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化研究考试论文

就像上面那位仁兄说的那样：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等等方面去阐述。例如政治方面：1.秦朝、明清都是封建制国家，秦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推广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如：明朝朱元璋建立了特务机构，废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权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为主体，地方以各省“三司”为主体的官制结构；永乐后，又形成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内阁、司礼监体制；清朝时设立军机处，上书房，中央集权可谓达到了顶峰，同时乾隆以后封建制国家走向衰亡。你也可以自行联系晚清的政治，以及鸦片战争后的情况自行阐述。2.选官制度：吕不韦为相前及为相初期多采用官吏世袭制，少数情况是统治阶级荐举提拔人才；军队系统着多是采用军功受爵。而到了李斯为相时官吏世袭制几乎被废，统治阶级荐举提拔人才得制度进一步发展；明清时科举制度，主要采用八股取士。3.对外政策：秦朝主要是统一天下的，征战匈奴等，明清从一开始的对外开放，如郑和下西洋到后来的禁海，闭关锁国。。。经济方面：秦朝是统一了度量衡，同意了货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依然是小农经济占主体；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农业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东南发达地区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较多地采用了雇佣关系，也即人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萌芽。文化：1.都存在文化高压政策。秦朝：焚书坑儒，实行愚民政策，抑制思想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同样也是阻碍了文化发展。2.秦朝时统一了文字，小篆作为标准字体，有利于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1）以小说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两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及生活面貌。（2）文学戏剧：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同期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明朝中期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话小说；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高峰，清朝优秀的小说还有《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笔锋直指封建社会的黑暗。最优秀的剧本有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清朝中期，四大徽班先后进京，徽班进京是京剧诞生的前奏。（3）集大成的类书：明朝编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清朝时期又编撰出集大成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科技：1.秦朝比较短暂，其科学成就一般是和汉朝联系起来说的，秦汉时期的科技成就居世界第一2.明清：⑴、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全面总结了我国古代药物学的成就。⑵、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全面反映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状况，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农业百科全书。最早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⑷、明代地理学家徐宏祖（别号霞客）写了一部优秀的地理著作，名为《徐霞客游记》。还有思想方面，秦朝主要受法家思想的影响，而明清学风经历了由朴实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实的变化。出现了普遍重商、“竞相逐利”和追求享乐的风气，“人必有私”观念和拜金主义流行。最主要的是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黄宗羲比较强烈地表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倾向，顾炎武强调学以致用的学风，王夫之把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黄宗羲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顾炎武脚踏实地的学风，对清代学者有很大影响。王夫之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好了，我只能大致帮你拉一个大概，具体的论文还需要你自己根据这个大致的框架思想往里面填充血肉。。。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

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

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

”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

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

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

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

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

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

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

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

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

南宋情况则不同。

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

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

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

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

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

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

再看学校。

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

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

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

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

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

学校已为虚设[9]。

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

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

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

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国富民强。兵强马壮。统治者不一样，所以政策也不一样，民情不一样。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试举二例：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明清文化研究论文

明清家具同中国古代其它艺术品一样，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底蕴，而且具有典雅、实用的功能，令人回味无穷。明清家具的收藏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国人开始大量地搜集、收购中国明清家具，并运往海外。在后来的几十年间，西方人将中国明清家具提升到了与中国其它文物等同的地位。我国的家具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取决于人们起居方式的变化。从商周到秦汉，是以席地跪坐为中心的家具;从魏晋到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交替的家具;北宋以后，是以垂足坐为主家具。其总的趋势是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发展。但真正将中国家具推向艺术顶峰的，还是精工细制的明式家具。优良的材质，纯朴的纹理，舒适的造型，简洁的雕饰，这些都是其它时期的家具所无法比拟的。而明式家具中夹杂着文人化的意趣，体现着古人求真崇朴的思想，这又是前朝后代的家具所无法拥有的。中国传统家具多以较名贵的优质木材做成，这些木材均有不同的色彩和纹理，因此很少雕刻花纹，而且材质坚硬，木性稳定，能制出复杂的榫卯，以及刻出各式各样的装饰线条和花纹。所用木材有: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铁梨木、红木、楠木、乌木、椐木等。清代家具有不同于明式家具的独到之处。其总体尺寸要比明式家具宽大，形成稳定、浑厚的气势。而样式也十分丰富:有床座榻，屏灯笼，箱橱柜，椅凳墩,桌几案等。例如新兴的太师椅就有多种式样，至于靠背、扶手、束腰、牙条等新形式，更是层出不穷。装饰上求多、求满，常运用描金、彩绘等手法，显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效果。而在家具的作工方面，又有京坐、广作、苏作之分，使清代家具完全系统化、风格化。

