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代的文化交流研究论文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刘邦是汉朝的

盛唐山水田园诗研究论文

田园诗作为唐诗的一个重要题材,历来较受关注。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突破,因此有必要对其基本情况作一回顾总结,对日后的进一步研究当不无裨益。为方便起见,本文主要就新中国成立以后近六十年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评述。①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历程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 - 1976 年,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产生的成果也很有限,而且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对唐代田园诗的整体情况基本没有涉及,主要对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作了一些讨论和评价。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着重对王孟诗歌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进行评论,而对其艺术性则谈得少而粗略。如北大文四(2)王维研究小组的《对王维诗歌的评价》(1) 、彭立勋等的《关于王维及其诗歌评价的几点意见》(2) 、陈育德《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思想倾向及其社会意义》( 34)等文,对王维诗基本持否定态度,说他的田园诗是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甚至说王维的诗歌不但毫无价值反而具有反动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学者还是能对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陈贻《论王维的诗》(4) 、北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集体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 5)以及王运熙的《王维和他的诗》(6)等文都对王维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作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1977 - 1989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和突破,成果量增长至90篇左右。首先开始从整体上关注唐代田园诗的创作情况,特别是对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派关注较多,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原因、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以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分析,如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7) 、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 8) 、林继中《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9)等文即是。第二,对代表性诗人王、孟田园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王维作为卓有成就的大家尤受关注,出现了一大批从禅意、绘画、音乐等角度研究王维诗歌艺术性的文章。如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10) 、文达三《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 11) 、金学智《王维诗中的绘画美》(12) 、等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诗中有画”和“诗中有禅”的艺术特征作了分析。这一时期对孟浩然田园诗风格特色的研究也较多,如王从仁《孟浩然诗风格浅说》( 13) 、程发义《谈孟浩然田园山水诗的“味”》(14)等文对孟诗清淡、自然的基本风格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第三,此阶段不仅对王孟等大家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也关注到了唐代各个发展阶段的其他诗人的田园诗创作,从而使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范围有较大拓展。1990 - 2006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20世纪以来唐代田园诗研究最为繁盛的一个阶段。其基本特点是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范围进一步被拓展,成果量也迅猛增加,共达到230 余项。首先从唐代田园诗的整体研究来看,打破了此前只集中关注某一阶段(主要是盛唐)的创作,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研究,如高人雄《儒道释思想与唐代山水田园诗》(15) 、葛晓音《论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征》(16) 、林继中《田园诗人与自然的对话》(17) 、霍然《论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18)等文分别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原因、艺术特征、美学意蕴等问题作了较深刻的阐述。葛晓音的专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19)则对唐代山水田园诗从初唐的起步到盛唐的发展成熟再到中唐的新变作了较完整细致的勾勒。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来看,最富有代表性的诗人王维、孟浩然等继续备受关注,成果丰硕,而且关注面进一步扩大,每个时期富有特色的诗人诗作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和重视。再者研究方法也进一步丰富多样,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均被运用到研究中来。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格局第一、整体研究(约32篇) 。唐代田园诗在唐代各个时期都存在,但每一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且每个阶段各有其特点。盛唐田园诗的创作是整个唐代最为繁盛的阶段,创作者较多,作品量较大,艺术成就也最高,因而最受关注(约有论文21 篇) 。首先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形成的原因(或产生的条件)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德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当时政治现实的黑暗,作用于一群软弱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身上,再加上佛老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逃避现实,归隐田园,寄情山水。这就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得以形成的社会原因。”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则从文人的隐居方式这一独特角度探讨了盛唐田园诗兴盛的原因及其特征。该文认为,盛唐官僚阶层及中下层士人两种主要的隐居方式:即“亦官亦隐”和暂时闲居,对田园诗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别业的创作环境造成了盛唐部分田园诗与山水诗相融合的趋势;其次,促使盛唐文人以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理想继承了陶田园诗的传统,同时又注意到在陶诗中尚未被充分表现过的多方面的田园意趣;第三,形成了盛唐田园诗追求和平宁静和优雅高尚的审美趣味。“这篇文章对学界已成定论而语焉不详的隐逸与田园诗的关系的研究,显然比以往的阐述远为具体和深入。”(20)另外管士光《我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条件的看法》(21) 、唐启翠《从文人心态看盛唐山水田园诗兴盛的原因》(22)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和兴盛的原因。唐丽娟《论王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和影响》(23) 、陈建森《试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心物感应形式》(24)等文对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对中、晚唐田园诗进行综合研究的不多,主要有林继中的系列论文《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25) 、《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26) 、《田园夕照话晚唐》( 27)等,前两篇通过将中唐田园诗与盛唐田园诗进行比较,探索出中唐田园诗对传统田园诗的新变。第三篇也是通过将晚唐田园诗与盛唐进行比较,总结出晚唐田园诗凄清枯寂的基本特征以及造成这一特征的深刻原因。第二、重要作家作品研究1. 王维研究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最高,因而历来备受关注,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约230项) ,研究也最为深入、细致,方法多样,角度多维。例如,对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的研究重要成果就有: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佘庆华《王维诗中的色彩》( 28) 、陶文鹏《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29)等。其中,袁行霈文从总体上探讨了王维“诗中有画”的表现特征。认为王维的“诗中有画”是因为他虽用语言作媒介,却突破了这种媒介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的启示性,在读者头脑中唤起了对于光、色、态的丰富联想和想象,组成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同时,还把绘画的“经营位置”的技巧,运用到诗歌中来,善于处理画面虚实的布置,以达到“诗中有画”。佘庆华文则从王维诗善用色彩的角度来探讨王维诗“诗中有画”的具体表现形式。陶文鹏文则着重论述了王维诗将诗、画、乐融为一体的艺术特色,认为王诗是同时以诗人的心灵、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宗思想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此几乎不曾涉及,80年代以后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仍当属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袁文认为,禅宗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有些诗是空洞的说教,有些诗则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涵着禅意。此后,研究王维诗歌与禅宗关系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涉及到王维田园诗且较具代表性的有:孙昌武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30) ,史双元《禅境画意入诗情》( 31 ) 、《王维诗中的禅意》(32) ,张应斌《禅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33)等。其中,孙昌武文认为,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大致有三个方面:以禅悟入诗、以禅趣入诗和以禅法入诗。论述颇为细致、精当。张应斌文对禅意具体怎样参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究分析,他认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奥秘在于:定、慧境界既是禅宗境界,又是诗意境界,王维通过定、慧境界使禅意转化为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构成。