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醉驾入刑参考文献

“醉驾入罪”之我见醉驾入罪” “醉驾入罪”之我见醉驾入罪” 8 月 23 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马路杀手”硬起了手腕，醉驾、飙车等行为拟入刑定罪。草案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月 25 日《新华网》（8 ）由此引发了关于“醉驾入罪”的大范围讨论。笔者在查阅了不少关于此类的文章、讨论之后发现大多数的民众对于此事持支持态度。但也正是因此，笔者认为“醉驾入罪”还当三思而后“刑” 。 o 强烈支持!明知道喝酒害人害自己,还硬要开车,一旦出事故这与故意杀人有何区别! [ 看山山不高 2010-08-17 09:09:39 ] 0 字 [ 0/29/1 ] [ 中南海里的云 2010-08-17 09:12:40 ] 0 o 同意~这不仅关系到自己更关系到别人的生命！字 [ 0/9/0 ] o 坚决支持！要安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0 字 [ 0/7/0 ] [ 强国国王 2010-08-17 09:17:26 ] o 醉酒驾驶应判死刑，这种行为属于用极端方式危害公共安全。 09:22:57 ] 0 字 [ 0/10/0 ] [ laosiren 2010-08-17 o 对醉酒驾驶者追究刑责非但应该，而且很有必要。 [ 仁文主] 以上是从某论坛随机摘录下来的文字，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普通出民众对于“醉驾入罪”所持的态度。我浏览了几个比较大型的论坛，绝大多数民众对于此事的态度为认同，认为这是一件绝好的事，只有少数人持反对并大多属于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更少数是纯粹认为醉驾入罪是欠妥的。而我之所以认为醉驾入罪欠妥，正是由于大多数民众的反应而引起的。民众的反应究其缘由还要推到已经解体的中华法系。中华法系开始形成于秦朝(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06 年)，到隋唐时期（公元 581 年～公元 618 年）成熟。其最主要的特点为：诸法合体，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中国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直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兼有民事、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的混合编纂形式，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直到 20 世纪初清末修律才得以改变。然而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严刑峻法已经逐渐濒临消亡，在崇尚人权、民主的发展潮流中，重刑轻民无疑是一种法治的倒退。中华法系的建立是由统治者便于统治民众而逐渐形成的，是种自上而下的形成方式，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甚至其中许多条款以刑代罚，几千年来中华法系统治下国人的思想也受这种法律的约束变得重刑而轻民。中国人总觉得“惩恶扬善”重点在“惩恶” ，但笔者认为且不提西方思潮，就中国传统思想，就中国国情来说也应当把重点放在“扬善”而非“惩恶” 。欧洲自古有句法律谚语：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欧洲的法律体系早在建成时就和中国的法律体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欧洲早期的法律是从民法开始的，是建立在民众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上的，是因为民众有了这样的要求而建立了这样的法律系统。中华法系重刑则是和欧洲的全然相反。中国人的惯性思维就是主张用重刑来约束人的行为，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习惯，我认为国家的立法应致力于从宏观的角度渐渐改变这种不符合法律精神的惯性，而非“顺应民意”的将这种传统思想扩大下去。并且，按照“罪罚相当”的原则，酒驾在没有造成社会危害之前，法律就不应处罚过重，给与适当的行政处罚足以。如今对并未造成社会危害的醉驾者处以拘役，实际上就是“酷刑”了。而这次的立法草案可以说是对于此前频发“醉驾” 和飙车案的回应，笔者认为还是受了一定的舆论影响。正如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所主张的，法律人还是冷静行事、用法律理性去分析判断一种社会情绪为好，不应成为这种情绪的弄潮儿。

