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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性纪念型壁画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8 06:17:45

写实性纪念型壁画研究论文

宗教促进了壁画的兴盛和风格化、多元化以及后来的程式化。在中国传统壁画中,我最喜欢的是永乐宫的壁画,它位于山西省芮城的永乐宫(又名大纯阳万寿宫),其艺术价值最高的首推精美的大型壁画,它不仅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杰作,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巨制。永乐宫继承了唐代宗教壁画的人物造型开张、比例严谨、用笔细致、姿态生动、衣纹畅快、气势雄伟的大唐风格,具体说完全沿袭了以吴道子为代表的唐代正统派的绘画传统。整个壁画共有1000平方米,分别画在无极殿、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里。三清殿是座主殿,殿内壁画共计平方米。画面高米,全长米。其中最大的是《朝元图》:它按对称仪仗形式排列,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分别画出天帝、王母等28位主神。围绕主神,28宿、12宫辰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徐徐展开。画面上的武将骁勇剽悍,力士威武豪放,玉女天姿端立。整个画面,气势不凡,场面浩大,人物衣饰富子变化而线条流畅精美。这人物繁杂的场面,神采又都集中在近300个“天神”朝拜元始天尊的道教礼仪中,因此被称为“朝元图”。这反映了道教壁画所体现的“礼”。纯阳殿、重阳殿内的连环画,叙述了吕洞宾、王重阳的故事。纯阳殿供奉着吕洞宾,讲述了吕洞宾从诞生起,至“得道成仙”和“普渡众生游戏人间”的神话连环画故事;重阳殿,是为供奉道教全真派首领王重阳及其弟子“七真人”的殿宇。殿内出采用连环画形式描述了王重阳从降生到得道度化“七真人”成道的故事。虽然是供奉着吕洞宾和王重阳,讲述他们的生平到得道成仙的奇缘,但却妙趣横生地展示了封建社会中人们的活动。这些画面,几乎是一幅幅活生生社会生活的缩影。平民百姓的梳洗、打扮、吃茶、煮饭、种田、打鱼、砍柴、教书、采药、闲谈;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宫中朝拜、君臣答理、开道鸣锣;道士设坛、念经等各式各样的动态跃然壁上。画中,流离失所的饥民、郁郁寡欢的厨夫、茶役、乐手,朴实善良而勤劳的农民与大腹便便的宫廷贵族、帝王将相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三清殿内的《朝元图》记叙了众多天神,整个画面气势雄伟,众神男女老幼形态各异,衣冠服饰各不相同。人物的神情面貌极富变化,有须发巍立、横眉怒目的神王,也有持花微笑、凝眸欲语的玉女,有神态恭谨的仙侯,也有恂恂儒雅的学士。种种情态杂居一画,使人感到变幻而无穷。当真是生动逼真,富有韵味。在艺术上巧妙地利用了寓动于静的构图方法,组成宏阔的构图,形象之间顾盼有神,表现出传统线描艺术的高度成就。线条圆浑有力,豪放洒脱,各种质地的服饰器物,各种自然景观,都得到绝妙动人的表现。尤值一提的是壁画辉煌灿烂的色彩效果。在富丽堂皇的青绿色基调下,有层次地以少量红、紫、蓝等色,加强了画面的主次和素描的盥洗,构成了节奏的变化,使得画面更为活泼跳跃。其色方法以平填为主,色块并列,或深浅一动,除云彩晕染外,其它晕染很少。画中的石青、石绿,到近700年的今天依然艳丽夺目。

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艺术上出现了更多的以"表现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形式,现代壁画与建筑环境艺术为了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文化环境。正壁画艺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辉煌而悠久的历史,它是人类追求美的理想、表现内心精神世界的独特艺术形式。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现代建筑环境对壁画的要求,壁画语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代壁画无论从表现形式、语言内涵到其社会功能都与传统壁画有着较大差异。 现代壁画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在互联网没有普及的岁月,人们更青睐于写实的、具象的、内容繁冗丰富的,但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人们受着过量信息的困扰,内心变得疲惫,需要的是放松、明快、简约的东西被再一次的肯定,壁画领域也随之而改变,不断地推陈出新,来符合人们的需要与发展 。 在建筑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大多数建筑承袭现代主义“少就是多”的观念,外墙装饰均是清一色的玻璃幕墙或单色瓷砖,面目冷淡,缺乏感情,这种为追求工业的高速发展而生产的建筑形态,与人们向往的自然生态环境格格不入。然而,壁画可作为人们面对自然的一个窗口,能在大厦的外墙和中厅等看到描绘自然的壁画,无疑是一种心旷神怡的心灵感觉。同时,在各种壁画形式中,最耐久、最易清洗、最耐侵蚀、色彩最鲜艳,表现手法最多样的,当属陶瓷壁画。

