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研究论文

一,分析苏轼散文的形成原因谈苏轼的散文,首先要了解苏轼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经历,(1):他从幼年时就受父母的指教,八岁拜师于眉山道士张益简.十岁做文章就能有过人之警策语,他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的基础.(2)坎坷不平的仕途,他一生屡遭贬滴,在困苦的环境中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学写作.从苏轼一生的思想与创作来看,旷达,乐观热爱现实生活的精神还是主导方向.(3)苏轼博采儒,道,释三家的思想较复杂,"入世"与"出世"两种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往往既是矛盾又是统一的.他把众家思想为一体,形成了自己思想发展体系,为以后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二,苏轼的文学观念他主张:(1)文贵在自然,反对做作.他认为,文学创作来自于社会实现生活的感受.是由客观事物作用于内心并触发创作的冲动而自然表现出来的.所以他说:"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2)他既主张内容的充实郁勃,又注意作品自身的美学价值.他强调:为文要做到"辞达"就是要求辞采的恰好达意.既不应"求深"更不能"务奇"针对文坛时弊.这是在文辞表达形式上,一个很高的艺术技巧.做到"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方可达到.(3)崇尚自由与解放的文艺指导思想,要求自由表达,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与限制.主张文要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从而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美学境地. 三,苏轼散文的艺术成就苏轼继庄子之风,学识更加丰富,笔力更加挥洒自如.表现在:(1)汪洋姿势,豪迈奔放.(2)想像丰富,姿态横生.(3)自然流畅,行云流水.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是苏轼的前后它标志着宋代文赋在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当历代所传涌,今天读起来也仍然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是诗和散文高度的融合,充溢着诗情画意.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的"诗缘情而绮靡,赋物体而浏亮"的手法,把诗,赋,文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将情,景,韵交织在一起.创造出美妙的境界,这篇赋作者也把笔力着重在说理上.但,这是在优美的境界中说理.以水,月,清风作誓,富于形象性和感情色彩.再加上对偶和韵语使谈玄说理也清爽地融于诗情画意之中.并且以理胜情,展示了胸襟,深化了主题。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后人有 “唐宋八大家”之说，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而且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人，也都堪称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特别发达，从王安石、曾巩到胡铨、吕祖谦，散文的议论功能臻于完善。以欧、苏为代表的作家则更加注意三种功能的融合，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质与文学意味。比如欧阳修的史论在议论中渗入强烈的感情色彩，苏轼的亭台记把叙事与议论结合得天衣无缝。《秋声赋》、《赤壁赋》等散文名篇更堪称典范。在这些作品中，散文的各种功能已水乳交融，且具有诗的意境，成为名副其实的美文。

生平简介

王水照，浙江余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本校（指复旦大学——编者注）中文系任教。现为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担任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丘海诗词学会理事全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等职。

三十多年来，王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宋代散文选注》、《苏轼传》、《苏轼选集》、《唐宋文学论集》等专著及《苏轼其人和文学》日译本等，他还是文学研究所编着的《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专攻唐宋文学，尤精于唐宋诗词、散文和苏轼的研究，建树甚多，并形成了自己好学深思、辨疑祛难的治学风格。王教授注意研究课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尽可能选择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或难点，在掌握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关于杜甫研究的评论、七十年代后期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的探讨，由于见解独到新颖、议论深刻精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在八十年代发表的《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是拨乱反正后学术界最早为苏轼正名的文章，曾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在研究中，王教授还注重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他是国内较早致力于宋代散文研究的学者，曾发表系列论文十多篇。在词学研究方面，他的近作《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等文，尝试用比较方法或历史溯源方法来研究一些词学现象，曾获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近年来，他很重视宋代文学和宋人心态的综合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议论更趋恢宏。

王教授的研究，扎根于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他努力于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考订。1984年出版的《苏轼选集》一书就是一部资料丰富、工力扎实、学术性极强的选本，被学术界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

王水照教授在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的同时，近年来还积极从事中外学术交流。除指导国内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外，他还先后指导过日本等国高级进修生。1984年秋，王教授应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之聘，去该校讲学一年半。在日期间，他与海外学者切磋交流，发表学术论文和讲演，并努力搜寻国内所佚而存于彼邦的资料及其它典籍。东瀛归来后，他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和《日本文话三种》两书，整理编辑了《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朝鲜活字本）和《校补足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三书，交出版社陆续出版。在学术领域里，王水照教授从不满足，仍孜孜屹屹，潜心学海。1988年他被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

（参见高克勤《博士生导师王水照教授》）

学术创获

苏轼研究

这是王先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美国汉学家艾朗诺教授的苏轼研究专着就多次称引王先生的研究成果。早在北大55级编写“红皮”《中国文学史》时，王先生便是修订版《苏轼》一章的执笔人。虽然受制于当时“左”的社会思潮，他还是明确地肯定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后来文学研究所编写的文学史，其《苏轼》一章也是他写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轼研究的这个开端在1966年以后即被中断。

重新进行苏轼研究已到了1978年，王先生在当年《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这是第一篇针对“文革”中“评儒批法”运动对苏轼“投机派”、“两面派”的指控而为苏轼辩诬“正名”的文章。这一论辩实已超出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但又为此后自由探讨苏轼的历史真面目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然而，苏轼毕竟主要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应当落在对于他的文学作品的探讨上，根据这种理解，王先生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如《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谈起》等。同时编选了《苏轼选集》一书。此书选录苏轼诗词文300多篇，分体编年，“注释”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断以己意；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以及有利于理解苏轼作品的相关材料，另立“附录”。是书被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曾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钱钟书先生高度赞扬此书，谓之“卓然优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学”。

事实上，苏轼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成为后世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基于这种认识，王先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方面的探讨。如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苏、辛退居时期心态平议》等文。前者揭示了苏轼的人生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通过“出处”、“生死”两大人生课题，对苏轼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中的思绪变化，儒、释、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精细的剖析，并进而分析了苏轼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认为涵泳着这种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的文艺创造，才是苏轼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此文在苏轼研究学会第五次研讨会上宣读后，当即引起与会者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讨论。王先生概括出的“文化性格”一词，此后也被广泛运用。此文曾被日本《橄榄》杂志全文译载。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从作为政治家的苏轼，到作为文学家的苏轼，再到作为文化型范的苏轼，王先生的治苏过程大致如此。这个过程也反映出国内苏轼研究的发展走向，先生的研究与之同步。有关苏轼的论文集《苏轼论稿》（收文16篇）已在台湾出版，其增订本《苏轼研究》（收文24篇）也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此书曾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着作二等奖）和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散文研究

