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制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 经验 到理论的法学 方法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 教育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 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目 录文摘英文文摘一、导论(一)问题的提出(二)我国对缓刑制度的研究现状(三)研究内容(四)研究方法(五)研究意义二、缓刑制度的演变(一)国外缓刑制度的起源1.缓刑制度的萌芽2.缓刑制度的开创与成熟(二)我国刑法中的缓刑制度的演变1.我国缓刑制度的起源:2.现代缓刑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3.新中国缓刑制度的规定三、缓刑制度概述(一)缓刑制度的含义(二)缓刑制度在刑罚体系中的位置(三)现代缓刑制度的类型(四)缓刑制度与其他相关刑罚制度的区别1.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2.缓刑与监外执行3.缓刑与死刑缓期执行4.缓刑与管制5.缓刑与保护观察四、缓刑制度的价值及理论基础(一)缓刑制度的价值蕴含1.公正性2.谦抑性3.人道性(二)缓刑制度的理论基础1.刑事社会学派的教育刑理论2.刑事政策学说五、缓刑制度立法规范的比较分析(一)缓刑的适用条件1.缓刑的适用对象2.适用缓刑的刑期3.适用缓刑的刑种4.适用缓刑的实质要件——主观心态(二)缓刑的考验1.缓刑的考验期2.缓刑的考察机构3.缓刑监督考察的内容(三)缓刑的法律后果1.缓刑的撤销2.缓刑的法律后果六、我国缓刑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一)缓刑适用条件的思考(二)我国缓刑考察机构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三)我国缓刑制度考察内容的不足与完善(四)缓刑撤销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五)缓刑的减刑(六)缓刑的赦免(七)关于缓刑考验期满后的法律效果(八)我国战时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善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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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缓刑。”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希望能帮到你哦，更多内容请浏览()。
题目： 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目 录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1
(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2
(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2
(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2
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3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3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4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5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6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 ………………………………………6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完善 ………………………………………9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 ………………………………………12
四、结束语………………………………………………………………13
参考文献 ………………………………………………………………15
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内容摘要】 本文着重论述我国实施缓刑制度的现状及在适用上、考察监督上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和弊端，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针对我国缓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从缓刑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和考察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规范完善的建议，有效地抑制对缓刑的滥用，使缓刑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
【关键词】 缓刑制度 现状 适用条件 适用程序 考察监督
近年来，我国推行刑事轻刑化的司法理念，作为在判刑的同时暂不执行刑罚的缓刑，无疑成为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宠儿。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它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刑罚的可能性。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推动我们刑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缓刑的具体实施及如何去实施、如何监督等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往往使该适用缓刑的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导致缓刑的目的无法实现，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缓刑成为有钱、有权人的避难所，大大破坏了罚当其罪的立法原则，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完善缓刑制度。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xx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 xx年则为15%，xx年为31%，这样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滥用之嫌。、
(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
1、职务犯罪。据统计，恩平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
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
3、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也很高，法院在进行宣判时，同民事赔偿挂钩，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
4、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
(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不懂法的人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地方财政差，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
(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
xx年上半年，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相信以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
总之，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正确适用缓刑制度，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减少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
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2)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的这一规定，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践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有使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的问题上实际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很可能会致使法官在考虑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同时又容易误导法官过度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极有可能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这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容易导致对一些本不该适用缓刑的罪犯适用缓刑，对一些应当适用缓刑的罪犯却没有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
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意向，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但我国缓刑制度上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
1、缺少透明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这点使人难以信服，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
2、缺少有效的监督。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若则必然导致贪腐。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
3、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判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只是单纯的就案办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
对缓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
。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1、监督考察的组织不健全。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上，由于公安机关的人员不足，工作任务繁重，目前尚未建立缓刑考察机构，对缓刑考察无暇顾及。往往由法院代行公安职能对缓刑犯进行走访考察。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