1.《〈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评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2.《评介林仁川著<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3.《明初考官制度述论》，《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4.《清至民国建瓯土地契约中的经济关系探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5.《明清福建商人与社会环境》，《福建论坛》1990年第3期.6.《明清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1990年第8期.7.《明清福建义田与乡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8.《义田及其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社会功能浅析》，《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1993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3年第5期.9.《清代义田的发展与成熟》，《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10.《明清四都社区文化略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11.《福建家族文化系统研究的新创获》，《福建论坛》1992年第3期.12.《宋以来义田发展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13.《吴本崇拜与社会效应》，《吴真人研究》第125--133页,鹭江出版社1992年5月版.14.《论明清时期的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3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1993年第5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3年第3期.15.《试论明清文化的世俗化》《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1期.16.《区域性家族文化研究的拓荒之作》，《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17.《家族组织宏观模式的新建构》，《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18.《明清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19《<儒林外史>与民族文化的历史审视》，《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20.《吴本崇拜的地域界限与文化内涵》，《吴真人与道教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21《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述评》，《文史哲》1994年第3期.22.《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2)1994年第11期.23.《明清会馆与社会整合》，《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24.《论明清会馆神灵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4期.25.《吴甡:一个练达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史学集刊》1994年第3期.26.《明清徽州会社经济举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27.《明清苏北水灾原因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28.《闽南沿海商工文明的形成及其意义》，《石狮商工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29.《论明清福建会馆的多种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30.《明清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又一力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31.《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32.《明清会馆的建筑设置、区位分布与文化内涵》，《原学》第4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33.《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34.《宋以来义田生成机制论》，《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6年第3期.35.《清代地权转移中的非经济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36.《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37.《明清时期的民间械斗与封建官府》，《福建史志》1996年第5期.38.《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39.《社学即官办初等教育说质疑》，《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40.《清前期福建地域间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福建学刊》1997年第5期.41.《明清庶民地主家族延续发展的内在机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42.《读<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光明日报》1997年8月19日第5版史林.43.《<简谈明清时期的会馆》《光明日报》1997年12月23日第5版史林.44.《〈中国原始艺术〉评介》《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21日第3版.45.《浅论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46.《<汀龙会馆:客家文化凝聚精神的实证》，《汀江与客家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12月版.47.《<明清民间办学勃兴的社会经济背景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48.《菲华社会文化脉动浅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49.《出土文物的艺术品鉴》，《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5期。50.《明清时期“行”的衰微与会馆的勃兴》武汉大学《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卷，2002年10月武汉大学出版社版。51.《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改革的点滴体会》《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3辑，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12月版。52.《“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族组织的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53.《海洋思维：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历史研究》1999年第6 期。54.《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争鸣》《人民日报》1999年 7 月24日。55.《探隐索颐求本真辨难问疑臻堂奥》《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2期。56.《十六——十八世纪福建沿海经济开发中的商业化倾向》《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57.《菲律宾华社对民间教育的投入》，《教育评论》2000年第1期。58.《明清海洋管理政策刍论》，《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59.《明清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若干趋向》，《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60.《走向民间的历史学》，《福建日报》2000年5月19日。61.《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沿海港市兴衰嬗变片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62.《论康熙的恤商思想与实践》，《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63.《地域性历史研究刍识》，《光明日报》2000年4月28日。64.《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光明日报》2000年7月21日。65.《长江下游农业历史地理断代研究的厚实之作》，《中国农史》2000年第2期。66.《菲华商联总会的发展轨迹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5期。67、《清代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若干趋向》，《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68、《论“书院改为学堂”——析从传统大学向近代高等教育转变的若干机枢》，《高等教育》2001年第3期。69、《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70、《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贡献及启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71、《商业史研究的重新审视与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72、《明清科举制度对民营教育的促进》，《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73、《试论明清东南海洋经济模式的演迁》，《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6期。74、《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75、《施琅统一台湾与清初官方海防力量的加强》，《施琅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263—276页。2002年6月版。76、《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官民相得”》，《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25—29页。77、《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社会救济的成功之作——张文著〈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评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78、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第4期。79、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80、施琅海洋经略思想初探，《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81、平台过程中施琅与清政府对海洋认识的深化，《施琅与台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91页。82、简论林则徐对灾异的探源与对策，《林则徐与江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93-199页。83、徽州会馆与徽州戏的播扬，《戏曲·民俗·徽文化论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101页。84、官民的联结与互动：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黄山书社2003年版85、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多元双向传播，《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黄山书社2003年版。86、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第11期。87、乾隆朝黄梅案中民意的体现及其意义（与缪心毫合作），《吉首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88、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中国海洋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4年第5期。89、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新高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90、清史修撰宜立足《清史稿》，着意体现时代感，《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91、清代宝庆府社会救济机构建设中的官民合作――以育婴堂和养济院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与雷妮合作）92、试论沈葆桢的海洋经略思想与实践。《沈葆桢生平与思想研究》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6月版。93、清代晋江店铺买卖契约文书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与卢增夫合作）94、清代科举冒籍与土客冲突（与张学立合作），《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95、习礼成俗：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的一种路径，《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5年第2期。《光明日报》2005年4月12日论点摘编。人民网2005年4月12日转摘。96、明清时期的商业风险及其防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97、从《问俗录》看明末清前期福建社会风习（与张宗魁合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98、从“行”到商会：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99、从碑铭看明清福建的民间规约和社会管理，《中西法律传统》第4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厦大史学》第1辑。100“科举学”研究的阶段性升华——评刘海峰等著《中国科举史》，《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岳麓书院2004年版。101、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自域”与“共域”，《文史哲》2006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19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5期摘要，《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6年第10期复印。102、从几起京控案看林则徐的为政风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6年第10期。103、从《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篇》看明代福建社会，《厦大史学》2006年第2辑。104、从《鹿洲公案》看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王亚民合作）《华中师大学报》2006年第4期。105、试论清代宁化的民间经济纠纷及其解决（与陈瑶合作），《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5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版。106、从盐仓看明清福建盐业变迁（与吕小琴合作），《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2期。107、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新趋向，日本《中国史学》第十五卷，2005年9月朋友书店版。108、从明清小说看科举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09、明清福建民间规约与社会管理的经验与借鉴，《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构建》，鹭江出版社2006年版。110、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111、谈坚持高考的权威性与冷静地对待高考的统一，《湖北招生考试》2007年第1期。