摘要: 刑事司法对于规制醉驾行为之罪名“争”多“论”少,洞见其症结乃是处罚醉酒犯罪的刑事立法过于粗疏所致。醉驾肇事行为的定性,依托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结合醉驾行为人所处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状况之不同,区别对待,力求主观罪过之精确认定。基于完善立法的考量,可在交通肇事罪中增添加重情节条款,将醉驾、飙车、无证驾驶等情况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情节,以达至一举多得之功效。关键词: 醉驾行为;交通肇事;醉酒犯罪;公共安全现代性已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形成一种崭新的“风险社会”形式。[1 ] 以交通运输为例,社会为快捷而选择了现代交通工具,在不遗余力的发展中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其带来的损害风险。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也试图运用规范制度以将风险控制在“允许”、“容忍”的范围内,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之目的。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爆发性增长,交通肇事带来的严重危害后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2008 年公安部的统计为例,2008 年我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65204 起,直接财产损失10. 1 亿元。因交通事故导致73484 人死亡,304919人受伤。严重的后果一再挑战公众的“容忍”底线,其中,醉酒驾车肇事更是人神共愤,对其刑事规制乏力也就被广泛诟病。分析现行刑法对醉驾规制手段的缺陷,探求应对之策略,无疑是理论界面临的迫切课题。一、当前刑事规制醉驾肇事行为之困境我国刑法第18 条第4 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条款简明扼要地规定了醉酒行为人应当对其醉酒期间实施的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对行为人醉酒期间之责任能力丧失亦或明显减弱的情况下能不能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故意或过失)以及能否减轻其刑事责任的问题却缺乏规定,充其量只是以自然法感和刑罚功利性目的实现为基础,规定醉酒人犯罪的可罚性,多有“事后诸葛”之嫌。由于缺少详细法理支撑,造成了目前醉驾肇事司法认定的疑惑和混乱。 (一) 可罚的醉酒类型范围尚未明确我国刑法仅规定了醉酒人犯罪的可罚性,却缺少详细界定醉酒犯罪行为人之类型。广义之醉酒包括生理醉酒、复杂醉酒和病理醉酒三种。而在实际司法操作中,为证明是何种醉酒类型,就需要解析行为人在醉酒期间的精神资质并推断其刑事责任能力。对此,有观点认为,由于复杂醉酒是生理醉酒与病理醉酒的中间状况,而且复杂醉酒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只是削弱并非完全丧失,故刑事责任可适用生理醉酒予以解决,而病理醉酒可归类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之认定当中,亦没有在法条上区分之必要。[2 ] 然而,否定具体区分醉酒刑事责任类型的理由亦是以行为人在醉酒期间的精神资质区分为基础的,同“因”却逆“果”,有逻辑之谬。更为重要的是,区分醉酒类型之目的在于防止“一刀切”的刑罚扩大化。通说认为,病理醉酒状态(尤其是首次) 的行为人应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如追究刑事责任是过分苛责的,司法实务中一般将其做暂时性的“精神病”对待,但立法之遗漏使实务操作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进而需要思考的是生理醉酒之后同样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下的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处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的行为人又该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理由又为何? 由此推断,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的刑事责任能力之有无问题无法在动用刑罚的合理性论证过程中予以回避,此为限制刑罚权恣意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我国刑法没有细化行为人醉酒是自愿性还是非自愿性。非自愿性醉酒多表现为被胁迫、等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之原因所引起的情形。参照英国立法,对非自愿醉酒的限制较严格。如果被告人明知其喝的是酒,他不能仅仅因为自己低估了饮酒量或者喝酒对其的影响而宣称醉酒是非自愿醉酒。只有在被告人没有意识到他正在饮用酒类饮料,或者在特定的案件中一个人因为服用了医疗处方上的药物(假定含酒精) 而陷于醉态,才是非自愿醉酒。[3 ] 以醉酒驾车为例,非自愿性醉酒对醉酒本身绝无认识,事前亦无驾驶车辆造成损害之故意与过失的主观心态,而在其后若醉酒驾车,并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了危害行为,则应当不承担刑事责任;如若是处于限制责任能力下实施的,需依据实行行为的情形认定主观故意或者过失,进而明确刑事责任轻重。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阙如,使复杂情况过于简单化,具体到醉驾肇事的主观方面,也就难免众说纷纭了。 (二) 醉驾肇事认定罪名之困境刑法上醉酒规定之粗疏,不仅体现在应罚的醉酒行为人范围尚未明确上,亦体现在所指向的构成要件之认定上。在目前公开的判例中,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在司法审判上亦涉及“交通肇事罪”抑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争议。① 虽然各案例中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然而对于行为人醉酒实施行为之主观方面分析的争议却从没停息过。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肇事”,从本来意义上,“肇事”既有过失引起事故的含义,也存在故意挑起事端的意思。而现实生活中的酒后驾驶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很多场合更可能是故意放任所为。[4 ]此种观点认为,醉驾行为在法律上明令禁止、舆论反复声讨的情况下仍层出不穷,体现了行为人对危害风险是可以认知的,而对危害结果是否发生采无所谓之态度,即并不反对危害风险的现实发生,与间接故意的放任心态相契合,从而在定罪上偏向“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此种观点从重塑法秩序价值、着力维护法益出发,若交通肇事罪仍以行为人主观过失为构成要件,则主张对醉驾行为规制予以提前并配合重罪量刑,即不以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为启动追诉刑事责任的要件,而以交通肇事之过失结果犯变更为抽象危险犯,只要发现醉驾行为即可认定造成了法所不允许的危险,没有实现即为未遂,若实现了危害风险则成立既遂,量刑提高至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当前,对于醉驾行为重罪重判的观点是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的。而在其支持之声音以外,还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坚守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醉驾行为人之主观方面仍然是过失,其对于醉酒行为的危害结果虽具有认识,但是轻信其有能力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且在主观上并不希望结果真实发生,与间接故意之对危害发生持无所谓的心态相去甚远,是故在定罪上仍然坚持以“交通肇事罪”认定,而对于交通肇事发生之后具有规避责任的行为,如逃逸过程中又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的,可根据具体情况再做判断。[5 ] 对于醉驾行为人主观方面认定的观点争鸣,杂糅了刑罚目的、刑罚实施效果等刑事政策的考量因素。但由于缺少对醉酒状态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应罚性之分析,故有将行为人对醉酒的态度与行为人对醉酒后的实行行为的态度相混淆之虞,重新陷入功利性认定酒后行为构成犯罪之穴臼,使得对醉驾的处罚更多地受到自然法感的牵扯,而出现同类案不同罪,多种观点争论难息的状况。二、醉驾肇事主观方面认定之厘清如前文所述,醉驾行为出现规制乏力之重要因素在于刑事法自身“阵脚混乱”,由于没有对醉酒状态下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状态与实行行为关系做出明确法理梳理,从而出现遇到“醉酒”就忽略特定状态下刑事责任能力之具体认定,直接判定主体适格。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 条将“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而“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直接规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这样就逆向确定了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存在且罪过形式只能为过失;对于为何能够对醉酒后的肇事行为认定为犯罪,逆向寻求答案为基于刑法第18 条第4 款的规定;而刑法总则规定对醉酒行为人处罚的法理依据何在,再度逆寻答案为刑罚目的之需要,那么既然为了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为何不以更为严苛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规制醉驾肇事行为,就出现了以醉驾行为人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之争议的表象,将行为人对“醉酒”与“行车”两个分开阶段的行为模糊为“醉酒行车”之统一行为项下予以考察其主观心态,造成了司法争议上的简单盲目化和双方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混乱现象。是故,厘清醉驾行为人之主观方面,应当撇除表象而追本溯源,从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的行为责任能力程度认定,以及支撑处罚特殊状态下之实行行为的法理依据为着手。 (一) 醉驾行为人之责任能力状态以现代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的观察、研究表明,在生理醉酒状态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兴奋期,一般在饮进的酒精饮料中纯酒精量达20～40 毫升后急速出现,此时饮酒者自制能力有降低,爱与人争论,情绪不稳定且易于激动;第二时期为共济失调期,多在饮酒量较大时出现,醉酒人此时呈酩酊状态,言语增多,口齿不清,步态不稳,辨认能力降低,共济运动趋于失调即控制行为能力明显减弱;第三时期为昏睡期,在饮进的酒中所含纯酒精量达到100 毫升以上时,饮酒者可出现酣睡、知觉丧失、昏迷等表现,严重时可因呼吸中枢受损害而死亡。[6 ] 而依据我国对于机动车驾驶员酒精在血液中的含量认定,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 P100ml 、小于80mgP100ml 的驾驶行为为饮酒驾车;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P100ml的驾驶行为为醉酒驾车。机动车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浓度高低亦与饮酒人自身身体素质有关, ② 从而有可能出现自认为头脑清醒之行为人,比头脑已经糊涂之行为人具有更高的酒精血液浓度之情形,是故在醉驾行为过程中,行为人兼具有限制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转向无行为能力以及无行为能力转向限制行为能力四种责任能力状态的可能性。其对于行为人刑事责任之相关影响将在下文分析之。 (二)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能否适用醉驾肇事行为当醉驾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之时,其所实施之行为是否可因其行为能力瑕疵而影响刑事责任的承担,是无法回避之问题。据此,大陆法系之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对于其已有详细之探讨。原因自由行为系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造成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7 ] 行为人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之行为,称为原因行为;而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称为结果行为。基于行为人对于设定原因行为具有自主决定之能力,故以原因自由行为相称。该理论之孕育旨在作为“责任与行为同在”原则的例外,通过追溯行为人制造限制或者无行为能力之主观恶性,达到规制醉酒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目的。然而随着理论细化,其理论自身亦围绕着如何解决“责任与行为同时存在之行为所指为何”[8 ] 之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9 - 12 ] :其一,间接正犯构造说。这种观点侧重于从原因行为入手,类比间接正犯理论,利用原因行为寻找实行行为的主观依据,并坚持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时存在的原则;其二,行为意思决定说。这种观点侧重于从结果行为入手,某种程度上忽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以结果行为溯及行为人在原因行为时的最终意思决定能力,即以事前之控制力指代整体行为的责任考察;其三,相当因果行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联与责任关联,就可以追究原因自由行为的责任。基于原因自由行为之相关论点仍在不断争论发展当中,论点间的交锋已超出本文主旨范围,在此不做赘述。而在醉驾肇事案件中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其意义在于区分了“醉酒”与“驾驶”两个阶段的行为,相较我国相关内容之法理,对于明晰行为承载之主观责任更具贡献。 (三) 主观责任之分类确定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作为论证特殊状态下的实行行为应罚性之法理,应当得到肯定。只是正如否定原因自由行为应罚性之观点所指摘的那样,“心神丧失后与丧失前的心理关联性已完全断绝,不能想象在正常精神状态下所作的决定,在心神丧失时能有意识地依原定的计划进行。