2、交付监管脱节。法院在缓刑判决后，只送达执行通知书给公安机关，而不负责将执行落实到位;有的作出判决后，让缓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报到;有的在判决生效后迟迟不交付监管文书送达执行机关;还有的缓刑犯有意或无意不去报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监管手续未能很好的衔接，在实践中基层派出所未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影响了监管和考察工作的开展。
3、现行的考察方法不适应新形势。现在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原来以户籍、粮籍、工作单位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缓刑犯管理、考察、帮教等职能。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
1、缓刑适用条件要详细、明确、具体。缓刑适用条件，即具备哪些条件就可以适用缓刑，这在判处刑罚时对是否适用缓刑起着决定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于再危害社会是我国缓刑适用条件。
犯罪情节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对他人的攻击性，以及由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和损失，因而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应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如果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深而且造成了较大的客观危害，仍然对其适用缓刑，则可能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故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考察犯罪情节的主要内容是犯罪人主观恶性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程度。基于这一标准，成为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时的考察对象有：(1)能够理解和宽容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如，因经济困难而盗窃的犯罪人主观恶性要小于出于贪图享乐和敛财为动机的犯罪人。对于前者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但对后者考虑适用缓刑时，则须慎重考虑适用缓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2)过失犯罪。过失犯其实其主观上并不想犯罪，其并不支持危害结果的出现。因此可以相信即使不对其实际执行刑罚，其也不会再去实施犯罪行为，对此类犯罪同样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3)因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而造成的犯罪。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的，其行为人本身主观恶性较小，适用缓刑一般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4)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和某些犯罪未遂。中止犯虽然是在故意心态的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他在犯罪过程中，心态已经发生转变。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表明犯罪造成的客观危害不严重，同样可以考虑去适用缓刑。
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行为的主观心态的外在反映。犯罪行为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行为人对这些事实持何种态度，这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依据。只有犯罪行为人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这种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现，才能够说明犯罪行为人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悔罪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类：(1)以积极的行为减少因其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积极进行协助抢救、退赃、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积极赔偿等等;(2)愿意接受处理、积极配合侦查工作。这包括主动投案自首、揭发同案犯、提供犯罪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等情形。
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后，还应考虑到若对其适用缓刑，将来是否会危害社会。社会危害性是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将影响到犯罪行为人应负何种刑事责任和刑罚执行方式，对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预测结果关系到缓刑的适用。所以，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缓刑预测制度，内容应包括：(1)犯罪历史。(2)个人经历。(3)生活环境。(4)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过得到缓刑机会来痛改前非，这种犯罪人一般都会十分珍惜缓刑这样的机会，约束好自己的行为，改过自新，努力去证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对这类犯罪人适用缓刑能取得较好的效果。(5)一贯品行。(6)犯罪人身体和精神条件。像患病或残疾而丧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虑适用缓刑。相反，那些心理变态、情绪难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瘾癖的犯罪人，则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绪的驱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瘾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
2、明文规定应当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1)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5)被胁迫、被诱参加犯罪的;(6)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1)累犯;(2)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3)同时犯数罪的;(4)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5)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6)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3、支持、鼓励法官依法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标准，实际上是由法官根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作出宣告缓刑的法官，极有可能要面对被判处缓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归咎于法官的判断失误，就可能会影响到法官对犯罪人宣告缓刑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缓刑功能的发挥。因此，鉴于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当支持、鼓励法官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令其相信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即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销缓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断失误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应规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对犯罪人进行审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宣告缓刑，致使被判处缓刑的人在缓刑期间再次危害社会的，就应当追究原判法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权力的责任。这样可以监督法官滥用缓刑，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法官依法大胆地去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完善
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缓刑适用程序的规定，把人民法院的缓刑裁量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社会的参与权都置于阳光之下，现笔者提一些粗浅的建议：
1、提高缓刑适用的透明度。凡判决缓刑的案件，审判人员应从犯罪情节、犯罪危害、社会影响、主观性等在判决书中全方位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论证，结合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在法律的准绳下将证据列举分析论证适用缓刑的理由，杜绝暗箱操作。
2、采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法院各级领导要重视缓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制定有关适用缓刑案件的监督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既要加强对个案审理的监督、指导