研究壁画论文

宗教促进了壁画的兴盛和风格化、多元化以及后来的程式化。在中国传统壁画中,我最喜欢的是永乐宫的壁画,它位于山西省芮城的永乐宫(又名大纯阳万寿宫),其艺术价值最高的首推精美的大型壁画,它不仅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杰作,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巨制。永乐宫继承了唐代宗教壁画的人物造型开张、比例严谨、用笔细致、姿态生动、衣纹畅快、气势雄伟的大唐风格,具体说完全沿袭了以吴道子为代表的唐代正统派的绘画传统。整个壁画共有1000平方米,分别画在无极殿、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里。三清殿是座主殿,殿内壁画共计平方米。画面高米,全长米。其中最大的是《朝元图》:它按对称仪仗形式排列,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分别画出天帝、王母等28位主神。围绕主神,28宿、12宫辰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徐徐展开。画面上的武将骁勇剽悍,力士威武豪放,玉女天姿端立。整个画面,气势不凡,场面浩大,人物衣饰富子变化而线条流畅精美。这人物繁杂的场面,神采又都集中在近300个“天神”朝拜元始天尊的道教礼仪中,因此被称为“朝元图”。这反映了道教壁画所体现的“礼”。纯阳殿、重阳殿内的连环画,叙述了吕洞宾、王重阳的故事。纯阳殿供奉着吕洞宾,讲述了吕洞宾从诞生起,至“得道成仙”和“普渡众生游戏人间”的神话连环画故事;重阳殿,是为供奉道教全真派首领王重阳及其弟子“七真人”的殿宇。殿内出采用连环画形式描述了王重阳从降生到得道度化“七真人”成道的故事。虽然是供奉着吕洞宾和王重阳,讲述他们的生平到得道成仙的奇缘,但却妙趣横生地展示了封建社会中人们的活动。这些画面,几乎是一幅幅活生生社会生活的缩影。平民百姓的梳洗、打扮、吃茶、煮饭、种田、打鱼、砍柴、教书、采药、闲谈;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宫中朝拜、君臣答理、开道鸣锣;道士设坛、念经等各式各样的动态跃然壁上。画中,流离失所的饥民、郁郁寡欢的厨夫、茶役、乐手,朴实善良而勤劳的农民与大腹便便的宫廷贵族、帝王将相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三清殿内的《朝元图》记叙了众多天神,整个画面气势雄伟,众神男女老幼形态各异,衣冠服饰各不相同。人物的神情面貌极富变化,有须发巍立、横眉怒目的神王,也有持花微笑、凝眸欲语的玉女,有神态恭谨的仙侯,也有恂恂儒雅的学士。种种情态杂居一画,使人感到变幻而无穷。当真是生动逼真,富有韵味。在艺术上巧妙地利用了寓动于静的构图方法,组成宏阔的构图,形象之间顾盼有神,表现出传统线描艺术的高度成就。线条圆浑有力,豪放洒脱,各种质地的服饰器物,各种自然景观,都得到绝妙动人的表现。尤值一提的是壁画辉煌灿烂的色彩效果。在富丽堂皇的青绿色基调下,有层次地以少量红、紫、蓝等色,加强了画面的主次和素描的盥洗,构成了节奏的变化,使得画面更为活泼跳跃。其色方法以平填为主,色块并列,或深浅一动,除云彩晕染外,其它晕染很少。画中的石青、石绿,到近700年的今天依然艳丽夺目。

《汉代墓室壁画研究》研究对象是两汉时期的基室壁画。“壁画”一词,广义来说泛指以任何工具和技法绘制于建筑物墙壁面上的画像,狭义来说专指以笔和墨及各色颜料之类绘画于建筑物墙壁面上的画像。中国考古学对“壁画”的研究,主要采其狭义的解释。汉代墓室内的墨笔彩绘画像,与画像石、画像砖、石棺画以及其它器物表面的画像等,各有相当数量的遗存,各有定名,也各自成为独立的研究门类。本论文是对汉代墓室壁画的考古学综合研究。研究方法是对中国各地出土的数十座汉代壁画墓标本进行收集、分类、排列、整理、比较、分析,探讨从西汉到东汉时期,壁画墓及墓室壁画的发展状况,重点研究墓室壁画在汉代丧葬文化中的功能与意义。

