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顾城的作品研究论文

很少有研究！感兴趣就把那本《英儿》自己研究吧。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年轻人如今已不知道顾城是谁，也不知道20多年前，中国文艺界有一个如日中天的明星，名叫顾城，他的地位超过当今所有的天王、天后。现在的年轻人即使听说过顾城的名字，很多人也不太清楚顾城的人生故事。顾城1956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是中国以前一个有点名气，但名气不算太大的“职业”诗人，名叫顾工。据说顾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艺术天才，12岁时就接过了父亲的传承，开始写现代诗，并且很快超越了他的父亲。对此，顾工从来没有表示异议，甚至很开心。改革开放之后，现代诗如同一声号角，一面旗帜，成为当年无数中国年轻人的精神食粮。北岛、舒婷、顾城成为领导中国现代诗歌的标志性人物。三人之中，顾城最年轻，他的名句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他还有：“人们围绕着自己，像一匹匹马，围绕着木桩”等。中国现代诗歌之所以获得“朦胧诗”的称号，与顾城有很大关系。当年，一篇评论文章针对顾城的一首诗指出：太朦胧，看不懂。引起广泛的争论，“朦胧诗”这个名词由此确立。顾城的诗很有特色，也比较容易辨认。由于他的诗中有很多超现实的想象，顾城个人也获得了一个“童话诗人”的桂冠。在我的印象中，古往今来中国写诗的人中，顾城是唯一获得这个称号的人。 1988年，当时在中国如日中天的顾城远赴新西兰，与妻子谢烨（当年顾城的狂热崇拜者之一）定居于激流岛，并生下一个孩子。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激流岛上自己的住所，用斧头砍死了妻子，然后自杀。终年37岁。顾城定居新西兰后，他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永远戴一顶高高的、新西兰羊毛编织的翻边厨师帽。这也成为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个人形象。顾城死后，关于他杀妻并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种解读。香港拍过一部电影，叫做《顾城别恋》，由冯德伦饰演顾城。反响一般，知道的人不多。按照顾城在自己的遗著《英儿》一书的内容，人们猜测顾城最后的疯狂是因为一个追逐利益的女人伤害了他，导致他的崩溃。这个女人在顾城的书中被称为“英儿”，真名李英，曾经是《诗刊》社的编辑，笔名麦琪，现在还经常发表作品。麦琪在顾城死后，明确表示，反对顾城在遗著中给她贴上的标签。我认为，顾城悲剧的深层原因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个人来说，顾城的人生态度像他的诗歌一样极具特征，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极端自私的自我中心，极端愚昧的大男子主义，极端空想的自由主义，极端幼稚的幻想世界。顾城就是一个各种极端事物共生的矛盾体，有时候像个天真的孩子，有时候像个疯狂的暴君。顾城宣示自己爱全人类，但是他不爱身边的人。顾城的妻子在去新西兰之前就有过一次怀孕，顾城没有像其他丈夫那样，对自己的骨肉充满期望和好奇，而是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向妻子抱怨说，这个孩子会把他逼疯。妻子不得不独自去做人工流产。到了新西兰后，妻子第二次怀孕，顾城故伎重演。但是妻子认为自己年纪已过30，再不生育就晚了，便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打胎的时间，终于将孩子生了下来。是一个男孩。顾城说，妻子是一个狡猾的，儿子是他童话城堡里的毒菌，他的世界里，不允许有第二个男人。顾城对妻子说：儿子不像你，也不像我，这样很好，感觉我不会同他有什么关系。顾城有了孩子后，他认为自己的亲生孩子影响了妻子对他的关爱，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幼稚、可怜的谢烨不得不把孩子送（或者是寄养？）给了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但是，顾城的妻子之所以把儿子交给别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顾城对儿子的厌恶甚至发展到生理反应的级别，他会突然向儿子施暴，将儿子从沙发上踢下来，然后自己倒地，肌肉痉挛。顾城的妻子无法判定顾城是否故意装病，但是，为了她所爱的两个男人都好，这个女人不得不把这两个男人分开，同时也将他自己与儿子分开。在顾城那里，谢烨只能是一个妻子，而不能是一个母亲。顾城社会生活能力极差，尤其是到了国外，离开了妻子几乎无法生存于社会。妻子谢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全职保姆兼全职助理。顾城所谓自己内心的爱，太过理想化，其实是他内心残忍的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我始终认为，不爱孩子的人是缺乏爱心的，如果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爱，那么，他所标榜的爱，一定是假的。人不是神，不可能把人的天性与所谓的天职彻底割裂开。顾城理想中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其实只是爱他自己。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全世界，就是全人类。当这种爱无法实现的时候，它的另一个极端便跳了出来，那就是顾城个性中的残忍。顾城定居新西兰激流岛后，也许是因为收入微薄，要贴补家用，也许是因为要享受田园生活，顾城在自家房子旁边圈了一块地，养了几百只鸡。有一次，不知哪里来的一条狗，咬死了顾城的两只鸡。为了报复，顾城在鸡舍周围布下了钉子，但他还是觉得不过瘾，最终布下了老鼠药。当妻子说他此举太过分的时候，顾城说他妻子是假善良。最终，狗是不是被毒死不知道，周围居民家的猫却真的被毒死了。顾城没有承认是他干的。顾城养的鸡最终引起社区内其他居民的不满，一是因为生活社区被顾城变成养鸡场，太吵闹，二是因为观瞻、气味、污染等环境问题。社区官员几次上门，代表全体居民，要求顾城将鸡处理掉，顾城当然不愿意，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难道我没有养鸡的自由？最后，社区居民不得不动用法律手段，法院下达了判决书，要求顾城在限期内自行处理，否则将强行处理。结果，顾城拿着刀进入鸡舍，几百只鸡尸横遍地。然后，顾城把鸡脑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交给社区官员，证明自己已经把所有的鸡都彻底处理了。社区官员吓得当场逃跑。其实，对于常人来说，处理方式很简单，比如把这些鸡卖掉，或者分送给周围的居民。也许是因为顾城的清高使他不屑于为几个臭钱，自掉身价地去买鸡；也许是因为顾城的傲慢使他不可能赔着笑脸向邻居们说一声抱歉，总之，他以一种令全体社区居民瞠目结舌的方式处理掉了他的那些鸡。这件事情后，顾城对他的妻子说：全世界都在欺负我。而且，为了发泄，顾城还到山坡上随意挥砍大树。他妻子说，顾城整整砍了一个星期。这个细节让我再次坚信我对顾城人性的判断：在他童话诗人的外表下，掩盖的是一个残忍的内心，一颗充满报复欲望的心。在顾城居住的社区，居民们都认为顾城是一个怪人，甚至可能是疯子，如果不是他的妻子谢烨极力在邻居之间化解、调和，我真不知道顾城能否在社区里生活下去。他也许更适合没有邻居的生活方式。顾城的大男子主义也极为突出。除了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分享妻子的关爱之外，英儿的出现也充分体现了顾城的这个性格特征。