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王维诗的艺术特色,如何国新的《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象》(34) 、童慧刚《王维山水田园诗图画意象之解读》(35) 、傅怡静《从生活家园到精神家园:就“青山”“空山”意象看王维诗境的本质》(36)等文运用意象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王维诗常用意象的分析,来探究把握王维诗的艺术和意蕴。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征,一些学者常常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王维与古今中外的诗人进行比较,产生了较多的成果(约40项) 。孟浩然是与王维并称的创作山水田园诗的大家,因此将王、孟进行比较的论文最多,并有王从仁的一部专著:《王维和孟浩然》(37) 。王著在肯定王、孟并称、王、孟地位相当的前提下,具体论述了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区别:首先,在王维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外界景物融成一体,作者的个性与自然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而孟浩然诗中,诗人的形象是独立的,作者的感情是直接抒发出来的。其次,王维的诗,静中有动,以静写动;孟诗中,首先使人感觉到的,是诗人情感的波动,他所描写的景物却往往是静美的。再次,王维诗以清秀精工著称,语言锤炼,善用彩绘。孟诗则清新自然,语言平淡,擅长白描。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浩的《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比较》(38) 、胡遂的《论陶谢王孟田园山水诗审美意趣之异同———兼论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意境演进过程》(39)等。其中,李浩文从思想、创作时间、观照自然的角度、抒情方式和体裁等方面,对王孟山水田园诗作了较为细致具体的比较。胡遂文着重对王孟诗歌特色进行比较,认为孟诗个性鲜明,诗人自我形象特别活跃,呈现“淡美”的意趣;王诗则泯灭个性,消尽意气,从而达到一种“思与境谐”的境界。陶渊明被公认是田园诗的开创人物,王维则是集陶、谢之大成的杰出诗人,因此将王维与陶渊明进行比较的文章也较多,代表性的有:陈滢《陶渊明、王维、李白的田园山水诗异同探略》(40) 、任嘉禾《陶潜与王维:诗史上儒道结合与儒佛结合之比较》(41) 、邓民兴《田园异趣,隐逸别情:陶渊明与王维比较》(42) 、张自华《陶渊明、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比较》(43)等。此外学界还将王维与同时代诗人李白、杜甫、储光羲、裴迪等,与外国诗人华滋华斯、泰戈尔等进行比较。在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进行研究中,还产生了大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品《山居秋瞑》和《渭川田家》进行赏析的文章(约60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文化意蕴、深层内涵进行探讨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杨德才《王维山水田园诗所折射的文化心态》(44) 、潘晓彦《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悲剧意蕴》(45)等。2. 孟浩然研究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并肩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对孟诗的研究也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一个较重要的方面。共产生相关成果约60项。其中对孟诗艺术风格进行研究的成果最多。陈怡的《孟浩然诗选·后记》(46)应是较早对孟诗艺术进行分析探讨的文章,陈文认为,孟的田园、隐逸诗学习了陶渊明的写诗经验,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幽雅、恬静的意境以及与此意境相协调的“风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清淡的独特艺术风格,为百花齐放的盛唐诗坛增添了别有韵致的奇葩。文章还抉发出孟诗创作的艺术精髓———“妙悟”,进行了独到、深入的分析,并对人们常常忽视的孟诗“浑健”的一面作了一定的强调。论述颇为全面、确切。陶文鹏的《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47)一文则专门对人们很少注意的孟诗理论作了研究,角度比较新颖。文章通过对孟浩然谈诗的诗句进行钩沉整理,探讨出孟浩然重视诗歌着重写心灵、抒发感情这一美学特征,强调“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指出孟诗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是“以清真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旷的多种美感中洋溢着清新气息”;并对孟的诗歌美学观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也对孟浩然的田园诗作了较细致的分析,指出孟的田园诗大都取材于日常闲居的生活感受;艺术上,孟诗“善于在平淡闲逸的日常生活中把握微妙的情绪,融汇于清旷的境界”。文章最后还对孟诗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孟浩然从题材和精神旨趣两方面将田园隐逸和山水行旅结合起来,使陶的感受和谢的观赏融为一体,形成了情景交融、意在象外的意境和冲淡清旷的风格。另外象李明生、李浩的《论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特征》(48) 、柯素莉《孟浩然诗歌魅力探寻》(49) 、宁松夫《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意象论析》(50)等文,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作了一定的探究。一些文章还从比较的角度,将孟浩然与王维、陶渊明等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深入把握孟诗的独特风格。在孟浩然田园诗的研究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孟诗最有代表意义的诗篇《过故人庄》进行赏析,共有赏析文章28篇。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问题与不足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无论是整体性探讨还是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都产生了令人满意的一些成果,尤其是对一些山水田园诗创作大家(主要是王维)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令人瞩目。然而我们也能从中发现,整个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整体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研究者大多立足于唐代的某个阶段,且各个阶段的研究也极不平衡。从成果量的分布来看,盛唐占了绝对优势, 32篇整体研究论文中,专谈盛唐的就有21篇,中唐只有2篇,晚唐则只有寥寥1篇。当然,盛唐田园诗的创作十分兴盛,艺术成就也高,对盛唐作更多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阶段的创作。从实际创作情况来看,中晚唐田园诗的创作数量不仅多,而且具有有别于盛唐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林继中的几篇论文(见上)以及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对此作过一些探讨,一些中唐作家作品研究中也有零星的论述。晚唐田园诗则基本未被纳入研究视野。虽然有几篇从整体上研究唐代田园诗的文章,但往往关注的是某一个方面的特点,诸如文人心态、美学意蕴、文化内涵等,而缺乏流变史的勾勒,即田园诗创作从初唐、盛唐一直到中晚唐,其精神旨趣、艺术特征等方面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流变,这对整个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当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作家作品研究也极不均衡。首先我们对一些重要作家研究成果量的分布情况作一番考察。据笔者统计,相关作家的研究成果为:王维:约240项,孟浩然约60项,王绩:约22项,储光羲:约8项,杜甫: 5项,韦应物: 3项,白居易: 2项,柳宗元: 1项。从成果量的具体分布可以发现,王维研究占了绝对优势,是总成果量的2 /3强,这当然是由王维在整个山水田园诗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孟浩然作为当时与身后与王维齐名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其田园诗研究的成果却只及王维的1 /4,仅从数字上就说明,近60年来对孟浩然这样的大诗人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再从成果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主要是对孟浩然诗歌的基本风格作了一些分析,还有大量的单篇赏析,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显然不够。储光羲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田园诗数量大,且富有个性和特色,但从成果量和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对他的田园诗的探讨分析也是很有限的。再看中唐诗人韦应物和柳宗元,韦应物的田园诗创作不仅数量较多,且有较明显的新变痕迹,这一点虽然已为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并有所论述,但相对韦应物的实际成就和地位来看,研究程度是不够的。柳宗元既是中唐卓有成就的散文大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个性的优秀诗人,但长期历来,学界主要关注其散文创作,而相对忽略了他的诗歌。近些年柳诗研究虽然有较大的突破,但也更多关注他的山水诗创作,而对其田园诗的研究十分冷落。此外,中晚唐还有:刘长卿、钱起、白居易、李德裕、张祜、陆龟蒙、杜荀鹤、司空图、唐彦谦等一批诗人,他们不仅创作了较多的田园诗,且在题材选择、思想旨趣、风格情调诸方面都十分有特色,但对其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研究格局的极不平衡,对于唐代田园诗的全面把握无疑是不利的。第三,研究选题重复,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一些论者不仅习惯于将关注目标锁定在王维等大家身上,而且选题上也总是围着几个现成的论题打转。例如,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学界主要围绕其诗中的画意、禅意等问题进行阐述,尽管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论点重复、毫无新意的论文也屡屡皆是。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名篇佳作上,而对其他田园作品少有关注,由此形成研究的盲点。第四,田园诗与山水诗的界定模糊。客观地说,田园诗和山水诗是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分属两种不同的诗歌题材,各有属于自己的表现领域和风格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和谢灵运分别开创了田园诗和山水诗两大题材,并为后世确立了创作典范。进入唐代以后,由于时代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和影响,从初唐王绩开始,田园和山水就有合流的迹象,到了盛唐,以王、孟为代表的诗人在创作中更增强了这一趋势,使有些诗歌山水、田园融为一体,难以分辨。然而从总体情况来看,大多数诗歌还是泾渭分明的,比如,我们决不会把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看作一首田园诗,也绝不会将王维的《渭川田家》认做一首山水诗。从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研究者却更多地看重田园诗与山水诗的共性而相对忽略了二者的差异,因而多习惯于将田园诗和山水诗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甚且以山水诗为主以田园诗为次,这种状况对于更准确地把握田园诗独有的文体特征以及对其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分析,无疑也是不利的。唐代田园诗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呈现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闲逸情趣渐渐削减而关怀民生疾苦的淑世精神逐步加强的趋势,这一现象也少有人注意。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去调整、克服以及进一步地深入发掘谢谢