浅谈中国家具的精髓———明清家具摘要:明清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家具时代,不仅是我国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在世界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制作工艺精细合理,用材考究,选型朴实大方,风格鲜明;清代家具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技艺精良,材料精细。明清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和陈设品,应用于民居、园林和宫廷,是中国古代追求家具完美和恬静生活的反映。关键词:明式家具;清式家具;中国家具家具作为室内陈设的主要设施,是生活中的日常用具,同时也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明式家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它也代表了中国家具的个性和特点,同时它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与发展。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尚过一种闲逸优雅的恬静生活,这或许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明清家具散发出来的细腻感与艺术感染力中,可以明显看出,它得益于其独特文化特质的形成,同时也是基于当时的家具使用环境和家具使用者。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正值明朝市井文化的繁荣时期,虽然当时北方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战乱不断,但在远隔硝烟的南方地区,却在大肆兴建民居、园林、宫庭,而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与陈设品,需求量大增,苏式家具与广式家具的设计制作水平在此时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就造就了明代家具的辉煌。尤其是苏州私家园林的建造,其建筑艺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在建造园林、制作家具中,他们往往亲自出马,按照文人士族的审美理念参与园林的家具设计。清代早期的半个世纪里,清廷仰仗恢复和发展明代优秀传统,家具保持着明代的一贯作法,并且有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如漆家具中的康熙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纹平头案,是这一沿革的典型。一、明代家具──家具的昌盛时代明代手工业高速发展,文化艺术复兴昌盛,在这种前提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各个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成型研究。明代的家具,也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苏州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的要求到顾客家中加工制造。按不同的用材和工艺,明代家具可分为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山柳等制作的民间家具,还有用陶、瓷、石料等制作的家具。明代的漆饰家具五光十色,国内最早的有宣德时期的戗金细钩漆龙纹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这种被称为雕填的工艺,比单纯填漆的漆家具更加华丽。明代中叶以后,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花梨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要用材的硬木家具,并迅速发展成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又一高峰。明代的竹制家具,在当时广大的南方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制成别具一格的竹家具,其中尤以斑竹所制家具最为贵重。明代家具在继承宋代家具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而且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代家具风格,把中国古代家具推向顶峰时期。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形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明式”民族风格。明式家具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北京皇家的“御用监”,民间生产中心苏州与广州。明式家具的品种十分丰富。保留至今的,主要有凳椅类,几案类、橱柜类、床塌类、台架类等。此外尚有作为屏障之用的围屏、插屏、落地屏风等。明式家具多用花梨、紫檀、鸡翅木、钱梨等硬木,也采用楠木、樟木、胡桃木、榆木及其它硬杂木,其中以花梨中的黄花梨效果最好。这些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而又富有弹性。这种材料对家具造型结构、艺术效果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木质坚硬而有弹性,且硬木是比较珍贵的木料,所以家具用料的横断面制作很小。为此,造型也就显得线型简练、挺拔和轻巧。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用髹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以充分显示木材本身的质感和自然美。选材,也是设计意匠的重要部分之一。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大平板则以攒边方法嵌入边框槽内,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装饰以素面为主,局部饰以小面积漆雕或透雕,以繁衬简,朴素而不俭,精美而不繁缛。通体轮廓及装饰部件的轮廓讲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及用线的一气贯通而又有小的曲折变化。家具线条雄劲而流利。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的来看造型已趋向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由于繁缛的雕饰破坏了造型的整体感,触感也不好。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程式,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二、清代家具──斑斓华丽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书斋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清代家具中最出色的是宫廷家具。各种工艺的漆制家具色彩绚丽、纹饰华美,具有斑斓瑰丽的艺术效果。最华贵富丽的雕漆家具,又以吉祥图案为装饰主题,刀法深锐,花纹与雕刻手法均严整细密,无论在中国家具史上,还是在中国漆器工艺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其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形成了“清式”家具的风格。清式家具作坊多汇集沿海各地,并以扬州、冀州(河北)、惠州(广东)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产品分别称为苏作、京作、广作。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清式家具工于用榫,不求表面装饰;京作重蜡工,以弓镂空,长于用鳔;广作重在雕工,讲求雕刻装饰。装饰方法有木雕和镶嵌。木雕分为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镶嵌有螺钿、木、石、骨、竹、象牙、玉石、珐琅、玻璃及镶金、银,装金属饰件等。装饰图案多用象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官运亨通之类的花草、人物、鸟兽等。家具构件常兼有装饰作用,如在长边短抹、直横档、肓板脚柱上加以雕饰;或用吉字花、古钱币造型的构件代替短柱矮老。特别是脚型变化最多,除方直腿、圆柱腿、方圆腿外,又有三弯如意腿、竹节腿等;腿的中端或束腰或无束腰,或加凸出的雕刻花形、兽首;足端有兽爪、马蹄、如北京时间砂、卷叶、踏珠、内翻、外翻、镶铜套等。束腰变化有高有低,有的加鱼门洞、加线;侧腿间有透雕花牙档板等。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式家具的精粹。家具种类为坐卧类家具有太师椅、扶手椅、圈椅、躺椅、交椅、连椅、凳、杌、交杌、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圆桌、半圆桌、方桌、琴桌、炕桌、书桌、梳妆桌、条几(案)、供桌(案)、花几、茶几等;贮藏类家具有博古柜架、架格、闷芦橱、书柜、箱等;其他家具还有座屏、围屏、灯架等。清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家具由继承、演变到发展,在形制、材料、工艺手段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其独特之外。现分述如下:第一,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清式家具在造型上与明式家具的风格截然不同,首先表现在造型厚重上,家具的总体尺寸比明式家具要宽,要大,与此相应,局面尺寸、部件用料也随之加大。比如清代的太师椅、三屏式的靠背、牙条、腿步等协调一致,造成非常稳定、浑厚的气势。这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第二,清式家具在结构上承袭了明式家具的卯榫结构,充分发挥了插销挂榫的特点,技艺精良,一丝不苟。凡镶嵌方面的桌、椅、屏风,在石与木的交接或转角处,都是严丝合缝,无修补痕迹,平平整整的融为一体。第三,家具的主料木材,选料极为精细,表里如一,无节,无伤,完整得无一瑕疵。硬木家具的部件和零部件,如抽屉板、桌底板及穿带等,所用的木料都是硬木。第四,清式家具的样式也比明朝繁多,如清朝新兴的家具太师椅,就有三屏风式靠背太师椅、拐子背式太师椅、花饰扶手靠背太师椅等多种。用材广泛,装饰丰富。清式家具喜于装饰,颇为华丽,充分应用了雕、嵌、描、堆等工艺手段,雕与嵌是清式家具装饰的主要方法。雕漆在清代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福建雕漆享有盛名。嵌有瓷嵌、玉嵌、石嵌、珐琅嵌、竹嵌、螺钿嵌和骨木镶嵌等。清代除继承了明代原有的形式外,又发展了螺钿嵌,产生了骨木嵌、珐琅嵌和瓷嵌。骨嵌的鼎盛时期是乾隆中叶,其艺术特点有: (1)骨嵌工艺精良,拼雕工巧。工艺制作上保持多孔,多枝,多节,块小而带棱角,既宜于胶合,又防止脱落,虽天长地久,仍保持完整形象。早期和盛期是高嵌和高平混合嵌,后期都是平嵌。(2)骨嵌用材多为红木、花梨等贵重木材,因其木质坚硬细密,镶以骨嵌更显出古拙,纯朴。(3)骨嵌题材大致可分为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鸟静物和纹样四类。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具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之一,中国家具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家具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明清家具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也是珍贵的家具设计文化资源,西方一些著名的设计师都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明清家具文化的研究和借鉴,他们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

