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世说新语的论文

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到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夙慧篇》中的一则故事：当初晋元帝突发奇想，想要考一考身为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于是，他把司马绍叫到榻前，问他：“长安、太阳哪个更远？”他想了想，答道：“太阳。我听说过有人从长安来，却没听说有人从太阳来。”晋元帝大为诧异：“这个孩子的回答真是出人意料地与众不同。”后来，晋元帝在朝廷上和大臣们提到了此事，又问司马绍：“太阳、长安哪个更远？”司马绍不加思索地说：“长安。我抬头就可以看见太阳，环顾四周却看不见长安。” 作为一个有科学常识的人当然知道：太阳离他的距离要远远大于长安理他的距离。所以他在第一次回答时答了“太阳”。但他的第二次回答的答语更富哲理——长安看似比太阳离他更近，实际上在他的心里，长安是重要城市，地位比太阳要重得多，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他才会说太阳近而长安远。其实，没有所谓的“最遥远的距离”。最遥远的距离是物与心的隔阂（当然也包括心与心的隔阂）。《庄子·齐物论》中有这么个故事：有一次庄子睡觉，忽然做了个怪梦。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它一忽儿飞东，一忽儿飞西，在草丛花枝间翩翩起舞。要说快乐呀，那真是快乐极了！...

摘要：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较为黑暗的时期, 社会是动荡的，政治是黑暗的，战争是频发的，由于社会的分崩离析,过去两汉儒学一尊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道、法、名等各家学说纷起,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一般绚丽的文化浪潮。魏晋士人,崇尚清淡,追求虚静,行为上纵任不拘,一改两汉文人那种唯立德扬名为目标的人生态度,全面而深刻地建构了魏晋人的特质、品性和才情，而魏晋人的这些特质、品性和才情又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态度上。本文从四个角度，探讨了魏晋人的审美情趣。一，对相貌美的坦然直言。二，对自然美的崇尚。三，对女性聪慧达观的赞美。四，精神境界之美。并通过对历来学者相关著作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认为《世说新语》所体现的审美核心是人的精神境界之美。在正文中分三大部分，一一步分析和阐述了本文的论断。关键词：审美情趣相貌美自然美女性美精神境界之美文献综述1、相貌之美魏晋人对美的理解是特立独行和任性放达的，他们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对美貌的赞赏往往是毫不吝啬并且是姿态坦然的。有时会以描写自然风物的形容词来形容名士的风度和美貌。如写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1] 写潘岳的美，说他少年时走在街上都会引来妇女们牵他的手。写到卫玠，说他因为美貌被人围观，因为围观的人太多像一堵厚墙壁困住了他，使他本就羸弱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竟然病重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2] 对美貌描述的这种直言不讳，恰恰是魏晋人开放自由的风气在审美情趣上的一种体现。历来，也有很多关于对《世说新语》中魏晋人的人物审美研究，在李立娜的“论《世说新语》中女性美”也提到，女性美第一是 “ 貌 ” 之美。第二是“才”之美，第三是“德”之美。从专著方面来说，比如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以及李泽厚、刘纲纪合著的《中国美学史（精华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都对《世说新语》有较大篇幅的分析。专著则有宁稼雨的《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版）、蒋凡的《世说新语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8年版）、萧艾的《世说探幽》（湖南出版社）、这些著作都涉及了对《世说新语》的美学分析，提及关于魏晋人对相貌美的描述。2、自然之美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在审美文化方面，“自然”不仅是人生、艺术合理性存在的基础，而且成为艺术创作的理想和艺术批评的标准。刘昱《魏晋“自然”概念的转变及其审美文化的影响》（扬州大学）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论证“自然美”的概念，他认为“自然美”，若表现在人物品藻上，则是对人的气质、才情的关注，张扬个性之美；在诗歌中则是抒发内心苦闷，寻求精神寄托，体现真情流露之美；在书画艺术里，则是抒写自由人生，追求神韵之美，任心表意之美；在音乐的国度里，则是寄托人生忧愁，宣泄生命意识之美。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对人的气质才情的审美，对自然美的追崇，是那个时期的一种风尚。如《世说新语》描述的：王夷甫云：“闾丘冲优于满奋、郝隆。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 [3]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4]3、女性之美《世说新语》中有许多表现人品美、德行美的小故事，特别是有许多对聪慧达观、坚忍睿智的母亲们的形象的描述，有着许多动人的篇章。李立娜的“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美”（湖南师范大学校刊）一文中指出“ 德 ” 之美，这是《世说新语》中所展现的女性美的重点内容，通过书中女性在不断变化的身份一一女儿、妻妾、母亲之间的表现，来展示女性所特有的“ 德 ”。宁稼雨先生的《中国志人小说史》着重分析了《世说新语》特别谈到了《世说》的妇女题材，他指出魏晋妇女在很多方面冲破了旧礼教对她们的藩篱，掀起了一次妇女解放的波澜；蒋凡的《世说新语研究》一书第六章，则从魏晋士人的婚姻和家庭方面入手探究女性的地位问题；王守华的《世说新语发微》一书从婚姻、家庭以及学识来谈论女性形象较为全面；而范子烨与李杰都开始关注魏晋女性不同于以往的“新”形象、“新”气象。在学术期刊网里搜索的相关硕士学位论文有很多篇，分别是2007 年兰州大学姜肇函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状况》通过对《世说》的分析探究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张玉茸的硕士毕业论文《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群体》则较为全面的分析了魏晋女性；2011年兰州大学焦虹玮的硕士毕业论文《魏晋南北朝上层女性的困境—以<世说新语·贤媛>和<妒记>为例》侧重于对两本书进行比较研究。《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9 第 28 卷第四期总第 60 期张更祯的《<搜神记>中的女神、女鬼、女妖形象》认为《搜神记》中的女神宛如大家闺秀，端庄严肃；女鬼为爱而死，又为情而活，令人感动；女妖容色娇媚，并未对人有害。该作者认为不管是女神、女鬼还是女妖，她们本质上都是女性的的化身，集美貌、柔情、善良为一体的美丽女性形象。4、精神境界之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关于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则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关于人格与境界《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一书认为，冯友兰通过对天地境界中圣人品格的具体描绘，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吸取道家思想的资粮，熔儒道为一炉，构建起其理想人格学说，为其人生哲学圆了最后一笔。魏晋人对美的认识，不仅是对相貌的直接的感官感知，更注重精神境界的美，常常会借助山水之美抒发个人情感，以追求人的精神境界之美。宋艳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审美追求一文中认为，魏晋时期的士人他们自觉地以审美的眼光观照山水,从中获得了美的享受, 这种享受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以至有了 “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5] 的感觉,主体与客体达到了统一。人成了自然的一员。陈国敏，戴剑的《从魏晋南北朝山水诗看士人隐逸审美心态》认为，山水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人们对自然山水审美的人格与生存追求上。山水不但成为主体审美情思的艺术载体,而且成为主体对自然山水的人格与生存追求,就是士人把山水作为自己生存的伴侣,把自己的生命存在与山水存在视为共同体。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每到清风明月之时，就要想起许玄度。” [6] 当有人问顾恺之会稽的山水如何秀美，顾云“千万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 [7] 这种对山水美的发现，用美的心去体悟山水，用美的语言表达山水自然景象的风气是魏晋人艺术心灵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是魏晋人注重精神境界提升的一种方式。以上搜索了历年来学者们对魏晋时期的审美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世人了解魏晋时期人们的为人处世和道德理念有很大的帮助，为后人更深层次地研究魏晋时期的审美观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在研究这些学者著作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大多数学者对魏晋人审美的研究，都是分别从各个角度着手，缺少关联性，这为本人研究的论题，留下一定的空间，文本将重点论述关于《世说新语》中魏晋人审美情趣的核心问题，既《世说新语》所体现的审美核心是人的精神境界之美。

读完一本书以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后感呢？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我整理的《世说新语》读后感3000字，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最近有好几个朋友跟我说喜欢我的关于《幽梦影》的读书笔记，其实中间有些是开玩笑写的，他们说描述得还蛮准的，我觉得大家看了高兴就好。今天上午泥巴问我说我自己像什么，我说像魏晋文章吧，样子很端正，内心很自由。

既然大家喜欢，我就慢慢地把我另外一些读书笔记放上来，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有趣，也比较多是关于文学和历史的东西，而且我打字慢，没有耐性，所以速度应该不会快。

同时我也会推荐一些我看过的不错的，对我有影响的，与之相关的文章给大家，跟我最好的朋友们分享读书的快乐。

《世说新语》的《容止》是我大学毕业论文的研究题目，是我在整本书里面发现的最有意思的一篇。当初在选题的时候，我原本没有打算写这个主题，但是按照我的个性，写我最想写的篇目说不定会“出界”，最后从我的兴趣角度选了《容止》这篇。我的论文完全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的，不用涉及太多的立场问题，也没有太深入，充其量就满足了一下自己的兴趣。最后在写论文的过程中，还蛮开心的，有点意犹未尽，但是论文的分数很一般。

而整本书一共有三十几篇，我都有写一些笔记。有些写得很长，反正全部打进电脑里面应该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做一点，是一点，看看最终可以做到哪一篇。

依旧沿用世说新语一贯风格，以问答的形式、简洁的形式对当时名流进行评价。而评价的不仅是品德、才能，还有精神、气质、修养等多个方面。正如人的躯体可以腐朽而人的精神却可以长留天地一样，此书也因为记载下那些风神俊秀、气度宏伟的人物而流传千古，常读常新。从前三则故事中就可见出本篇体例：