唐朝: 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的两大诗派之一,这一诗派是陶渊明\谢灵运\谢药的后继者,这一诗派的诗人以擅长描绘山水田园风光而著称,在艺术风格上也比较接近,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因而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其主要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常健\祖咏\裴迪等人,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王维和孟浩然,也成为"王孟".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大多运用五言格律的形式写作,在当时已极富盛名.在他的诗中有壮阔山川景色的描绘,有山林隐逸者幽居情景的描写,有旅途情景的叙述,也有田园农家的生活的反映.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诗人从大处落墨,格调雄浑,气势磅礴,洞庭湖壮丽雄伟的景色得到了含蓄而有力的表现.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诗极富诗情画意,宋代大文豪苏轼曾高度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从此,"诗中有画"就成了王维诗的定评.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变化多恣,具有不同的风格与情调.有时气魄宏大\意境开阔,有时刻画细腻,引人深思,有时生动逼真,有时含蓄凝练.王维还善于来用多种色彩,生动地表现大自然的景象,如<辋川别业>"雨中草色绿甚染,水上桃花红欲然""灰白的雨幕,碧绿的草地,粉红的桃花,交错组合,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山川春晓图,确实是诗中有画",令人陶醉.

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论文

导语：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结合所学的文学理论、文学史知识分析王维的诗歌作品及其深刻内涵，探究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画意美，诗意美，禅意美以及在此基础上营造出来的意境美。以下是我整理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论文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指出，王维是我国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他所创作的诗歌是盛唐时期社会文化的映射，也是诗人超然人格和艺术修养的再现，诗中融入了诗人独特审美感受以及人生哲思。

【关键词】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美

王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诗坛繁花似锦的时代。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便是其中最清新明媚的，听落花，品泉流，凝月光，诗中听声，诗中有画。有着自己独特的意蕴和美感。

一、诗中有画：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画意美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曾评价王维的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对王维诗画风格的高度总结。王维以一个画家的视角，对于山水田园的描绘更加形象生动。对于诗的描写更是以一种“成竹在胸”的状态，写画出山水田园景物独有的特点。同时，对诗的描写运用绘画艺术，使诗中色彩、光影的调和更加独到。他所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别具一格，对于景物的描写如同在我们的面前铺开了一副画卷，充满着诗情画意；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幅画卷并不只是平铺在那里，而是一幅幅有声画，带领我们身居其间。

王维的诗中有画体现在诗人以画家的眼光描绘出对自然美的特殊感悟。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真实感知和意境想象，营造出优美的'意境。诗中繁和简，形和意的完美结合，借助精心结构的画面，统筹布局，表现深长的意蕴，给人以美的体验与感受。

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是他《辋川集》中的一篇，主要写幽居竹林中的感受。画面由近景到远景，整首诗读来，如同一幅画呈现在我们面前，充满层次感与画面感。让我们感悟到，诗人是以一种心远地自偏的心境抒发了心中的宁静淡然。

王维的诗中常常以光和影来表现景物的静态美，刻画细腻，善于捕捉画面瞬间的美，并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表达出来，在光影明灭间展现出一幅幽静明丽的画面。自然景物总是带着自身独有的特点，人们也总能在自然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特性，王维对于自然万物的特殊感受来源于他的细心观察以及静心体会，在光影交织之间捕捉事物独有的特点，营造出一种优美清悠的意境。

这种画面在《山居秋暝》中就有体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空寂的山林中，秋雨初晴，夜幕渐渐降临，带来阵阵凉意。月光皎洁从松隙间穿过，洒下清辉。清凌泉水在山石上潺潺流动。竹林深处不时传来声声喧响，那是洗衣姑娘结伴而归，莲叶从中，荷花忽而摇曳，那是渔舟在其间穿行。明月的清辉在林间随风荡漾，荷花也随着渔船的慢慢靠岸在水中摇曳。诗中色彩素雅，明丽洁净；境界空明澄澈，恬静优美，余韵无穷。

王维的诗中有画还体现在光与色的调和上，诗中色彩的选择往往会影响整首诗的意境。不同的色彩能够使人有不同的感受，所包含的情感也会不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采用多样化的色彩，将自然景物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画面中，以画家的眼光对色彩进行搭配和选取，色彩明丽，意境悠远。

如《新晴野望》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这首诗描写的是田园风光，在初夏雨后，诗人远眺原野的景色，雨水洗刷空气中的尘埃，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味道，空中也明净如水；原野格外的开阔。雨后的河水在晴日的映照下泛着粼粼波光，越加显得雨后的清新明媚。碧绿的山峰在山脊之后挺立，平日模糊不清的峰峦也在雨水的洗刷下变的清晰了许多。放眼望去，目之所及，都像是新的一样，整首诗都散发出清新、明朗的气息，焕发出雨后原野的勃勃生机。