墓室壁画的丧葬文化探讨的论文

西汉早中期的壁画墓

中国墓葬装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由于商周时期的墓葬结构还未形成一种“建筑”,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装饰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墓室壁画作为墓葬建筑装饰形式的一种,大约肇始于战国末年,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西汉早中期是我国壁画墓葬酝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目前仅发现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和广州南越王石室墓两座。

芒砀山的汉墓设计独具特色,面积庞大且“斩山为廊、穿石为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中,规模巨大的工程让我们无法想象是如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皇宫形成的时期比明十三陵要早1300年,而且建筑的面积规模远远胜出四倍。伟大的诗人李白曾有诗篇进行高度赞扬:“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山,掩泪悲千古”。如果从梁孝王算起的话,足有八代九王及王后葬于此,这些罕见的地下墓葬皇宫被当今的中外学者们誉为“天下石室第一陵”。在壁画墓的发掘中具有重大的发现,就是墓室彩色巨幅壁画《四神图》,它的发现成为我国唯一一幅西汉早期的墓室壁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经学者研究表明,该壁画的形成年代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30多年。《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出土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1]。芒砀山柿园壁画墓俗称柿园汉墓,位于永城市芒砀山的保安山东南部的余坡,全长达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巷道以及各个侧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系统。墓道长60米、宽米,分东、西两段;西段长30米,位于山体之上,地面全部用褐色纯净土夯筑;东段为凿山而建,南北两壁上下垂直;在墓道的尽头、甬道门前,有一东西长米、南北宽米、深米的长方形石坑。东段墓道内用长方形石块封填。甬道东西全长米、南北宽米、高米。甬道口设有门道。门道进深米、南北宽米、高米;甬道呈斜坡状,西高东低,顶与底平行倾斜,南北两壁垂直;甬道尽头有设一长米、高米的平底墓室门道,门道内墓室门的结构与墓门相同。

《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位于主室顶部,从西端向东宽米,南北长米,面积平方米。“壁画主要内容包括: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云气纹等。在黑、白、绿、红四色构成的画面上,奇禽异兽、瑞鸟祥云,各有不同的寓意和象征。其中青龙处在中间的显要位置,占整个壁画面积的一半以上,龙头顶长角,长须飘飘,张口吐舌,舌尖卷一怪兽。龙翼丰满,两前足一踏云气一足踏翼,两后足一接朱雀尾一足生花朵,尾端伸出一株长茎花,满身鳞纹”[2]。朱雀绘制于龙身中段的东侧,口衔龙角,胫生花苞,背部装饰圆点纹样,足踏在边框上。白虎绘于龙身的西侧,足踏云气,仰首张口,欲吞一灵芝草。怪兽位于画面的南端,头作鸭嘴形,长颈,满身鱼鳞纹,背长巨刺,尾巴似鱼。画面所要表达的涵义是快乐、祥和、生机盎然,或许代表着墓室主人对死后幸福的美好向往与祈求,同时也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谐以及国富民强的盛世面貌。

西汉晚期的壁画墓

西汉晚期,壁画开始在中等规模的砖室墓中逐渐出现并流行。目前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两地,主要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洛阳浅井头壁画墓、西安交大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最为典型。此壁画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园内,在西汉时期它属于上林苑的东部方位,墓葬坐北朝南,平面呈‘古’字形,由斜坡墓道、东西两耳室和主室几部分组成。