顾城与两个女人的关系是透明的，彼此都知道。当然，顾城的妻子谢烨真是太奇怪，明明知道有一个女人正在分享她的丈夫，但是，对顾城的盲目崇拜也许使她认为，那是一个天才应有的权利。她没有任何怨言，三个人相安无事地住在一起，甚至管吃管喝，生怕怠慢了客人，唯独把亲生孩子排除在外。英儿也是一个极有当年特点的女孩，她与顾城原来就认识，也很崇拜顾城。在她看来，顾城就是神，她甚至从来没有想象到自己能成为“神”的私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新西兰见到顾城后，英儿发现顾城依然是“童话诗人”的形象，甚至更加走火入魔，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也许对女人除外）。而当年清新可爱的谢烨由于顾城生活上的低能，她付出太多，操劳太多，很少得到一个女人应有的宠爱，正日益变成未老先衰的黄脸婆。虽然英儿也很同情谢烨，但她更加同情顾城。一个“童话诗人”怎么可以没有浪漫的爱情，怎么可以身边没有佳人陪伴？在顾城主动之下，长得还算漂亮的英儿向童话诗人献出了自己。顾城死后，英儿说，她与顾城的第一次性行为是顾城强暴了她。我不知道顾城当时对于身边两个女人的心态是否了解，或者是否想去了解，在他的遗著《英儿》中，我看不出端倪，反正顾城自豪地宣布：两个女人他都爱，他说他有两个妻子。顾城甚至感觉自己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两个女人还太少。他说，在他的童话城堡里，至少应该有12个女孩，他想让自己成为女儿国的国王。他幻想着12个女孩都是银盔银甲，保卫着他的女儿国不被第二个男人侵犯（包括他自己的儿子）。英儿在她的文章里说：顾城很胆小地从洞口看世界。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童话。阿拉伯人允许娶多个老婆，前提是必须有经济条件支撑。顾城靠什么来养活两个女人？不像在国内，到了国外后，顾城的诗歌失去了市场，他的经济状况很糟。基本上靠新西兰政府救济和谢烨一个人独立维持。有时候，为生存而烦恼的谢烨不得不向顾城抱怨几句，希望他能现实一点，找一个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每当这种时候，谢烨都会遭到诗人顾城的斥责。对于顾城来说，他认为自己就是为诗歌而生的，怎么可以让那些世俗的事物干扰自己。在经济问题上，英儿没有多少发言权，她不是一个富裕的人，刚出国，来到顾城这里，还有点接受顾城夫妇施舍的意味。当然，她也尽可能地做一点与文艺无关的工作，帮助谢烨贴补一些家庭开销。因此，与顾城一起奇怪地生活的生存保障问题她不是看不到。但是，顾城是一个输不起的人，在打牌之类的家庭娱乐中，顾城一输就发脾气，他的妻子永远扮演让顾城成为最后赢家的角色。而在邻居的眼中，顾城夫妇是英儿的姐姐和姐夫。其实英儿当时另有情人，在国内，她爱上了比她大20多岁的诗人刘湛秋。到了新西兰之后，她又爱上了顾城。1992年，顾城夫妇接到了去德国讲学的邀请，顾城开始想放弃，他说，除非英儿一起去。但是，他不允许儿子一起去。顾城的妻子央求英儿劝说顾城，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至少也可以给家里困难的经济状况带来一点缓解。英儿知道，自己该出局了。顾城夫妇临去德国之前，顾城要求英儿在家等他们回来。谢烨则说：如果我们回来的时候你还在，那就是我的命，我就彻底接受这个现实。英儿最终决定离开。很快又爱上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洋人。英儿1992年底离开激流岛。顾城在德国听说英儿与洋人老头同居私奔，非常生气。1993年3月，顾城夫妇短暂地回了一趟北京，听说了英儿的一些事情，便开始创作小说《英儿》。在这本书中，顾城对英儿的爱恋同对她的怨恨奇怪地并存着。并在书里书外表示，英儿爱上刘湛秋是想利用刘湛秋进入《诗刊》社。英儿爱上他顾城是想利用顾城解决出国的问题。英儿爱上洋人老头是想利用洋人老头解决绿卡问题。这本书写完后不久，1993年9月18日，顾城夫妇在回新西兰的路途中经过洛杉矶，两人一起最后一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英儿》。此后不到一个月，顾城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死了妻子谢烨，然后自杀。顾城夫妇从离开激流岛到回到激流岛，中间在欧洲等地游历了一年多。有人说，这是谢烨故意安排的，目的就是要摆脱激流岛上无法面对的生活。但是，最终她还是没能摆脱，或者说彻底摆脱了。顾城最后留下的一首诗是给他儿子的。这首诗的内容与他在现实中对待儿子的态度截然相反，表现出感人的亲情。但是，顾城把他儿子的名字改成了“珊”，一个女孩的名字。他是想用虚幻的女儿来延续他的女儿国吗？顾城是极端的。他在中国的成功，使他认为世界应该围着他转，应该为他而改变，应该符合他的想象。顾城的悲剧还来自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失落。他是在中国成名的，他的作品也都是中文作品。离开了中国，顾城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他的英语又不好，从1988年起，顾城开始拒绝学英语，激流岛上他是唯一一个不说英语的人。儿子寄养在别人家后，小时候学会的一点汉语渐渐遗忘，顾城与儿子最后已经无法沟通。他作为诗人的生命，在他决定定居新西兰起，就已经死亡了。但是，新西兰的激流岛，在顾城的眼里，就是他的桃花源，一个幻想中的乌托邦。然而，诗人身份的死亡结局是顾城不曾预料也不能接受的。他始终抱持着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艺术家的优越感和特权意识，但是，在新西兰，他能够发号施令的对象，只有他的家人和情人。一旦情人离去，妻子的崇拜也在明显消失，顾城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他认为是全世界抛弃了他。顾城的悲剧还来自于他幼稚的政治观念。他因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而厌恶自己的国家。他以为另一个自由的世界就是他的理想，可以使他忘掉中国这个糟糕的地方。德国之行给了他一个错觉，其实那只是德国汉学界的一次礼貌的欢迎，但他由此以为自己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他以为诗人还象拜伦、雪莱那个浪漫主义年代一样，能够成为社会的旗帜。然而，在商品经济社会，没有人会白白养活他这个童话诗人，这个女儿国的国王。面对资本主义对艺术家的冷淡，极端的顾城真正崩溃了。在国内的朦胧诗时代，顾城被捧上了天，但他认为这个给了他极高荣誉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使他窒息的社会，他以为另一个世界会给他比中国社会给他更高的荣誉，更高的地位，更自由的空间。我不知道顾城在死亡之前，是否意识到自己真的错了。他这个长不大的童话诗人，幻想中的女儿国国王实在太幼稚了！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喜欢顾城的诗。那时候的崇拜者，今天叫做粉丝。除了名称不一样，实质上没什么差别。他们因为喜欢顾城的诗而绝对喜欢顾城整个人。他们几乎全盘接受了顾城对于英儿的指责，那个曾经是顾城情人的女人，无辜地承担起害死优秀诗人的罪恶名声。当年有的文章甚至说：顾城砍死的为什么不是这个坏女人！重新检视顾城的悲剧，我更加坚信，诗人要做到像他的诗一样是困难的。不应该把诗和诗人等同起来。顾城是被他自己内心的邪恶杀死的。顾城知道自己死了，他还要一个无辜的女人为他殉葬，因为，这个女人只能是他的女人，如果这个女人不死，顾城的灵魂不愿意看到这个曾经百分百属于他的“东西”，有朝一日全部属于别人，哪怕这个别人很可能只是他的儿子。他绝对不能允许。顾城是自私的。顾城是残忍的。在他的身上，很多东西都极端化地、彼此严重矛盾地存在着。他的死没什么值得惋惜的。他的死似乎也是一个预告，预告了以顾城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歌的这一个发展方向即将走到尽头。