和把关，确保个案质量，也要强化宏观管理，切实控制好缓刑案件的总量和质量。不但要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同时还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发挥本院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对缓刑案件定期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3、增设缓刑听证制度。经开庭审理后，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可适用缓刑的，应举行缓刑听证会。引入缓刑听证制度，使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公诉人、侦查人员及被告人单位、学校、社区管理人员、村民居委会等参与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他们与被告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被告人平时的表现甚至犯罪的基本情况都比较了解，对被告人能否适用缓刑的意见也比较客观，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作为缓刑适用的参考，能提高缓刑适用的客观性和依据性。缓刑听证参加人来自被告人辖区的不同地方，是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者，他们可以在对法律负责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实发表意见，这样可能做到有理当面讲，极大地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进而可以保证实体上的公平公正，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观公正，也更能体现民意。再次，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权，有利于对缓刑犯的考察。一方面，通过缓刑听证，使被告人所在辖区的公民知道了被告人适用缓刑与否的原因，极大程度地尊重了公民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被告人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使之自觉地参与到对缓刑犯的考察工作之中，从而改变过去对缓刑考察不好执行的窘况，是对缓刑制度的有益完善。对缓刑听证程序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参加人员。包括合议庭组成人员、案件的公诉人、公安机关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受害人及其家属、被告人及其家属、被告人所在单位代表、被告人单位、学校、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等有关人员。上述人员除公诉人外，并非法定参加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法院的邀请参与听证没有法律上的保证，是否参加听证会应当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提供证据并非其法定义务。笔者认为，听证人员不需要固定模式全部参加，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案件的关键人员能够到场即可，如伤害案件的被害人、被告人的单位和住所地的管理人员等，公诉人到庭时可以征求其意见，侦查人员和其他有关的人员，如果不能到场，可以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意见。听证方式可以灵活掌握。但听证人员必须是与被告人“相关”的人。
(2)听证内容。应当围绕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社区改造环境、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能否得到切实履行等进行核实，并确认对犯罪分子缓刑考察期间的监督责任能否落实。
(3)听证的程序。首先，由法官支持适用缓刑;其次，由各方发表同意或者反对的意见，并可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必要时法官可以主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法庭上公开;再次，由被告人作陈述，表明对自己适用缓刑的态度和在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如何去落实等。
(4)听证结束。听证后，合议庭应根据各方的意见综合考虑，作出适用或不适用缓刑的判决。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
为了充分发挥缓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现行刑法关于缓刑考察制度的规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监督考察组织。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和专职从事缓刑监管工作，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并通过立法加以规定。对具体缓刑的考察，可由县级考察机构直接委派考察人员，专职负责考察工作，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联系，积极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对缓刑犯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了解其表现情况，联合组织对辖区内的缓刑犯进行法制教育等。另外，还定期向法院提交缓刑犯的考察报告。
2、加强对缓刑执行的监督。缓刑犯交付工作之所以脱节，主要是缺乏监督所致，因此，应尽快完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缓刑犯监管工作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自身要对缓刑执行的监督高度重视，对公安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将此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列入对监所部门的考核范围。
3、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交付执行前对在押的缓刑犯采取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确保交付执行前对缓刑犯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建立执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达的执行文书上附加执行回折，此回折不是为了证明执行文书是否送达，而是让执行机关将缓刑执行是否落实的情况及时以回折的形式回复给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确定执行已经落实后完成执行交付手续。另外，应制定制式协助执行通知书，缓刑犯有工作单位的，发到缓刑犯工作单位请其协助执行，没有工作单位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到缓刑犯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请其协助执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帮教。
4、在缓刑犯所在地进行公示。将缓刑犯的罪行、判决结果、悔罪表现在被告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进行公示，说明缓刑犯应当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发动当地群众协助对缓刑犯的监督和帮教。并在缓刑犯工作单位、居住地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便于随时了解群众意见。
5、建立考察联动机制。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
四、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员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的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与法治的要求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员对缓刑适用的冷淡态度令人忧心。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缓刑适用以及缓刑考察方面进行谈论，对我国缓刑制度提出完善见解，细化缓刑适用条件，规范缓刑适用程序，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 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
关于我国缓刑制度的论文答辩
公诉人对不适用缓刑的答辩意见:第一条:量刑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依法就其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议。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条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建议。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 刑法、 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提出量刑建议。（二）客观公正。应当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客观、全面地审查证据，严格以事实为根据，提出公正的量刑建议。（三）宽严相济。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综合考虑案件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各种情节的基础上，提出量刑建议。（四）注重效果。提出量刑建议时，既要依法行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也要尊重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争取量刑建议的最佳效果。
(1)缓刑制度可以克服短期自由刑的不足，使罪行较轻的罪犯不受监狱中恶习的感染。这有利于达到刑罚的特殊预防的目的。(2)缓刑可以使罪犯免遭关押，使其不脱离家庭和所从事的工作，从而避免了因执行刑罚而带来的诸如名誉和家庭生活方面的影响，有利于社会的安定。(3)缓刑制度有利于促进罪犯的再社会化。监狱的封闭环境和正常社会生活环境相差甚远。监狱行刑的最终目的是要将罪犯改造成为能适应正常社会生活的、自食其力的公民。而实际上将罪犯监禁于一个脱离正常社会生活的环境中，同时却希望他们将来出狱后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这是很难的。缓刑对罪犯不进行监禁，而是放在社会上，在不影响其正常社会生活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一定的监督考察，这就不存在再社会化的阻碍，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社会化。(4)缓刑符合刑罚经济原则。缓刑制度可以减少监狱行刑的许多环节和投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可以充分利用监狱现有的资源，去监管改造那些必须在监狱中服刑改造的罪犯。