2011年,笔者就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3]。墓道全长米,上口的宽度为米,底部的宽度为1米。耳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东西的两侧,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深米、东西宽米、高米。墓门位于南壁的中间,宽米、残高米,原装配有木质门,门框前设有竖砖的保护。壁画直接绘制于主室内部的四壁和顶部,底色的处理分为两层,最下面的一层为白色,上面的一层是赭石色。保存下来的面积大约24平方米。在墓室的中部有一周红色菱形装饰带,把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的幕顶为天象图壁画,下部的四周绘制流云和动物图像。上部的壁画主要包括券顶和后壁的上部两部分。券顶部分以天象图和仙鹤、彩云为主,天象图绘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与星辰相配,内外各有两个大的同心圆圈。在星辰圈的中间南北一线,南边有一直经30厘米的朱红色太阳,中间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北边同样有一圈黑色的轮廓线,中间绘制玉兔和蟾蜍。太阳和月亮的周围有彩绘‘S’形的四方连续图案(云彩图案),云彩之间配有白色、黑色的仙鹤。在星辰圈之外也布满了云彩和仙鹤。后壁的上部画面呈半圆形,正中间绘有动物,头似鹿角,身体的部位由于时间流逝已经残缺不全。其东西两侧有两只相对上飞的仙鹤,下部有一只卧倒的鹿。下部壁画包括墓室的四壁,均绘制有‘S’形的流云纹,云纹之间绘有各种动物和飞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西安曲江池壁画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1985年发现的一座壁画墓。墓葬坐西面南,平面呈“甲”子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全长米、深米。壁画绘于墓圹第一层台阶以上及墓道第一层台阶以上,用料为白色粉状物,其内容多是食草类动物,其大小与实物相同。壁画轮廓清晰,线条洗练,风格粗狂豪放,造型生动,内容别具一格,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极为罕见。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可见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以“天”为尊。《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5]。汉代人对天的崇拜与注重,从两汉墓葬出现的数幅天象图壁画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汉墓中出现的大量羽翼仙人以及羽翼神兽的绘像、雕塑等,与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墓中的“天门”形象。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提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所谓天门即天上之门,要登上天之门都要通过这道门。湖南马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绯衣帛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一号东汉壁画墓后室后壁中间绘有一个很特别的“T”形图案,图案由黄、红两种颜色组成,门框用红线勾勒,然后用深赭黄色涂抹在门面上,被称之为“天门”图案。

在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权神授”论的影响下,汉代人也普遍相信上天会借助文字或图像向世人预示祸福吉凶,也会向仁君显示祥瑞的图像,这是祥瑞图在汉代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汉代人视墓室为死后安乐之处,或称之为现世家居的翻版,甚至墓室内的布局结构、家居用品、室内装饰等都要一应俱全。因此,墓室内出现了令后世瞩目的墓室壁画以及不同题材的画像装饰。从复杂结构中可以看出,汉墓一方面象征宇宙,上置天界星辰与神像、下置人间各种生活景况;另一方面又是人死后的居处,被刻意装修成阳宅家居的模样,有的分前堂后室,有的绘画或雕刻以象征天井。对汉代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是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汉代人对天上世界有很多美丽的联想,认为这个缤纷的天界是人死后灵魂理想的归宿。汉代人对死后的阴间世界则显得很抗拒,有关的文字和图画都不多,墓室内也罕见相关画像的描绘,这个地下世界的画面相对模糊。汉代人对天界、对天界内的天象神灵敬畏有加,但对阴间地府的恶鬼则避而远之。

墓室壁画在汉代墓葬中的作用或地位与画像石或画像砖相近,概括地讲包括三方面:图像式的墓葬记铭;记载或叙述具体场景与情节;记录或折射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图像式的墓葬记铭”:墓室壁画是一种舍文字而取图像形式的记铭,提供了比文字更为具体的形象画面。尤其是在记叙墓主的生平事迹方面,以及表彰其成就和品德的作用上,比文字形式的墓葬记铭更具体和更有感染力。但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还不能称作“墓志”。从在墓葬内“标志墓主”的作用上看,它们与后来的墓志有相近之处,可以算是墓志的先声。

