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报告论文

（一）论文名称

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

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

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

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

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

（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

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

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

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

（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

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

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

（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 *** 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

（五）论文写作的目标

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

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

（六）论文的基本内容

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

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

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

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

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

（七）论文写作的方法

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

（八）论文写作的步骤

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

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

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①正义性的反侵略战争：这是中国民族革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两重性质的进步的和正义的战争，因此得道多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②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的凝聚力。从敌后战场到正面战场，从国统区到论陷区。从国内社会各阶层到国外华侨，从汉族到少数民族都充分体现了全民抗战的特点。③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和建立，到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到毛泽东《论持久战》指明抗战前途；从坚持斗争求团结巩固统一战线，到抓住国际国内有利时机及时反攻胜利，都突出了中共在抗战胜利中的关键作用。④两大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突出特点。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互配合；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作战的相互协调是二战胜利的根本原因,苏美对日作战是中国抗战决胜的有力配合甲午战史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才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抗日战争人物研究论文

张灵甫概述张灵甫（1903年8月20日－1947年5月16日），汉族，陕西长安人。中国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日名将、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原名张钟麟，字灵甫，后来为了表示开始新的生活，改名张灵甫，字钟麟。1903年8月20日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大乡东大西村。曾任中国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号称“王牌”、“模范师”、“抗日铁军”）师长。国共内战时期1947年5月16日阵亡于孟良崮战役，终年45岁，蒋介石称其为“国民党第一烈士”。机智多才从气质上来看，张灵甫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抗日英雄，又是一位肄业于北大、多才多艺的才子。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书法更是一绝。曾从一本“武陵藏珍”的书中，见到过张灵甫将军1943年常德会战期间题赠部下的“蔡松坡先生遗集”，字体“雄豪婉丽，冲淡清奇”。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儒将。从外形上看：身材挺拔，气宇轩昂，目光犀利，透着军人的果敢、英气、冷峻...... 孤芳自赏有人如下评价国民党方面将领的性格特点：“蒋介石是独裁自负，白崇禧是强硬主战，李宗仁是优柔平衡，陈诚是眼高手低，张灵甫是高傲悲凉。”“菜根谭”有云：“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耀足，如何超达？出事不退一步处，如飞蛾投火，羝羊触藩，如何安乐？”“欹器以满覆，扑满以空全。故君子宁居无不居有，宁处缺不处完。”然而，性格特点是很难改变的，性格决定人生。纯粹军人张灵甫可谓是国军中少有之悍将，抗日功臣！参加过南京会战，兰封会战，长沙会战，衢州会战，常德会战等历次会战，歼敌无算。在万家岭战役中与日寇血战五天五夜，配合主力部队全歼日本一个师团。虽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三年解放战争之中站错了队，但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有二个人的“纯粹性”是另人感叹和惋惜的，除了张灵甫，还有个沈从文。张灵甫将军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职业军人。在抗日战争中带领部队打过无数硬仗、恶仗和胜仗，多次负伤，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作为许多中国当代后人，可能只知道张灵甫及其74师（抗日战争期间称74军）在孟良崮战役中被陈毅、粟裕将军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全歼这一国共内战历史上的经典战例，而对于张灵甫将军在此之前的其他生平事迹，尤其是张将军在二战期间参与的许多和日寇军队之间正面进行的恶仗和硬仗却知之甚少。张灵甫所在的74军是一支抗日英雄部队，在军长王耀武将军的率领下几乎参加了抗战8年内所有国民革命军针对日军的重大战役，毙伤日寇无数，屡挫日军精锐，创造了全国闻名的德安大捷，被誉为抗日铁军。如果这段历史不为后人所知，那么对于壮烈牺牲殉国和流洒过鲜血的抗日英烈们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也是最令国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把这段真实的历史昭告中国的后人们，使他们对于发生在60多年前那段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只以意识形态和个人成败论英雄，我们应该破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糟粕，能够从历史的高度上客观、全面地评价张灵甫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一生所为，方不失为偏颇。 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21师步兵排长见习官，后升任排长； 1926年秋冬，国民革命第一军第21师连长； 1928年12月29日，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第2旅6团1营2连连长； 1929年5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9连连长；（蒋桂之战结束后，第四集团军第17师被缩编成中央军独立12旅，独立旅不久后被编入第1师）； 1930年5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营长少校； 1932年冬，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团副中校； 1933年，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团长； 1935年，杀妻吴海兰，被关入“模范监狱”； 1937年，第51师师部高参上校；（同年51师58师编成第74军，次年57师拨入第74军序列） 1937年10月，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团长； 1938年9月，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旅长； 1940年冬，第74军第58师副师长； 1941年10月24日，第74军第58师代师长； 1941年冬，第74军第58师师长； 1944年5月，第74军副军长； 1945年2月20日，授予少将军衔；（同月保送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 1946年4月20日，第74军中将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 1946年5月至6月，陆军整编第74师中将师长；（第74军整编番号更为陆军整编74师） 1947年5月16日，在孟良崮战役之中阵亡，享年45岁。

一个好答案都没有....

