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学论文研究
众所周知，简帛出土文献以战国楚简、云梦秦简、居延敦煌汉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等最为著名。对此，李学勤先生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繁体版、韩国学研文化社1996年出版韩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简体版）对此有过比较系统的介绍。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十余万枚三国时期吴国的简牍，其总数超过全国历代出土简牍的总和。据报道，2002年的夏天，在湖南里耶又发现了二万枚秦简。对于秦代历史、文化史的研究，这将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发现。上述出土古籍，里耶秦简尚在整理过程中，东吴的十余万枚简牍正在陆续出版，其他出土文献多已整理问世。文物出版社“秦汉魏晋出土文献”丛书系列已出版十余种释文。该社另有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释文及图录出版。中华书局有《尉缭子校注》、《帛书老子校注》、《孙膑兵法校理》、《尹湾汉墓简牍》、《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等书，书目文献出版社有《晏子春秋校释》等，军事科学出版社有《孙子校释》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阜阳汉简诗经研究》，《敦煌悬泉汉简释萃》、《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成都出版社有《张家山汉简<脉书>校释》、《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马王堆古脉书研究》等，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特别是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研究论著，更如雨后春笋，成为当代显学。郭店楚简发掘报告在《文物》1997年第7 期上公布。时隔半年，也就是1998年的5 月，全部竹简照片及释文即由文物出版社公开出版。包括《老子》甲、乙、丙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当年的六月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集北京部分专家学者举办座谈会。同时，该所主办的《简牍学论文集》第三辑又组织专门论文，对这批简牍作系统的研究。六月三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又以“屈原墓古籍研究”为醒目标题，举办研讨会，更是引起与会者的高度兴趣。此后，大量论著纷纷问世，就个人披览所及，主要有《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郭店楚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二十一辑，同上2000年版）、《经学今诠》（《中国哲学》二十四辑，同上2002年版）、《荆门郭店老子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郭店楚简老子校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我们知道，《郭店楚墓竹简》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儒家典籍，二是道家典籍。这批儒家典籍资料的可贵，首先在于它的年代的久远，据此可以廓清学术史上许多模糊不清、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以往出土的简牍，大多是汉简，至于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竹简，主要是关于政事和法律方面的内容，与传统的儒学研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据考证，郭店一号墓是一处东周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地，其南面九公里便是楚国的都城纪南城。其下葬的年代当在战国中后期，具体说，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三百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年代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要更早一些，至少是战国中期以前的文献。汉代以来，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这种局面的形成，最初当然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直接的关系。至此，中国学术史出现了断裂。此后重现于世的经书也罢，子书也罢，甚至史书在内，不管来自什么渠道，终究很难完全取信于后人。疑古思潮由此而起，确实也有它必然的因果关系。《郭店楚墓竹简》是秦火之前的珍贵材料，其特异的学术价值自然无与伦比。李学勤先生在《郭店与儒家经籍》一文中特别注意到下列三部与儒家典籍有重要关系的简牍：第一是《六德》。它与《五行》一样，曾为汉初贾谊《新书》所引据。《五行》出自子思，《六德》也可能属于《子思子》。《六德》有这样一段话：“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这里提到《诗》、《书》、《礼》、《乐》、《春秋》，与《庄子·天运篇》的记载次序完全相同：“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这里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证实了秦火之前确有五经（或六经）之说。以往这个问题一直有人怀疑，如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孔门传经辨”云：“儒家六经之说，至汉初史迁、淮南、董仲舒之徒始言之。”《庄子·天运篇》虽然最早提到“六经”，但是《天运篇》在《庄子》外篇，有晚出的嫌疑。但是《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可以发疑解惑。反之，这条材料又可以证明《庄子·天运篇》确有所本，非后学缀拾传闻而成。是否还可以再扩而广之，对于《庄子》“外篇”的资料给予更积极的关注？第二是《缁衣》。李学勤先生认为：“梁代沈约说取自《子思子》，今存于《礼记》。篇内多引《诗》《书》，包括有《尹吉（告、诰）》、《君陈》、《太甲》、《兑（说）命》等佚《书》。”此外，这批竹简还有不少篇与《礼记》若干篇章有关。这说明《礼记》一书渊源有自，绝非后人猜测的那样，多是汉代学人的辑录，甚至是汉人所著。由此而推，这就影响到我们对“三礼”的重新理解和认识。第三是《成之闻之》。其中引到两条佚《书》。其一条为：“《大禹》曰：余才宅天心，曷？此言也，言余之此而宅于天心也。”李学勤先生认为：“《大禹》无疑是佚《书》《大禹谟》。《大禹谟》在孔颖达《尚书正义》所述汉代孔壁出佚《书》之中。”“《大禹谟》这条佚文不见于今传《大禹谟》，证明今传本确实是有问题的。佚文说‘余才宅天心’，如何解释还待研究。我们看《康诰》《立政》都有‘宅心’，可见‘宅心’是古语，但没有‘天心’。‘天心’只见于今传伪古文的《咸有一德》，这很需要吟味。”儒家学说的传承，先秦的传世文献，《论语》之后便是《孟子》。这中间相差一百多年。孟子虽然自称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因而孔孟之间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中间一百多年的变化链由于秦火而中断。《郭店楚墓竹简》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子列为一派，《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则孟子学说一定出于子思。孟子的生卒年虽然不详，古今各有各的推测。通常的看法，认为生于公元四世纪末（扬伯峻认为他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85年），这正是这批儒家资料下葬的年代。孟子很可能有机会读过这些儒家典籍。如果确如李先生所说，《六德》《五行》属于《子思子》，那么先秦儒学传承的这条线索就此可以连接起来。《郭店楚墓竹简》不仅为我们认识儒家经典的传承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其他传世文献也有重要的参照作用。这批竹简中有一些资料与《韩诗外传》、《说苑》、《淮南子》等书的记载颇相近。比如《老子》甲本第46章“罪莫大于可欲”一句，传世诸本均如此，就连汉初的帛书亦然。但是，《韩诗外传》卷九引作“罪莫大于甚欲”。“甚”字于义较胜，但是以往没有版本根据，只能存疑。而郭店竹简作“罪莫大于多欲。”“多欲”就是“甚欲”。这说明，西汉这些著述，许多资料确实来自先秦的典籍。犹记得《文物》1980年第8期上刊载《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中说到《儒家者言》的一段话：“绝大部分内容，散见于先秦和两汉时期的一些著作中，特别在《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但它比这些书保存了更多的较为古老的原始资料。”这里不但说明了《儒家者言》的文献价值，连带也说明了《说苑》、《孔子家语》等书的文献价值。近一个世纪以来，《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许多书是被判为死刑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文子》、《尉缭子》，幸亏有了出土文献，否则永无翻身之日。问题是，这类冤案尚有不少，亟待我们缜密考索，充分发掘他们的学术价值。比如《说苑》、《韩诗外传》等，虽然没有断为伪书，但是他们的学术价值仍然是打了许多折扣的。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我们相信对秦汉以来的古代典籍会有更多的认识。这批儒家典籍资料的可贵，还在于它出土的地理位置。如前所述，荆门为楚国故地。这座楚墓正在楚国都城纪南城的周围。联系到1987年出土的包山楚墓，也在纪南城周围，而且下葬的时间可以确定在楚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与郭店楚墓大体同时。所不同的是，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多是楚国贵族卜筮祭祷方面的内容，说明楚国贵族每事必巫，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符。而郭店楚墓却出土了这样多儒家典籍，很值得深思。它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时楚国贵族除了巫筮的重视之外，儒家典籍也依然是他们的日常读物。按照学术界的通常看法，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此据姜亮夫师《屈子年表》。见《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至包山楚墓下葬之时的楚怀王十三年，屈原二十八岁。也就是说，作为贵族出身的屈原，在其成年之后，也应当阅读这些儒家典籍。过去我们都非常信奉《孟子》的话“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战国时代，中原已经成为诸侯纷争的场所，诸子百家文化大放异采。在过去的论述中，战国时代的楚国文化，是一个与中原文化迥异的相对独立的发展系统，所以在那里才会产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化和巫文化。在过去传世的文献中，我们只能看到《楚辞》中的《桔颂》还保留一点中原文化的影子，但是，也仅仅是一点影子。屈原的后期创作，就具有完全独立于中原的楚文化的色彩了。这些描述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界的一种思维定势。但是，郭店的竹简，却冲破了这一僵化的思维模式，它使我们看到，南方文化，不完全是独立发展的楚文化，它依然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韩非子·显学篇》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关于他们的传承，后来的资料较少，但是从《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典籍来看，孔子后人在传播儒家学说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其影响所及，遍于大江南北。