（一）缓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1、缓刑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一条对适用缓刑的条件作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虽然较之原法条更加具体，但仍然比较原则。比如，“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仍然是比较抽象和难以把握的规定。实践中，由于法官认识和理解上存在差异，裁判结果往往也大相径庭。2、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缓刑适用率偏高；3、民事赔偿或罚金缴纳程度的影响较明显，缓刑适用具有一定的功利性；4、判决宣告及执行缓刑公开宣告不到位，不利于对缓刑人员的监督管理；5、缓刑执行流于形式，监管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在实践中，执行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真正对判处缓刑的罪犯建立考核档案的为数很少，一些基层派出所根本就没有建立考核档案，或者工作仅停留在台帐资料上，被判处缓刑的罪犯也极少到当地派出所进行汇报，派出所也没有对这些罪犯实施监督考察，使对缓刑犯的监管处于失控状态，一些犯罪分子刚宣告缓刑就不知去向。如果他们不犯新罪再被抓获，就万事大吉。即使他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由于无人负责，也不会被撤销缓刑。考验期满后，亦无人通知他们原判刑罚已被撤消，不再执行。（二）完善对策有：1、将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具体化；2、贯彻公开审判原则，完善缓刑适用程序；3、增设缓刑听证制度；4、规范缓刑回访考察制度。（三）【法律依据】：《刑法》第七十二条【适用条件】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美国死刑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死刑在美国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每次处决杀人犯时都会有反对死刑的人权和宗教人士出来抗议。反对死刑制度的欧洲联盟以及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也批评美国联邦政府和三十三个州至今仍然保留死刑。
Picture this: You are on trial for committing murder and, although you are innocent, you are convicted. You are given the death penalty and your life is taken, just like that. It is the end of everything - your family life, your friends, your goals, your future. How can anyone support this? Capital punishment is inhumane and kills both the guilty and innocent. The death penalty promotes murder, contrary to its purpose, and should be outlawed.请想象一下:你正在为你的谋杀罪接受审判,尽管你是无辜的,但你还是被判刑了.你将被给予死刑的处罚,你的生命将被夺去.那是一切的结束-- 包括你的家庭生活,你的朋友,你的目标,你的未来.谁又会支持这一切的发生呢?死刑是不人道的,它残害的不仅是有罪之人,还包括那些无辜的生命.它也增加了谋杀率,而这种结果和其初衷背道而驰,同样也是违法的.The death penalty is immoral and barbaric. It is punishing murderers with murder, and encourages violence. Capital punishment, whether by lethal injection or electrocution, is brutal; it is deliberate manslaughter and first-degree murder. Do you spank a child as punishment for hitting someone? We are taught that 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 - more killing is not the solution.死刑是不道德而又野蛮的.它用谋杀的手段惩罚了谋杀者,推动了暴力的蔓延.无论死刑是用致命毒药注射还是电子椅，都是不仁义的；它是一等的杀人罪。你会因为小孩打人而赏他一巴掌吗？？我们被教育两件错误的事是不会把它变成好的-不要用杀人偿命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生动描述此： 您是在做的谋杀的试验，并且，虽然您是无辜的，您被判罪。 给您死刑，并且您的生活需要，就象那样。 它是一切的末端-您的家庭生活，您的朋友，您的目标，您的未来。 谁怎么支持此？ 死刑是无人道的并且杀害有罪和无辜。 死刑促进谋杀，相背与它的目的，并且应该禁止。 The死刑是不道德和野蛮的。 它惩罚有谋杀的凶手，并且鼓励暴力。 死刑，还是致命注射或触电死亡，是残酷的; 它是故意过失杀人和一级谋杀。 您是否打一个孩子作为对击中某人的处罚？ 我们被教二个错误don’t做权利-更多杀害不是解答。 Capital处罚抗辩美国道德和价值。 独立声明阐明，每个人赋予生活的不可分割的权利。 是government’s责任保护它的citizens’生活，但是通过运用死刑它拿走他们。 并且，人权法案禁止不寻常的残酷刑罚。 不谋杀是否是残暴的？ 我们是与与谋杀的谋杀战斗的伪君子。 死刑传送在美国，谋杀是可接受的，并且甚而政府将运载它的信息。 The死刑不解决什么和只不造成更多悲痛。 不仅必须家庭那些与罪名的被判罪的成交，并且试验，他们必须也应付死亡亲人。 这为是无辜的那些人是特别困难的。 研究表示，死刑不起一个威慑物作用对于谋杀，意欲。 当我们开始了，它在一个坏位置只投入我们比。 Many美国道德从基督徒信念获得。 圣经有劝阻使用死刑的许多诗歌。 上帝树立了旁边我们将居住的一个榜样在。 上帝将原谅任何东西，只要您请求饶恕，并且恳求您“原谅侵入反对我们的那些人”。 它也阐明，我们不应该寻找复仇，正确地是什么我们做，当我们执行某人时。 没人应该首先杀害，但是作为处罚的方法杀害是正坏。 当清白的人被杀害时，死刑的最坏的后果的One是不可避免的时代。 最近，死囚牢的13个人在伊利诺伊是被证明的清白的人在他们的执行日期之前。 他们一定忍受了的巨大痛苦是不能理解的。 不要想象由您的没有原因的政府谋杀的做。 比他们充电的原始的罪行坏。 当您需要someone’s生活时，没有取消按钮。 Capital处罚没有正数结果。 我们为什么谋杀设法防止谋杀？ 我们全部需要采取行动废除死刑。 从未有需要another’s生活的辩解。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国外关于缓刑制度的研究现状论文
2006年8月26日，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在日照召开。会议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主题是“刑事法律制度研究——以刑罚为视角”，来自全省部分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的代表40余人参加了会议，交流论文43篇。省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泽沅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刑罚基本理论、刑事审判制度、检察制度、侦查制度以及刑事执行制度，审视我国现阶段立法与司法中的不足，并就完善上述制度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构思路。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刑罚基本理论有学者对刑罚目的的通说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说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回避了把处罚犯罪作为刑罚的目的，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冲突和脱节，导致刑罚在实践中出现盲目性。而刑罚的惩罚功能就是使犯罪人得到惩罚，惩罚作为刑罚的本质属性，当然也是刑罚的目的。因此惩罚犯罪的目的应该是刑罚目的。有学者对我国刑罚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设想。认为我国刑罚结构系属重刑结构；各刑种之间轻重不协调；监禁刑过多。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以及“轻轻重重”的原则，我国刑罚体系应减少、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废除死缓执行制度代之以终身监禁刑；废除无期徒刑、延长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废除管制刑，设立社区服务刑；为适应社区矫正的需要，增加非监禁刑。有学者认为在刑罚制度创新上应当尊重本土法律文化，培育社会组织，鼓励公民参与，为社会服务刑和社区矫正创造条件。关于刑种的设置，针对我国单位类型繁多而刑罚种类单一的情况，指出应科学而有针对性地设置单位刑种，并提出应增设新的刑种，如避免单位转移财产，使判决难以执行的没收财产刑；使单位暂时丧失犯罪能力的停业整顿和限制从事业务活动刑；降低犯罪单位的商誉的公告判决刑以及具有补偿功能的和强制向社会履行一定义务的社会服务刑。有学者认为随着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发展，资格刑的作用愈加凸显，但我国的资格刑却因单一性、零散性等弊端使其遭到旁落。因此应首先完善我国刑法典中的资格刑，将其变称为“剥夺或限制一定的权利”，取消剥夺政治权利中的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以使刑法不与宪法相冲突。在附属刑法中增设资格刑，除律师法、教师法、银行法、公司法已作规定的之外，其他行业如商业、娱乐业、行医、驾驶等都可纳入资格刑范围。关于刑罚裁量。有学者在比较了中外量刑基准的立法和理论研究现状后，针对我国刑法第5条和第61条的规定，认为我国刑法量刑基准是建立在犯罪的严重性上，而没有规定量刑应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而中外学者皆认为量刑应同时考虑报应与预防两个因素。我国的量刑基准应以责任为主，兼顾特殊预防。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量刑时必须坚持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的统一，量刑的标准不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是行为人的责任，既要考虑犯罪的手段、方法、时间、地点和造成的后果，又要考虑行为人的认识能力、目的动机、犯罪后的态度及行为人的年龄、性格、生活经历和环境等，在选择刑罚的种类和执行方式上应以预防犯罪和促进犯罪人的改造为目的。有学者分析了我国量刑中同罪异罚的原因系刑法和有效司法解释的自身缺陷、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管理行政化和司法权的地方化、刑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未恰当对待新闻媒体、“民意”所致。有学者阐述了确立单位自首制度的根据，指出确立单位自首能贯彻我国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单位自首在成立条件上与自然人自首基本相同，不同处主要在于单位自首应体现单位集体意志而自动投案，而是否以单位名义投案并不重要，关键是看自首人能否代表单位自首，其投案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志。缓刑制度是本次年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针对学术界关于缓刑制度性质系量刑制度说、执行制度说、双重属性说、刑罚运用制度说的聚讼，提出了缓刑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附条件的刑罚制度，具有刑罚裁量与执行两方面内容，同时也是一种以刑罚裁量为主的刑罚运用制度的折衷观点。