光和色的映照体现在色彩的选取和搭配上所形成的一种意境，不同的色彩搭配给人不同的感觉。同时也唤起人们对光的联想，画面中不再是单一的色彩，而是各种色彩加上光的调和，展现出和谐、优美的画面。

二、动静结合：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诗意美

西晋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王维的诗中不仅充满画意，同时还蕴含着浓浓的诗意。一动一静间，他总能抓住刹那的动静，以特殊的视角细致的描绘出事物独有的特色。王维诗中的物像也是诗人心灵的外化，以外物的特点来表现内心的情感，极其真切形象，又充满诗意。他所描绘的美是可以捕捉，可以欣赏，可以感知的，而不是如空中楼阁，无法触摸，无法感受的。他对自然的感悟细致敏锐，创造出静逸明秀的诗境。

如《山居秋暝》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诗人在听到竹林的喧闹声之后，知道是有浣女归来；在看到莲叶浮动之后，知道是有渔船在临近岸边。用浣女的喧响声衬托竹林的宁静；用莲叶的浮动衬托荷塘寂静。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宁静但却生机盎然的画面，秋天夜晚的山村显得格外的清新宁静。夜色朦胧之际，少了白日喧闹与暖意，秋夜带来的宁静使人感到舒心。劳作一天的人们也在此时归家，寻找心灵的安慰。这首诗中自然美与心境美得以结合，创造了一种清新宁静的意境美。

如《青溪》中，“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 “声喧”和“色静”一动一静，使人读后就像是听到了溪水撞击乱石的声音，看到那苍翠的深深树林。声响与物像结合，使青溪更加宁静秀丽，让人忍不住沉醉其间，流连忘返。

声音和物像的结合，也是诗人心灵世界的外化，诗人以物的特质表达内心的感悟。这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托物言志，用外物的特质与声响表达内心无法言说之感，具体形象，更加能够引起阅读者的共鸣，营造出声情并茂，引人联想的意境美。

三、空静灵动：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意美

王维有“诗佛”之称，他的诗中不乏有空静灵动的禅意美。他充满禅意的诗体现在运用禅的静默结合山水体验的独特审美，创造出一种不被打扰的宁静之美。他的禅意还体现在自然、真实的感悟，意蕴深长，读来让人心中释然，引人深思。

王维诗歌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盛唐社会文化的熏陶密切相关的。王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开元、天宝年代度过的。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社会认识对其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当时社会繁荣兴旺，文化空前发达，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其提供了稳定的创作空间。王维的人生际遇，也对其诗作有重大影响，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既在现实的世界中沉浮，也在田园山水间怡情。因此，他诗中所表现的情感便是世人对于自然、社会、乃至自我的认识。

正如唐代诗人常建在《题破山寺后禅院》所言，“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王维诗中的禅意也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自然的景物被他赋予了无限禅思。通过自然景物的衬托，营造出寂静幽深的禅意美。

王维诗中的禅思和他对禅理的参悟密不可分，诗人思想顿悟的过程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在描绘自己人生的经历时，通过环境的渲染，写出了参禅悟禅的整个过程，为读者营造了一种空静灵动之美。

王维诗中的禅思是影响他诗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诗人心中豁达淡薄，更能够对自然的景物充满感情。同时他的诗中也充满着富有哲理的思考，正是受到了空灵淡薄的佛学思想的熏陶。富有禅意的诗，气韵更加深远动人，意味深长，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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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盛唐边塞诗繁荣的意义论文

边塞诗因此主要的并不在于写战争，而是一种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充满着豪迈精神的边防歌。唐代自唐太宗贞观四年击溃东突厥，收编其残部，贞观九年又大破吐谷浑之后，边塞上的形势基本上就稳定了下来，到开元年间就更为缓和；而一百年间唐代社会的蓬勃发展，国势不断走向鼎盛的高峰，边防上的威望这时也就与日俱增，实际上完全掌握了和平的主动权，边塞诗就正是在这样条件下的产物。如盛唐边塞诗派代表作家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的《从军行》《塞下曲》等。另外，李白杜甫也写了一定数量的边塞诗，如杜甫的《前出塞》等。