《郭店楚墓竹简》本《老子》的发现，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众所周知，《老子》是道家思想的鼻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历史上，对于《老子》的整理和阐释，可谓不计其数，而最重要的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汉初黄老之学盛行之时。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帛书《老子》和河上公注本就是明证，说明在西汉初年，《老子》传本非一。当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出土文献还仅限于南方的马王堆汉墓，但是从传世文献来看，黄老之学已经风行全国。汉代许多典籍徵引《老子》，成为一时风气。第二次是魏晋玄学盛行之后，《老子》被列为“三玄”之一，结果是王弼注盛行。第三次是在唐代，李唐王朝自高其门第，敬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在景龙二年在易州将五千《道德经》刻石保存至今。以后，尽管刻本钞本无数，但是没有超过上述三次整理的范围。也就是说，以往，我们对于《老子》传本的认识，最早上推到汉代初年的帛书，最晚下移到唐代的景龙石刻。但是，郭店竹简本《老子》的发现，又将《老子》的学术传承上推到一百多年前的战国中期。而且竹简本《老子》所存两千多字，约占今本的五分之二。这样，我们就具备了四种《老子》的权威版本，一是竹简本（《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帛书甲乙本（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三是王弼本（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四是景龙本（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95年版）。四种版本校读，尽管异文甚多，但是可以初步归纳出几点粗浅的认识：第一，帛书本与竹简本比较相近。通过竹简本和帛书本，我们可以知道，世传诸本《老子》已经过后人（很可能是魏晋时的王弼等人）整齐划一。古本则保留许多散句。第二，帛书与竹简不是同一传承系统。第三，据竹简本可订传世诸本之误。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振奋人心的考古发现———略说郭店楚墓竹简的学术史意义》（《文史知识》1998年第8期），裘锡圭先生有《郭店<老子>简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均有论述，可以参看。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认为《老子》一书成于《荀子》、《韩非子》时代，也就是说是战国中后期的产物。钱宾四先生当时无缘见到帛书《老子》，更无缘见到新近公布的竹简本《老子》，否则，他还会这样坚持己见，出版《老子辨》这样的专著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2002年正式出版，上海书店当年即出版了研究论文集《上博藏战国楚竹书研究》。此外，国内外重要刊物也相继发表研究论文，如《文学遗产》就连续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新资料的问世，也得到了进一步研讨的线索。譬如贾谊的《诗》学传授问题，清末王先谦著《诗三家义集疏》认为贾谊的时代只有《鲁诗》，故凡贾谊之说并以为鲁说，就显得非常牵强。清代另一重要学者唐晏著《两汉三国学案》引录贾谊说《诗》十则，将其列为“传《诗》而不详其宗派”的第一人，说明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文献资料，我们发现，贾谊说《诗》不是鲁《诗》系统。西汉初年，学《诗》的人并不多。《新语·怀虑》就曾为“世人不学《诗》、《书》”发出很深的感慨。当时仅仅鲁地有《诗》学传授，很难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因此，王先谦等人说汉初的说《诗》者均习鲁《诗》，从逻辑上说是欠妥当的。其次，贾谊研习的也不是《毛诗》系统。至于贾谊《诗》学与《韩诗》、《齐诗》的关系，现在也找不到任何直接材料。贾谊《新书》中论及《大雅·文王》、《大雅·皇矣》、《大雅·灵台》、《大雅·敬之》与四家《诗》从文字训释到内容的解说是相同或相近的。这个现象说明四家《诗》同源而异流。虽然出现有先后，但是，越是往前推，相同的地方就越多。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举双古堆汉简《诗经》作为例证。此简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很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流行于民间的另外一家。根据出土器物铭文等材料判断，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阳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因此，该墓出土的这些简书下限不能晚于本年。这正是贾谊生活的时代。由此看出，汉代初年的《诗经》传授中，还没有形成较为系统严密的所谓家学和师法，诸家《诗》学大体遵循着相近的文本，尽管他们之间还有细微的差异。贾谊《诗》说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以“雅”“颂”为主，所涉及的《诗经》作品，就有十首出自“雅”“颂”，论及“国风”的仅仅三首。这是先秦说《诗》的传统。这说明，贾谊的《诗》学源于先秦的说《诗》传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邶风·柏舟》和《小雅·都人士》的解说，前者悉本于《左传》，后者源于《国语》。而根据《汉书·艺文志》，《国语》也是左丘明所作。这就很容易叫我们联想起《史记》、《汉书》以及《经典释文》中关于贾谊的经学源于《左传》的记载。章太炎在《春秋左传读》、《春秋左传叙录》、《春秋左传疑义答问》等多取《新书》作为佐证。徐复根据文字训诂方面的材料，认为“《新书》中征引《左氏》说二十四事，足以窥见书中所存古字。”（见方向东《贾谊集汇校集解序》，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材料告诉我们一个基本史实，即贾谊的经学源于《左传》系统。根据郑杰文教授的考察，记载西周人和春秋人说《诗》引《诗》的主要典籍是《国语》和《左传》。今本《左传》存与《诗》相关记载279条、《国语》存与《诗》相关记载38条。春秋及其前人说《诗》引《诗》已有“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的不同学术传统（见《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据此而知，贾谊《诗》更加注重礼学的精神，接受的是春秋官学中“以诗为教”的传统。这是新资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主要从事秦汉史、辛亥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1、主持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秦汉奴婢问题新探——以秦汉简牍为中心”2、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11年青年项目“秦汉奴婢法律地位研究”3、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后期资助项目“秦汉奴婢的法律地位研究”4、主持广东省教育厅2010年育苗项目“秦汉奴婢的逃亡犯罪研究”5、主持广东第二师范学院2010年博士专项“秦汉奴婢的法律地位及其比较研究”主要研究成果自2006年以来，在《中国史研究》、《贵州社会科学》、《新华文摘》、《中国教育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0多篇。论文代表作有：1、《简牍所见秦汉奴婢的诉讼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2、《简论秦汉奴婢的法律地位》，《学术论坛》2006年第2期；3、《从秦汉奴婢奸罪窥探其法律地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4、《试论廖仲恺与黄埔军校初期的政治工作》，《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5《试论秦汉简牍中的“室”与“室人”——以秦汉奴婢为中心》，《史学集刊》2012年第6期；6、《试论秦汉简牍中奴婢的户籍问题》，《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7、《试论人民政协制度职能的发展变迁》，《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8、《秦汉“家人”之辨析》，《石家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里耶秦简研究论文选集
谈不上暴政，其实历史对秦始皇还是有很大的误解
秦始皇残暴的一面被大大地夸大和歪曲了。历史书上的历史离真正的历史还有一定的距离。
“我这是在哪儿？”我揉揉眼睛发现自己正处在路中间，望着街道两旁跪在地上的人们，我纳闷地想：我这是在哪儿呢？正当我纳闷自己怎么会在这里时，从我身后冲出两个侍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给五花大捆起来。我奋力地挣扎，大喊：“你干什么！”可是无论如何还是无济于事。当那两个侍卫把我压到一个八抬大轿前，从轿中走出一位身披金袍，头戴金冠的达官贵人。为什么说他是达官贵人呢？因为他衣着华丽，一脸帝王相。我望着他，心想：这些人一定是在演戏吧！他问我：“你是从哪儿来的？”我回答道：“我是福建人，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他十分生气，怒吼道：“你别乱说！寡人是秦始皇！是秦朝君主，才不是你说的什么中国人！”我以为他仍在演戏，反问：“你既然是秦朝君主，那么，我问你，秦朝对世界有什么贡献？”“呃……”他无话可说。我撇撇嘴：“你连这都不知道，算了，我再问你秦朝统一七国后有什么改革？”他嘿嘿一笑，得意洋洋地说：“这还不简单，我统一了文字、钱币。还修建了万里长城呢！”“哼，”我冷笑道，“你的那伟大的建筑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多少个家庭的支离破碎，早就引起了人民的.愤怒！”他自知理亏，一声不吭。我又问：“你知道秦朝有几代君主？秦朝何时灭亡？又因何灭亡？”他显然被我激得生气了，怒吼：“秦朝不可能灭亡，永远不可能！你别胡说！来人！把他拖下去斩了！”正当我为自己的表现沾沾自喜时，刚才抓我的两个侍卫又将我给拉了下去，紧接着真有几个人拿着刑具上场了。天哪，不会的，难道我真的来到了秦朝！我惊呆了，瞬间昏了过去…睁眼一看，我依旧躺在床上。“呼”，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原来，刚才只是周公跟我开了个小玩笑呀！
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术语。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去说明它。我们不能抛开古代的理论和术语不管，因为我们必须把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我们研究现代汉语音韵学，是为了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严密的系统性，以便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有利于语言实践。我们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学，因为它是与汉语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语言学部门。必须先深入研究了古代汉语音韵学，然后有可能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 其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谈谈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古代训诂、字书、韵书在现代来说非常不容易找，因为喜欢这方面的多是研究者比较多，也算是冷门的书籍资料，图书馆都不一定能找到
有幸寻到 古籍阁 才算发现了我十分需要的古代训诂、字书、韵书电子版的书，开拓了学这方面基础
推荐我所收集的中国古代训诂、字书、韵书目录如下：
《北词广正谱》研究