倘若仍能依计划进行,即可证明心神未丧失,行为人自不能免除刑责;如谓已心神丧失,即应无责任”[13 ] ,面对__否定论的质疑,原因自由行为无法令人信服地予以释疑,不免遗憾。但是对于认定醉驾行为之责任认定已为足够。由于行为人可能在结果行为阶段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故在原因行为设定之时与结果行为具有相当因果联系时可适用原因自由行为论证行为人之主观责任关联,而在相当因果联系并不明显时即可直接认定行为人之主观责任。此为相当因果行为说之优势所在,笔者也持此种观点,即结合行为人醉酒后所处之行为能力与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共同研析。 1. 醉驾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状态。该类行为人在结果行为开始时,处于限制行为能力状态直至实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此时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之能力,仅是醉酒使得其观察或控制能力降低,处于非正常行车之状态。正是基于其尚未完全灭失行为能力,是故支撑实行行为之主观故意与过失是存在的,并应结合先前饮酒行为区分为故意饮酒+ 故意行为、故意饮酒+ 过失行为、过失饮酒+ 故意行为、过失饮酒+ 过失行为四种情形。前者对自陷于限制行为能力之状态具有故意与过失两种心态,而在处于该状态之后的实行行为亦存在故意与过失之心态,既包括原先之故意在限制行为情形下较难予以扭转,也包括新生之故意心态亦或对危害发生之过失心理。其一,在故意饮酒+ 故意行为之情形下,饮酒之故意弱化于实行行为之故意,行为人自陷入限制行为能力状态可能仅为最终完成实行行为的步骤之一,也有可能是在故意酗酒阶段无犯意或持A 犯意,而在实施醉驾行为时形成B 犯意,是故前者之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在犯意连续之时关系紧密,前心态可被后行为之主观心态吸收。例如,行为人为了实施伤害而故意酗酒并陷入醉态,但实施醉驾行为时产生了杀人的故意,此时,直接依照行为人在醉驾实行行为时之故意心态认定行为人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其二,在故意饮酒+ 过失行为之情形下,基于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不可能对自陷行为之事前恶意在认识或控制能力仅为一定程度削弱的状态下,转变为对危害结果持否定态度之过失,只可能存在自陷行为时无犯意或持A 犯意,而行为人在实现行为阶段对B 结果持过失之心态。此时之原因行为为结果行为发生之始然,若无原因行为则无结果行为,可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若故意醉酒为实施A 犯罪,则应认定为A 犯罪未遂并与过失之犯罪B 共同处罚。例如,行为人为杀A 壮胆而酗酒,在前往作案现场时因醉驾肇事致路人B 死亡,则行为人应构成故意杀人罪(预备) 和交通肇事罪;若故意酗酒时无犯意,仅仅因醉驾过失引起结果的,则以过失犯罪认定之。其三,在过失饮酒+ 故意行为与过失饮酒+ 过失行为之情形下,虽然行为人对于陷入限制行为能力为过失,但因为行为人处于责任能力有所限制的状态,故对醉驾引起的结果仍以通常的方法予以考察,行为人在醉驾时对危害结果持故意态度的,则以故意犯罪认定,反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过失之心理的,则以过失犯罪认定。 2. 醉驾行为人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此时行为人已丧失辨认或控制之能力,在此种状态下行为人主观不应具有刑法意义上的主观故意或过失存在,即实行行为与责任是相脱节的。然而,从自然法感出发又需要对故意或过失陷入无行为能力之行为进行应罚性衡量,应当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论证在自陷行为之时对于实行行为之主观认识程度。基于此,也应分为故意饮酒(故意行为) 、故意饮酒(过失行为) 、过失饮酒(过失行为) 三种情形。前者为自陷于无行为能力状态下之主观意愿,括号中为行为人对后续实行行为在自陷行为实施时所持之态度。其如同琴键之黑白,白键为原音,黑键为加强音,单个键均不能涵盖和弦之音域,是故需两键同时按下,方可求得“应罚”之音律。其一,在故意饮酒(故意行为) 之情形下,行为人追求陷于无行为能力状态并对驾车行为具有认识,而采取希望或放任之态度时,其主观应当综合认定为故意。在故意心态中,直接故意之态度较为显见,而持间接故意之放任态度需要综合认定。其二,在故意饮酒(过失行为) 之情形下,如甲到餐馆用餐,故意饮醉(因心情不好想要酩酊大醉) ,甲没有意识到他稍后必须开车回家,就在回家的途中撞死乙。甲在处于原因设定之时,追求无行为能力状态为故意,却并没有开车撞死人之故意,只是其对即将开车上路可能会出事的结果是应当预见却没有预见的,具有疏忽大意之过失。[14 ] 在这种情形下,其主观罪过应当综合认定为过失。同时,行为人对于结果行为亦可能持过于自信的过失,如具有多年安全醉驾“经验”的行为人“意外”地造成了事与愿违之结果,基于其深信自身能够避免危险结果,故在主观上也应当综合认定为过失。需要注意的是,在行为人故意陷入醉酒并在实行行为阶段完全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其对于结果行为之主观认定为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是较为困难的。例如,同样造成了人员伤亡,如若是行为人第一次醉酒行车即被推定为持放任态度之间接故意,那么似乎难以解释上述习惯性醉驾之行为人为什么不是基于轻信自身能力而成立过于自信之过失。[15 ] 否则会演变成为认定主观恶性小之过失取决于越轨行为的发生次数以及经验之积累,显然违背逻辑。过于自信之过失作为交通肇事类案件的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广泛而真实存在的,需要结合行为人醉酒之具体成因,醉酒中实施危害行为时之言行,对于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发生后的反应,酒醒后及案发后的反应等综合分析,才能做到区分情况认定。[16 ] 其三,在过失饮酒(过失行为) 之情形下,行为人对于自陷于无行为能力之状态为过失,故并不存在其对于醉酒驾车的后续行为具有主观故意的状况,而只能在原因__设定阶段出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故在主观上应综合认定为过失。 3. 醉驾行为人由限制行为能力发展为无行为能力。酒精对责任能力的影响常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醉驾行为人在驾驶途中亦可能出现行为能力之转变,如在开始驾车时为限制行为能力而在一定时间之后发展为无行为能力状态,并最终在该状态下造成危害结果之发生,则该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应如何认定? 理论上的分析认为,只要是在限制行为能力之状态下实行行为已经进行了的,出于无行为能力状态下的后行为虽然在主观认识上与前者发生断绝,但是实质上后行为的相关行为样态与前者具有同一性,那么就不必以原因自由行为为媒介,而可直接认定责任,[17]即以限制行为能力状态下的故意与过失统领限制行为能力以及无行为能力阶段行为之主观认定。 4. 醉驾行为人由无行为能力转向限制行为能力。醉驾行为人在实现行为开始阶段中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而由于突发事件转化为限制行为能力状态之情形在现实当中也存在。如行为人于无行为能力状态下醉驾,肇事后猛然刺激神经,从而在“酒醒”状态下驾车逃窜又连撞数人的,可依两种不同阶段的行为分别处理,即前者无行为能力状态下的行为依照前述2 之情形判断,而后者“酒醒”实为仍处于限制行为能力状态之下,是故考虑其重新获得有限的认识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即可直接认定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③ 据此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15 条第1 款的规定定罪处罚。”[18 ] 此认定是符合此类行为人主观特征的。三、醉驾规制之刑事立法完善交通肇事类犯罪之认定屡被争议并非偶然,从上文分析可见,对于醉驾行为之主观认定出现“故意派”与“过失派”之争,均失之于绝对。醉酒驾车仅为社会生活之白描话语,而行为人之刑事责任在进入醉酒状态出现的限制行为能力与无行为能力中该如何认定才是理论分析的焦点所在。故并非醉驾就不能认定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要故意饮酒至无行为能力之前对实行行为持故意之心态抑或行为人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时之主观出于故意,即可认定之。而在其余之情形下均应认定为主观为过失交通肇事犯罪。但是,精细的分析仍然抑制不了司法实践为达至功利性效果的冲动,只有补足我国刑事法规对于交通肇事类犯罪的立法缺失才能最终实现规范判定此类犯罪的目的。 (一) 相关立法建议之评析 1.对交通肇事罪进行立法修改之建议。有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之主观心态应当包括间接故意,醉驾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放任还是排斥的态度很难在其意志不清的情况下予以认定。是故在明知不当为而为之的情况下,应判定为故意,但是毕竟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是追求的态度,因此不能认定为直接故意,而是间接故意。[19 ]此观点将对交通肇事罪之构造产生巨大改变而不仅只表现为增加了一种主观罪过,是不足以采信的。首先是故意仅选择间接故意在条文表述上之不便。其次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之故意态度容易与行为人对违反交通运输法律法规行为本身之态度相混淆。行为人对于交通法规之违反完全可能是明知故犯,即众多明知不当为而为之的行为将严重压缩甚至实质上排除了认定行为人主观过失之心态。第三,仅为“攘外”并未“安内”,即依据违反法益之特殊性撇除其他罪名对规制交通肇事类案件具有更为直观的意义,但对于例如醉驾行为的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持间接故意还是过失仍没有在交通肇事罪内部予以解决。另一方面,有观点主张,可以单独针对醉驾行为,在交通肇事罪中增设特别条款,并适当提高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幅度。[20 ] 我们认为,这是比较中肯性之意见。目前刑法中对于醉驾行为认定刑事责任仅依照总则第18 条第4款以及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第2 条中的内容确定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只要行为人没有逃逸行为,普通交通肇事依法量刑为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也仅处3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应当说,仅仅将“酒后驾车”作为“定罪情节”在评价体系上是残缺不全的:其一,在第一量刑幅度中,在同样导致“死亡1 人或者重伤3 人以上”的情况,是否属于“酒后驾车”在量刑上没有任何差异。其二,在第二量刑幅度之中,即“死亡2 人以上或者重伤5 人以上”的“情节恶劣”的交通肇事案件之中,是否属于“醉酒驾车”在量刑上没有任何区别。[21 ] 特别“是以往,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70 %以上被法院判处缓刑,有的法院达90 %以上。因此,实_______践中,往往给民众产生一种错觉,出事赔了钱,就能了事”,[22 ] 直接让刑罚规制醉驾行为出现威慑力不足的情况。故可在交通肇事罪中明确分列醉驾行为条款,并以低门槛配以高量刑,在普通交通肇事案件中发现系醉酒驾车的科以“特别恶劣情节”档位之刑罚幅度,若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配以最高档位量刑。 2. 设立中间罪名之建议。由于醉驾行为的危险性,有观点提出,在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还缺少一个过渡的罪名。即可在罪名的设定上,将其设定为危险犯、行为犯,如只要喝了酒,汽车一启动就可以处罚。[23 ] 此种观点以搁置前述两罪在主观方面之争议,而着手解决醉驾行为本身的需罚性问题。问题是由于类似之行为犯原为行政处罚之科处范围,若将其全部入刑,有刑法万能主义之倾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 条规定的科处醉驾行为也包括暂扣、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和罚款、拘留等手段。保留对醉驾行为的处罚层次性,有利于增加行为人悔过自新的机会,以及减少社会“抗药性”的程度,刑罚之猛药若广为适用,则在未来只有更为严苛之处罚才能维护秩序价值,而无舒缓之可能性。 (二) 我们的主张以最高法院2009 年9 月9 日公布的两起醉驾肇事判例为标本,以“依法严惩醉酒驾车犯罪”为政策导向,实务中出现了治乱用重典的传统思维导向。实务中有人提出:“对于醉酒驾车犯罪,以后可能不用再争论以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了———以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惩治醉驾犯罪,基本成为了共识。”[24 ]但事实上,如果对醉驾行为完全从功利性的刑事政策考量,只简单考虑严重后果而不明晰和充分细化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将自身处于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状态下的实现行为应罚性,可能有动摇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根基之虞,毕竟处于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醉酒人犯罪与未醉酒人犯罪主观苛责性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是故,刑法理论应重新厘定风险社会下的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界限,刑事政策应当以法的合目的性与合稳定性为宗旨,刑事司法应以醉酒行为阶段之应罚性着手,仔细认定行为人主观过错。就立法完善而言,为避免醉驾行为主观认定的困难,我们主张,完全可以在交通肇事罪的基础上,将醉驾、飙车、无证驾驶等情况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情节,对这些“马路杀手”设置可达10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的重刑。如此立法,可收到一举多得之功效:一是适应了风险社会强化刑法规制的需要,满足了社会严厉惩治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期待;二是淡化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在量刑上的巨大差异,避免司法纠缠于主观方面而犹疑不决;三是统一法律适用,纯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坚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使执法机关的罪名适用少一些随意性。只有那些明显表现出故意的醉驾肇事行为才以“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四是减少社会公众对“同案不同罪”、“同案不同罚”的选择性执法之质疑。