第一则说的是陈仲举、李元礼二人不相上下，人们莫衷一是。蔡邕认为，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则对部下严格，而犯上难，“摄下易”。于是当时的人把陈仲举列为“三君之下”，把李元礼列为之首。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评价一个人也并非一事，要目光如炬，还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凤雏庞统与伏龙诸葛亮齐名，但在流传下来的功绩、故事远没有诸葛亮多。第三则故事，顾劭请教凤雏，自己和他相比如何，后人可以从凤雏自己的回答中了解知道凤雏是何许人也。凤雏认为，自己在早就化育社会风尚，与时代起落沉浮方面不如顾劭，而在讨论王霸事业的各种策略，观察祸福的契机关节上面，顾劭不如自己。由此可以推断，顾劭只是一般的官员而已，而庞统足可以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如果用围棋来比喻，顾劭是一般九段棋手，而庞统则是超一流棋圣。

世说新语的语言多用口语，因而很鲜明、清新、生动。比如把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三人，“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狗”并不是贬污之意，按照文中解释，“知古人之视犬，仅下龙、虎一等”。

说到书的本身，《世说新语》主要记录的都是魏晋人士，很少写到吴蜀两地，这两个地方比起建安，少了很多风流气象，也许是还没有怎么开发，多是蛮夷之地，诸葛亮要七擒孟获才搞得定一个小地方，说明当时的西南是相当难治理的。而北方经过两汉的开发，虽然饱经战乱，但是经济上相对富足，还是蛮多文化活动的，曹操几次发布《求贤令》，在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也出了些不错的文章和诗文。

魏晋多战，北边疆域长治不安，曹丕和司马家的人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登上帝位，所以不能以“忠”治国，只好大大地推行“孝”，治国的理念就好像不能像两汉那样完全利用儒家的思想，相对比较自由。同时可能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也有可能是因为曹家人和司马家人的性格，宁可错杀，绝不放过，魏晋流行肉体消灭，就是不管怎样，先杀了再说，快刀斩乱麻，少了很多麻烦，所以魏晋名流得善终的很少。

在这种大背景下，魏晋人的个性和这个时代的风尚就变得相当有意思。一边追求功业，一边注重享乐，一边感叹人生太短促，一边炼丹服药求长生，他们可以一边进行最奢华的享乐，又在同时涌上很虚无的悲伤。男人都抹粉，装娇弱，带花囊；女人则追着漂亮的男人满街跑，总之很有趣。

在写魏晋的文章中，我是很喜欢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的，推荐给大家看看，题目很复杂，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非常有名。他比我阐述的透彻多了，也高级多了，我只是觉得好玩，我对魏晋的理解很多都源于这篇文章。而鲁迅先生是魏晋文学和历史的专家，他有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专门写《世说新语》的一篇，我稍后再介绍，这次要放上来的是他的一篇演讲稿，更加口语化，是一篇很可以用来帮助理解魏晋历史背景和文化的文章。每次看他的文章，都会觉得，写得真好，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写得这样好。其中介绍的书都很值得去读，而且他对曹操的评价在那个时代应该是具有开创性的。再就是他的文章后都有很详细的注解，非常大的工作量，很严谨的态度，让人非常敬佩。

今天读《世说新语》又读到这么一则，觉得挺有意思，特抄录如下：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每读古文，古代人物的才思敏捷巧舌如簧出口成章的本事总是令我叹为观止。曹植、诸葛亮等妇孺皆知的人物自不必说，就说这则中提到的蔡洪，在我的印象中似乎算不得什么人物，可口才却甚是了得。蔡洪初到洛阳，不免有人欺生，讥讽他是来自偏远地区的乡下人，乡巴佬，而且还是亡国奴，有什么本事到我们这里来争饭吃？且看好个蔡洪，不慌不忙，应对自如。先打个比方，夜光宝珠不一定都出自于孟津之河，一个巴掌都握不过来的璧玉——可见其价值连城——也不一定都得去昆仑山去采。言下之意很清楚，就是说好东西，有价值的宝贝哪个地方都有，你洛阳有人才，我吴楚之地就没有？我蔡洪就是也。真是狗眼看人低！接着举例论证（对不起，教语文教出毛病了，张嘴就是酸溜溜的术语）：再看人家大禹、周文王，算不算人才，他们都是哪个大地方的人啊？都不是嘛。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地方都很偏嘛。可见，小地方也是能藏龙卧虎的。圣人贤人哪里有个固定的出产地呢？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我蔡洪吴楚之士怎么啦？最后反戈一击，雷霆万钧：你们觉得自己出身不错是吧，觉得是洛阳大城市的人有优越感是吧，“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想当年，武王是把“顽民”迁进洛邑，说不定你们的祖先就是那些“顽民”，你们也不过是“苗裔”，还不如我呢，有什么可拽的？至此，一场完美的反击战落幕，蔡洪同志大获全胜。

综观整个过程，蔡洪也不过说了三句话，却句句出之有据，结结实实，入木三分，不容人辩驳。而且，三句话三个角度，辩论技巧高明之至。想衷心说一句：蔡洪同志，youaremy偶像！

近来，高三毕业班的工作逐步接近尾声，我也终于静下心来好好地学习了《世说新语2·刘墉教育秘笈》一书，颇有齿颊留香、余味悠长之感，自觉受益匪浅。

《世说新语》在我国——韩国也有一定的认识，地位。学这门课前我只知道它的书名而已，可通过这门课我才学到它所提到的东西。对一名留学生来说读一本中国的文学品是非常不容易的。《世说新语》这本书实在很难，但我个人认为，作为学汉语的，学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非常值得读一读。《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有关东汉到南朝刘宋人物轶事的杂史。

作者是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公元403年——公元444年），梁朝的刘峻（字孝标）作注。在汉代时，刘向曾写《世说》，但已散失。《世说新语》原名也是《世说》，所以为和刘向的区别，又叫《世说新书》，宋代之后改为现在这个名字。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刘义庆以前的志人（轶事）小说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均已散佚。《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了下来，但近代学者根据唐写本残卷考证，亦经后人删改，与原貌已有很大出入。

刘墉，是一双优秀儿女——刘轩和刘倚帆的成功父亲，也是台北青少年谘商中心的创办人，对于当今时代受教育的主体“新新人类”确实是了解深入，并且有前卫的理论、丰富的经验，更用积极的行动践行。全书总计48篇，内容丰富，有日常沟通的技巧，有特殊事件的处理，有学习方法的建议，也有心理健康的指导，生动实用，深入浅出，轻松幽默如话家常，谆谆教导又似醍醐灌顶。对于受教育者“新新人类”来说，本书确能引领他们认清自我，规划自己的人生，一步步走向成熟；对于教育者尤其是老师来说，确能指导我们更好地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担负起培养新一代社会接班人的重任。

全书首起尾合，浑然一体。第1篇主要交代了教育对象的两个特质：第一，新新人类的平均寿命长得多；第二，新新人类要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第一个特质意味着新新人类必须坚定终生学习的理念；第二个特质决定新新人类的个人意志品质，观念灵活，转变得快，适应得快。熟悉了教育对象的特质，才能因材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这是前提。第48篇则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教育新新人类的终极目标和根本方法（原则），教育的终极目标时“更懂事、更成熟、更体谅、更宽容”“行善、助人”“活得更积极、更快乐”，教育的根本方法（原则）是“教‘新新’人类做‘心心’人类，有爱心”。我以为，生活的目的.是积极、快乐，教育的目的更该是积极、快乐。哭着过是一天，笑着过也是一天，何如“微笑每一天”？教育新新人类是用“心心”来完成的。

从《世说新语》的某些分篇中，可以看出刘义庆编著此书时的倾向性。如《德行》、《政事》、《方正》、《雅量》等篇，作者对其中的人与事大抵采取肯定的态度；《任诞》、《简傲》、《汰侈》、《尤悔》、《惑溺》等篇，则对所写人与事多持否定态度。其他各篇，虽然从题目中看不出明显的态度，但行文中仍有其倾向性。大体来说，刘义庆对汉末一些名士，都是歌颂或赞赏的；对魏晋的清谈家则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如他比较赞赏的晋代乐广等人，尚清谈而又不违背“名教”；至於象阮籍等蔑视“名教”的人，则被斥之为“狂诞”。

第2篇至47篇，刘大师具体地谈到了教育新新人类的案例及方法，不只是教孩子如何考高分，更是使孩子们快乐、追求并体验成功，在“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适应未来的时代。每一个案例都阐述了很多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思的理念和方法，下面我试举几例。

什么是成功？这是教育的出发点。真正的成功不是所谓的考高分，而是“从生下来起就能快乐、健康、积极地过好每一天”，“每一天都有收获”，“每一刻都在寻找快乐”。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教育才变得灵动深入了。当然，这实在是一种理想状态，真正实施起来恐怕是要饱受诟病的。惟其如此，我们的教育才更需要我们去努力地贴近本质。

教育是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的对话。对话如何达成效果的最大化？“拥抱是心灵的沟通”，看似肉麻，实则切实有效，大家都很熟悉，我校高考文科考生进入考场之前，很多都和自己的科任老师、班主任握手甚至拥抱。其实，这哪里是握手、拥抱呢？这分明是一次心与心的碰撞，是一次心与心的无声地交流啊！效果如何？学校的高考成绩便是明证。多弯下腰来和孩子说话，多低下头来和学生说话，这才是交心、和谐的切实有效的方式啊。

“别为孩子‘擦屁股’”！很多家长、老师，其实都有一种想法，怕孩子太小，阅历不丰富，办事没经验，所以，总是不敢放手，偶尔放手，还总是跟着身后，帮着擦未净的屁股。一直这样下去，孩子何时才能长大？正是因为孩子还小，所以需要加强磨练，丰富阅历，增长经验，逐步走向成熟。在磨练的过程中，犯错误在所难免，需要关注的是：错误犯了以后，谁该面对错误，如何面对错误？勇敢地担当，才是我们应该教育孩子一定要树立起来的意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啊。