《别雅》训诂研究
《北魏音乐研究》
《从唐代墓志铭看初唐洛阳音的韵母系统》
《高本汉_汉文典_上古音研究_谢建娘》
《古乐筌蹄_乐器图考_的音乐文献学研究》
《古书中词语的特殊读音研究》
《关中方言词汇研究》
《乐府杂录》校注
《类篇》与《集韵》《玉篇》比较研究
《六十种曲》
《南曲全谱》
《皇祐新乐图记研究》
《黄帝内经灵枢-音韵研究》
《说文解字》的谐声关系与上古音研究》
《东亚汉文音乐》
《敦煌变文音韵研究》
《敦煌曲子词用韵研究》
《汉语方言见系二等文白读的几种类型_张光宇》
《基于方言地理学的魏晋南北朝韵部发展研究》
《基于通假字的上古声母研究》
《近代汉语声调的分化研究》
《两汉诗人用韵的数理统计分析_魏鸿钧》
《六朝道教典籍(上清、灵宝经)用韵研究》
《论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
《明代官话语音演变研究》
《等韵精要》研究
《董解元西厢记》曲谱格律研究与曲乐文献辑录
《古今韵会举要小补》研究
《广韵》入声韵同义又音字入声消失的研究
《洪武正韵》及相关韵书研究
《华严音义》研究
《集韵》及其词汇研究
《集韵》与《类篇》
《明清官话语音专题研究》
《南北朝诗歌用韵研究》
《清至民国山东方志所录方言资料的方音研究》
《日传悉昙文献与汉语中古音研究》
《日语上代、中古音韵与汉语中古音的比较研究》
《斯塔罗斯金与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统比较研究》
《唐五代敦煌语音研究》
《唐五代佛典音义音系研究》
《湘潭方言入声研究》
谚译《老朴》与近代汉语语音系统研究——《翻译老朴》声母系统》
《元明北方汉语入声研究》
《元散曲体格研究》
《元杂剧用韵研究》
《粤语吟诵的自然发声方法探索研究——以珠三角地区的粤语吟诵为例》
《中古道书语言研究
《中古入声韵在明清韵书中的演变研究》
《中古入声字在湖南方言中的演变研究》
《中古以来的开合口研究》
《中古音韵对现代方言声韵母对应规律性程度的测度》
《中国昆曲腔词格律及应用》
《中上古汉朝语研究》
《中州全韵啸馀谱.十卷.明.程明善撰.明万历四十七年刊本.黑白版》
《论高本汉的中古音研究》
《日语拗_长_拨_促音与中古汉语音韵对应规律研究》
《诗经_押韵及相关问题研究》
《说文解字_的谐声关系与上古音研究》
《元代汉语音系研究》
《战国文字谐声系统与古音研究》
《中古上声字在现代方言中的演变研究》
《琵琶记》
《切韵》
《钦定清汉对音字式》
《唐五代韵书集存》
《王韵与广韵训释比较研究》
《玄应音义》
《音韵日月灯》
《音韵日月灯》
《原本广韵》
《韵镜》
《韵学集成》
《中原音韵》与《洪武正韵》
《一切经音义》
《刊谬补缺切韵》
《宋元韵图五种用字研究》
《唐音统签_研究》
《刊谬补缺切韵》
《玄应音义反切考》
《元代汉语音系研究——以《中原音韵》音系为中心》
《早期韵图研究》
简牍相关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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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简牍博物活动总结范文
篇一：湖北省博物馆参观报告
湖北省博物馆是湖北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也是全省最重要的文物收藏、研究和展示机构，其前身是建国之初成立的湖北省人民科学馆，是国家旅游局4A级旅游景区(点)，其总体布局高度体现了楚国建筑的中轴对称、“一台一殿”、“多台成组”、“多组成群”的高台建筑布局格式。整个建筑风格突出了楚国多层宽屋檐、大坡式屋顶等楚式建筑特点，对楚文化进行了继承与发展。 在博物馆内我们参观了，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剑，1965年在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被誉为越王青铜剑之首。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1978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编钟共65件，总重2500多公斤。《郧县人》。郧县人是长江中下游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属直立人。1989年和1990年，先后在郧县曲远河口的学堂梁子发现了2具人类头骨化石。遗址的年代距今约100万年。《郧县人》以“郧县人”的发现为主线，也展示了湖北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 《屈家岭》。屈家岭文化是1954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岭最先发现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距今5100～4500年。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层、宗教活动等现象加剧，出现了大量聚落群和古城，出现了一系列文明因素。展示了江汉地区史前氏族社会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 《盘龙城》。1954年发现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早期城址。城址约建于公元前15世纪，在商代晚期衰落。盘龙城的建筑技术、青铜工艺、埋葬习俗、玉器风格、陶器特征等方面都与商代二里冈上层文化一致。展示了商代“南土”盘龙城城址的考古发现。《九连墩纪事》。九连墩墓葬群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为配合湖北省孝感市至
襄樊高速公路的建设，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九连墩1、2号墓及陪葬的车马坑进行了科学发掘。《九连墩纪事》展示了墓葬发掘的过程和楚国高级贵族墓的墓葬文化。《书写历史》。二十世纪初七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土了一些战国秦汉简牍，湖北是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批次和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书写历史》展出湖北省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和书写工具实物，旨在使观众对古代先民的“书籍”有一个直观地感受。《秦汉漆器艺术》。漆器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秦汉时期的漆器达到鼎盛期。自195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陆续有大量考古发掘出土的漆木器。而湖北出土秦汉漆器最具代表性。将馆藏的最具特色的秦汉漆器集中展示。《梁庄王墓》。明梁庄王墓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朱瞻垍与魏妃的合葬墓，文物工作者于2001年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金器、玉器、瓷器等珍贵文物5300件。在展出的梁庄王墓出土文物中，一件来自“西洋”的金锭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见证。《古代瓷器专题展》。展览分为两个专题，第一专题以出土瓷器为主，介绍元代以前湖北地区的单色釉瓷器的发展脉络；第二专题以馆藏传世瓷器为重点，展示元代以后瓷器的发展面貌。其中多数文物是第一次系统地向公众展示。 《荆楚百年英杰》。近代以来，荆山楚水英杰辈出。其中，有指点江山的国家元首，有救国救民的革命先烈，有领兵杀敌的军旅名将，还有建功立业的科技精英、学术大师、艺术泰斗……《荆楚百年英杰》展示了董必武等100余位代表人物。以200余件典型的文物、史料、图片，通过祖国腹地湖北这一侧面，展示了中华众多仁人志士，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百余年间所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
通过这次博物馆之行，对于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来说。把以前从书本学到上比较理论性的知识，通过历史遗物对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楚文化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体会，对人类历史所创造的辉煌所深深的折服，作为一名学历史学的大学生，我会在以后的学习中更加努力，为历史研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零零九年十月
武汉博物馆
篇二：参观博物馆活动策划书
“青春与时代相辉映，青年与祖国共奋进”
——熏陶历史文化，弘扬爱国精神
主题团日系列活动策划书
一： 活动主题：
熏陶历史文化，弘扬爱国精神
二： 活动对象:
甘肃省博物馆
三： 活动背景：
近段的中日钓鱼岛事件再度升级，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值十月国庆来临，亿万中国人民义愤填膺，通过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从日本扬言钓鱼岛是日本的，到日本巡逻船巡航钓鱼岛海域，再到如今的“购岛”行动，日本争夺钓鱼岛的行动从未停止过，而中国的保钓决心也从未泯灭，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不是随便喊出的口号，而是有事实依据的，不管日本怎样歪曲历史，钓鱼岛始终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多青年志士一腔热血，满腹爱国情怀，却采取了极端的表达方法，这种做法是不理智的爱国行为，身为大学生的我们是国家未来新生力量的代表，我们要用理性的思维指导我们的
行为，我们现在正处于学习知识的阶段，不断汲取文化知识就是最好的爱国行为，在这样的和平年代，拥护党的领导，关注国家大事，遇事冷静分析就是对日本最强烈的反击，所以我们要了解历史，重温历史，把革命的火种传承下去，最终成燎原之势！
四：活动目的：
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了。列宁曾说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虽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国泰民安的新时代，但是我们一定要紧记我们苦难的历史，紧记风雨岁月，一定要居安思危，唤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抓住机遇，开创未来。博物馆的终极价值是传承文化，青少年则是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博物馆是历史文化的承载体，让青少年参观博物馆的目的正是让其了解其中的历史文化，同时，举办此次活动也是为了加强我们团组织内部凝聚力。
五：活动时间：
20xx年10月27日上午8:00-11:30
六：活动地点：
甘肃省博物馆
七: 主办单位：
兰州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1101班团支部
七：活动要求：
1. 每位参与同学都怀有饱满的热情及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此次参观活动。
2. 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要讲文明懂礼貌，体现我们当代大学生精神风貌和较高的文化素养。
3.参加此次活动的同学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听从指挥，不得在博物馆内大声喧哗，随地乱丢垃圾。
八、活动流程：
(一)活动前期准备：
1. 活动前一周代表团前去博物馆考察，记录路线，确保活动当天顺利到达；
2. 10月25号班长统计参观人数，并通知活动成员于10月27日上午8：00准时在学校正门口集合参加活动；
3. 10月26号，宣传委员准备好院旗、相机，各部门明确次日活动流程；
(二)活动当日安排：
1. 7:50学习委员负责人到达集合点，做好人员的签到工作，签到的时候要求记下签到人员的手机号码，以便于活动结束时人员的集合；
2. 为了便于乘坐公交，需把活动人员进行分组；
3. 到西关站点时，各组负责人提醒同学下车，先到达的小组在博物馆门口进行等待，负责人管理人员的现场纪律；
4. 各组人员在博物馆门口全部集合，生活委员负责人向会员说明
参观时应注意的事项：
注意保持博物馆的安静，严禁在博物馆内嬉闹；
参观过程中拍照不能使用闪光灯；
参观时不能吃零食，不乱扔垃圾，不准大声喧哗，乱摸文物；
5. 提醒参观人员认真严肃的进行参观，为活动结束后的参观感想
做准备；
6. 提醒参观人员11:10在博物馆门口集合；