王先生在“文革”前发表的《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等文把“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确认为宋代散文“稳定而成熟”的风格，此后被广泛引用；在王先生以后的著述中，又谓之“群体风格”。1978年后，他对宋代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宋六大家，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三苏，还编选了《唐宋散文精选》（此书获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七八种散文选本，系统地研究宋代散文。王先生指出，应当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散文的“杂文学”性质，不宜把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比如北宋六大家中的曾巩，自“五四”以来一直受冷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人按照现代文学散文概念观照的结果。如果认真清理和总结我国古典散文的理论成果和写作经验，探明我国散文已经历史地形成的独特概念系统，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事实上却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王先生在《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中详细讨论了曾巩在各种文体上的创作成就，并分析了“敛气”、“蓄势”、“文眼”、“绾联”等写作技巧，揭示其中所蕴涵的审美因素，被誉为“目前研究曾文的一篇力作”。应当指出，在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类型中，人们对于诗、词、戏曲、小说等的批评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术语，而且诗话、词话、戏曲、小说理论批评资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相对说来，“文”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模式尚未科学建构，遑论熟练运用。王先生认为，今天有必要从美感角度去界定古代散文，而这又首先要对前人已有的批评范畴和术语加以系统梳理，于是全面地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便势在必行。王先生几年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工作，终于编成了卷帙浩繁的《历代文话》。此书收录我国古代文章学专书、专卷共142种，约500万字，将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修辞学史、语言学史等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文献资料，可望近期出版。

王先生对宋代散文的研究注意将总体把握与个案分析结合起来，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一文，以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谓欧氏向尹洙学习古文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欧氏的抉择取舍，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体风格”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丰富内涵。

宋词研究

王先生重点围绕苏辛词派和“苏门”词人展开研究。较有影响的论文，一是《苏轼豪放词的涵义和评价问题》，对词学研究中“豪放”“婉约”之争的历史公案，此文跳出以往仅从艺术风格着眼的格套，改从清理这一对概念的历史来由及其涵义的嬗变过程入手，经过周密论证指出，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或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体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所以，应从词的源流正变上来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实质，从而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此文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新的思路或切入口，因而荣获夏承焘词学奖（论文一等奖）。二是《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通过苏、秦词的比勘，揭示出宋代诗词的分合趋势。文章在对照比勘的方法运用上别具手眼，获得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三是《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通过一组和词的分析，认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元党人对贬窜岭南等地各具三种不同的心态，而这三种对逆境的不同心理反映，大致能概括旧时遭受贬谪的士大夫的一般类型。此文以小见大，受到学术界重视。

专题性的综合研究

王先生近几年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北宋文人集团研究，一是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一书。前者着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团：以钱惟演为中心的洛阳幕府集团、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嘉举子集团、以苏轼为领袖的元“学士”集团。已发表的主要论文如《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嘉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等，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文人集团”这个视角已被众多研究者使用。在这项研究中，王先生试图在详细描述这三大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文学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团的成因、属性和特点，它们对北宋文学思潮、文学运动、诗文词创作发展的关系，群体形式对各自成员的心态和创作所产生的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的真实可感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群体的特定视角对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阐述和回答，探讨某些文学规律、经验和教训。

《宋代文学通论》一书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此书有别于通常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而且开辟了许多新思路。兹举王先生单独发表的三篇论文作一说明。《“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是学术界从“宋型文化”的角度探讨宋代文学的较早论文。在吸收“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对举区界说的基础上，王先生进一步指出，“唐代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世逐渐走向衰微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由前期转向后期的起点，而从文化上看，唐朝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则是由中唐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成熟期。因此，类型的划分比单纯的朝代划分，更具有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在《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中，王先生再次探讨了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的关系，透过宋人“天人之际”的睿智思考考察宋代文学的重理节情，从宋人文化整合的恢弘气魄评价宋代文学的盛极而变，皆能新人耳目。《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一文，考察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来由，从“雅、俗之辨”、“尊体与破体”等角度观察宋代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体的时代特征及其嬗变，皆富于启发性。在评价把宋词当作宋代文学的代表这一流行观点时，王先生在多方考察后指出，这种观点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即从中国文学诸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词体文学，宋代无疑已臻顶峰。元、明两代固无更多名家名作可以称述，清代的词学中兴，成就不应低估，但清词之于宋词，略与宋诗之于唐诗相埒，总落第二位。宋词以我国词体文学之冠的资格，凭借这一文体的全部创造性与开拓性，为宋代文学争得与前代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它与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元曲并列才是当之无愧的。若认为宋词的成就超过同时代的宋诗、宋文，则就不很确当。”王先生对宋型文化及其与宋代文学的关系的论述已得到广泛认同，成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2000年5月，60多万字的《王水照自选集》甫一出版即广受学界注意。十多年前，中文系著名的学术前辈朱东润先生对王先生的学术论着作过简要而精当的评价，曰：“语无支蔓，体亦纯洁，百尺竿头，不作第二人想。”今天，读过此自选集的人仍深有同感。