一、唐帝国强盛的国力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物质方面)唐承隋制，是在隋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大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文化交流频繁，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趋势，给人以一种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背景，必然有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充实人们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出崭新的局面。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长繁荣起来的。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王朝经济是十分发达的。由于唐初推行均田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对豪强势力的严重打击，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与发展。到贞观年间，唐代的经济不仅得到全面的恢复，还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贞观政要.政体>>有当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备，又颇致丰稔，米斗三四钱”，就是见证。到玄宗时代，唐朝的经济更是达到颠峰，<<杜甫.忆昔>>中已是“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同时唐帝国也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言路开通，思想活跃，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自由，这为唐边塞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像元稹《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宫》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因此犯忌讳。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种比较自由的空气。<<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诗人可以“举觞白望青天，皎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市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唐代的变革更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形成了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这种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出来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二、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方面)盛唐边塞诗繁荣，既有其共时性的因素，诸如盛唐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强盛，同时又有其历时性的“史”的因素，即从文学发展的流变来看，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边塞诗之冠，主要是因为它是唐诗全面繁荣和边塞诗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唐诗的整体繁荣带动了边塞诗的创作水平，提高了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代，诗歌总量现存超过50000首，诗歌作者近2300人，诗歌繁荣盛况空前，技巧之成熟，流派之众多，体裁之完备，揭露社会矛盾之深刻，描摹人物心态之细致，几乎空前绝后之地步!唐代诗歌的这种整体氛围和总体格局，使得作为唐代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的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水平和规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拓展。其次，从边塞诗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在唐以前，边塞诗歌已有悠久的历史，《诗经》始为滥觞。两汉时期，武功卓著，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成就，不仅对当时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诗歌创作的'不发达，没有为我们留下成熟的边塞诗，然而汉乐府中的《上之回》、《战城南》，以及许多已亡佚的作品，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等，却成了唐人边塞诗中最常见的题目，《乌孙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为典故常为唐人所歌咏。建安魏晋南北朝诗歌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它们之间有着更加直接的渊源关系。三，民族边患战争的长期存在也促进了盛唐边塞诗的发展与繁荣。(战争和融合方面)自大唐建国伊始，便面临着严重的边患。事实上，在李唐近三百年的历史中，边患一直没有真正解除。于是，在唐代士人中，特别是那些渴望建功立业而扬名沙场的高洁之士便大量涌现出来，这就为从军出使，漫游塞上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也就为诗人直接和间接地吸取边塞生活养料创造了可观条件。而与此相关的边塞诗也便应运而生了。当时边事不休，文人崇尚军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成为当时众多士子的共同心态;而国内承平气象又自然使人想到秦汉王朝空前威严雄浑气象(因此之故，唐代文人爱在诗中出现“秦汉”字眼，王昌龄《出塞》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17]，这种对秦汉王朝的追慕情怀，笔者姑名之为“秦汉情结”)，这更激起诗人心中的豪情。盛唐边塞诗人中作豪壮语者颇多。如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以“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极写军情之急，以“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力衬唐军之勇。高适在《燕歌行》中，以将士面对“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的酷烈战争，表现出“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哪顾勋”[18]的无私报国。但不可回避的是，盛唐边塞诗人的这种豪情也往往伴随着“边愁”。边地辽远，生活苦寒，“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李白《塞下曲》)，羌笛“怨”杨柳自在情理之中。在组诗《从军行》中，王昌龄才抒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的豪情，又流露出“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19]的愁绪。由于战争的影响，所以各民族出现了空前的融合，再加上唐统治者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思想，从而扭转了自古以来大汉民族鄙视少数民族的偏见，如<<资治通鉴>>中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在李世民的带头下诗人们也逐渐摒除了民族偏见，这就从很大形势下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改变，为各民族边塞诗人的互相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由于各民族诗歌风格的相互融合，为诗歌的发展补充了异样的血液，从而促进了边塞诗的繁荣.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唐朝边塞诗派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它的形成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事实上早在边塞诗派形成之前，不少文人已经创作出数量可观且远胜于前代的边塞诗，像骆宾王，陈之昂等，但唐代边塞诗派的真正形成却是在盛唐时期。从骆宾王到陈之昂，初唐边塞诗大大地发展、丰富了，虽然还未能形成独立的流派，但已为盛唐边塞诗派的出现做了多方面的准备，预示着一个更加繁荣的边塞诗创作时代的到来。由此观之，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不是单方面造就的，而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构成的，是唐王朝雄厚的国力、开明的文化政策、士人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及下层民族之间长期的战争与融合谱写出来的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史诗。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艺术家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情绪（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统一。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徐渭《南词叙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唐朝诗歌在我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那么为什么这种文化现象会出现在唐朝呢，而不是其他朝代呢？下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个人看法。第一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文化因素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在没有经济活动的基础上是很难创造出较高水平文化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个命题，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较长时间的分裂，即三国时代和南北朝时期，这其中虽然有晋朝的统一，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上没有超出汉朝水平，经过北方战事的冲击，带来北方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大量土地荒芜，大量劳动力或死或逃亡，这时江南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开发，但是这种增长势头没有能够弥补北方战事的冲击，在总体水平上中国的生产力在下降。隋朝虽然统一了全国，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和对外战争的原因，生产力水平虽然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短时间内又陷入了战事，文化的发展遵循长线效应，因此，文化在隋朝虽然略有发展，但是在高度上还没有达到教高水准。经过唐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前几朝的休养生息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策的带动下，大量闲置的土地得到开发，大量劳动人口的出现，促进了经济水平的发展，生产力有了教大发展，这可以通过唐王朝时代出现的大量生产工具来证明，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些经济因素的出现促进了文人对那个时代的讴歌，因此为文化的向前发展准备了物质动力和思考的源泉。第二是政治因素。唐朝较其前朝的任何时代在文化政策上都是比较开放的。我想这与唐王朝出身于北方少数民族（当时条件下）有关，他们虽然了解中原文化，特别是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但是唐朝统治者们有自己的理解，这对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异质性文化理解，正是这种异质性的理解方式，使得唐王朝的统治者们可以推行一种不同于前朝的文化政策，而他们推行的文化政策正好是文化理解与文化共融，这种政策符合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趋势，适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规律，促进了唐王朝文化的发展。第三是文化因素在前面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唐王朝的文化在向前发展着，在这种文化发展的推动下，文人所面临的就是文化模式的选择问题。这种文化模式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是有必然性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是当时文化所不能选择的，因为这种文化模式不能很好地表达当时的要求。而诗歌模式是中华民族所早就有的，因此当时的文化对这种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了模式上的创新，就形成了唐朝的诗歌模式。当然还有其他模式，这正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模式。