邓尼茨邓尼茨1891年出生于一个普鲁土的名门望族。他之所以想参加海军；主要是因为他愿意接受唯有海军才能提供的技术教育。他在19岁时加入德意志帝国海军，4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是轻型巡洋舰"布雷斯劳"号上的一名尉官。这就使他参加了战争初期的一个海军"插曲"。当时，"哥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两艘德舰逃过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围捕，到达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名义上出售给土耳其。这是一段非常不光彩的"表演"，年轻的邓尼茨由此认识到德国海军并非无敌于天下，英国海军在战术和技巧上都远比它占优势。此后两年，虽然这两艘军舰在名义上是属于土耳其，但邓尼茨仍留在"布雷斯劳"号上服务，偶尔也参加在黑海中的突击行动。由于害怕苏联黑海舰队的追击，所以不敢离开土耳其海峡太远，这也使邓尼茨学到了一些特殊的海战经验。 1916年，他返回德国并转入潜艇部队。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潜艇，也是他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经过初步训练，他被派到U39号上任守望官，1918年又升任UB68号的艇长。这是一艘在地中海内活动的潜艇，以奥地利在亚德里亚海上的波拉港为基地。他在那里与施泰因鲍尔相识，后者是第一次大战中德国最富冒险精神的潜艇指挥官之一。邓尼茨可能是从他手中学到了夜间水面攻击的理论，即利用黑暗的掩护，以求溜过敌方驱逐舰的警戒线发动攻击。他们两人约定在同盟国的一条护航线上会合，以验证他们的理论，结果施泰因鲍尔未能到达指定的会合点，邓尼茨只好单独去试验这一新理论。幸运的是一支英国的护航船队恰好到达附近海域。邓尼茨毫不困难地通过驱逐舰的屏障，悄悄地溜到了商船附近。他用鱼雷击沉了一艘商船，但此后在潜航时，潜艇失去了控制，不得不炸毁主压载水槽，以使其不至于因潜入太深而被水压所催毁。UB68号遂在英国船队中浮出海面。邓尼茨只好下令弃船。他被一艘英国驱逐舰救起，此后10个月，都在约克夏的战俘营中度过。毫无疑问，邓尼茨从此打定主意，要发展一种新战术来击败这种传统的护航原则。邓尼茨虽然不是一位海军历史学家，对于护航原则的光荣历史也未作过研究，但凭他自身的经验，他发现自从英国人在1917年采取护航的办法之后，德国潜艇开始功败垂成。传统的潜艇攻击天在白天用潜航的潜艇来执行，这对船队中被护航的商船已经不能造成任何影响。直到16年后，邓尼茨才有机会试验有关潜艇战术的新理论。1919年，他从英国战俘营返回德国，再度进入德国共和国海军。由于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那实际上是一支没有潜艇的海军。不过魏玛共和国政府还是秘密地在外国订造潜艇，这就使邓尼茨与潜艇的发展不至于完全脱节。实际上，他在海军中的服务还是以在驱逐舰和巡洋舰上为主，到1934、1935年，他已升到上校，负责指挥巡洋“"艾姆登号"。希特勒在1933年夺得了政权之后，德国海军重整旗鼓的前途也开始日益光明。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会晤，表示在其未来的建军计划中，海军在公平的分配中一定占优先地位，这样他就赢得了雷德尔和全体海军人员的拥护。在雄心勃勃的"乙计划"中，预定在1944年，德国将拥有一支强大而稳定的海军舰队，到1948年，其实力足以向英国海军挑战。虽然雷德尔对希特勒的效忠是毫无疑问的，但对纳粹党当则是另一种态度。雷德尔本人不曾入党，并且严格命令一切海军人员都不得参加政治活动。他讨厌且不信任戈林，对纳粹党的其他领袖的态度也是既冷淡又谨慎。。邓尼茨则恰好相反。虽然受到雷德尔的禁止，他不能正式加入纳粹党，但他对纳粹主义具有强烈的信仰．而对希特勒更是狂热地拥护。最初他还太年轻，资历浅，缺少表现的机会。但自从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地位日益提高，他开始培养与党内领袖之间的友谊，甚至对戈林也曲意奉承。尽管戈林有强烈的反海军情绪，但邓尼茨知道他是希特勒亲信中权力最大的一位。1943年初，邓尼茨接替雷德尔出任海军总司令，他立即解除了海军人员不得参加政治活动的禁令。雷德尔曾戏称他"希特勒青年邓尼茨"。自从当权之日起，希特勒的目的就是要支配欧洲。他的基本计划是先解决欧洲大陆问题，然后再占领不列颠帝国。基于这种思想，希特勒先开始和英国展开有关海军协定的谈判。在谈判所提出的建议中把德国海军的吨位数定为英国海军的35％，而潜艇则可达到45％。这个数字在某种环境下还可以增到100％。他们认为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对于这种程度的海上优势应会感到满意，也就可能不再干涉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冒险。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遂在伦敦签字。事实上，在《英德海军协定》签字以前，德国即早已开始建造潜艇，甚至在协议书的墨迹未干之时，第一支作战部队就已经产生。其指挥官即为邓尼茨上校，以后他又被任命为海军总部中的"首席潜艇官"，负责一切有关潜艇发展、政策、训练等项事宜。这使他有机会发展他的理论，并通过演习把这些理论付诸试验。邓尼茨的潜艇思想以两项原则为基础。第一，潜艇的攻击目标就是商船。对他来说，这就包括了潜艇战的一切行动和其目的。击沉一艘敌方的军舰不过是一种额外的收获而已。对商船的攻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更不必考虑平民生命的损失。根据《海牙公约》，在攻击商船时应先停船检查，而在击沉之前应对所有的乘员提供安全保障。邓尼茨不仅不理会这种规定，而且还花了许多时间去寻找《公约》的漏洞，以便使潜艇可以合法地在无警告情况下击沉商船．他狡辩说一艘商船在战时发出求救的信号就意味?quot;正在受到潜艇的攻击"．这就构成海军的一种情报来源。根据这种理由，它也就不应受《海牙公约》的保护。他的第二项原则认为潜艇根本上只是一种能潜航的水面船只，应像一艘水面军舰一样投入战斗，就对商船的攻击而言，这是一种超前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当时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潜艇在白天应潜伏在水中，当目标进入其射程以内时才在水下用鱼雷加以攻击。邓尼茨认为夜间的水面攻击最为有利。因为潜艇的指挥塔体型很小，在夜间几乎看不见，而潜艇的水面航速又几乎超过商船。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也就使潜艇可以到达最有利的火力发射位置。他毫不浪费时间。立即在波罗的海中设计演习以求验证他的理论是否正确。在训练人员时，邓尼茨非常注意细节。他要求全体官兵对德国潜艇的设计充满信心，同时也要掌握在一切恶劣天气条件下的操作能力。他用德国舰队来扮演敌方的护航兵力，试验其潜艇的夜间攻击技术。结果它们很轻松地穿过一道驱逐舰的屏障，一到达距目标600码以内的位置而未被发现。这就证明他所走的路线不错。夜间水面攻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狼群"战术。他设想在对方船队的可能航线上横向展开一队潜艇，假使有一艘潜艇发现了踪迹，就立即跟着它走，同时通知其他的潜艇集合在一起。并驶往前方等候。以便在次夜发动攻击。这种战术行动会产生许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最有效的指挥命令是发自海上的指挥潜艇呢？还是发自岸的司令部呢？一郎尼茨曾试验过这两种方法，最后发现在装备有精密通信网的岸上司令部中，他可以作较好的控制。不过他又迅速认识到这种控制体系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大量的讯号从海上潜艇中发出，将使敌方的方向寻觅系统易于发现我方潜艇的位置。他准备进行这种冒险，因为他认为从岸上进行有效的控制有较大的优势，同时他也相信英国还没有十分有效的高频率定向系统。在以后3年内，即1936年到1939年，邓尼茨根据他的理论建立起德国潜艇兵种。除了经常演习以求将"狼群"战术发展到最高效率以外，他还集中精力为这一目标设计了一种性能最佳的潜艇。对于这样的战争，其理想的潜艇是舰体要尽可能小，因为愈小则愈不易为敌人所发现；而从燃料储量来说，则希望它具有最大的续航力。因为任何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都使德国潜艇必须到达离基地很远的地方去作战。邓尼茨的工程专家发现，只要把排水量500吨的标准潜艇再增加17吨以加装油槽，即可以使其航程由6200海里增加到8850海里。这就是以后大量生产的VⅡC型。为了适应航程较远的战斗，他们还设计了740吨的潜艇，其航程为13450海里，这就是ⅠⅩ型，它与VⅡC型的生产比例为1比3。最后，为了真正的远程作战，例如在非洲的南部海域和印度洋的战斗，又设计了一种大型水底油轮，可以在海上为作战用的潜艇加油。这就是ⅩⅠⅤ型潜艇，其水面排水量为1688吨．那些潜艇艇长们称?quot;奶牛"。不过直到1940年底和1941年初，这种潜艇才开始按一定数量生产。在这4年中，邓尼茨对于德国潜艇兵种的发展，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是总负其责，他专心一意地投入潜艇部的建设，亲自选拔和训练人员，并把他自己的新战术思想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使他们树立坚定的信心；虽然他并非十个和善可亲的人，但他尽可能与他的艇长们保持接触。每当一艘潜艇出海演习回来，他总是在码头上欢迎官兵。所以全体官兵都把他当作父亲看待。在这几年中他在两方面最幸运。一是他在整个4年之内都能安于其位。德国海军不像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海军，不是在任职两年半左右就实行调职。这有两种好处，一方面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来发展和改善其战术思想，另一方面也使他的部下有一种安全感，知道这种指挥体系不会有所改变，他们不必害怕到时又要去适σ晃恍铝煨涞乃枷搿6�前亓值暮＞�懿慷缘四岽牧硌劭创��唤龀腥纤�俏ㄒ坏那蓖ё�遥��叶杂谒�岢龅囊�笠惨宦膳�肌5笔彼�故且晃患侗鹣嗟钡偷木�伲��以说氖撬�亩ネ飞纤竞＞�芩玖罾椎露�运�湃斡屑樱�谇蓖д搅煊蛑械囊磺形侍馐侨菪硭�笕ǘ览俊? 