宋代散文研究论文提纲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三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较的方法;而自近代以来,运用该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上文曾提到陆机《文赋》借音乐以评文,而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将文章与绘画作过比较,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文与画各有短长。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意识。相对说来,早期的跨学科比较似乎更关注比较对象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如扬雄《法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认为“形文”、“声文”、“情文”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遵循文质相符的原则。宋代苏轼评论前人诗画,仍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他对王维诗的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同样是将杜甫诗与韩干画并举,寓含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元人大多附和苏轼此论,如《王直方诗话》引述苏轼二诗,谓“欲常以为法”。元人杨维桢《无声诗意序》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王冕《梅谱》也说:“写梅做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明清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画到底分属两种艺术样式且各有其特征,因而不宜简单等同。如明人张岱指出,前人之所以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因在于“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实际上,诗以空灵为妙,“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银屑也”。(《琅环文集·与包介严》)叶燮也承认,像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即使让董源、巨然那样的高手来画,恐怕也只能束手搁笔。(《原诗·内篇下》)应该说,像这类对诗、画异同的辨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的精神是相通的。不止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除了诗与音乐、诗与绘画、诗与书法的比较外,诗与史、诗与禅也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是讨论诗史之别、文史之别较为典型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立足于诗禅的相通,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范温《潜溪诗眼》论韵,更是出入诗文书画,兼及立身行事,堪称古代韵论中空前绝后之作。钱钟书先生对之极为称许,认为范温所论,“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4](P13611363)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但的确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融贯会通的态势。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比较成为一种为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研究手段。这不难理解,正如方孝岳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5](P227)中西思想之互照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除了推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之外,还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自身性质的思考。在外来文学观念、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学传统,文学自身的独立意识渐趋明显——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内涵的纯文学观念彻底取代了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功用得以被重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受到关注,从而引发了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外比较文学的拓展与深化,为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学各自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的目光必然会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而这也会将研究导向多学科、跨学科比较。说到底,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文学的深度研究便不能不将其置于整个文化的有机构成中来考察,不能不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以是之故,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跨学科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之《谈艺录》,朱光潜之《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之《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这些论著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打通文学与艺术的疆界,或探询中外古今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或在比较中凸显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各自的特色。前者如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一节,通过广征博引,多方比较,论述“贵圆”乃是中外文艺创作史上共有的现象;后者如朱光潜《诗论》对莱辛“诗画异质说”的讨论,指出中国画推崇“气韵生动”而诗歌却偏重物象刻画以传情达意,均与莱辛所说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如闻一多有关《诗经》物象的研究,融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于一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以史释诗、以诗证史,兼及不同作家、不同文体的比较辨析,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比较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与三四十年代不无相似,同样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同样是方法、理论的引入,同样是中外文学比较和跨学科比较。所不同者,在方法、理论的借鉴上较先前更为丰富多样,跨学科比较的对象更为宽泛,研究更趋深入, 成果也更为显著。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对唐代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则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由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分别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陈飞的《唐诗与科举》、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梁超然的《唐诗与儒家》。丛书以“唐诗与中国文化”为名,同时也可以说是应用跨学科比较方法对唐诗的研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围绕唐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的关系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跨学科比较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无怪徐公持先生在概括上个世纪后20年古典文学研究特点时,特别将“学科的拓展与打通”列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徐先生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6](P159)1998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罗宗强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近20年来,“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叉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7](P105) 四由此说来,跨学科比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不应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提跨学科比较,而似乎更倾向代之以“多学科融和”、“学科交叉”一类术语,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跨学科比较,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有无差异?这种方法称谓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该方法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 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如前所述,跨学科比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联系起来,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跨国别、跨文化的“总体文学”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总体文学”而在中国文学自身,尽管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认识也需借助比较,但到底与比较文学关注的重心不同。此外,就跨学科比较的功用而言,更侧重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因而更近于比较诗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即使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也不必强求比较或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多学科融合”——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不是像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国别文学研究走向总体文学研究。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跨学科比较还是多学科融合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做到以文学为本位。在罗宗强先生的上述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多学科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存在问题的隐忧:“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7](P106)这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成功应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不过是将文学作品当作印证其他学科理论的材料,这在罗先生提到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和文学关系较近而不那么明显罢了。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种解释的偏离可以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等诗于史,等诗于禅,等诗于画,其实也就是以史释诗,以禅释诗,以画释诗,就是抹煞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外部研究尤其要注意“以文学为中心”,也是有见于外部研究常常会偏离文学。[8](P67)跨学科比较同样如此。既然是比较,就免不了要互为主客、彼此参照,因此也必然就会有用文学解释、印证其他学科特性的时候。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跨学科比较的经典之作,尚且难免以诗证画、以诗证史,更何况才力远在钱钟书、陈寅恪二人之下的一般人的研究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名目,而在研究者的动机、目的。外部研究也罢,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也罢,关键是如何应用。不错,我们是可以强调、可以规定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知识构成、研究兴趣等因素对其研究指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论《红楼梦》有一段名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P145)阅读如此,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与一般说的多学科融合或外部研究相比,跨学科比较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或许在于:(1)不同于外部研究的单向考察。跨学科比较强调比较,因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变换视角,互为主客,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偏离文学研究,但较之单向考察当更有利于回归文学,而且双向阐发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毕竟比较的最终目的仍在解决文学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跨学科比较所以不同于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艺术学中的同类研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2)不同于多学科融合的多角度切入。多角度切入自有其优势,即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多方位、多侧面地研究文学现象,然相对说来在具体问题的考辨方面不免鞭长莫及,难以深入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部去识同辨异;而跨学科比较在此方面似更具条件,尤其是在相邻学科的比较中更易于聚焦放大,洞幽烛微,辨疑似于毫厘之间。(3)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跨学科比较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彼此的共性与个性,既与各自的构成要素相关,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随着跨学科比较趋于深入,自然会将研究导向文化层面,并由此整合文学的外部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跨学科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外部研究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互斥,也就是说,对于跨学科比较方法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比较文学理论的约定。我们相信跨学科比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总体文学,但仍可以将研究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承认跨学科比较更多理论色彩,但也可以借助该方法来考察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赞成跨学科比较应该在具有体系性的独立的学科之间进行,但未尝不可以将之用于文学内部,譬如对于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现象,若能循此思路进行比较,识同辨异,相信会有更客观公允的认识。说到底,方法总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是对象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选择对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以跨学科比较为平台整合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纵观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真挚、深厚的情感投入。古语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朱自清那些以家庭生活为素材的作品中，或感伤、或温厚、或幽默的人伦之情，深深地感染着读者、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如《背影》中父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步履艰难的老父亲的背影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经典镜头，感人至深；还有《给亡妇》中悼念亡妻与深深的自我忏悔之情；《儿女》中幽默的情趣和温馨的气氛等，无不真诚而亲切。二、情景交融的意境刻画。朱自清原本是一个诗人，曾认真研究过现代诗，且有很高的造诣，因此在散文创作中自然也不失其诗人的本色。“文中有画、画中有诗”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例如在《荷塘月色》中，淡淡的月色、田田的荷叶、薄薄的清雾、蓊蓊郁郁的树木以及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素淡朦胧，简直就象一幅意境幽美的工笔画啊！在朱自清的笔下，好景美不胜收：梅雨潭醉人的绿、秦淮河的灯影波光、威尼斯的异国情调、扬州城的风流与古朴……这些情景交融的意境营造，往往会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三、缜密精巧的构思。虽然朱自清的散文篇幅大多不长，但其构思却颇具匠心。《背影》的出奇制胜；《春》的多侧面描写，而把文眼（一年之计在于春）置于描写和叙述之中，毫无刀刻斧凿之痕；《荷塘月色》虽说为了写心中的不宁静，但一路下来，却处处见“静”。四、独特的语言艺术。朱自清散文的语言之美，是有口皆碑的。如《背影》语言的质朴、《荷塘月色》语言的清丽、《温州的踪迹。绿》语言的纤秾，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语言更是极富色彩感，呈现出视觉上的绘画美。爱用叠字及长短句的巧妙搭配，形成了朱自清散文所特有的节奏感和韵律美。据统计《荷塘月色》中用了26个叠字，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叠字则有72处之多；长短句的巧妙搭配，使其散文读来错落有致、琅琅上口，独具跌宕回环的听觉美感。

你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古代文学分为先秦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元明清文学，不知你要写哪个阶段的，哪儿内容的？你得具体的啊

宋代散文研究的论文有哪些

欧阳修：《醉翁亭记》、《菱溪石记》、《秋声赋》、《鸣蝉赋》、《偃虹堤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与尹师鲁书》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范仲淹：《岳阳楼记》苏轼：《小石潭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苏洵：《六国论》、《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曾巩：《王平甫文集序》、《尹公亭记》、《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