盛唐气象论文格式

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1] 它“着眼于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诗歌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以及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呈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2] ；它涵盖了盛唐文人在文学中表现出的开阔的眼界，自由活跃的思想，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激奋昂扬的气概。它展现了强大民族鼎盛时代的整体精神风貌。作为这一时期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的诗歌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盛唐气象。一、繁荣时代强盛民族的优越感、自信心和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远大的政治抱负。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像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李白《古诗五十九》（其四十六）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甫《忆昔二首》（其一）唐开国至“安史之乱”前，国家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已达到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种空前盛世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时代优越感。诗人禁不住内心的激动而放声歌唱，赞美这个时代，并决心献身这个时代。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杜甫在他的《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盛赞唐玄宗，将其与古代圣明君王尧舜相比，进而抒写自己的报国热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孟浩然在《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里以洞庭湖为喻，表明他生当盛世，又逢明主，就必须有为于天下，而不能无所事事地“端居”。“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高适在他的《塞下曲》）中歌颂边塞战争的胜利，表明他对国家民族满怀信心，希望从戎征战，建立军功，而不屑做一个穷经书生。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 车师西门伫献捷。”——岑参在他的《走马川行》中热情讴歌了西征军万难不惧万死不辞地勇过走马川后，又万般自信地预言敌军必闻风丧胆，捷报必立马传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在他的《从军行》（其四）中慷慨激昂地代征战将士发出破敌的钢铁誓言。在这种国富民强，群情振奋的时代，李白也写了许多表达自己慷慨报国，要赴边关杀敌的边塞诗。如《塞下曲六首》其一（“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等。但李白更多的是以古代著名的兴邦定国的大贤自比，表现他建功立业的理想。如《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震动。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再如《梁甫吟》：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再如《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再如《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对古代建有奇功的人极力盛赞，一方面表现出他入世的愿望，一方面还在入世的基础上表现出他对建立功业的渴望。张良智勇侠豪，未随高祖前就为报效韩国，求觅壮士椎击秦始皇于博浪沙。单是这一点，李白就异常敬佩。姜太公以朝歌屠叟年八十而遇文王，辅佐武王建立周朝。郦食其不过高阳酒徒，以三寸不烂之舌东下齐七十二城。李白对他们的奇才奇智也是倾慕至极。诸葛亮深居隆中，躬自耕种，出山之后跟随先主刘备南征北战，取得了三分天下的奇功。谢安野林逸士，东山复出，扫退数十万南下敌兵……。他们都是时代的缔造者或局面的开创者。李白渴望成为这样的人，渴望建立这样的功勋。在这种理想的驱动下，他由衷地开始崇拜这些古代英雄，并极力讴歌他们，在这些讴歌中寄托着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李白如此热忱地追求理想是他积极人生态度的延续，同时也是来自于这个时代精神的激励与鼓舞。李白的报国热情是浓烈深沉的，信念是坚定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放弃。当入仕受阻时，他愤慨赋诗：“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鞠歌行》）“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古诗五十九》其三十九）。但不管他怎样慷慨陈词，怎样说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对自己的能力，对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他始终信心十足。如他的《行路难三首》（其一）：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不难看出，这里诗人虽然满怀失路的悲愤，却从未对前程丧失信心。在诗中，他刚说到“冰塞川”“雪满山”，似已身临绝境，却马上又以姜太公、伊尹自比，认为曙光就在前边。刚说到“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感到举步维艰，不知何往，忽又高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示自己有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决心和信心。再如《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猰貐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咳尔为徒劳。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屼当安之。诗人先言自己“欲攀龙见明主”，要辅佐明主建立一番功业，接着写自己的屡屡不得志。如“阊阖九门不可通”“阍者怒”“白日不照”等，使人感到诗人已完全走投无路，但他突然又满怀信心地说：“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屼当安之。”表示自己不久将来定能像晋张华那两柄神剑一样化龙入水，像姜太公那样与文王君臣遇合，施展才智，实现抱负。二、诗人完美独立的人格与张扬的个性。“集中地体现了盛唐气象的诗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2]在盛唐诗人群体中“李白的魅力更是无人可以匹敌，他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读者”。[2]李白光彩四溢的魅力首先源自于他完美独立的人格，纯正的品质和傲岸的精神。李白积极入世，热衷于功名，是为了施展才能，实现人生价值；对于辱没身名而求跻身官场的行为，他是极鄙夷不屑的。李白身居廊庙，却不屈于权贵，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诗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宣言，是积蓄已久的呼唤自由的力量的喷发，也是文人要求人格独立的强烈呼声，它是张扬的，是蕴涵着无限激奋和毫不畏惧的反抗精神的。李白愤激立誓“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诗人宁死不屈，以死抗争，为的就是保持独立的人格。李白傲岸的精神不仅仅在于他的不屈与耿介，还在于他有挣脱世俗束缚，藐视王侯的气概。如：“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 “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李白视万乘如僚友，与“五侯七贵”同饮酒，气凌豪士，醉轻王侯，在等级森严的仕宦官场中始终保持着潇洒自如的风度。李白的魅力还来自于他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李白不同与普通凡夫书蠹，汲汲仕途只为享受荣华富贵；他身处尘世，却不沾尘埃；希望功盖寰宇，却视富贵如浮云。歌曰：“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将进酒》）“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赠友人三首》其二）他抛却俗世的喧嚣，不取富贵，不重财货，愿己之所愿，贵己之所贵。李白人称“诗仙”，他必定有仙人的境界，他潇洒自如，游戏山水之间，超然尘外，不履高位，不牵于外物。所谓“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梦游天姥吟留别》），“终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诗句显示出李白不累于物，不受世俗网罗的约束，寄情山水的脱俗气质。李白的“仙”还在于他快意人生，达观乐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之了超越了世间之悲苦。如：“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一）“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他宠辱皆忘，穷达不顾，脱于外物，随意挥洒，有仙人之飘然超逸，又有烈士之豪情。李白的魅力还源于他极度张扬的个性。李白持才任气，快意恩仇，有敢于冲破一切科条律令的胆气，这可以概括为侠客精神。李白这种敢于“以武犯禁“，轻生死，重然诺的侠客精神使人感到英风激荡；他的诗歌因之获得一种难以抵御的力量和直冲霄汉的豪气；他的魅力更加光芒四射。李白诗中极力歌赞那些挟武纵气，游戏尘世的侠客。如：“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由来万夫勇，挟此生雄风。交托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结客少年场行》）“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白马篇》）“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李白在描述剑客时他刻意追求自由与光辉。