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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元素服装设计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8 03:29:23

敦煌元素服装设计论文

敦煌舞是一面丝路的镜子,它主要以佛教中的人物为主,结合西域地区的文化特色所编创出来的舞蹈。我们所常听到的“飞天”是其中的一支舞;大部分是和大彩带一起跳,显现出在空中飞舞的情境,壁画中有许许多多的飞天,飞天在印度即“香音神”的意思,他们通常是出现在佛陀即将出来讲经前,以奏乐和舞蹈的形式来迎接佛陀和告知众生。飞天又在敦煌舞中又细分为: 伎乐天、散花天,伎乐天是负责弹奏音乐,而散花天是负责播洒香花,让佛陀讲经的会场既庄严又美丽。所以在舞蹈技巧上伎乐和散花的动作截然不同。除了飞天角色外还有菩萨、金刚、仙女和莲花童子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形象气质,舞蹈形态也不同。 如飞天伎乐是活泼、飘逸、灿烂的,思维菩萨是慈悲、端庄、典雅的,金刚力士是雄伟、威严、挺拔的,仙女是柔美、温和娇嫩的,莲花童子是纯真善良的。

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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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舞手姿语言及其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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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煌舞的审美性在于它所标志的特殊形态美,体态中体现出的S形三道弯,是敦煌舞自身表演文化中最基本的文化符号,与之相交流互通的是手姿语言的形态美,敦煌舞在受佛教文化影响和历史舞台的渲染下,展现出它的神秘色彩。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走来,对敦煌舞所传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一步步走进人们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中,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就使这样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更具有真实性和审美性,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在不断的被发现和创造。

关键词:

敦煌舞;文化;姿语言:形式美;

引言:

敦煌,如遗落在西部大漠中的一颗明珠,依揽着它弯弯的月牙泉,矗立在中国的西部,沙漠、莫高窟、壁画、戈壁,都在映射着它千年的文化沧桑。在莫高窟中,一幅幅走过了千年历史的壁画,“反弹琵琶”、“飞天”“六臂观音”“金刚力士”等画像被刻画在了天花板以及每一处可见的墙壁上。现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氧化和风吹,从最初的金色到现在泛着深深的砖红色,让它更加富有神圣感,因为承载了千年的历史。正是这莫高窟中的壁画,传承发展出当今一门醇厚多彩的舞蹈文化,那就是敦煌舞。敦煌舞在舞台表演中所展现出的人物形象和舞蹈语言在莫高窟壁画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性。在舞蹈中展现出的体态、手姿以及气息,是属于敦煌舞的语言,它带有自己的舞蹈风格和韵律呼吸,尤其是手姿的形式美,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古典舞蹈的文化语言。

一、敦煌舞手姿语言的丰富性

在敦煌舞的语言中,手姿能够呈现出多样的变化和表现,在手姿的展示下,可以发现其内蕴和外像所透露出来的佛教文化色彩。从延伸和发展来看,从最初的佛教文化和信仰祈求被一位法名乐僔的和尚开凿刻在了墙上,后经过十个朝代的民间艺人绘画,形成了一幅幅带有神灵气息的壁画。后在壁画的画像中,提炼出敦煌舞的体态和手姿,敦煌舞的体态是S型三道弯,是从壁画中提炼出来的舞姿体态特征,敦煌舞的手姿包含了“佛手”、“魔鬼持杖手”“菩萨手”“持花手”“伎乐手”等一系列不同人物形象所持有的手型,手姿受壁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出现了“佛手”、“菩萨手”一类的命名。在敦煌壁画中不难看出,这些佛像的神态和体态,都是一种祥和、包容、大爱,也是其潜在的精神。敦煌舞的语言就是在壁画中被提炼和挖掘出来的,呈现在舞台上的舞蹈表演,是将在画像中的人物形象再现到舞台中,在舞蹈剧目的文字介绍中,也常常会标写出自于哪一个石窟来自第几号的画像,这样更能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深入人物形象,审美性在表演中逐渐被认可和提高。

在敦煌舞手姿中的“佛手”,就是在这样的画像中被刻画出来的,手姿中“佛手”的塑造,是由拇指和中指相对捏,其他手指立起来,在两指相捏形成的手型轮廓来看。非常像凤眼,与壁画中相对应,在舞蹈手姿中,呈现出独特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蕴含了一定的佛教语言。在手姿语言的形式美的阐释中,在手姿不同的变化和演变中,可以看到自敦煌舞发展以来,从最初到至今呈现在世观中的原始生态的佛教文化形态。佛教文化思想的影响和敦煌壁画佛像的审美,对敦煌舞中手姿形成真实性、再现性,如“礼拜手”、“飞天手”,以及在壁画中佛像“飞天”、“菩萨伎乐”。在舞蹈创作中来讲,敦煌的手姿语言是在舞蹈表演中最大的表情符号,手姿的运用和表达,在一定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上,形成独立的美学价值,在形式美的外在来看,人物形象映射出的手姿,在一定的范围内,推动了舞蹈表演的内在情感和思想。如舞蹈《千手观音》,[1]千手观音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千眼千臂观世音等,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四大菩萨之一。千手观音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与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的右胁侍)合称为“西方三圣”。千手观音的人物形象取自于佛教文化中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人物形象,舞蹈动作多以手臂及手姿来表达内在的形式美,在舞蹈的队形上加以创作,犹如孔雀开屏一样,将手上的舞蹈文化展现的栩栩如生,在手姿的变化中,感受着“千手”带给观众的视觉上的冲击。由于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千手观音的形式美得以审美和敬畏。在敦煌舞的不同手姿语言中,还有一种是持有乐器,如“长绸舞”“反弹琵琶”“鼓与琵琶”等,手中持有“鼓”“琵琶”“长绸”等道具。这与舞蹈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密切相关。当舞蹈人物形象手中持有道具时,舞蹈形式感在特定的塑造下会更加生动,依然在手姿语言的语境中再现出佛教文化的底蕴,它代表了祈福、信仰等内在的形式美以及唯美、古典的外在美。

