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研究三者关系

学术论文除期刊论文外，常见的还有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文献范围很宽，一切记录了知识和信息的载体都可以称为文献，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光盘、相像磁带等。狭义的文献仅指纸质的出版物。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讨论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用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期刊是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渠道之一，但并非所有期刊都是刊登学术论文的，有些期刊主要发表新闻报道、评论、故事、文艺作品、科普文章等。学术论文除期刊论文外，常见的还有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文献范围很宽，一切记录了知识和信息的载体都可以称为文献，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光盘、相像磁带等。狭义的文献仅指纸质的出版物。

扩展资料:

学位论文根据所申请的学位不同，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三种。

按照研究方法不同，学位论文可分理论型、实验型、描述型三类，理论型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证明、理论分析、数学推理，用这些研究方法获得科研成果。

实验型论文运用实验方法，进行实验研究获得科研成果；描述型论文运用描述、比较、说明方法，对新发现的事物或现象进行研究而获得科研成果。

按照研究领域不同，学位论文又可分人文科学学术论文、自然科学学术论文与工程技术学术论文两大类，这两类论文的文本结构具有共性，而且均具有长期使用和参考的价值。

学位论文的特点:

1、学位论文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毕业生为获得各级学位所撰写的论文。

2、学位论文是通过大量的思维劳动而提出的学术性见解或结论，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3、参考文献多、全面，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

4、一般不公开出版，单纯的文摘数据已无法满足读者需要,读者对电子论文全文的需求呈上升趋势。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学位论文

研究目的是预期想要达到的结果意义一般是讲研究的重要性背景是指已有的基础和要干本研究的紧迫性。

议论文主要包括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论点必须正确.论据是为说明论点服务的,既要可靠又要充分,事实胜于雄辩,是最好的论据.论据也可以是人们公认的真理,经过实践考验的哲理.论证的方法多种多样,常用的方法有：1.归纳法从分析典型,即分析个别事物入手,找出事物的共同特点,然后得出结论.2.推理法从一般原理出发,对个别事物进行说明、分析,而后得出结论.3.对照法对所有事实、方面进行对照,然后加以分析,得出结论.4.驳论法先列出错误的观点,然后加以逐条批驳,最后阐明自己的观点.

这三者的区别是：

1、含义不同。研究目的指的是预期想要达到的结果。意义一般是讲研究的重要性。背景是指已有的基础和要干本研究的紧迫性。

扩展资料：

目的的起源与出处

古人眼睛为目，箭靶的中心目标为的。射箭是为了射中目标，这就有了明确的目的性。古人把具体的动作转化为了抽象的概念—-—目的，从此就有了这个名词。

最早来自隋唐时期的一个故事。公元五八一年，隋高祖杨坚篡夺了北周政权的王位，周静帝被赶下了台。北周高官窦毅当然也同其他官员一样，被迫结束官宦生涯，敢怒而不敢言。

窦毅的女儿不仅风华绝代，而且正义敢言，是女中豪杰，有大丈夫气概。她悲愤中哭着骂道：“可惜我不是男子汉，不然，我必挺身解救国难！”窦毅吓得赶忙制止女儿，怕惹出祸端，不过，他十分钦佩女儿的胆量和仗义，决心要为她找个好丈夫，将来可辅佐夫君做些大事。

于是，窦毅出榜招婿，条件是不仅要有才学，还要有武功，谁想娶自己才貌人品皆佳的女儿为妻，先要射中自己画于屏风上的孔雀眼睛。

满城王公贵胄子弟纷纷前来射箭一试。结果却无人射到孔雀眼睛而全部落选。这时，有位青年名叫李渊到窦府，他拉弓如满月，箭出似流星，连发两箭分别射中孔雀的左右两眼，窦毅高兴异常，立即将女儿嫁给了李渊。

这李渊夫妇正是后来唐太宗的父母呢！“目的”是起源于窦毅的孔雀眼睛（目）之靶（的）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目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意义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研究论文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领导活动中的基本关系，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既有协调统一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

由于两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各自所代表的利益要求不同，二者之间常会产生一定的冲突。然而，他们都处于相同的组织中，都是为了同一个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共同努力，故其利益具有相容性。

其关系主要体现在：

1、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影响

一是认可与激励。领导者对下属的任用及对其工作成就的认可，既能给下属创造希望，又能使下属产生强大的工作动力。另外，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常常成为下属仿效的榜样。

二是信息分享。领导者通过与下属经常有效地沟通，既相互分享了信息，又使下属清楚了解组织对他的情况及其努力的方向与可能的预期结果，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三是满足下属对资源的需求。领导者通过及时了解和掌握下属的需求并对其需求予以适当的满足，特别是通过资源的提供满足下属成长的需要，会对下属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使其对组织做出有效的贡献。

2、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影响

一是领导者的决策效能依赖于被领导者的忠实执行与实施程度。

二是领导者权威的大小取决于被领导者的认可及心理认同的程度。

三是被领导者有时也有选择领导者的权利，被领导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领导者的命运。

四是服从与追随。被领导者受领导者的魅力所吸引并被折服时，就会产生积极主动的追随行为，从而会强化领导者的领导力。

作为领导活动的主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对环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主动地适应、有限地改造与影响。其中，适应能力的大小是决定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能否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领导环境对领导主体的影响是主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环境决定了领导主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理念

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与行为取向会产生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社会环境条件下，由于价值观和行为理念不同，领导行为与领导方式也会产生较大的差异。

2、领导环境的变化是推动领导变革的重要力量

领导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领导主体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为另外其所在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领导主体不仅自身要根据环境变化而产生新的要求，提高自身的素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同时其领导活动要根据领导环境的要求进行相应的变革。

3、特定时期的领导环境决定着领导变革的最大限度

创新与变革是领导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领导成功的重要途径。但是，创新与变革的力度超越了环境最高承受度，则会引起环境的抗拒与阻碍。总的来看，一种沿袭传统、崇尚保守的环境会阻碍领导变革的成功。

相反，在一种开放自由的环境中，领导环境会为领导变革提供充足的文化资源。因此，领导者的创新与变革，应根据环境情况审时度势，采取不同的策略。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影响，那就是因为领导的好，他就会有效益被领导。主要就是以服从为关键