邓尼茨不仅对潜艇部队的建设专心致志，而且他对假想敌是谁也有坚定不移的看法。在1935年到1939年间的德国，也许只有他一个人如此坚信英国是未来战争中的主要敌人，他的一切训练和准备都指向这个唯一的目标。他甚至要求一切演习都应到大西洋中去进行，而不应限于波罗的海或北海范围内。雷德尔深信希特勒的诺言，即保证在1945年以前不与英国开战，所以他一点都不紧张，而是相应地去建造一支安定的大舰队。尽管邓尼茨对他的元首忠心耿耿，但在这一点上却保持着与希特勒不同的看法。他那时还是人微言轻，也就不敢随便表露自己的意见。 1939年4月26日，德国片面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德国占领捷克之后，英国就为波兰的安全提供了保证．两国的关系从此开始紧张，而这次废约行动堪称火上浇油。这不仅暗示战祸可能一触即发，而且也使英国人认清德国海军正在以最快速度重振旗鼓。依照雷德尔的Z计划，预计到1948年德国才能有233艘潜艇。但废约之后，邓尼茨认为德国决不能等到1948年去完成其舰队的建造计划。所以他力主德国的造船工业应立即停止其他一切船只的建造，而集中全力来生产潜艇。而最终雷德尔也只是决定把战舰和潜艇同列为第一优先而已。无论如何，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德国的工业在战争开始时未能交出邓尼茨所希望的那么多潜艇。当英国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邓尼茨手中的潜艇总共不过57艘，而其中只有46艘已完成战备，其中又只有22艘VⅡ型可以适应大西洋中的海战。依照惯例，一支潜艇部队通常是1／3在作战地区中巡逻，l／3在来往的途中行进，l／3在基地整顿和休息，所以邓尼茨在大西洋中能用的作战兵力不会超过7艘潜艇。这对于有效的"狼群"战术而言，显然是太少了。直到1940年10月，邓尼茨才有足够的潜艇来使"狠群"理论发挥真正的效力。结果实在惊人，在那一个月内，德国潜艇一共击沉了63艘商船，总吨位数达到35万吨之多。 "狼群"攻击的组织工作相当复杂，必须由邓尼茨在岸上的司令部作严密的控制。邓尼茨很容易地了解到对方的护航船队何时离开加拿大前往英国。以及所包括的船只数量。正常的情报部门就可以给他这种资料。个别潜艇散布在一条与敌方的预计航线成直角的直线上，根据能见度的差异，彼此间隔25海里到30海里，等待发现敌船。当其中一艘潜艇发现敌船之后，就立即用高频率的潜艇无线电波向邓尼茨报告，同时继续监视敌人的船队。它此时浮出海面但与敌船保持最大的能见距离，这样就不易被对方发觉。在监视的同时，这艘潜艇也就继续向邓尼茨报告敌方船队在航向或速度上的改变，以及天气情况和其他有关资料。当潜艇司令部收到发现敌情的报告之后，就立即用同样的高频率电波通知参加"狼群"行动的其它潜艇，命令它们向那一艘潜艇靠拢。甚至连它们应该怎样走都由司令部决定。当它们即将接近敌方船队时，原先的那艘潜艇就会用中波无线电来和它们取得联系。所有潜艇都奉有严格的命令，必须等待全部舰只到达后才开始攻击。它们驶往前方的某一位置，那是预计敌方船队在天黑之后能到达的地点，这样它们就可以在一整夜发动攻击。攻击的方法是依赖它们几乎完全不被敌人发现的特性，通过护航舰只的屏障线，一直溜到商船的中间，直到射程大约600码时才发射鱼雷。在这样的距离内几乎百发百中。当天快要亮时，潜艇立即开始停止攻击，以最高速度在水面上沿着船队的同一航向向前行驶，依赖其高速度进入下一个有利位置，等到夜幕再度垂下时再作第二次攻击，这样一夜复一夜，直到所有的潜艇把鱼雷都用完为止。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邓尼茨都对部队保持着严密的控制，从他的司令部中发出一连串的无线电报，指挥每一艘潜艇在每一分钟的行动，只在夜间攻击时例外。在夜间，各位舰长要用自己的技巧和主动性去达到适当的射程并尽可能击沉大量的商船。但何时开始攻击和何时停止则都由司令部决定。对于这种形式的攻击，英国人基本上毫无防御能力。在最初阶段，大西洋之战是完全靠肉眼来打的，决定胜负的问题就是要看谁先发现对方。潜艇显然占了优势。当时虽已有雷达，但受到巡逻飞机航程的限制，即最远只可以到达距机场200海里的地区而护航舰只则还没有装雷达。邓尼茨曾凭着高度的技巧和坚定的决心来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情况。部队执行命令时事无巨细都根据他的指示和决定来办。当然他也有失算的地方，譬如说有些鱼雷设计不佳，有向深水处潜入而从目标船底下通过的情况发生。邓尼茨不仅立即加以矫正，而且还把负责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另一方面他也有特别好的运气。最重要的是英国海军的密码几乎全被德国海军情报机构译出。所以，邓尼茨对敌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他指挥的潜艇也就能击中敌人而不被敌人击中。除了全面指导德国潜艇对英国海上运输的主力进行攻击以外，邓尼茨还能有余暇来计划和指导某些特殊行动。最使人难忘的是U47在1939年10月13日夜间深入斯卡巴夫罗，击沉了英国航空母舰"皇家橡树"号。这次成功使邓尼茨升任少将，并使他能与希特勒直接接触。他乘机向希特勒灌输他的思想；只有凭借潜艇作战才能击败英国。 1942年11月，英国的霍顿爵士接替诺贝尔，负责指导反潜战。在诺贝尔负责期间，由于缺乏护航舰只，所有的新舰都是立即投入战斗以至于人员都不曾接受适当的训练，等到雷顿接手时，由于造船工业的加速发展，专供反潜作战的舰只开始逐渐增多，于是他可以把它们组成护航群，加以适当的训练，以迎接大西洋中的新战斗。霍顿也象邓尼茨一样，深知士气在大西洋之战中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他也象邓尼茨一样要求其司令部具有高度的指挥能力和奉献精神。这样才能使所有护航舰只的舰长和飞机机长对一切战斗都充满信心。正象邓尼茨站在码头上欢迎潜艇返航一样，霍顿亲自乘坐小型护航船只和巡逻飞机在海上监督作战。他们二人在第一次大战时都是潜艇艇长，现在又开始斗智，而邓尼茨早已感觉大事不妙。 1942年2月，德国潜艇的损失开始剧增，这已经给了邓尼茨一次警告。损失的原因在于英国的水面和空中护航兵力都已装备1．5公尺的雷达。当德国潜艇在夜间攻击商船时，它们也会受到全速赶来的敌方护航军舰的奇袭。邓尼茨和他的技术专家很快就弄清了其原因在于一种新的雷达装置，它比老式雷达射程更远，也更精确，但直到8月间他们才找到对策，那就最所谓FuMB，这是一种雷达射线接收器，能够迅速告诉潜艇它已被雷达盯住，于是潜艇常能迅速潜入水中来逃避敌方攻击。但是对邓尼茨来说，敌军设下的网已经在收紧之中。1943年2月，联军又在大西洋中首次使用10公分的雷达。德国的FuMB不能接收这种新型雷达的信号，潜艇因此会突然受到袭击。也许是受到这种失败心理的影响，邓尼茨此时又犯了一个最大的战术错误。他命令所有潜艇在通过比斯开湾时，一律浮出水面并用高射炮和敌机对攻。这个倒霉的命令造成了重大损失。在2月间损失潜艇19艘，3月15艘，而5月更多达37艘，损失如此惨重，其原因不仅在于新雷达，还在于威力较强的英军深水炸弹。 1942年5月，希特勒要求邓尼茨出席讨论全面战争情况的定期元首会议，以使他亲自报告潜艇战的进展。邓尼茨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在雷德尔比较现实地作出评论之后，他就大谈其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这立即赢得了希特勒的赞许。所以当1943年1月雷德尔辞职时，邓尼茨就越过了其他资历较深的海军将领而接任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希特勒在戈林的唆使下下令把所有大型军舰都报废，舰炮改为岸上炮，人员则用来扩充潜艇部队或补充陆军。雷德尔遂愤而辞职。邓尼茨最初同意希特勒的命令，但几星期之后，他弄清了海战的全盘情况，又要求希特勒收回成命。就潜艇战的指挥而言，邓尼茨的确成就卓越，但他似乎不能胜任海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对于地中海战役的处理，尤其是在非洲的撤退和联军进攻西西里岛时，就显得不太高明。他本人在当时确信问题的关键在于陆军的补给，他坚决主张使用所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军舰，从巡洋舰到潜艇，来运送补给而不参加战斗。这一错误导致轴心国部队在突尼斯大批投降，联军在西西里岛顺利登陆。同盟国的空中兵力在大西洋地区迅速增加，尤其是在使用护航母舰之后，大西洋中部海域的漏洞也被填补了。这就使潜艇的水面攻击战术不再有用武之地。1943年5月之后，所有德国潜艇都撤出北大西洋。到此时，邓尼茨似乎已经知道海上的战争是输定了，两年多以来，他一直都在用新型潜艇的神话来欺希特勒，甚至也可以说他最自欺欺人。这些神话不久被揭穿了。首先是所谓?quot;史诺克"通气管，它可以容许潜艇在潜航时仍能使用柴油巡航体系。瓦尔特潜艇是第二种发明，它使用双氧水作为涡轮机的动力来源，但由于技术困难太多，几乎直到战争结束时才发明出来，已经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当海战地点已经接近德国本土时，邓尼茨又赶造了大批小型潜艇以求扭转劣势，结果是不仅损失惨重，而且也毫无成效。当联军迫近柏林时，所有的纳粹要人中，只有邓尼茨和戈倍尔还真正效忠于希特勒。 1945年4月26日，戈林企图接管政权，希特勒大怒，命令立即将他拘捕正法。希姆莱也私自想和同盟国接触。所以希特勒在自杀前，留下遗言任命邓尼茨继任德国元首。邓尼茨于5月1日就职，起先他还希望和西方同盟国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他以为西方国家将会利用他来对抗苏联并控制战后的德国。这种梦想只维持了3个星期就破灭了，5月22日他被捕，和其余的德国领袖们一同在纽伦堡接受战犯审判，并被判处了10年徒刑。他在1956年刑满出狱，后来在德国过着休闲的生活。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潜艇战的指挥官，邓尼茨毫无疑问是卓有成就的，但在充任海军总司令时，他却完全失败了。他缺乏对战略问题的了解和长远眼光。但是即使当时德国能有强大的海军，他也还是照样不可能有杰出的表现。