无证醉驾撞死人要怎么判？

你好，这个得看伤者情况严重与否，如果是重伤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不构成重伤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1－6个月拘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参考文献：交通肇事罪的立案标准和量刑标准：

与醉驾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可以针对李白的《将进酒》展开讨论下啊~呵呵，有酒有诗，把酒言欢。李白的诗大多透着浓浓的酒香，有时是凛冽的白干，干脆利索；有时是醇厚的茅台，荡气回肠；有时是清新的花雕，精致典雅……他的诗中酒的出场率很高呢！你可以去找来看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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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毒驾入刑论文开题报告

在不断进步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事务都会使用到报告，报告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物流管理专业论文开题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医药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出现，人们将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这也促使中国医药行业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随着医药需求的快速增长，发展物流是医药制造业提高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据全国重点企业物流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医药制造业物流规模不断扩大，但物流效率、物流服务水平等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较大。物流作为现代生产型服务业，是企业降低成本、获取第三利润源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医药制造业更需要大力发挥现代物流在行业转型中的作用。如何完整地展示医药物流中心的物流成本结构，并对其进行物流成本分析及成本控制，也成了各医药物流中心迫切关注的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物流成本控制研究现状：从国外知名的期刊上看，其物流成本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微观企业物流成本的研究，从企业的实际需要出发，例如：约束条件下的供应商选择、物流及配送系统的设计、运输及仓储策略等。同时更加侧重于从实证研究角度来研究企业物流成本的控制、优化策略及相关数学分析模型。本文则将从供应商选择策略、库存及仓储策略、运输及配送策略三个主要方面来综述国外的物流成本控制的研究现状。