明清瓷器研究论文

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有两篇，都是我们选修课的论文，我留着的。你看哪篇合适就用吧。【一】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的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青花瓷的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青花瓷的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从总体上看，釉质白里泛青，青料发色青翠，造型美观大方，装饰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如何继承创新是个争论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这两者关系可以理解为形似和神似的关系。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就像把熊猫放到保护区精心喂养以供参观是一样的，物种的苟延残喘而已，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在青花瓷的传承创新中，只有量变式的模仿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存古人的文明，实属拿来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能为此全盘否定之，其存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质变式的创新升华，是传统文化的实质性的传承，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民族文化史的进步，在该项实践中，可以挖掘现代人的文化潜质，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留下至深的脚印。所以，青花瓷艺术的真正生命力不可能在于天价的收藏更不在于时尚的简单模仿，这些浮浅而泛滥模仿的“青花热”只能是给古雅的青花瓷艺术本身蒙上污点。青花瓷的文化的传承发展要依靠质变式的创新，用现代科学的设计思维去传达凝练的文化神韵。【二】青花瓷，作为中国瓷中魁冠，其瓷胎骨细腻晶莹柔润，花色清新明丽幽静雅致，釉色光亮洁净白中泛青，气质典雅清新，极具中国传统墨画之神韵。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是艺术殿堂的瑰宝，是文人艺术家手中的爱物，是收藏家的猎物，是博物馆的珍品，是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标签。从荧屏热播赵雅芝主演的《青花》到风靡大江南北的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从奥运会水上项目的“青花瓷”系列颁奖礼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的“青花瓷”立柱，“青花瓷”已更多地成为彰显中国文化的载体，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青花瓷如飓风卷入寻常人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掀起一股“青花热”潮流。随着大量“中国元素”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亮相，以“青花瓷”这一闻名世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足以窥见我们的方式深值疑问。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如今在全国掀起的“青花热”，也反映了我们希望青花瓷作为民族骄傲的意愿，以青花瓷独特的艺术手法影响世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仰，并能在现代工艺、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传播并创造一定的经济文化效益。

我就是学习瓷器学的，呵呵。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陶瓷艺术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陶器的出现已有了八千多年的历史,在东汉晚期,瓷器已相当成熟,从而中国是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陶瓷艺术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陶瓷艺术教学初探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摘要

摘要：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瓷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从陶到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新石器时代到河姆渡文明，从青瓷到彩瓷，从唐三彩到宋名窑等，现代的陶瓷更是进入了精美细腻且具有声、光、磁和电等等功能的新型陶瓷时代。陶瓷艺术即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我们该如何进行其的教学呢?本文将对陶瓷艺术教学进行探究，阐述陶瓷艺术教学的重要性，分析当前陶瓷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利于其教育发展的相关建议及意见，以供同行加以借鉴与参考。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内容

关键词：陶瓷艺术;教学;策略;初探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220-01

在我国，陶瓷艺术是一门依托于陶瓷全行业发展的学科，其本身具有特殊性与广阔性，这也将是陶瓷艺术专业得以长久存在和发展进步的源泉动力。因此，需要我们对陶瓷艺术教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想方设法将陶瓷艺术教学办好。