这个最好的就是他了！！著名的法兰西共和国将军和皇帝拿破仑一世于1769年出生在科西嘉的阿雅克修，他的原名叫拿破仑．比欧拿巴特。法国只是在他出生前15个月左右才获取科西嘉。年青时拿破仑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认为法国人是压迫者。但是拿破仑却被父亲送到法国军事院校学习。1785年毕业时，他年仅十六岁，就开始在军队当少尉。Napoleon I 四年后，法国革命爆发了，刚成立不久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几年之内就卷入了同几个外国列强战争的急流之中。老天头一回赐给了拿破仑出人头地的机会，他指挥炮队在1793年土伦包围战中，从法军和英军手中收复了土伦。此时他已经放弃了他的科西嘉民族主义思想，把自己看作是法兰西共和国人。他在土伦包围战中立下了战功；被提升为旅长，1796年又被提升为驻意大利法军司令。从1796年到1797年，拿破仑在意大利赢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随后以英雄的身份返回巴黎。 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埃及，这次出征惨遭失败。虽然拿破仑的军队在陆地上取得了全盘胜利，但是纳尔逊统率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海军摧毁了法兰西共和国舰队。1799年拿破仑放弃了他在阿拉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共和国的军队，返回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回到法兰西共和国发现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他指挥意大利之战的成功而不是出征的溃败。拿破仑利用这一优势，一个月后就与阿贝?西叶雨及其他人一起发动了一次政变，宣告成立一个新政府——执政府，他任政府的第一执政。虽然拿破仑主持制定出一部完备的宪法，并为民众投票通过，但那只不过是他实行军事独裁的一付假面具，他很快就战胜了政变中的其他同谋者。因此拿破仑飞黄腾达的速度令人吃惊。1793年8月在土伦包围战之前他只不过是个无名鼠辈，一个24岁的非完全法兰西共和国血统的小军官；不到六年以后，年仅30岁的他就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无庸争辩的君主，他在君主的宝座上一坐就是14年多。拿破仑在执政期间，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行政和法律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他改革了法兰西共和国的金融结构和司法制度；创办了法兰西银行和法兰西大学；实行了法兰西共和国行政的中央集权制。虽然其中的每项改革对法兰西共和国本身产生了重要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持久的影响，但是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拿破仑所进行的改革中有一项肯定远远地超过了法兰西共和国国界，这就是创编了法兰西共和国公民法典，著名的《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法兰西共和国革命的理想。例如，在法典面前人人无血统特权，在法典面前人人平等。与此同时法典还与过去的法兰西共和国法律和风俗相近到足以使法兰西共和国大众和法律界接受得了的程度。总之，法典稳健适度，条理清晰，简洁明了，令人夸口称颂。因而法典不仅在法兰西共和国一直得到实施（今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民法与原版的《拿破仑法典》明显相似），而且经过局部的修正也为许多其他国家所采用。拿破仑一贯主张的方针就是做革命的保卫者。但是1804年拿破仑却正式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帝国皇帝，而且还让他的三个兄弟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登极。他的这些行为无疑引起了一些法兰西共和国共和党人的忿恨——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对法兰西共和国革命理想的彻底背叛——但是拿破仑所面临的唯一严重的困难却是来自对外战争。 1802年拿破仑在亚眠与英国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目的是使法国在历经十多年连绵的战争后有个喘息之机。但是翌年和平条约就被撕毁，法兰西帝国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同盟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长期的战争。虽然拿破仑的军队在陆地上不断地赢得胜利，但是不打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海军就无法征服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805年拿破仑时运不济，在特法拉加海角上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海军势如破竹，取得了彻底胜利，此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基本上取得了海上的控制。虽然拿破仑仅在特拉法加海角战六周后大破奥俄联军，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但是也未能真正补偿他那海军的重大惨败。 1808年拿破仑使法兰西帝国卷入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场长期而无目的的战争，使法军多年陷入困境。但是拿破仑铸成的致命大错是他的征俄之战。1807年拿破仑会见俄国沙皇，签订了提尔西特协议，发誓要建立永久性的友谊。但是亚历山大一世拒绝接受大陆政策使这种联盟却逐渐出现了恶性分裂，1812年拿破仑率大军入侵俄国。战争的结局为人所共知。俄国部队在一般情况下避免与拿破仑进行对阵战。于是他得以迅速出击，到九月份就已经占领了莫斯科。但是俄国人点然起漫天大火，几乎使全城化为灰烬。拿破仑在莫斯科等待五个星期，求和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于是终于决定撤军，然而为时已晚。俄国的军队以逸待劳，俄国的冬天残酷无情，法军供给短缺，这一切立刻使法兰西帝国士兵心惊胆颤，乱作一团，相互践踏，结果能活着逃命者还不足百分之十，面对如此情况，拿破仑又一次离开了自己的军队，只身返回法国本土，即刻组建军队准备迎击那些随时有可能背叛法国的人。不出所料，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认识到现在是他们摆脱法兰西帝国的妙时良机。他们共同会师攻打拿破仑。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又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失败。翌年他宣告辞职，被放逐到意大利沿海的一个小岛——厄尔巴岛上，这里不应该是他人生的终点，作为一个影响了整个欧洲半个世纪的领袖，这样的离开自己的舞台并不光彩。他要与命运抗争，要与他的人民在一起。 1815年他从厄尔巴岛奇迹般的逃回法国，在法国他不费一枪一弹夺回了帝位，欧洲的列强们惊奇了，恐慌了，害怕了。面对这样的威胁，欧洲列强再次对他宣战。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成了拿破仑最终谢幕的舞台。滑铁卢之战后拿破仑被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人囚禁在南大西洋的一个小岛——圣赫勒拿岛上，于1821年因患癌症在那里死去。拿破仑的戎马生涯矛盾重重，变化莫测。他在战术上的指挥天才令人拍手叫绝，如果仅从这方面来判断，也许可以把他看作是超乎时空的最伟大的将军。但是从重大的战略上来看，他却犯下令人瞠目的错误，如对阿拉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俄国的入侵。拿破仑的战略错误非常严重，因而他算不上第一流的将军。这一评价有失公允吗？我认为不是的。毫无疑问，评价一位将军是否伟大的一个标准要看他是否有能力避免造成重大伤亡。因此评价像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样最伟大的将军就不会引起争论，因为他们的军队从未打过败仗。拿破仑最终被打败了，因而他在国外征服的领土也如漫天浮云，随风飘散。1815年他最终失败后，法兰西共和国占据的领土比1789年革命爆发时还要少些。毫无疑问，拿破仑是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人们常常把他同希特勒相提并论，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区别。希特勒是用幻想构建社会并用最简单的方法将其实现，而拿破仑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他对耸人听闻的大屠杀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宁愿用时间看看地图考虑下一个进攻目标，是自己戴上战神的桂冠。拿破仑的统治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能和纳粹集中营相比。而随着军事冒险的不断成功，拿破仑对权利与胜利的崇拜已到了玩世不恭的程度，他说：“要主宰世界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要强大，因为力量强大就无所谓错误，也没有幻想可言；这是赤裸裸的真理。”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拿破仑对自己的驻俄大使、力劝他不去征讨俄国的科古兰不屑一顾的说：“一场漂亮仗会使亚历山大（俄皇）清醒过来。”即使是在他从俄罗斯铩羽而归之时，还是拒绝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调停建议。我们回顾拿破仑帝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在1812年以前，法国与欧洲国家签定的《亚眠和约》与《提尔西特和约》，都承认了法国在欧陆的特权和优势，如果他在那时收手，作一个“仁慈的霸主”，就有可能保持住这种地位。但他欲壑难填，要做与中世纪查理曼大帝相当的皇帝，最终把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拿破仑[1]名声显赫，人们容易过高地估计他的影响。他在短期内的影响确实很大，比亚历山大大帝也许还要大，虽然远不如希特勒（据估计在拿破仑战争中死亡的法国士兵将近50万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德国人有800万名）。无论如何，拿破仑的活动在数目上和对其同代人生活的影响都远不如希特勒。从长期影响来看，拿破仑似乎比希特勒更重要，但不及亚历山大。拿破仑在法兰西帝国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改革，但是法兰西帝国人口还不到世界的七十分之一，因此一定要如实地看待这样的政治改革。从对法兰西帝国个人生活的影响来看，他的改革远远不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发生的规模空前的政治改革。据说拿破仑时代为巩固法国革命时期的成果和确保法国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提供了时机。因此在1815年法国君主制度最终复辟时，这些变化已经如此深入人心，恢复旧制度的社会秩序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发生在拿破仑之前，1799年拿破仑开始执政时要回到原来状态看来就已经为时过晚了。尽管拿破仑自己有建立君主制的野心，他还是为在全欧洲传播法国革命的理想起了作用。拿破仑对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他对西班牙的入侵削弱了西班牙政府的实力，使它在几年的时间里不能控制它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就是在这个实际上的自治时期，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开始了。拿破仑做了一笔交易，这件事看来和他的主要意图无关，然而却成为他一生中产生最持久最重大的影响的一件事。那就是1803年拿破仑向美国出售了一片辽阔的土地。他认识到要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在北美占据的土地不受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掠夺，想必是非常困难，此外他资金缺乏。路易斯安那契约也许是整个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土地转让，使美国成为一个接近占有一个洲的面积的国家。如果没有路易斯安那契约，就很难预料美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肯定会与今日的美国迥然不同。的确没有路易斯安那契约美国能否成为一个大列强国都很难说。当然拿破仑并不是促成签订路易斯安那契约的唯一因素，美国政府显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兰西共和国要价非常低廉，似乎无论哪届美国政府都有可能愿意做这笔生意，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出售路易斯安那领土的决定却只是通过拿破仑一个人做出的。