用“笑尽一杯酒”，“三杯弄宝刀”为依衬，用“如剪草”作夸张比喻，将仗剑挥刃的行为刻画得异常潇洒无累。李白《白马篇》的的侠客与曹植《白马篇》（“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中的侠客形象均然不同，李白笔下的侠客逸气飞扬，曹植笔下的少年更勇武剽悍。李白刻画人物喜用鲜亮的词语，如“凌轹”、“雄风”、“风采”等，他着意突显少年侠客光辉形象。李白欣赏少年的任性与勇武，不顾及他们随时殒命的危险，却以赞许的眼光看待“托身白刃里”的勇气。这是对张扬的个性的赞美，是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的崇尚。三、豪放风格中雄浑壮大的气势与昂扬浓烈的情感。李白诗中蕴藏着雄浑壮大的气势，洋溢着昂扬浓烈的情感。“气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江上吟》）的气势与“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的气概是他豪放精神的生动体现。李白有许多诗描绘自然景观，他笔下的事物绝不是客观事物的简单翻版和照相，他将自己的精神赋予自己描绘的对象。我们从诗人描绘的对象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情感，诗篇中蕴藏着一种抑制不住的热情，脱然欲出，意要拥抱自然。李白完全投入到雄奇壮丽的锦绣山河中，忘我的赞美它们。如《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如《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再如《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望庐山瀑布》中，“日照”“紫烟”给瀑布提供了一个色彩鲜亮的背景；描写瀑布用一“挂”字，小字大用，化动为静，反衬瀑布的雄奇高阔；“飞流”洒脱自如地描绘出瀑布高阔轻盈的形态；“挂”“飞流”“直下”“落”把庐山瀑布表现得一派生机，充满青春活力；“三千尺”“落九天”任意夸张，驰骋想象，形象新奇而又真切，极能突出瀑布的雄伟气势。《望天门山》诗人立足云端，望见两山对峙，如在天地间设立一座大门，大江回环，穿门而过，景观雄伟阔大；诗歌视眼开阔，境界高旷，表现出了诗人宽广的胸襟。《早发白帝城》中“轻舟已过万重山”一句轻快爽利；全诗色彩明丽，灵气激荡，挺拔飞动，充满朝气与激情，给人气势豪爽之感。李白的山水诗蕴涵着无限热情，它明显的区别与齐梁山水诗，即便同处与盛唐时代却有着避世隐逸思想王维与李白风格也均然不同。李白喜欢歌颂雄浑、阔大的事物。李白的诗中已经融入了他的性格，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独特的审美追求。如：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吼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六首》其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六首》其四）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横江词六首》其六）在《北风行》中，诗人驰骋想象，大胆夸张，将雪花夸大犹如一丈见方的炕席，一片一片盖在轩辕台上，盖在人身上，硕大无比的雪花产生的压迫感令人惊恐失色。《公无渡河》《庐山谣寄卢御虚舟》从高处着眼，远处落笔，描绘壮阔的大江的景象。《横江词》以山比喻夸张浪涛之险恶。最有代表的是《蜀道难》，诗人泼墨挥毫，艺术手法交错叠用，共同构筑蜀山险峻。其句如：“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篇语气词连用，惊呼蜀道之难，天下为最，“难于上青天”，夸张比喻造成奇势，具有不可抗拒的震撼力。“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诗人描写山势险峻，借用神话传说夸张蜀山之高，连太阳都不能过，到这就折回去了；善飞的黄鹤不可飞；善攀的猿猱不敢攀；其险峻让人难以想象。“百步九折萦岩峦。”以数字对比夸张，表现山路的曲折艰险。“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以飞鸟悲鸣渲染蜀道阴森可怖，子规啼月烘托蜀道空寂苍凉，让人不寒而栗。“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抓住一个景象特写，夸张蜀山绝壁连天，松树不得向上生长而只能向下倒挂，衬托山势的陡峭高峻。一连串的夸张、比喻、渲染顿时勾勒出一幅险山叠嶂图。以上几首诗中描绘的景象虽不同，但展现的特点却很相似，江波之壮阔，恶浪之凶险，狂风之猛烈，雪花之壮观，高山之崔巍，它们的美的特征是一样的，是大气磅礴的，雄浑有力的。这是诗人根据自己的审美趋，运用夸张，比喻等手法去极力展现大自然波澜壮阔的一面，创造一种崇高壮丽的阳刚之美。李白诗歌常常运用比喻、夸张、想象等手法，创造雄浑壮大的气势与高阔宽广的境界。他对比喻、夸张、想象的运用，往往能出其不意，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在《将进酒》中开篇急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诗人以高不可测的立足点，无限广阔的视野，将黄河出于山上神奇夸张为出于高阔浩渺的天上，黄河水犹如天河倾泻，怒吼咆哮，直坠人间，撼天动地，势不可挡，一泻千里又而奔流入海，黄河的气势令人瞠目结舌。诗人先创造出非凡的气势，然后妙喻迭出，将人生不再比作黄河一去不返，将人生易老夸张作朝青丝，暮白发。黄河远来的气势与朝暮变更的急速，直震人心。李白能将原本低靡惆怅的情感化作气势雄浑的物象表现出来。如其表现愁：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秋浦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将进酒》）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以“白发”喻愁，其愁也傲岸，有“白发三千丈”，白发如瀑，垂于天地之间；“三千丈”之夸张惊世骇俗，让人不敢想象；其愁也久远，已是“万古”之愁，绵绵不绝，延至今日；其愁也深沉，如滔滔江水，刀不可断，酒不可消。李白表现客观实物时，对夸张比喻手法的运用更出神入化，不用说本来就气势非凡的大山大江，即便是细小事物在李白笔下也极度传神，另人惊叹不已。如描绘音乐：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听蜀僧浚弹琴》）“风吹绕钟山，万壑皆龙吟。”（《金陵听韩侍御吹笛》）诗人放弃了对对象实际形态的描摹，只追求感受上的相似。一曲琴音，诗人感受到的力量却如同万壑松鸣；同样，笛子的声音对诗人来说也有万壑龙吟的震撼力。夸张与比喻极生动地表现出诗人对音乐产生的强烈反应。对于书法通常不过用“遒劲”、“刚健”等语来形容，但的李白的《草书歌行》（“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描绘书法，神光流荡。他全用比喻来表现，气势如鲲鹏展翅，挥洒如风雨交加，笔画飞舞如龙蛇趋走，章法布局如楚汉交兵，未见其字，其神形已经夺人魂魄。四、诗人浓郁的浪漫气质和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李白作品的最大特色是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同时在艺术方法上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3]（P147），他的诗歌富有瑰丽的浪漫主义特征，常常随着情感任意挥洒，精神任意遨游。诗人完全脱离现实的束缚，表现现实中不所具备的景物，创造亦真亦幻的仙人境界。如《怀仙歌》（“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馀嚣嚣直可轻。巨鳌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玉真仙人词》（“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诗人表现出脱俗的气质，而欲与神仙相会。再如《古风五十九》（其十九）：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这是首游仙诗，李白驰骋想象，创造了一个美妙洁净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完全无拘无束的。诗人看见玉女纤纤素手拈着一朵芙蓉，凌空而行，霓裳曳着宽广的长带，迎风飘扬。玉女邀请诗人登云台峰，与仙人卫叔卿长揖见礼，他们跨着鸿雁翱翔天宇之间。诗人驰骋想象，把道家传说融入瑰丽奇伟艺术境界，使抒情主人公带上浓郁的谪仙色彩。诗歌生动地表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更充分发挥了诗人非凡的想象力。诗人在梦境与现实中来回转换，虚幻但并未完全脱离现实，在寄寓自己的情感时又随意驰骋想象，超越现实。如：“海客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诗人从仙境起笔，从传说中的虚无缥缈的瀛洲转入云霞焕彩的现实中的天姥山。这里的天姥山也并非诗人真正身临其境，而是通过夸张想象来描绘天姥山的挺拔峻峭。从想象的山中，诗人转入梦境，描绘奇丽的幻境。写道：“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诗人飞落剡溪后，诗人看见了谢灵运当年的居处，他穿上谢灵运特制的的木屐，攀登谢灵运攀登过的青云石梯，正式进入山中。“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不足为怪，还有更多奇怪景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诗人描绘的全然是仙幻之景象，巉岩古怪，山花迷径，山涧流泉声如“熊咆龙吟”，云烟清幽，水雾弥漫。诗人想象的神奇瑰丽的景观已经够让人吃惊，但李白的浪漫不仅是身临仙境，还能与仙人相会。“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伴随着雷鸣巨响，奇丽的神仙居处出现了，衣着华丽，车马鲜奇的仙人驾云乘车也纷纷降临。彩霓、清风、神虎、仙鸾映衬在日月辉明的金银台上，又有仙乐和鸣。景色华美，异彩缤纷，何等的惊心眩目，光耀夺人。正直仙境极乐时，诗人摔出了仙境，摔在人间冰凉的枕席之上，诗人怅然叹道：“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诗人情感一波三折，忽而欢乐至极，忽而惆怅无边，此时又坦然疏放地提出“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诗人建议及时行乐，骑白鹿，访名山，追求仙人的自由。这首诗的空间很宽旷，从“瀛洲”到“天姥”又“天台”“吴越”“剡溪”在地域上几经转换，时间开拓至谢灵运，诗人也有谢灵运之逸气。诗人在虚实两境中间来回遨游，纵横驰骋，情感悲喜变换莫定。诗歌表现的形象极为丰富。梦前有烟波云霞，瀛洲天台；进入梦境后有镜湖明月，沧海红日，清猿天鸡，仙山花径，岩穴林泉，山岚烟岫，金银洞天，云君仙人，清风为马，仙鸾驾车，彩霓为裳，神虎鼓瑟；醒后有青崖白鹿。形象虚实结合，真幻难辨，纷然杂陈又互相渲染映衬，显得光怪陆离，神奇流宕。渲染、夸张、比喻等手法的运用，充分展示了浪漫主义的笔法特征。李白是盛唐诗人的代表，他的精神境界，思想高度都是他人难以达到的，他一生追求理想，向往自由，成名于诗酒。他以脱俗的浪漫精神，无限的想象与创造力雄踞我国古典诗歌颠峰。