有点得提的是，顾城的风格是不会说得让人清楚的，像“因为”、“所以”这些词，很是少用。然后呢，我查了下顾城之城，有这首诗，真是的，你那不是原文，原文如下：你不愿意种花你说 “我不愿看见它一点点凋落” 是的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

关于顾城的论文题目

很少有研究！感兴趣就把那本《英儿》自己研究吧。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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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王朔小说的大众文化特征2、论舒婷诗歌的人道主义情怀3、论汪曾祺小说的儿童视角4、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特征5、论汪曾祺小说的“创新”与“袭旧”6、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7、论儒家文化在路遥小说中的体现8、论《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形象9、从韩寒或郭敬明或春树或张悦然小说看“80后”的创作特征10、论《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11、论顾城诗歌的童话色彩12、论余秋雨散文的人文关怀13、论莫言《红高粱》系列中的生命意识14、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15、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自审到现代都市的女性叙写——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嬗变16、论短信文学的审美特征

顾城论文研究目的及意义

《远和近》虽只有短短的六句，却容纳了对历史反思的丰富内涵。“远”、“近”：是物理距离概念，这是客观存在，有科学的衡量标准。但在情感作用下产生的心理距离却不同，“远”可以变“近”，“近”可以变“远”。诗中用“你”、“我”、“云”心理距离的变换，曲折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诗人对和谐、融洽的理想人际关系的向往、追求。诗中的“你”、“我”、“云”三个意象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你”、“我”都生活在客观现实中、同属于社会的组成人员，“云”则象征着美丽淳朴的大自然。“你看我时很远”，这是地近心远，“咫尺天涯”：“你看云时很近”，这是地远心近，“天涯若比邻”。诗人这种“人远天涯近”的辩证感情方式已成为人审美理想的发展的方式，即“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趋向主观的创造。”这首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给人的印象是：自然而不自然，工巧而不矫饰。

论文主要内容：

一、论文的标题部分

标题就是题目或题名，标题需要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重要的特定内容逻辑组合，论文题目非常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

二、论文的摘要

论文一般应有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摘要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1、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2、研究的主要内容

3、完成了哪些工作

4、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

5、结构或结果的意义

三、论文关键词

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和叙词。关键词是标识文献的主题内容，单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

四、引言

又称为前言，属于正片论文的引论部分。写作内容包括：

1、研究的理由

2、研究目的

3、背景

4、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

5、作用和意义

五、正文部分

论文的主题，占据论文大部分篇幅。论文所体现的创造性成果或新的研究结果，都将在这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反映，要求这部分内容一定要充实，论据充分可靠，论证有利，主题明确。

六、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文章在研究过程和论文撰写是所参考过的有关文献的目录，参考文献的完整标注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不只在格式上有具体要求，在数量、种类、年份等方面又有相关要求。

给你几个论文题目顾城之死与女儿国的破灭（邓晓芒王德威：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童心的复归——顾城之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诗人顾城之死也谈“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之死与“不无自我”顾城的死与人格缺陷顾城之死的文化解析本文试图从诗人对童话乌托邦世界的迷恋和皈依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放逐、迷失消亡，对情爱世界的欲望偏执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嗜血性发展，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守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焦虑和绝望三个维度梳理、解析顾城自杀...杨丹丹《求索》2008年第8期相关文献幻像之死——从《英儿》及其诗作看顾城弃城《英儿》成书未及出版,随即传来顾城杀妻自杀的惊世传言,社会各界一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惊异声、感叹声、唏嘘声淹没了事件。有评论者以道德尺度界定事件,顾城自私自利、为所欲为,《英儿》的全部内容章学珍《小说评论》2007年第S1期相关文献微笑而痛苦的灵魂——顾城诗作中的死亡意识顾城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九十年代初的杀妻自缢事件对整个文坛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坛因此众说纷纭，其死亡原因也因此成了一个神秘而难解的谜。本文正是从不同侧面在诗人逝去十余年后试着客观公正...任岩岩《中华现代教育》2007年第9期相关文献从女性观到死亡观——析顾城的《英儿》和川端康成的《雪国》分析顾城的《英儿》和川端康成的《雪国》，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者不同的女性观——对女性的占有或对女性的崇拜，以及与这女性观休戚相关的死亡观。顾城的一生是追求“自我”的一生，川端的一生是追求美的一生。所以，...高华王蕊《宜春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相关文献误读乎？真人乎？——对顾城死因的浅析及思考顾城在观念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读，导致其错误地想在现实中完成对绝对自由的追求，结果只是理想的破灭，狂狷与自私交织而成的变态人生观使他走上极端。张瑜《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3期相关文献死亡的寓言从1989年3月26日海子的卧轨自杀开始，经过骆一禾的“革命性病故”，戈麦的焚诗自沉，直至顾城的杀妻自缢，诗歌死亡的多米诺骨牌已经砰然发动。当我着手收编有关顾城的文本时，诗人自杀的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朱大可张灵《出版参考：新阅读》2004年第12期相关文献顾城的死亡意识对顾城诗歌意象的解读显示：回归自然和女儿国是顾城理想王国的最高境界，在理想的追逐与破灭中，又对死亡有着独特的预测性体验，最后漂泊无依的顾城渴望家并终于回归了“家”。许艳《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相关文献