一、陶瓷艺术教学的重要性

陶瓷艺术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象征，它是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陶瓷艺术文化的延伸和传承，对人类历史文明有着杰出的贡献，记载了中国人民艺术发展的历史，彰显了国家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我们民族的最重要的骄傲之一。现如今，虽已进入了工业高速发展的社会阶段，但陶瓷艺术仍具有无法估量的重大的时代价值。这不仅在于陶瓷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有极高的美学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陶瓷艺术是古代人们开启人类智慧的重要之举，是帮助认识国家文明历史发展历程的重要助手。把陶瓷艺术文化世世代代相传下去是中华民族的责任，陶瓷艺术教育是传播陶瓷艺术文化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在当今，陶瓷艺术教学有众多积极的意义。陶瓷艺术教学不仅能开发人的思维，陶冶情操，培养素养，而且还可以传授艺术知识，使学生更加了解认同民族的文化。陶瓷艺术教育既是一项职业技术的教育，更加是综合、多维、立体的教育。现代陶瓷艺术教育的工作重心点是把陶瓷艺术发扬光大，要做好此重心工作需对陶瓷艺术教育积极的意义进行深刻的认识，重视陶瓷艺术教育的地位。

二、陶瓷艺术教育的现状

我国陶瓷艺术教育虽然已经历了大半世纪的时间，但仍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部分的教育仍采用技巧的教学为主的教育观念，追求“经技入道”。只有技巧但无思想无创造力的人即是所谓的匠人，只能跟着别人的后面跑，永远也走不出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需要有独立的思想，有主动创造的意识，同时也需要具有对学术进行不折不挠的专研精神。否则，即是具有再好的技艺，也难以在创造山有所造诣。所以，如何对陶瓷艺术教育品位进行提升，如何使得陶瓷艺术精神在教育中发扬及如何摒弃掉传统落后的师承教育的模式等等是当前陶瓷艺术教育的难题。

三、促进陶瓷艺术教学发展的策略

(一)清晰界定陶瓷艺术教学目标及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的美术学校一般把陶瓷专业归为陶瓷艺术设计专业，这是一个较为含混含糊的提法。首先，自由的陶瓷艺术和日常使用的陶瓷产品设计两者间是具有很大的差别的，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其在专业的范畴上，日用陶瓷的设计与艺术创作展上供展的陶瓷艺术作品在创作思路及实现都有很大的区别。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把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划分为“陶瓷设计”和“自由陶瓷艺术”齐发展的好时机，但是要把此提上陶瓷艺术教育的议事日程上，作为一个陶瓷专业的发展目标，促进陶瓷专业的发展更加专业、更加深层、更加完善。

(二)加大美术院校陶瓷艺术教育经费的投入

陶瓷艺术的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肩负着重大的任务，学校和政府教育部门应该对陶瓷艺术教育的责任和目标有深刻重要的认识，教育经费的增加投入是协助支持陶瓷艺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基础。学校需根据经费合理的安排配置陶瓷艺术教育所需的教育设施，合理科学地分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间的费用，避免实践与理论脱节。院校还应采用各种有效的措施对陶瓷艺术教育的软件设施加强建设，提高师资，除了聘请具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之外，还可广纳民间传统陶瓷艺人对学生实践进行指导，同时也可聘请专业技术造诣高的教授定期对学生进行指导。

(三)建立实践基地

陶瓷艺术实践的教学对整个教学的效果影响极大，实践教学是陶瓷艺术教育的重要环节，但当前其也是陶瓷艺术教学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为了加强陶瓷艺术的实践教学，院校很有必要建立陶瓷艺术实践基地，设置专门的陶瓷艺术教室，并且配置完善的实践基础设施，满足学生的实践操作所需。在建立实践基地之后，学校还应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适当安排实践教学的课程，注重对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的培养，让对陶瓷艺术有兴趣的人都能有机会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为广大的学生提供能让其充分展示自己创新能力的空间舞台。

(四)对教学课程进行改革

要想促进陶瓷艺术教学发展，对教学课程进行改革也是必要。其改革的重点是培养出技能型与应用型的人才，使得专业技能的教育满足适应市场的发展，其将使得学生在短时间内了解掌握陶瓷制作工艺，激发学生对陶瓷学习的兴趣，并能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其文化素养和审美的能力，形成鲜明独特的欣赏审美个性，激活学生创新的意识，从而使其创造出优秀的陶瓷作品。

课程的设置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爱好兴趣。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对学习的效果影响甚大，陶瓷艺术教学应注重学生的学习要求和动机，培养学生艺术创造力。在形式上，陶瓷艺术教学应以注重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通过对艺术设计构思进行多种可能性、多层次的尝试，带着目的性去需求变通的方法，寻求事物间的联系和相互关联的学习方式。在此教学中，教室带领了学生一同实践，与学生在相同的环境主体下，进行共同的创造、学习和体验。这种方式非常有利于学生能够准地把握课程主题，同时对在这过程中所建立的假设进行超越课程本身的对话，可以引导学生真正进入创造的境界，并且能够使学生最大可能地认知教学过程中的价值意向及情感流露抒发，避免刻板，使得学生能够很好地发挥创造能力和造型的表达能力，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的热情和创新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很好地通过充分开放的方式把在课程中获得的技能、知识和个人情绪情感特征等自然流畅地表达出来。