二、敦煌舞审美视野下的手姿语言立于佛教文化中的人物塑造

敦煌舞的审美视野正是漫步在大漠敦煌的神秘里和内在气息中的大爱、包容及“飞天”的乐舞精神。支撑审美文化元素不可缺的部分正是“手姿”表达和展现的内蕴,在舞蹈《飞天伎乐》中,同样以手姿命名的是“飞天伎乐手”,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手姿上的舞蹈语言形象与“飞天”众多菩萨的画像相辅相成,是经过提炼和加以美化的手姿。从最初佛像化身中的合掌式礼拜手(双手合十),发展到多样化的手姿,在塑造人物形象与精神的进程中,手姿的语言是无声的但是有力的,如敦煌舞中的人物形象“金刚力士”,其舞蹈动作康健有力,质感奔放,手姿呈“魔鬼手”形态或以“拳”状展现,在手姿上体现的形态来看,这种有力和震慑,对人物形象产生了有效的塑造且具有一定审美性的推进。“金刚力士”取材于壁画的画像,也同时在佛教文化中的历史上做过详细的人物介绍:[2]佛教的护法神金刚密迹,亦称金刚力士,是一些手执金刚杵在佛国从事护法的卫士,法意则誓愿成为亲近佛陀、扞卫佛法的金刚力士。后世所传的金刚力士,就是秉承这位法意的誓愿而来世间的护法神。后来,他成为五百金刚的队长,被称“密迹金刚”或“夜叉王”,再后他又一分为二,分化为两个金刚力士,专门把守山门,被称为“哼哈二将”。

保卫佛国与佛法永远不受侵害。由此可见,“金刚力士”在舞蹈的塑造过程中,佛教文化彩色的描绘,使得人物形象更加明朗立体,真实清晰。带有“魔鬼手”的手姿与金刚体态,更加提升了舞蹈人物的审美性,舞蹈中呈现的金刚力士手姿为五指张开的力量型,身为护法,在手掌上的力度能够彰显出人物的特定性和护法的震慑性。再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人物形象,在定义下为飞天或飞仙,也可以说是敦煌壁画中和敦煌舞中的专用名词代表。在飞天形象的塑造上,由于飞天形象的多样性,人物的手姿可谓多样化,常见的“莲花手”、“佛手”、“鹿指”、“散花掌”以及手持琵琶、丝绸、萧笛等一系列语言手姿。在敦煌舞蹈作品创作中,敦煌舞手姿的使用性用来塑造人物时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刚才所提到的“金刚力士”和“飞天”,两者存在明显的手姿差异。在敦煌舞中还有莲花童子形象,莲花童子,也成为“持莲童子”,在佛经中记载为佛祖释迦牟尼的亲生儿子,民间出现过一种儿童生活习俗,七夕节摘莲花扮成莲花童子样以来祈福。在舞蹈中多呈现的手姿为“兰花指”、“鹿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能够显现出童子的俏皮可爱,在区分度上也是非常清晰的。手姿在舞蹈的传承和发展中借鉴文化的滋养做出创作。敦煌舞中人物舞蹈形象的确立,在莫高窟中的壁画上几乎全部呈现,他们带着自己特定的舞蹈形象和动态手姿,从画中走出,形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舞台上的人,也可以说是舞者。在舞台表演中的造型上看,手姿在定格中说着不一样的话,带着对人物不同的阐释,在音乐和服装背景的融合中,像带着一层历史的面纱,等人们去揭开,去观赏,去探索。