这是最权威,最标准的资料。汉墓壁画的发现,始于东北地区。从20世纪初到1945年,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东渐,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先后发掘了辽宁省辽阳北园、迎水寺、玉皇庙、南林子及大连营城子等地的汉魏时代的壁画墓。20年代末,河南省洛阳市旧城西八里台的一座西汉晚期空心砖壁画墓也因被盗掘而发现,部分空心砖现藏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2年和1955年,在河北省望都县先后发掘了东汉晚期的两座大型砖室壁画墓(见)。到1966年止,通过对洛阳市烧沟西汉晚期无名氏壁画墓(见)、山西省平陆枣园村墓、江苏省徐州黄山陇、山东省梁山后银山、河南省密县打虎亭东汉晚期的两座大型壁画墓(见)、内蒙古托克托及辽阳棒台子和三道壕等多座壁画墓的发掘,初步了解到汉墓壁画的分布情况及其区域特点。70年代,又先后发掘了河北省安平逯家庄、定县八里店、陕西省千阳、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大型砖室壁画墓(见)和洛阳西汉晚期卜千秋壁画墓(见),进一步全面了解到汉墓壁画的分布、产生年代和壁画题材内容。1986年8月,又发掘了辽阳北园3号墓。1987年4月在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发现的西汉墓壁画是迄今最早、最完整的天象图壁画。至此已发掘的汉壁画墓共计30多座。[编辑本段]分期与分区汉墓壁画可分前、后期。前期为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仅有八里台、 烧沟无名氏、卜千秋、枣园、千阳、西安、内蒙古鄂托克、商丘等地8座;后期为东汉中、晚期,包括此外所有汉墓壁画。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豪强大族厚葬习俗的发展,在当时经济文化中心或军事要塞便出现了壁画墓。后期壁画墓数量增加,分布范围扩大。它们的分布可划分为6个区域:①豫、陕、晋区,主要是前期的8座壁画墓。②豫、苏、皖、晋区,主要有打虎亭、黄山陇、后银山及安徽亳州董园村等地的壁画墓。③冀中南区,主要有望都所药村、安平逯家庄、 定县八里庄等地的壁画墓。以上3个区域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是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④长城沿线区,主要有内蒙和林格尔、托克托、霍洛柴登以陕北榆林等地的壁画墓。这一区域是东汉政府北方的边防重地。⑤辽南区,集中分布在辽宁省辽阳市北郊太子河两岸地带,主要有北园、棒台子、三道壕车骑墓等壁画墓,此外还包括大连市营城子壁画墓。辽阳是当时辽阳郡首府,汉魏之际是公孙氏割据政权统治的中心,也是未经汉末战乱,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地区。⑥河西区,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有一些简单的壁画墓。[编辑本段]第一区域类型特点第 1区域洛阳的无名氏墓和卜千秋墓都是带双丁字形耳室的仿券顶空心砖墓,千阳墓则为拱形顶的土洞墓,枣园村墓为小砖券墓。墓室规模都较小,长仅4~6米多一点。壁画内容都以天象和神话故事为主,也有少量历史故事和庄园、农耕题材。以王莽新朝(公元9~23)前后的枣园村墓为例,墓长米,由1个主室和1个耳室组成。主室内绘满壁画,券顶上绘有云气和四神图,四壁绘有车马、房屋和人物。其中绘在南壁和西壁的牛耕和耧播图,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场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中国最早表现农业生产活动的绘画作品。这一期壁画,构图简单,风格质朴,有的甚至还保留着西汉早期帛画的某些特征。西安交通大学内的西汉墓天象图壁画,表现大型二十八宿图像,构图浑然一体,色彩明艳焕丽。墓中主室壁画上部代表天空,下部象征山川大地。上部壁画以仙鹤、祥云和日月星辰图案为主,绘有二十八宿星辰及苍龙、白虎、朱雀、玄武4种图像。彩云间绘有一组组仙鹤,翔状各异;祥云线条流畅,运笔自如。二十八宿加绘形象生动的人物、动物来说明各宿的名称,使人一目了然。壁画还使人看到中国最早的晕染法绘画技巧。