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是从属关系，领导者因为有众多的被领导者拥护，才能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利，而被领导者在领导者的带领下才能用施展才华的平台，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组织行为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领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已经由一般的领导形态学（Morphology of leadership ）、领导生态学（Ecology of leadership ）发展为领导动态学（Dynamics ofleadership）研究，导致了领导权变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因此，回顾领导权变理论的产生历史，科学地评介这种领导理论，对于我国的领导科学的发展不无积极意义。从权变理论的产生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60年代初，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性质工作和任务、任何对象的固定的领导性格特质、领导类型和领导行为方式，都是不现实的，明白了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普遍认为领导过程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及其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领导的有效性＝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领导的效率与领导者所处的具体情境和环境有关，不能用固定的模式进行管理。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或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的基本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权变理论把内部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看成是自变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看成是因变量，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管理者应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权变理论的产生，起源于系统理论的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Tovistock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系统论用于管理过程，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指出所谓社会技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目标价值系统、组织结构系统、心理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等。在企业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具有系统的开放性。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必须同技术——环境因素相适应，才能达到最佳的组织绩效。因此，权变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组织绩效看成是这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领导权变理论是继领导者行为研究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西方领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世纪以来，西方领导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领导者特质研究阶段，其研究之重点在于认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性，从而了解究竟何种人才适合充任领导者，如Birs早期研究发现用于区别领导人和非领导人的79种特质等；其次为领导者行为研究阶段，其研究旨趣在于描述领导者行为或领导方式，即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如的领导作风理论，与Morton的“管理方格图”等；再次是领导的权变理论研究阶段，其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领导方式与团体组织效能之关系。权变理论在其出现后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使以往的领导理论黯然失色。首先，权变理论统合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领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种领导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领导者本人的行为结果，而且还有赖于周围的领导环境。领导者特质研究和领导者行为研究皆以领导者为出发点，而以领导者个人之内在素质或行为来探究领导现象，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与领导现象相关的领导环境的重要作用，忽略了被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领导是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或社会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交互影响是领导过程之本质。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是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被领导者是被影响的客体。没有被影响的客体，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若忽略对被领导者的研究，便难于了解领导现象之全貌，因而有偏颇之嫌。权变领导理论研究把领导者个人特质、行为者行为及领导环境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领导理论体系。其次，权变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领导方法。领导者特质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领导者应具备的各种特质，以此作为选拔领导者的依据，而没有涉猎领导方法之领域。领导者行为研究虽已涉足领导方法领域，但其研究旨趣是企图从众多的成功领导者的行为中概括出一套理论的、固定不变的和放之四海皆适用的领导方式。而权变领导理论则以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者行为及领导环境交互影响来解释领导现象，否认有任何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领导方式的存在，认为任何领导方式在与环境作适当搭配下，均可能成为最有效能的领导方式，因此它没有提出有关最佳领导方式之主张，而代之以领导方式与情境搭配之模式。第三，权变领导理论更切合实际领导工作者的需要，由于领导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论是领导者特质研究还是领导者行为之研究，所得研究结果都矛盾丛生，使实际领导工作者有无所适从之叹。由于权变领导理论以统合之方式和权变之观点解释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吸收了前人的有益研究成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领导现象的新途径和提高领导效能的新方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领导理论与领导实际的距离，满足了实际领导工作者对领导理论的需要。最早对权变理论作出理论性评价的人是心理学家费德勒（）。他于1962 年提出了一个“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effeveness）”，即费德勒模式。这个模式把领导人的特质研究与领导行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领导的效果。他通过15年调查之后，提出：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及情境给予领导者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致性。费德勒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及其所要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是由领导者之间在基本需求方面的差异决定的。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以此种需求结构来界定领导方式。这是费德勒权变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费德勒将领导方式（领导型态）归纳为两类，即“员工导向型”领导方式和“工作导向型”领导方式。前一领导方式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主要需要，而以完成任务之需要为辅。后一领导方式则以完成任务为其主要需求，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之需求为辅。在这里，费德勒将领导方式认定为领导者的一种人格特定，这种人格特质是一种具有持久性且不易改变之特征。费德勒还设计出一种LPC 量表，用以鉴别不同的领导方式，并认为无论何种领导方式均有利弊，十全十美的领导方式是不存在的。费德勒不仅对领导方式作了分类，而且还对领导效能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使各种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问题。费德勒认为，一个领导者，无论他采取何种领导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领导效能，要想取得理想的领导效能，必须使一定的领导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领导情势相配合。领导情势亦称“团体——任务”情境，是指发生领导行为所处的人际环境。它包括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任务结构和职位权力三个要素。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指团体成员对其领导者的情感，它包括尊重、友谊、信任、合作、接纳、支持以及忠诚程度。任务结构是指团体目标与任务的界定是否充分明确而妥当，它包括目标对成员来说是否清晰，成果的可测度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具有正确性及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手段之多寡等。职位权力则指领导者现居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之多寡或能使部属服从指挥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领导者现居职位能对部属施展多大影响力，包括领导者的地位、权威与责罚、升贬、任黜、加薪、指派等能力。在领导情势的三个因素中，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费德勒看来，一个领导者要想取得理论的领导效能，必须通过一定的领导方式来对领导情势实施有效的控制，而领导者对领导情势程度又决定于领导者使领导情势三因素相互配合的状况。根据这三个因素不同的配合情形，可以看出领导对情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因此，费德勒模式的最大优点于在它吸收了过去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成果，分清了不同领导方式能够发挥领导效能的情境。继费德勒的权变论之后，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领导权变理论颇受重视，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的通路——目标理论（Path goal theories）。该理论把伊万斯（）的研究加以延伸，又把期望理论与俄亥俄大学的领导行为二因素理论（关心人和抓组织）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某些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在该情境之中，这种行为有助于下属人员达成和工作有关的目标。豪斯等人认为：领导是一种激励部下的过程。领导方式只有适用于不同的部下和环境时，才是有效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用抓组织、关心生产的办法帮助职工扫清达到目标的通路，用体贴精神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帮助职工通向自己预定的目标。因此，豪斯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指令型的、支持型的、参与型的、成就型的。而这四种领导方式必须根据部下的不同情况分别选择，选择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部下的人格特性和环境因素。人格特性包括能力、需求等。环境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组织的权力系统和工作群体等。与费德勒理论不同，通路——目标理论认为这四种领导方式可由同一领导者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这就比费德勒的二维领导模式更进了一步。但通路——目标理论关于高效率的领导行为的预言，并未完全得到一致性结果。这可能是由于领导行为的测定方式以及工作结构的测量尺度不完善所致。因此和其它权变理论一样，“通路——目标”论也是了解有效领导行为的主要方向之一，但是必须更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本理论的有效性。1973年，佛鲁姆（）和耶顿（）又提出了领导——参与模式（Leader—participation model）。这种模式主要是研究决策中的领导行为。模式指出：领导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有效的领导应根据不同的情境让成员不同程度地参与决策。佛鲁姆认为有五种领导方式应有不同情境中灵活选择。而佛鲁姆这个模型是规范性的——它以决策树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应遵循的连续的规则，来确定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序。费德勒和耶顿的权变理论也把领导情境划分为八种情况，但划分的标准不同。费德勒是根据上下级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来划分的，而费德勒是根据决策树所揭示的方案来选择担任经营决策任务的经理们的兴趣。费德勒模式将领导人的行为特点看成是固定不变，要通过调整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特点，而领导——参与模式则认为领导行为应根据环境的需要而变化。80年代以来， Heller 和Wilpert （1984 ）进一步提出Heller —Wilpert权变模型，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了决策行为、资源利用、工作满意和管理的功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分析了各种权变量对决策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权力连续体（Influence——Continum）”的概念。他们认为领导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事实上反映了下级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施加的影响及权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和权力可以在一个连续体的一端，一级对于决策制度没有任何影响和权力，另一端下级则拥有充分的权力和全面的影响。对传统的权变模型公式：Y＝f（x），Heller和Wilpert提出了异议与批评。他们指出，组织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很难确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是“果”。例如，如果参与的决策方式与组织绩效相关，我们很难说是参与导致了较高的组织绩效，还是与之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采用“核心变量”和“周围变量”的术语，而不能规定“自变量”和“因变量”。而所谓的“核心变量”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关注的行为，“周围变量”则是那些对核心变量发生影响的变量。周围变量包含许多内容，Heller（1976）在研究中规定了五层次，它们构成了心理学上有意义的变量子系统。这种变量的划分，的确比费德勒、豪斯等模式进了一大步，并且，Heller和Wilpert（1981 ）进一步提出，在具体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权变模式：等值模型、层次模型、缓冲器模型，这三种权变模型，对于他们研究总体模型的建立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当然，Hellert和Wilpert的权变理论仍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未见到实证性研究的验证。这种权变思想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还值得深入研究。总之，领导的权变理论是当代西方领导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把领导行为与情境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领导方式，主张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最佳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是颇受人们重视的。因此，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对权变理论的各种学说，要本着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思想，以促进我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朗读者研究三千字论文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段念念不忘的记忆，看似无声，却时常在心中叩响。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会是什么样的呢

上周六晚，由央视综合频道与央视综艺频道联合播出的《朗读者》第二季迎来了第二场朗读。节目中，地质冰川学家崔之久、香港著名电影导演许鞍华、用器官捐献延续女儿生命的无私父母果爸果妈、中国内地女演员袁泉以及短篇小说作家双雪涛一同现身畅谈“想念”这一主题，发出了各自的“想念之声”。

现场，地质冰川学家崔之久分享了六十年来他与冰川的“爱恨情仇”，令网友们直呼“佩服”，除此之外，生活中，他与老伴生死相依的感情更是打动了不少网友;而果爸果妈化痛为爱，主动捐献女儿器官的无私举动则让许多观众泪目，网友们纷纷评论：心怀大爱，你们很伟大

此前，《朗读者》第二季首播就创下了惊人的话题讨论度，这一期以“想念”为主题的朗读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据悉，第二期播出当天，《朗读者》官方微博的阅读量就超过700万。除此之外，节目刚播出不久，有关朗读者袁泉的关键词就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全网点击突破200万，跃居微博热搜榜第三位，《朗读者》袁泉相关视频发布一天后，视频点击量破400万。

崔之久讲述六十年“冰川历险记” “面瘫”夫妇回忆生活往事感动网友

谈起崔之久的人生经历，用“惊险”二字形容或许最为合适。作为一名地质冰川学家，在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中，崔老曾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遭遇雪崩、断指伤眼、三度面瘫…面对种种艰险困境，崔之久却不曾畏惧，甚至说出了“如果死，我想死在冰川”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语，让不少网友直呼“佩服”“感动”。

崔之久的“冰川人生”是从攀登海拔7500米的贡嘎山主峰开始的。当时，由于缺乏经验，一行人在考察途中遭遇了雪崩，最终有4名战友不幸牺牲。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次考察，崔之久才得以完成国内第一篇有关冰川研究的论文《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用这篇论文填补了当时中国在现代冰川科考方面的空白，并在之后坚定了自己一生的研究道路。“都知道有危险，但就一心想完成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谈及科考时的生命安危，崔老回答的这番话令无数观众肃然起敬，正是那份置生死于度外的凛然与勇敢，才推动当代中国冰山研究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节目中，地质冰川学家崔之久的老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又予女士也来到了现场。据节目制作人、总导演兼主持人董卿介绍，由于两人都长期在野外甚至是一些极寒地带工作，面部神经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无法完全自我控制表情。不过这种常人难以接受的“面瘫”，对崔之久、谢又予夫妇来说却似乎微不足道，现场，二老直言：“我们俩不在乎，脑袋没丢就没关系。”更有趣的是，谢老师还在节目中自曝崔老师关心她的“另类”方式，每天回家就进各屋“搜寻”谢老师，确认老伴是否晕倒在家。对此，不少网友看完节目后表示，崔老先生简单直白的惦念方式太可爱了，虽然朴实却令人感动

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果爸果妈捐赠女儿器官续写生命传奇网友：太伟大了

两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拆散了一个原本平凡幸福的三口之家。对于果爸果妈来说，女儿果果突然被查出患上先天性脑血管肌瘤，是痛彻心扉的打击。但面对痛苦的现实，果爸果妈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悲痛中，而是在想，自己还能为果果做什么。最终，在医生的建议下，果爸果妈决定将女儿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让果果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

虽然已经下定了决心，但其实捐献的具体细节，果爸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唯一有一样东西我没有捐，就是我女儿的心，我舍不得，真舍不得”，节目中当果爸含泪说出这句话时，节目制作人、总导演兼主持人董卿以及不少观众也都红了眼眶，网友们看完后更是纷纷表示，从果爸的哽咽声中感受得到他对果果的最深沉的想念。

如今，两年过去，这份想念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哀思，更是一份希望。因为当初的决定，果爸果妈救助了五个曾经也陷于绝望的家庭，不仅给了他们一份希望，也给自己一份想念的寄托。这正如主持人董卿所言，“解决痛苦最好的方法，是付出比痛更多的爱”。

朗读教学是“读书”过程的重要环节。语文教学必须重视它，只要正确认识了朗读教学，精心地指导学生朗读，才能真正在小语教学中展现它的艺术魅力，接下来我为你整理了小学语文朗读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英国有位文学家说过：“书写的艺术，哪怕在文法上修饰得再好，在表达语调时却是无能为力的。”可见，朗读的重要性。朗读是阅读的一项重要技能，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大量教学实践证明，阅读教学要落到实处、搞扎实，就必须从最根本的朗读上多下工夫。那么，教学中如何加强学生的朗读训练，提高朗读水平呢?笔者谈几点体会。