三、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语言的相融相合

敦煌舞带着自己特殊的文化符号,讲述着一带一路下沧海遗珠的故事,从壁画中走出来,在舞台中呈现时,常常使人感动流泪。由于在敦煌舞中承载了历史的信仰和精神,对人视觉冲击的力量是强烈的。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的.融合,正是基于在对莫高窟壁画的研究和描摹。敦煌舞手姿语言的表达与佛教手印的表达相通,在查阅敦煌舞手印的过程中,能够探究到两者相同的气息,那就是———精神文化。莫高窟壁画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舞蹈与文化相结合,将这样的历史语境通过身体的语言讲述出来。在舞台之上,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促成了《千手观音》、《妙音反弹》、《步步生莲》等优秀艺术作品的创作,作品中的包含的手姿语言,又是整个舞蹈的画龙点睛之笔。佛教手印在书中对手势的描绘与敦煌舞中手姿的刻画,意象中的交融,是在另一个方面通过一种身体的语言表达内蕴和外象。我们在欣赏的同时,能够触摸到文化之下的精神所在,我们站在了莫高窟壁画中,我们站在敦煌舞表演的舞台上,我们揭开了佛教文化晕染下敦煌舞神秘的面纱,最终,我们懂得了手姿语言讲述的话语和情感。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相合,仿佛是与莫高窟壁画跨时代的对话,手姿语言的延伸与传承,就是对话中积淀的元素符号,这样的元素符号能带来不一样的文化情感认知。看到舞蹈中“礼拜手”或是“佛手”等不同的手姿表现时,已把象征性的外象内化了,形成了敦煌舞意蕴的传递。由此看来,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像一首意蕴深长的诗,又像一个历久弥新不灭的神话。

敦煌舞的语境色彩,承载了千年的历史,站在滚滚的年轮中,不停的传递与构建,在莫高窟的壁画中走出来。敦煌舞在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一种相同的文化气息与内蕴,被人所捕捉和创作,形成具有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敦煌舞表演形式之下,手姿语言的元素支撑了其整体的精气神,正是这样迥殊的艺术元素,使得人物形象自然而立体,是结构的本身决定了要素的产生,也是佛教文化与敦煌舞的融合,促进了手姿语言的构成。我们站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回望历史,发掘与创造着不同的美,当我们再次站在沧海遗珠敦煌莫高窟壁画前,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熟悉的气息,我们应像历经千年一代代画匠一样,怀有尊崇之心,感受着大爱所带来的大美。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我的家乡敦煌,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重镇。它就像一颗绿色的明珠,镶嵌在茫茫的沙海上。敦煌,它不仅物产丰富,名胜古迹更是引人注目。鸣沙山在敦煌城郊十里。是一座沙粒堆成的小山,最高处约有二百五十米。登上鸣沙山,坐在山脊上,从高处迅速滑下,沙尘随着身体的移动也飞扬起来,当沙流量不断增大时,会听到嗡嗡的声响,随流沙的增加,声音会逐渐增大到嗡嗡如雷鸣。山下有一月牙形的小湖,四面都是流沙,而千百年来,湖水从未干涸过,也未被流沙所淹没。原来细沙在泻到山下之后,晚风又会将它们重新吹向山顶。风儿轻拂着岸边的杂草,湖水就像一块绿色绿色的绸缎,映着蓝天,映着白云,映着鸣沙山,静静地漾着迷人的微波。闻名中外的佛窟——敦煌莫高窟,就位于鸣沙山1500米长的陡壁上。一股清澈的泉水从鸣沙山脚下涌出,逶迤流去,消失在沙砾中。这儿到处是花草,古木参天,鸟儿争鸣,整个莫高窟掩映在一片绿的怀抱里,景色秀丽而幽静。呵!多神奇,像被神斧斩过一般的悬崖陡壁上,凿满了大大小小像蜂窝、像鸽舍一样的洞窟,一层层上去直到崖顶。石窟外面的木构廊檐,悬空的栈道,使整个石窟浑然一体,格外壮观。据古代碑文记载,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樽的和尚云游到敦煌。黄昏的时候,他手拄锡杖,行至敦煌附近的三危山下,只见夕阳下山顶上一派金光,仿佛显现出千佛的形象,他相信这片灵山必将是佛祖的圣地,于是决定在山对面的崖壁上开凿一个佛洞,这就是敦煌的第一个洞窟。紧接着又有僧人,在这座洞窟旁开凿了第二个洞窟。莫高窟由此诞生。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陆续修建,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洞窟最多、保存最完好、艺术价值最高的佛教艺术石窟群。莫高窟现存有壁画雕像的石窟共四百九十二个,彩绘泥塑2410多个,壁画更是浩如烟海,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如果将这些旷世奇珍展开排列,可形成长达50华里的画廊。在这里游人可以看到轻歌曼舞的飞天仙女,她们是能歌善舞,变化自如,是古代最美丽、最善良的象征,表现了古代艺术家超凡的艺术想象力;还可以看到众多泥塑,有的朴实温顺,有的文静清秀,有的威武强壮,他们形态各异格局,栩栩如生;还可以看到精美的壁画,其中的反弹琵琶伎,形象生动,舞姿婀娜,是敦煌艺术的代表作。家乡敦煌,正以它那丰富的物产,奇异的景色,尤其是誉满世界的敦煌艺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来观光游览,正在为传播世界文化遗产作着重要的贡献。