课程的设置安排注重强调“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理论教学与实际教学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院校应尽可能地多为学生提供与教学课程相关联的信息，在思维和视野上开拓学习者对材料、造型认识的有限性。譬如，可以让学生常走出学校，走进企业工厂中，亲身去感受制作材料和陶瓷制作现场的气氛，捕捉自己对材料和手工艺的最原始的感动，从而培养他们那双敏锐的眼睛，培训他们进行实验时的能力胆量及探究摸索的兴趣。当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对陶瓷的材料或造型工艺特别感兴趣时，这就说明了学生思维已经和事物的原创状态紧紧地联系着，到此时，教师有必要对学生的创作灵性情绪进行细化并引导，在对材料的认识和技术认知上给予适当的以点带面的指导。通过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教与学互动起来，自然地学生的创作思维灵感得以很好的发挥，原始传统的被动式的教学方式得以消解。

校企合作，开拓第二堂课。通过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实施师带徒的教育模式，全面的考虑学习者的学习要求、兴趣和目的，为学习者提供适合不同阶段、不同场所的实践活动，提高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建设新的课程体系，淘汰过于旧的课程，增加专业课程学时尽可能使得学习者精通一门工艺技术，引导学习者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学生的就业。

四、结语

陶瓷艺术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在陶瓷艺术文化的延伸和传承中，教育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代陶瓷技术的教学中存在着自身的不足与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认识与反省，并采取相应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改革，以促进陶瓷艺术教学的发展。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文献

[1]陈梅，范昭平.论民族院校陶瓷艺术教学改革[J].美术教育研究，2012，(11).

[2]程幸.关于传统陶瓷艺术教学模式的改革――以景德镇陶瓷古彩装饰艺术教学为例[J].职教论坛，2012，(35).

[3]楚梵.现代陶瓷艺术教学探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4，(03).

浅谈明代陶瓷艺术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摘要

摘要：中国瓷器的发展，由宋代的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窑口百花争艳的态势经由元代过度之后，到明代几乎变成了由景德镇各瓷窑一统天下的局面。景德镇瓷器产品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因此，真正代表明代瓷业时代特征的是景德镇瓷器。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主，其它各类产品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也都十分出色。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内容

关键词：明代青花红绿彩装饰技法成化瓷器高士图斗彩

一、明代青花的“高士图”

“高士图”是瓷器上的重要表现题材。“高士图”是以文人雅士情趣生活为题材的一种瓷器装饰的明代青花瓷器的纹饰丰富多样，高士图属于人物纹饰一类，，如王羲之爱鹅、爱兰，陶渊明爱菊，周茂叔爱莲华“高士图常见于青花瓷和斗彩描绘在瓷瓶上缸、罐、杯等器物的主要部位上装饰。

德镇青花瓷器上的高士图，从其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等方面考虑，将它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论述。

1、前期：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

前期青花高士图的特点主要有：1.器物造型以杯、瓶、碗为主;2.多使用“苏麻离青”料，色泽浓艳晕散，以国产青料为主，发色清新艳丽。中;3.构图表现较为单调，突然单个;4.高士绘画技法较为写意、工整，以一笔点画为主

明朝建国之初，治者实行了一系列宽松政治，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也有少量的云龙纹、庭院小景类，纹饰基本上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

2、中期：成化、弘治、正德。

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开始繁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青花瓷有自己的风格，物华自成一体，放开始采用国产平等青料，有所青花色泽淡雅清新，造型轻巧俊秀，绘画疏朗舒适。

成化、弘治、正德时期，是明代青花高士图的流行期。其特点主要有：1器物造型以碗、盘、罐、瓶为主;2.采用国产平等青料，发色清雅;3.秀美的自然风光为背景，但绘画不及永、宣时画法严谨;4.绘画技法既有写实，也有写意，点画与勾勒平涂并举，人物形象用笔不多却很传神，人物潇洒飘逸。

明至成化，书生人物形象总是出现在博发鬓随风飞扬，衣袂飘动，优雅脱俗之气。高士绘画是勾勒渲染，把轮廓勾勒出来，以青花料渲染，这正是明中绘画的典型手法。成化时的纹饰，以逐渐走向淡雅风格。

3、后期：嘉靖、万历。

高士图更加流行期，注重装饰，明代青花高士主要有特点：.使用国产“回青料”，青花发色浓艳;3.高士题材广泛，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创新;4.绘画多采用勾勒平涂技法。

末期：天启、崇祯。

天启、崇明代末期，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国力景德镇御窑几乎停产。此期的青花瓷，既沿袭了万历时的材料，又开启了明末清初的新面貌貌。

综上所述，明代青花高士图各个时期的时代脉络清晰，特征突出，前、中、后、末四个时期，分别为初创期、行期、风行期、转变期。

二、红绿彩瓷器

禹州作为著名的钧窑所在地，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明代禹州所产红绿彩瓷器大致，可分为明前期、中后期两个阶段。

1、前期

明前的禹州红绿彩瓷器精品大多已流失海外。此外，在河南禹州、许昌、郑州及安阳等地的旧城改造中，发现了大量的红绿彩瓷器残片，品种有白地黑花红绿彩、红绿彩绿釉黑彩及绞化妆土红绿彩。

2、中后期

自明代中后期，禹州红绿彩产量大为减少。因为大量人员受到景德镇销售行情影响有关，德镇釉上彩瓷质量上明显占优势，并且大量生产，使禹州红绿。

三、青花装饰技法

青花瓷亦称白地蓝中华花，华清新明快中博、富丽典博雅，是独具高雅审物华美品位的华中艺术瓷品种。

德化窑青物华花瓷以其装饰图案博丰富多彩、构图简介舒华物展、笔法物洒脱博华豪放华物、画风朴实大方等独特中青花瓷质地洁白、美丽、典雅大方，给人以清新明快、肃穆端庄之感。装饰技法主要是通过线条的粗细、疏密、点线博等笔法来表现各种艺术意境，中刚柔、虚实、浓淡、轻重的变化，运笔之法有中锋、侧锋、逆锋、拖等。