一、加强对朗读的认识

朗读是学生阅读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阅读教学中最经常最重要的基本训练。它是指书面语言转化为出声的口头语言的阅读，是发声阅读。教学法理论中对朗读有过这样的论述：文章的讲解是分析、朗读是综合;讲解是钻进文中，朗读是跃出纸外;讲解如同进行解剖，朗读却如同给作品以生命;讲解只能使人知道，朗读能使人感受。朗读是学习语文的一扇窗口，是感知教材内容的第一步，通过朗读可以了解到作者的深思匠心及文章的要义，对于课文难点，妙处，只有通过反复朗读才会体味到，对于各种语文知识，技能的获得也靠反复读。学生可以通过朗读理解课文的词句篇章，领会文章的主旨、神韵、风格，受到熏陶感染。其次，朗读有助于语言的积累，在反复的朗读吟诵之中，词、语、句、段、篇能够顺利地进入学生的语言仓库，能锻炼学生用语言描绘事物、表情达意的能力，以致能提高听、说和写作水平，加大语文为生活服务的力度。同时，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朗读，检查他们对课文的理解程度、感情倾向、认识水平和运用程度。所以，在教学中狠抓朗读，的确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注重朗读的训练形式

朗读是一种有声的语言艺术，教师要精心设计训练形式。在朗读训练中，教师要为学生的自读感悟创设主动选择的条件和机会，促成他们个性化发展。但如果没有老师的引导，学生的选择往往会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影响教学效果所以教师必须在朗读训练中有意而巧妙地引导学生选择。是要通过引导学生、点悟学生，使学生的思维、想象、情感等心智活动自主参与到朗读实践中，完成对文字符号所承载的思想内容，文字材料组织方式以及所渗透的情感、韵味的感知和领悟。进行各具特色的朗读训练，使学生从朗读中领略到自然美，入情入境地读，从而唤起美的共鸣。

1.讲解在先，初次朗读。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注意讲解和朗读。在学生理解课文之后，对文字段运用、内容的描述，感情的表达有一定的认识之后，再要求学生进行有感情地朗读训练，。从客观上讲，要求学生运用准确的语音、合理的停顿和语调朗读课文，并表情达意。特别是低年级学生必须规范朗读，做到语音准确，语调自然，这是朗读的底线。中、高年级学生，要求朗读时把握文章基调，句子的节奏，能揣摩文章蕴涵的情趣意旨，并有意识地注意语段韵律、语流停延，达到充分感知课文内容，领悟文章的情义妙理、神思妙笔。

2.提供示范，以读促读。学生的朗读水平与教师的示范朗读密切相关。因此，必须重视示范朗读的积极作用。示范朗读即通常说的范读。教师在朗读教学中，以声情并茂的范读创设出浓浓的教学氛围，唤起学生的情感，迅速调动学习的兴趣。孩子们的模仿能力很强，如果亲耳听听老师是怎样读的，学起来就容易得多。因此，教师的范读及录音示范能让学生较快地掌握朗读的语气，并进行模仿。教师在范读之前应认真“备读”，反复研究朗读的语气、语调，发挥出最佳的水平，让学生听了以后，产生强烈的想读好的欲望，达到以读促读的目的。

3.反复朗读，激发情趣。小学语文教材选编的文章都是文质兼备，教师应要求学生反复朗读，把作者的情感美美地读出来，在读中体会，读中领悟，读中升华。如《迷人的张家界》一文，课文描绘了张家界的奇山、雄秀水美，异物多，山水相应情趣美的仙境。读了这篇课文，感到了张家界奇山的“雄、陡、奇“和秀水的”静、清、绿“之特点，越读这篇课文，使人越感到张家界景物确实迷人;越读这篇课文使人越感到文中词句运用恰当，比喻贴切，生动逼真;越读这篇课文，使人越感受到美的享受，把人们对祖国的大好河山由衷的赞叹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4.创设情境，表演朗读。小学生的表现欲非常强烈，给他们营造一个情境，他们就会在情境中绘声绘色地进行表演，伴随着的朗读训练就会简洁高效。小学语文新教材中有许多故事性很强的文章适合于学生的表演。对于这类文章，可以让学生担当课本剧中的角色，进行绘声绘色的表演。学生通过对文中人物说话的语气和表情进行模仿，可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有了理解，再去朗读课文的时候，就能充分把握文中的感情，从而激发学生创造性地朗读。

四、评读与促进发展

在多种读的形式中，评读是不可缺少的。课堂中，教师们常用“赛”的方式组织朗读教学，有赛就有评。评议时，教师应特别注意评价的理念和方法，充分地尊重学生，使每一个学生在评价过程中领略成功的喜悦。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经验世界，加上阅读材料本身内涵的开放性，不同的学生对文本会作出不同的“解读”。教师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逐步养成欣赏学生看问题的不同立场、方式、方法的习惯。“一千个读者有一个个哈姆雷特。”只要是学生读出真情实感的，能准确理解和表达朗读内容的，都应该给予肯定。一旦学生得到肯定，其学习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才有了自我探索，自我发现。

总之，朗读教学是“读书”过程的重要环节。语文教学必须重视它，只要正确认识了朗读教学，精心地指导学生朗读，才能真正在小语教学中展现它的艺术魅力，让学生在阅读教学中学会学习。

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是非常能够体现一个人素质水平的，如果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差，那么就很难去立足于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最起码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喜欢在公共场合表达自我的人。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他们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因为语文没有学习好，而和性格的关系并不是很大。所以，从小学语文开始抓起，重视对学生朗读能力的训练，提高他们的综合实力，是我们每一位语文教师所努力的目标。

一、表达能力的重要性

表达能力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表现能力之一，在和一个人交流了几句之后，我们就对这个人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们对一个陌生人的了解一般是通过语言交流来实现的，所以，一般人们都非常重视表达能力。例如，有一位大学生，他是理工科的天才。他在小学开始到大学毕业始终都是班里的佼佼者，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的语文成绩也很好，这是因为他勤奋。但是他就是不喜欢朗读，他虽然背书的速度很快，但是他一般不喜欢喊出来。所以长此以往，他在读书的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喊出来过，一直保持着默读的习惯。当他走入大学的时候，每次看到同学们在演讲会上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时候，他是非常羡慕的。他的脑子里固然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他都表达不出来。所以，这样的集体活动，他基本上是作为幕后的角色来参与的。他在底下帮助同学们出主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走上讲台。后来他大学毕业后走进了工作岗位，他发现，一个人如果表达能力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无论是在跟同事交流还是跟公司领导交流，这些都成为了他进步的障碍。后来他对症下药，开始重点培养自己阅读的好习惯，而且他每次看书都喜欢大声读出来。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而且他的用词能力也非常强了。这就说明，其实阅读和朗读能力的锻炼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个技能也是非常容易锻炼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从小学语文教学开始，重视学生的朗读问题。

二、朗读训练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小学语文课本中，有很多内容是需要背诵的，而有些内容是需要朗读的。我们都知道需要背诵的内容是在考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内容，所以，我们再没办法的情况下不得不去背诵。但是对于那些朗读的内容，我们从来都不去理睬。这是因为朗读对于我们没有什么概念，朗读又不能够提高我们的成绩。高考都不考试朗读能力，小学如何要求我们去朗读呢?所以对于这些，很多人都不能够理解。

而且很多语文教师在升学压力下，往往选择直接把这些内容的要求放弃掉，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些需要我们朗读和背诵的内容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内容，要么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有重要影响，要么就是它包含了很多人生哲理，或者是蕴含了教我们如何表达自我的内容。所以对于这部分内容，我们不应该放弃。从学生角度讲，他们很有可能意识不到朗读对他们的作用。但是作为教师，我们知道朗读的意义。所以在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我们应该重视给学生们传输朗读的意义。这样，学生们才有可能意识到朗读到底能为他们做什么。

小学生看不了那么远，他们的意识形态完全取决于他们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给学生们播放一些口才演讲或者是辩论赛的内容，这样可以有效的激励学生们去朗读课本内容。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教学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成绩，而更重要的是锻炼他们的能力。如果我们只教给学生们考试技巧，而不教给他们如何学习、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技巧和能力，那么我们教育他们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此这般，还不如考试给他们答案，让他们自己去考就行了。这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很多教育工作者都在偷懒，把和考试貌似无关的内容都省略掉了。

只让学生们学习考试的内容，那么全面教育从何说起呢。尤其是在一些农村的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们有着强烈的愿望想从这里走出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考大学成为他们走出困境唯一的方法。他们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会努力去学习能够提高他们成绩的内容，而不是学习那些能够提高他们能力的知识。这就说明了，我们的教育所面临的严峻现状。我们是教书育人的，不是为了教育一些只知道学习，而不知道应用的人。朗读不仅仅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表达能力，还可以帮助一个人建立自信心，在公共讲台上他们的自信心都是来源于他们娴熟的表达能力。我们身边有很多教师的表达能力也是不够好的，他们在讲台上的表现非常尴尬，有的人在冬天讲课的时候都会汗流满面。

有一位教师在讲语文的时候非常紧张，他的学生都感到非常的可笑。后来学校领导考虑到这个问题后，让他去教自然课程。[4-5]后来发现它还是非常紧张，最后只能让他去管理学校的微机了。这就说明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差，会对他将来的职业生涯形成多大的影响。他的紧张其实是个人演讲能力不够引起的，如果他讲话流利，必然会在人群中能够很好的表达自我，但是因为自己表达能力差，所以在授课的时候害怕学生挑出自己的毛病，所以就越来越紧张，以至于不能够正常的工作。教会学生们如何去阅读，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是教育的一个宗旨。