7. 11:20同学统一在博物馆门前集合，学习委员清点人数，联系未到同学，保证同学全部集合；
8. 11:30同学在博物馆门口排好队伍，每组站一排，宣传委员展开院旗进行合影；
9. 11:40各组负责人带领各小组到达公交站点进行乘车（如果有人活动结束后想出去逛街，要报告）；
九、注意事项：
每人都必须带上身份证和学生证；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相关范文：会展旅游发展路径及实例分析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会展旅游的特点及发展会展旅游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会展旅游发展的路径。大中城市可以通过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提升城市旅游的整体实力、扩大旅游企业的积极作为、融合主题会展与主题旅游，从而达到会展拉动旅游、旅游促进会展的互动发展。 关键词：会展旅游 会展业 旅游业 商务和会展旅游是在国际上普遍被看好的前景广阔的旅游形态，国内外很多大中城市都专门设置了会展服务机构，积极发展会展旅游。如瑞士的日内瓦、德国的汉诺威、法国的巴黎、新加坡及我国的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城市。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会展设施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会展旅游市场的重要性也将更加突出。 会展与会展旅游 会展业是集商品展示交易、经济技术合作、科学文化交流为一体，兼具信息咨询、招商引资、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商业贸易、旅游服务等多功能的一种新兴产业。通过会展活动，能带动巨大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提升城市品位和知名度，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展旅游正是在会议、展览、展销会、交易会、博览会等举办的前提下，延伸到旅游业的产物。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会展旅游也作出了各种界定，但目前仍未有统一的内涵。如以研究事件旅游而闻名的学者盖茨（GETZ）就认为，展览会、博览会、会议等商贸及会展事件是会展业（MEETING INDUSTRY）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有许多学者主张将会展旅游概念泛化。本文所讨论的会展旅游对应发达国家所指M、I、C、E细分事件旅游市场的概念，即Meetings（会议）、Incentices（奖励旅游）、Conventions（大会），Exhibitions（展览），并包括节日庆典和体育赛事为主题的节事(Events)在内的旅游形式。即会展旅游是指借助举办的各种类型的会议、展览会、博览会、交易会、招商会、文化体育、科技交流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洽谈贸易，观光旅游，进行技术合作、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并带动交通、旅游、商贸等多项相关产业发展的一种旅游活动。 会展旅游的特点 尽管会展业和旅游业是两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但是会展与旅游的相互介入是经济活动发展普遍联系的外在表征。会展业和旅游业同属于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举办会展不仅使当地的展览馆、饭店、餐饮服务业受益，而且对相关的电信、交通、购物、旅游服务以及城市市政建设，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事会展业是旅游有多元化战略之一，而会展业则可以利用旅游业提供的各种服务和资源，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一）会展对旅游的促进作用 会展本身具有行业性、产业性以及组办规模大等特点，这势必将吸引政府、民间组织的会展团、参观团、旅行社组织的观光团队。会展由于会议规格高，参会人员均是有较强消费能力的商务客人、较高文化素质客人，其消费档次、规模均比普通旅游者要高得多。一个大型或知名展会的举行，对本地旅游业中的酒店、旅行社、景区、旅游交通、购物均会产生较大的促进带动作用。同时，对于一般旅游团队或旅游者来说，若在旅游过程中恰逢举办会展，由于会展所带来的强烈的气氛，使其旅游情趣大增。会展旅游还具有时段不受气候和季节影响的特征，从而消除了观光旅游时段性明显的缺点。会展活动大多数安排在城市的旅游淡季，会展旅游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城市旅游设施和服务的使用率。会展为城市提供了一次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展示的良机。有利于带动城市功能的提升、增加城市的知名度，这些都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动了有利的环境。 （二）旅游对会展的辅助作用 无论从会展业的发展历史沿革，还是从会展的具体活动内容来看，旅游业所涉及的六大要素都与会展的举办形影相随。会展的构成要素及圆满完成所需的服务正是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优势。在会展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旅游业为会展的举办提供相应服务，协助会展树立品牌，成为了会展旅游集约型发展趋向中关键的因素。会展的成功举办除了参会者的规模或专业性等因素之外，一定程度上还有赖于旅游业的参与程度。开展分工协作建立完善的利益共享机制是实现会展业接待专业化分工的前提。如果旅游企业与会展公司进行专业化分工，会展公司负责展会的招募、宣传、布展和会场内的组织管理工作，旅游企业则向参加商或参观者提供场外的“六要素”服务，各司其职，各取所长，通过专业化的服务令参展商、参观者和当地居民均感便利而满意，从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和获得更多的、持久的支持，从而树立展会的品牌，使会展的带动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最终形成以会展带动旅游、以旅游完善会展的互动互惠的发展新局面。 会展业与旅游业的融合是全球会展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会展旅游是旅游属性结合会展活动的特点而衍生出来的产品。优化会展业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发展会展旅游是中国会展业、旅游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发展会展旅游存在的问题 在会展业每年为全球带来的近3000亿美元收入中，中国却未能占到应有的市场份额。目前发展会展旅游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会展业与旅游业的关系呈现松散状态，发展水平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管理层次上，大多数省份的会展活动（除个别会展发达的城市外）既没有明确统一的部门统一管理与规划，缺少专门管理机构的指导，主办者大都集中精力于申请、审批、接待事务，很少甚至没有考虑到同旅游部门的广泛合作以及对会展旅游的综合效应认识不足；经营层次上，由于多头管理、利润导向等局限性，政府在组织会展公司和旅游企业联合开展宣传促销时存在现实的困难；活动内容上，参展商、与会者及观展人员的主要目的局限于参加或观看会展，仅有很少一部分人自发的小规模的参与游览、购物或文娱活动；旅游部门提供给参展商及观众的服务主要是交通、住宿和餐饮，文娱表演、购物向导和游览活动组织等服务项目明显不足；综合效益上，会展活动给旅游企业带来的综合效益不够大（尽管带动了旅游业的吃、住、行三要素），旅游业内部各行业的收益很不平衡，住宿、餐饮、交通体现明显，获利较多；游览、购物、娱乐三要素未有效开发，获利较少，现有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城市及周边地区的景点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面对新的市场形势和发展环境，中国会展旅游必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以迅速实现“规范化、集约化、品牌化、合作化”。为此，我国会展界和旅游界应相互促进，相互协作，共同构建中国会展旅游发展的优化模式。 发展会展旅游的实例分析 在中国，会展旅游也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细分市场。对于城市来说，发展会展旅游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下文就以长沙市发展会展旅游为例，作出分析。 （一）长沙发展会展旅游的基础 从长沙的经济发展水平、商贸发展水平来看，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口径，2005年，长沙市实际利用外资突破9亿美元大关，到位外资规模居中西部省会城市第一，超过武汉和成都。消费市场方面，长沙通过会展的拉动以％的增速，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跻身全国十强，初步实现了建设区域性商贸中心的目标。 从区域交通条件、地理区位条件来看，长沙地处中国中南腹地，承东启西，是联系沿海发达地区与广大西部地区的桥梁，为中南地区重要的资金、技术、原材料集散地和交通枢纽。 从会展场馆设施状况、旅游业接待能力来看，就2005年，全年共举行217个会展活动，其中全国性会展有20多个，会展销售收入达到50多亿元。会展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全市拥有现代化、正规化的会展场馆四处，即湖南省展览馆、湖南国际会展中心、长沙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场馆总建筑面积达万平方米，室内展厅面积万平方米，标准展位总数4961个。展馆数量和室内展厅面积分别位居全国第4和第6位，具备了承接2000个标准展位以内，10万专业观众以上的各类会展项目的硬件能力。三星级以上酒店或相当于三星以上酒店一百余家，日接待能力超过十五万人次。先后成功举办了全国糖酒会，全国煤炭交易会，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等等一大批会展活动。2005年，长沙市接待国内旅游者2489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亿元；接待入境旅游者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国际国内旅游总收入亿元；旅游业新增值相当于全市GDP增加值的14%，旅游就业人数达10万人，成为长沙市第三产业的龙头。 从长沙的旅游资源、城市形象与城市旅游吸引力来看，长沙是国务院首批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和三国孙吴纪年简牍震惊中外，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传承久远。长沙是风光瑰丽的山水洲城，城内岳麓山巍然屹立，湘江水奔流不息，橘子州浮碧江心，山、水、洲、城浑然一体，使长沙充满了隽永的灵气和独特的魅力。城外有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灰汤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区等旅游胜地。长沙市举办的全国和国际性会展活动较多，加强了与各地、各界的广泛交流与合作，提升了长沙市的会展整体形象和城市知名度。长沙是一座蓬勃发展的会展新城，被高票评选为2005年新锐会展城市，并朝着最佳会展旅游城市迈进。 （二）会展旅游发展对策 1.政府的宏观指导。会展业在中国还是一项新兴的产业，而会展旅游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积极引导。政府应主要在产业规划、行业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整体宣传等方面发挥宏观调控和行业指导作用。 会展活动不仅应体现在当时的轰动效应，更应考虑到长远效应，考虑到参加者对会展活动的整体印象，对各种服务的回味和展会品牌的树立。