唐宋散文历来并称，八大家中宋代有六家，可见宋代散文成就很高。与诗歌一样，宋代散文的健康发展，也源于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进士及第后曾到洛阳工作，洛阳留守钱惟演雅好文学，本人也是文人，幕府中多文士，梅尧臣、苏舜钦、尹洙都在，于是相互唱和研讨，提倡新诗文。欧阳修在理论上大力鼓吹，在创作上大力写作，于是散文领域出现了新的风气。后来欧阳修曾经主持科举考试，利用这个无形但最具威力的指挥棒纠正当时流行的晦涩古奥的“太学体”，大见成效。这时，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前后走上文坛，是北宋散文的鼎盛时期。欧阳修的散文风格委婉，如山间小溪，清澈曲折。《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秋声赋》都是独具特色的文章。《朋党论》是颇有锋芒的政论文。《五代史伶官传序》用后唐庄宗李存勖先盛后衰的史实雄辩有力地说明了国家与事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人事而不是天命。对比说理，多名言警句，被后世称为千古第一史论。《泷冈阡表》是祭奠父亲所写，但同时也写了妈妈的优秀品质，属于一表双传，手法极其巧妙。《醉翁亭记》语言精美简练，用了二十一个“也”，音节和谐流畅，情景交融。苏轼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学术界有“韩柳欧苏”之说。苏轼的散文如行云流水，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文与可画篑笃谷偃竹记》、《石钟山记》等各有特色，值得玩味。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高拔、识见高超和简洁明快见长。其《答司马谏议书》言简意赅，气盛理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读孟尝君传》等都是佳作。

研究宋代的史籍及著作《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虞云国先生的《细说宋朝》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苗书梅《宋代官员的选任和管理制度》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梁庚尧《南宋的乡村经济》曾瑞龙《经略幽燕》王曾瑜《宋代军制初探》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白钢全书主编、朱瑞熙分卷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396页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刘晓译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上海古籍1979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学生书局，1989孔繁敏《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元，1998梁庚尧《南宋的土地利用政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46种，1977年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本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图书公司，2001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线装书局，2003，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其凡《宋初政治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等等。宋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主要有《宋史》，北宋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南北宋之交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总论性论文王曾瑜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朱瑞熙二十世纪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宋代研究论文400字

宋代社会生活主要特点一．人们的衣食住行衣：宋代服饰体现了等级性和不同的行业特点。衣料也有较大的变化，由麻布向棉布发展，麻布还是最主要的衣料。食：宋代食品种类很丰富。南北饮食交流普遍，但总的来说，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主要吃米饭。茶和酒是常用的饮料。住：城市居民住瓦房，农民住茅屋，官僚、地主和富商住园林式住宅。各种家具种类繁多，而且高脚家具广泛使用。行：宋人代步的工具分为水陆两大类，主要有轿、车、马、骡、驴、牛、驮。大海船还有指南针。二．城市文化生活1．瓦舍：城内设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宋代全国各地的茶肆应该数不胜数，与之相关也产生了多种社会角色和行业。茶肆是随着饮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普遍化而出现的一种专门行业，坊肆数量众多，人流杂处，往往体现出市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特征，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宋初灭熟时，后蜀宫中金银玉器书画全部都被宋军收藏，“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门外茶肆”。他认为把图画挂在茶社能与民众一起观赏，可见茶肆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平民的广泛性。而蔡绦述及宋代“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遇执政、侍从等杂学士以上之家，而那些所谓“快行家者，昧爽多就执政、侍从之门，茶肆民舍取火爇烛，执之以烧”，举“茶肆民舍”以指称社会中的市民阶层，亦可见茶肆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代表性。茶肆除了经营茶饮，或为其他行业提供场地和多收费的由头外，还会随着时节经营一些其他物品。如《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潘楼东街巷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叶梦得《石林记》：“余绍圣间春官下第，归道录壁县，世以为出奇石。余时正病中，闻茶肆多有求售。”南宋杭州“自旧夕冬孟驾回，……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说明茶肆在元宵节前亦同时经营灯市。

首先海上丝绸之路是"迫不得已而行之".因为到了南宋时期北方敌人过于强大～金～西夏断掉了陆上丝绸之路所以南宋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编者按：海南古代的经济贸易，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般萧条。琼岛偏居海外，人口不多，但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成为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一站。自宋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人员流动的频繁，海南岛逐渐告别荒凉。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古代中国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为海南岛带来瓷器、丝绸，带来商人、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风气和生产方式。扼守南海航道咽喉的海南岛，上千年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巨大驿站，过往船只在这里寄泊、避风或是补给后，继续驶向更广阔的大海。对于大部分商人而言，这里其实并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但他们带来的大量移民和商品流通，却推动着这个曾经“孤悬海外”的海岛的开发和发展。主要国内航线输出主要以土产沉香、槟榔、椰子、小马、翠羽、吉贝为主，输入以米、耕牛、绢、纱、漆器、瓷器为主主要国际航线主要是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国间的转口贸易 ①东南亚—海南—广州或泉州（经琼岛向海外诸国输出较多的是粤、闽、浙等地出产的瓷器、铜钱等，从东南亚输入的主要是珍珠、香药等） ②海南（输出本地产沉香、黑糖、玳瑁等）—厦门—福州—宁波（载当地产瓷器、丝、布等）—日本长琦（从日本输入棉纱和棉制品等）万宁大洲岛为古代商船停泊避风之处。图为清初一艘搁浅沉没的越南铁船。李幸璜摄在万宁市大洲岛前港的清澈水面下，一艘铁船静静地躺在水中。若遇上水浅时，铁船的轮廓清晰可见。据说，这是一艘清初搁浅在这里的越南贡船，其后人为了纪念先人，还特意在不远处修建了一座小庙……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附近的一片海滩上，随海水冲上岸的不仅有漂亮的贝壳，还有宋代的瓷器碎片。住在附近的人却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这里过去就靠近繁忙的海上通道，上千年来数不清的商船都曾经过这里，这些碎瓷片或许就是其中一艘沉船留在海底的…… 海上丝绸之路我国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是从西汉开始的，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开始。但一直到宋代，处于这一海上贸易通道的海南岛，才真正进入开发轨道。当我们再回望那段历史时，时间已经划过了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现在，仅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研究中心登记在册的数据，南海古沉船已经超过2000艘，从这些五代、宋、元、明、清的古沉船里，不仅发现了依然完好的瓷器，还有大量的银锭、钱币等重要文物。这些多少年来一直躺在海底的沉船，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讲述当时那条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我国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是从西汉开始的，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开始。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乡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蒙乐生认为，其实一直到宋代，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加之北方战乱使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才使以南方沿海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处于这一海上贸易通道的海南岛，也正是从这个时期才真正进入开发轨道。时间转回宋代，广州和泉州的港口商船林立，操着各种口音的商人们正忙着指挥码头工搬运货品，这里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那些满载着中国瓷器和中国丝绸的商船，从广州或是泉州放洋后，几乎都要经过南海海域，才能把这些精美的中国商品运送到菲律宾、占城、波斯湾等地，再由精明的波斯商人把这些远道运来的中国商品销往西亚各地甚至欧洲。（杨辑）