对于果爸果妈来说，女儿果果突然被查出患上先天性脑血管肌瘤，是痛彻心扉的打击。

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论文选粹

简述不同时期三教关系的发展及其不同特点释青平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回答问题：其一，是循着老师上课所陈述的思路，尽可能全面地展开三教关系在历史不同时期发展上的不同特点。另一，则是作为本文最后的结论，将从儒佛道三教的文化特质，来透视其在不同时期发展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其内在原因为何？儒佛道三教之所以从开始时的彼此攻讦，几欲置对方于死地，到最后三教融合、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浑然整体，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是因为它们其实都在一个文化整体中承担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儒家思想益于维持社会的人伦秩序（忠君孝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思想益于张扬个人的精神自由（自在无为、逍遥无待、神游于天地之间），而佛家思想则能为每个人对自己生死问题的终极关怀提供一种答案（因果轮回、生死解脱、破除烦恼）。而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实三者功用不同，确实缺一不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儒、道两家在社会秩序与个体自由的矛盾与对立出现激化时，其文化冲突会表现得尤为强烈，并出现走向极端的倾向，这可以理解何以会由汉代的独尊儒术严守人伦纲常而走向魏晋南北朝的自由舒展、飘逸放达。至于佛家，则因其直接切入个体生命所不能回避与关注的终极问题，所以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最高哲学表达，又当归属于佛家，谈到佛道两教之争，只能说是宗教资源的争夺。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三家思想都具有协助君王统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社会安定的文化功能，这又影响了作为集权专制者的封建帝王不同的宗教政策，这种宗教政策随帝王个人喜好之不同而使三教命运起伏波折。（一）、佛教初传时的三教关系三教关系，应以三教皆具而形成关系为标志，所以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关系，理应从佛教初传开始算起。佛教：佛教的传入，现在学界已大体确定为东汉初年（汉明帝永平年中）。在汉代佛教刚传入时，大家都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道家思想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佛教，便把它当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具体表现，则是把佛陀看作神仙，可以飞行变化，把佛教追求的最终境界“涅盘”，等同于老子的“无为”，而对“轮回”转生，则理解为灵魂不死。灵魂不死，这原本不是佛教的思想，可在当时，人们就是这样去理解轮回，认为只有灵魂不死，才有轮回转世。这反映了佛教初传时的真实状况，同时也牵涉到与儒家、道家、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融合与贯通，在佛教初传之时，这层关系已经表现了出来。这还可从《弁子理惑论》中见其端倪，此文是现留存下来最早反映佛教在中士初传状况的一篇文章，作者回述自己从学习儒道而最终转而锐志于佛法，并遭到世人的种种责难，于是他根据自己对佛教的理解，一一作了回答。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儒家、道家、尤其是道教对佛教的不同看法，以及佛教对中土予其的不同评价所做出的回应。日本人撰写有关三教的书，都把《弁子理惑论》定为中国三教关系的开端。儒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儒家对佛教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以攻击与排斥为主。这也可以看作是上千年三教关系中，正统儒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哪怕是到宋明理学，正统的儒家对佛教的思想大加吸收，但在其表面上，居儒学中主导地位的，仍是对佛教的拒绝与排斥。当然，这也不排除另有一些儒家学者，因受佛教较深的影响，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三教融合、三教一体的思想。但在儒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总是对佛教加以排斥与批评。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对佛教出家、修行方式的批评，因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君孝亲的伦理精神相互违背，所以一开始就被儒家认为违理背德。佛教的出家人，作为方外之人，抛家舍亲，看上去即不忠又不孝。在后来的发展中，儒家又与道家、道教站在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来反对与排斥佛教。从《弁子理惑论》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资料。儒家一向以华厦正统自居，自先秦始，儒学中就有所谓的华夷之辨，其中涉及中原文化与狄夷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佛教传入之后，这华夷之辨的问题就更加突显了出来。道教：在佛教初传时期，道教对佛教的态度看起来并不明显，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形成，在学界，过去认为两者时间差不多，都大约在东汉末年。现在学界认为佛教的初传入可以提前到东汉初年，也有人认为道教的形成，若以《太平经》为标志，当形成于两汉之际。《太平经》中，包含有对“不孝父母，不娶妻无后、乞食”的批评。但这是否就是对佛教的批评？实难轻下定论。从现有的资料上看，佛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宗教，而道教在初创阶段，是很需要向佛教学习借鉴的。至于外来的佛教，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也有一种需要寻求同道的愿望。洪老师认为，尽管《老子化胡经》是佛道之争的产物，但它所利用的“老子化胡说”，其说初起时，却可能有调和佛道的意味。这一论点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佛道相争，至少得到佛道的发展都具有相当规模、并为其宗教利益不得不争时才可能发生，而它们初起时，是不太可能争得起来的。儒佛关系：在儒家排斥佛教，而道教对佛教的态度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后，对儒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佛教对儒家则基本上是以调和与妥协为主，甚至采取积极迎合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贯穿着后来历史上儒佛关系的全过程。即便是后来宋明理学在学佛的时候同时又大力辟佛，佛教也还是基本上不改其对儒家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只有在某些时候，佛教势力壮大了，佛教内部有一些高僧，对儒家思想提出批评，甚至认为佛教的思想高于儒家。但这也只在隋唐五代佛教鼎盛的那一阵子，宋之后这种调子就很少了。更多强调的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领域，提倡大家一起共存互荣。这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本根，是被统治者所确定的文化主体，也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所需要的，外来的佛教，当然要力图让自己与儒教相妥协；其二，从佛教角度而言，由于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佛教的思想并没有与儒学思想构成相互矛盾敌对之处，而且佛教也一直是种和平忍让的宗教。调和妥协的方法和途径表现在很多地方。例如译经，佛教在译经时会把一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的东西给去除掉，甚至有的地方还对经文做出相应的改变。另外，对那些来自于儒家对佛教服饰制度、出家制度的批评，佛教也从多方面做出了回应，比方说，佛教强调了自己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所以，要从大的方面上看，而不要只在形式上过于苛求，所谓“苟有大德，不拘于小”。另外，佛教也强调了方外之人与世俗之人的区别，出家人为了求道而摆脱世俗，这本身对世俗就是一个榜样，不应再用世俗的伦理道德去苟求于他。关于“夷夏之辨”，在《弁子理惑论》及《弘明集》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回应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如：尧舜禹这些圣人，未必出自中原，而且也地域划分的相对性，所谓中原，所谓夷夏，本来都是相对的。佛道关系：佛教对道教的态度，学术界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对道教有一个利用的过程，但也有对其某些主张的批判。利用者，则主要体现在其初传时，对一些东西未必分得很细，道教作为道术之一，而佛教自己也被世人理解为道术，佛教并不就把道教当作一个重要的批评对象。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佛教传入以后，就开始有一种把道教与道家做出区分的趋向。老庄道家的哲学，其对无为境界的追求，其对逍遥境界的追求，可以用来格义比附于佛教，所以可引道家为同道。但同时又对道教所采取的某些主张加以批评，比如对道教一些特有的修炼方式，在《弁子理惑论》中可以看到，它不仅对道教的辟谷等等道术进行了批评，而且对所谓神仙不死之术加以否定。弁子说自己也读过道家诸经，修过道术，拜过师父，以求长生不死，结果拜的师父三个，各自号称700岁、500岁、300岁，拜了不到三年，他们全死掉了，所以这不可信，自己最后改学了佛法。现在我们说《弁子理惑论》这本书的出现，可能在东汉末年，也可能在三国初年，这虽有争议，却至少表明，在东汉末年或是三国初年那一时期，佛教对道教的辟谷与长生之术就有了批评。当然这与佛教自身的理论有关，佛教讲诸法无常、因缘聚合、成住败灭，而道教徒偏要讲长生不死、与道合一。这一方面虽是理论上的探讨，却也牵涉到彼此修行方法的不同。三教一致论：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弁子理惑论》中出现了最早的“三教一致”的观点。由此可见，三教一致论，最迟在三国初年已经被提出。根据现有的资料，最早的三教一致论出现在《弁子理惑论》中，可见是由佛教徒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提出来的。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同样是讲三教一致，它却可以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提出，也可以为了不同的目的。比如，这里最早由佛教徒提出的，他主要是为了与儒道缓和关系，希望佛教在中土得以立足。而后来，一些儒生也提出三教融合论与三教一致论，他们强调的，则是对佛家的东西要善加吸收，而不要简单排斥，在这过程中，他们更多的还是为了张显自己本家的学说和本家的学问。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主张了三教一致和三教融合，就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关于三教一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比方说，他们都强调三教圣人没什么不同，成圣、成仙、成佛，根本上都是一致的。另外，三教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可以会通的，他们在强调三教一致时，往往还会利用中国语言中“道”这个概念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变性。所以儒家、佛教、道教他们往往会讲，佛道，是佛之道，道教，说的本来就是道，而儒道，则是孔孟儒家之道，他们都可以把思想在“道”这一基点上统一起来。这正好反映了“道”这个概念，本身容量很大。最早提出的三教一致论，主要是强调其有利于社会教化，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并有利于封建宗法制的巩固和加强。这种三教合一的观念，后来在儒家、佛教、道教三家内部，就不断有人这样提出。这也为三教后来在隋唐时期的鼎足而立，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并为后来不断有人提出完善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开启先河。（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关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教各自的地位都比较巩固和壮大，所以三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进一步激化，这构成了这一时期三教关系的突出特色。三教关系一再引起争论，所以关于三教关系的讨论，在当时就已经比较激烈了。三教一词并非现在才有，它在南朝时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三教之“教”，并不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代表宗教之“教”，其原初语义，实质所指的是一种教化、教义与教说，而三教，指的就是儒佛道三家。儒佛道三教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是三教关系全面展开的时期，也是三教争论全面展开、三教融合全面加深的时期。这个时期三教争论和融合的头绪也特别地多，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广，出现的论著也非常多。许多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帝王直接参与并组织的专门讨论三教关系的活动也特别之多。而且，在这一时期帝王的三教政策还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帝王的三教政策有很多的浮动、变化，这都跟当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这个时期的佛教，通过与魏晋玄学的交融，而全面进入了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不仅跻身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而且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则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道两家的冲突也就不断地加深与激化。佛教随着势力的壮大和某些帝王的崇信，造成这个时期佛教与儒道的争论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信仰，有时还牵涉到政治与经济上的诸多问题。从政治上看，中国社会由统一走向了分裂，南北出现了很多割据的政权。这些割据政权出于自己政治统治的需要，对儒佛道就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宗教文化政策。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北方不少少数民族的统治，其本身与汉族就有一种异族统治文化与汉族宗教文化差异的成分。比方说，作为外来统治者，他要来统治汉民族，就要利用汉民族传统的文化与宗教，所以往往到最后会选择儒家。但也有另一种情况的出现，比方说作为中国佛教第一次被官方认可的时代：后赵的石勒、石虎时代，作为统治者，他是异族的，是少数民族，他当时表态自己为什么支持佛教，因为有人排佛，认为佛是戎神，他则回答说：我自己就是胡人，当然信胡神，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个时期，出了很多对佛教加以支持和利用的统治者，比如东晋时期一直到宋齐梁陈各个朝代，帝王大部份都非常崇信佛教。其时，宋文帝的一句话足以道出其底蕴，他说道：如果举国之士，全来信佛，人人为善，那么国家就可以安享太平，而他则可以舒服安逸地坐稳他的帝座。这句话说明，帝王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佛教确实有它特殊的教化功能。而帝王，也往往是从这一个角度，看到了佛教的作用，并因而推崇佛教。到了梁代，梁武帝更是对佛教推崇有加，他曾经作《舍道归佛文》，并三次舍身入佛，他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以佛化治国。他对佛教确实做出了很多事情，佛教界历代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护法的皇帝。关于梁武帝，历朝历代的评价都不一样。批评他的人，觉得他迷信佛教，最后连国家都丢掉了，信佛误国。但也有人认为，梁代立国，梁武帝即使不信佛教，而信了儒教、道教，他也会把国家丢掉，他的灭亡有它必然的因素，不能说就因为佛教。但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在对待三教关系，有其独到见地，对儒佛道三家也都有研究。作为皇帝，他注过很多儒家经典，也参加过佛经的译经活动，还会亲自登台讲经说法。这个时期有两次重大的灭佛事件，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公元446年），另一次是北周周武帝的灭佛（公元574及577年），两次都有它们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同时也与佛道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有道士在里面活动，也都有帝王个人的好恶。但灭佛之后不久，佛教又迅速得以恢复并大规模发展，这也说明宗教的发展，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所以对待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地以行政的手段来进行处理，一个皇帝以个人的好恶毁寺灭佛，但换了一个皇帝，佛教却又迅速得以复兴。儒学：从思想上看，两汉神学化的经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衰落了。这时期突出的文化特征是：玄学盛行，佛教发展，道教成熟。前代儒学独尊、经学盛行，则让位于这种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这也使得一些统治者、思想家、和文人学士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不同的思考，得出不同的判断，做出不同的取舍。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已与汉代大不一样，儒学独尊的局面，让位于儒佛道三教并存共进的局面。虽然三家彼此存在着争论，但还是在矛盾冲突中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在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情况下，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时期儒学的社会地位？汉武帝以来，儒学一直是封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官方化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但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儒家却找不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大儒，找不到一个大的儒家学派，也找不到几部儒家重要的代表性著作。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个时期的儒学？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是佛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也有人认为，仍然应认为是儒学占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从它实际发挥作用的角度来讲，儒学仍然被认为是文化正统，具有正宗的地位，是官方思想唯一的意识形态。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儒学的基本思想，居其核心的基本内容，是它对封建伦理名教的重视，而这些东西，是最适合封建社会需要的，也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真正的有力工具，这些东西，由于当时社会宗法性的结构并没有改变，所以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实际上还在默默地依着惯性，发挥着它的主导作用；其二，我们还可以看到，儒学始终是国学，它始终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佛教与道教，尽管在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进入国家教育领域及机构。就是在社会上，一般人所尊奉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仍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这就可以看出，在当时，儒家还是起着实际上的主导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也在探讨着儒家、佛家、道家三家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它们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所以这时期的帝王政策经常会有变动，一会儿有人崇佛，一会儿有人崇道。到了北周的时候，周武帝（三武一宗）在总结了以往统治者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则明确表示了回到以儒学为主的统治态度，强调儒佛道三教要以儒学为主。所以经历了以前众多帝王左右摇摆之后，他最后明确宣布：三教当以儒为先，以道为次，以佛为末。