1、供应商选择策略中的物流成本控制的研究。Mooret和Fearon主张价格、质量和产品交付是影响供应商选择策略的重要准则，他们认为线性规划方法可以成为供应商选择的一个重要方法。在这一思路的影响下，Gaballa首次从实证角度将数学规划方法应用于供应商的选择。Anthony和Buffa开创了一个单目标的线性规划模型用以支持企业的战略采购计划，但是订单成本、运输和验货成本等因素未被考虑到该模型中。Narasimhan和Stoynoff将一个单目标混合型整数规划模型应用于某大型制造企业，以优化面向供应商群体的订单分配及物料获取过程。Turner为BritishCoal公司提出了一个单目标线性规划模型，该模型在考虑供应商能力、最大订单量、最小订单量、顾客需求，及区域布局的约束条件下，实现总折扣价格的最小化。Sharma等人提出了一个非线性的混合型整数目标规划模型用以解决供应商选择问题。他们在模型中考虑了价格、质量、产品交付和服务等因素，所有的准则均作为目标。Benton在多品类、多供应商、资源限制和数量折扣的条件下，应用拉格朗日放松法开发了一个非线性规划和启发式过程模型用于供应商的选择。该模型目标是实现采购成本、库存持有成本和订单成本的最小化。Ghodsypour和开发了一个决策支持系统(DDS)，用于减少供应商数量和对供应商的商业伙伴数量进行管理。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和为例，他们在2001年讨论了在多供应商、多种标准和供应商能力限制的约束条件下，供应商选择决策中的物流总成本问题，他们开发了一个混合型的整数非线性规划模型，并进行了相应的数学实例分析。

2、库存及仓储策略中物流成本控制的研究。库存与仓储问题，很早就被国外学者纳入关于物流成本控制的研究范畴，因而国外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十分深入，也取得丰硕的成果。

1913年，FordHarrisr在其论文中首次发表了著名的经济订货批量(EOQ-EconomicOrderQuantity)模型;随后，Clark和Searf开始研究多级库存，并于1960年分析和建立了一个不考虑批量的N级流水系统(SerialSystem)。他们证明了对于考虑贴现和存储成本的N级流水系统来说，其最优库存控制策略是所谓的最大订货水平(Order-up-Level)策略。

在这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后边的学者相继从不同的问题和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经典模型。例如：经济生产批量模型、允许缺货的经济订购批量模型、经济订购批量折扣模型、物料需求计划(MRP)与及时化生产方式(JIT)库存模型等等。

而关于库存成本方面的研究，近些年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例如：和在对现有文献中的库存模型进行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以下5种成本应该被视为关键性成本：(1)损坏成本;(2)持有成本;(3)缺货成本;(4)机会成本;(5)补货成本。和YehudaBassok于2005年讨论了基于延迟定制化战略的库存模型，他们认为采用延迟制造战略来维持其库存战略能够带来可关注的利润增长。

3、运输及配送策略中物流成本控制的研究。

运输是物流系统的一大支柱体系，它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国外学者对物流运输成本的研究涵盖了宏观、微观的各项运输及配送成本问题，具体研究成果如下所述。

Krugman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指出贸易成本规模在经济地理模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Henderson等人也强调了运输成本在贸易和收益方面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影响;Kumar和Hoffmann分析了贸易、运输成本和适度全球化之间的多重联系;而HensRunhaar和RobvanderHeijden探讨了公共政策对货物运输成本的干预，以荷兰的纸质印刷品的物流为例进行全面的分析，揭示了货物运输成本对供应链中的货物运输需求进行管理控制的机制。

除此之外，国外的一些学者对如何测量运输成本进行了尝试，开始使用到岸价对离岸价的比率作为测量海运成本的'工具，但是对于这种观点，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质疑，反对者认为，用到岸价对离岸价的比率计算出来的成本不能提供与时间变化趋势相同的足够信息。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国外物流成本研究体现出很强的实用性与针对性，研究内容和问题十分广泛，研究成果也很多。他们对物流成本的具体构成及相互影响的认识存有许多差异。他们集中于对物流成本优化策略、方法及技术等实操性的研究很多，而对于物流成本理论体系等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国内物流成本控制研究现状：我国对物流成本控制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引入我国也仅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开发出了一系列可操作性较强的各类物流成本测算模型，例如：物流成本总量的测算模型、第三方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的测算模型、物流业成本水平的测算模型等。

黄岩提出了基于横向控制、纵向控制以及供应链为对象的计算机网络控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假设销售、生产、采购和售后服务四个环节的.物流成本分别是物流过程的函数，然后建立各部分的成本函数和总成本函数，最终构建了以物流成本的预测、计划、分析、信息反馈和决策等步骤为主体的横向控制和以过程为基础的纵向控制以及以供应链为对象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控制。

柳键、马士华从供应商缺货对购买方的影响出发，引入有效库存水平概念，创建了在供应和需求都不确定的情形下仓库和零售商的库存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安全因子整体优化的思路和方法。

李慧对物流作业成本法中的物流成本与作业量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引入线性回归预测与控制原理对物流作业成本预测和物流作业量的优化控制这一概念，并提出了多种作业的正态线性回归模型。

张令荣，杨梅提出了基于价值链的作业成本法，分析一体化物流成本的数学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可以预测或模拟成本数据，并通过有关矩阵对应的变量，求取较优解或最优解，以便于物流成本控制。但是有所不足的是此模型仅仅是理论上的假设，并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和实证。

田肇云提出挖掘逆向物流潜在价值的策略。他指出有效的逆向物流管理能够减少企业乃至整个供应链的运营成本、增加利润，改善企业的现金流，提高客户服务质量，并为企业赢得信用和品牌形象。

石明虹，滕芳提出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物流评价体系的量化方法，他们主张从内部物流成本控制能力、库存物料管理能力、内部物流布局能力和内部物流管理成熟度四个方面构造评价指标。

张余华，翁君认为供应链物流中，物流作为整个供应链子环节，其决策最终必须服从供应链，单纯对系统自身优化具有很大局限性。他们认为在供应链的背景下，物流系统优化将会遇到来自系统内部和外部的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都会加剧优化的难度。

三、论文提纲的初步设计

(一)引言

(二)物流成本理论基础

医药物流成本概述

医药物流成本的概念

医药物流成本的分类

医药物流成本的特征

物流成本管理

物流成本管理的环节

物流成本管理的方法

物流作业成本控制体系

(三)基于作业成本法的医药物流成本分析

作业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简介

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计算的要点分析

作业成本法在医药物流中心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医药物流中心的物流成本核算

物流成本的作业成本核算模型研究

物流成本法的成本分配

医药物流中心的物流成本预测

物流成本的多作业线性回归模型

物流成本的线性回归预测

(四)医药物流中心的物流成本控制体系

物流成本控制体系概述

物流成本控制的含义

物流成本控制的要求

物流成本控制体系框架

事前成本控制阶段

事中成本控制阶段

事后成本控制阶段

医药物流中心的物流成本控制体系

作业成本核算

物流成本的控制策略

(五)结论

四、进程安排

1、确定论文题目，撰写开题报告;

2、——文献阅读与整理，理论研究与分析;

3、——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与整理;

4、——论文撰写，形成初稿;

5、——论文修改，形成定稿;

6、提交论文。

五、主要参考文献

[1]黄岩，高建兵，蔡雨阳.企业物流成本的控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0(7)：82-85.

[2]柳键，马士华.供应链合作及其契约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04(1)：85-87.

[3]李慧.线性回归预测与控制在物流作业成本法中的应用[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4(6)：115-117.

[4]张令荣，杨梅.基于价值链的企业物流一体化成本分析方法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5(4)：33-36.

[5]田肇云.逆向物流潜在价值及挖掘策略[J].商业时代，2006(8)：17.

[6]石明虹，滕芳.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6(26)：146-147.

[7]张余华，翁君.供应链背景下物流系统优化问题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6(1)：76-79.

[8]胡开桥.苏宁电器公司物流成本管理与控制的策略浅析[J].消费导刊，2009(1)：33-35.