牛仔元素服装设计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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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毕业论⽂的参考⽂献[1]冯利,刘晓刚,顾雯。基于评价主体视⾓的服装设计评价过程[J]. 纺织学报,2019,(03):126-130.[2]闻婧。基于三维动画软件的服装设计分析与研究[J]. 西安⽂理学院学报(⾃然科学版),2019,(02):37-40.[3]程浩南。⼼电监测技术在监测与健康护理服装设计中的应⽤[J]. 化纤与纺织技术,2019,(01):22-26.[4]邓鸿滢。拼接设计在环保⽜仔服装中的应⽤[D].东华⼤学,2019.[5]李中元。现代印染艺术在针织服装设计中的应⽤[J]. 染整技术,2019,(02):80-81+87.第 1 页[6]陈依卓宁。服装设计作品的着作权司法保护探析[J]. 电⼦知识产权,2019,(Z1):113-120.[7]于芳。多穿型服装的构件与交互设计[J]. 丝绸,2019,(11):51-56.[8]袁博。浅析拼接在服装设计中的应⽤[J]. ⼤众⽂艺,2019,(14):114.[9]李传⽂。论服装设计形式美创造的基本原理与法则[J].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01):98-103.[10]王智沛。⽔墨与现代服装设计的对话[J]. 江苏纺织,2019,(07):55-57.[11]李丹,夏帆。 “⼀⾐多穿”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研究[J]. 丝绸,2019,(01):50-54.[12]武英敏。丹东婴幼⼉服装适⽤性调查分析与服装设计[J]. 针织⼯业,2019,(01):61-65.第 2 页[13]吕⼩雪。⽹络时代服装设计理念探析[J]. 吉林⼯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9,(01):42-43.[14]张婷。基于“艺术染整”理论研究我国服装设计的差别化[J]. 染整技术,2019,(01):51-53.[15]⾼凌燕。数码印花纺织⾯料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研究[J]. 染整技术,2019,(01):76-77+80.[16]⽩碧波。浅谈“线”在服装设计中的运⽤与表现[J]. ⼤众⽂艺,2019,(01):97.[17]刘琳。库存纱线在针织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D].北京服装学院,2019.[18]王思齐。四合如意云肩研究及在服装设计中的应⽤[D].北京服装学院,2019.第 3 页[19]卢⽟琪。扎染褶皱结构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性应⽤[D].北京服装学院,2019.[20]景婷婷。清末民初⼥⼦坎肩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D].北京服装学院,2019.[21]李依蔓。服装设计虚拟搭配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电⼦科技⼤学,2019.[22]冯蕾。褶皱与定位印花的结合在套系服装设计中的应⽤[D].东华⼤学,2019.[23]陈溪。陶瓷纹样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19.[24]王卫静,李颜肖。中国剪纸艺术的美学原理及其在服装设计上的应⽤[J]. 丝绸,2019,(05):50-54.[25]陈沐⾬。服装设计领域的跨界现象研究[D].武汉纺织⼤学,2019.

3个问题.难度一等一..1,民族服饰与现代服饰的结合服装的风格是宽袍大袖、厚实庄重。 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宜于植麻种棉;自织麻布和土布是衣裙的主要用料。所用工具多十分简陋,但织物精美,花纹奇丽。因天气湿热,需要坦胸露腿,衣裙也就多短窄轻薄,其风格多生动活泼,式样繁多,各不雷同.2、 服装设计与市场销售(市场销售这一块.个人认为设计出来的衣服要的是品位.然后不能粗燥的卖.例如通过专卖店来卖.而且要有很独特的style!3、 服装设计与服装材料(最好是兽皮之类的,比较复古.然后特别保暖,有个性。但是要把兽皮处理好,完全闻不出气味.完全看不出来.然后还有树叶.做花边.多么完美!多么有创意! 等你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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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创设计研究的论文

考古学特刊第二号高昌专集_电子书.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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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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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服饰文化研究论文

当高大的祁连山脉渐渐没入荒野,河西走廊也很快失去了生机和颜色,越来越开阔的视野,却让人越来越疲倦。

忽然,一片金色的沙丘接棒乌黑的山峦向远方延展,沙丘之下绿意隐现,我们知道,敦煌到了。

沙山掩映下的敦煌 (摄影 孤城)

敦煌,古时又叫 沙洲 ,这个称呼很应景,它的确就像一叶被搁浅在茫茫沙海上的小舟,等待被发现、被书写,等待开启一次非比寻常的远航。

公元前121年,这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应。这年春天,在河西走廊打了败仗的匈奴人仓忙西撤,意气风发的霍去病一路追击到敦煌才勒住马缰。

这是汉王朝全面反击匈奴的标志,也是这片沙海绿洲传奇航程的起点。十年之后,它被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盛大辉煌 ,这就是 敦煌 。

敦煌的地理位置 (制图 孤城)

驱逐了匈奴,汉武帝开始迅速重建河西走廊的统治秩序,修筑长城,设置关隘,部署兵力,移民屯垦……当战火初平,民心稍定,张骞和他的使团又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了。

这是张骞第二次以使者的身份远赴西域,这一次他带来了大汉王朝的威严,并以丰厚的礼品传达了和平通商的意愿。

一条穿越河西走廊连接西域与中原的贸易通道开始形成,既是分岔点又是交汇点的敦煌也从此活跃了起来。

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 (制图 孤城)