政府在产业规划、整合行业优势、城市整体宣传方面应该担负起重要的协调与促进作用，使会展部门应主动和旅游部门协作，开展联合促销，将展会、节庆、体育赛事与城市及周边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接待设施结合起来；或者将会展业纳入旅游部门统一管理、统一促销或联合管理、联合促销，或单独设置一个专门的会展营销与协调机构，这一机构必须与本城市及省内的主要的关联企业具有广泛联系，与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重点关联企业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发挥起协调和沟通作用。专门负责会展节事和设施的销售。2003年7月，长沙在全国率先成立的属于市政府直接管辖的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对会展行业发挥了重要的管理、规划、协调和服务作用，但是会展旅游的规模化及专业化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协调二者的关系。正如评选中国最佳商务会展旅游城市中，城市会展销售工作的组织情况包括旅游局与饭店、会展设施及其他旅游设施经营者之间的协调，是否成立专门的会展局进行合作推销占30%的评分分值，这不仅是发展会展旅游的必要因素，同时也是会展旅游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 统一规划场馆建设与周边饭店的建设。在会展活动顺利展开过程中，具有合理布局的饭店服务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近年来，长沙市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交通设施发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满足了会展业发展的要求。全市三星级以上宾馆有近100家，拥有标准床位近8万个。旅馆业和餐饮业总体上能满足举办各种类型会展项目的需要。但各展馆周边宾旅馆数量偏少，布局不合理，是会展主办方考察展馆时意见最大的一个方面。如国际影视会展中心只有五星级的高档服务酒店，中档酒店缺少，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地处城市南郊，周围很少有服务完善的酒店。湖南省展览馆、长沙市国际会展中心整体布局相对较好。政府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时应同时考虑会展和旅游的关联性及统一性，实现合理布局、整体规划。 2.城市的整体旅游实力。城市旅游产品多样化。会展城市起码应具有一般旅游城市的吸引力。在会展时间以外，城市应考虑提供可以观光的多样的旅游项目和可以使用的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参加会展的客人在闲暇时，同样喜欢进行其他的旅游活动，如购物、观光、休闲、娱乐活动等。而与会代表会常常偕同家人一同前往，在逗留期间从事常见各种旅游活动。如果旅游节庆、都市观光和休闲购物等能有效地穿插在会展活动中，从而为当地经济带来更大的综合效益。目前，长沙市可以提供的主要旅游项目有人文景观如马王堆汉墓、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天心阁旅游走廊、贾谊故居等及自然景观如橘子洲及其它江心洲屿、滨江城市风光。如果旅游产品本身不足，缺少吸引力，它限制了旅游业与会展业的联动效应充分发挥。因此，如何增加城市旅游吸引力，使城市旅游整体提升，旅游产品的多样化，将是旅游行业应认真思考的如何发展会展旅游的重要问题。 除了会展企业继续开展大型展会以吸引观众外，旅游部门可考虑将具有本城市特色的现代化场馆作为都市观光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以提高场馆的利用率。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是中国现代农业博览交易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国际影视会展中心也可以成为长沙都市观光的重要目的地。 城市旅游形象的宣传。科技是为传统的会展业和新兴的会展旅游业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技术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科技动态及会展业的发展趋势，寻找网络技术与传统会展业和现代会展旅游业的结合点，更加突出服务的必要性与快捷性，变网络技术的挑战为我们市场开拓的机遇，使双方相互补充，共同推进会展旅游业的健康发展。由长沙市会展办和长沙市会展协会主办的长沙会展网，其中包括长沙概况、会展业基本情况、会展资讯、会展预告、会展管理、会展服务各个栏目，其中会展服务中还具体提供会展法规、会展场馆以及餐饮、购物、饭店、娱乐场所、交通与旅游指南等详细信息。可以说，长沙会展网是一个服务项目较完善的网站，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会展、旅游双效应的宣传作用，但是经过仔细分析，网站中为旅游服务的购物、娱乐场所、旅游指南中的介绍仍有需改进之处。 购物场所局限于一般的消费超市和百货大楼，而忽略了旅游定点商店，旅游纪念品上应着重介绍本地特色的产品如极具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的中国红瓷器、湘绣及菊花石。而娱乐仅仅停留在歌厅文化，其他休闲娱乐设施介绍太少，范围太小。考虑到会展旅游的综合效益中，网站对购、娱的因素介绍不够全面，缺少湖湘文化的特色。旅游资源的介绍较详尽，但缺少实用线路设计和景点内容介绍。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网络优势作好宣传和引导工作，同时利用发达的影视业的媒体宣传作用，在大型会展尤其是国家级会展和国际会展期间制作相应的专题旅游宣传片，带动旅游全面开花，树立会展旅游城市形象，使会展拉动经济的即时效应与长期效应完美结合。 3.旅游企业的积极作为。会展旅游的深度发展客观要求会展业与旅游业之间呈良好的对接关系状态，在会展期间旅游企业为参展人员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一系列专业服务，在丰富了会展活动之余，旅游企业也获得了客观的收入及稳定的客源。旅游业的整体形象和势力得到了提升，旅游行业可以得到全面、持续地发展。这样良好的发展势头反过来会促进会展企业招徕业务，从而形成会展与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循环。我们所提倡的会展旅游，不是让旅游企业去举办各种会议和展览，而是让旅游企业发挥行业功能优势，为会展的举行提供相应的外围服务。因此， 旅游企业应积极为参展商、与会者和观众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一系列服务，并因时因事，根据展会的特征调整服务内容，针对会展的主题、营销计划、服务接待计划进行可行性分析，选择企业所能参与的部分；尽量将丰富多彩的旅游节庆活动与大型会议或展览结合起来。 如在长沙举行的各种大型会议或展览上，长沙市各旅游饭店及各旅行社利用完善的服务网络，设立各种服务专柜或专业部门，尽量为参展商、与会者及观众提供从交通、通讯、票务到购物的全方位服务。并且，旅游企业不要仅停留在机票、订房的差价上，而是应使自己的服务融入到整个会展活动中去，甚至细微到参展商的临时需求。旅游饭店应该利用会展的有利时机为获得稳定的客源提供优质服务，获得综合效益。同时，旅行社可以针对会展主题提供旅游线路设计及相关服务，在会展之余为与会者提供参观游览、娱乐购物等活动设计与服务，为他们介绍当地风景名胜与民俗风情等咨询与介绍。在长沙会展旅游的过程中，旅行社可以为与会者设计比较有代表性的同时考虑到场馆分布的旅游线路，如有以湖南省展览馆为基点楚湘文化大观游线路，即马王堆、简牍博物馆、天心阁、清水塘旅游文化步行街、第一师范、贾谊故居、岳麓书院、岳麓山、雷锋纪念馆、铜官窑，以国际影视会展中心为基点的现代城市风光游线路即金鹰文化城、世界之窗、湘江风光带、橘子洲；并整合周边县市旅游资源又兼具湖湘特色的线路，如浏阳河、浏阳烟花、大围山的名山名水风情游；长沙、曾国藩墓、韶山、花明楼、灰汤的名泉名人故里游；长沙、屈子祠、岳阳的楚湘文化游线路。 4.主题会展活动与主题旅游的融合。会展旅游还应选择具有特色的主题，通过旅游的强大吸引力来为会展提供更多的专业观展者和潜在顾客，同样会展也可通过举办强势品牌的展会为举办城市带来更多的旅游者。选择与城市旅游资源及特色相关联的主题会展将使会展和旅游凭借各自的优势互动发展。众所周知，云南昆明世界博览会对其城市旅游、会展旅游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表明1999年世界博览会提升了昆明旅游在全省和全国的地位，推进了昆明旅游目的地品牌化进程，是中国会展旅游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之一。 借鉴昆明的成功经验，长沙市发展会展旅游应努力从会展活动中的大型会展如金鹰电视艺术节、浏阳国际烟花节、全国糖酒交易会、省农博会着手，尝试将主题会展活动与主题旅游结合，挖掘市场的深度。如金鹰电视艺术节与影视旅游产品、建立影视艺术中心、展示中国电影电视艺术文化结合，浏阳国际烟花节旅游与本地的旅游资源结合，开发生态旅游，在全国糖酒交易会、省农博会、茶文化节会展期间强调湖湘特色的旅游资源（如星沙的百里茶廊、长沙的白沙古井、宁乡的旅游资源），与休闲旅游、乡村旅游联姻，使传统的酒文化、茶文化与长沙周边的旅游特色整合。如长沙的烈士公园，是全国十大公园之一。烈士公园每年的游客近400万人次，每年成功举办灯展和车展，每次观展人数达三十余万人次。目前，长沙在尝试以“生态、文化、科技、现代园林”的烈士公园为阵地，斥资亿元在二年内打造“国际生态会展”，让旅游者欣赏烈士公园的美景同时，还可以感受长沙国际生态会展的魅力。这样的思路将会展和旅游完全融合，从而将大大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 旅游业具有聚集人气、繁荣市场、拉动消费、促进招商的强劲推动力，因而是长沙市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关键环节。旅游业在长沙市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与其他著名旅游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着力整合长沙市旅游资源，加快旅游产业开发建设，培育发展旅游新市场—会展旅游，构建内外对接的旅游网络，打造湖湘文化底蕴厚重和长沙特色鲜明的整体品牌，是为长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陆大道.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M].科学出版社，1991 2.王春雷.中国会展旅游发展的优化模式[J].旅游学刊，2002(2) 3.卞显红，黄震方.关于发展会展旅游的初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01，15(4) 4.马艳辉.会展旅游:经济迅速腾飞的“丝绸之路”[J].现代企业，2000(12) 5.林越英.对中国发展会展旅游的若干问题的探讨[J].旅游学刊，2002，17(4)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秦巴汉水文化英译研究论文
陈椽，（1908 ～ 1999），茶学家、茶业教育家，制茶专家，是我国近代高等茶学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茶学科技人才。在开发我国名茶生产方面获得了显著成就。对茶叶分类的研究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著有《制茶全书》、《茶业通史》等。
安康市位于祖国版图中部，幅员在北纬31°42′—33°49′、东经108°01′—110°01′之间，面积23529平方公里，占陕西省面积的。
本市南依大巴山北坡，北靠秦岭主脊，东西宽约200公里，南北长约240公里，汉江由西向东横贯，构成“两山夹一川(江)”的自然地貌。
全市最高海拔米(秦岭东梁)，最低海拔170米(白河县汉江出境处)，海拔高低相对差为米。
安康地缘和区位优势独特，在省际之间，处于川、陕、鄂、渝四省市的结合部，即东与湖北省(竹山、竹溪、郧县、郧西)连接，南与川渝两省市(万源、城口、巫溪)接壤，位处西安、武汉、重庆三大经济区的几何中心，故有方志称安康为“东接襄沔、西达梁洋、南通巴蜀、北控商虢”之地。
在陕西省内，安康北与省会西安市(周至、户县、长安)和商洛市毗连，西与汉中市(佛坪、洋县、西乡)为邻。
安康市地处于祖国内陆腹地，陕西东南部，居川、陕、鄂、渝交通要冲，介于北纬31°42′—33°49′、东经108°01′—110°01′之间，东西宽约200公里，南北长约240公里。
北与西安周至、户县、长安县以及商洛市的柞水、镇安县毗邻；西与汉中市的佛坪、洋县、西乡县接壤；南与重庆市的城口、巫溪县、四川省的万源县相连；东与湖北省的竹山、竹溪县、郧西、郧县相接。
安康处在川、陕、鄂、渝四省市的结合部，居西安、武汉、重庆三大经济区的几何中心，全市总面积23529平方公里，占陕西省土地面积，其中耕地面积199432公顷，林地1658496公顷，森林覆盖率，荒山荒地91691公顷，水域面积39861公顷。