[9]翟娜.连锁超市物流成本优化研究--怎样做到“天天平价”[J].科技信息，2009(5)：477-478.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物流发展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控制研究经历了:了解物流成本实际状况、物流成本实际核算、物流成本管理、物流收益评估、物流盈亏分析等五个阶段。虽然很多物流企业开始分析其物流体系，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分析是根据经验和直觉进行的，分析过程中很少使用分析模型或工具。虽然西方学术界开发了许多有效的分析模型、工具和决策支持系统，论述这些工具、模型和决策支持系统的著作也很少，但是工业界还未真正了解和应用这些技术，因而目前部分企业物流成本控制达到第四个阶段，而多数企业的物流成本控制还都处于第三阶段，还没有达到第四、第五阶段。虽然现在对物流成本构成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但是由于许多会计核算方法不健全成为解决物流成本的障碍，现在对物流过程进行有效的成本管理控制仍然存在困难。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现代物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迎来了物流业的春天。近十年来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电子商务的兴起、加入世贸组织等等，为我国物流业激起一个又一个的浪潮。目前由于政策环境与经济环境的改善，企业改革日益深化，为物流企业发展建立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与微观基础，物流事业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

然而对于物流成本控制而言，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控制大多还处于了解物流成本实际状况的阶段，即对物流活动的重要性认知的阶段，只有少部分企业达到了物流成本核算，即了解并解决物流活动中存在问题的阶段(但核算水平很低，了解和解决问题的层次也不深)，物流部门远远落后于生产部门，物流成本管理也远远落后于生产管理。对物流成本核算的相关理论和实务探讨非常薄弱，对物流成本的计算没有明确规定，对物流成本的计算方法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日本的

三、选题背景与意义

随着人们物流管理意识的增强，降低物流成本已经成为物流管理的首要任务。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物流技术与管理模式，最终的目的都不在与这种模式与技术本身，而是要通过物流系统的整体优化，在保证一定的物流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实现物流成本的降低。可以说，整个物流技术和物流管理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追求物流成本降低的过程。

同时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企业面对变化无常、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以及顾客需求多样化、个性化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传统的、机械的采购、生产、物流模式己经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企业必须快速把握市场的真实需求，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采购供应周期、生产加工周期、流通配送周期，全面降低企业作业链过程的成本，才能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在传统的企业成本管理模式下，企业往往过于强调通过产量的扩大来降低单位产品所分摊的固定成本，通过采用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措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获得预期的利润。但是，随着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单纯通过扩大产量来形成规模经济而不考虑市场对产品接受程度和竞争对手的策略的做法，己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通过改进产品的设计和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浪费来降低成本的手段所能起的作用和降低成本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因此，人们意识到，为保持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必须为企业寻找新的利润源泉。

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在企业物资的流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并不会增加顾客的价值，并且企业物流活动所发生的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较大。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企业物流的研究，同时，实务界也在积极地研究如何规划和实施本企业的物流战略。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为搞活本国的经济，通过大流通促进大生产，希望对本国基础建设的投资来带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迫切需要研究如何发展物流战略。通过几十年研究的积累，物流学界对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的认识，形成了第三利润源、物流冰山、效益背反等理论。国内企业一般没有单独对物流成本进行核算，往往都是和企业其它成本一同核算，没有单独设立核算项目。即使有些企业将物流成本划分出来进行单独核算也往往应用比较传统的分步法或品种法等，导致物流成本核算的严重失真。

对于恩希爱这个外资企业，虽然在日本的市场已经完全打开，但对于中国这个陌生市场，要打开这个市场就必须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由于长期以来企业重生产和销售，轻流通，导致企业的物流成本偏高。目前，我国生产企业生产中直接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不到10%，而物流费用达到了40%。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物流成本的降低比销售额的提高更容易。这意味着在激烈的竞争中谁降低了物流费用，谁就降低了成本，谁就会在竞争中取胜。

从分析物流成本入手，进行物流成本管理，改善企业物流，具有重要的意义。物流成本计算是物流成本管理的基础，但在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下，难以按照物流成本的内涵完整地计算出物流成本，而且按照传统成本法分摊出来的物流成本，也不能满足物流管理的需要。这种状况不仅打击企业进行物流成本计算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物流成本这一基础数据，影响了企业物流管理、物流系统再造等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从而制约了企业物流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竞争力的加强。

因此，开展企业物流成本计算研究，确定其成本构成，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和提升企业竞争力。

刑法具有保护价值与保障价值,而刑法保障价值作为刑法保障功能之价值彰显,具体表现为刑法保障国民利益价值和刑法保障被告人特定利益价值。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刑法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工业和城市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当前，超标排水、排气、排污、重金属污染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给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为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打击环境犯罪，用法律途径惩治环境犯罪行为，促进我国社会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迫在眉睫。因此，本文将在分析当前我国环境犯罪相关刑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完善环境犯罪刑法做进一步的研究，以为打击、惩治环境犯罪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环境犯罪;刑法;问题完善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保障，然而当前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已经给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进一步完善环境犯罪相关刑法，既能充分发挥刑法在惩治违法犯罪行为方面的教育、震慑、惩治作用，又有利于帮助人们树立环保意识、规范环境保护行为。然而当前我国相关的环境刑法还不完善，其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彻底。因此，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相关刑具有重要意义。

一、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重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由于人类前期的对生态环境的不断索取和破坏，导致当前雾霾、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使得很多国家纷纷走上了通过立法来打击环境犯罪的路子。因此，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是保护我国当前生态环境的必然选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带来了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当前生态环境。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一些环保策略，对改善生态环境有所帮助但效果有限，导致我国的生态环境仍然在不断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正逐步由城市向农村扩展，污染程度也在不断加大。研究表明，生态环境破坏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水土流失、酸雨等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给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想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控制环境犯罪行为，离不开环境犯罪刑法的不断完善。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现行环境保护环境相关法律中存在的系列问题，进一步促进我国相关刑法的完善已经迫在眉睫。

二、当前我国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保护客体、保护范围不明确

在对我国当前环境犯罪相关法律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当前我国法律中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的界定十分不明确，有时甚至存在无法确定环境犯罪客体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离不开传统的立法模式，由于当前我国相关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采取传统的立法模式，而环境犯罪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最终导致环境犯罪客体界定模糊的问题。此外，我国环境犯罪的保护范围也不明确，我国当前的环境犯罪刑法虽然对常规的环境违法行为做了相应的规定，然而却对水土流失、噪音污染、非建筑引发污染等新的环境问题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处理一些环境犯罪行为过中出现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问题。

(二)归责不科学

当前我国的环境犯罪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归责方面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并缺乏有效的追责机制。虽然我国社会各界对环境犯罪行为都普遍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对环境犯罪的惩治方面仍然存在低限度处罚的问题，甚至对于一些环境破坏行为就采取警告、行政处罚、经济制裁等措施一了了之，而没有严格的明确责任。这些现都，不利于保护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反而为一些个人和企业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带来了可乘之机，必然会导致我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犯罪行为的不断加剧。

(三)对环境危险犯规定不足

一般而言，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危害结果是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法律来界定环境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然而由于环境犯罪具有持续时间长、行为持久性等特点，必然导致以此来惩治环境破坏行为不但根本无法起到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目的，而且还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及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不可扭转的影响。当前，我国这种事后处理的环境犯罪刑法模式使得刑法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方面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因此，进一步完善环境犯罪刑法对环境犯罪危险犯方面的规定，明确环境犯罪的范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立法不完善、可操作性差