有关研究胡适诗歌作品的论文

楼主你好，很高兴回答你的提问：你的提问相对模糊，不知道你是准备怎么写关于诗歌的议论文还是用诗歌为题材进行议论。首先我们要用一个概念：诗学，就是做诗论诗的学问，研究诗歌创作规律的著作。只有明白这些之后才能更好的写议论文。我在这里推荐一部相关的书籍《诗学构建：形式与意象》以诗歌形式和诗歌意象为核心内容，能够有效地指导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的诗学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为诗歌研究提供了一种普适性的理论基础，不但可以根除以前有关诗歌的一些误解，还能够前瞻性地规避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全书分为总论、分论一、分论二、专论、附论五个部分。目录如下：序前言总论诗学框架构建第一章诗学构建：概念、方法与体系一、诗学概念辨析二、诗学方法探讨三、诗学体系构建四、小结第二章诗歌定义：本质、功能与特征一、诗歌的抒情本质二、诗歌的功能三、诗歌的两大特征四、小结第三章诗歌的“情感阅读法”：兼论诗歌的“情眼”及其他一、诗歌的“情感阅读法”二、诗歌的“情眼”三、其他相关议题四、小结分论一诗歌形式理论构建第四章英语诗歌形式研究的认知转向一、传统的诗歌形式研究二、现代（自由）诗歌的形式研究三、认知角度的诗歌形式研究第五章诗歌形式（节奏）理论构建：认知理论与节拍标志一、诗歌节奏研究的认知理论基础二、诗歌形式的节拍标志第六章汉语诗歌形式（语音）理论构建一、声调（语调）的意义和情感功能二、传统诗歌格式的学理分析三、汉语诗歌的音律原则分论二诗歌意象理论构建第七章庞德的“意象”（Image）概念辨析与评价一、庞德关于意象（Image：）的第一次定义辨析二、庞德关于意象（Image）定义的发展三、庞德的《地铁车站》四、小结第八章语象概念的“引进”与“变异”一、符号学的一个图式二、赵毅衡的“语象”概念辨析三、陈晓明的“语象”概念辨析四、小结第九章诗歌意象概念界定与理论构建一、诗歌意象概念的界定二、诗歌意象的理论基础三、诗歌意象类型四、小结专论中国新诗问题研究第十章从“白话语词入诗”到“诗体大解放”——胡适新诗主张的形式问题分析一、胡适尝试证明“白话语词”可以入诗二、胡适的“白话诗”概念剖析三、胡适的“诗体大解放”四、“诗体大解放”遗留下中国新诗的形式问题第十一章新诗的形式问题研究一、诗歌形式取消论的兴起与问题研究二、新诗形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三、新诗的“分行”形式第十二章新诗的价值取向问题研究：艺术追求与社会责任一、新诗创立时期的诗学动因与社会背景二、新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与政治关怀三、新诗的艺术回归与价值迷茫第十三章新诗的文化身份问题研究一、新诗抑中扬西的文化立场辨析二、新诗西化的诗学问题研究三、新诗文化身份的重构附论著者诗学论点参考文献——————————————————————————————————————————如果你把这本书看完的话写诗歌议论文基本就没有问题了，满意请采纳，不满意请继续追问！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胡适白话文体影响探析论文

在各领域中，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你知道论文怎样写才规范吗？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胡适白话文体影响探析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

胡适以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他拒斥了承载着封建伦理的文言文体，建构了以白话语体为表征的文学符码。胡适的现代白话新诗割断了同古典诗歌的本质性关联。在戏剧领域，胡适革新了传统戏剧中的劣质文化因素，确立了戏剧直面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胡适以其严密的理论建构诠释了传统文学现代化的转型路径。

关键词：

胡适；白话文体；现代新诗；现代话剧；文学转型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白话文体，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现代新诗，为白话文学的可行性建立了标准的范例，他从欧洲戏剧界引入易卜生主义，揭开了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序幕。胡适以多元化的文学体系建构颠覆了传统的话语形态，扭转了民族文学的书写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

1.文言文体向白话文体的转型

胡适推动了中国文学在形式上的转型，他否定了传统的文言体式，构筑了现代白话的表意符码。他在进化论视域中探讨文体形式的变革，他认为，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语体形式也应不断更新，新文学场域亟需白话文体的理论支点和空间架构，“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详细阐述了弃文言倡白话的理论依据，文言是“半死的语言”，文言词汇大多已废弃，僵化泥古，与生活语言相去甚远，缺乏实用性；在句法上，文言讲究对仗、用典、平仄等，固定的格式束缚了常规的思维表达；文言作为传统文学的语言载体，被赋予高雅的品性，普通民众由于教育背景的缺失而丧失了文字表意的权利，文言阻滞了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延宕了民族的进化。

白话文契合了转型时代的需求，是“活的语言”，“活”体现在“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白话文的阐述方式清晰明确，契合语言的自然逻辑法则，有效规避了文言的语法拘囿。胡适在二元对比的思维模式中拒斥了承载着封建伦理的文言文体，建构了以白话语体为表征的文学符码。文言文体诘屈聱牙，晦涩难懂，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其高蹈虚无的姿态架空了民众与文化的紧密关联，导致了民众的文化断裂。胡适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运用浅显明晰的语言创作具体文本，将生活化语言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增强了语言的实用性，扭转了文言“华而不实”的格局，颠覆了传统语体伪饰雕琢的文化特质，建构了平民化的言说范式。

民间话语形态的书写强化了文本的可读性，开辟了全民阅读的有效路径，解构了文言时代知识阶层的话语霸权，清除了窒碍社会进化的羁绊，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普及。胡适在新旧语体的比照中，抵制了封建伦理思想，宣扬了西方文明理念，构筑了平等对话的舆论空间。

2.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的转型

中国的文化长河曾涌现出无数经典的古典诗歌文本，古典诗歌追求含蓄朦胧的审美效应，格律严谨，体式固定，文法拘仄，贵族化刻板化的创作模式影响了传统诗歌的长足发展，从宋代以来，古典诗歌逐渐走向歧路，形式奇险怪癖，内容阿谀颓废，晚清后期，古典诗歌的弊端展露无遗，诗歌内容脱离现实，形式上更加注重华丽的文体，语言奇崛晦涩，文字拘谨生硬。胡适打破了古典诗歌陈旧僵化的语体格式，率先尝试用白话创作自由体新诗。

“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要完成现代转型必须要以白话俗语入诗，改变诗歌言文脱离的状态，在内容上应积极反映时代生活和个人的独特体验。《尝试集》中的《老鸦》摆脱了传统诗歌堆砌粉饰的缺陷，语言通俗浅显，以白话文体阐释了独立不移的坚定立场。《白话诗八首》中的《蝴蝶》语言自然清新，晓畅通达，传达了作者孤独的思想状态。胡适在其诗歌理论中强调，诗体要得到解放，不仅要改变传统的语体，还要打破固定的诗歌样式，创作一种自由的诗歌形态。

