定量刑情节，未成年人在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适用相对不起诉的，但是如果依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只有在符合罪名限定、悔罪表现、考察合格等种种条件后才能不受起诉。从这一角度看，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不符合立法宗旨。此制度本来旨在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对其进行挽救，而不是为其重返社会增加难度。笔者认为，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法之一是放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限制。既然后者在符合重重条件后才能达到与前者一样的结果，立法者则应根据罪责相适应的原则，适当降低后者的罪刑要求，例如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可略重于相对不起诉的要求，以寻求法律上的平衡，也真正的将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落到实处，切实保护他们的利益。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出台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相对不起诉的关系一直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大致分为两种学说即独立说与包含说。随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独立说成为了主流学说，如陈卫东教授认为，相对不起诉是在符合法律规定后的不起诉，其本质是不起诉；而附条件不起诉是在符合罪名与悔罪条件后的不起诉，在条件达致以前，其实质仍为起诉，因此两者独立。笔者也赞成独立说，理由在于两种不起诉的关注点不同，相对不起诉侧重点在于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等客观方面，而悔罪表现所占比重不大；而法定不起诉则更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表现，检察官可以主动设置考察来行使裁量权。三、完善衔接问题的建议目前在立法层面对于悔罪表现没有具体地、可操作性的规定，而司法实践又急需此方面的指导以防止裁量失衡，减损司法机关的权威。笔者认为，在缓刑制度中，悔罪表现可以犯罪后是否积极返还原物，是否真诚的向被害人道歉，是否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谅解亦或是在羁押期间是否守法为标准。而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则应降低标准，将悔罪表现看作形式要件，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符合罪名、可诉性的实质要件且愿意接受考察，均可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原因在于，其一，缓刑的适用对象是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而附条件不起诉的刑罚条件是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虽然两者都是特殊预防，但是显然后者的刑罚条件更严格，因此为了达到内部平衡状态的，应当适当放宽其他要件；其二，如上述案例，青少年处于心智成长阶段，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通常表现出暴躁、盲从、容易极端的特征。多数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是由法制观念淡薄、在社会中交叉感染所致，因此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此外，也无需担心此制度将放纵犯罪，因为在考验期内，检察院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可以要求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接受矫治和教育，一旦嫌疑人违反了禁止性规定，检察院应当撤销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既然这样，何不给青少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法律网，足以将屡教不改的未成年嫌疑人收入网中，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平衡。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冲突问题的解决措施本文在前文已做出回答，此处不再赘述。四、结语程序法与实体法虽然都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但只有当两者协调统一时，才能创造出无限的价值。冲突与摩擦胡导致体系的混乱，只有平衡才能促使法律不断地向前发展。刑事案件的每一个决定都改变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每位法律工作者对之都必须慎之又慎。人是手段而非目的，设计一个完美的制度来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这不仅是未成年人需要的，也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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