有学者从我国缓刑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出发提出完善缓刑的措施；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学者们较为一致地指出了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缺陷，主要有：立法对缓刑考察的主体规定不明确；监督措施过于原则，如“报告活动情况”不具可操作性；仅规定了监督，而无保护、教育、指导等实质性规定；没有体现出对未成年人倾斜适用缓刑的特殊保护；在司法上存在因人而异，标准不统一导致不能人人平等适用缓刑；将罚金刑是否执行到位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缺乏必要的监督考察，使某些被宣告者因没有得到有效监管而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缓刑官”制度，设立专门的缓刑考察机关，充实考察内容。建立宣判前的人格调查制度，以提高再犯预测的准确率，降低缓刑适用的风险。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设立罚金刑缓刑制度，以消除罚金刑难以执行的弊端。增设缓刑种类，对未成年犯罪人，增设可以导致犯罪记录消灭的缓刑判决缓刑制度；对符合一般缓刑适用条件的过失犯罪人，增设使原罪宣告失效的缓刑执行缓刑。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对外地执行的缓刑犯实行学习考察制度，由法院和外执犯所在单位或村委会签订双向管教责任书，对其监督、帮教，为完善缓刑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二、审判制度中的刑罚问题有学者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提出我国的刑事政策应当在“社会保护优先，兼顾人权保障”的方针指导下，继续坚持依法严打和“轻轻重重”的政策，在死刑政策上应坚持少杀、慎杀的方针。严打实践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应当实行轻刑化政策，处理好当前效果和长治久安的关系。慎用死刑体现在，应将死刑限制在谋杀、强奸杀人、抢劫杀人这类恶性犯罪行为之中而非所有有人命的案件中；应适当地多适用死缓，并注重办案效果，力求使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真正收到杀一儆百，办一案教育、震慑一片的作用。来自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相关法律问题的调研报告，针对大量财产刑无法执行导致“空判”的现象，详细分析了财产刑在罚金刑的量刑准则、“预交罚金”、法定罚金数额、罚金刑处罚幅度、财产刑设置的科学性、没收部分财产与没收处分的区分、罚金刑在数罪并罚时的绝对相加、共同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财产刑适用以及财产刑执行中的若干问题，共十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应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以发挥其作用；罚金数额应明确限定在犯罪数额的3倍以内以能够有效执行；对未成年犯罪人应不适用或减免适用罚金刑以避免将责任转嫁其亲属；完善财产刑的执行程序。有学者就缓刑撤销中的审判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刑法第77条规定的撤销缓刑的条件，认为对违反民商法规定的，不能导致撤销缓刑。由于刑法的第77条的规定未对撤销缓刑罪犯犯新罪的发现时间予以限制，故无论何时发现其犯新罪都应当撤销缓刑。对在缓刑期限内犯新罪或被发现有漏罪的，如犯罪已过追诉时效则不应当撤销缓刑。如果新罪或漏罪为自诉案件，即使自诉人不提起诉讼的，也应撤销缓刑；新罪、漏罪为过失犯罪的以及对于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的均应撤销缓刑。有学者从审判制度的角度分析了法律规定的合议制、陪审制与实际办案制度存在的冲突，提出了化解冲突完善刑事法官制度的建议。在法官制度的改革上，可直接任命法院院长为同级政法委的副书记或常委，提高法院院长在同级常委的地位；实行法官分类制度，突出庭审法官的地位，避免非审判部门对审判业务庭法官的各种形式的管理；实行国际上通行的“法官之上无法官”制度，废除法官的行政职级；确保庭审法官的职业保障，建立庭审法官的逐级选拔制度。在刑事合议制改革上，扩大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在中级以上的一审法院的普通程序中，增加合议庭组成人数，提高合议庭的规格，使之成为法院的中层机构。三、检察、侦查制度中的刑罚问题关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在本质上属于公诉权范畴，是其组成部分，而非超越法律的标新立异的认识。量刑建议的实践应把握：量刑建议的主体现阶段应采个人建议、集体研究、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做法；量刑建议可适用于任何犯罪性质的公诉案件和任何公诉案件的审判程序；量刑建议应在公诉人发表出庭意见时并以书面形式提出。有学者不赞成“量刑建议权”的提法，认为“刑罚请求权”更能体现检察机关的权能，并能限定审判范围，对审判有制约力。有学者针对我国有限的公诉裁量权而致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率低、不能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效用最大化的缺陷，提出应增设暂缓起诉制度，发挥其特殊预防的作用；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对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可放宽适用条件；建立不起诉的听证程序；建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有学者提出了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的概念。这是检察机关在现行检察体制模式下，建立的以上级院为“龙头”，以基层院为支点，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统一协调，指挥有力，运转高效的查办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这一机制符合优化检察机关整体侦查的需要，特别是符合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和规律。机制建设的重点是侦查指挥中心，应明确职责，规范运转。有学者从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主体、方式、范围，对国外侦查中的司法审查制度进行了比较考察，比较出各国的共同和相似之处，可为我国建立侦查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借鉴。如司法审查的主体皆为中立的、不参与此案审理的司法官；皆设立了司法救济的司法令状制度；皆羁押分离和针对羁押的正式的程序性听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学者对诱惑侦查从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了多视角审视，在分析其合理性的同时，也提出了诱惑侦查在实体上存在的侦查人员是否成为共犯；在程序上通过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的效力，以及从宪政的角度看，诱惑侦查是否悖逆人权保障趋势，其道德意义如何等问题。提出在主体、行为和前提条件上限制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并确立最后选择原则。四、行刑制度中的刑罚问题有学者对刑事执行的涵义进行了界定，认为刑事执行既包括主刑的执行，也包括附加刑的执行；既包括监禁刑的执行，也包括非监禁刑的执行，还包括刑法规定的其他刑罚方法的执行。刑事执行权本质上是兼具有司法与行政双重性的独立的强制权力，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下位权力。有学者阐述了现代监狱的特征。现代监狱应具有监狱职能的纯化、行刑理念现代化、行刑主体专业化、行刑对象主体化、行刑手段科学化、行刑模式多元化和行刑机制规范化的特征。有学者通过对教育刑思想内涵和科学性的考察，提出应贯穿教育刑理念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将社区矫正法律化、制度化；行刑社会化应既包括社区矫正，也包括狱内行刑模拟社会化；建立累进处遇制度，将自由刑分为若干阶段，按受刑人的行刑成绩，渐次改进其待遇，以达到激励罪犯改过自新的目的。有学者从我国减刑制度在实体和程序上存在的缺陷出发，提出了完善减刑制度的建议。认为进一步细化刑法和监狱法规定的“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的适用条件，将符合减刑条件获得减刑作为罪犯的一项权利；设立减刑考验期和撤销制度；将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有机结合，将减刑作为假释的前置程序，适用于原判刑期5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的罪犯；将减刑决定权和考验权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赋予罪犯行政复议权和司法救济权。有学者探讨了假释制度的刑罚本质，认为教育刑理论是其最直接、最基本的基础。从假释与教育刑关系看，教育刑理论认为罪犯是可以被改造的，这为假释制度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罪犯再社会化是教育刑理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假释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假释与刑罚个别化的关联看，假释是刑罚执行的一项基本制度，既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存精神，又是刑罚个别化的结果。关于社区矫正。有学者论证了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认为刑罚人道主义原则；所有罪犯皆可复归，监狱不是一个惩罚罪犯、剥夺犯罪能力的场所的复归理论，认为判刑带给罪犯降低自我评价的标签理论，刑法谦抑性和给予刑事受害人补偿的补偿理论，是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总结了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诸如执行效率低，设施落后，无专门化矫正队伍等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建议。认为在立法上应制定《社区矫正法》，正确为社区矫正定性，社区矫正是一种特殊的行刑方式，最终将演变成一种刑罚。应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扩大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财政给予经费支持，完善适于社区矫正的刑种和行刑约束项目。关于恢复性司法。有学者认为恢复性司法具有司法社会化的特征，可以成为我国刑事法治的第二条道路，不同阶段设计为不同的做法：对未然犯罪，以社区为基础的人民调解制度解决民间纠纷、预防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各类社区通过调解民间纠纷，将各种可能的犯罪隐患消除于未然。在侦查阶段，通过警察转处，将犯罪人从整个刑事司法系统转移出去，不由刑事司法部门处理。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依法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暂缓起诉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在审理阶段，由特别组成的“审判”组织以调解、协商等方式办理特定案件，弥补损失，恢复关系。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刑事被害人可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补偿，但这种途径并不能确保及时有效的补偿，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或可弥补这一缺陷，但这种国家的救济仍是有限和有条件的，因此，刑事和解等恢复性司法措施则更有利于满足刑事被害人的需求，也有利于犯罪人的教育改造。