对有些历史人物，他虽然并不赞成，但对他们某些行动，却又持欣赏的态度。如对西晋末年“清谈误国”的王衍，有时也赞赏他不和人计较的“雅量”；对桓玄则称其早慧。总的来说，他还是依据世族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人物的。《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言简意赅，颇能传达人物的个性特点。如《雅量》篇写祖约和阮孚两人的优劣，只通过祖约料理财物和阮孚为木屐上蜡的两个细节，显示出一个是吝啬的守财奴，一个只是出於对木屐的癖好。淡淡几笔，人物性格就跃然纸上。

《忿狷》篇写王述性急，吃鸡蛋时用筷子刺不破壳就发怒，以至用脚踩，还放口中嚼破后吐掉，寥寥数语，把他当时暴怒的状况生动地表达出来。在《世说新语》中，记言论的篇幅比记事的更多些。记言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如实地记载当时口语，不加雕饰，因此有些话不很好懂。如《政事篇》记载王导对几个“胡人”弹著指头说“兰阇兰阇”，就是一句“胡语”；《排调篇》又记载他当著刘惔的面说“何乃渹”，“渹”是吴语冷的意思。此外象“阿堵”、“宁馨”等当时的俗语也屡次出现。它在记言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能通过几句话，表现人物的性格。如《简傲篇》写桓冲问王徽之做什么官，他回答说：“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又问他有几匹马，死了多少，他都答不上来，却用《论语》中的话来答对，活画出世族士大夫们狂放而不切世情的特徵。

《尤悔篇》载桓温自言自语地说：“作此寂寂，将为文（晋文帝司马昭）景（晋景帝司马师）所笑。”接著又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这几句话，也活画出一个野心勃勃的权臣的心理。后一句话是内心自白，很可能出於传说和想象。书中还有一些反映人物心理的语言，也很生动传神，如《忿狷》篇写王恬对王胡之发火，王胡之握著他手臂说：“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耶？”王恬拨开他的手说：“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言语间表现出一个很冷静，一个在狂怒，都很形像。《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读了一遍《世说新语》，内心颇感世事沧桑。

在这纷繁的世界上，保持一颗平常心是何等重要，可想而知。我非常欣赏那些在乱世中还能力挽狂澜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我欣赏他们的个性。也许有的人会说这些人都太怪异了。是的，我也承认他们的行为怪异。但我更看重的是他们的能力。我欣赏他们的魄力。读过这本书我感觉到自己的行为的不随意。当然我愿意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做我自己。这本书中有许多经典的故事值得大家去深思回味。我愿与大家共同分享我的读后感。我觉得这本书中的许多事情似乎在我们身边发生过一般，只不过这些事离我们太遥远罢了。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最近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还会发生世说新语中所述的事。这是我读后所有所思的地方。这本书中的故事有启人深思的地方。

初中时听说刘庆义的《世说新语》，直到大学才通读了一遍，读之不忍释卷，深深地被这本书吸引，一桩桩小故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如行林荫道上姹紫嫣红令人目不暇接。现在又重新从市图书馆借了本来看，如同老友相见，分外亲切。孔子说：述而不作，这述又何尝不是作？王夫之主张“六经注我”，也就是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去阐释六经，旧瓶装新酒，经典著作就是一张皮，每个人都在上面衍生出许多毛毛来，西方有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谓“文学”是指文章学术，辞学修养，也包括人生态、处事原则。这一时期文学雅士们以清谈为主要内容，以辩论为主要方式，对佛、道、玄学进行了融合理解。这当中所体现的包容和学术研究精神，值得我们用心研究，用心学习。

阅读《世说新语·文学篇》，更多的感触是古人的那种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浓厚的学习学习氛围。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一段记载是说郑玄的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槊，逢彼之怒’”。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玄家的佣人都喜欢读书。有一次，郑玄觉得他的奴婢干事不称心，准备用“家法”惩罚。这位婢女认为自己冤枉，想加以解释说明；但恰逢此时郑玄盛怒，于是就叫人把她拽到院中的泥地里。这时，恰好另外一位婢女走来，见此而问：你为什么站在泥地里？她问话时引用了《诗经·邶风·式微》中的“胡为乎泥中”一句。被斥责的这位回答时则引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薄言往槊，逢彼之怒”，用来解释说：我本来是要向他(郑玄)说明清楚的，谁知正好赶在他生气的火头上。

这里且不论郑玄的不论是非的火爆脾气，郑玄家里的学习氛围更是让人叹服，虽是“婢女”，却能那么娴熟地引经据典，且诙谐隽永、恰如其分。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吧，但是想到更多文人的事迹时，又不尽然，这里让人更多的是感受到郑玄为学成就之高，连家里的佣人也极富文化修养，郑玄的学术修养更是让人钦佩。这又不禁让人想到现在学生的学习状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弘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同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的记载，古人自身所营造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却是真的让后人为之惭愧不已。文人为了探讨学术知识，竞相辩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种胸襟和气度也是后人鞭长莫及的，然而，这种涵养却是我们现在做研究和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只有在互相努力地前提下，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让各自的研究做到飞跃性提升，也为我国强国之路的发展，伏下强有力的一笔。

未及弱冠的王弼前往吏部尚书何晏所设宴请有名望的宾客宴会，何晏把客人谈论最精彩的部分告诉他，并问道：“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我认为这个道理讲的很对，还可以提出质疑吗？)面对前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弼依然提出质疑，然而在座宾客无人能对答，王弼自问自答，反复论辩多次。何晏并没有因为王弼的出色而大怒，王弼也博得了在座的钦佩和敬仰。可以说王弼的行为在现在看来就是出尽风头惹人嫉妒的情景，而何晏等老一辈的文人却并没有因此排斥王弼，而是忘记年龄，虚心学习，可以说这种思想将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学术的进步，也更有利于培养新的文化传承者，这样的胸襟和气度，这样让人折服的学术气息，让人向往，更应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

太尉王夷甫见阮宣子时问道：“老子、庄子与儒家的教化有什么异同？”回答说：“将无同？”太尉很满意，便任命他为掾官，世人称他为“三语援”。而卫玠嘲笑他说：“一个字就可以调用了，为何用三字！”宣子说：“只要是众望所归，也可以不说话而调用，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于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宣子没有因为卫玠的嘲笑而恼怒，而是用巧妙地语言说服了卫玠，两人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学术性探讨，并没有个人恩怨的纠纷，也更加体现了文人的学术氛围和宽容的学术胸怀，这一点是尤为可贵的。

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交往更多的是建立在学术、思想上的。博学多才的人更多的得到人们的结识和尊敬，对当时魏晋时期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是一种促进，也值得后人在这一点上效仿。特别是对于文人的学识修养方面，更多方面引人深思。

殷浩、孙盛、王濛、谢尚这些名士，都聚集在王濛家里。殷浩与孙盛共论《易》，孙盛自以为他的发言是最合理的，不可一世。在座各人都不同意他的说法，又不能说服他。王濛叹着气说：“假如刘真长来，一定会制服他。”孙盛也意识到自己不如刘真长。等刘到来时，孙盛简略的说了刚才所说的理由，语气已大不如前。刘真长讲了大约二百多句，言辞及提问，都简明扼要，孙再无法回答。由此可见，学者们的辩论更多的在于互补，激烈的辩论更多的体现了文人对知识的渴求，这一方面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也是我们应当极力推崇的。

孙安国到中军将军殷浩处一起清谈，两人来回辩驳，都无懈可击。侍人把端上的饭菜热了好几遍也顾不得吃。双方奋力甩动拂尘的毛全部落在了饭菜上，宾主竟然到傍晚也没想起吃饭。殷浩便对孙安国说：“你不要做硬嘴马，我就要穿你鼻子了”孙安国接口说：“你没见挣破鼻子的牛吗，当心人家会穿你的腮帮子！”当辩论激烈到这种程度时，更加的感叹学者们幽默诙谐的言辞，同时，双方的学术精神更是让人由衷的佩服。

当然这当中更多是体现了文人多知识的热爱与包容。然而其中也不乏文人利用知识摆脱困扰的例子。

郑玄在马融门下，住了三年都未见到老师，只是由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一些知识而已。有一次马融曾计算天象，不相符合，门下弟子都不能解决。有人说，郑玄懂得计算。马融于是召郑玄令他计算，郑玄把式盘一转就解决了问题，大家无不惊奇。等到学业完成，郑玄告辞还乡，马融叹息说：“礼乐都到东方去了！”同时又唯恐郑玄的名气高过自己，心怀妒忌。郑玄也怀疑有人迫害他，就坐在桥下，用木屐踏在水上。马融用《周易》转式之法进行占卜，探寻他的行踪。见到卦象后，对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又靠着木板，这样必然已经死了。”于是不再追寻。郑玄因而免于难。

这个故事是说郑玄学识遭人嫉妒，郑玄机智脱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难体会，学习就应该向郑玄那样，应该积极探索，勇于向前辈和别人请教，同时自己更应该加强学术修养，利用自己的知识做更多有用且有意义的事情，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文学篇》关于文人对妇女态度看法的文章，谢太傅问陆退：“张凭为什么为母亲作悼念的诔文，而不为父亲作？”答曰：“这自然是因为男子的品德已经在他的事迹中表现出来；而妇女的美德，那就非诔文不能显扬了。”谢朗母亲王夫人因为儿子的体弱曾对支林道说：“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这些话语中所显示的文人对妇人尊敬的的态度，就不难想象《花木兰》这部文学作品为何会流传至今了，故事本身的价值当然重要，但是，更应该看到人们对传承这些作品的积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

明代的学者胡应麟评介《世说新语》：“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今之绝唱也。”既是绝唱，定有属于他绝唱的魅力，反复认真诵读这36门学说，定能让我们受益匪浅。

世说新语研究论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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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一书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三十六篇