东海丝路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南海丝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被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宋朝【概述】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宋朝开国时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虽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不敌北方邻国,先于1127年使徽、钦二宗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到1279年宋朝又在崖山海战中亡于蒙古.但相对而言,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颇有人在.【北宋历史】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像宋朝开国皇帝是赵匡胤,庙号太祖.他本来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由于战功卓著,成为了后周世宗的左膀右臂.世宗死后,继位的恭帝年幼,赵匡胤于是有了称帝的野心.显德七年春节,赵匡胤的党羽制造辽国进攻的假情报,当时的宰相范质急令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正月初三,赵匡胤抵达陈桥驿,当日夜里他酣睡之时,被手下军队黄袍加身,三呼万岁,拥戴为天子.后周官僚得知后已知无力回天,只得面对现实.周恭帝被迫逊位.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与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前后两次“杯酒释兵权”,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宋朝因此得以免于出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这也导致地方资源狭少,最终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宋太宗赵光义像宋太祖所面临的另外一项事业就是统一全国.赵匡胤在与赵普雪夜商讨后,决定以先南后北为统一全国之步骤.赵匡胤首先行假途灭虢之计,灭亡了南平和楚.之后又灭亡后蜀、南汉、南唐三国.太祖一心希望统一全国,还设立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朝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再次进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其弟赵光义忙于即位,全国统一事业暂告停止.宋太祖弟赵光义即位,庙号太宗.太宗稳固统治地位后,继续国家统一事业,先是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及吴越钱氏归降,其后再灭亡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顾大臣反对,趁灭亡北汉的余威,从太原出发进行北伐.起初一度收复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满,下令进攻燕京.结果在高粱河遭遇惨败.此役之后,宋朝的战略便转为被动.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再次北伐,结果又败,著名的大将杨业也在此役中阵亡.之后宋朝在对党项的战争中也多失败,四川又爆发民变.太宗的施政不得不转为重内虚外.太宗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此而开.太宗还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字体,尤其是飞白体.连宋朝的货币淳化元宝上的字也是太宗亲题.太宗即位之事颇有疑云,是为“烛影斧声”事件,民间也一直传说赵匡胤是被赵光义害死的.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赵光义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金匮之盟起源于杜太后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杜太后称要赵匡胤死后先传光义,再传光美（后改名为廷美）,再传德昭（赵匡胤长子）.这份遗书藏于金匮之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虽然有金匮之盟的说法,但是太宗却先后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又贬黜廷美到房州,两年后廷美就死于谪所.太宗长子元佐也因为同情廷美而被废,另一子元僖暴死,最后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太宗驾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幸亏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庙号真宗.宋朝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步入盛世宋真宗赵恒太宗死后,真宗赵恒接替即位.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黄老政治,无所作为.自从雍熙北伐之后,辽朝就经常在宋辽交界处抢劫杀掠,到景德元年（1004年）终于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宰相寇准力主抗战,结果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相持在澶州城下,辽军被迫求和.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主要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廿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史称该和约为“澶渊之盟”.后来,寇准渐渐失宠,最终被罢相.真宗开始信用一佞臣王钦若.王钦若擅长逢迎,深知真宗希望营造天下太平的氛围,于是极力鼓吹真宗封禅.王钦若本人也与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联手,在各地制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真宗之意.结果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先后三次封禅.这严重损耗了民力.真宗与皇后刘氏无子.一次真宗偶尔临幸刘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结果李氏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仁宗.后来刘氏与另外一名嫔妃杨氏共同抚养这名孩子.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真宗正式封赵受益为太子,并改名为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廿日,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仁宗执政早期一直处在刘氏的阴影之下,直到刘氏死后他才得以施展抱负.仁宗皇后虽是曹氏,但他一直特别宠爱一名张贵妃.但张氏出身低贱,一直未能成为皇后.皇佑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张氏去世.仁宗竟以皇后之礼处理丧事,并追封为温成皇后,结果出现的一生一死两皇后,可谓旷古未见.西夏李元昊于大庆三年（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年的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导致了重熙增币.尔后仁宗任用范仲淹、吕夷简、富弼、包拯、韩琦等能臣推行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国家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是一些守旧派人物指称这些改革派官吏拉帮结伙,互相吹捧,是朋党.由于仁宗一向最厌恶结党营私,这些官僚后来多被贬为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就此结束.在边疆上,仁宗任用大将狄青,先后弭平了南蛮侬智高的叛乱和西夏的挑衅.仁宗死后,接替即位的是英宗赵曙.他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之孙.嘉佑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太子.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后,英宗才开始亲政.但是英宗亲政半个月后就爆发了濮议事件,这场争论长达十八个月.时间起因是宰相韩琦提请讨论关于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朝中因此分成两个派别,一派认为应称英宗生父濮王为皇伯,另外一派则认为应该称为皇考.最终曹太后下旨,称英宗之父为皇考.才平息了这场争论.但总体来说,英宗还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继续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胆挖掘新人.英宗也非常重视书籍的编修,《资治通鉴》的写作就是英宗所提出发起的.熙宁变法与新旧党争有“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之叹的王安石英宗死后,他的长子神宗赵顼即位.神宗在位期间,宋朝初期制订的制度已经产生诸多流弊,民生状况开始倒退,而边境上辽和夏又虎视眈眈.神宗因此锐意改革.神宗启用著名改革派名臣王安石进行朝政改革,将其任命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但是,新法的实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对新法强烈反弹.加上全国天灾不断,神宗的新法实行的决心也有所动摇.熙宁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一名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呈一幅流民图,图中景象惨不忍睹,神宗因此受到极大震撼.第二天神宗就下令暂罢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之后得到恢复,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经开始不信任.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出知江宁府.后来变法派中的官员吕惠卿肆意妄为.王安石因此回京复职,但是他依然受到保守派的坚决阻挠.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长子去世,王安石借机坚决求退,神宗于十月再次罢免王安石的相位,此后王安石便不问世事.尽管后人对熙宁新法的评价非常两极,但无庸质疑,新法的推行效果远不如王安石预想.新法的实行虽然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耕地面积,但是却严重增加了平民的负担.熙宁新法在军事上的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军队战斗力无明显改善.加上王安石操之过急,将需要很长时间社会演进才能完成的十余项改革在短短数年内全盘推行,使变法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而且,新法实施到了后期,条文与执行效果相差越来越大,一些措施从利民变成扰民.新法执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也是最后失去民心的原因,变法派中如吕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人品相当有争议的人物.有的更被视为小人.对于这次改革,以“大历史”著称的史学家黄仁宇评论这次变法：“早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王安石被罢后,神宗继续改革事业,号为“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与熙宁变法并称为“熙丰新法”,但改革力度无法同熙宁变法相提并论.伴随著国力的增强,神宗将焦点转移到外患上.他决心消灭西夏.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开始西征西夏,取得了很大胜利,也大大鼓舞了神宗的信心.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发生政变,神宗借此再次征讨西夏.结果却遭到惨败.神宗因此一病不起.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神宗立六子赵佣为太子.而神宗颁布的新法虽然曾短暂被其母高太后废,但不久又陆续恢复,不少甚至沿用到南宋时期.神宗驾崩后,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对刚即位的哲宗赵煦严加钳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并冷落哲宗,结果引发严重的新旧党争,是为元佑党争.哲宗亲政后,贬斥旧党,信用新党,变法事业因此得到了持续.靖康之变宋徽宗,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却也是亡国之君.主条目：靖康之变哲宗没有留下子嗣,死后由他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徽宗专好享乐,对朝政毫无兴趣.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等.赵佶的生活糜烂,喜好逛青楼.还大兴土木,听信道士所言,在开封东北角修建万岁山,后改名为艮岳.艮岳方圆十余里,其中有芙蓉池、慈溪等胜地.里面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徽宗还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搜刮奇石,是为花石纲,引得民怨沸腾.徽宗不理朝政,政务都交给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党禁,排斥异己.蔡京即位次日,就下达了一个禁止元佑法的诏书.此即谓元佑奸党案.正直的大臣因此全被排斥出政治中心.徽宗本人好大喜功,当他看到辽国被金国进攻后,便于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双方商议两国共同攻辽,北宋负责攻打辽的南京和西京.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朝给辽国的岁币改缴金国.此即为海上之盟.但宋朝军队却被打得大败.最后金兵掠去燕京的人口,并克扣营、平、滦三州.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两路南下攻宋.