西域的商旅和使团带着骏马、玉石、香料,经由敦煌进入河西走廊,返回时他们又满载丝绸、茶叶和陶瓷,自敦煌步入大漠。

繁盛不息的贸易往来,让敦煌声名远播,到了东汉时期这里已俨然是一座 “华戎所交” 的大都会了。

敦煌壁画中的商旅 (莫高窟296窟)

在所有输往西域的商品中,丝绸是最热门的抢手货。当这种色泽艳丽、顺滑柔软的布料越过帕米尔高原传入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时,一路都在引发尖叫。

公元前47年的一天,罗马共和国的终身独裁官 凯撒 披着一身华丽丽的长袍出现在一座新修的戏院里,顿时,全场的注意力都被凯撒身上光彩夺目的服饰所吸引。见多识广的长老告诉大家,这是丝绸,来自遥远的东方。

丝绸,一夜之间成为罗马贵族的新宠,甚至被视作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罗马人的口口相传中,丝是一种从树上长出来的材料,而这种神奇的树只有在一个叫 “赛里斯” (意为丝国)的东方国度里才有。

贵族们的狂热,让丝绸的价格一路飙升。在当时的罗马,人们要花费12两黄金才能购得1磅丝绸(1磅 9两)。丰厚的利润促使一波波商队踏上前往东方的征程,他们从世界不同的角落走来,最终都一一汇聚在敦煌。

行走在沙漠中的驼队 (来自摄图网)

中国的丝绸制作技术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才逐渐传入西方国家,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丝绸的渴望与需求都只能在中国得到满足。

而除丝绸以外,中国的茶叶和瓷器,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深受追捧的“硬通货”。逐利的商人们前赴后继地来到中国,他们越过雪山,穿过沙漠,跨过草原,漂过大海,一切困难与艰险都无法阻拦他们的脚步。于是一条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被一代代商旅踩了出来,这些商贸通道被统一地称为 丝绸之路 。

古时候,无论是东来还是西去,起程前往敦煌都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西行的人将离开祁连山的庇护和滋润,东进的人也将告别天山和昆仑山下一连串首尾相接的绿洲。

所以当人们历尽辛苦抵达敦煌,势必要在此停靠好些时日,补充饮水和给养,为接下来的行程做足准备。

孤立无援的敦煌 (制图 孤城)

当滞留在敦煌的商人和货物越来越多,一部分人便干脆不再前进,直接在敦煌的集市上做起了生意。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敦煌,也进一步担起了贸易重镇的角色。

伴随着贸易而来的,除了各色各样的商品,还有不同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生产技术,敦煌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乐土。

技艺精湛的画师们把当年的生活场面以佛教故事的形式描绘在了敦煌石窟的墙壁上。今天,透过色彩斑斓的壁画,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遥远时代的繁华盛景。

胡旋舞 (莫高窟220窟)

1986年3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论文,文中写到“世界上 历史 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季羡林先生的结论后来也成为人们述说敦煌时反复引用的名言,敦煌作为四大文明汇流中心的 历史 地位也已被普遍接受。然而,只有亲自来走过一遭,才会真正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顽强又多么脆弱的文化中心。

敦煌绿洲 (摄影 孤城)

虽然敦煌从古至今都名声在外,但它本质上仍然只是一小片被沙漠戈壁包围的绿洲,没有丝毫向外拓展的纵深。

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但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中国最为干旱的地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敦煌,依托着径流量并不大的 党河 ,走过了数千年薪火不灭的岁月。

敦煌的生态环境 (制图 孤城)

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原本是疏勒河的第一大支流,两河汇聚的地方也曾经是面阔70多平方公里的哈拉诺尔湖。

然而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人们大规模开垦湿地,引水灌溉,党河的水量急剧减少。到1970年代,人们又在鸣沙山的西侧筑坝蓄水,党河下游基本断流。而疏勒河的境遇与党河如出一辙,这直接导致了哈拉诺尔湖的彻底干涸……

玉门关外的疏勒河 (摄影 孤城)

在远古时代,党河和疏勒河将哈拉诺尔湖灌满后,还要向西溢出,最终注入罗布泊。

如海一般宽广的 罗布泊 ,在湖水充盈时,成就了神秘的楼兰古国。但其枯竭速度也一定是在朝夕之间,楼兰才会又一声不响地湮没得如此干脆。

我们在敦煌的戈壁上驱车穿梭,路边的指示牌时常跳出“南湖”、“西湖”的字样,可以想象,这片干渴的土地上一定也曾湖沼连天,水波荡漾。

我瞪大了眼睛,以为马上就会有湖泊惊现。然而,等了许久,等来的却是一排硕大的标语: 不要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

在敦煌的鸣山路上,一抬头就能看见如瓷塑般光洁硬朗的巨大沙丘横卧在路的尽头,虎视眈眈地望着脚下的这片绿洲。

强劲的西风裹挟着库木塔格的黄沙一路东进,直到遇见三危山和黑石峰的阻拦,沙子才一粒粒沉降下来,日久天长,聚以成山,这就是敦煌的地标—— 鸣沙山 。

敦煌鸣山路 (摄影 孤城)