南北朝时期记述后汉至南朝刘宋人物的遗闻轶事的杂史。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撰，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家。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刘义庆门下聚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编成该书。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大体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有的日本学者推断该书出于刘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刘孝标原是南朝青州人。宋泰始五年(469)北魏攻下青州，他随例被迁到平城，在那里出家，后又还俗。齐永明四年(486)还江南，曾参加翻译佛经。该书的注，是刘孝标回江南以后所作。他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孝标征引繁富，引用的书达四百余种。后人注释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著有几种《世说新语》注。还有马瑞志的英文译本、目加田诚等的多种日文译本和法文译本。 (周一良)

谁能给说个世说新语的论文题目

。《世说新语》三则就讲述了三个这样的故事。

第一则《咏雪》讲述的是谢安在大雪之日与子女讲解诗文，听子女咏雪的故事。儿女聪明、多才，谢安的开心、快乐，家庭气氛的融洽、和睦，跃然纸上，给人以极大的感染。

原文：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第二则《道旁李树》讲述的是王戎七岁时的事。“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鲜明的对比，表现了王戎的与众不同，而他的解释，更是体现了他的生活知识的丰富。

原文：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旁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第三则《复裈》讲述的是韩康伯几岁时的故事。“至大寒，止得襦”，韩康伯是多么需要一条夹裤啊，可是当妈妈要为他做夹裤时，他却拒绝了，而理由是，穿了短裤就不冷了，真的如此吗？或许是因为“家酷贫”吧。韩康伯是聪明的，因为他能把不冷的理由说得让人信服；韩康伯也是懂事的，因为他明白家境的贫寒不能让他在生活上有过多的要求；韩康伯更是坚强的，因为他能忍受这样的寒冷！三则故事都能让人深思，给人启迪。学习这三则故事，要反复朗读，不仅要读懂故事的大意，更要明白故事中蕴涵的深意，从中受到教育，得到启发。另外，还要学习积累一些基本的文言知识，为以后学习文言文学习方法的指导，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受之以渔。”

原文：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著襦，寻作复裈。”儿云：“已足，不须复裈也。” 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糯，下亦当暖，故不须耳。” 母甚异之，知为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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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明白你想问什么？德行第一之十三、急不相弃（原文）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

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

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译）华歆和王朗一起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很为难。王朗却说：“幸好船还宽敞，有什么可为难的。”

一会儿贼寇要追上来了，王朗想丢下刚才搭船的人。华歆说：“刚才我所以犹豫，正是这个原因。

既然已经接纳了他来船上托身，哪里能因为情况危急就丢下他呢。”于是就继续带着他赶路。

世人也由此判定华、王二人的优劣。

看不明白你想问什么？

德行第一之十三、急不相弃

（原文）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译）华歆和王朗一起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很为难。王朗却说：“幸好船还宽敞，有什么可为难的。”一会儿贼寇要追上来了，王朗想丢下刚才搭船的人。华歆说：“刚才我所以犹豫，正是这个原因。既然已经接纳了他来船上托身，哪里能因为情况危急就丢下他呢。”于是就继续带着他赶路。世人也由此判定华、王二人的优劣。

赏誉第八之四、云中白鹤（原文）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译）公孙度品评邴原：“就像云中的白鹤，不是捉麻雀的那种网能捕到的。”赏誉第八之七、后来领袖有裴秀（原文）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

（译）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后辈的领袖将是裴秀。”赏誉第八之十、璞玉浑金（原文）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译）王戎品评山巨源（山涛）：“就像未经雕琢的玉石，未经提炼的矿石，人们都喜爱它的珍贵，却不能估量它的真实价值。”赏誉第八之十二、万物不能移（原文）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译）山公（山涛）推举阮咸为吏部郎，品评道：“清心寡欲，不为外物左右。”赏誉第八之十三、清伦有鉴识（原文）王戎目阮文业：“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

（译）王戎品评阮文业：“清纯文雅，有人伦之鉴，自汉代以来，还从没有这样的人。”赏誉第八之十四、武元夏目裴王（原文）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楷清通。”

（译）武元夏品评裴楷、王戎说：“王戎简约，裴楷清明通达。”赏誉第八之十五、栋梁之用（原文）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译）庾子嵩（庾敳）品评和峤：“像松柏一样高高耸立，虽然有枝杈，可用来建高楼，可以做栋梁。”赏誉第八之十六、风尘外物（原文）王戎曰：“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译）王戎说：“太尉（王衍）仪态高雅清醇，就像玉树琼林，天生就是超脱世俗的人物”赏誉第八之三十一、名士无多人（原文）王夷甫语乐令：“名士无多人，故当容平子知。”（译）王夷甫（王衍）对乐令（乐广）说：“名士没有多少人，自然应该让平子（王澄）品评一番。”

赏誉第八之三十二、悬河泄水（原文）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泄水，注而不竭。”（译）王太尉（王衍）说：“郭子玄（郭象）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赏誉第八之四十一、家从谈谈之许（原文）庾太尉目庾中郎：“家从谈谈之许。”（译）庾太尉（庾亮）品评庾中郎（庾敳）：“家叔言谈很深刻。”

赏誉第八之四十二、神气融散（原文）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差如得上。”（译）庾公（庾亮）品评中郎（庾敳）：“神情悠闲洒脱，确实超过常人。”

赏誉第八之四十三、祖车骑朗诣（原文）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曰：“少为王敦所叹。”（译）刘琨赞赏祖车骑（祖逖）的开朗豪放，说：“少年时就被王敦称赞。”

赏誉第八之四十八、精神渊著（原文）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著。”

（译）当时人们想品评高坐僧人，却没有恰当的话，桓廷尉（桓彝）去问周侯（周顗），周侯说：“僧人可谓与众不同，豁达开朗。“桓公（桓温）说：“僧人是精神深邃透彻。”

赏誉第八之四十九、其神候似欲可（原文）王大将军称其儿云：“其神候似欲可。”（译）王大将军称赞他的儿子王应说：“他的神态还可以。”

赏誉第八之五十、朗朗如百间屋（原文）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译）卞令（卞壶）品评他的叔叔卞向：“气度开朗，就像宏大的屋宇。”

赏誉第八之五十三、吐佳言如屑（原文）胡毋彦国吐佳言如屑，后进领袖。（译）胡毋彦国常常是妙语连珠，是后辈年轻人中的领袖。

赏誉第八之五十四、丞相品三人（原文）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峰距。”（译）王丞相说：“刁玄亮（刁协）精细，戴若思冷峻，卞望之严厉。”

赏誉第八之五十五、不减阮主簿（原文）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译）大将军（王敦）对右军（王羲之）说：“你是我们王家的优秀子弟，一定不比阮主薄（阮裕）差。”

赏誉第八之五十六、嶷如断山（原文）世目周侯：“嶷如断山”。（译）世人品评周侯（周顗）：“高峻如绝壁。”

赏誉第八之六十六、皮里阳秋（原文）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

（译）桓茂伦（桓彝）说：“褚季野皮里阳秋。”是说他表面不加评论，内心自有褒贬。

赏誉第八之六十七、终为诸侯上客（原文）何次道尝送东人，瞻望，见贾宁在后轮中，曰：“此人不死，终为诸侯上客。”（译）何次道（何充）有一次送会嵇来的人，远远看到贾宁在后边的车上，说：“这个人如果不死，一定会成为王侯的座上客。”

赏誉第八之七十、杜褚风范（原文）世目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译）世人品评杜弘治（杜乂）光彩照人，褚季野（褚裒）庄重内敛。

赏誉第八之七十一、标鲜清令（原文）有人目杜弘治，标鲜清令，盛德之风，可乐咏也。（译）有人品评杜弘治，仪表出众，清明正直，道德为世人垂范，是值得歌咏的人物。

赏誉第八之七十二、逸少国举（原文）庾公云：“逸少国举。”故庾倪为碑文云：“拔萃国举。”

（译）庾公（庾亮）说：“逸少（王羲之）是举国推崇的人。”所以侄子庾倪（庾倩）在碑文中说：“拔萃国举。”

陈元方十一岁时，去拜会袁公（绍）。袁公问：“你贤良的父亲任太丘长，远近的人都称赞他，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元方说：“家父在太丘，对强者用德行去安抚；对弱者用仁慈去体恤，让人们做心安理得的事，久而久之，大家就对他老人家越来越敬重。”袁公说：“我从前曾当过邺县县令，正是这样做的。不知是令尊学我，还是我学令尊？”元方说：“周公、孔子生在不同时代，虽然相隔遥远，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那么一致。周公不效法孔子，孔子也不效法周公。”

一、1、称赞

2、模仿

二、袁公问：“你贤良的父亲任太丘长，远近的人都称赞他，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袁公说：“我从前曾当过邺县县令，正是这样做的。不知是令尊学我，还是我学令尊？”