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合理性探讨内容摘要：假释是附加条件地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释放：是对逮捕，拘役，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解除刑罚的制度．无期徒刑：是指剥夺犯罪人的终身自由，并对起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无期徒刑剥夺了犯罪人终身自由，是一种无期限的刑罚．如果说在假释中存在释放，那么这个被释放的刑罚在理论上就必须是有期限的，很难想象一个原本在理论上没有期限的刑罚在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程序的前提下而被宣布释放．如果存在，那么这样的释放也是一种不合法至少是一种不和程序规范的行为．假释适用的是有期限的刑罚而无期徒刑在理论上是无期限的，当假释适用条件的有期限性与无期徒刑刑期的理论无期限性相矛盾之时，探讨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合理性问题在我看来尤显必要！关键词：无期徒刑，减刑，假释，合理性．假释适用对象传统(也是主流)观点认为: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都有适用的可能性.相关著作中对假释的概念是这样鉴定的:我们刑法中的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刑法>地81条第一款: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份子在执行原判刑法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在实际执行原判刑罚10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从上诉法条和权威著作来看,都毫无疑问地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无期徒刑可以直接适用假释.至于这样的主流观点的真确度似乎还没有被人们置疑过.刑法中对于无期徒刑适用假释是这界定的,下面把无期徒刑分为三方面来分别加以探讨．其一：因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但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刑法>第81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假释适用的两种例外情况:累犯和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不得假释.从而我们可以直接而明确地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而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份子排除在适用假释的对象之外,那么我们进一步要探讨除上诉暴力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能否适用假释的问题.其二：按无期徒刑的执行结果来探讨．其执行结果有二:其一是犯罪人不认罪不悔罪,确实在监狱中服刑终身.(虽然极少但不能排除,这也正是无期徒刑的正真形态和意义所在.)由于犯罪人不认罪不悔罪,当然地也就不会有适用假释的前提所必须的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法定情节,也定不能保证其不再危害社会,所以这类无期徒刑不能适用假释.其二:是犯罪人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而被减为有期徒刑．所以我们最终要探讨的就是这类因非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并且在执行中认真遵守监规,确有悔改表现的犯罪能否适用假释的问题.如前所诉，下面仅就已得出的非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并且在执行中认真遵守监规,确有悔改表现的犯罪作以下两方面的探讨.其一:从假释的本意出发试探假释与无期徒刑的矛盾性.我们知道假释是附加条件地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释放：是对逮捕，拘役，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解除刑罚的制度（1）．如果说存在释放，那么这个被释放的刑罚在理论上就必须是有期限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原本在理论上没有期限的刑罚在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程序的前提下而被宣布释放．如果存在我想这样的释放也是一种不合法至少是一种不和程序规范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期限的刑罚才能适用假释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必然．无期徒刑：是指剥夺犯罪人的终身自由，并对起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2）虽然刑法法条未对无期徒刑的概念直接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根据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基于前诉权威专家著作所诉，我们有理由相信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是一种无期限的刑罚．假释适用的是有期限的刑罚而无期徒刑在理论上是无期限的，当假释适用条件的有期限性与无期徒刑刑期的理论无期限性相矛盾之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坚信无期徒刑能直接适用假释呢/其二:从实际司法实践和现实中对无期徒刑犯罪的处理来看．且如承认假释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则无期徒刑的宣判在行刑实务上无异与等同10年或20年之有期徒刑,将使其失去手段的严厉性,影响刑罚抗制犯罪的功能.加以顾虑终身自由刑之排除假释会导致受刑人自暴自弃,乃属多余,因终身自由刑尚有减刑,大赦特赦制度可兹运用,从而主张宣告无期徒刑非在适用假释着列,而应属减刑 大赦特赦领域(陈兴良<刑法疏议>中饭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_假释适用之前都要先减刑,减为一定期限的有期徒刑后,再根据其减刑后的表现决定是否适用假释,而不是直接就对无期徒刑犯适用假释.有趣的是,祖国大陆刑法虽肯定无期徒刑受刑人亦属假释适用之对象,但在执行实务上,无期徒刑受刑人多半经由法院减刑为有期徒刑后再根据需要进行假释,甚少由无期徒刑直接办理.(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310页)实践中不也恰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无期徒刑不能直接适用假释,而减刑,减为有期限的有期徒刑才能适用假释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一个正当途径就是减刑,先减为有期徒刑,我们可以进一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减刑是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前置程序和先决条件!进而我们可以说无期徒刑是不可以直接适用假释的.综合对三种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分析和对因非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探讨,我们有理由相信:无期徒刑是不能直接适用假释,不能直接成为假释的调整对象.无期徒刑只有在被减诶有期徒刑后,以有期限的有期徒刑的身份来适用假释,故:减刑是无期徒刑适用假释的一个前途,应该作为前置程序在法律中加以明确的规定.在法制日益深入的今天,任何程序上的不当必然导致其结果受到人们的置疑(即使结果是正义的),程序上的任何不当都会使法理陷入不合理境地的尴尬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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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缓刑制度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现状的一些看法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它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刑罚的可能性。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推动我国刑罚的科学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缓刑的具体实施及如何去实施、如何监督等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往往使该适用缓刑的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导致缓刑的目的无法实现，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缓刑成为有钱、有权人的避难所，大大破坏了罚当其罪的立法原则，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我给人认为有必要完善缓刑制度和相关监督机制。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2008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 2009年则为15%，2010年为31%，这样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滥用之嫌。（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1、职务犯罪。据统计，某市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3、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也很高，法院在进行宣判时，同民事赔偿挂钩，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4、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其本身与适用缓刑无必然的联系，但不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法律知识欠缺的人民群众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还有一方面主要是地方财政差，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也是原因之一。