四、明朝成化瓷器

以斗彩最富盛名，其中大部分为景德镇烧的官窑器，还有一些民窑器。

成化烧造数量虽不及之前宣德朝的，然而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堪称明代瓷器成化瓷器总体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1、型

成化瓷器的造型，成化瓷器既保持续了明代初期瓷器的基本物中型特点，即：口外撇，腹鼓而丰满，中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大多为杯、盘、碗、碟、瓶、盖

2、斗彩

“斗彩”又称“逗彩”或豆彩”，因不同的理解而得名。还彩”的意思是“ 彩绘骈连，有如逗并”。也有认为“斗彩”说法源于“花朵攒簇，有类中斗争”的。现在大家趋向于“斗彩”。

3、釉质与釉色

中，大部分成化瓷器为白釉，釉面肥厚滋润、细腻平滑洁白无瑕，如脂似玉。婉转柔和、晶莹润泽。其他的釉色也有，色彩釉，有鲜红釉、黄釉、、蓝釉、酱釉及仿前代的哥釉等。

4、款识

成化官窑款识物中，在字体上如出一人手，用笔自内中有骨，柔中有刚，古拙朴实，挺拔瘦劲，笔道大又圆润即字数少，青料书写，个别用色釉。成常以竖排双行来构图，一般在器底物华。明成化民窑纪年款：一般分为“大明成化年制”，“大明成化年造”，“成化年造”等几种署款方式。

5、纹饰及图案

成化瓷器纹饰图案种类齐全瓷器上的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自然纹、几何纹、文字等等一应俱全。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文献

[1]《明代禹州烧造红绿彩瓷器》收藏郭学雷 2009年第7期

[2]《浅谈德化青花装饰技汉的继承与创新》陶瓷科学与艺术苏志勤 2010年第2期

[3]《浅谈明朝成化瓷器》科学大观园李琼2008年10期

[4]《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高士图”浅议之概述及分期》瓷库中国 2012-9-26

有关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推荐：

1. 浅谈美术教学论文范文

2. 浅论中国陶瓷美术市场学术论文写作

3. 美术论文

4. 浅谈小学艺术论文范文

5. 书法艺术论文

6. 美术教学论文格式范文

明清家具研究论文

本书汇集了作者自1988年以来发表的十篇论文，其中六篇曾以英文在海外书刊上发表，中文稿在本书中为首次发表。这些论文涵盖了明式家具评价和鉴赏，清代宫廷家具的起源、制作和家具修复，木工工具等方面内容，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书中收录明清家具实物照片、效果图、复原图、线图等共计280余幅，并对原已发表的文章插图做了较多的更换和增补。书后附录的乾隆朝“活计档”中关于家具制作的条目，为研究清代家具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罗汉床的定义：弥勒榻一般体形较大，又有无束腰和有束腰两种类型。有束腰且牙条中部较宽，曲线弧度较大的，俗称“罗汉肚皮”，故又称“罗汉床”。罗汉床一直是备受欢迎的实用家具。要写罗汉床的论文，相关的图片是少不了，只有做到图文并茂，才能得到老师的认可！想收集红木家具，罗汉床，可以上这个网站看看：经典罗汉床：

研究明清史的期刊

《兰台世界》是辽宁省档案局（馆），辽宁省档案学会合办的档案月刊。《兰台世界》是集专业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性档案期刊。本刊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宣传贯彻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档案工作理论，探讨档案工作规律，推广档案工作经验，公布珍贵档案史料，传递档案工作信息，报道档案工作动态，歌颂先进档案工作者，促进档案事业蓬勃发展，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各方面服务。《兰台世界》期刊信息：主办单位：辽宁省档案局辽宁省档案学会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7744国内统一刊号：CN 21-1354/G2邮发代号：8-292国外数据库收录：中国北大2011版核心期刊中国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中国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质量是很好的期刊个人投稿难发现有《兰台世界》文章《明清时期人们如何减少珍贵图书蠹虫的侵害》发表于2013年6-7月，需要署名权或发表的可连系我