赵佶吓得立刻传位其子钦宗赵桓.钦宗患得患失,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后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启用李纲来保卫东京.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是金朝并未死心,二度南下.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太原沦陷.十一月,开封外城沦陷,金军逼迫钦宗前去议和.闰十一月卅日,钦宗被迫前去金营议和,三日后返回.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银.钦宗因此大肆搜刮开封城内财物.开封城被金军围困,城内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在少数.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徽、钦二帝被废,贬为庶人.七日,徽宗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另立张邦昌,建立一个名为“大楚”的傀儡政权.徽钦二宗被金人掠到五国城,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祸.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候.最后两人客死异乡五国城.尽管徽宗在朝政上毫无建树,但无庸质疑,他在书画上的造诣无与伦比.徽宗的书法和绘画都在中国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独创瘦金体,并重视书画事业.翰林书画院的地位大幅提高,著名画家,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其提拔.就连其子赵构也受到薰陶,成为杰出书法家.【南宋历史】建炎南渡岳飞雕像金朝在靖康之难中俘虏了众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赵构算是其中的一位漏网之鱼.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今天的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之后,赵构一路从淮河、长江,到杭州恢复宋朝,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元年（1131年）正式定都临安,名为“行在”（陪都）,实为首都.金朝也一路南扑,直逼临安,高宗无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之久.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镇江时,被宋将韩世忠断掉后路,结果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之兵力围困金兵十万,双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军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金军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从此再不敢渡江.在南宋“中兴四将”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飞.他通过北伐夺取了金朝扶植的伪齐政权控制的土地.但岳飞功高盖主,又与高宗意见相左[来源请求],为他之后被杀埋下伏笔.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再度撕毁和议南侵,由于宋朝军民抗战英勇,金军在川陕、两淮的进攻皆告失败.七月,金将兀术转攻郾城,被岳飞打败,转攻颖昌,又败.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距开封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岳飞.以至于金人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并一度打算放弃开封,渡河北逃.但此时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北伐之功毁于一旦.最后,岳飞以莫须有之罪名被害.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高宗任用秦桧为相.秦桧在靖康年间曾主张抗金,后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南返,由于他奉行投降政策,与高宗之意甚合.秦桧归朝仅三月就成为副宰相,八月后又成为右丞相.由于秦桧积极培植党羽,却对议和不甚热心,一年后就被高宗罢免.罢相后的秦桧韬光养晦,侍机而动.绍兴八年（1138年）五月,高宗又任命秦桧为右丞相.秦桧上台后,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高宗对于秦桧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高宗的警觉.例如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的孙儿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廿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接替相位,被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秦桧死后,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员.高宗没有生育能力,因此他从太祖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最后赵瑗胜出.绍兴卅二年（1162年）,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慎.绍兴卅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击退.此事让高宗萌生退意.绍兴卅二年六月,五十六岁的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慎即位,是为孝宗.他自己则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高宗成为太上皇后,纵情享乐,花费巨大.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高宗逝世.偏安江南孝宗即位后,改革朝政,力图恢复,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孝宗平反岳飞冤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北伐虽然一度胜利,但由于各路将领不和加上轻敌思想,北伐历时仅廿日就告失败.之后,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签定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但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继续整顿军备.不过由于虞允文等一批主战派将领的辞世,最后北伐事业不了了之.在内政上,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高宗死后,孝宗对政治日益冷感,最后决定让位于其子赵敦,也就是光宗.然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了精神疾病,加上他对自己非常不孝,让孝宗十分伤感.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孝宗去世.光宗性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其父孝宗的周遭大臣,因此他即位两年后就日渐疯癫.绍熙五年七月,孝宗病死后,光宗然不服丧.临安城内混乱不堪,局势不稳.宗室赵汝愚和赵彦逾便开始秘密策划立新君.最后,太皇太后下诏,光宗被奉为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扩即位,是为宁宗,改元庆元（1195年）.六年后,光宗去世.史载宁宗“不慧”,智商低下.宁宗一朝都被两名权臣——韩侂胄和史弥远操控.尽管宁宗智商低下,但总体而言尚算一名忠厚之主.内忧外患宁宗初期,赵汝愚任宰相.赵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于皇室任职宰相本就不合礼法,加上韩侂胄煽风点火,最后他被罢去相位.但是,民间依然十分怀念他,临安城门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诗文.韩侂胄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与排斥异己,假借学术之名,制造庆元党禁.将理学称为“伪学”,而朝中信仰理学的大臣又多反对韩侂胄.韩侂胄借此将信仰理学的士大夫全部赶出政府.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见理学已构不成威胁,便解除党禁.但是,党禁不得人心,为了笼络士人,韩侂胄又借北伐的名义蛊惑人心.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贸然进行北伐,结果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北伐的失败让韩侂胄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政敌史弥远借此与主和派和韩的反对派集结成联盟.而金人又以杀韩侂胄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弥远等伪造密旨,将韩侂胄杀死.从此之后开始了史弥远专政时期.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大权独揽.宁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于是他立沂王的儿子赵竑为太子.赵竑对史弥远的专政非常不满.因此史弥远废赵竑太子之位,改立赵昀为皇位继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三日,宁宗去世.赵昀接替即位,是为理宗.但是,史弥远继续其的专政,而赵昀也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理宗终于摆脱了史弥远的阴影.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理宗将史弥远旧党尽数罢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观.同时在北方,金朝正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面临亡国.朝中的对外政策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联蒙抗金；另一派认为应该铭记唇亡齿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训,援助金朝,让金成为宋的藩屏.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来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当朝大臣大多赞同,只有赵范反对.理宗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诺灭金之后将河南还给宋朝.但是这只是口头协定,没有留下书面协定,因此埋下了后患.金哀宗得知后,也派使节来宋朝陈述厉害,希望联合抗蒙,但被理宗拒绝.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灭金事宜.绍定六年（1233年）,宋军攻克邓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宋将孟琪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将金哀宗遗骨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灭亡宋端宗赵是和赵昺被元朝军队相逼南逃避难,途经香港九龙半岛一块估计约有300公吨的巨岩休息,后来附近的民众在那块可以容纳50多人的巨岩上,刻上“宋王台”三个汉字.原岩已被毁,图中岩石只是后人再立.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祺为皇储.由于赵祺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堕胎药,因此赵祺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祺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赵祺即位,是为度宗.赵祺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终日在葛岭别墅中与妻妾玩乐,由于他好斗蟋蟀,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他禁止让前线战事让度宗了解.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拱、孟瑛、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这样忽必烈直接返回北方自立为汗.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国号为元.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九日,度宗去世,终年35岁.度宗去世后,其长子赵㬎即位.当时,宋朝的统治已进入瘫痪状态.德佑元年（1275年）春,元军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大败.贾似道被贬,在赴任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德佑元年十一月廿日,常州沦陷,元军举行大屠杀.不久平江也告沦陷,临安人心惶惶.德佑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受降仪式,赵㬎正式退位.但赵㬎之弟赵是和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赵是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蒙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是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是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元军在南宋汉人叛将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世人不耻张弘范,特于此立碑“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嘲之,宋朝到此宣告彻底灭亡.崖山海战极为惨烈,据估计,宋军在此役中阵亡十万,海上都是尸体.身在元营的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宋代哥窑瓷研究论文