（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2009年上半年，某市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相信以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总之，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正确适用缓刑制度，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减少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转，可以宣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2）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的这一规定，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践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有使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的问题上实际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很可能会致使法官在考虑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同时又容易误导法官过度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极有可能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这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容易导致对一些本不该适用缓刑的罪犯适用缓刑，对一些应当适用缓刑的罪犯却没有适用缓刑。（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意向，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但我国缓刑制度上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1、缺少透明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这点使人难以信服，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2、缺少有效的监督。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若则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3、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判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只是单纯的就案办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对缓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1、监督考察的组织不健全。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上，由于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的警力严重不足，工作任务繁重，无法安排专人从事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2、交付监管脱节。法院在缓刑判决后，只送达执行通知书给公安机关，而不负责将执行落实到位；有的作出判决后，让缓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报到；有的在判决生效后迟迟不交付监管文书送达执行机关；还有的缓刑犯有意或无意不去报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监管手续未能很好的衔接，在实践中基层派出所和未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影响了监管和考察工作的开展。3、现行的考察方法不适应新形势。现在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原来以户籍、粮籍、工作单位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缓刑犯管理、考察、帮教等职能。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一）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1、缓刑适用条件要详细、明确、具体。缓刑适用条件，即具备哪些条件就可以适用缓刑，这在判处刑罚时对是否适用缓刑起着决定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于再危害社会是我国缓刑适用条件。 犯罪情节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对他人的攻击性，以及由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和损失，因而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应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如果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深而且造成了较大的客观危害，仍然对其适用缓刑，则可能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故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考察犯罪情节的主要内容是犯罪人主观恶性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程度。基于这一标准，成为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时的考察对象有：（1）能够理解和宽容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如，因经济困难而盗窃的犯罪人主观恶性要小于出于贪图享乐和敛财为动机的犯罪人。对于前者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但对后者考虑适用缓刑时，则须慎重考虑适用缓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2）过失犯罪。过失犯其实其主观上并不想犯罪，其并不支持危害结果的出现。因此可以相信即使不对其实际执行刑罚，其也不会再去实施犯罪行为，对此类犯罪同样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3）因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而造成的犯罪。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的，其行为人本身主观恶性较小，适用缓刑一般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4）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和某些犯罪未遂。中止犯虽然是在故意心态的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他在犯罪过程中，心态已经发生转变。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表明犯罪造成的客观危害不严重，同样可以考虑去适用缓刑。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行为的主观心态的外在反映。犯罪行为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行为人对这些事实持何种态度，这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依据。只有犯罪行为人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这种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现，才能够说明犯罪行为人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悔罪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类：（1）以积极的行为减少因其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积极进行协助抢救、退赃、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积极赔偿等等；（2）愿意接受处理、积极配合侦查工作。这包括主动投案自首、揭发同案犯、提供犯罪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等情形。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后，还应考虑到若对其适用缓刑，将来是否会危害社会。社会危害性是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将影响到犯罪行为人应负何种刑事责任和刑罚执行方式，对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预测结果关系到缓刑的适用。所以，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缓刑预测制度，内容应包括：（1）犯罪历史。（2）个人经历。（3）生活环境。（4）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过得到缓刑机会来痛改前非，这种犯罪人一般都会十分珍惜缓刑这样的机会，约束好自己的行为，改过自新，努力去证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对这类犯罪人适用缓刑能取得较好的效果。（5）一贯品行。（6）犯罪人身体和精神条件。像患病或残疾而丧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虑适用缓刑。相反，那些心理变态、情绪难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瘾癖的犯罪人，则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绪的驱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瘾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2、明文规定应当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个人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1）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5）被胁迫、被诱参加犯罪的；（6）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1）累犯；（2）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3）同时犯数罪的；（4）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5）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6）犯罪后拒不认罪的。3、支持、鼓励法官依法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标准，实际上是由法官根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作出宣告缓刑的法官，极有可能要面对被判处缓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归咎于法官的判断失误，就可能会影响到法官对犯罪人宣告缓刑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缓刑功能的发挥。