三、将袁公与父亲比作周公和孔子，得体大方，不让袁绍恼怒。

人琴俱亡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翻译

王子猷、王子敬都病得很重，子敬先死了。王子猷问手下的人说：“为什么总听不到（子敬的）消息？这（一定）是他已经死了。”说话时完全不悲伤。就要轿子来去看望丧事，一路上都没有哭。子敬一向喜欢弹琴，（子猷）一直走进去坐在灵床上，拿过子敬的琴来弹，几根弦的声音已经不协调了，（子猷）把琴扔在地上说：“子敬啊，子敬啊，你人和琴都死了。”于是痛哭了很久，几乎要昏死过去。过了一个多月，（子猷）也死了。出处《晋书·王徽之传》：“献之卒，徽之……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释义：亡：死去，不存在。“人琴俱亡”，表示看到遗物、悼念死者的悲痛心情。典故：王徽之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担任大司马桓温的参军（将军府参谋）。他性格奔放超脱、不受约束，常蓬松着头发，衣带也不系好，就随随便便地上街寻友，出门访客。闲散成性的王徽之对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也不常过问。他做过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你在管哪方面的事啊？”他含含糊糊回道：“大概是管马吧。”桓冲又问：“管多少马呢？”他回道：“我不懂马，是个外行，管它有多少哩！”桓冲再问：“近来，马死掉可多？”他干脆说：“活马我尚且弄不清，哪里还弄得清死马！”王徽之有个弟弟叫王献之，字子敬，也是东晋的大书法家，与父亲王羲之齐名，并称“二王”。徽之、献之兄弟俩感情非常好，年轻时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平时，做哥哥的很佩服自己的弟弟。有一天，家里失火。徽之吓得连鞋也来不及穿，慌忙逃走；献之却神色不变，泰然地被仆人扶出。一天半夜，他们家里钻进来一个小偷，打算把凡能拿走的东西都偷走。王献之发觉后，就慢吞吞地说：“偷儿，那青毡是我家祖传旧物，就把它留下来吧。”小偷一听，惊慌地逃跑了。他们兄弟俩常在晚上一起读书，边读边议，兴致很高。有一晚，两人一起读《高士传赞》，献之忽然拍案叫起来：“好！井丹这个人的品行真高洁啊！”井丹是东汉人，精通学问，不媚权贵，所以献之赞赏他。徽之听了就笑着说：“井丹还没有长卿那样傲世呢！”昌卿就是汉代的司马相如，他曾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跟他饲奔的才女卓文君结合，这在当时社会里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徽之说他傲世。后来，王徽之任黄门侍郎（皇帝身旁的侍从官），因不习惯宫廷那一套十分拘束的生活，就辞职回家。说也巧，他回家没多久，居然和王献之同时生起病来，而且两人的病都不轻。当时有个术士（看相占卜为业的人）说：“人的寿命快终结时，如果有活人愿意代替他死，把自己的余年给他，那么将死的人就可活下来。”徽之忙说：“我的才德不如弟弟，就让我把余年给他，我先死好了。”书市摇摇头：“代人去死，必需自己寿命较长才行。现在你能活的时日也不多了，怎么能代替他呢？”没多久，献之去世。徽之在办丧事时居然一声不哭，只是呆呆地坐着。他把献之生前用的琴取过来，想弹个曲子。但调了半天弦，却总是调不好。他再也没心思调下去了，就把琴一摔，悲痛地说：“子敬，子敬，人琴俱亡。”意思是说：“子敬啊子敬，你是人和琴同时都失去了啊！”王徽之因极度悲伤，没多久病情转重，过了一个多月也死了。后来，人们就用“人琴俱亡”，表示看到遗物、悼念死者的悲痛心情。

/gudian/xinyu1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汉末至南朝宋初的社会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社会风尚、文人精神风貌与才情，对中国文学。

审美习尚、思想文化尤其是对士人精神产生过极为深远影响的一部古典名著。该书共36门，1130则，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下文人学士集体纂辑而成。

刘义庆（403-444年），南朝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为宋武帝刘裕之侄，袭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他少慕儒学，晚年好佛，《宋书》谓其“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远近必至”。

在刘宋宗室子弟素乏文才的当时，刘义庆之才赡不仅曾使他倍受宋武帝刘裕之宠，而且延揽诸多文学才士著述颇丰。《宋书》、《南史》、《隋书》等认为除《世说新语》10卷外，《徐州先贤传》10卷、《典叙》两种、《集林》300卷（惜皆已不传）及怪异小说集《幽明录》、《宣验记》等皆出自其手。

而《世说新语》不仅是刘义庆著述中，也是汉魏六朝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以人物为中心，分类叙事，前对科属褒赏一类，后15科属贬斥类，全书有明显的崇儒色彩，但也有大量称羡清谈名士、阐扬老庄玄学的内容。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魏六朝是一个社会极为动荡黑暗的时代，也是思想解放、人性觉醒的时代，而《世说新语》正是记录了汉末至刘宋初年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道，尤其是土族阶层的清谈、品德、交游、为政、栖逸等种种活动以及他们萧散、任诞、简傲、放旷等等种种性格和人生追求，是魏晋名士与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或重形貌，或重才学，或重修养，或重心理，其表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如：在比较中刻画人物形象，凸现人物性格，如“管宁与华歆共园中锄菜”（《德行》）、“谢安与王坦之共赴桓温宴”（《雅量》）、“王徽之、王献之兄弟遇失火”（《雅量》）、“王导与王敦共诣石崇之宴”及“石崇与王恺争豪”（《汰侈》）等等，皆于比较中表现人物性格，给人以深刻印象。

抓住人物个性化的言行举止作漫画式的夸张，是《世说新语》刻画人物神韵的又一特色。如“王蓝田性急吃蛋”（《忿狷》）中王述的狂躁性格，王羲之“东床坦腹”（《雅量》）的旷达超逸，“阮籍叔侄人猪共饮”、“刘伶病酒裸体”（《任诞》）的率真任性、放狂任诞等。

《世说新语》简约含蓄、隽永传神的语言处处透出机锋和幽默。如《简傲》篇中钟会拜访正在打铁的嵇康，“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问与答皆妙，意在言外。又如《言语》篇钟毓、钟会兄弟因偷酒喝时表现各异而遭父问，“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

’会日：‘偷本非礼，所以不拜。’”以及《言语》篇中钟会“汗不敢出”中钟会的善于言辩。

又有庾公入佛图见卧佛时所说“此子疲于津梁”的妙言，皆富有幽默感和机锋，让人会心一笑。此外，如比喻的形神毕肖、心理描写的细腻幽微等，在《世说新语》中也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如《赏誉》篇评李膺“谡谡如劲松下风”，评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评王衍“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岩岩清峙，壁立千切”等皆以物格喻人格，形神兼俱。《伤逝》中何充参加庾亮葬礼时所说：“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的伤悼和惋惜的心理；《言语》篇中谢太傅谓王右军说：“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所透露的人到中年、感叹时光飘忽、易为哀乐之事而伤感动情的幽微心理。

《世说新语》自问世1500多年来，颇得文人学士赏爱。宋高似孙《纬略》说它“极为精绝”，刘应登认为它“清微简远，居然玄胜”，“临川善述，更自高简有法”，明胡应麟更是对其推崇倍至：“读是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直至现代，鲁迅评赏它是“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人们从文学的、审美的、社会生活及习俗的、军政大事、思想文化等多角度对《世说新语》给以加倍的关注，宗白华先生甚至说它开启了“世说新语时代”。的确，我们从后世“世说体”模仿之作的层出不穷，就可窥一斑而见豹，感受到《世说新语》对笔记体小说的影响。

唐代有毛方庆《续世说新书》（已佚）、宋玉谠《唐语林》、孔仲平《续世说》，明有李绍文《明世说新语》、民国初有易宗夔《新世说》等等。除此，《世说新语》还是后世小说、戏剧题材的渊薮，“周处除害”、“兰亭会”、“祢衡击鼓骂曹”、“杨修才思敏捷”、“曹植七步成诗”、“钟会汗不敢出”、“王徽之雪夜访戴”等等早已耳熟能详，妇孺皆知。

而《任诞》篇王恭所说“名士不须奇才，但须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中所透露的有关魏晋名士的消息，如以高门士族为荣，优游自得、崇尚自然适意、率真任情、旷达超逸、善谈名理诗文等等名士风度更是为后世文人所仰慕称羡，大有不研读《世说新语》便不知魏晋风度之慨。-------------------------------------------------------------------------------- 目录：德行第一言语第。

《世说新语》两则（咏雪陈太丘与友期）

1.这两则故事都塑造了令人喜爱的儿童形象，《咏雪》着重突出东晋才女谢道韫的。《陈太丘与友期》则着重突出了元方的。

2.古代尊称对方的父亲为，尊称对方的母亲为，尊称对方的儿子为。对人称自己父亲的谦辞为，对人称自己母亲的谦辞为。

3.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传颂千古的咏雪名句；《咏雪》中“ ”则更是传神地写出了雪花的轻盈美丽。

4.文中机智的元方斥责“友人”无信，令我们不由得想起《论语十则》中的一句话：“ ”。

《袁虎少贫》

袁虎年轻时，家里贫穷，曾经被人雇佣，载运租谷。镇西将军谢尚从船边经过，那天晚上清风刁习，明月技洁，听到江上小洲之间的商贩船上，有吟咏诗歌的声音，很有情调；所吟诵的王言许，又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他赞叹不绝。就派人去详细询问（事情原白），原来，是袁虎在吟咏自己作的咏史计。谢尚于是邀请袁虎相见，对他十分赏识。

《炊饭成糜》

有客人在陈太丘（陈寔）家留宿，太丘让元方（陈纪）、季方（陈谌）兄弟二人做饭。兄弟二人正在烧火，听见太丘和客人在谈论，都停下来偷听。做饭时忘了放萆子，米都落进锅里。太丘问：“为什么没蒸饭呢？”元方、季方跪在地上说：“您和客人谈话，我们俩都在偷听，结果忘了放萆子，饭都成了粥了。”太丘说：“你们还记得我们说了什么吗？”兄弟回答道：“大概还记得。”于是兄弟二人跪在地上一块儿叙说，互相补充，大人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遗漏。太丘说：“既然这样，喝粥就行了，何必做饭呢？”

《覆巢之下》

孔融被捕，朝廷内外都很惊恐。当时孔融的大儿子九岁，小的八岁，两个孩子依旧在玩琢钉戏，一点也没有恐惧的样子。孔融对前来逮捕他的差使说：“希望惩罚只限于我一个人，两个孩子能不能保全性命呢？”这时，儿子从容地上前说：“父亲难道看见过打翻的鸟巢下面还有完整的蛋吗？”不久（拘捕两个儿子的）差役也到了。

子猷两则是哪两则，能否给出具体题目？？请写在追问里面。

要采纳哦~~

天上下着鹅毛大雪，风刮得很紧，路上的行人都忙忙地往家走，谢太傅在家里与家人坐在一起谈诗论文。谢太傅是对知识很感兴趣的人，他望着屋外的雪景，飘飘扬扬的白雪好似一只只白蝴蝶，正在展现自己的舞姿。沉思了许久，他一时兴起，便说：“窗外的雪景极美，大雪纷飞，你们谁可以说出这纷纷扬扬的大雪像什么呢？”