现在学界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与思想家对儒家正统地位的重新认定，而这也为隋唐时期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当然，这种选择，有它的社会必然性，这已不是哪一个帝王、或是思想家、哲学家个人的好恶，而是对整个社会发展，对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所做出的一个选择。道教：这时的道教，则成功地由原来民间化的道教，向上层化、贵族化、神仙化的道教转化，甚至从民间转向了官方。比较而言，作为儒家，从汉武帝以来，就一直是一种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而道教完成其由民间向官方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纳入了官方意识形态之中，成为统治的辅助工具，其突出的如北魏太武帝对道教的利用，以及他对南、北天师道的改革。这个时期，统治者对道教，往往采取的是限制与重视并重的政策。道教从民间起家，最初与民间起义往往有牵扯不断的联系，所以统治者大多采取禁止的态度。但是在民间流传的东西要禁止是很难的，往往禁而不止，还会死灰复燃，所以最后干脆就改变为扶植利用的方式，拉拢一部分人，并促使它改造自身而走上上层贵族化的道路。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大大促进了这个时期道教的改造与发展。当然，这个时期道教与封建王权也有矛盾冲突，就有一些统治者因崇信佛教而贬低道教。比如北魏孝明帝，就是崇佛抑道的典型代表。另外还有一些统治者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与道教发生矛盾，排斥道教，比如北齐时的文宣帝，在沙汰佛教时，也沙汰了道教。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道教及其改革，由于它比较自觉地迎合帝王政治统治的需要，拥护王权，同时它又始终以儒家为自己的同盟军，以中华文化的传承自居，这样既能够排斥佛教，又能够得到帝王的认同。当然，道教的势力从总体上看，却不如佛教，所以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来说，对王权政治，以及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并没有构成很严重的危胁。故而总体上，道教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压制与打击。佛道关系：这个时期，佛道冲突，是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佛道之间强调融合的观点也有不少。比如上面提到的道士张融，他有一部作品《门律》，是一部类似于家训式的著作，里面专门有一章，其标题就是《通源二道》，论证佛与道的一致性。另外南宋时有一道士写了《正一论》，也主要宣扬佛与道的一致，其中论证，佛道都为了求那根本的“一”，就是“道”，后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才分出了所谓的三教。讲到佛道之争，我们得注意到，虽然这个时期佛教、道教的势力都增加了，但道教的力量却会相对薄一点，然而它却依有一种传统宗教、传统文化的优势，所以也就对佛教毫不忍让，展开的冲突与矛盾显得比较多。这个时期有几本佛道之争重要的著作，其一是宋末道士顾欢所作的《夷夏论》，从夷夏之辨的角度来讨论佛道关系，一方面他似乎在调和两家，称佛者道也，道者佛也，佛道可以同源同道，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华夏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儒道对之最为适合，而佛教则更适合夷狄之帮，因为夷狄之人比较野蛮粗俗，所以佛教讲的天堂、地狱可以威胁他们，而我们是礼仪之帮，所以我们有儒有道就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南齐末年的道士，假托张融之名，作了一个《三破论》，对佛教批评得相当尖锐，认为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修身、齐家、治国三个方面，对外来的佛教展开全面的批评。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于佛教徒对这三破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刘勰的《灭惑论》，对其中逐条进行批评，有些批评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比如人们说梁武帝信了佛教，国家就破国了，他说佛教传入之前也有很多国家灭亡了，所以不能把国家灭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佛教，同样佛教传入以后，也有一些朝代是很兴盛的，所以不能只举灭亡的朝代而不举兴盛的朝代。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有两点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一是继续把道家与道教作了区分，利用道家来攻击道教。这个时期就有人明确提出，现代的道士，开始于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把道家与道教区分的同时，就对老庄之道加以肯定，而把道教斥为鬼道、鬼法、妖法。这一点，在三教关系中非常重要，因为这正好又从反面促使道教在这个时期的自我改造，促使其从理论上完善自己，剔除那一些粗俗的成份。这体现出了历史的辩证法，从反面对它的批判与攻击，却反而正面促使了它自身的改革、完善、与发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往往给道教带上一顶帽子，叫做：“挟道作乱”，指责道教常常组织叛逆。而历史上道教自民间而起，道教也确实多次被民间起义所利用，这情况一直到东晋时期还有，这样就被佛教徒拿来作为攻击道教的话柄。批评道教“犯上作乱”，这本身包含有想利用政治力量来限制或者打击道教的倾向和要求。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的佛道之争，往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宗教冲突，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政治斗争的倾向。只是在客观上，这也有助于道教剔除它的原始性，剔除它与民间起义相结合的民间性，并促使它加快完成贵族化、上层化的过程。这就体现出冲突与促进之间的矛盾，促进之后，又会在更高程度上展开新的冲突。这也折射出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确实是交互进行，相互促进的。儒佛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儒佛之争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范缜等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教展开的全面批评。范缜《神灭论》的提出是有一相当大的历史背景的，当时不少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对外来的佛教，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伦理纲常、哲学思想等等诸多方面，都展开不少批评。其中有些批评还有说理的成份，有些批评则纯属谩骂，比如：随心所欲地解释佛，说佛是什么，佛者戾也，释种不行忠孝仁义，贪诈甚者号为佛。这就不是一般的讨论，而是一种恶意谩骂。在这个时期，儒佛之争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除“神灭神不灭”之争外，还有因果报应之争、佛法与名教之辨、夷夏之辨，这些都是当时讨论比较激烈的问题。这些讨论，从现有的资料上看，理论上的讨论在南方展开得比较多，而采取比较多的谩骂及实践上的打击，则在北方比较多。北方好武功，理论上的讨论比较少，而东晋之后学风南移，文化学术也以南方为兴盛。同样一些讨论，如南方会讨论“沙门敬不敬王者”，而北方则一味地崇敬帝王，甚至称帝王就是当世的如来，拜帝王如拜佛。这里就表现出了南北的差别。三教一致论：上面讲到帝王的政治文化政策，对儒佛道三教的发展及其关系的演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儒佛道三教能够并存，并能够从不同角度得到帝王的一些支持和扶植，所以三家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三教一致论也有了新的进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自身中，都有一些代表人物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佛教徒中，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晋宋之际的宗炳，其在《明佛论（神不灭论）》中强调，儒佛道三教的圣人都是劝人为善的。道教徒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南齐时的张融，专门对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作出论述，认为三教根本上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差别，是出于人们对它们的不同看法而已。历史上留下一个说法，据说张融临死时，左手拿着一部孝经和老子，右手拿着一部《小品》与《法华经》，表示他至死，仍然坚持三教一致与三教并重。儒家中间也有一些代表人物，站起来呼吁三教是一致的，比如东晋时的孙绰，他在《喻道论》中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帝王中主张三教一致论，最有名的则如梁武帝，他提倡“三教同源说”，不过，其中却有一种把儒与道说成来源于佛教的倾向。他在舍身入佛的《文诏》中，把释伽牟尼与孔子、老子说成是师徒关系，认为孔子、老子都是释伽佛的弟子，所以他曾经把佛教比作天上的月亮，而把儒和道则比作天上的星星。进一步研究我们也发现，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很可能来源于当时的一部伪经：《清静法性经》，此经现已亡迭，但北周时期道安所写的《二教论》曾经引述其论，里面讲到佛陀派了三个弟子到东土来传法，而孔子、老子都是他派来的弟子。梁武帝之说可能受此影响。另外，现在随着研究，大家也都倾向于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佛道之争的产物，因为当时道教也曾经提出过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都同源于道教。比如西晋王浮所著的《老子化胡经》，里面提出，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又西行出关化胡，为佛陀之师，所以老子是孔子、佛陀之师。由此可见，同是三教同源之说，也有各自站在各自立场，抬高自己的现象。另外，在这个时期，在强调三教一致的同时，我们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但是由于儒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正统这一事实，一部分学者常常只强调以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忽视或轻视佛道二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作用。这种观点，过分偏重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制度和宗法伦理层面，并把其他层面的文化现象也都纳入到政治和伦理的框架中去考察和理解。这就把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描绘得单调枯燥、死气沉沉的模样了，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撇开佛道二家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容的，更是无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的。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以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同时必须说明的是，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调和或相互融摄的。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同时，他也赞扬效法天道无为的尧与舜，如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一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力图把儒、道两家思想融通为一，而且获得相当成功的，是魏晋时代的玄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性格的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是那些与现实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原则。即使象被人们称之为“清谈”、“玄远”的玄学，也不例外。人们所熟知的，玄学讨论的有无、本末、一多、动静等抽象理论问题，其实无一不与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有关。所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人际等关系之中的，要受到社会职业、地位、法律、道德等的制约。所以，人都是社会的人。但同时，每一个人又都是有其各自的性格、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意志追求的，所以人又都是个体的人。人的这种两重性，构成了现实生活中社会和个人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探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是中外古今思想家、哲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则尤为关注，可说是它的一个中心议题，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我们在上面提到过，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所以，名教与自然分别是儒、道两家的理论主题和争议焦点之所在。儒家认为，社会的人重于个体的人，个人服从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着重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名教者，即是用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规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名分地位，以及与其名分地位相应的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然后，以此去要求和检验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协调人际关系，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而不应当以社会礼法等种种规范去干预和束缚个人的行为。老子把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归结为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这里包含了一种原始素朴的“异化”思想。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他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玄学在理论上的任务，就是如何把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已流弊丛生。它不仅作为统治者压迫、箝制人民的手段，使人们的个性、意志受到摧残，而且还成为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使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的腐蚀。玄学承汉末名教之弊而起，所以首先都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赞扬和提倡道家的自然理论。而同时则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起来。玄学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流派，但他们理论上有一共同之点，即都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以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为基本特征的玄学理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与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佛教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当其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把它看成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相类似的学说。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接着，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这里所说的佛、道冲突中的道，已不单是指先秦的老庄、汉代的黄老等道家，它同时也包括了东汉末产生的道教，而且从形式上来看，更多地是与道教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虽然也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但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盘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不合国情，必欲消灭之而后快。从理论方面讲，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佛教讲因果报应，特别是讲三世报应，这也是与中国传统观念不一致的。佛教的业报，强调自已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有的现世受报，有的来世受报，有的则经过二生三生，乃至百生千生，然后才受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卦文言”）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所以，晋宋齐梁期间围绕神灭、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这里，我们首先从佛教方面来看一下这种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如果说，这种初期的融入尚是不自觉的话，那末后来佛教为了在中国扎下根来，则进行了自觉的、主动的融合。首先在译事方面，佛教学者总结了“格义”法的缺陷，以及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等问题，主动积极地吸收和提倡玄学“得意忘象（言）”的方法，以领会佛典所传达的根本宗旨和思想精神。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正是经过这些众多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终于在中国扎下了根，开出了花，结出了果。由于汉末道教的创立和发展，此后道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道教是在杂糅原始宗教、神仙方术、民间信仰等基础上，附会以道家老子思想为理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又受到佛教的影响，仿效佛教的戒律仪轨、经典组织等，使自己不断地完善起来。道教尊奉老子为其教主，以老、庄、文、列诸子的著作作为最根本的经典，如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尊《庄子》为《南华真经》，尊《文子》为《通玄真经》，尊《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等。所以，就这方面来讲，道教与道家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人们平时所称的儒、释、道中的道，一般都是含混的，并不严格限定它是专指道家还是道教。儒家思想理论在佛教的冲击和影响下，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如上面所提到的，东晋以后佛教思想就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宋元以后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出入于佛老，这些都还只是现象上的描绘。其实，佛教对儒家最主要的影响是在于它促使儒家对发展和建立形上理论的深入探讨。与佛教相比，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更注意于实践原则的探讨与确立，其中虽也有一些形上学的命题，但并没有着意去加以发挥。所以在形上理论方面，原始儒家甚至还不如道家。佛教传入后，它那丰富深奥的形上理论，给儒家以极大的冲击和刺激，一度还吸引了大批的优秀知识分子深入佛门，去探其奥秘。而且，确实也由此而涌现出一批积极探讨形上理论的儒家学者。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释、道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教并用。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是很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所以，当人们随口而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佛、道二家的文化，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说，中华人文精神是在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培育下形成的，这话绝无夸张之意。