作品《一念》建立了开放灵活的文本形式，句式长短不一，字无定数，节无定律，诗歌的节奏遵循作者情感的起伏，规避了古典诗歌拘谨的韵律。《一颗遭劫的星》摆脱了韵脚的羁绊，以自然的语音韵律来抒发悲愤的情感，诗句纯朴简约，感情自由流泻，突破了古典诗歌呆板的格式束缚，富有散文化的审美特质。胡适不仅对古典诗歌的文体形式进行彻底的革新，还强调诗歌内容要立足现实场域，顺应时代潮流，抒发真情实感。

“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越有诗意诗味。”《乐观》的写作背景是《每周评论》因抨击时政而被查禁，胡适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每周评论》的声援，书写了革命终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一颗遭劫的星》是根据当时封建军阀把《北京国民报》的主笔逮捕这一真实事件创作出来的，作品以极大的愤慨揭露了反动势力穷凶极恶的嘴脸，讴歌了报刊界不畏权暴的正直品性。《尝试集》蕴含了个性解放的意识和自由民主的观念，具有积极的反封建意义。白话诗《人力车夫》第一次把社会底层民众写入诗歌中，文本采用清晰浅显的对话形式表达了“客人”对少年车夫悲惨生活的同情。

作品《你莫忘记》展示了封建军阀对人民的烧杀抢掠，揭露了社会的兵匪之祸，对承受灾祸的民众寄予深深的同情，彰显了民本主义的人性诉求。胡适的现代新诗颠覆了古典诗歌的书写范式，他以白话俗语入诗，彻底改变古典诗歌文言脱节的不合理状态，拒斥了传统文学虚伪的道德内涵，建构了诗歌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胡适的白话诗以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等级意识，割断了同古典诗歌的本质性关联，使中国诗歌步入到世界现代新诗的同步运行系统中。

3.传统戏剧向现代话剧的转型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洪流中，戏剧被誉为“国粹”，深受民众的认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封建政治体制的熏染下，传统戏剧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传统戏剧讲究程式化表演，舞台演出要求服装统一化、动作规范化，模式化的演出压制了演员的自由意志，泯灭了主体的文化精神。传统戏剧的人物形象多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内容上宣扬善恶相报、忠君报国的封建意识，结局往往以大团圆的乐观主义告终，内容空洞虚无，与时代生活严重脱轨。中国传统戏剧思想上的糟粕和形式上的僵化已经阻滞了新文化的传播，传统戏剧的现代化转型已迫在眉睫。

在戏剧领域，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作为中国话剧运动的理论宣言，首开中国话剧理论批评史的.先河，胡适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上的首部话剧剧本《终身大事》，他立足于历史进化论的观念，强调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戏剧要废弃戏曲自身的“遗形物”，输入西方近代话剧，以开放的姿态摄取外域营养，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和完善。《易卜生主义》确立了话剧创作领域的写实主义观念，胡适倡导戏剧直面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号召剧作家观察理解人生，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

在易卜生文化观念的引导下，胡适注重人格塑造过程中自我价值的实现，树立了人格内向的自我解放意识，他强调了少数天才超群的意志与力量，发掘出个性本体的独特价值，对传统戏剧中萎靡不振的颓废文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针对传统戏剧的乐观主义大团圆结局，胡适提出了悲剧美学思想，他在《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阐释了悲剧美学的特征，悲剧是文学艺术真善美的最高表现形式，揭示了心灵和意志的高尚旨趣，昭示着普遍的真理，深具人道主义情怀。

胡适充分借鉴了易卜生的美学理念，革新了传统戏剧中的劣质文化因素，彻底清算了戏曲中的封建文化余毒，以开放型思维探讨了现代话剧的转型之路。《终身大事》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诞生。《终身大事》有正式的剧本，演员严格遵守剧本情节，用对白和形体动作表达人物情感，演出更具规范化。

作品塑造了反封建女性田亚梅的形象，胡适借助田亚梅的形象揭穿了传统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和欺性，抨击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包办婚姻习俗，对守旧势力发出强有力的挑战。《终身大事》及时捕捉了敏感的社会问题，呼应了当时社会上的妇女解放运动，从婚恋视角抵制了封建伦理观念，讴歌了个体的独立意识，言说了现代文明理念。胡适的理论体系和文本建构突破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樊笼，清除了文以载道、歌功颂德的传统观念，彻底悖离了封建纲常伦理，重塑了文学的书写形态。民初胡适的变革举措契合了时代的需求，使中国文学告别了古典主义时代，汇入到世界现代文学的宏观体系中。

参考文献

[1]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A].胡适文集(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7.

[2]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A].胡适文集(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5.

[3]胡适.文学改良刍议[A].胡适文集(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4.

[4]胡适.谈新诗[A].胡适文集(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45.

关于研究作家作品的论文

撰写文学论文，最好选择研究先锋作家作品，如余华、洪峰、阿城、残雪、莫言、格非、孙甘露、史铁生、海子、骆一禾、韩东、于坚、韩少功、张承志、马原、阎连科、刘震云、杨炼等人的作品，注意学习、运用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如福斯特、苏珊·朗格、罗兰·巴特、卡尔维诺等人的理论，这样写出的论文只要达到一般质量要求，肯定能通过。