安康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属于秦岭地槽褶皱系南部和杨子准地台北部汉南古路的东北缘，分别由东西走向的秦岭地槽褶皱和北西走向的大巴山弧形褶皱带复合交接组成。
具南北衔接，东西过渡的特点。
安康以汉江为界，分两大地域，北为秦岭地区，南为大巴山地区，以汉水—池河—月河—汉水为秦岭和大巴山的分界，其地貌呈现南北高山夹峙，河谷盆地居中的特点。
全市地貌可分为亚高山、中山、低山、宽谷盆地、岩溶地貌、山地古冰川地貌6种类型。
月河是安康最大的支流，月河下游流经汉滨区恒口，五里 ，大同等地，经建民镇许家台注入汉江。
在本市土地面积中，大巴山约占60%，秦岭约占40%，山地约占，丘陵约占，川道平坝占。
海拔高程以白河县与湖北省交界的汉江右岸为最低（海拔170米），秦岭东梁为最高（海拔米）。
秦岭主脊横亘于北，一般海拔2500米左右；大巴山主梁蜿蜒于南，一般海拔2400米左右；凤凰山自西向东延伸于汉江谷地和月河川道之间，形成“三山夹两川”地势轮廓，汉江谷地平均海拔370米左右。
秦岭、大巴山主脊与汉江河谷的高差都在2000米以上。
境内的主要山脉有秦岭的东梁、平梁河、南羊山和大巴山的化龙山、凤凰山、笔架山。
安康旅游图安康古称金州，地处陕西省南端，周边与四川、重庆、湖北毗邻，汉江横贯其中，阳安、襄渝和西康三条电气化铁路在安康交汇，旅游区位优势明显。
北接西安，南连三峡，东承湖北道教圣地武当山及神龙架自然保护区，西邻汉中三国遗址，是连结国家规划的“西安——三峡——张家界”绿色生态旅游长廊中的重要驿站，又是陕西绿色生态旅游的品牌。
安康是秦巴山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北亚热带季风地区的一部分，也是陕西省水、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这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历史遗迹遍布全境，有古遗迹、古窟寺、摩崖石刻及近代文物遗址650 余处，道教、佛教、 *** 教、天主教等寺、上许家台南宋古墓、庙、观、堂集中于安康市区，折射着先民的光辉。
秦巴汉水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安康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全市现已查明景区32处，景点78个，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5个（南宫山国家森林公园、鬼谷岭国家森林公园、千家坪国家森林公园 、天华山国家森林公园 、上坝河国家森林公园），省级森林公园多处（擂鼓台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牛背梁自然保护区、化龙山自然保护区），省级风景名胜区2个，现已开发的景区景点29处。
其他名胜有：汉江、中华太极城、瀛湖、香溪洞、天柱山 、巴山秋池、子午栈道、龙王山、旬阳县博物馆、文峰塔、吕河千里荷塘等。
安康，地处“秦头楚尾”、陕西最南端，山川秀丽，资源丰富，历史悠久。
陕西省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南宋墓葬上许家台古墓，近日在地处陕南的安康市建民镇佘家窑村被初步发掘整理。
该墓葬是南宋抗金名将王彦为其父母所建的合葬墓。
这座古墓全长三十二点零四米，墓道长二十四点七四米，宽二点零二米，墓深五点二四米。
墓道由十九排九千三百余块方、条形封门砖砌成，墓底有完整的排水系统。
墓门正面宽七点零五米，高三点五五米，为仿木结构砖雕建筑。
墓室门前立二石碑，左书“宋故赠武略大夫绥德府君王公之墓”，右书“宋故太硕人绥德府君王公妻马氏”，该形制较为少见。
碑刻文字介绍了墓主人姓名、籍贯、卒年，王彦官职、食邑，以及王彦于绍兴三十年（即公元一一六零年）八月十五葬其父衣衾与其母遗体于金州石泉县来苏乡越瓜里的经过。
王彦是与岳飞齐名的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在朝廷身居要职。
他领导的八字军英勇顽强，在抗敌卫国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彪炳青史。
此次发现的王彦父母合葬墓中，仿木砖雕结构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
石碑上关于王彦的出生地、官阶等记载可补充史书的不足。
另外，据此还可推断地理志所载石泉与今天石泉县的范围不同。
该墓葬在考古研究上还存在以下疑点：一是墓道雕花数量众多而在墓室中却找不到；二是墓中没有人骨；三是南宋葬俗，墓中多俑，而该墓没有任何陶俑残片；四是碑文载“意先君平皆出处之大节也，见于志铭，故不复书”，其父母生平事迹应见于墓志，而墓室中并无墓志。
这些疑点有待于专家在进一步研究中逐一揭密。
人文史可上溯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境内即有先民在越河川道及汉江两岸繁衍生息。
据文物部门调查和考古发掘，在全区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十余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安康五里花园柏树岭、柳家河、张家坝；岚皋肖家坝；汉阴阮家坝； *** 马家营；旬阳李家那，龚家梁，新天铺等遗址，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先民的聚落。
出土的新时器文物，既有半坡文化类型的特点，也有庙底沟文化风格，同时也有李家村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类型风采，又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点。
夏代，安康属梁州的一部分。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记载，将全国分为九州，称“华阳黑水惟梁州”，唐代学者认为梁州为今汉中、安康、商洛一带。
商周时期，安康成为庸国的封地，史称上庸，为“群夷之国”。
商朝建立政权后，对周围的部族大加征讨和掠夺，汉水流域的各部族也未能幸免。
在武王伐纣的战役中，庸人参加，并能征善战。
西周时期，曾破昭王胶船，使昭王君臣溺死于汉水。
后来穆王、宣王相继南征，均无功而返。
后王室衰微，郡国兼并，东周安康隶楚、隶蜀、隶秦，更变频繁。
这一带部族也被新起的五霸之一楚兼并。
据《太平寰宇记》载：“金州于战国为楚地，附庸地，后为楚所灭，复为楚地”。
春秋战国时期，安康处“秦头楚尾”，地扼南北要冲，公元前611年庸国被秦、巴、楚三分，安康成为秦楚必争之地。
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在安康汉江北岸台地（今天的中渡台）设西城县，属汉中郡，郡治设在西城。
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划汉水上游为汉中郡，西城县为汉中郡治，领十二县，辖今汉滨、汉阴、石泉、 *** 、岚皋、平利、镇坪七县。
西汉沿袭秦制，汉中郡下设西城、安阳、长利（今天平利县）、旬阳、锡（今天白河县）五县，治所西城县。
西城县辖今天汉滨区的大部和 *** 、岚皋全境。
东汉建武元年至六年(公元25－30年)刘秀遣将军李通领兵，与巴蜀公孙述战于西城，取汉中地，郡治改迁南郑，隶益州刺史部。
西城县辖今汉滨区、岚皋、 *** 、平利和镇坪五县。
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5年)，曹操攻占汉中，分郡之东部即安康为西城郡，划归荆州，西城郡辖今汉滨、岚皋、 *** 、平利和镇坪五县区。
三国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取“曹魏兴盛”之义，设魏兴郡，辖七县。
西晋沿之。
据《兴安府志》载：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为安置巴山一带流民，取“万年丰乐、安宁康泰”之意，将安阳县更名为安康县，“安康”从此得名。
南北朝时期，安康先属南朝，后属北朝，先称直州，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设金州，因越河川道出麸金得州名，隶属魏兴郡。
北周武成二年（公元560年），撤西城县改称吉安县。
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治所迁回西城，县城改建汉江南岸，辖今汉滨、岚皋、平利和镇坪四县区。
北周末年废县，复设魏兴郡。
隋朝复设西城郡。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称吉安，属金州。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撤金州，设西城郡，吉安改称金川，辖六县。
十三年（公元617年）郡县俱废。
唐、五代、宋设金州安康郡，辖西城、汉阴、平利、旬阳、淯阳、石泉等六县。
元朝设金州，属陕西行中书省兴元路。
至元年间（公元1279－1294年），金州改为散州，下不辖县，辖区相当于今汉滨、平利、镇坪、白河、旬阳、 *** 、岚皋、汉阴、石泉和镇安十县境地。
明代仍设金州，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汉江洪水覆没金州城，遂于城南赵台山下筑新城，并易名为兴安州，属汉中府。
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兴安州从汉中府划出，直属陕西布政司，领汉阴、平利、旬阳、 *** 、白河、石泉等县。
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兴安州迁回老城。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改设兴安府，并汉阴县地设安康县，领安康、平利、旬阳、白河、 *** 、石泉等六县，属陕西布政司领。
辛亥革命后，即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陕西省撤消府、州、厅，省下设道、县两级，安康在清代六县基础上新增四县归汉中道。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废道而直隶于省；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设为陕西省第五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十县。
建国后，1950年设市，1954年撤销安康市改设城关区，隶属安康县管辖。
1988年9月15日复设市， *** 安康地委和安康地区行政公署驻地安康市。
公元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安康地区撤地设市。
新组建的 *** 安康市委员会、 *** 安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00年12月正式对外办公，撤地建市后，原县级安康市改为汉滨区。
地级安康市于2001年元月1日成立。
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安康市人民 *** 、政协安康市委员会、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康市人民检察院相继对外办公。
地级安康市下辖汉滨、汉阴、石泉、宁陕、 *** 、岚皋、平利、镇坪、旬阳、白河十县区。
全市有回、满、蒙、苗、白、侗、壮、东乡等24个少数民族聚居，汉族占人口的，少数民族占人口的。