公元618年—907年）是由唐高祖李渊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它与汉朝同成为中华民族中兴的两个时代，并以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与繁荣开创了中国的新纪元。隋朝末年，当隋炀帝四处攘乱之际，驻守太原的唐国公李渊率大军进军关中，并于公元618年称帝建国，年号武德，建都长安，开启了李唐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高祖李渊登基后立即着手消灭其它各部反隋势力，先后击败上邽（天水）的薛举，薛仁杲；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等反对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渊次子李世民在大臣尉迟、敬德、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与自己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数朝臣武将的拥护下即皇帝位，改年号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贞观二年，太宗命兵部尚书大将李靖讨伐突厥，大获全胜。从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对中原的威胁。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启用贤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在其统治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史称“贞观之治”。太宗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驾崩。第九子李治即位，年号永徽，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依然执行唐太宗的“治国之道”，故唐永徽年间仍有贞观遗风。高宗于永徽六年（655年）立武则天为皇后。在此之后武则天开始临政。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逝，三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后为武则天废，另立四子李旦，庙号睿宗。天授元年九月，六十七岁的武则天宣告“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正式称帝，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期间，将唐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曾亲撰《兆人本业记》农书，为唐代物质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但持政末期，她宠信佞臣，深为大臣不满;神龙元年，由宰相狄仁杰等发动的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改元神龙。从而结束了唯一女皇统治中国的历史。中宗李显庸懦无能，致使皇后韦氏与安乐公主弄权，李旦之子李隆基击败了韦后集团而即皇帝位，改元开元，是为唐玄宗。玄宗是唐代继李世民之后又一位开明国君。开元年间，玄宗对政权做了重大调整：分全国为十五道，改革官制和兵制，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改革税制，兴修水利，使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至此，中国在世界同时代的国家中已成为鼎盛帝国，史称“开元盛世”。唐朝前期（自建立至开元年间），出现了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几代开明君主。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承前启后促进了唐朝的发展。在政治上，唐朝沿袭了隋制，并逐步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代替前朝的“三师”和“三公”，加强了皇帝的统治力量。同时，更加完备了隋朝的科举制度，使它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另外，为了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团结合作，太宗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将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使土蕃与大唐关系进一步密切。此外，在我国历史上闻名遐尔的“丝绸之路”也成为当时中原对外发展的重要通道，对改善对外关系与相互间的经济交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于没有内忧外患，唐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自贞观至开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唐朝前期的人文艺术更是发展迅速。诗、书、画各方面都有大量名家涌现。其中包括“初唐四杰”、“田园山水派”的代表王维（699-759年）；“边塞派”诗人岑参（715-770年）以及素有“诗仙”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李白（707-762年）等等。此外，还有今人熟知的“画圣”吴道子，李思训，大音乐家李龟年，都是盛唐气象的代表。唐朝自太祖李渊建立以来一直蓬勃发展，到开元年间，唐朝已进入了全盛时代。但随着玄宗日益殆于政事，盛唐开始走向衰亡。公元742年，玄宗改元天宝，并先后任命李林甫、杨国忠为相；重用蕃将安禄山等人，兵权旁落，终于导致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叛乱，十五年攻占唐都长安。玄宗撤至四川成都，而太子李亨北走灵武。七月李亨到灵武之后，即位称帝，改元至德，尊玄宗为太上皇，是为肃宗。自天宝十四年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安史之乱"方为平息。前后历经七年零两个月，这次叛乱大大削弱了唐王朝的实力，并直接导致了后世的藩镇割据局面。唐代后期，长年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的统治权力名存实亡。在全国各地，蕃镇节度使掌有地方政权与大部分兵权，也大都成为世袭制，不受唐王朝的统治。故而，晚唐的政权主要以平息叛乱为主，而无暇顾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加之安史之乱的原因，使唐朝的国力每况愈下，一蹶不振。李唐王朝因此再未恢复往日的盛世景象。肃宗（756-762年在位）及其之后的代宗（762-780年在位）、德宗（780-805年）等皆昏庸无能，宠信奸臣，疏远贤良，致使唐帝国的统治更加恶化，吐蕃、回鹘等外族不断对唐帝国构成威胁，此时的唐王朝内忧外患重重。公元八零六年，宪宗（806-821年在位）刘纯即位，在朝臣的帮助下，夺回了由藩镇割据的淮西等地，暂时使唐朝恢复统一。但宪宗自认有功，专断独行，宠信宦官，最终为宦官所害；之后，宦官的地位甚至与皇帝不相上下，成为了唐帝国的真正掌权者。唐宪宗死于公元八二八年二月，次年，穆宗即位。自穆宗后，唐皇多信服食长生药，在以后的十代皇帝中，仅因服食丹药而死的就有三人，更加速了李唐王朝的灭亡速度。直至公元八七四年，黄巢、王仙芝等人起兵反对唐朝，其中有些坚持了十数年之久，沉重的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自此，唐朝被封锁在一个以长安为中心的小圈子里，唐帝国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公元九零七年，曾为黄巢部下后归降唐朝的梁王朱全忠，逼迫唐哀帝退位，自己代唐称帝，建立了梁王朝，至此李唐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从此进入了另一个分裂时期——五代十国。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使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晚唐也出现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不仅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的现实。唐朝历二十二代，前后共二百八十九年，其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之一。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国家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荣。在此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气象。从而，使中国的世界地位显赫一时。一直到现在，一些国外的某些地方仍然称中国为唐山，称华人为唐人。唐玄宗后期出现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逐渐没落。在中晚唐时代，皇帝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无实权，致使藩镇割据局面形成。最后，各方纷纷脱离唐王朝的统治而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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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伶官史传

唐代诗人的研究论文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唐代诗人孟浩然简介及其代表作，欢迎阅读。孟浩然简介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现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曾隐居鹿门山。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虽不如王维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故后人把孟浩然与王维并称为“王孟” ，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孟浩然代表作品《过故人庄》《春晓》《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建德江》《早寒江上有怀》《田家元日》《凉州词》《夏日南亭怀辛大》《秋宵月下有怀》《与诸子登岘山》《秋登兰山寄张五》《春中喜王九相寻》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三、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第一，诗歌与人生合一。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