《求是学刊》创刊于1974年，原名为《黑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改名为《求是学刊》(双月刊)。30余年来，《求是学刊》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办刊方针政策，一贯本着唯实、求是、图新的办刊宗旨。《求是学刊》按学科主要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美学、史学。从创刊至今，《求是学刊》主要开设的专题研究有：“思维科学研究”、“哲学体系改革”、“文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文化哲学：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研究”、“文化哲学：全球化的文化反思”、“文化哲学：现代性研究新视阈”、“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20世纪末中国哲学重大问题检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哲学思考”、“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海外来稿”、“学术对话”、“生产力经济学 ”、“第三产业问题研究”、“国有企业问题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业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专栏”、“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法制现代化研究”、“行政法新理念”、“苏联俄罗斯法学在中国”、“社会转型与法律多元”、“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重塑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视界”、“20世纪中国美学批评”、“美学在当代”、“当代文学思潮前沿问题探讨”、“东北地方史研究”、“史学博士论坛”、“史学理论暨史学史”、“明清史研究”、“中外史学及其比较研究”等专栏。至2006年止，《求是学刊》已出版中文版33卷174期，发表学术文章3 685篇，年平均发行量2万册左右，位于高校学报前列。《求是学刊》编发稿件质量上乘，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光明日报》等文摘报刊转载、摘编的文章数量一直名列全国学术期刊前10名。《求是学刊》在国外也有很好的影响，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都拥有众多的订户。《求是学刊》为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理论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明清两代宦官专权与封建专制的关系》，《汕头大学学报》198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 1986年2期全文转载，《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5年2期登载。获汕头大学1986年科研二等奖，汕头市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社会1986 年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从临清的兴盛看明代漕运的经济影响》，《松辽学刊》1986年增刊。3、《历代宦官名称及其演变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2期。4、《历代宦官来源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4期。5、《试论宦官的生理与心理特点》，(中国社科院)《未定稿》1986年11期。6、《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2期。7、《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4期。8、《试论北魏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1、2合期。9、《略论北宋宦官》，《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4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元明清》分册1989年3期全文转载。10、《宦官生理及心理特点再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5期，《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9年2期登载。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心理学》分册1988年12期全文转载。11、《司马迁是不是宦官》，(吉林)《史学集刊》1989年1期。12、《建国以来宦官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9期。13、《张居正与宦官关系述评》，《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2期，获汕头大学1992年科研二等奖。14、《近四十年来港台地区宦官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12期，本人为第二作者。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1991年2期。15、《三杨与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1992年9期全文转载。获汕头大学1994年科研论文奖三等奖。16、《略论明朝初期军事制度之转变》，《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4期。17、《也谈崇祯朝宦官》，(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3期。18、《翁万达与安南莫登庸之“招抚”》，载于1992年《翁万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潮汕文化研究论集二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19、《无法超越的困惑━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论宦官制度》，载于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20、《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3期。21、《明代思想家与宦官关系》，(上海)《学术月刊》1994年10期。22、《明代政治家与宦官关系论略》，《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2期。23、《叶向高与宦官关系论略》，《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元明清史》分册1995年10期全文转载。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思潮》，汕头大学学报1996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分册1996年9期全文转载。25、《东南亚潮人的文化特点》，汕头大学学报1997年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分册1998年3期全文转载。26、《明清以来韩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潮学》创刊号，1993年12月。27、《浅论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潮学》2期。28、《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资料及研究目录索引》，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揭阳市研究会1994年出版。29、《十六世纪历史变化中的潮汕海上“盗商”》，1994年《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30、《东南亚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及其反映》，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英文)，1997年6月出版。31、《叶向高与东林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1期。32、《东南亚海外潮人移民形态的演变轨迹》，《广东史志》1998年3期。33、《严嵩与宦官关系论略》，《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3期34、《明嘉靖朝的安南之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3期35、《中国古代农业对西方的贡献》，《农业考古》1998年3期。36、《海外潮人与暹罗曼谷王朝初期的制糖业》，《汕头》1998年1期。37、《泰国曼谷王朝海外潮人制糖业的兴衰》，《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5期38、《李时岳与汕头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纪念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9、论文《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分册1999年2期全文转载。40、论文《社会思潮变化中的汕头文化建设》，《社科大观》1998年3、4期41、论文《中国制糖业在日本的传播》，《学术研究》1998年12期。42、《海外潮人与马来西亚麻坡的德教会》，《汕头》1999年1期。43、《明清海禁政策对闽广地区的影响》，《人文杂志》1999年3期44、《18世纪清朝与缅甸及暹罗吞武里王朝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3期。45、《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纵横》1999年1期46、《叶向高‘东林党魁’考辨》，台湾《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47、《东南亚海外潮人与德教的关系》，《当代宗教研究》1999年2期48、《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东北亚研究》1999年2期。49、《发挥历史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教育发展研究》（原《上海高教研究》）1999年6期50、《明清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5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海交史研究》1999年1期52、《中国古代炼丹术在西域的传播和演变》，《化学教学》1999年10期53、《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欧洲的传播》，《历史教学》1999年11期54、《蓝鼎元视野下的清初潮汕社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4期55、《潮汕地区的制糖业》，《中国农史》1999年4期，页74-80。56、《郑信与暹罗吞武里王朝的灭亡》，《潮学研究》7期57、《双性同体的历史衍变及文化含蕴》，《文艺争鸣》1999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分册》1999年12期全文转载。58、《妇女在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2期59、《潮州学与客家学刍议》，《广东史志》1999年1期60、《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分册2000年8期全文转载。61、《90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年3期62、《妇女解放运动与“双性同体”观念的衍变》，《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2期63、《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1998年晋江《中国侨乡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文卷，页306-316，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64、《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研究述评》，《海交史研究》2000年2期65、《潮汕海外移民研究管窥》，《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1期。66、《戚继光平定海盗吴平论析》，《戚继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67、《理想完美人格的追求--教育学、心理学中的“双性同体”》，《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分册2001年12期全文转载。68、《国家、区域社会的外延变异—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1999年湖南石门《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69、《“双性同体”在文学中应用综述》，《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分册2002年1期全文转载。70、《历史教学信息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2期。71、《历史信息化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6期。第二作者72、《明代潮州海盗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2期。73、《开设全校选修课的几点体会》，《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9期74、《“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5期，页149-151。第二作者。75、《“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清史研究》2003年1期，第二作者。76、《明清潮州海商研究》，《地位、权力、角色：明清时代中国商人与社会的分区域研究》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2001年2月出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77、《戚继光视野下的明代潮州社会》，《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3期。12000字。78、《论明代潮州海盗》，《李询先生纪念文集》页351-36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79、《增设历史与社会新专业的实践与探索》，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80、《中国火药和火器在亚洲的传播和演进》，《历史教学》2005年9期。核心期刊81、《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师德观》，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2005年12月出版。82、《郑和下西洋与岭南关系论略》，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