儒释道是古代的三教九流的三教儒教佛教道教儒教就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利用了佛教就是汉代从印度传来的教，后来结合本土的道教，教义有所改变道教就是以老子庄子的道教经典为宗的，后来张天师创立道教，以老庄的经典著作为教义管理中多运用儒家的思想，多看看古代著作，二十四史看皇帝怎么治国，怎么处理国事的，怎么管理自己国家的道教思想比较适合人老后，事业有成后想隐退的时候用

1使儒学佛道化，丰富儒学内容。2促进中华文化融合。3丰富社会生活，推动文化平民化。

国外学者对师生关系的研究论文

医学院校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现状及解决路径论文

摘要：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中重要的关系，它影响导师指导水平的发挥和学生的培养质量。本研究根据广西四所医学研究生培养高校的问卷调查结果，对目前医学院校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建立和谐良好师生关系的举措。

关键词：医学院校研究生导师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3；G645文献标识码：A

在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等责任，因此，如何强化导师职责，促进师生关系健康发展，是高校导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研究从研究生导师制度、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模式、交流模式、师生双方的满意度等四个方面，对当前广西具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医学院校中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的整体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研究生与导师队伍建设机制，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或建议。

1医学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问卷调查

通过文献回顾，结合研究生培养特点，针对影响师生关系的主要因素设计合理的调查问卷。问卷分导师卷和学生卷（博士/硕士），采用单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和开放式问题。以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桂林医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4所广西区内具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医学院校研究生及导师为对象发放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2111份，其中导师卷421份，学生卷1690份。

调查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主要运用描述分析、卡方检验等分析手段。

对导师指导制度的认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医学院校导师指导制度目前仍以单一导师制为主（见图1）。而采用双导师制和导师组制的比例较低。而对导师指导制度的倾向性调查发现（见图2），大部分的导师，对目前所采用的单一导师指导制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对转换导师指导制度，特别是导师组制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可是研究生层面对导师组制的认可度较低。

研究生教育形成的初期，大多采用单一导师制度，由导师“一对一”地负责研究生的理论和技能学习、科学研究、专业实践等的指导工作。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培养类型的增加以及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不同特点，单一的导师制已不能完全适应研究生教育培养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对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和导师团队制的探讨。2009年国家大力发展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后，在医学研究生教育中传统的单导师制和校内外割裂的双导师制经实践检验发现存在种种缺陷，于是导师团队制成为部分高校新的尝试。导师团队制度具有促进学科交叉等优势，最早起源于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便于学生汲取不同学科导师的智慧知识。随后，越来越多的学科研究生教育开始推行这种优秀的制度。导师团队各位导师在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中，根据各自的工作性质和优势，有适当的进行工作分工并有所侧重，分别在负责研究生课程学习规划、科研指导、临床专业实践等方面承担主要职责。参与到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协调配合，给予研究生更全面更专业更系统化的指导。

研究表明，可能由于社会因素、学校制度环境建设推进程度等，目前采用单一导师指导制度的仍较多，但是医学院校导师对各种导师指导制度的内涵、特征及优缺点等，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与此同时，医学院校学生对导师组制的认可度与导师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可能与学生对导师组制的认知存在欠缺，没有清晰了解导师组制的内涵有关。另外，也有可能是学校和导师接受并采用了导师组制的培养模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制度执行不到位，人员岗位责任意识不强，导致学生培养全过程依然只有一位导师贯穿始终发挥作用，导师组制流于形式。今后，根据医学研究生不同类型及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特点，实行不同的导师指导制度，让学生吸取不同导师的智慧，提高自身医学理论水平及临床实践能力，应该成为教育实施的主体（导师）及对象（学生）之间都关注并认可的一个共同问题。

2对师生关系模式的认知

师生关系的基本认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医学院校研究生师生关系呈现多元化趋势（见图3、4）。认为师生之间是师徒关系、科研伙伴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导师分别占、和；与此相对应的是，研究生认知这一点的数据分别为、和。