。《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你要多长的？这么长够了吧？！论毕淑敏创作中的人文关怀彭文辉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湛江 524048摘要：著名当代女作家毕淑敏的很多作品集中描写了苦难和死亡，从中体现出医学人文关怀的两个侧面：品味苦难和直面死亡。除此之外，她十分关注女性的生活，女性的心理，女性的地位等等，笔下很多的女性篇章表现了她深沉的女性主义创作意识。综观其作品，透析出了浓烈的人文关怀。本文将分别从对苦难的关注，对死亡的思考，对女性主义的关怀三方面来探讨毕淑敏创作中体现的人文关怀精神。On Bi Shumin creation of humanistic concernPeng Wenhui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institute, zhanjiang, Guangdong, China 524048Abstract: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Bi Shumin who has works which discribing the suffering and works reflecting medical care are two sides of the humanities : tasting suffering and facing addition,she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women'life , women's psychology,the status of women ,and so on;in her articals ,there are a lot of works refering her deep sense of feminism creation . All her works ,almost of them are dialysing the concerning of humanism .This artical will divine into three parts ,to think of death,to pay attention to suffering ,to care of the feminist This help to discussing the concern of humanism which exposing in Bi Shumin's : Bi Shumin humanistic care suffering Death Women复旦大学哲学系俞吾金教授在《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一文中提到：人文关怀概念的主要含义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等”。①换言之，人文关怀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毕淑敏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女作家，她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女作家，得到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她太正常太善良……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②确实是这样，她的作品显示出对人类社会现状的深切忧虑；她在剖析社会弊端现实的同时,也赋予我们一个审视当代世界的全新视角。其充满对生命理解和思考的作品，稳健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当代人广泛关注。鉴于人文关怀已成了毕淑敏创作中的核心内容，本文将通过其创作心态和其作品的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毕淑敏创作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一、对苦难的关注毕淑敏是一名由军医向文学转型的著名当代作家，年轻时曾经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毕淑敏要面对不幸的年轻生命的凄然逝去，要面临难以捉摸的怪异天气、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还有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在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人的生命变得尤为脆弱，生存变成了一件尤为艰难的事，刹那间生命之火就有可能熄灭，过程之快竟然让人来不及挽救。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对毕淑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她说：“单调刻板的生活，奇异严酷的环境，让我思考人与自然、宇宙、永恒、生死和命运，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③作为军医的她面对无法与之抗衡的神奇的大自然时，开始过早地思考人的生死命运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当然源自于昆仑山上的军旅生崖，她曾说：“我之所以写起小说，就是因为对昆仑山的热爱。”④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苦难的生活历程，对她以军旅小说创作走上文学之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毕淑敏通过对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描写，充分表现了人们顽强的生存信心，表现了一种对军旅人强烈的人文关怀。《昆仑殇》和《阿里》都写到了军人们恶劣的生存环境。那里是“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简直是无人区，刮起的“飓风夹着漫天黄沙滚滚而来，沙石填平人的耳轮、眼窝、头发的每一根缝隙，皮肤上的每一条纹路。”军人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现实环境令人难以生存，随时在驱逐生命。号长李铁用生命在空气极为稀薄的高原吹起集结号；肖玉莲不顾女性生理弱点，坚持穿越无人区；游星为了“我的”国土，自愿申请守卫高原阿里。他们从不向恶劣的环境下屈服，充分体现了“军人不惧怕牺牲”的精神，而且充分展现了我们可爱的保家卫国的军人顽强意志。不仅是反映军旅的苦难生活，对底层人物的苦难也有所关注。毕淑敏1980年转业回北京后，曾在一家军工业的工厂担任卫生所的所长，开始观察普通下层工人的生活，由此她开始对普通人的苦难生活展开思考。她在《女工·序》中说：“我远没有她们那样吃苦耐劳执拗，我仰慕她们，期待她们幸福。”正是从这种人文关怀出发，毕淑敏认真地写下了很多普通人物的种种苦难，并表现出深深的同情。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他们默默无闻的过着自己卑微的生活，不但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而且要受到周围人不应有的歧视，倍感凄凉。毕淑敏从此表现出对低层的人文关怀，其仁者之心处处都有，人文关怀遍及人间每个角落。《女工》中的浦小提原本是工厂里的一个普通女工，在被丈夫白二宝赶出新居后，她只能和女儿挤在工厂的一间平房里，这房里除了针线，再没有一丁点值钱的东西。厂里的改革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又发不出，但她为了让女儿读自费本科，宁愿买断工龄，变得一无所有，无依无靠，从此过着一种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流浪般的打工生涯。当代社会已经沦落为一个崇拜金钱的社会，没有金钱的一些小人物处处受难。一是上层人的蔑视。首先是受到老板的侮辱：“她慢慢地走出了这座小楼，听到老板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喊：‘你这个臭娘们还挺狂的！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下岗女工多的是！’”有钱有权，仗势凌人，对穷人毫不留情地给予精神上的打击。再次是受到雇主的鄙视：“白二宝想刺伤浦小提。如今，你是下人，我作为主顾，有权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雇主变成了精神压迫者，丝毫没有平等观念。尤其是白二宝发了财之后，已完全看不起帮助自己升官发财的妻子浦小提，道德和人性尽丧。二是同学们的轻视。“大家都忘了浦小提还没有自我介绍……吃饱喝足之后，有几个人假装不动声色地看表。”这些曾经同处一个起跑线的同窗也对她不屑一顾。面对这一切不公正、不平等，苦难人物表现出不卑不亢的性格，有着顽强的生存意志，有着拼搏的奋斗精神。浦小提拒受高高在上的同学施舍式的帮助，坚持自力更生，给别人“专司做饭，收入成倍的增加”。她成了自强自立的社会中坚，只要不低头就有出路，体现毕淑敏对社会低层的热爱，对低层人自信、尊严的赞美。对贫困地区物质和知识的贫乏的问题，毕淑敏也有所关注。