[编辑本段]第二到四区域类型特点第2~4区域各具特点。豫、苏、皖、晋区的壁画墓,像本区域流行的墓一样,大多采用纯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而且壁画和画像石往往混用。墓型有两种:①较简单的如东汉中期的后银山墓,是砖石结构前后室墓,长米,宽米,壁画绘于前室,内容主要有淳于卿出行、曲成侯驿故事和天象等;②东汉晚期的墓室结构复杂,规模巨大,有前、中、后三重主室,长达15米左右。其中黄山陇墓和董园村2号墓为纯石结构,打虎亭汉墓为砖石混合结构。除黄山陇墓外,其余3墓墓门都有精美的石刻画像。墓主车骑出行和乐舞百戏是本区壁画的主要内容。冀中至冀南区全是规模宏伟的多室砖墓,多横券顶,一般有前、中、后三重主室,长达20米左右。其中望都2号墓具五重主室,全长达32米。安平逯家庄墓,墓室由前、中、后室以及耳室、侧室共10个室组成,全长19米。在前室南耳室、中室、中室南耳室绘有车马出行、鸟瞰建筑群、属吏、乐舞等巨幅壁画。根据出行图的导从制度和墨书题记纪年,墓主当为死于灵帝熹平五年 (176)的安平王。人物众多的属吏图是本区最富有特色的壁画内容。长城沿线区的墓形与冀中、冀南区相近,但多穹窿顶。其中,托克托县闵氏墓由前、中、后三重主室和5个耳室组成,全长13米多。壁画主要绘于中室及东、西耳室,内容残存有侍女、车马、庖厨等,画像旁的墨书榜题,证明墓主为闵姓豪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是本区最大,同时也是迄今所见内容最丰富的汉墓壁画。榆林一带的汉墓壁画,多以朱、黑等色直接绘于砖墓上,内容主要有车马、人物、建筑等,其年代可能早至东汉中期。辽阳区的壁画墓除营城子为砖结构外,其他全为石结构。大型墓平面呈方形,由前室、后室、回廊、两个耳室和数目不等的小室组成,长、宽一般均在7米左右。小型墓由前室、后室和1或2个耳室组成,后室多分为2个或3个棺室,一般长5米左右。壁画直接绘于石面,内容以车骑出行、百戏和宴饮等为主。[编辑本段]东汉中、晚期壁画墓的特点与前期相比,东汉中、晚期壁画墓的特点是:①墓室规模宏大,结构复杂;②壁画面积增加,一般在50平方米以上,有的近200平方米,而且有许多情节复杂、幅面宽阔的连壁巨作;③内容丰富,除表现墓主经历、身份、权力、威仪和财富的车骑出行外,乐舞百戏、属吏、坞壁、农耕等成为主要题材,而且出现了祥瑞图;④绘画技法多样,壁画艺术水平较高;⑤墨书榜题较多,使壁画内容一望可知。[编辑本段]题材内容大致可归纳为7类:①表现墓主庄园中生产活动场面的农耕、桑园、放牧、射猎等; ②表现墓主仕宦经历和身份的车骑出行、任职治所、属吏、幕府以及坞壁等; ③表现墓主享乐生活的燕居、庖厨、 宴饮、乐舞百戏等; ④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经史故事,如孔子、老子、周公一类的古代圣贤,荆轲、伍子胥一类的忠臣义士,丁兰、秋胡妻一类的孝子列女等; ⑤神话故事类,主要有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一类仙人和表现天上世界的仙禽神兽; ⑥在天人感应论影响下产生的祥瑞图,如麒麟、芝草、神鼎等; ⑦天象类,如日、月、星宿、云气和象征四方星座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各类内容在墓中的分布,一般是①、②、③、④类内容绘于前、中、后室或耳室,⑤、⑥、⑦类内容绘于墓室顶部和墓门部位。[编辑本段]技法以毛笔为主要绘画工具,使用朱、 绿、黄、橙、紫等色调的矿物质颜料,因而壁画色彩历久不变,发现时一般都很鲜艳。造型手法上继承春秋晚期以来的写实而夸张的传统,在绘制技巧上则发展了战国至西汉早期宫廷壁画和帛画上所见的墨线勾勒轮廓再平涂施色的手法。前期技法还比较单一,到东汉晚期,出现了大笔涂刷的写意法、没骨法、白描法,有的画面如望都1号墓的属吏人物还使用了渲染法。在构图上,它已摆脱了春秋晚期以来呆板的图案式横向排列的形式,注意讲求比例和透视关系。这些成就,为中国绘画的成熟奠定了基础。[编辑本段]思想渊源汉墓壁画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统治者提倡孝道和厚葬,产生“事死如事生”的思想。特别是东汉时期实行察举孝廉的制度,是人们踏上宦途的必经之路。因此,所谓“崇饰丧祀以言孝,盛饷宾客以求名”的风气四处弥漫,厚葬之风越演越烈。很多人竭家所有,为父母或自己修建坟墓,在模拟生人居住的地下墓室壁面上,大量绘制表现生前权势、威仪和财富的生活及历史神异形象,以期获得“孝”的声誉,有利于仕宦之途,这就是汉墓壁画盛行的社会根源所在。