以传统的单一导师制度建立起来的师生关系，是导师作为师傅“教”，学生作为徒弟“学”的师徒关系。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逐步延伸出师生之间的科研伙伴关系及雇佣关系等多种异化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师生关系呈现多元化趋势，师徒关系仍是主要模式，这与已有报道[1]相比，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从占比来看，医学类导师和学生认为师生关系是师徒关系的占比均明显高于多学科综合调查结果，而选择科研伙伴关系的占比明显低于多学科综合调查结果。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调查中大部分的学生和导师目前还是单一导师指导制，无论是学生还是导师都认为导师应该扮演一种师长的角色关系，并且在研究生的学业、生活以及后期职业选择上担负起这个责任；其二，考虑与医学教育的发展规律有关。医学教育偏重知识和经验的传授，知识和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学生才能独立于导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理工科与人文学科偏重导师“授之予渔”的技能，研究生能更早的独立开展科研行为，更容易自主创新，与导师形成科研伙伴关系。

师生的科研关系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师生双方的参与意愿都高达80%以上，的学生参与了导师的在研课题，的学生表示参与的课题与自己的专业方向有密切联系。但在被问及学术活动科研含量及是否能使自身科研能力得到提高时，近半数的学生表示自己参与的研究科研含量不高，并不能提升自身科研能力。在对导师在研项目调查时，结果显示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层次不高，只有的导师有国家级课题，还有的导师无在研课题。调查还发现，的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可以获得科研成果的署名权，但能够得到导师给予劳务报酬或其他方式补贴的研究生不到半数（），即使是得到导师给予劳务报酬或补贴的，也大多认为补贴少于付出。

目前，研究生已经成为大学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作为导师课题的助手或者参与伙伴，研究生承担了大量的科研课题工作。科研活动成为师生交往的主要活动，在科研活动中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如何，是考察师生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生能否参与到导师的科研项目中，参与的科研项目与自身专业相关性，科研项目质量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培养质量。另一个方面，研究生作为科研助手参与课题研究，通过导师指导及科研团队交流学习，可以训练合作精神，提升自身科研能力，是研究生培养的有效途径。在此环节中，对付出辛勤工作的研究生是否提供了合适的报酬，对产出的科研成果是否给予恰当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师生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调查结果说明，研究生对导师科研课题的参与度都很高且专业性很强，但是导师课题科研含量水平有待提高，如何进一步提升指导能力，为研究生提供高质量的培养平台并使他们从中受益，需要引起导师以及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的关注。另一个方面，医学院校学生科研活动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也值得管理部门和导师多加关注，制定相应的保障机制，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待遇。

3对师生交流模式的认知

导师能否与研究生建立有效的交流模式，对师生关系和培养质量有重要的影响。良好的交流模式的建立，包括交流频率、交流内容及方式、交流的主动性等3个方面。

交流频率

本研究结果发现（见图5），只有的医学研究生能与导师交流频率保持每周一次以上，的医学研究生与导师交流频率为每月一次以上，的医学研究生与导师交流频率仅为每学期一次以上。只有约半数的导师表示能保证与研究生交流频率保持在每周一次以上。在对导师能否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研究生的调查项目上，只有的研究生和导师表示“一直能做到”，而选择除了指导研究生外导师的主要精力摆放方面时，大部分的研究生和导师表示其导师或自己的时间精力被行政事务、课题研究、教学任务三大块所影响。与已有的综合学科调查结果[1]相比，医学类导师与研究生交流频率，每周有一次以上交流的频率为更低。不同一级学科专业的医学生与导师交流频率差异显著，临床医学师生交流最少（），生物医学工程师生交流最密切（），X2=，P=。这可能与临床专业学生要付出更多精力投入临床轮转及承担医疗业务责任有关，而生物医学工程等基础研究类的学生更多精力投入纯粹的科学研究，更有时间和导师交流和讨论科研进展和问题。

交流内容及方式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研究生与导师交流沟通过程中，除了学业问题，交流较多的内容依次为：职业计划和想法（）、人生观和理想（）、日常生活（）、情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研究生选择了无其他方面的交流。师生之间除了学业交流以外，就思想、生活、情感等方面问题进行交流，有利于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建立深厚的师生情谊。如果除了学业无其他方面的交流，不利于导师发挥学术引领的作用，也不利于学生在求学成长期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网络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形式。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师生交往的空间，教学不再局限于课堂内，师生通过网络进行交流，电子邮件、QQ、微信，师生关系由课堂延展到网络虚拟空间，构成了网络社会独特的师生关系类型。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目前导师与研究生交流的主要方式依然是面谈，其次是电话/短信、QQ/微信等即时通讯方式，电子邮件等延迟通讯方式也仍在使用。师生之间交流方式与手段丰富，能弥补师生之间由于直接交往减少带来的缺点。

交流的主动性

调查结果显示，能主动并经常与导师交流的医学研究生占，还有约近30%的医学研究生表示较少（占）或很少（占）主动与导师交流。

4师生关系满意度

导师对学生各方面的满意度

就学生的基础知识、治学态度、科研能力、创新意识、学术规范、道德修养等6个方面对导师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见表2），导师对指导学生各方面的总体满意度较高，认为研究生在基础知识、治学态度、科研能力、学术规范、道德修养方面素质很好或较好的导师分别有、、、、。但是对研究生创新意识素质评价最低，选择很好或较好的导师只有，反映出学生的创新意识能力欠缺，尚需加强引导与激励。

学生对导师各方面的满意度

就导师的治学态度、科研能力、创新意识、学术规范、道德修养等5个方面对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见表3），学生对导师各方面的总体满意度较高，认为导师在治学态度、科研能力、创新意识、学术规范、道德修养方面素质很好或较好的导师分别有、、、、。结果反映绝大多数的导师具备良好的素质给予学生优秀的学业指导。

5对策建议

推进与落实导师团队制度建设，提升导师指导能力

我国研究生导师指导制度延续至今，以单一导师制为主体，导师组制和双导师制在很多学科专业已经得到认可。医科类院校很多导师都是肩负沉重医疗业务的临床医生，由于时间和精力的有限，他们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实际作用和职责会被有所削弱。建设专兼结合的导师队伍，发挥导师团队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医科院校应进一步就如何将教学合作、科技合作的优势转化为医学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优势展开探索，积极探索具有实效的导师团队合作机制。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导师团队制实施可能存在的'问题。很多已经实施非单一导师制度的研究报道均表明，双导师指导制或者导师团队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会引发制度落实不到位、导师职责不清晰、组内导师交流联系不密切等问题。制度落实不到位使得优秀的决策规划形同虚设。导师团队中各导师之间职责不清晰，责任不到位，会引发导师对学生培养各个环节参与不够和发挥作用不完全的问题。同时，导师团队各成员间交流联系不密切，缺乏必要的工作交流联系和协调配合，是不可能有序的做好医学研究生培养全程工作的。

鼓励导师与研究生建立定期交流的模式制度，提高师生交流的主动性

导师与研究生交流的频率多少，放在研究生培养上精力的多少，是影响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医学研究生强调分类培养，对医学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要求提高。而医学研究生导师队伍培养周期相对较长，建设整体滞后，生师比不断扩大，加上医学导师大多负担沉重的临床医疗业务，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都很高，间接影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频率和质量。

在欧美等研究生教育发达地区，导师与研究生保持每周一次见面并汇报讨论研究进展的例会已经形成稳定常态机制，定期交流是检验学生有没有“好好地学”和导师能不能“好好地教”的有效手段。有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研究生与导师的见面频率对研究生完成

试论情感语言节目主持人万峰、钟晓的语言特点基于园本课程开发背景下研究教师教育理念的形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护理相关因素分析及对策试析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生价值观的引导试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改革争议试论中职《外科护理学》的情境式教学试析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研究经济学和经济法基础课程融通教学小针刀治疗颈椎病疗效观察手术侧卧位适宜度的研究、发表文章等的质量产生显著影响[3]。

师生之间建立定期交流的制度化举措，学生定期汇报学习进度及呈交学习成果，导师定期督促学习进展并反馈指导意见，使研究生在需要的时候都能够及时找到自己的导师，更能真正掌握科学研究的真谛，对导师真正的尊重和认同。

加强导师培训及考核，建立导师准入及退出评估机制

导师指导能力是影响师生关系乃至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医学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的不同，对医学研究生导师知识和能力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合理的选聘制度，应侧重医学教育的分类培养要求，对学术型研究生导师侧重考察学术水平和指导能力，重在培养研究生的理论基础和科研方法；对专业学位导师应当侧重考察其临床医疗实践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重在培养研究生专业技能水平和应对临床突发问题的解决能力。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应该认真思考，建立起责权利相统一的导师考核和激励机制。明确不同导师在培养过程各个环节中承担的职责。

定期集中加强导师培训，形成常态化培训机制。不仅加强实践技能和专业知识培训，更要加强研究生教育相关政策和规定讲解培训，让导师认识和了解不同类型研究生培养的特点和规律，围绕职业指向和专业技能的不同要求有区别地进行指导[2]。

逐步废除研究生导师终身制，通过动态考核导师论文、课题、经费等项目指标来选聘导师。增强导师危机意识，建立良好的竞争与激励机制。这样才能间接提升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的层次和水平，让研究生在高水平的项目研发工作中得到更好的锻炼、指导和提高。

鼓励并引导学生批判与创新

学习的本质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通过协作和对话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通过合作与讨论，学会恰当表达和辩护自己的观点，学会接纳和欣赏别人的观点，相互了解彼此的见解，从而形成共享的、更丰富的、更高级的理解[3]。这是一种引导批判和创新的有效的指导方式。可以促进研究生深入思考，全面归纳并系统整理自己的知识研究，通过不断交流、促进，寻找创新的突破点。

导师应该引导学生，不断对已有的观点、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从而反思形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在此过程中，导师对学生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应该包办代替，而是应该留给研究生自主思考和独立研究的空间。

和谐且互动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加强研究生的归属感，激发导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主管部门应当足够重视，引导研究生和导师构建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要：

1、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师生交往，是教育过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人际交往。在教育过程中，师生关系是由浅入深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此既可能向好的纵深方面发展，形成浓厚的师生情谊；也可能发生逆转，形成对立情绪。

2、教师对学生的爱和信任。

从学生的心理需要上讲，爱和信任是他们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学生渴望在充满爱心和信任的环境中成长。如果老师能以发自内心的爱和信任对待学生，那么学生就会把你作为知心朋友，有什么心事就会向你诉说。