来到敦煌,你一定会惊叹,城市和沙漠会如此亲近,在沙山下生活的人会如此坦然。

方圆近800平方公里的鸣沙山也只被看成了一座大型游乐场,在这里,沙漠并不让人恐惧,你可以放下一切顾虑,跳进温柔的沙海,恣意狂欢。

鸣沙山 (摄影 孤城)

自古就盛传鸣沙山会发出呜呜的轰响,有人说如气势恢宏的钟鼓管弦齐奏,也有人说像是战场拼杀时的人喧马嘶。可惜我们在鸣沙山用尽跌打滚滑种种招数,就是什么都没有听到。

在沙漠里行走,若是平地还好,如果上坡则是走三退二,看起来并不高耸的沙丘也能让人觉得大概要爬到地老天荒。

踩着刀片向上爬 (摄影 孤城)

鸣沙山真正神奇的地方也在这里,按理说每天有上万名游客在沙山的斜坡上踩来踩去,流沙不断向下滚落,经年累月,沙山就会往前推移,并渐渐矮下去。

可鸣沙山却可以岿然不动,并“经宿吹风,辄复如旧”,每天都能亮出如利刃般的山脊线。

鸣沙山的山脊线 (摄影 孤城)

事实上,鸣沙山并非一直固定不动,只不过它移动的速度太缓慢,让人难以觉察。

地质工作者经过地层探查后推断,鸣沙山的扩展曾迫使党河向北改道,奇妙的是,沙山在吞没党河故道时,特意留了一小截出来,这一小截就是现在的月牙泉。

月牙泉 (摄影 孤城)

虽然月牙泉已与党河隔离,但两者依然通过地下水系紧密相连,所以党河水位的下降,也使得月牙泉的水面萎缩大半。为了避免月牙泉彻底干枯,如今人们每年都要花费巨资,通过各种手段为其补水。

很多人都喜欢坐在鸣沙山东侧的山脊上,静静地等着太阳落下,看日月辉映的瞬间。年复一年,太阳每天都按时赴约,可如果有一天地上的月牙突然不见了,这个画面该有多伤感……

日落时分的月牙泉 (摄影 孤城)

如果说金色的沙漠尚可亲近,那么真正让人胆寒是黑色的戈壁。

离开敦煌市区,往西北方向行车约100公里,不知不觉间大地已被一层黑色的砂石笼罩,继续向前深入,有一片绵延十几公里的神秘“古城”,城中古堡林立,街道井然,但却没有丝毫生气。每当风起,飞沙走石,狼嚎虎啸,令人闻之而心悸。

黑戈壁上的魔鬼城 (摄影 孤城)

风蚀古堡 (摄影 孤城)

这片号称“魔鬼城”的地质景观,其实是一种 雅丹地貌 ,整齐排列的古堡实际上是远古湖盆或河床上的沉积层。

地壳运动使这些固结程度并不高的岩层露出地表,强烈而持久的定向风顺着岩层的裂隙不断吹蚀,最终形成了这种与风向大致平行的垄岗状残丘。

雅丹地貌的形成机理 (制图 孤城)

在风蚀作用较为强烈的地方,还会形成一座座孤立的雕塑,它们形态各异,飞禽走兽无所不含,就连世界上的好多著名建筑也能一一找到对应。

“狮身人面像” (摄影 孤城)

“比萨斜塔” (摄影 孤城)

当我们即将进入魔鬼城核心“城区”时候,道路前方突然显现两扇巨大的“城门”,讲解员说,这座门叫英雄门,因为在景区修建之前,途径魔鬼城的路凶险莫测,进入此门便意味着生死未卜,能从门中进去,又成功走出来的人都是英雄。

“英雄门” (摄影 孤城)

黑戈壁与魔鬼城,这是一个多么冷酷的组合呀,它们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一切生机,也极尽所能地恫吓着过往的行人。

然而这一带却是丝绸之路西出 玉门关 ,进入吐鲁番的必经之地,古时候的商旅要拿出多少勇气来抵抗这廓然无边的萧瑟。

从魔鬼城归来,再次路过玉门关时,才真正切肤地体会到什么是“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座在汉武帝时期就已设置的关城,虽然早已湮灭无形,但考古工作者还是凭着汉简上的蛛丝马迹在西湖湿地旁的 小方盘城 一带找到了一些相关的遗存。

玉门关小方盘城 (摄影 孤城)

从玉门关往南50公里,是纤细的南湖绿洲,绿洲西侧的古董滩上,高高耸立着一座残破的烽燧,学者们推断,烽燧的附近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 阳关 。

阳关烽燧 (摄影 孤城)

在戈壁大漠上,守住了水源,就守住了生命通道。所以无论是阳关还是玉门关,它们都扼守在敦煌以西最重要的水源补给点上。

进出敦煌的商人、邮驿、使者,无论是走昆仑北麓,还是走天山南麓,都必须经过两关。它们不仅护卫着河西走廊西大门的安危,同时也要负责为过往人员签发“护照”。汉唐时期,这两座在荒野上对峙而立的雄关一度热闹了数百年。