《源头朗》是塞外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这是一块苍凉苦寒的贫瘠之地，一个第一次走出源头朗的叫“火石”的小男孩到大城市生活，发生了种种无知搞笑的行为：把龙虾错认为大虫，把咖啡当作药汤，固执认为人体三大营养要素是柴火、粮食、水……源头朗的贫穷落后就可想而知了。但火石有着强烈的求学梦想，为了能得到学费，那怕是出卖自尊，结果他违愿用家乡土话帮助记者完成录音任务。作者借此来呼唤一种人格平等的同时，亦表现了苦难人物心中理想和现实压迫的种种矛盾，呼吁全人类来共同关注苦难，帮助苦难的人们。二、对死亡的思考一个作家写作本身离不开丰富多样的生活经验，作为一个有过军人和医生双重生活经历的作家，毕淑敏经历最多的是死亡，所以写作必然离不开对生存与死亡的感悟。毕淑敏说：“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当他最后凋零的时候，是否应该享受人的尊严？他是否应该有一种安宁？人为什么而生？人将怎样结束？每一个人都面临生与死，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去关注更广大的生命，帮助他们认识生与死。”⑤毕淑敏敢于正视死亡，对于死亡有着毫不畏惧的描写，很多死亡过程写的尤为详细，她是带着“帮助人认识生与死”的神圣庄严的使命去写作。她的创作充满对死亡价值的思考。毕淑敏的文学推崇一种伟大的牺牲，一种舍生取义的死。《臧红花》中的高羔子不幸中弹，本可以利用臧红花来止血，等待救援，但他知道这是珍贵稀罕的藏红花，是给士兵田久麦的妻子治疗不孕症的时候，“他挣扎着把藏红花塞进肚皮上的茶杯里……肠管已经冰冷，鲜血不再流淌，水杯的边沿已经冻住。高羔子气力耗尽才做妥一切。”藏红花保存下来了，高羔子却在微笑中牺牲了。为了别人的幸福，高羔子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死也是充满价值的。《最后一支西兰地》里焦如海作为一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没有低沉下去，而是继续发挥生命的余热。他带领了一班学生，还将救治自己的最后一支西兰地奉献出来，救治对医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狗——阿随。他在用生命诠释了自己的信念：“阿随是一条生命，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医生的职责就是修补生命，延续生命。生命是平等的，神圣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生命价值观里充满了平等意识。但他最终因心脏病突发，无“西兰地”特效药急救以至猝死，更表现了一位医生为医学献身的崇高精神。《教授的戒指》同样在抒发医生甘于为医学事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伟大。《教授的戒指》写了陶教授利用手上的戒指能感受到病人体内的电流，从而能够亲身感受病痛，“由于自身的痛苦加上病人的痛苦，犹如一把双刃的斧头，加速伐着她的生命之树。”他将全部心血献给了拯救病人的事业，在他身上我们找到了一种已经像黄土一样流失的美德：无私地为人类而奉献的精神。他们这些人充分实践了死亡的崇高价值。叔本华认为：“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⑥因为哲学灵感由人的本质特征（人的意志）决定的，它能够给人提供精神力量，让人豪不畏惧地看待死亡。毕淑敏忠诚于死亡的描写，就是看到了生命的顽强坚定意志，而死亡并不触犯生命的尊严和意志。相反，为了实现这种生命意志，有时是必须付出生命为代价，换取本性的高尚纯洁，这是值得我们悲悯的。其作品充满对生存质量的思考。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和科技进步，人们已由过去朴实单纯的“治病救人”的医学要求发展到从生命的开始到临终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得到公正的、有效的、合理的全程优质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从关心人，减轻病人精神和肌体上的痛苦为出发点，使其在有限的日子里过得舒适和有意义，提高晚期病人的生命质量。临终阶段的病人生存质量与临终关怀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医学从来就不曾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而是包容人类社会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体，本质上是一门人学。它穿透人文与科技、道德生活与商业运作，世俗关注与终极关怀的各个层面，表达着人性、知性、理性的深刻关系。”⑦《预约死亡》里，毕淑敏扮作患者走进了临终关怀医院，目睹临终医院的情况不容乐观：五男二女要求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中国没有实行安乐死的法律，病人活着的唯一用处是感受痛苦；医院环境太简陋，像贫民窟；大学生到医院无偿服务，只为了得到学校品行打分等等。这些都说明病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中国人尚不重视对临终病人的关怀。因为“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贞洁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中国人看重生命的数量，忽视生命的质量。”一直以来中国人错把延长生存时间当作关怀象征，甚至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种种的落后传统观念，导致人们忽视了生命质量和临终关怀。生存质量的终极目标是让病人安然愉快地到达另一个世界，在此，毕淑敏更加关怀生命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通过不人道的死亡叙述，表现了这位当代女作家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层次上的死亡，以对生命的糟蹋来控告对生命态度的不重视。《昆仑殇》的“殇”就是死亡的意思，文章写的其实就是昆仑山上一次死亡的历程。拉练首长“一号”为了和“呢军帽”较高低，实际上是为争一要职，于是请求上级到最艰苦的地方昆仑山创造奇迹。“拉练的宗旨是什么？不就是模拟实战、自讨苦吃吗？！倘若单是为了安全，他尽可能在军区的会议上保持沉默，尽可以装装样子走走过场……既然在出发动员时对战士们讲了这是打仗，他就不能姑息原谅任何一种避重就轻的方案，拉练就是打仗，他必须使他的部队每时每刻都记住这个血的前提。”“一号”怀着“打仗吃苦、血的前提”去拉练，已将战士的生死摆在了第二位，悲剧成了必然的事。为了模拟实战和有震撼效果，他命令战士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下，一律“摘下皮手套，用解放鞋换下毛皮鞋”，结果造成许多士兵手脚严重冻伤；在挑战“山顶是一层完整的极坚硬的岩板石，其边缘则像墙壁一样陡峭”的“桌山”过程中，金喜蹦、李铁相继牺牲。此刻，拉练的成败与否，不仅关乎“一号”和昆仑部队的声誉，也关乎牺牲将士的荣辱，于是“一号”作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决定：穿越无人区！“那是一个极端狰狞而残忍的地方。没有植物，没有动物，甚至没有死亡，因为哪里从未存在过生命。”加上暴雪和狂风，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这次的计划中，女兵甘蜜蜜、肖玉莲因体力不支牺牲了。死亡触发了参谋长郑伟良的良知，他违背了“一个优秀士兵最要紧的素质就是服从”的军纪，请求“一号”取消穿越无人区的决定，他的言语中透出了深深的人性关怀：“拼命驱赶战士们投入人为的苦难之中，绝非治军的上策。军人不惧怕牺牲。但不能据此漠视军人的生命！”“未来的战争可能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爆发，我们没有必要、同时也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进行事先演练。”“况且，象这样肩冰衔草式的原始行军方式，自身的供给尚无法保障，又能有多少战斗力呢？它只能模糊人们对现代化战争的认识，以为有了精神就能打胜仗。其实，战争的物质性是异常直接的。吃苦不是目的，只是一种达到胜利的手段。我敢说，如果红军有毛皮鞋，他们绝不会穿草鞋去翻越夹金山。抛却了这个实质，反而津津乐道于复制苦难本身，不正违背了先辈们的意愿吗？红军正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受苦，自身才去受非人的磨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追求苦难而忽略军人生命的价值，正是对传统的背叛。”……这一段段发自肺腑的抗争之辞，迸发出作家对个人生命的极度关怀。虽然说郑伟良违背了“服从的军人天职”，但这恰恰反映了关爱生命比任何天职都重要。在谈自己在写《昆仑殇》的体会时就说：“我只敢写我大致经历过的事情，我只敢描述我确有把握的情景。这真是我的悲剧，他们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坠在我想象的翅膀上，使它无法飞翔。”⑧这无疑表现出女作家关注生命悲剧的意识倾向，正是悲剧才是我们看到了人文关怀精神。关爱生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前提，在生命面前，一切亵渎都要让步。毕淑敏对死亡的描写有着与众不同的超人认识，让我们感到了人的生命真谛的存在。《生生不已》是一篇极富哲理内涵的小说，探讨了鲜活的生命的归宿与传承问题。