抗日战争纪念网研究论文

今天，我怀着波动的心情早早的待遇在台式机前等待着《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著手。阅兵是中国向世界表明我们坚持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窗口。我不知道那天让我期待了多久，因为对阅兵有极大的兴趣，建国60周年的阅兵式我也记不清看了多少遍，这次终于有机会在屏幕前近距离接班一番了。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战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战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爆发时间最早、历时最长。中国人民抗战战争坚定了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认为可靠，感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民族牺牲。看见阅兵式上的官兵们雄赳赳气昂昂、英姿飒爽的样子使人们倍感精神振奋、非常自豪，有这样的军队、有这样的官兵作为一名中国人我非常骄傲。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纪念活动，呼喊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与热爱和平的国家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开启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回头看70年前，以前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社会情况，内忧外患，贫困落后，如今可谓是截然不同了。现代化的城市，信息化的设备，巨舰横行海洋，坦克碾压陆地，战机翱翔长空，核武器威慑世界。现在的国家发展日新月异，这便是社会建设者立下的赫赫战功。二十一世纪，判断了祖国的飞速进步与发展，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别人的成果中，我们应建立起远大的理想与目标，向着我们远大的理想去努力，去建立起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自强不息，激流勇进，永不服输，是我们中华人民的传统精神。历史启示了我们将来的路不可能一马平川，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是这条路我们会走下去，因为正是这些迎刃而解，坚持不懈，顽强拼搏，刻苦钻研才成就了我们祖国的今天，成就了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今天，中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作为中华民族子女的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把我们的祖国发扬光大。更应该为祖国作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让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奋斗吧，为我们的祖国有我们而骄傲！观察后真可谓感慨万千。我信任在看完《胜利日大阅兵》后每个人都会有所改变，让我们丢掉昨天的不快与气馁，共同走向新的明天！祝祖国繁荣昌盛，更加繁荣富强，早日达成祖国的伟大复兴！中国——万岁，中国——加油！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时间在日出日落间慢慢消磨，带走了我们很多东西。抹掉了某些记忆，然而，走过必留下痕迹。有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因为它经过的是血与泪的洗礼！ 8月15日是个特别的日子，65年前的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激动万分的时候，因为抗日战争在这一天得到了胜利！回首这段血雨腥风的岁月，我们的不甘、悲叹、愤怒都无法形容那段岁月的动荡不安。这是一部沉重的灾难史，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百多年来, 我们中国无数次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宰割，从1874年起, 日军陆续占我台湾, 吞并琉球, 发动甲午战争,加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在我东北进行惨无人道的日俄战争, 侵占我旅顺、大连, 划南满为其势力范围……这一件一桩的数下来，可知我们这大半个世纪过的是如何艰苦。可我们并没有向邪恶势力低头！无数的同胞开始了在白山黑水间的战斗，让世界知道，你可以占领我们的土地，可以烧毁我们的家园，可以屠戮我们的亲人，但是永远也不要妄想征服我泱泱中华！六十五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1937年，侵略者踏着中国将士的血泊，华北人民的泪水，侵占了北京。那道曾经阻挡多少异族入侵的雄伟长城此时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人们不仅仅是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叹，更有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怒吼，这条沉睡世界东方的巨龙彻底的觉醒了！在中华民族存亡的非常时刻，多少热血儿女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他们为赶走日本鬼子，求得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枪林弹雨中写就了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的人生篇章。历时八年的峥嵘岁月，中国人民终于熄灭了日寇在华夏大地燃起的战火硝烟。六十五年了，六十五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自此扭转百年衰败沉沦的历史，古老的中国从此走向民族的独立与自强。 ,三查三看战争总是邪不压正的，正义的力量总会取得胜利，然而胜利也是要代价的那便是鲜血。没有人清楚知道有多少生灵在那场全人类的灾难中消逝，有多少文明在战火中湮灭……我们回首战争，因为珍爱和平，在无数英烈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在战士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中，我们在抗战胜利65周年到来之际，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缅怀，一种反思……缅怀先烈：80后的我们不能切身体会先烈们的牺牲，不能明白如何放弃小我成全大家，做出这样决定的坚决。可是我们也了解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坚决是多么的难！我们只能通过文字，通过资料，通过老一辈人的回忆去了解。即使是这样通过了修饰，没有同现实一样血淋淋般的惨烈。我们听到的、学到的、看到的也是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怎能想象，丧尽天良的日寇在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怎能想象，灭绝人性的日寇对我东北同胞的活体实验；怎能想象，关内关外，大江南北，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这样就越来越明白和平的重要，越来越懂得现在的和平年代来的多么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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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社论文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看，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看，既有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内在原因，也有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外在原因。从两个原因的主次关系看，内在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在原因看，起作用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我就围绕这个问题作个发言，谈五个问题与大家探讨和交流。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1 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领导和影响民众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能否广泛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这是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和条件。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个时间比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国进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早10年。尽管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立即发起了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别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当时虽然力量还很弱小，而且没有所谓的合法地位，还不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但是，却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开展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由局部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组织了各种抵抗武装。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的联系，并组织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了杨靖宇、赵一曼等多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最后都英勇牺牲，成为受后人景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英雄。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曾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灭日军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中国大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国民党内的抗日派进行局部抵抗。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1933年6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了察哈尔抗战，中国共产党派遣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这次抗战曾乘胜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等大部分失地。吉鸿昌就是这次抗战中涌现出的闻名全国的抗日民族英雄。1936年，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发起了绥远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重任。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2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根本保证。那么，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力量是由谁团结凝聚起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是谁领导和主导的呢?按理说应该由当时处在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和主导。但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的抗战则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主导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倡导的、谁促成的、谁坚持和维护下来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尔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在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并开始在东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结束，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宽广胸怀，捐弃前嫌，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的深仇大恨，努力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始终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抗战就有倒退的危险，就有失败的危险，也就有使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在抗战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损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中国抗日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险，防止了分裂，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3 我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军事力量又非常弱小，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就至关重要。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与国民党实行的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方向和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这个胜利将会是人民的胜利。如果按照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历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种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方法。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即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 1938年5月，他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路线图。持久战总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抗战形势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战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也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下正确战略战术的展开和具体实施。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它是长期贯穿于抗日战争的战争形式，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特有效战法。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4 我谈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如上所述，领导和主导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领导和组织形式。而中国的抗日战场由于国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同、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不同，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又造成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战略布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场的形成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成为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到战略反攻阶段时，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敌后战场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逐步成为中国坚持抗战和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这些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与敌人作战的立足点，是牵制、袭扰、消灭敌人的出发地和前沿阵地，是实施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这些区域不是从国民党政府的手中划定而得到的，而是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又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来的。在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通过各项建设，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中国社会的雏形。这一切与国民党统治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果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八路军115师就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信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从陕甘宁一隅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迫使日军将兵力转向后方，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从抗战全局看，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个问题。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日本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充斥着对中共游击战无可奈何的感叹。