然而,所有的繁华都在公元八世纪中叶,戛然而止。

唐王朝爆发了 安史之乱 ,皇帝征调边塞的守军回中原勤王平叛,整个西北地区防务空虚,吐蕃[bō]势力趁机而入,河西走廊就这样从大唐的手中滑落。

阳关和玉门关,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它们不知道为什么,从某一天起,那些送出去的书信再也没有得到回复,遥远的地平线上也不再有驼队与人群出现,那些能歌善舞的女人、叮当作响的玉石,香气四溢的葡萄酒也都消失了踪影……

而此时,远在关外的士兵,因河西走廊的失陷,断绝了与中原的联系,当他们孤悬于西域,苦苦等待援助的时候,也只有阳关与玉门关在苍黄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静静地遥望着他们,是最后的呼应,也是最深的绝望。

库木塔格沙漠 (来自摄图网)

公元766年,吐蕃已先后攻陷了凉州、甘州和肃州(即武威、张掖和酒泉),敦煌(沙洲)沦为孤城。守城的军民在苦苦支撑了20年后,也终因外无救援,内无粮械而议和请降。

786年,河西与陇右一带的州县已尽数被吐蕃攻占,吐蕃统帅在占领区强制推行 “蕃化” ,要求汉人说蕃语,习蕃俗,“左衽[rèn]而服,辫发文身”。

然而,高压政策并不能驯服民心,敦煌在陷落后,州人虽“胡服臣虏”,但每到祭祀祖先的时候,都要 “衣中国之服” ,东向而拜,号啕大哭一场后,再把汉服脱下,偷偷藏起来。

“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蕃占区的百姓无一日不在翘首等待,这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

浩瀚如海的思念最终在敦煌掀起巨浪。公元848年,由张议潮率领的一支起义军高举 “回归大唐” 的旗帜,趁吐蕃内乱,夺回了敦煌,随后又以敦煌为大本营,一步步收复河西走廊。

他们管自己叫 “归义军” ,以“人物风华,一同内地”的主张,恢复秩序,抚慰人心,并派出十路信使,将敦煌光复的喜讯告知朝廷。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莫高窟156窟)

851年,张议潮委托兄长奔赴长安,将河陇十一州地图进献给唐宣宗,以重新确立与唐朝的隶属关系。

然而,从巅峰跌落的唐王朝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荣光,河西走廊虽然在名义上重新归属大唐,但中原皇帝已无力为经营河西提供实际的支撑,归义军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在强敌环伺的困境中夹缝求生。

从848年赶走吐蕃,到1036年被西夏攻灭,敦煌归义军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同中原建立联系的努力。

着中原官服的归义军后期领袖曹议金 (榆林窟16窟)

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 节点型城市 ,路通则盛,路阻则衰,这似乎是它躲不过去的宿命。

两宋时期,由于西域和中原之间又隔了一个 西夏 ,河西走廊通行不畅,海上丝绸之路便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当版图大无边的 蒙元帝国 到来时,北方又兴起了草原丝绸之路;而终于等到可以比肩汉唐的 大明王朝 时,中原政权已基本失去了经略西域的兴趣,嘉靖皇帝甚至主动将国界东移,在300公里外的嘉峪关闭门自守;敦煌就这样一步步沦为弃城……

嘉峪关,明朝中后期的西部边界 (摄影 孤城)

无人戍守的阳关和玉门关都相继崩塌了。它们倒向大地的时候,没有人看见那个过程,没有人知道是发生在白天,还是在夜晚,没有人听到砂砾随风吹散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天的风是往哪边吹。

所有的华章都被封存在了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而当它们再一次为世界所知,推开序幕的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提及敦煌,很多人会马上想到 莫高窟 ,而提及莫高窟也免不了说起那段伤心史。

从366年, 乐樽和尚 凿开第一掊黄土,到1897年, 王圆箓道士 住持莫高窟,1600的多年时光里,莫高窟的兴衰一直和敦煌保持同步。

转折发生在1900年的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晚上正在清扫流沙的王道士无意间透过洞窟墙壁上的一条裂缝,打开了一座装满了经卷的秘洞。

藏经洞中的写经

学问不多的王道士也许无从知道这些已经封存了近900年的文物古籍有何等价值,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件自己处理不了的大事。于是,他先是请来了本地的乡绅征询意见,然后又一路步行到敦煌县衙上报给县令,最后又赶着毛驴走了800多里路,去肃州拜见道台大人。但所有的奔走呼告最终只得来甘肃省府的一纸命令: 检点经卷,就地保护 。

四处碰壁的王道士,无奈间竟斗胆给远在京城的慈禧太后写了一封奏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苦苦等待。

饱受争议的王圆箓道士

他哪里知道,就在他推倒藏经洞秘门的那一刻, 八国联军 正在天津集结,准备进攻北京;两个月后慈禧将扮作农妇逃往山西;一年以后李鸿章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而重掌大权的太后,也将在罪己诏上高呼:“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整整七年,没有人理会王道士呈交的秘密,面对藏经洞里的文化宝藏,孤立无援的王圆箓也一定感到过一种说不清的沉重与困惑。

但他毕竟已经做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一切,面对三危山下历代住持的圆寂塔,他可以略略感到心安了。

三危山下的僧塔 (摄影 孤城)