因此，鉴于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当支持、鼓励法官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令其相信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即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销缓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断失误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应规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对犯罪人进行审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宣告缓刑，致使被判处缓刑的人在缓刑期间再次危害社会的，就应当追究原判法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责任。这样可以监督法官滥用缓刑，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法官依法大胆地去适用缓刑。（二）缓刑适用程序的完善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缓刑适用程序的规定，把人民法院的缓刑裁量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社会的参与权都置于阳光之下，现笔者提一些粗浅的建议：1、提高缓刑适用的透明度。凡判决缓刑的案件，审判人员应从犯罪情节、犯罪危害、社会影响、主观性等在判决书中全方位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论证，结合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在法律的准绳下将证据列举分析论证适用缓刑的理由，杜绝暗箱操作。2、采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法院各级领导要重视缓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制定有关适用缓刑案件的监督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既要加强对个案审理的监督、指导和把关，确保个案质量，也要强化宏观管理，切实控制好缓刑案件的总量和质量。不但要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同时还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发挥本院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对缓刑案件定期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3、增设缓刑听证制度。经开庭审理后，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可适用缓刑的，应举行缓刑听证会。引入缓刑听证制度，使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公诉人、侦查人员及被告人单位、学校、社区管理人员、村民居委会等参与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他们与被告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被告人平时的表现甚至犯罪的基本情况都比较了解，对被告人能否适用缓刑的意见也比较客观，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作为缓刑适用的参考，能提高缓刑适用的客观性和依据性。缓刑听证参加人来自被告人辖区的不同地方，是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者，他们可以在对法律负责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实发表意见，这样可能做到有理当面讲，极大地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进而可以保证实体上的公平公正，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观公正，也更能体现民意。再次，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权，有利于对缓刑犯的考察。一方面，通过缓刑听证，使被告人所在辖区的公民知道了被告人适用缓刑与否的原因，极大程度地尊重了公民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被告人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使之自觉地参与到对缓刑犯的考察工作之中，从而改变过去对缓刑考察不好执行的窘况，是对缓刑制度的有益完善。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为了充分发挥缓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现行刑法关于缓刑考察制度的规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监督考察组织。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和专职从事缓刑监管工作，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对具体缓刑的考察，可由县级考察机构直接委派考察人员，专职负责考察工作，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联系，积极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对缓刑犯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了解其表现情况，联合组织对辖区内的缓刑犯进行法制教育等，同时，我个人认为还应该联系缓刑犯所在地的村居等基层组织做好缓刑犯的安置工作，预防缓刑犯因为无所事事再次产生犯罪的念头。这样既能做到掌握缓刑犯的实时动态，又能做到防止缓刑犯再次犯罪。2、加强对缓刑执行的监督。缓刑犯交付工作之所以脱节，主要是缺乏监督所致，因此，应尽快完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缓刑犯监管工作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自身要对缓刑执行的监督高度重视，对公安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将此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列入对监所部门的考核范围。3、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交付执行前对在押的缓刑犯采取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确保交付执行前对缓刑犯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建立执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达的执行文书上附加执行回折，此回折不是为了证明执行文书是否送达，而是让执行机关将缓刑执行是否落实的情况及时以回折的形式回复给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确定执行已经落实后完成执行交付手续。另外，应制定制式协助执行通知书，缓刑犯有工作单位的，发到缓刑犯工作单位请其协助执行，没有工作单位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到缓刑犯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请其协助执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帮教。4、在缓刑犯所在地进行公示。将缓刑犯的罪行、判决结果、悔罪表现在被告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进行公示，说明缓刑犯应当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发动当地群众协助对缓刑犯的监督和帮教。并在缓刑犯工作单位、居住地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便于随时了解群众意见。5、建立考察联动机制。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四、结束语通过对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员对犯罪份子适用缓刑的原因明显存在瑕疵，与法治的要求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员对缓刑适用的冷淡态度令人忧心。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缓刑适用以及缓刑考察方面进行谈论，对我国缓刑制度提出完善见解，细化缓刑适用条件，规范缓刑适用程序，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参考文献：1、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2、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3、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4、王作富：《刑法完善专题研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5、万选才、李海荣：《不断更新缓刑观念，依法扩大适用范围》，《法庭》2004年第1期；6、赖达军：《适用缓刑须防误区》，《法庭》2003年第8期；7、阮方民：《对改进我国缓刑制度的两点思考》，《法学》2000年第10期；8、冉容著：《设立我国缓刑保护观察制度的构想》，《人民司法》2002年第12期；9、赵小丽：《浅论缓刑的执行》，《江门审判》2004年第10期；10、郑占杰：《对缓刑人员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江门审判》2006年第5期。
论文参考文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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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格式标注方法：1.学仿喊祥术期刊文献［序号］作者．文献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2.学术著作［序号］作者．书名[M]．版次(首次免注).翻译者.出版地:出版社, 出版年: 起-止页码3.有ISBN号的论文集［序号］作者备搏．题名[A].主编．论文集名备搏[C]．罩基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4.学位论文［序号］作者．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5.专利渗肆文献［仿喊祥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6.技术标准[序号］标准代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7.报纸文章[序号］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8.报告［序号］作者．文献题名[R]．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年份9.电子文献［序号］作者．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文献网址或出处,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渗肆日期(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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