可以说，这一时期，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为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3年敌后战场部分地区开展了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到1945年底，在全面反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万余次，消灭日伪军万人，其中日军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写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由此可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5 我谈的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被侵略、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凶狠，惨无人道，其铁蹄践踏之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毁，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正像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深刻内涵。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而日本法西斯实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贫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因此，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最大时才100余万平方公里，只占全国总面积不到1/9。人口最多时也才约1亿，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4。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非常有限的资源，直接取得如此巨大的抗战胜利成果，实属不易。最后，我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点感悟作发言的结束语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重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它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候，它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践行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维护者。历史启迪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们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此来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可以警示当下，烛照未来，它可以作为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抗战时期国军的特质与困境》，《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2、《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与唐小兵对谈）》，《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2014年1月。3、《高山滚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收入《新史学》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10月。4、“Rocks Rolling Downhill: The Continuity and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ofModernChineseHistory, (June 2013),、《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新史学》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10月；收入徐秀丽、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3－309页。6、《革命的经纪人：中共早期工农运动的仲介群体》，载吴淑凤等编《近代国家的型塑：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13年6月，下册，第1015－1031页。7、《蒋介石与党国元老（1925－1932）》，载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1册，第429－46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9月。8、《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杂志为视点》，载铃木贞美、刘建辉编《东アジアにおける学芸史の総合的研究の继続的発展のために》（国际研究集会报告书第31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2013年3月，第173－196页9、蒋介石的阅读史、蒋介石的阅读年表，载吕芳上主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台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12月，第277－334页。10、“ChiangKai-shek'sreading:aninquirybasedonChiang'sdiary,1920s-1940s,” JournalofModernChineseHistory,(June 2009),、《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载余英时等著《不确定的遗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第103－128页12、「亡国，亡省，亡人：1915年から1925年における中国の3回にわたる反日运动の変化」，载刘杰、川岛真编『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认识：日中関系150年』，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8月，第57－77页13、“The Battle of Hunan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s Response to Operation lchigo,” in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2011, .）14、《蒋介石和国民党(上、下)》，《理论视野》2011年第11、12期。15、《“反革命罪”的源起与剔除》，《政府法制》2011年第12期。16、《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载吕芳上编《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3月；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17、《蒋介石的阅读史》，《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04期。18、《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1期。19、《从五四到五卅：城市民众运动的组织动员（1919－1925）》，《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韩国）2009年第43辑。20、《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1923－1927）》，载吕芳上主编《论民国时期领导精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21、「党员·党组织·都市社会：上海の中共地下党」，日本『中央大学政策文化综合研究所年报』第13号，2010年8月。22、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互动，《两岸发展史研究》（台北）2009年第6期23、「个人、社会、大众、党：五四运动前后の连关と发展」，载村田雄二郎编『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东京，有志舍2011年9月出版，第247－267页。24、「跨越鸿沟，关注连续」：评『一九四九年前後の中国』，『近きに在りて』2008年53号。25、《北洋时期的南北畛域观念》，《陆荣廷与旧桂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26、《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27、《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历史研究》2008年3期。28、《联俄与师俄：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的意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开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2008年。29、《“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4期。30、《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变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韩国）2007年33辑。31、《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期。32、“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on a Wartime Campus:A Study focused o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October 2007),、《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4期。34、《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年1期。35、《“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5期。36、《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3期。37、《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3期；《新华文摘》2004年20期。38、“Power Transmutation and Factional Struggles among Members of the GMD Central Committe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 (Autumn 2004), 、《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历史研究》2003年5期。40、《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5期。41、《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4期。42、《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近代史研究》2002年5期。43、《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自省：以1944－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44、《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5期。45、《从“容共”到“容国”：1924－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46、“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hip:The Functioning of KMT’s Rule by Party at Local Level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 (Spring 2002), 、《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3期。48、《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苏东学刊》2001年1期。49、《以共和精神治校：陈裕光与金陵大学》，《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0、《探索女子高等教育办学之路：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1、《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2期。52、《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3、《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递嬗：以1927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重点》，《历史研究》1999年2期。54、《教会大学学报校刊出版史略》，《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55、《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2期。56、《战前中国的抗日民族教育：以中小学教科书为视点》，《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增刊。57、《九一八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3期。58、《留学与救国：1931至1937年中国留日学生的行为与心态》，《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59、《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2期。60、《失去重心的乡村社会：民国时期乡村权势的转移与蜕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61、《教会大学与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2、《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1996年4期。63、《留学与救国─战时海外学人群像》，《抗日战争与上海》，1995年。64、《民国初年的女性犯罪（1914－1936）》，《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1993年创刊号。65、《从深闺走向世界的女子留学生》，《明报月刊》（香港）1993年9期。66、《民国时期离婚问题初探》，《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1992年。67、《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官僚政治》，《历史档案》1991年4期。68、《近代中国学会的历史轨迹》，《学会》1990年6期。69、《近代中国节育运动述略》，《人口研究》1990年2期。70、《近代留学生与华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3期71、《近代军事留学生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3期72、《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东南文化》1989年1期。73、《三十年代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民国档案》1989年3期。74、《取径东洋，转道入内：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6期。75、《抗战时期留学生群像初探》，《近代史研究》1989年4期。

1、《日本侵略军的“盐遮断”轰炸》，《文史杂志》，2000年第4期。2、《范旭东在自贡重建久大盐厂原因述评》，《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3期。3、《论抗战前的“移民开发西北”思潮》，《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4、《抗战时期的西部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天府新论》2004年第2期。5、《抗战时期西部航空运输业建设》，《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6、《抗战时期大后方内河航运建设》，《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7、《1927-1937年知识分子的“移民开发西北”观》，《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 2005年。8、《清末民初川江轮船运输业的兴起与济楚川盐运输近代化》，《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2期。9、《西南民族地区毒品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关怀——评秦和平著《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10、《抗战时期西部公路建设》，《历史档案》2007年第1期。11、《“驼峰”航线与美国对华援助》，《长白学刊》2007年第2期。12、《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交通立法与交通管理》，《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3、《抗战时期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14、《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15、《陇海铁路与陕西城镇的兴衰（1932-194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16、《抗战时期人口迁移及对西部开发影响的全景展示——评张根福著〈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17、《个旧锡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1890—1949）》，《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8、《滇越铁路与云南矿业开发（1910－1940）》，《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19、《抗战时期西北皮毛贸易与大后方经济运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抗战时期四川的粮食运输管理》，《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4期。21、《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22、《免费师范生历史课堂教学实习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西南大学为例》，《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第11期。23、《1931—1937年欧亚航空公司的经营管理与业绩分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24、《近代内蒙古地区疾病流行与蒙古族社会变迁》，《中华医史杂志》，2013年第2期。25、《西南土产外销与大后方口岸贸易变迁（1937－1945）》，《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26、《抗战时期广西企业公司研究（1941－1944）》，《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3期。27、《形象塑造与政权巩固》，《二十一世纪》（香港）2014年第1期。代表性学术专著：《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7月，约60万字。主讲课程：1、《中国近代史》必修（本科生）2、《中国近代经济史》选修（本科生）3、《中国现代化进程》选修（本科生）4、《抗日战争研究》选修（研究生）