大家听了谢太傅的问题，都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有人说像鹅毛，有人说像白色的仙子，又有人说……

谢太傅的哥哥，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时，太傅的侄儿谢朗胸有成竹地说：“这雪像把盐撒在空中差不多。”太傅捋了捋胡子，点了点头，说：“不错。”这时，太傅的侄女谢道韫说：“那洁白无瑕的雪花比喻为盐，的确不错，但确实了雪花原本的动态之美。倒不如比喻为风把柳絮吹得漫天飞舞。”太傅高兴地大笑了起来，说：“妙啊，妙！好一句‘柳絮因风起’连我都感觉着春天即将来临了，我的儿女可真是文采非凡啊！”“哈哈哈……哈哈……”谢道韫就是太傅大哥谢无奕的女儿，左将军王羲之的妻子。

望采纳~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是多么深奥的诗句啊！滴滴答答，悄然间时间溜走了，留下我们的悔恨和叹气.时间不留人，冷酷无情一分一秒的走过.一个不珍惜时间的人，只能望着失去的时间叹气着，悲愤控诉人生的短暂. ‘‘莫等闲，百老少年头，空悲切.’时间不饶人，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是否要与时间一起赛跑？霍金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伟大人物，他先天患有疾病，每天都在轮椅中度过痛苦的一天.冷酷的病魔毫无留情地折磨着他.医生告诉他最多只能活3个月，豪不服输的他坚强地与病魔在生死交接做斗争，他要和时间赛跑，他不在乎自己所剩下的时间，每一天乐观的对待.是的，他成功了，他打破了医生对他的死书.他以他惊人的思维穿梭在宇宙，最终写下了一本书留给科学.霍金以不服输的态度打破了时间的轨迹，跑过了时间.而我们呢？想起曾经的我们，试图要跑过时间，每天在夕阳西下的那一刻回到家，曾自豪地向别人宣誓我跑过时间.现在回想起来，不由觉得可笑，笑自己的年幼无知.每天太阳东升到夕阳西下，当夜幕降临时，我曾懵心自问，今天你有虚度时光吗？当黎明的曙光照在我身上.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我该怎么去做？和时间赛跑并不是一件狂妄的事情.的确，时间就在我们身边，当你偷懒的时候，它溜走了；当你不专心的时候，它溜走了.当你虚度光阴的时候，它也溜走了.并且带走了你美好的青春年华.我们是否该问问自己是否珍惜时间. 刘翔亚洲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以12秒88创下世界新纪录.若不是他与时间的赛跑，珍惜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怎么会有如此伟大的成就.我们是否想过，当他在争分夺秒地和时间赛跑的时，而我们呢？在虚度光阴吗？还是……，刘翔以自己成就换来群众的赞美和认可，换来了众多人民对他的期望.哦！他是伟大的，亚洲的飞人，国人的骄傲.每当我们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同时也要想想自己.每一份每一秒都是很精彩的一刻.我们是否捕捉到，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让我们活的很灿烂，很美好. 我们不要期望上帝给予我们多少的时间，面对生活中的分分秒秒，我们应该想怎样才会让它更精彩.来吧！朋友们，让我们和时间一起赛跑吧！让我们的生活出现一道漂亮的彩虹，为自己写下传奇的一刻.。

给你两个里面的小故事，你稍微修饰一下，多加一点字就可以成作文了！

《世说新语》中小故事两则：

（一）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这则故事的大意是：在一个下雪的冬日里，谢太傅召集孩子们谈论有关做文章的事。一会儿，雪下大了，谢太傅很高兴，就问孩子们：“纷纷飘落的白雪像什么？”他哥哥的儿子说：“用空中撒盐勉强可以比方。”他哥哥的女儿说：“不如用柳絮因风飞舞来比方。”谢太傅大笑，非常高兴。

（二）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这则故事的大意是：徐家有个小孩，年方九岁，曾有一次在月亮地里玩耍，有人对他说：“若是让月亮中什么都没有，它是不是应该更加明亮呀？”这个姓徐的孩子说：“不对。比方说人眼中都有瞳仁，没有瞳仁就看不见光明了。”

《世说新语》读书笔记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不是诗人，他及其门下文人编纂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也不是一部诗歌作品，然而如果我们从诗的角度对这部中国最早的志人小说重新进行解读，则不难发现，这部以记写帝王将相、名士风流遗闻轶事为主要内容的的古典作品呈现着鲜明的诗性品质，放射着夺目的诗性光辉。主要在反映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谢安以其脱俗的言行、超逸的气质而为士人所仰慕，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总体说来，《世说新语》受到魏晋流行的老庄哲学的影响，因此在用语上，语言虽然短小，可是仍善于借对比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性格。而且情节具有戏剧性，曲折风趣。善于把记言与记事结合起来写。

《世说新语》中每则故事的篇幅都很短，但读起来有如今日读的极短篇小说，故事有首尾及 *** 迭起的情节。其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言记言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如实地记载当时口语，不加雕饰，因此有些话不很好懂但是言简意赅，很能传达人人物特征。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反映出有时如同口语，但是意味隽永物的个性特点。

善于抓住人物特征。作者常用简单几个字，精确地描绘出主角的语言、动作，主角的性格便清楚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如“曹操捉刀”时的描写。

善用对比突出人物性格。比如淝水之战时谢安的沉着和朝中大臣们的惊慌。还有，桓温伏甲设宴，广请朝士，想借机除去谢安、王坦之。王坦之惊恐万分，谢安却“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比如“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典故。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我认为其重要价值就在于它原生态地记录了“魏晋风度”。魏晋是一个喜欢追求美的时代，欣赏形体、神态之美，追求名士风度成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魏晋时期对男性美的要求和追求超过任何一个时代

因为政治原因，魏文学智慧、人生智慧晋时期“玄言”成风，名士彦流多尚清谈，经常雅集，清谈时多手执麈尾，作神姿仙态名士风流最令人景仰的是他们身上的诗性傲骨。他们纵酒放诞，蔑视礼法，张扬个性，标举才情，狂放不羁，随性任事，超然物外，笑对生死，蔑视富贵，不就官职……他们是那个时代身上的龙骨，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然怀想起他们：名士本色，独立特行。或体现为山林之志，或表现为乖时癖行。耿介不阿，傲视万物，不与时务经怀，潇潇洒洒。

我想不愤世嫉俗人的很难成为名士，尤其难成为魏晋时代的名士。《世说新语》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社会群体或说是文化群体。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世笔记影响尤其大。《世说新语》的影响、魏晋风度的风范已深深地扎根于知识分子心中，它所体现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境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追求。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有关东汉到南朝刘宋人物轶事的杂史.作者是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公元403年~公元444年），梁朝的刘峻（字孝标）作注.在汉代时，刘向曾写《世说》，但已散失.《世说新语》原名也是《世说》，所以为和刘向的区别，又叫《世说新书》，宋代之后改为现在这个名字.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刘义庆以前的志人（轶事）小说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均已散佚.《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了下来，但近代学者根据唐写本残卷考证，亦经后人删改，与原貌已有很大出入.《世说新语》通行本为 6卷，36篇.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36门.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於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上卷德行第一言语第二政事第三文学第四中卷方正第五雅量第六识鉴第七赏誉第八品藻第九规箴第十捷悟第十一夙慧第十二豪爽第十三下卷容止第十四自新第十五企羡第十六伤逝第十七栖逸第十八贤媛第十九术解第二十巧艺第二十一崇礼第二十二任诞第二十三简傲第二十四排调第二十五轻诋第二十六假谲第二十七黜免第二十八俭啬第二十九汰侈第三十忿狷第三十一谗险第三十二尤悔第三十三纰漏第三十四惑溺第三十五仇隙第三十六从《世说新语》的某些分篇中，可以看出刘义庆编著此书时的倾向性.如《德行》、《政事》、《方正》、《雅量》等篇，作者对其中的人与事大抵采取肯定的态度；《任诞》、《简傲》、《汰侈》、《尤悔》、《惑溺》等篇，则对所写人与事多持否定态度.其他各篇，虽然从题目中看不出明显的态度，但行文中仍有其倾向性.大体来说，刘义庆对汉末一些名士，都是歌颂或赞赏的；对魏晋的清谈家则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如他比较赞赏的晋代乐广等人，尚清谈而又不违背“名教”；至於象阮籍等蔑视“名教”的人，则被斥之为“狂诞”.对有些历史人物，他虽然并不赞成，但对他们某些行动，却又持欣赏的态度.如对西晋末年“清谈误国”的王衍，有时也赞赏他不和人计较的“雅量”；对桓玄则称其早慧.总的来说，他还是依据世族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人物的.《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言简意赅，颇能传达人物的个性特点.如《雅量》篇写祖约和阮孚两人的优劣，只通过祖约料理财物和阮孚为木屐上蜡的两个细节，显示出一个是吝啬的守财奴，一个只是出於对木屐的癖好.淡淡几笔，人物性格就跃然纸上.《忿狷》篇写王述性急，吃鸡蛋时用筷子刺不破壳就发怒，以至用脚踩，还放口中嚼破后吐掉，寥寥数语，把他当时暴怒的状况生动地表达出来.在《世说新语》中，记言论的篇幅比记事的更多些.记言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如实地记载当时口语，不加雕饰，因此有些话不很好懂.如《政事篇》记载王导对几个“胡人”弹著指头说“兰阇兰阇”，就是一句“胡语”；《排调篇》又记载他当著刘惔的面说“何乃渹”，“渹”是吴语冷的意思.此外象“阿堵”、“宁馨”等当时的俗语也屡次出现.它在记言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能通过几句话，表现人物的性格.如《简傲篇》写桓冲问王徽之做什么官，他回答说：“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又问他有几匹马，死了多少，他都答不上来，却用《论语》中的话来答对，活画出世族士大夫们狂放而不切世情的特徵.《尤悔篇》载桓温自言自语地说：“作此寂寂，将为文（晋文帝司马昭）景（晋景帝司马师）所笑.”接著又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这几句话，也活画出一个野心勃勃的权臣的心理.后一句话是内心自白，很可能出於传说和想象.书中还有一些反映人物心理的语言，也很生动传神，如《忿狷》篇写王恬对王胡之发火，王胡之握著他手臂说：“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耶？”王恬拨开他的手说：“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言语间表现出一个很冷静，一个在狂怒，都很形像.《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世说新语》有梁刘孝标注本.刘注的特点是收集许多其他古籍材料，与原文参证，这些材料多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宋刊本.国内影印的日本“金泽文库”藏宋刊本，附有日本所发现的唐写本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嘉趣堂刊本等.近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是本书最好的笺释，有中华书局排印本.。

世说新语清谈论文答辩

《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它原本有八卷，被遗失后只有三卷。下面我为大家收集整理了“《世说新语》读后感”，欢迎阅读与借鉴!