问题一：安康是属于哪里 安康属于陕西省的一个地区级市，位于陕西省的最南部，汉水穿城而过。 问题二：现在的安康是古代什么地方?拜托各位了 3Q 以前叫上庸 夏代，安康属梁州的一部分，商周时成为庸国的封地，史称上庸。公元前325年，秦惠王在安康设西城县，汉中郡设在西城，从此，安康市成为陕西省国土的组成部分。西汉沿袭秦制，汉中郡下设五县，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将汉中郡治迁移至汉中南郑县。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5年)，曹操攻占汉中，分郡之东部即安康为西城郡。曹魏、西晋设魏兴郡，辖七县。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为安置巴山一带流民，取“万年丰乐、安宁康泰”之意，改安阳县为安康县，“安康”从此得名。南北朝时，安康先属南朝，后属北朝，先后称直州、金州，隶属魏兴郡。隋朝复设西城郡。唐、五代、宋设金州安康郡，辖六县。元朝设金州，明代前仍设金州，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汉江洪水覆没金州城，遂于城南赵台山下筑新城，并易名为兴安州。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州府迁回老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改设兴安府。辛亥革命后，废府设道，在清代六县基础上新增四县归汉中道。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废道而直隶于省；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设为陕西省第五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于1949年12月改为陕西省安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0年7月改称陕西省人民 *** 安康专员公署，“文革”期间改称安康地区革命委员会，“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即1979年改为安康地区行政公署。 *** 安康地委和地区行政公署驻地安康市。公元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安康地区撤地设市。新组建的 *** 安康市委员会、 *** 安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00年12月正式对外办公，撤地建市后，原县级安康市改为汉滨区。地级安康市于2001年元月1日成立。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安康市人民 *** 、政协安康市委员会、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康市人民检察院相继对外办公。 人文历史 安康历史源远流长，有女娲在平利抟土做人和敢偷上帝息壤为民除患的鲧的传说，史密簋铭文(巴人在安康繁衍的物证)的发现，使安康在中华民族8000年历史上不再空白。秦汉以来，有数风流人物为安康历史涂彩描墨。刘邦、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等英雄豪杰曾在此借险屯兵、鏖战南北，汉朝锡光(出使越南)、作《石门颂》碑文的韩朗、王戌(汉朝)、南宋巨子怀让禅师等传奇人物以及鬼谷子、孟浩然、陆游、李广田等文人骚客在秦巴汉水间涂红描绿，更使安康历史多了几分妖娆。 科学技术很早就出现在安康，在丰富的地下文化遗址中，发现了7000多年前先民们使用的石器和陶器，夏商时期铸造的青铜，最具代表的西周史密簋，以及随后出现的春秋编钟、战国提梁、春秋战国人面纹戈、空首铖、新罗寺大钟等。至于建筑与纺织技术，原始耕作技术，战国末期出现的铁制农具，东汉时期出现的陂塘灌溉水利工程，始于战国末期的沙金开采，《唐书・地理志》、《续陕西通志》中关于金龟、金箸、鎏金蚕之类金饰器物出现在安康的记载，《兴安府志》、《大明统一志》、《敕修陕西通志》中关于绿松石在安康的开采与加工(有汉阴阮家坝遗址发现的与仰韶文化同期的玉管饰物为证)的记载，传说中的秦陵与旬阳水银开采，等等，为后人编织了一幅神秘的科技文化历史画卷。值得一提的是桑蚕业。史载西汉时期桑蚕业就在安康兴盛，唐时达到鼎盛。乾隆三十年春天，山东高密县人郝敬修出任汉阴县令，对安康(汉阴)蚕业倍感兴趣，即著《教养山蚕图说》一书对兴桑养蚕和抽丝过程予以详细记载并辅之以图画。乾隆五十三年《兴安府志》对郝著作了充分肯定。清以来，先后有七人就金州桑蚕业著书立说，流传后世。色彩斑斓的安康历史文化，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佳作。其中传世古代名家书法作品就达70多幅，唐......>> 问题三：安康是什么样的城市? 安康古称金州，地处陕西省南端，周边与四川、重庆、湖北毗邻，汉江横贯其中，阳安、襄渝和西康三条电气化铁路在安康交汇，旅游区位优势明显。北接西安，南连三峡，东承湖北道教圣地武当山及神龙架自然保护区，西邻汉中三国遗址，是连结国家规划的“西安――三峡――张家界”绿色生态旅游长廊中的重要驿站，又是陕西绿色生态旅游的品牌。秦巴汉水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安康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安康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人文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战国时期已成为“秦头楚尾，一大都会”，秦惠文王时，在安康设西城县，首置汉中郡，设在西城。从此，安康市成为陕西省国土的组成部分。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为安置巴山一带流民，取“万年丰乐，安宁康泰”之意，改安阳县为安康县，“安康”之称始于此。 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设金州，因越河川道出麸金得金州名。 安康的旅游风光十分的秀丽，吸收了南国的风光美景，又有北国的粗犷豪迈。笔架山是安康最有意境的游览之处。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站在南宫观看笔架峰峦叠翠，削壁入云的恢宏气势就会想：笔架养在深闺无意显其险，人向往其险；笔架无意显其高，人向往其高；笔架无意显其幽，人向往其幽；笔架无意显其奇，人向往其奇；山无欲，人欲之，山人合而为仙，如此仙境岂不让人乐而望忧，启迪一世。 安康淳朴的民风，再现秦楚的风情，集南北风光之精华，会秦楚文化之葳蕤。形成了瀛湖、南宫山、香溪洞、千家坪、三道门、平河梁、神田、擂鼓台等一批具有秦巴汉水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为特色的景区、景点。其实无论您是登岭、爬山、寻幽探险，还是岚河漂流、瀛湖泛舟，您会感到无处不是景，无景不醉人。 问题四：从安康市到瀛湖怎么走 看你是从哪里去了你从火车站去的话 如果不考虑钱的话 那就从火车站直接打的去赢湖 （没有这样打过的 不知道多少钱 从火车站到江南是10块）如果要从火车站住酒店 好点的酒店有 宜家（7号路） 金州（大桥路）等等 酒店很多一般的有好望角（7号路）然后还可以从陵园路路口 坐面包车去赢湖 人多的话也可以直接直接包车 价格应该是每个人十几块吧 具体的我不知道 好久没有去过了 问题五：安康历史上出现过那些影响人物？ 王戎，韩朗二人均为陕西西城（今安康市）人，生卒年月不详。他们同居一乡，而且是志同道合的学友，自幼在一起攻读诗文，由于二人才华出众，朝廷察举时，虽然出身寒门，也被录用为司隶校尉健。 东汉建和二年（148年），汉中太守杨孟文修凿褒斜道竣工，书佐西城王戎和行丞事韩朗特作“杨君颂”，赞扬汉中太守杨孟文的功绩，其文隽逸洒脱颇为时人称道。 王戎、韩朗虽然文墨出众，然而出身低微，所以官卑职微难展宏图大略，于是转而寄情于名山大川，醉心于寻胜访古，赋诗作文。王戎用笔放纵、洒脱、遒劲，，是汉代隶书中个性鲜明的杰作，书法界推崇为汉隶代表作，列为“石门十三品”之一。近世书法大师于右任曾有“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的诗句。二人曾书写被时人誉为舒展奔放、刚健有力的上品隶书《石门颂》。《石门颂》也奠定了王戎在中国古代书法界的地位。还翻译《两汉城宇碑文》，编撰《两汉金石记》等，为安康古代文化增添了光彩 问题六：北京到安康都是路过哪些地方 驾车路线：全程约公里 起点：北京市 1.北京市内驾车方案 1) 从起点向正西方向出发，沿正义路行驶30米，调头进入正义路 2) 沿正义路行驶410米，右转进入前门东大街 3) 沿前门东大街行驶770米，过右侧的正阳门约150米后，稍向右转进入前门西大街 4) 沿前门西大街行驶公里，稍向右转进入宣武门东大街 5) 沿宣武门东大街行驶850米，稍向右转进入宣武门西大街 6) 沿宣武门西大街行驶公里，过右侧的金水大厦约120米后，稍向左转进入莲花池东路 7) 沿莲花池东路行驶40米，过右侧的大成大厦，直行进入莲花池东路 8) 沿莲花池东路行驶公里，过会城门桥，朝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南沙窝桥/西三环方向，稍向右转进入莲花池西路 9) 沿莲花池西路行驶590米，过莲花桥，直行进入三环 10) 沿三环行驶950米，朝西四环/岳各庄桥/G4方向，稍向右转进入六里桥 2.沿六里桥行驶310米，过六里桥，右前方转弯进入京港澳高速公路 3.沿京港澳高速公路行驶公里，朝机场西/太原/石家庄市区/S9902方向，稍向右转进入新元高速公路 4.沿新元高速公路行驶公里，朝绕城/中华北大街/太原/G5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5.沿匝道行驶公里，直行进入绕城高速公路 6.沿绕城高速公路行驶公里，稍向右转上匝道 7.沿匝道行驶公里，直行进入京昆高速公路 8.沿京昆高速公路行驶公里，朝阳泉/太原方向，稍向左转进入青银高速公路 9.沿青银高速公路行驶720米，直行进入青银高速公路 10.沿青银高速公路行驶公里，直行进入京昆高速公路 11.沿京昆高速公路行驶公里，朝晋中东/晋城/临汾/运城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12.沿匝道行驶公里，直行进入榆祁高速公路 13.沿榆祁高速公路行驶公里，朝临汾/运城/祁县/平遥古城方向，稍向左转上匝道 14.沿匝道行驶公里，直行进入京昆高速公路 15.沿京昆高速公路行驶公里，朝西安绕城(南)/东三环/灞桥/渭南方向，稍向右转进入谢王立交 16.沿谢王立交行驶公里，过谢王立交约350米后，直行进入西安绕城高速公路 17.沿西安绕城高速公路行驶公里，过曲江立交，朝柞水/安康/重庆/航天基地方向，稍向右转进入曲江立交 18.沿曲江立交行驶370米，过曲江立交，右前方转弯进入包茂高速公路 19.沿包茂高速公路行驶公里，过五里镇大桥，朝安康/五里/十堰/安康市区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20.沿匝道行驶公里，直行进入十天高速公路 21.安康市内驾车方案 1) 沿十天高速公路行驶公里，在安康/建民出口，稍向右转上匝道 2) 沿匝道行驶公里，右转进入安康大道 3) 沿安康大道行驶公里，过汉江三桥，在第1个出口，右前方转弯进入安康大道 4) 沿安康大道行驶270米，左转进入瀛湖路 5) 沿瀛湖路行驶760米，过左侧的国税大厦约60米后，直行进入育才西路 6) 沿育才西路行驶580米，直行进入育才中路 7) 沿育才中路行驶31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左侧) 终点：安康市 ...>> 问题七：我是陕西安康人,有四天假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玩玩了 前方500米有各网吧 那里好玩 问题八：宋朝时期的安康在哪 安康位于陕西省最南部，是陕、川、鄂、渝四省市毗邻地区的中心城市， 安康市古称“金州”，为陕西省第二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是东方圣母女娲的故乡，素有“天然生物基因库、中药材之乡、中国硒谷、中国民歌之乡、中国茶乡、汉调二黄之乡”等美誉。安康位于陕西省最南部，是陕、川、鄂、渝四省市毗邻地区的中心城市。是连接祖国西南、西北通向华北、华中、华南的重要交通枢纽，阳安、襄渝、西康铁路在此交汇，是我国包柳铁路和沪汉蓉大通道的十字中心。辖一区九县和省级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瀛湖生态旅游区、陕西省恒口统筹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三个开发区（新区），人口303万。安康地处秦巴山区，汉江穿流而过，随着勤劳的祖先的繁衍发展，长期形成了浓郁的安康汉水文化。如今的安康，正在朝着建设区域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城市的宏伟蓝图稳步迈进，“中国硒谷 秦巴明珠”已成为新时期安康对外宣称的响亮口号。 问题九：安康是哪个省？从成都到安康坐火车要几个小时？ t248 出发车站:成都东 开点:12:44 到达车站:安康 到点:20:39 历时:07:55 K258 出发车站:成都 开点:13:53 到达车站:安康 到点:03:18 历时:13:25 Z124 出发车站:成都 开点:17:20 到达车站:安康 到点:23:28 历时:06:08
秦汉魏晋经济制度研究论文
秦汉时期：【政治】秦朝时创建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上实行“郡县制”；西汉时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实行了“内朝制”,以皇帝的亲信为侍中、尚书令,参与军国大事以削弱相权.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就是郡县制与分封并存；武帝时颁布“推恩令”,之后正式实行“州-郡-县”的地方行政体系.选举制度上,西汉实行的是“察举制”.【经济】（1）农业：“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继续发展,西汉时发明了播种工具耧车.（2）手工业：在冶铸业方面,两汉时发明了高炉炼铁和炒钢技术；在制瓷业方面,东汉时已经能烧制出成熟的青瓷；纺织业方面,西汉的丝织业发达,此外还有麻织技术.（3）商业：秦汉时期的商业大都集中在城市,交易的物品大多是为贵族、官僚享用,由于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业发展比较艰难.【文化】（1）文学：汉朝时,楚辞盛行,文学家以除此为基础创造了汉赋这一半诗半文的综合文体.（2）科学：西汉前期,纸出现；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等便宜的原料造出了便于书写的纸；东汉时,数学上出现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医学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学的理论基础.（3）绘画：秦汉时期的绘画门类很丰富,有壁画、帛画、木刻画、木版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等.（4）书法：秦朝时通行文字为“小篆”；后来“隶书”出现,至西汉初年时成为通用字体.