敦煌有古经书现世的消息已经散布了出去,王道士为筹措经费连送带卖而散佚的少量卷子也开始在坊间流传。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循着线索来到莫高窟,次年,法国人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一前一后,莫高窟的大量经书文物被 连哄带 地以极低的价格卷走。除此之外,美国、日本和俄国的考察队也闻风而至……

保罗·伯希和在藏经洞翻检经卷

四万多件藏经洞遗书,大量精美的塑像,甚至连墙上的壁画都被这些所谓的探险家割下来打包装箱,大摇大摆地用马车拉走。

对于莫高窟,这无疑是一次惨不忍睹的掠夺,而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这不过是无数掠夺中最为平静、也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

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窃取的唐代塑像

因为文物是在王道士手中遗失的,他自然要为此承担骂名。但,在整个国家都要对西方人奴颜婢膝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底气对他倾注愤怒?

我们只能去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也只能把这种恨化作奋发图强的内力,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不会再遭受同样的欺辱。

敦煌,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多文化共荣共生的前沿阵地,始凿于魏晋时期的敦煌石窟更是秉承了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

从王公权贵到平民百姓,不论民族,不论阶层,都可以成为石窟的开凿者和供养人,所以石窟所展现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释迦牟尼涅槃像 (莫高窟158窟)

石窟的造像和壁画除美学和宗教价值外,还囊括了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歌舞、杂技、耕作、狩猎、营商、出行等 历史 事件和生活场景。而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阔,内容也更加翔实。

这些宝贵的 历史 遗赠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 历史 学、宗教学、人类学、 社会 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史、艺术史、 科技 史、民族史最难得、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乐舞反弹琵琶 (莫高窟112窟)

其实敦煌不只有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它们大都地处偏远,抵达不易,所以从明代后期就基本处于乏人问津,自生自灭的状态。

直到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在西方引起轰动,北京的学者们才后知后觉地把目光投向这片被遗忘甚久的土地。

1944年,国民政府在 社会 各界的呼吁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石窟群第一次被置于国家机构的庇护下。至此,数万件敦煌遗书已经流落国外30余年,世界各地的学者早已展开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和 探索 。

固然,文化遗产被窃取令人痛心,但也许正是这样, 敦煌学 的崛起和发展才会如此地苍劲有力。

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不远万里赶到敦煌,面对残破不堪的石窟,他们没有沉浸在悲伤中止步不前,而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和紧迫的使命感在黄土崖壁上埋头苦干。

他们知道,与其去恨,不如努力不再落后于人,与其去争,不如让那份瑰宝折射出更绚烂的光彩。

都督夫人礼佛图(段文杰临摹) (莫高窟130窟)

关于那些已经流失的文物,让我们欣慰的是它们至少得到了细致的保管,国外的学者和机构也在努力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它们所蕴藏的信息,并以共享的形式打开了全世界共同研究敦煌的局面。

曾经,敦煌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成为四大古文明的汇流地,所以今天敦煌学也更需要全世界的人们来参与探讨。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穿越河西走廊》系列连载

染织类毕业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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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探析吉祥观与景德镇明清彩瓷表现的图饰特点

34.日本近代染织技术的引进与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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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黎族传统纺线技艺研究

37.明代工艺美术色彩赏析

38.山竹壳天然染料对真丝织物的染色工艺研究

39.丰富设计素描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40.抗战前细纱交易困境及民族染织厂的应对

41.海南黎族织锦中基本纹图案探究

42.与大自然合作--染织产品设计的创意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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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渐变形式在当今染织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分析

45.棉麻手工染织面料在创意服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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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云南大理扎染视觉审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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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自然主义风格在日本纤维艺术中的表现与思考

55.我国印染织物产品标准与服装产品标准比较

56.隋唐染织工艺在敦煌服饰图案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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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蜡染的审美特征及其图案构成特征研究

94.医院社会化洗涤污染织物收集转运过程中医院感染质量控制

95.基于数学图形的染织图案设计研究

96.国际旅游岛背景下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海南黎族纺染织绣工艺为例

97.理性色彩与感性色彩在染织设计中的统一

98.软雕塑艺术语言对我国纤维艺术教育的启示

99.海南纺织史若干问题的探讨

100.可溶PVA伴纺高支纯棉色织面料的生产工艺路线

101.关于纤维艺术设计教学的思考

102.论佛教文化影响下的我国古代染织纹样

103.地域文化主题的染织旅游纪念品设计探讨

104.浅议市场需求对高校染织设计教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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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染织排水对日本青鳉幼鱼和胚胎的毒性效应

107.染织艺术设计专业素描教学改革的思考

108.染织艺术设计专业色彩教学改革的思考

109.地域文化主题的染织设计研究

110.论苗族服饰中龙纹图案染织绣技艺之美

111.染织艺术设计新论

112.关于染织专业学生手工台板印花实践的思考

113.染织美术教学中设计要素浅论

114.从材料的运用看中国染织工艺的发展

115.齐国染织工艺及对后世的影响

116.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117.浅论中国传统染织中的生命树纹样

118.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119.染织设计中的中国画元素

120.作业成本法在染织业的推广与应用

121.手工染织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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