女工乔先竹的女儿姜小甜患上了不治之症，最终因医治无效死亡。在她患病到死亡的过程中，她的父母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千方百计的要求袁医生救她们的女儿的性命。但对于这种不治之症，医生也只好束手无策，因此，从姜小甜的死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表达这样的观念：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最终归宿，但世人却不愿面对现实。“人一生下来就站在通过死亡的传送带上，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全然不理会死亡，无论是死亡的哲思，还是死亡的意像，甚至是死亡的字眼。”⑨乔先竹在痛失女儿后，不顾身子虚弱，开始重新孕育一个新的生命，为此付出了死亡的沉重代价。在这我们看出作者在传达这样的观念：超过爱自己去爱另外一个个体是母性的特征。在生——死——生的轮回传承中，毕淑敏浓缩了人类生命永恒的规律。《红处方》中的戒毒医院所长简方宁被庄羽陷害，染上毒品之后，不愿失去对快乐和悲伤的感觉，宁愿用生命来维护自己对家庭、对戒毒事业的热爱情感，正如她死前所说的，“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具备高尚的情感，假如这一切都不存在，生命又有何意义何价值。”在这里，毕淑敏告诉人们：在生命中，人不能没有情感，否则就是去了人生的意义，简方宁为维护崇高的生命意义献身了。从形形色色的人生中，毕淑敏对各种死亡进行了深刻思考，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忧虑，对人性的肯定，对死亡的超人认识。三、对女性的爱护就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毕淑敏的创作体现出了第二阶段的鲜明特点：“对女性身份的确认和人道关怀称为女性写作的重心，乃是基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所产生的价值迷惘，以及针对所谓现代化的反人性叙事观点。”⑩毕淑敏也说过，女性在社会上的声音总是很微弱。在现实生活中，毕淑敏身兼多种社会和家庭角色，因而她笔下便出现了女性角色的自我体认，女性美和女性价值的自我追寻，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面对的种种困扰和艰难选择，女性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的种种痛苦和抗争，女性在爱情婚姻路上的不幸遭际和误区，构成其创作的种种内涵。一是母性的无私奉献。在《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一文中，毕淑敏提到母亲的伟大。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母亲煮着牛奶，洗着衣服，以为等孩子长大了可以好好享受。孩子上了幼儿园，女人买菜做饭还要工作，以为孩子上学可以享受。孩子读书，女人为培育孩子转动与家、学校、市场、培训班里。孩子上大学，有了工作，以为一切会好起来，可是已经成了奶奶，要照看孙子。直到有一天，“女人就这样老了，她再也不需要任何享受了，在冥冥的梦幻中，安静地睡去。”母亲为子女付出了一生，从来没有机会去享受，母爱是如此雄伟。在《血玲珑》和《生生不已》中，同样写到了母亲为孕育下一代做出的伟大牺牲。卜绣文为使患有白血病的女儿有一个相同骨髓的配型者，不顾自己已步入生育的黄昏年龄，毅然两次怀孕，并在医学泰斗的精心安排下，签下了生死契约——“血玲珑”计划。《生生不已》则写了主人公乔先竹在女儿甜甜死后，精神受到巨大的打击，身体单薄得摇摇欲坠，但她还是执着要重新怀孕，创造出另一个生命。她们不顾生死，凭的就是母性，她们是以母性的爱挽救生命和承传着生命的伟大。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女性有着对延展生命的本能热枕，以生儿育女的艰难显示了母性的伟大无私，这种无私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女性并不仅是以自己的辛劳，而是以自己遭受的痛苦来偿还生命的债务，女性身上展示出的这种力量，才是真正的伟大！女性主义的关怀。她把目光投向居女性癌症首位的乳腺癌。《拯救乳房》关注癌症患者，由国外归来的心理学博士程远青带领着“癌症治疗小组”，进行艰难的团体治疗旅程。小组里，既有面临提拔的公务员，也有学业优秀的女硕士，有为哥哥透析不惜卖淫的妓女，也有患乳癌却不得不扮女装的须眉男子——因为乳癌而面临的生理、心理的压力，在一步步的治疗中得到了不断释放，每个人也重新认识了个体生命的重要价值，摆脱了对癌症的恐惧。在所有癌症病变的器官中，乳房对于女性的意义，远远已不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而已，它的缺失同时也带来审美的缺失、爱的缺失以及自尊与自信的缺失。在此，毕淑敏敢于大胆挑战传统，关注女人最隐秘、最恐惧的话题，证明了她对当今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同情和关爱。毕淑敏小说中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对在男权的社会里，女性受到不平等的对待问题，予以揭露和控诉。《血玲珑》中的匡宗员因强奸而侥幸逃脱，他拼命读书，出人头地之后，疯狂无耻的寻找性爱，自认为是个成功人士就可以占有一切，包括女人，这是男性的一种罪恶思想。卜绣文为了事业和家庭也只能屈服其下，表现了女性处于社会的一种劣势地位，犯罪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受难的女人还要受难。《君子于役》中对某高原留守处麻处长将军人妻子丁宁当成战备物品一样看待的非人到的做法进行谴责，从侧面反映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于女性生存的压迫。《女工》中白二宝对浦小提吆吆喝喝训斥的态度，体现了家庭中以男性为中心，女性还是弱势群体。《女人之约》中的郁容秋十分在乎讨债的对象性别，好利用美人计将男人征服，反映了男性对女性占有的欲望，女性为了讨债成功，只好满足于男性的欲望，这种畸形恶劣的现象并不少见。可见，女性在当代社会还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受到男权不公平的对待。毕淑敏在《女士，你多大年纪》里提到女权主义的涵义：“那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平等，在素质和价值上的完全平等。”所以她以探讨女性幸福来写作，追求男女素质和价值上的平等，呼唤着社会共同关注女性地位的提升。可以看出，毕淑敏写女性，包含着对人类生命特别是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审美。《寻觅优秀的女人》里，指出优秀女人应是善良、智慧、美丽的。《素面朝天》里提醒不化妆的女性更美，因为“掩饰不单是徒劳，首先是一种软弱。”《握紧你的右手》里提醒女性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梦想。《致强暴的女人》表示了对这种女人的同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醒女性要振作，“不要为这一朵阴云，从此暗淡了原属于我们的明媚的天空。”此时的毕淑敏已不仅停留在一个医学者的角度剖析女性形象，而是从一个女心理医师的角度，关怀女性价值，她在步履维艰的确立自我，追问人性的途中，凸显着女性心灵的迷茫。从男女的不平等，跳跃到女性的心灵，提倡爱护女性，她始终以一种女性主义的目光，关注女性的幸福、自由、尊严和权利，是独特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当代的人文主义关怀问题,在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等问题以外,又增添了新的内涵,即“不仅要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不仅要关注人类的现在,还要关注人类的未来”。毕淑敏正是以一个治疗者的身份来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充满关爱，对未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充满顾虑，充分体现其启示录般的人文关怀。她通过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创作了丰富各异的人物形象，高扬了人性思想。其中人文关怀中的生命伦理和道德规范，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有益的尺度。笔者认为，毕淑敏的人文关怀可以总结为：不畏苦难，珍爱生命，男女平等。毕淑敏创作中的人文关怀，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是值得中国当代文坛去关注研究的。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参考文献：《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张弘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佴荣本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钱志熙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