壁画研究论文

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Dunhuang fresco is the composing part of Dunhuang grotto art. The grotto art of Dunhuang is great and profound. Represented by Mogao Grottoes, the grotto art of Dunhuang is rich and colorful, and exist in large quantities, including frescos, painted sculptures, scriptures, scrolls and a lot of other artistic forms. Among the artistic forms, the relics of the frescos in the Mogao Grottoes are the most attractive.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Mogao Grottoes had boasted more than a thousand stone grottoes. Now, 492 grottoes have been left, together with 45000 square meters of frescos in portrayed social life scenes and appearances of various people of different dynasties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among the frescos of Dunhuang are the precious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on the clothe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of all the ethnic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The frescos can be divided into Buddha statue paintings, Buddhist sutra paintings, narrative paintings, alimentation paintings, animal paintings, landscape paintings, decoration paintings and so on. The Buddha statue paintings include the portraits of various Buddha statues and Bodhisattvas while Buddhist sutra paintings, which are also called "sutra converted painting", uses the means of painting to express the contents of Buddhist sutras. The narrative paintings, however, are characterized by rich contents, vivid plots and strong traces of life, so, they are embedded with great attractiveness. Alimentation paintings are the portraits of the people who believed in Buddhism and donated funds to build grottoes, together with their relatives and servants. The beautiful natural sceneries in some of the landscape paintings are painted according to the landscapes in sutra, while some others are independent pictures that take landscapes as the main parts. There are also colorful decoration paintings, which were used to decorate the grotto frescos have abundant contents, varied forms and vivid time characteristics. They reflect that the craftsmen at that time had advanced painting skills and abundant imagination power. They provide a large amount of objective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on the Chinese art history. 翻译过来就行了!