抗日战争文献论文

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整个中华民族

中国战场歼灭日军兵力数

区分

毙伤俘及反正

*** 军

527,422人另加上万余人(1) 计751,422人

*** 军

859,626（未包括俘及反正人数）

合计

1,611,048人

注(1)：东北抗日联军毙伤日军约万余人(参见《大同报》1936年3月20日，《军史资料》1987年第4期。

另据日本方面统计为万余人。

)

从表中显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消灭日军130余万，其中中国 *** 军共歼灭日军85万余人，而中国 *** 军歼灭日军是52万余人（未加东北抗日联军毙伤日军约万余人）,从数量上看，显然中国 *** 军歼灭的日军人数多于中国 *** 军（加东北抗日联军毙伤日军数量总共是75万人），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说作为中国军队的 *** 军队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呢

对于学生提出的这一问题，开始我也有点迷惑，毕竟通过数字对历史进行定量分析是得出科学结论的重要依据，但后来经过查阅资料和独立思考,我觉得对此问题要既要全面看待，又要注意在定量基础上对史实进行定性地全面的分析。

怎样全面看待？我的看法是应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

那就是首先要从抗击日军侵华的军事力量分阶段地看到底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然后再从政治上分析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最后再加以全面地综合地考察，得出结论。

具体而言：从军事上来说，在抗日战争整个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的初期，应该说相对于蓄谋已久，准备充分，装备精良的日军来说，中国 *** 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其原因何在？众所周知，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双方虽然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领导全民族的抗战。

但此时，由于刚刚经过长征，中国 *** 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军事装备上力量都比较有限，正因为如此，此阶段中国 *** 可能更多地起的是组织和宣传的作用，真正与日军主力作战的是中国 *** 军。

事实表明，此阶段蒋介石调集几百万正规军与日军在凇沪、太原、徐州和武汉等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些战役虽然都以中国军队的最终失败而告终，但它粉碎了日军曾经吹嘘的三个月 *** 的狂妄计划，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以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延伸，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从中国 *** 军参战的人数、作战的规模和次数上来说，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阶段中国 *** 军在军事上应该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这种情况随着日军因占据中国大片领土而导致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物资匮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才慢慢发生了变化。

1938年10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所谓的“日中亲善”、“经济合作”和“共同防共”的“三原则”，标志着日本开始改变侵华政策，采取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 实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将主要兵力用来进攻 *** 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和疯狂的“扫荡”。

受日军侵华政策调整之影响，中国当时出现了以 *** 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卖国求荣活动,一时之间，国内投降倾向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为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坚持抗战，克服投降危险， *** 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大规模主动出击日军，组织了包括百团大战在内的一系列战斗，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自信心。

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 *** 领导的敌后战场抵抗日军的62％—75％和几乎所有的伪军，这样相对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夺在西南一隅的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 *** 开始出现的消极避战之策略来说， *** 领导的抗日力量的确已经取代初期的中国 *** 军而成为了抗击日军侵华的“中流砥柱”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后期，特别是1945年的春季、夏季大规模攻势作战， *** 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9％和伪军兵力的95％，而中国 *** 正面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数量则下降到31％和5％了。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 *** ’(即指 *** *** )的影子也没有。

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 *** 夺过去。”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抗战的这种“中流砥柱”的变化。

由此分析，我们说，从军事上分阶段地看，在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中国 *** 军是抗击日军侵华的“中流砥柱”；而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的初期， ***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占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并与中国 *** 军所进行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形成了对日军的战略夹击态势，此时中国 *** 军和中国 *** 军都是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这种情况随着日本诱降政策的实施，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战后， *** 领导的抗日力量才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而成为了抗击侵华日军的“中流砥柱”。

总之，从军事上说，不管是中国 *** 军的正面战场，还是中国 *** 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双方都曾经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与军事上的这种格局不同，从政治上看， *** 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抗战的正确方向，从而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其原因有：其一、相比起面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断侵略中国，而蒋介石还在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而言， *** 最早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各界很早就树立了一面旗帜，正是这面旗帜， *** 在后来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建立和维护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精神象征，当然不是说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 *** 没有起号召作用，恰恰相反，在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的时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所以 *** 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侵略中国的斗志。

其二、相对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 *** 速决速战的“速胜论”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投降论”来， *** 根据中日双方实际情况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更符合中国当时抗战的实际情况，因而成为了指导全国抗战，最后夺取抗战胜利的指导方针。

历史研究不仅要看定量分析，而且还要看定性分析，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全面地综合的加以考察，才能更好地认识抗战中的“中流砥柱”问题。

综合以上具体而全面的分析，从总体上看， *** 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摘抄别人，可参考！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长达14年的复杂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海外侨胞，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共产党在处于非执政和受围剿、遭打压的条件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逐步成为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流砥柱”的观点，最早源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25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党内指示，即《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文中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进一步丰富和史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雄才大略，又身处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环境中，他对中国抗战的过往和前程均有深刻的感悟和科学的预测。该文虽然很短，却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经典的概括。

一、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战全史

我们将抗日战争正式界定为14年，这源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就开始了”。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放弃了抵抗，所谓8年抗战，只能理解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表现在她坚持了东北抵抗，构筑了抗日战争的全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是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东北早有窥视和插足。但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是关东军提前恶意挑动的，日军本土总部尚未部署兵力。当时，日军在辽宁的关东军只驻有1个师团约万人，另有“满铁”支队3000余人，事变发生后，该师团才请求国内增援。日本军部于19日开会讨论时还作出决定，遵照内阁决定“不扩大”办理，但暗中又表扬和支持了关东军，才从驻朝鲜的2个师团中调入东北1个旅团。同时，当时日本全国的军力除海军外只有17个师团，约34万人，能调入中国东北的多则3—5个师团6—10万人。

反观当时的东北军，至少有正规军35万人。其中，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空军5个飞行大队，可作战飞机约100架，另有海军3000人，军舰21艘，吨位万。从武器装备水平看，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中，东北军最好，与日军差距不大。其中，轻机枪和坦克进口于欧洲，科技含量高于日本，具有很大的陆战优势。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有20万人因之前参与中原大战和反对石友三，驻扎在平津、热河一带，若日军从本土调兵，这20万大军即可随时回援。但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有愧于东北人民，这也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东北土地广袤，资源丰富，粮食充足，既是清末重点保护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东北军抵抗作战的潜力很大。日本关东军提前发动事变，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和豪赌，他们赌的是“少帅打仗比老帅差好几个段位”，没想到赌出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否则，“九·一八”事变引发的东北战局必会改写。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做出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基本的正确判断，东北的沦丧，为日本掠夺资源，强化作战潜力和敢于对华全面开战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恶化了中国对日本作战的实力对比。

与国民党政府相反，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民积极抗日和推动东北军“兵变”抗日等。1932年4月15日，远在江西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事变后的10月19日，黑龙江守军以1个团的兵力组织了“江桥抗战”；东北各地产生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游击队。为统一抗战力量，1936年，东北各抗日武装合并组织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其主要将领和骨干多为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将军曾在抗联任过师长，与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义勇军、游击队和抗联的存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据周保中将军后来推算，抗联及其前身对日作战达上万次，共歼灭日、伪军万人，1937年后又牵制了大量日军（约为20万。1940年日军增至76万，主要是为了屯兵准备进攻苏联），对14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推动了国共合作，引领了全民抗战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的轻易得手，助长了其在华侵略扩张的野心，导致了中国在尔后祸患不断。从1932年的“上海事变”开始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为止，国民党政府步步妥协，先后与日军签署了四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其中，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本得以在上海驻军，塘沽协定为日军侵入华北提供了极大方便，它与1915年的“中日21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在日军侵华问题上，一直寄希望于美英出面调停，因而直到1941年12月9日，即战略相持后第二年才敢于明确对日宣战。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地方军中便产生了大量投靠日军的伪军和汉奸。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几年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后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共及红军开展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从江南中央苏区突围西撤。在西撤后的目的地上，张国焘曾主张进入大西南，口号是“打到四川吃大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各路红军经过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甘会师。因此，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的不朽史诗，而且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