《世说新语》读后感1

看到《世说新语》的书名，就莫名其妙的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甚至认为这是一本现代书。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说《世说新语》编于南北朝时期，是一本收录历史故事的书。

终于拿到这本书，我翻了翻，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啊?这本书不是收录故事吗?怎么全是文言文!我对文言文并不感兴趣，觉得没意思，便把它放下了。可再回头看时，却被它深深吸引了。

原来《世说新语》分为三十六章，每个章节都记叙了一种思想或行为，收录了一定篇数的历史小故事。而每篇故事下面，都标有注释与译文。这下我就能阅读了。

那么，《世说新语》都讲了些什么?它里面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人轶事，比如管宁割席、广陵散绝等，还有许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故事。通读下来，真是收获多多。

读了这本前无古人，也许会后无来者的好书，我心中真是感慨万千。

首先，这本书编得非常好，它把历史浓缩成短小精悍的小故事，让人读起来就好像在看一本故事书，而不是单调的历史记载。而且它把诸多故事进行了分类，分成三十六章，让人查阅起来很方便，一目了然。

其次，它通过故事传播着道理，看着一个个形象生动的人物，我们就会明白，哪些人是学习的典范，哪些人是“负面教材”。

最后，这本书让我收获了许多知识，不仅让我认识了历史，还让我学到了古文。古文读多了，就会慢慢发现其中有的规律，进而了解了古文的规格与韵律。知道了古文的字代表什么意思。这样一本好书，谁会不喜爱它呢?

《世说新语》让我眼界大开，没有想到历史遇见古文竟然能碰出知识的火花。真心希望大家一起来读这本好书，感悟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

《世说新语》读后感2

刘墉的《世说新语》应该出版已经很久了，很不好意思，只是上星期才看到这本书。

今天再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刘先生改动的一句话：“人无近忧，必有远虑。”放在近前的问题不解决，实在是可怕之极的。如果解决眼前问题不用长远眼光，就会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了。

有意思。刘先生同时推荐还有孔子另两句话：“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任何一个成功都不是无意做的，努力才是根本啊。

刘先生推荐的登山领队的也值得珍惜：“已经熟悉的路，作进一步打算;不熟悉的路，要作退一步打算。”经典的风险控制论。

读书才是硬道理啊!那些实用的原理或行为的结果，要靠自己去力行，恐怕做不了几件事情。顺便记录一下读来的句子。

庞加莱说：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原始动力来自于自然本身的美。

狄拉克说：我认为哲学永远不会导致重要发现，它只是人们谈论已发现事物的一种方式而已。

狄拉克给莫斯科大学的黑板题词：任何物理学定律都必须具有数学美。

在阅读以及听骆老师讲解《名教与自然》过程中，我注意到魏晋文化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王弼。于是查阅了一些资料，了解了一些相关王弼的信息，以下便是有感而发。

骆老师的《<世说新语>精读》一书中提到名教源于孔子的正名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骆老师讲的理念与实存，用理念来规范事实;而道家却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王弼从哲理的高度讲这两者结合成了一体，认为名教出于自然。我个人认为这既体现了他作为玄学创始人的思想，也是当时魏晋士人思想的写照，对思想文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粥未弱冠，往见之。晏闻粥名，因条向者胜理语粥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粥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粥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王弼口才出众，辩得众人理屈词穷，自己还罗列观点继续佐证。王弼是当时最杰出的清谈家和哲学家。由此看出当时文风还是很盛的，而且清谈相当流行，士人们都崇尚这样的`风气。

而在宣扬玄学的过程中，王弼提出的关于家族制度中等级关系的“分”与血缘关系的“合”，就是在相爱中有敬，在同中有异，形成和谐的社会整体，体现了当时普遍奉行的家族制度的价值取向，可见魏晋时期人们的观念已经被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并且在世说新语玄学与清谈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名教与自然和和谐统一，更协调了儒道文化，促进当时人们的思想的思想融合。

由此，王弼等人创始的玄学正始之音开始了魏晋清谈时代。从此，评论人物着眼于谈论和义理，即不仅看人的谈吐辞藻，而且要看他对义理的领悟，而王弼等人也被后世名士奉为榜样。魏晋人士对正始谈风之仰慕，于此可见一斑。

《世说新语》读后感3

曾在一本书上读到过沃维纳格的这样一句话：伟大的才能比伟大的成功更不寻常。沉思片刻后猛然想起《世说新语》任诞篇中曾有这样一则故事，再次捧起书来细细品味，不禁莞尔。

故事大致讲述了东晋官员殷羡出任豫章太守，临行前，很多人托他带去他们自己渴望获得官职的书信。到了石头城，殷羡把书信全部扔到江里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致书邮。”

读完这则短故后曾对“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这句话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在其他书中看到沃维纳格说的那句话后才恍然大悟：殷羡不推崇这种“不走正道，贪图小径”的社会风尚，认为虽然获得了官职，也就是所谓的“成功”，还不如依靠自己的一言一行，学识才略从而获得自己的成功。所以“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更深层面的含义是：无用之才自不会得到赏识，而德才兼备之人定能得到重用。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贪图一时小利，放弃了光明和正义的大道，误入歧途，走向黑暗。这也许能获得些许利益，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更何况这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象征，一种不良的行为准则。与其走这偏门邪道还不如潜心向善，脚踏实地地干好每一件事。虽然会比前者付出更多，但这是一次锻炼和展现自我的机会，更能使得到的成功更真实，得到也更为自豪和愉悦，何不一试呢?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对于将来不论是发展的过程还是种种鸿图霸业抑或遭遇挫折时的心态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为了得到赏识，得到成功，唯一也是必不可少的道路就是学习。学习就需要有“铁杵磨成针”的顽强毅力与勤奋刻苦的钻研态度，正如童第周所说的“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当我们真正做到这一点时，也就成为了真正的浮者了吧。

不要一味地羡慕别人而自己却无所作为，更不要为了谋取利益而抛弃光明，那样只会像陷入沼泽地一般越挣扎陷得越深。唯有做搏击长空的雄鹰，金字塔顶上的蜗牛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明天。

《世说新语》读后感4

《世说新语》是汉末人物品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它的不少故事是取材于魏晋时期作品《语林》、《郭子》、《名士传》等书的。看了《世说新语》就能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逸事笔记的内容和形式了。也可以说它是一部魏晋风流故事集，从而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按冯友兰的一句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当然这种人格美是以当时士族的标准来衡量的。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的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任诞，简傲，种种人格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如《德行》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通过与华歆的对比，赞扬管宁淡泊名利。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超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出来的。有德行的故事还有许多，如情绪这方面，德行较不好的人常会以它个人的情绪为中心，心情好时大家没事，心情不好时大家得遭殃，古时就有一位不管快乐或失意，都不会表现于自己的情绪上，那个人就是稽康，王戎说我和稽康在一起相处二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高兴或者生气的表情。人通常得到一个不好的东西，或遇到对自己有害的东西都会闪而避之，但是有的人得到这一个东西，或者遇到这个东西也不是闪而避之。而倒霉反而还一点不会被那样东西所波及到。瘐亮的坐骑中，有一匹叫的卢的凶马，有人劝告他派人牵去卖掉，瘐亮回答说：“卖它一定会有人买它，但这样又会害了别人;哪里可把对自己有害的东西转移到别人身上呢?从前孙叔敖杀了两头蛇，就是因为不让后人看见，从此他就成为古人乐于传颂的佳话，我效法他不也是合理的吗?”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世说新语》涉及人物有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的主要人物，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的人物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王戎有好李，卖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了16个，就写出了王戎贪婪吝啬的本性。

从另一方面谈，《世说新语》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由于魏晋之际品评人物重视仪容辞采的风气较汉末更甚，所以位高名重的官僚，也往往凭只言片语和某个细节来论定一个人的优劣，或据此而援引这个人入官，如“雅量”记载王王旬做桓温的主簿，桓温想提拔他。有一次故意突然骑马冲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这种测验人的方法上是奇特的，从此得出是“公辅器”的'结论，尤其荒唐。又“文学”篇王衍问阮修：“老庄与圣教同异?”阮回答说：“将无同。”王衍很赏识这“将无同”三个，即请阮修为椽。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椽”的故事。这两个例子足证明当时重容止，言谈的风气之盛。

在虚无、厌世的思想基础上，魏晋士大夫都消极、颓废，或乖僻、放荡，时时流露出生死无常，叹老嗟伤的感慨，饮酒浇愁和养生服药，也成为一种风尚。《世说新语》从很多方面写下了这些内容。“任诞”篇说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言语”篇记桓温因见旧时种的柳树长大，哀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而流泪，即足以反映当时士大夫的没落、灰色的人生观。此外，《世说新语》还记叙了一些人的优良品质，如荀巨伯的重义轻生救护朋友，周处为民除害、勇于悔过等。全是有意义的小故事。对魏晋统治阶级的凶残、丑恶、奢侈等也做了具体的描述。这些内容可以为研究历史做参考。