在充分调查和研究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的基础上，发现当前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刑法将环境犯罪行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同等对待处理，这根本无法满足打击和惩治环境犯罪的实际需求。从本质上而言，环境犯罪行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环境犯罪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要比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大、更深远。因此，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中这一规定根本无法体现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决心和重要威慑力，导致对环境犯罪的处理可操作性差。此外，当前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对一些环境犯罪行为的相关罪状存在描述迷糊、界定不明确等一些纰漏和问题。

三、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相关思路

(一)进一步明确界定保护客体及保护范围

为了进一步改善我国当前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保护客体、保护范围界定模糊的现象，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首先要明确界定犯罪客体和保护对象，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在保护当前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职能和有效作用。其次，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法还要进一步扩大对环境保护的范围，特别是针对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新的破坏环境的问题。环境犯罪刑法只有，不断的从保护生态环境的层面寻找新的突破口，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和有效性。

(二)明确环境犯罪的相关责任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环境问题不断突出，一些个人和企业环境破坏行为和环境犯罪屡教不改，部分社会个人和群体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这些现象的存在与环境犯罪刑法打击力度不够、归责不明确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导致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根本无法充分的起到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的作用。因此，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必须进一步明确对环境犯罪的相关责任，加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起到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行为的效果。

(三)增设危险犯的规定

危险犯，即“以行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中没有对危险犯的相关规定，而增设对危险犯的规定可以有效地预防以破坏结果来规定犯罪而带来得对环境破坏不可扭转的损失。在我国环境犯罪刑法中增设危险犯的规定，能充分发挥刑法对环境犯罪的预防作用，可以在环境破坏最终结果发生前采取有效的措施对环境破坏行为进行遏制，以达到达到惩治环境犯罪的目的。

(四)设置独立立法体例

通过对当前我国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并没有对环境犯罪设置独立的犯罪类型，而将环境犯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混为一体，这必将会影响环境犯罪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和惩治力度。因此，我国必须采取对环境犯罪独立立法的相关措施，基于环境犯罪的本质及特点出发，通过独立立法来加大环境犯罪刑法的威慑力和法律效力，以充分发挥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环境犯罪刑法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针对当前我国现行环境犯罪刑法中存在的系列问题，我们必须不断的完善环境犯罪刑法才能够应对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出现的环境问题，才能真正的起到提高人们环保意识，打击、惩治环境犯罪行为的重要目的。

[参考文献]

[1]李立明.目前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现状及其研究对策[J].上海财经学院，2013，13(09):116-126.

[2]张文丽.分析我国环境犯罪立法完善的重要性[J].江苏经济管理学院，2011，13(05):118-125.

[3]王关媛.我国环境犯罪的几个基本问题[J].吉林财经学院，2012(07):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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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食品安全犯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食品安全犯罪既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也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食品安全犯罪则主要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考察，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对公共安全的破坏显然重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因此，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符合其罪质，符合刑法对于食品安全保护的目的，实践中能更有效的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打击。

二、扩大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行为

《食品安全法》在食品的包装、加工、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环节设立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义务，对有可能会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规定。而目前刑法中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刑事责任只体现在生产、销售环节，其他方面在刑法中并没有体现。实际上在食品流通的其他环节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行为，从单一的生产、销售行为扩大到包括包装、运输、贮藏等一系列行为上，从而更好的全方位对食品安全进行刑法保护。扩大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本罪的打击范围。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形态包括过失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刑法立法中，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公共安全犯罪规定了过失危险犯。美国食品安全犯罪普遍遵循这个原则。这种责任原则不要求原告明确证明缺陷的存在，并且原告不需要证明产品缺陷是造成损害的原因。在我国，故意犯罪占较大比例，因为绝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是由不法生产经营者为谋取暴利而人为造成的。但是因过失行为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事实应引起我们的关注。食品安全犯罪不能只惩罚故意犯罪。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外，因重大过失引起的严重食品安全事件，只能间接适用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食品犯罪的主观罪过包括过失，那么，我们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将更加全面有力。

四、细化罚金适用标准

《食品安全法》中罚款标准是根据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的不同而确定不同幅度的罚款。采取特定数额制和倍比制两种立法模式，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也可考虑采取同样的立法模式加以规定。

(1)设置食品安全犯罪罚金的最低数额。原则上罚金的数额应高于食品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罚款数额。(2)对罚金刑量刑幅度细化，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客观行为、危害后果以及犯罪人是否为累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防止出现量刑的畸轻畸重，实现食品安全罪责刑一致。(3)针对自然人犯罪与法人犯罪设置不同的罚金刑体系。法人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数额要高于自然人犯罪的罚金数额，以区别对待，实现不同的惩治效果。

五、增设资格刑

为了从源头上杜绝犯罪分子从事食品安全犯罪的可能性，必须增设相应的资格刑。《食品安全法》中虽规定了资格处罚措施，如吊销卫生许可证、停止生产经营等。这种打击和威慑效果明显不足:行政处罚措施力度小，且没有具体禁止从事生产经营期限的限制。

鉴于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是滥用自身的某些资格和优势实施，因此，对食品安全犯罪资格刑进行设置时，从业禁止等资格刑可适用于生产经营者;强制破产可适用于单位。根据犯罪的情节不同和危害后果严重程度，对食品安全犯罪人处以禁止从事食品生产和经营的不同期限的刑罚。在具体设置资格刑时，要针对不同种类的犯罪，选择相适应的资格刑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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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毕业论文论醉酒驾驶行为入罪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也就是说，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即按照张军副院长的观点，醉驾不必一律入刑。因张军院长的特殊身份及讲话的场合，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更引起了人们对司法权力滥用的担忧。抛开人们对司法权怀疑的因素和考虑。仅从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的规定来看，我认为，张军院长的观点及支持张军院长观点的专家们的解释和立论均无说服力，不能赞同。张军院长及与张军院长持相同观点的专家以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作为其解释依据是不能赞同的。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刑法分则第13条是关于犯罪的一般定义，该规定系刑法总则的规定，刑法总则的规定对刑法分则的规定确有指导意义。但其指导意义在于指导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构成做实质解释，使犯罪构成整体反映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避免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在判断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犯罪构成是唯一的判断标准。若某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而直接以刑法分则第13条宣告无罪，将颠覆现行刑法体系，并且从根本上否定罪刑法定原则。因此，不能在犯罪符合犯罪构成时直接以刑法第13条的规定宣告某行为无罪。就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而言，对醉酒驾驶行为一律入罪并非仅仅从文意理解得出的结论。一，从立法背景来看，以往对危险驾驶行为仅仅以行政处罚进行处理，治理醉驾效果不明显。全国人大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的草案说明：“.对一些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建议规定为犯罪。主要是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的犯罪，……”而原有针对醉驾只有交通肇事罪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两个罪名可以适用，但这两个罪名均以犯罪结果为本位，只有当醉驾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才能得以适用，起不到威慑醉驾行为的作用。而危险驾驶罪以行为为本位，凡醉酒上道路驾驶者，皆构成危险驾驶罪，这样规定是为严密法网，有效阻遏醉驾。二，就危险驾驶罪本身而言，属于抽象危险犯，行为犯。只要醉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就对道路交通参与人造成了潜在的、巨大的安全威胁，从醉驾所发生的案例来看，后果通常都是非常严重的，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不可弥补的。对醉驾者，不必待其造成实害再进行处罚。三，就刑法修正案八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罪状描述来看，一般不存在“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况。如果说在理论上确有醉酒驾驶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情形的话，也仅有在大沙漠等空旷环境中醉酒驾驶等行为需要做无罪处理，这种情形可以视为“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但即便是这种极端情况，也完全可以通过犯罪构成予以排除，因为我国的犯罪构成不能仅从形式上来理解，“我国刑法分则的构成要件的规定是以总则第13条关于犯罪的一般规定为指导的，故应认为，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都是为了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因此，解释者对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必须做出实质的解释。”犯罪构成正是在刑法第13条的指导下通常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正是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立法者在想：‘我描写的这些行为是社会无法忍受的，我要对这些行为进行谴责；所以我要通过构成要件规定这些行为并惩罚它们。’”所以，如果说按照刑法分则的规定，使这些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的醉驾行为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话，解释者本身就是对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做了形式上的理解，这种理解本身就是错误的。四，刑法修正案关于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酒驾驶行为已经限定了是在“道路”上的醉驾行为，即便从文义上进行理解，也不会将不具有实质违法性的醉驾行为包括进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这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存在解释的余地。对法律进行捉摸不定的解释是危险的。近代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在其经典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说道：“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采纳这一公理，等于放弃了堤坝，让位给汹涌的歧见。”“严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烦，不能与解释法律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这种暂时的麻烦促使立法者对引起疑惑的词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准确，并且阻止人们进行致命的自由解释，而这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惟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我以为，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的规定，并没有造成遵守法律的麻烦，也没有造成解释法律的麻烦。而对该规定进行解释，尤其是违背该规定立法精神进行解释是人为地造成了混乱。