哥窑也就是官窖，窑址在河南跟河北交界的地方通常称做博陵。

哥窑器物独一无二的特征竟然是它

（南宋）哥窑灰青釉葵花式洗

（南宋）哥窑青釉贯耳壶

当你剥开一个茶叶蛋，是否会被褐色蛋壳上破碎的纹路所吸引？有谁会认为这是一种美的纹饰？恐怕没人会这么想。可是，中国古代瓷器烧造史上出现过这样一种瓷器，它的表面布满了像碎蛋壳一样的裂纹，一道道纵横交错，仿佛乍暖还寒时节河湖之上开裂的冰面，裂纹的开合，天然取之，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因为这样的裂纹，这种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就是宋代的哥窑瓷器。前人论宋代五大名窑：“雨过天青话汝窑，如冰似玉品官窑，金丝铁线论哥窑，夕阳紫翠赏钧窑，洁白无瑕鉴定窑。”

“金丝铁线”正是哥窑器物独一无二的特征。此特征首先源自瓷器表面的开片。走进故宫延禧宫正在举办的“金丝铁线——故宫博物院哥窑瓷器展”，迎面墙上是一块大展板，浅蓝色的底上，四分五裂片状图案点明了哥窑瓷器最为显著的特征——开片。传世哥窑瓷器釉面所产生的开片纹本属于烧造工艺上的一种缺陷，是瓷胎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果。釉面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块面，疏密天成，窑工发现后认为是废品，上报督陶官，请求报废处理。管理者看问题的眼光毕竟与窑工不同，他们在破碎的釉面上发现了一种天然的韵律美，能带给人一种崭新的艺术享受，于是将本欲丢弃的器物保留下来，并且由此开始刻意追求这样一种独特的美。经过窑工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瓷器釉面开裂的规律，哥窑瓷器就此诞生。

窑名谜团

哥窑，哥哥的窑，这种直白的望文生义居然与历史记载颇为相符。与哥窑相关的最早文字见于元代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孔克齐《静斋至正直记》：“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一般认为，这里指的哥哥洞窑和哥哥窑即为哥窑。此后明代嘉靖年间的文献更给予了明确的佐证。陆深撰《春风堂随笔》中记载：“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 这里将哥哥开的窑场称为哥窑，而嘉靖四十年《浙江通志》中记载了关于“哥窑”与“弟窑”的传说，说明应该还有一个弟窑。时光流传，瓷器史上哥窑大光异彩，弟窑早已被忘却，究其原因，正在于哥窑瓷器开片的突出特点，令其与众不同。它一经问世，便备受追捧，历代仿烧不断。

然而以上文献均出自元明两代，既然所载哥窑诞生在宋代，当然应该在相关的宋代文献中找到记录，可是后代人至今没有发现半点踪迹。哥窑的身世因而成为一个跨越千年的谜团。时至今日，在陶瓷专业界有三种哥窑的称谓：“文献哥窑”“传世哥窑”与“出土哥窑”。元明两代文献中记载哥窑出于处州龙泉，与龙泉窑同址，不少人认为哥窑即龙泉窑，此为文献上的哥窑，但无法证明宋代创烧了哥窑瓷器；而传世的哥窑指实际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瓷器，加上流散于海内外的传世品，约计三百件左右，此为实物哥窑；陆续出土于各地的哥窑瓷器，集中于元明清时期，与传世哥窑器物近似，但无法确切证明就是宋代哥窑器物，因此，学者们对传世哥窑瓷器的年代纷纷提出质疑，认为哥窑更有可能是元明时期的产物。

哥窑之美

关于哥窑身世，连篇累牍的专业论文极多，本文不再记述，何不抽身细品哥窑瓷器之美呢？“哥窑百圾破，铁足独称珍。”这是乾隆皇帝作于1781年的《咏哥窑葵花碗》中的诗句，道出了哥窑之美。“百圾破”亦称“金丝铁线”，即较粗疏的黑色裂纹与细密的红、黄色裂纹交织在一起。另外，由于烧造哥窑瓷器的土质含铁量较高，胎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烧成的瓷器由于口部边缘釉薄，隐露胎色而呈紫色，底部未挂釉处显现出铁黑色，故又有“紫口铁足”之称，对此，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早有提及：“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乾隆对哥窑瓷器甚为喜爱，题咏诗词共有21首，涉及盘、碗、洗、瓶、尊、炉、枕、砚等造型。宫廷工匠遵旨将其镌刻在器物上，部分流传至今的作品为今人了解乾隆朝对哥窑瓷器的鉴赏标准提供了重要参考。其实不只是清朝皇帝喜爱哥窑，明朝皇帝早已树立了榜样，尤以宣德与成化时期为盛。如成化时期创烧的一种仿哥窑八方高足杯，继承前制，并形成了自己的时代风尚。高足杯形制玲珑俊秀，装饰典雅精美，其釉质肥润，平整光亮，光泽度较强，但没有宋代哥窑“酥润含蓄”之感。口、足釉色及“金丝铁线”纹也较宋代哥窑片纹规整，少天成之趣。明、清至今，哥窑一直被视作名窑而进行仿烧。从传世和考古发掘获得的实物看，景德镇御窑厂在明代宣德年间已成功仿烧哥窑瓷器，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达到兴盛。