1935年8月，针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正在长征途中，到达陕北后得知这一宣言时，便于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认和贯彻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游行活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但它对宣传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蒋介石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世之际，企图以国民党中央名义收复两广地方兵权。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宣称举兵北上反蒋抗日，史称“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为推动全民族抗日，以不同途径和方式分别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陕西的杨虎城、张学良等，开展了统一抗日或合作抗日的工作。这些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均表达了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杨虎城与张学良联手策动了“兵谏”，将蒋介石在陕西临潼以武力扣押，劝其将“剿共”矛头转向抗日。蒋介石大为恼怒，坚决不从，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国内各界引起极大震动，何应钦放言中央军攻打西安，国民党面临着再一次内部大战，蒋介石也是命悬一线。对此重大事件，中共中央不是推波助澜，而是以抗战大局为重，由周恩来亲赴西安助推放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第一次为北伐）。国共合作抗日原则的形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干和决定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引领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其中，以各种方式逼迫和监督可能投降的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对凝聚全民抗战合力具有深层意义。

三、形成了科学理论，提供了战略指导

抗日战争，必须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国民党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产生了汪精卫的“亡国论”和蒋介石的“妥协论”，以及轻视游击战的“速胜论”。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多次失利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吸收朱德、周恩来等同志持久战思想和前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写作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是“持久和必胜”，并将抗日战争全过程预判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文中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敌强决定了我不能速胜，敌非正义和寡助与我正义、地大、多助，决定了敌必败和我必胜。但我必胜又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敌我实力对比逐步转变的过程。其中，战略相持是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的“枢纽”，也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之间处于犬牙交错的形态，必须科学地组织指挥不同的战役，灵活机动的运用不同的战术战法，以利于实现战略持久与战役战术的速决。在专论游击战一文中，他将游击战这一战术问题提到了战略层面来考量，认为在一个大而弱的中国，与军力强大的苏联不同，游击战已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以弱胜强和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关于抗战军事理论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游击战之中，让日军逐步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这与蒋介石压制各界抗战呼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对照。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这说明蒋介石已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观点。1939年2月，国民党军训部在湖南开办游击战干部培训班，特别邀请了中共方面叶剑英任培训班的副教育长，由中共又派出了29人前往任教。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还向任教育长的汤恩伯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摘要印发学员作为重要教材。另据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回忆，他当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感到很受教育和启发、十分佩服。

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和江南游击队的科学理论武装和军事战略指导，对国民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战术指导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和制定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均未达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水平，因而在多次大会战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领导了敌后抗战，转变了实力对比

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被动防御作战，打掉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1939年10月，正面战场的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因兵力不足，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处于犬牙交错形态，这个阶段努力的好，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史实确实如此，而完成实力对比根本转变这一任务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过去认为，敌后抗战主要起牵制日军的作用，只是正面战场的辅助力量，或者用“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来圆场。现在看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既是时间认知上的错位，也是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入分析的表现。时间认知上的错位是指，把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力作用也视为战略相持阶段及以后的主力；对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主要是指只看到游击战作战规模小，起不到大兵团的决战作用。从表面上看，游击战是多股小股部队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但成千上万个小股部队的游击战，合起来就是多次大兵团作战，是积诸多小胜为大胜；是发挥我国地广人多之优势和克服装器装备落后之劣势的有效途径，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和必由之路。为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列出以下两组数据。

第一组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所对应的日军兵力及在国共两党各占的比重（不含东北）。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兵力为54万人，占侵华总兵力的62%；1940年为47万，占58%；1941年至1942年为40万，占70%；1943年末为35万，占58%。

第二组数据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八路军列编组成时只有5万人，其中，奔赴抗战（二战区）前线的主力部队为万人，在延安留守的约4000人；新四军刚组建时为万人，“皖南事变”后仅剩2000多人，后由陈毅任军长、刘少奇兼任政委，重新组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两者合计的兵力变化是：1938年为万；1939年为32万；1940年为50万；1941年为44万；1942年为45万；1943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万）；1944年为万（含华南游击队2万）。1945年8月前为91万，另有民兵已达到200万人。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便将侵华的重点转入对准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多次“大扫荡”，对国民党则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从全面抗战八年的时段划分看，国民党作为主力抗战，主要集中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之中；共产党作为领导敌后武装力量和民众的抗战，则存在于相持阶段的五年多之中。从战略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战场已转变为主战场，共产党已逐步为抗日战争的主力。

可以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北部通向越、缅的陆上交通，建立与南洋日军的联系，在已处于走向弱势情况下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在这次大战中，日军从东北和华北抽调的兵力为51万人，国民党守军中的第一、四、九的三大战区共有130万守军，兵力是日军的倍。但在双方作战中，国民党一路溃败，有的则不战而逃。“豫湘桂大战”中，日军损失3万人，国军则损失了60万人，战损比为1：20，国民党军队在此役后已完全丧失了对日作战的主力地位。

五、冲破了反共逆流，实施了战略反攻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实现了必要的合作，但蒋介石对于合作是被迫的，始终包藏着祸心，共产党在抗战中也始终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风险。因此，在抗战期间，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抗战的精神支柱，也是实现对日战略反攻的基本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产生于1939年12月，主要是胡宗南在西北指挥其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阎锡山在山西对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动进攻。第二次是指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以7个师8万人的兵力“围剿”新四军，使新四军牺牲了80%以上。第三次发生于1943年6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密令胡宗南以2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九路围攻延安。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对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共产党的抵制下未能最终得逞；反倒使共产党百炼成钢、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抗日战争中实施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考虑到蒋介石对日作战的败多胜少和指挥无能，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和敌据点2500多个，收服了大量失地，与国民党的大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入1945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游击队，又发起了春季攻势作战，形成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和含陕甘宁边区在内的18个大片区根据地（约有1亿人口），使日军只能蜗居于若干大城市和防守于部分交通干线。

1945年8月6日，美国抢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前，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同日午夜12时，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居民发布了大反攻第1号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还远在大西南，这就是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就没有参与战略反攻作战。

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电令解放区居民“原地驻守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蒋介石还与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相勾结，以赦免“战争罪犯”为条件，令其不得向共产党投降；并由美国派飞机和军舰向东北和华北为其运兵。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所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就指出：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抗战中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现在胜利了，这位委员长要下峨眉山“摘桃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力和果实绝不允许丧失。

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的侵华总兵力累计达2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残杀了中国军民30万人，造成中国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6000亿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为奋起反抗，中国投入的兵力累计达560多万，伤亡380多万，民众伤亡以千万计；毙伤日军150余万，毙伤伪军约125万；战争结束时，接受日军投降128万人，接受伪军投降146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作战万次，自身伤亡56万多人，毙伤日军万人，毙伤伪军占比95%左右，作战绩效远高于国民党。

结语：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不在于歼敌与俘获的多少，而在于它出师即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军民树立了敢打必胜的典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表现为她在抗战全过程中的坚定立场和英勇善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佳，没有起到执政党和占有大量资源应起的作用，反映了其右翼势力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局限，突出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战役指挥上的“消极防御、尽力避战”。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其“抗日立场的坚定性、战略指导的科学性和战术运用的创新性、灵活性”，必然地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决定力量。但我们对国民党中广大爱国官兵则不应以“胜败论英雄”，其中，1935年的“长城抗战”等则虽败犹荣。他们对抗日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

当今世界，武器装备的科技化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具有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人心向背和战略指导仍然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好战必亡、惧战必危，要想和平崛起，必须“导弹竖起”；爱好和平与守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谨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前辈们致敬！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国和友军致敬！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合订一卷本。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3]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再版。

注释：

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共党史中“歼灭”日伪军数量有较大争议。本文作者经查阅相关资料(含日本“靖国神社”记载)和研究后认为，将国共两党“歼灭”日伪军数界定为“毙伤”日伪军数更为妥当。

（作者简介：王保庆，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太行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艳红，河南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