今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将开始实施，醉驾正式入罪。与之相衔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作了相应改变。昨天，芜湖交警、法学专家对新令进行了细致解读。5月1日起醉驾正式入罪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老师陆在春老师介绍，刑法修正案（八）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自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起施行。该修正案第二十二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芜湖市交警支队公共关系科科长罗海称，为了打好“酒后禁驾”战役，公安部先后出台了“四个一律”，对酒后驾驶行为一律实行上限处罚；2010年3月又出台了111号令，规定对饮酒驾车的违法行为一次性记12分，如今醉酒驾驶以“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与之相衔接、并同时于5月1日起实施的《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也加大了对此类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对醉驾行为一律吊销驾照，并在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对酒后驾驶行为的罚款从200-500元提高至1000-2000元，暂扣驾照的期限从1-3个月提高为6个月。这对当前交通管理工作的影响更为深远。据记者调查，尽管公安部门在不断大力整治酒后驾车，但是酒后驾车行为依然屡禁不止。2010年，芜湖交警部门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2131起，其中饮酒驾驶2027起，醉酒驾驶104起。今年以来，交警部门共查处酒后驾驶行为764起，其中饮酒驾驶730起，醉酒驾驶34起来。从以上数据来看，酒后驾驶仍呈高发态势，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也令人生忧。陆在春认为，即将于下个月一号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大众对安全出行的诉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也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与时俱进。从处罚力度上看，增设“危险驾驶罪”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肇事者的违法成本，能强化对以身试法者的震慑作用；从立法技术上看，增设“危险驾驶罪”将入罪形态界定为低门槛的“危险犯”，不苛求“交通肇事罪”的“严重后果”，而且比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有利于实现“罚当其罪”。从处罚性质上看，增设“危险驾驶罪”对于公务员和参公人员面临了更加严格的处罚，因为根据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17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芜湖市交警支队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成都、南京、杭州等城市接连发生酒后驾车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其中一些酒后驾车者以“交通肇事罪”被处罚，一些酒后驾车者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刑。此次“醉驾入罪”，意味着凡醉酒驾驶者，已不是违法嫌疑人，而是犯罪嫌疑人，即便不发生严重后果，也可能被判处刑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昨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规定因醉驾行为吊销驾照的人还将在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证。这也意味着，酒后驾驶不仅仅是扣分吊销驾驶证，还将面临着开除公职的行政处罚。酒驾肇事终身禁驾自今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将开始实施。为与其相衔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删去了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拘留的规定。醉酒驾车将被拘役。更严重的是，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酒后驾车肇事者会被终身禁驾。两次酒驾吊销驾照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罚款从200元以上500元以下提高至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期限从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改为6个月；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拘留和2000元罚款，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驾吊销驾照五年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增加了15日拘留的处罚，将罚款从500元提高至5000元；对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醉驾可能被解除合同“醉驾”正式定为刑事犯罪，可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届时醉酒驾驶要承担刑事责任，最长可处6个月拘役。“醉驾”入刑，醉酒司机就是犯罪，无疑会影响当事人一生。《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7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这就意味着，如果公务员醉驾被判拘役，就面临被开除公职。《劳动法》第25条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据此，凡因醉驾构成刑事犯罪的，可能会被企事业单位开除公职或解除劳动合同。《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学生醉驾终身禁考公务员醉驾者若为在校学生，那么他将永久失去报考公务员的资格。在公务员招考中也明确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报考。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之规定：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驾应属故意犯罪，这也意味着，党员如果醉驾被判刑也将被开除党籍。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京华时报》等公务员醉驾或被开除刑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醉驾”是否犯罪？又该如何处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21日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时，围绕这些问题再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委员认为，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这样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也有人认为，公职人员更应模范遵守法律。观点一醉驾入罪易造成打击面过宽“目前对于醉驾入罪的问题有点情绪化倾向，大家对醉酒驾车、在路上飙车现象非常气愤，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已经有法律来管了，在入罪方面，要十分慎重。”李连宁委员提出，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容易造成打击面过宽。他建议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一些空间，可单处拘役、或单处罚金、或两者并处，建议在“醉驾”和追逐竞驶后都加上“情节严重的”限制条件。观点二醉驾即处以拘役仍偏轻但也有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对“醉驾”的处罚还应加重。任茂东委员认为，仅处以拘役偏轻，建议改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且他认为，仅是拘役实际中的操作性不强，难以执行，且行政成本较大。郎胜委员指出，对于“醉驾”当前的实际做法是行政拘留，但目前看来作用不大。达到“醉驾”程度就追究刑事责任，可能对社会的震慑效果会好一些。“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醉驾’还是严一些好”。观点三公务员在醉驾上更应率先垂范也有委员建议对醉驾入罪能否给予一定的过渡规定，目前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后果很严重。国务院2007年通过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国家公务员招考时，也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报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认为，国家公职人员应率先垂范，其行为才有公信力，对他们的道义要求高于一般人是没有问题的。他分析，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而转型社会也意味着风险社会，运用刑罚手段对一些严重的突出的社会问题给予严厉的压制，也是可以接受的。观点四醉驾状态其实很难判断根据现行的标准，驾车者血液酒精浓度在每百毫升20毫克至80毫克属酒后驾驶，浓度超过每百毫升80毫克就算醉酒驾驶。丛斌委员认为，从科学角度界定“醉酒”很难。不同的人对酒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酒精含量超过200毫克也不一定有事，有的人可能只有20毫克却意识不清。郎胜委员也指出，醉酒程度各国都有不同标准。针对这一问题，丛斌提出了完善该规定的两个方式，一是单纯规定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多少毫克，用定量的方式确定犯罪主体。二是将醉酒改为酒后，只要饮酒后驾车上路，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失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论文范文

在小区里醉酒驾车，理论上不构成在公共道路上驾车，但小区属于开放性的公共场所，存在一定人流量，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事实上已经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法律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试析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

醉驾构成危险驾驶罪。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醉酒驾驶是属于危险驾驶罪的法定行为，所以醉酒肯定会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会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除醉酒外，还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