追摹古风

哥窑瓷器的造型多摹仿古代青铜器，这种设计思路源于中国古人的复古思想。古人认为理想社会出现在夏、商、周三代，将周朝视为礼制的代表。帝王倡导恢复古礼，用器也开始追摹古风。无论是上古玉琮、商周鼎彝，还是历代名窑，只要造型契合用意，都可仿造，用于宫廷陈设。特别是在宋徽宗以后，不少官府和民间用瓷都以商、周青铜器为楷模，复古之风从此连绵不绝，影响深远。常见的有三足双耳乳足炉、胆式瓶、贯耳瓶、八方穿带瓶、弦纹盘口瓶等，也有盘、碗、洗、罐之类。这些仿古瓷器或许曾作为礼器摆放于古人祭祀大典之上，进而在民间演变成焚香、插花的优雅生活点缀。

哥窑瓷器造型追求古拙、质朴、浑厚。胎质坚致凝厚，如同堆脂。釉色多呈灰青、粉青、油灰、月白、灰黄、深浅米黄等多种。釉质温润，釉面泛酥油光，如人脸之微汗，即所谓“润泽如酥”。哥窑器物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显微镜下呈现“聚沫攒珠”的效果。陶瓷界先辈孙瀛洲在其《元明清瓷器的鉴定》一文中说，官、哥釉气泡密集似“攒珠”，即指哥窑瓷器釉内气泡细密像颗颗小水珠一样，满布在器表上。这类特征不易模仿，是辨别真假哥窑瓷器的一个传统方法。

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任何美的和善的事物，本身都包含着不美、不善的一面。美与不美相互依存。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美可以转化为不美，善也可以转化为不善，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天地间没有美与不美的区别，美丑的差别只存于人的主观意识当中，缺陷即来自带有偏见的主观判断。将眼中之不美转化成一种美，需要智慧，更需要包容天地万物的平常心。尊重自然，敬天爱人。古代窑工偶然之中创烧出哥窑瓷器，后世不断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特定的美，为美的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体现出人有能力将这个世界上种种不完美转化为完美的用心与意志，这也许是哥窑瓷器留给我们后人最有益的启示。

其一，哥窑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有米黄、粉青、奶白诸色。其二、“金丝铁线”的纹样，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叠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成百圾碎”或“龟子纹”），以“金丝铁线”为典型，即较粗琉的黑色裂纹交织着细密的红、黄色裂纹。明代《格古要论》中有这样的描述：哥窑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其三、“攒珠聚球”般的釉中气泡，哥窑器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这是辨别真假哥窑器的一个传统的方法。陶瓷界先辈孙瀛洲在其《元明清瓷器的鉴定》一文中说，官、哥釉气泡密集似攒珠，是指哥窑釉内气泡细密像颗颗小水珠一样，满布在器表上。这类特征不易模仿。其四、“紫口铁足”的风致，哥窑器坯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器皿口部口边缘釉薄处由于隐纹露出胎色而呈黄褐色，同时在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由此，可以概括出故有“紫口铁足”之说，这也是区别真假哥窑器的传统方法之一。瓷器特征开裂哥釉瓷的重要特征是釉面开片，这是发生在釉面上的一种自然开裂现象。开裂原本是瓷器烧制中的缺陷，后来人们掌握了开裂的规律，有意识地让它产生开片，从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美感。宋代哥釉瓷釉质莹润，通体釉面被粗深或者细浅的两种纹线交织切割，术语叫作“冰裂纹”，俗称“金丝铁线”。哥窑瓷土脉微紫，质薄，有油灰色、米色、粉青色三种瓷釉彩，表面满裂纹。因为土质含铁量较高，烧胚时发生还原，瓷器胚呈紫黑铁色，瓷器没有涂釉的底部显现瓷胚本来的铁色，叫“铁足”，而釉彩较薄的口部呈紫色，叫“紫口”，俗称“紫口铁足”。一般来说，大器小开片者和小器大开片者颇为珍贵。由于哥釉瓷细致、精美，以后各代对它都有仿造。特别是到了清代，还出现了一个仿哥釉瓷的 *** 。到了清朝后期，哥釉明显地不如清前期，颜色越来越深，开片越来越细碎，釉面甚至出现凹凸不平的疙瘩釉，胎质也变得疏松。区分哥窑瓷器从色泽区分，有月白、灰黄、粉青、灰青、油灰、深浅米黄等种类。哥窑瓷最显著的特征，是釉色沉厚细腻，光泽莹润，如同凝脂；若置之于显微镜下，可见瓷釉中蕴含的气泡如同聚沫串珠，凝腻的釉面间迸裂有大小不一，或密匝或疏落的冰裂状网纹，其网纹之色浅黄者宛若金丝，细黑者如铁线，二者互相交织，因而被名之为“金丝”、“铁线”。

南宋有哥窑。

鉴定宋代钧瓷的要领

有的，北宋官瓷和南宋哥瓷是有区别的。二者是不同瓷窑烧制的，所以是有区别的。但是都是非常珍贵的，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

B 试题分析：中国瓷器自唐代即形成南青北白两大系统，哥窑位于浙江龙泉，属南方，故为青瓷，选B。白瓷属于北方瓷器系列，排除A；青花瓷出现于元代，时代不符，排除C；珐琅瓷起始于清朝，时间不符，排除D。答案：B点评：制瓷业是我国古代的重要的手工业门类，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瓷器，南北朝时期的到发展。最容易考到的是景德镇的瓷器、元代的青花瓷、明清之际的粉彩和珐琅彩等。此外还要知道，我国古代手工业分为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每种手工业的特点需要把握。

这个哥窑我国古代五大名窑之一，存世量极为少，如果有一件保存完好的哥窑，那就是天价

由于北宋时期的哥窑人们至今没有见到真品，只有在文献记载中看一下古人是如何描述的。陆深《春风堂随笔》：“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综合各类文献资料，哥窑的特征为：胎色黑褐，釉层冰裂，釉色多为粉青或灰青。由于胎色较黑及高温下器物口沿釉汁流泻而隐显胎色，故有紫口铁足之说；釉层开片有粗有细，较细者谓之“百圾碎”。这就是哥窑的真品描述，但是人们现在只能见到传世哥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