3、善于捕捉每一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当他们有了进步，哪怕是一点进步，都要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帮他们树立自信心，从而促使学生在良好的发展轨道上迈进。虽然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闪光点，但很有可能你通过这个小小的闪光点可以挖掘出埋藏在他心里头的大金矿。

4、如何批评学生才能使师生关系不尴尬。

我们必须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的班集体有家的感觉，大家都是这个家的一员。我们在批评时既照顾到他们的自尊心，又要让他们改善自己。

论述关于中小学师生关系的研究进展及展望

【论文摘要】师生关系（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指教师和学生在共同的教学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形成并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人际关系。特别是在中小学阶段，学生身心迅速，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笔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小学师生关系目前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论文关键词】师生关系；发展特征；学校适应；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一、师生关系的心理实质师生关系是学校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基本的人际关系，其本质是师生之间以情感、认知和行为交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心理关系，反映了师生间寻求满足其社会需要的心理状态。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就使教师处在心理的上位，学生处在心理的下位，师生间存在着天然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一方面使教师通过努力劳动，提高自己的才能，并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另一方面使学生尊敬教师，虚心向教师请教，接受教师的熏陶和教诲。师生间的这种心理距离使得教师和学生不断产生心理互动。师生间心理上的距离越近，彼此越易情感相悦，坦诚相见，无所不谈，互相包容，达成共识，进而共同成长；师生间心理距离越远，则彼此越易产生敌视，情感相背，使教育教学活动难以开展。二、师生关系的重要作用国外研究表明，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发展良好的个性，形成较高的社会适应能力；不良的师生关系可能使学生形成消极的情绪体验，表现出孤独、退缩、不合群、攻击行为，与教师和同学关系疏远，影响其课业成绩和心理健康。国内研究表明，师生关系直接影响师生课堂交往、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师生心理健康。董奇、陈传升研究表明，师生关系与青少年发展有很高的相关，甚至超过了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发展的相关。由此可见，师生关系对中小学生产生的作用必须引起重视。特别是在中小学阶段，学生身心发展迅速，主要表现为从童年期幼稚性逐渐向成人期成熟性发展，其人际关系也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在班级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师生关系作为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小学生的人际交往、社会适应以及社会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着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校的教育行为。三、中小学师生关系的研究 1. 师生关系的结构测量研究 Pianta 与 Steinberg研究指出，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师生关系结构具有三个维度：冲突性、亲密性和过度依赖性，不同年级、种族和地位的学生与教师的关系都表现出这三个方面的特征。王耘研究指出，小学 3~6 年级学生的师生关系具有三个维度：冲突性、亲密性和反应性，并且师生关系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冷漠型、冲突型和亲密型。目前这两个问卷在小学生师生关系的研究中应用得比较广泛。姚海计、唐丹（2005）在 Pianta与王耕关于小学生师生关系的特点研究基础上，自编了中学生师生关系问卷，考察中学生师生关系的结构、类型，问卷表明中学生师生关系的结构具有冲突性、依恋性、亲密性和回避性四个维度；师生关系类型包括矛盾冲突型、亲密和谐型和疏远平淡型。此问卷是以学生为评价主体编制的适合中学生的师生关系问卷，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师生关系研究的思路。张野、李其维、张珊珊（2009）采用深度访谈、理论分析等方法编制了初中生师生关系评定问卷，经因素分析得出初中生师生关系包括理解性、回避性、亲密性、反应性及冲突性五个因素；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初中生师生关系包括矛盾困顿型、冲突回避型、亲密和谐型及平淡顺应型四种类型。以上研究表明，师生关系在学生不同的年龄阶段具有不同的维度、类型和特点表现，与个体所处年龄阶段的心理发展特征相适应。因此，研究者们在研究师生关系时要注意其测量的针对性。 2. 师生关系的发展特征及性别差异研究探讨师生关系的发展特点是进行师生关系研究的基础，先前的研究对不同阶段的师生关系特点从不同方面分别进行了探索。王耘、王晓华（2002）采用教师评定量表对小学生的师生关系特点进行测量分析，结果表明：小学生所处年级与其师生关系有显著的`联系。五年级学生表现出高亲密、高反应和高冲突的特点，六年级则表现出低亲密、低反应和低冲突的特点。男女学生在师生关系的亲密性和反应性上有显著差异，女生的师生关系比男生更为积极。宋德如、刘万伦（2007年）从学生角度去探讨中小学师生关系在亲密性、主动性和合作性等方面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师生关系亲密性、主动性、合作性总体随年级升高呈下降的趋势，女生在师生关系亲密性上得分比男生高；师生关系的亲密性、合作性和主动性三方面并非平均发展，合作性表现最高，主动性表现最低，亲密性居中。总体来看，中小学的师生关系既存在性别差异，又存在年级差异。在性别差异中，女生的亲密性、合作性、主动性明显高于男生。这说明女生更倾向与教师交往，与教师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这可能与女生有较强的交往倾向和归属感，男生更倾向独立、自主有关。在年级差异中，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的亲密性、主动性、合作性也随之降低，这可能与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认知能力、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有关。研究启示：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应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 3. 师生关系与学校适应的研究师生关系是学生在学校中重要的人际关系，是学生学业、情感等方面的支持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校适应状态。以往关于师生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教师知觉的角度来考察师生关系，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感受，基于此，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学校适应与师生关系二者关系的研究，并且一般用学校态度、学业成绩、社会行为和人际适应等指标来衡量。 Ladd等人的研究发现，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学校态度（喜欢或逃避）受其学校经历、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的影响。刘万伦、沃建中（2005）以学校喜欢、环境适应和学校适应为指标，考察了师生关系与学生学校适应性的关系，发现师生关系与以上三个指标有显著相关。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学校中的环境变量（如班级环境）与学生的态度、情感有很高的相关，但对学生的行为的解释率很低（10％以下）。邹泓、屈智勇、叶苑（2007）使用学校态度感、学业行为和社会行为（人际关系）三个变量作为学校适应的指标来考察学校适应与师生关系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学校态度、学业行为、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总体来看，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学生喜欢学校，促进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增加，使其对学校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学生喜欢学校才有可能对学习有兴趣、有信心。研究启示：我们应通过改善师生关系，提高学生对学校的喜欢程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4. 师生关系与心理健康的研究从生态系统观来看，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是家庭和学校，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师生关系在中小学生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日渐突出，是个体学校适应的重要影响因素。李彩娜、邹泓、杨晓莉（2005）将青少年学生对师生关系的知觉作为其心理健康的预测源，考察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的师生关系类型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水平差异显著。其中亲密型的个体心理健康状况最好，冲突型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差，一般型则居于二者之间。杨雪梅（2005）从师生关系的角度对小学生孤独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师生关系的亲密性、支持性、冲突性维度与孤独感显著相关。不同水平孤独感的小学生在与教师交往的合作性、冲突性、支持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低孤独感的学生更乐于与教师合作，冲突更少，也愿意与教师亲近，与教师合作和亲近又会为其带来愉快的感受，增强学习信心，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研究启示：在活动中，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有着广泛的影响，是制约学生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建立亲密型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5. 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性评价，是反映某一社会中某一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参数。已有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关系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而劣性的社会关系则会降低幸福感，师生关系是中小学生学校生活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人际关系，其质量好坏也会影响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刘洋（2009）对初中生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初中生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初中生身心处在特殊发展阶段，他们需要被认可，渴望独立，同时又具有依赖性，教师作为学生学校生活中的重要他人，与学生的关系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研究启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6. 师生关系与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 Moos的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环境包含着诸多因素，而师生关系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要因素。一些早期研究发现，师生关系在学生学习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业成就的高低变化均可以从师生关系的好坏方面找到原因。学生对教师的喜爱程度，在师生关系中体验到的安全感、信任感和获得支持的程度都可以通过增强学习动机对学生学业成绩产生影响。王佳宁、于璐等（2009）考察了初中生主要的社会关系——亲子、同伴、师生关系对学业的影响，其中对初中生学业成绩影响最大的是师生关系。张野、李其维（2010）考察了初中生师生关系、归因方式、成就目标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结果表明，高学绩组学生的师生关系显著优于低学绩组的学生，并且和教师的情感联系密切，这可能与高学绩组的学生有更高的成绩目标定向水平，能够更多地得到教师的接纳和认可有关。总的来说，学生感知到的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促进他们对学业的进一步关注，并在课堂学习中表现出合理的情感和行为；相反，以冲突性为特征的师生关系往往使学生对学业失去兴趣，容易被同伴拒绝或辍学。四、研究展望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小学师生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范围主要涉及师生关系的测量、结构类型、发展特征以及师生关系与学校适应、心理健康、学业成就等方面的关系研究，但其作为教学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经常、最活跃的人际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研究。首先，师生关系的测量方面。以往的大部分问卷调查研究侧重将教师作为评价师生关系的主体，目前学者已逐渐转变观念，以学生为评价师生关系的主体。但往往会出现教师和学生对师生关系评价结果相差太大的问题，这可能因为双方在评价角度和态度上存在明显区别。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教师能够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认识和思考问题，而学生可能比较片面；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在知觉师生关系方面的侧重点不同，教师注重与学生有关的学业成绩或课堂行为，而学生可能更注重与教师之间的情感联系。笔者认为，在研究师生关系时应该将访谈和问卷以及多种测量的方法结合起来，并主要以学生的评价为主，教师评价为辅。同时，不同阶段的师生关系具体的特点表现不同，因此今后的研究也应关注师生关系测量问卷的针对性。其次，师生关系的研究方法方面。国内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要从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角度出发采用理论思辨的方法。近十年来，我国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开始从实证角度对师生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多侧重于师生关系构成及发展特点，开始逐步探讨师生关系的影响因素，且主要集中于学习过程的因素，对学生自身的认知、情绪以及社会性发展的因素探讨得较少，因此今后还应进一步加强师生关系的实证研究，深入探讨师生关系的不同心理特质之间的联系。最后，目前虽然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应试教育依然在中小学普遍存在，学生的学业成绩往往与师生关系的好坏有很大的关联，那么，如何促使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做到教育公平，也是目前师生关系研究中应该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