给你几个网站,有很多历史文章,很有条理.秦朝:汉朝: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 ，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升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 。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 。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 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20]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 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13]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2]（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核心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20]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10]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 。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3]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 。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16]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20]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并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6]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5]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1]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17]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11]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12]（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畅通；第二，还缺乏统一的市场价值，没有价格形成机制；第三，中国自秦以来虽然实行了统一的货币，但币制仍然混乱并常常发生钱荒。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培育健全的统一市场。[15]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12]
中国古代金融业banking in ancient China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事业。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 中国是产生货币较早的国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有了金属铸币。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资料看，商、西周时期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主要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当时的实物货币有贝壳、龟甲、粮食、布匹等，金属称量货币主要是铜。春秋战国（前770～前476）货币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人们逐渐普遍地使用青铜铸币。由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例如秦国的铜钱铸成方孔圆形，币文为“半两”，铸币权由国家掌握。此外，黄金和布也是法定的货币。战国末年，秦国制定的《金布律》是中国最早有关货币的法令。秦汉（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秦的货币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秦亡后,汉承秦制。为使货币重量更适于交换，西汉政府将铜钱的重量由“半两”（十二铢）改为“五铢”。从此五铢钱制度一直延用至隋代(581～618)。南北朝(420～589) 这一时期，信用事业有所发展。中国古代的信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初的借款对象是实物。以后随着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货币借贷行为越来越多。在封建社会初期，放款者主要是官府、贵族以及大地主等，而借款者往往有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逃债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借贷主要是信用放款，而且利息通常较高。战国时期，放款取息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秦汉时还出现了专门靠放债取利的人，称“子钱家”。有些子钱家资本相当雄厚，甚至政府有时为筹措军费也要向他们借款。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兼办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当时佛教盛行，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不少特权。寺院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经营大量土地,兼营放款业务。除了传统的信用放款外，还出现了典当业，即抵押放款。唐(618～907) 法定货币有铜钱和绢帛两种。绢帛以“匹”为单位,多用于大额的交易。唐代废五铢钱,铜钱不再以重量为名，而改称“通宝”、“元宝”，发展为比量名钱体系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唐代货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在流通领域中，铸币短缺一直是突出问题。因各地禁铜钱出境且铜钱较重,商人携带极不方便。唐宪宗时产生了“飞钱”，即商人在京师卖出货物后，把货款交付给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并从其处取得票券,回到地方后凭票取款。这种飞钱又称“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随着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唐京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西市是长安最繁华的市场，面积约1平方公里,遍布各种店铺和作坊，其中有许多商铺经营信用业务,如柜坊、寄附铺收受存款,保管财物；金银店兼营兑换以及生金银的买卖；质库经营抵押放款。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汇兑事业的产生是唐代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标志。宋(960～1279) 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白银的货币性加强和纸币的出现。汉代以前贵金属金、银都曾为货币,秦汉时期黄金是法定货币。汉代以后,由于货币经济一度衰退，贵金属失去法定货币的地位。唐末出现贵金属复入流通的趋势。宋代贵金属白银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绢帛一类的实物货币则逐渐失去其货币资格。纸币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的四川，当时称作“交子”，开始时是由民间的富商发行，1023年后政府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宋代钱币的铸行量大大超过唐代，但在货币流通领域中却出现混乱和地区割据的局面。宋代铸币的种类很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数种；币材可分为铜钱、铁钱、夹锡钱。北宋(960～1127)时期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辽也铸造自己的货币。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则有些地方使用铜钱，有些地方流通铁钱，还有些地方兼行铜铁钱。南宋(1127～1279)时占据中原北部的金国也铸造发行自己的货币。元(1271～1368) 结束了宋代货币流通分散混乱的局面，货币又趋统一。元代的货币以纸币为主，最初的纸币是可用白银兑现的信用兑换券，后逐渐发展为不兑现纸币。元代纸币不再以宋代“缗”、“文”等铜钱的单位为价值尺度，而以白银为价值尺度。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相当完善。1287年，元政府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宋元时期的信用事业较之以前并没有过多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传统的高利贷信用。民间的信用机构主要是当铺。当铺在宋时称“解库”、“ 质库”,寺庙经营的称“长生库”, 元代时称“解典库”或“解库”。元代当铺除抵押放款外，有时还经营信用放款。除了私入开当铺外，官方也开始建立经营典当业的机构。如金政府曾设质典库,又称“流泉”,元政府设立公典，称“广惠库”。宋代以后,货币种类增多,因而兑换业发展。当时经营兑换业的有“金银铺”、“银铺”。宋代的“交引铺”除经营各种兑换外，还买卖各种钞引。汇兑业务随着纸币的流行而逐渐衰落。明清(1368～1911) 明代货币有纸币、铜钱和白银。明前期主要用纸币，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清代(1616～1911)银、钱兼行。铜钱仿照明朝的制钱制度，由国家统一铸造发行，银锭则许民间自由铸造，因此各地的铸银在重量、成色上有不少差异，种类繁多。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各地。据统计，1644年全国有当铺两万多家，1744年时北京有当铺六七百家。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明中叶,最初规模较小,主要从事兑换业。明末，钱庄逐渐发展成为从事经营接近近代金融业务的机构,除兑换铜钱、金银外,还兼营放款、存款等业务。银号最早出现于清初，经营业务与钱庄类似。钱庄、银号还发行钱票和银票，可以用来兑换铜钱和白银。随着钱庄、银号在全国普遍设立，清乾隆年间以后，银钱票的流通非常广泛。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因经营者主要是山西人，又称“山西票庄”，起初只为商人办理汇款，后又兼办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和存、放款业务。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