二、敦煌壁画随情赋彩的色彩艺术 敦煌曾是一块被历史特别眷顾,也曾是被历史深深遗忘的地方。这个地方拥有着众多充满色彩与韵律的象征符号,敦煌石窟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颜料标本博物馆。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十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量彩绘艺术颜料样品,是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颜料化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敦煌壁画中的色彩,历经数千年的历史,仍然光彩夺目,它所表现的个体形象和整体色调都很优美,这不但归功于当时的艺术家们所研制、选用的材料,而且艺术家们用以情赋彩的手法,加强了自己作品的诗意化、情感化、现代化和意象化,使之随时观摩敦煌壁画均有百看不厌之感。现就以第61窟中的壁画为例,可作一些粗略的讨论。第61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它是五代曹元忠夫妇开凿的,甬道于元代重绘。五代的石窟艺术有其独特的风格,塑像和壁画内容丰富,布局严谨,经变画情节增多,故事画再度兴起,画面上有许多社会生活场面。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部,主室覆斗形顶,顶中央饰团龙莲花井心,四坡画千佛,窟顶四角画四大天王。西壁详细描绘了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盛况,南、北两壁共画10铺经变画;东壁画维摩诘经变,东壁和南、北壁东侧下部画曹氏家族供养人49身、供养比丘尼3身;南北两壁西侧和西壁下部屏风画共33扇,画佛传故事。这是莫高窟晚期艺术中最详细的佛传图。61窟规模大,形制典型,内容丰富,壁画保存好,艺术水平高,其中内容完备。巨型的五台山全景图、联屏佛传故事画、字迹清晰和数量众多的榜题和曹氏眷属等身像,都是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61窟室藻井图案——团龙莲花藻井,刻画精细至微,以石绿、赭石、白三色为主色,加黑、黄、朱红等色相间描绘,整个画面呈绿色主调,色彩丰富而和谐、高雅,人物面部色彩变化多端,但均统一入调,使整个画面气势宏大,有巧夺天工之妙。甬道南壁的炽盛光佛画,整幅以冷调完成,以石绿、石青、白三色相间,色彩稳重而协调;人物的面部和衣服多以红褐着色,节奏感强烈而不落入俗套;下半部以黄灰色虚画营创画面气氛,产生了色彩的虚实透视功能;战车上的色彩描绘极其丰富,可与印象派油画色彩相媲美。纵观整个画面用色,跌宕起伏,极富音乐色彩。东壁北侧女供养人以暖调呈现,红、黄、黑三色相间,古朴、厚重、大方,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北壁侧面不空绢索观音,用色丰富,冷暖相间,对比强烈,给人以激情奔放之感。南壁弥勒经变画,形象众多而繁杂,用红、绿相配,既有强烈对比,又有协调之感,是补色相配而不俗的典范之作。 莫高窟的所有壁画均完成于黑暗的石窟内,所有形象的赋彩都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但艺术家们通过高超的绘画技艺,使所绘形象栩栩如生,色调统一、协调,令人感叹不已。仅从敦煌壁的施色中,我们可以进行以点代面的思考,画家没在自然光下作画,而在昏暗的油灯下着色,没有自然的描写,都是艺术家胸有成竹的体现,色彩丰富,对比强烈,刻画精细,色调和谐统一。六朝谢赫在“六法”中提出要“随类赋彩”,讲的是着色时客观地反映事物,是对物象表面之色的描绘。笔者则以为创造敦煌壁画的艺术家们用色是“气韵生动”“随情赋彩”,在使用材料上充分强调发挥自己的意识、情感和想象,以饱满的激情,在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把自己的情感色彩挥洒在昏暗的石窟之中,使石窟永放光彩。 三、敦煌壁画与人为善的教育思想 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反映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敦煌壁画中的众多经变画,传达了人心向善的教育思想,壁画不仅能从艺术上给人以视觉感受,而且要使观画人能品读出其中的教育哲理。敦煌壁画为了广泛吸引群众,大力宣传佛经佛法,必须把抽象、深奥的佛教经典史迹用通俗简洁的、形象的形式灌输给群众,感召他们,使之笃信朝拜。于是,在洞窟内绘制了大量的故事画,让群众在看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故事画内容丰富、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诱人的魅力。敦煌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是描绘释迦牟尼生前的各种善行,宣传“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它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如“萨捶那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九色鹿舍己救人”“须阁提割肉奉亲”等,虽然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的本色。例如,第98窟中的《摩河萨捶以身施虎品》描述了摩河萨捶太子与二兄长外出游玩,归途中见母虎和七只小虎饥饿不堪,母虎要给幼虎充饥。摩河萨捶以身拯救饿虎,于是他横卧虎旁,但虎已无力食他,他在山崖上刺破喉咙,坠崖投身虎旁,饿虎饮吸鲜血恢复体力,取食萨捶。二兄长收拾遗骸,起塔供养。如《恒伽达品》《善事人海品》等等,都表达了教育众人从善的思想,为维护社会安定和繁荣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绘画的内容和思想主题给我们现代人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艺术是为大众服务,不但要使观众赏心悦目,而且要起到一定教育作用。以积极、健康、向上为主题的艺术品仍然是当今社会所需求的主流,我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之中,尽最大可能地把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融合于艺术作品之中,在观众品读艺术作品时不但能给予一定的艺术熏陶,而且要能给予教育的感染。当然,艺术不等于教科书,但笔者认为,纯粹的无思想的艺术品,绝不能称之为上品。一件艺术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如果不能更多地净化观众的心灵的话,那至少要留给观众一个良好的心境。在这一方面上敦煌壁画的艺术创作做得相当优秀。敦煌壁画描写了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充分体现着“与人为善”的教育思想。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可见古代艺术家,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独具匠心,融艺术与教育为一体,留辉煌于后世。 人类的敦煌,人类要了解,文明要延续。它很神秘,很令人向往,值得我们从各个领域的不同专业、多个角度,全方位、立体式地去研究它,以便更早地、更全面地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把它的辉煌完全展现给人类,供世人研究、品读、借鉴,促使社会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我们广大从艺者更要以敦煌艺术为契机,与时俱进、传承创新,早日创造出当代艺术的辉煌,共同缔造我国艺坛更加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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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读敦煌壁画拾零 2.浮雕壁画的空间表现 3.解析中国现代壁画的后现代倾向 4.论现代漆材料对漆壁画工艺的影响 、5.壁画与当代公共空间的互动性初探 6.简析中国汉代石刻壁画的艺术风格和代表作品 、7.两宋时期佛教在壁画装饰艺术中的投影 8.西藏西部佛教壁画中的降魔变10.试论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的历史分期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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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论文国内壁挂壁画研究现状怎么写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艺术上出现了更多的以"表现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形式,现代壁画与建筑环境艺术为了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文化环境。正壁画艺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辉煌而悠久的历史,它是人类追求美的理想、表现内心精神世界的独特艺术形式。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现代建筑环境对壁画的要求,壁画语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代壁画无论从表现形式、语言内涵到其社会功能都与传统壁画有着较大差异。 现代壁画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在互联网没有普及的岁月,人们更青睐于写实的、具象的、内容繁冗丰富的,但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人们受着过量信息的困扰,内心变得疲惫,需要的是放松、明快、简约的东西被再一次的肯定,壁画领域也随之而改变,不断地推陈出新,来符合人们的需要与发展 。 在建筑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大多数建筑承袭现代主义“少就是多”的观念,外墙装饰均是清一色的玻璃幕墙或单色瓷砖,面目冷淡,缺乏感情,这种为追求工业的高速发展而生产的建筑形态,与人们向往的自然生态环境格格不入。然而,壁画可作为人们面对自然的一个窗口,能在大厦的外墙和中厅等看到描绘自然的壁画,无疑是一种心旷神怡的心灵感觉。同时,在各种壁画形式中,最耐久、最易清洗、最耐侵蚀、色彩最鲜艳,表现手法最多样的,当属陶瓷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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