《世说新语》是非常具有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并且练习世说新语读后感的写作。

《世说新语》读后感5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主编的志人小说，分为36门，如《德行》、《言语》、《政事》等。其中，我觉得最富有哲理性的是记录晋人谈话的《言语》。那一句句发言遣词，无不毕肖声口，寥寥数语，却能述说出一个个发人深思的道理。

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口吃的邓艾，自称时便经常重复说“艾，艾……”这样难免被人拿来取笑。有一次晋文帝也和他开玩笑说：“你总是说……艾，……艾，究竟是几个艾啊?”邓艾没生气，也没尴尬，回答说：“凤兮凤兮，本来只是一只凤。”他用楚国陆通比喻孔子的名言，来说明自己虽然常常连连说“艾，艾”，但和孔子那样只有一个“艾”罢了。

还有一个小故事讲述的是顾悦和简文帝。顾悦和简文帝同岁，但顾悦头发早已白了，简文帝问他：“为什么你的头发比我先白了呢?”顾悦回答说：“蒲柳的资质，临近秋天就凋零了，松柏的资质经过秋霜反而更加茂盛。”用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了人的资质是有差异的，由此也导致了人生的许多不同。

另外一个故事讲述的是身在庐山的远公，虽然年老，但仍然不停地给弟子们讲论佛经，他时常告诫弟子，说：“我如黄昏时的落日余辉，自然不会照得久远了，只愿你们像早晨的阳光，越来越明亮!”用自己热切的言辞和神态，将“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道理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印刻在弟子们的心中。……

邓艾虽口吃，但却不妨碍他富有智慧和哲理的表达：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应该好好的发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才能，做一只凤，做一条龙。晋文帝的一个玩笑，一个调侃，却引出了顾悦如此富有哲理的回答：资质禀赋的不同应活出不一样的精彩人生。远公用桑榆之光来比喻自己，用朝阳之辉来比喻年轻的弟子，告诫我们学习是一刻也不该放松的……

古人善用比喻，能运用风趣幽默的语言把一个个深奥的道理说到透彻，又恰到好处;能把人们熟知的平凡事说得不平凡，说得有趣。这种语言技巧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世说新语》中的清谈（转自国学论坛，原作者：静玄子）《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年间名士文人的言行风貌，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和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其中关于清谈的记载很多，可以说清谈正是名士风度的标志之一。本文拟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清谈的梳理，从一个侧面展现所谓的魏晋风度。 1，清谈之含义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什幺是清谈。清谈，在《世说新语》中称为清言、谈玄、共论、共谈、讲论等，内容主要是玄学，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研讨辩论的风气。清谈起源于东汉的太学清议。它是在东汉的桓、灵之世产生的。当时皇室腐朽，宦竖擅权，致使朝政日非，生灵涂炭。《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可见当时清议是以品评人物，议论时局为主。但到了晋以后，情况却不同了。像鲁迅先生指出的：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治，而一变为专谈名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六朝志怪与志人》）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见清谈既可以全身避祸，又是名士风度的象征，可以借此提高身价。而《世说新语》就是这样一部“清谈士全集”（陈寅恪语）。 2，清谈之内容清谈的内容和范围颇广，共同特点是远于人事，作抽象的思辩，这和儒家的务实精神大异其趣。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⑴有关三玄所谓三玄，指〈易〉、〈老〉、〈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提到〈周易〉的地方有：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文学29）桓温讲周易，每天说一卦。简文帝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卦有难易之分，不应该作机械的规定。从这一则记述，可见当时讲论〈周易〉风气之盛。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文学56）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郑玄〈易赞〉）。孙盛在这里即持“变易”之理，却不是著名辩论家刘真长的对手。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文学61）这里以阴阳感应来解释所谓易体，带有玄学色彩。远公的“笑而不答”甚至有些像后世禅宗的风度。关于老庄的讨论则更多，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清谈正是以老庄为本，儒学、佛学在当时都打下了老庄思想的烙印。从文学创作上也可见其影响，所以有如下的批评：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钟嵘诗品总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宋书卷67〉）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物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世说新语〉里很有一些为老庄作注的记述：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文学7）何宴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文学10）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文学17）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流传至今，其它淹没无闻的注本当复不少。也有关于当时人读老庄的记载：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文学63）诸葛宏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宏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文学13）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文学15）第一则说明道德经是殷仲堪的日常读物，第二则讲诸葛宏读老庄以后谈锋大进，可见老庄是当时人清谈之本；第三则讲庾子嵩不读庄子，正反衬出读庄子的人之多，因为他的异类行为，被记述下来。不读老庄的也因为言似老庄获得赏誉：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赏誉21）如果是能言老庄的，就会因此得到极高评价：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赏誉26）对于〈老子〉的讨论，集中在“有无之辩”：汤用彤先生说：玄学者，辨有无之学也。（〈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可见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有无之辨涉及到宇宙本原问题，是玄学之本。关心宇宙本原是哲学思考深入的表现。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文学8）从这一则可看出当时一般人信奉老子以无为本的宇宙观，所谓“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40章〉）。这里何晏未必真的认为孔子比老子高明，可能只是在言辞上标新立异。也有标举“有”的，如裴頠：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文学12）裴頠之后，又有郭象的“无无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庄子》是当时最热门的读物，《世说》涉及《庄》理最多：《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文学32）支道林作为和尚，能另立新解，可见其对《庄子》造诣颇深。这里能看到佛道的融合，可以说，在当时即使是佛教徒，如果不懂老庄，也难在上层社会立足。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学36）王逸少本来是反对清谈的，也不禁被支道林的才藻吸引。而支讲论的正是〈庄子〉。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鱼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文学55）名士雅集而讲论庄子，也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文学62）这则是讨论〈齐物论〉。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文学16）这则是论〈庄子天下〉篇“旨不至论”。老庄在当时既然有这么大的市场，那么佛学、儒学受到其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时候名士们喜欢的一个论题就是“老庄与圣教异同”：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于一！」遂相与为友。（文学18）阮宣子居然凭借三个字得到了官位，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掾”。他认为儒道是相通的，正符合当时的思潮，难怪因此有官做。阮宣子也算是高明的投机者了。〈世说〉所载的喜言佛理的玄学家有谢安、殷浩、孙绰、孙盛等；所记僧人，据汪藻〈世说叙录〉卷目所列，有支道林、竺法深、僧意、佛图澄、尸黎密（高坐道人）、康法畅、康僧渊、提婆、道安、慧远等十九人，佛理涉及到“三乘”、〈小品〉、〈维摩诘〉、〈阿毗昙〉等。可见兼通佛道的名士不少。 ⑵，有关三理及才性四本所谓三理，是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文学21）稽康〈声无哀乐论〉认为“声音”和“哀乐”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名实有别，“声音”为客观事物，“哀乐”为主观情感，“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发，则无关于声音” 〈养生论〉提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观点。还说：“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必有矣。似特受异气，秉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认为神仙实有，但一般人达不到。认为“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提出养生的重要。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提出“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无二，言无不尽矣” ，发展了《周易》的“言不尽意”论。关于才性四本，据《魏志》记载：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世说文学》刘注引《魏志》）可惜各派具体的言论没有流传下来。种会综论了这四种理论，撰成《四本论》。《世说》也有记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文学5）专精才性四本的《世说》中提到殷浩：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文学34）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辄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文学51）殷仲堪则以不解四本为憾：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文学60） 3，清谈之评价清谈在当时自然是评价颇高，看看《世说》政事门的简略和言语、文学、赏誉门对清谈记述之翔实，就可以知道。魏晋时崇尚老庄思想，讲究无为而治，不以能吏为尚。王导的话就很有代表性：丞相末年，略复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政事15）王夷甫更是以清谈为天下所宗。手挥麈尾，侃侃而谈，丰姿秀美，论辩精彩，这是当时大多数人向往的境界。不过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政事门中也记述了不喜清谈的实干家，如何充。王羲之对清谈也有所批评：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70）后世则一般持批评态度，说“清谈误国”，这就有些矫枉过正了。平心而论，清谈虽然导致浮文妨要，不理实务，但不能把晋亡的责任全推在清谈上。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清谈受到更激烈的攻击。如宋南渡之后，诗人陆游、词人辛弃疾都写下了指责清谈的作品: 夷甫诸人骨作尘，至今黄屋尚东巡。度兵大岘非无策，收泣新亭要有人。薄酿不浇胸垒块，壮图空负胆轮囷。危楼插斗山衔月，徙倚长歌一怆神！(陆游《夜登千峰榭》)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沈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辛弃疾《水龙吟》）但这里更多的是借古讽今，隐晦地表示对当权派和时局的不满。在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眼里，清谈也是被抨击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日知录》卷13“世风正始”）余嘉锡先生赞同顾炎武的观点，他作《世说新语笺疏》正是处于抗战时期，当时更需要激扬民族大义的议论。但是任何事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因为清谈的害处将其一笔抹杀。清谈之风的盛行在当时有利于政治稳定，调和矛盾。东晋在北方征战杀伐不断的时候保持了相对的安定，清谈应该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清谈本身也有其审美的价值。魏晋人轻裘缓带、挥麈闲谈的风度，论辩叙致、辞令声调的优美，千载以下，仍让人想望不已。清谈对我们最大的贡献乃是在哲学史上，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玄学是清谈的主要内容，清谈正是推动玄学发展的手段。

清谈是魏晋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它既反映了这一时代学术思想的巨大变迁，又体现着士大夫阶层的生活趣味。通常，一个时代在文化方面最为崇尚的东西每见于传记作品中对传主生平的评述，我们在魏晋人物的传记里，经常会读到的评述就是“喜老庄 ”“善清言 ”。而《世说新语》与清谈之关系尤为密切，前辈学者陈寅恪甚至称它为“一部清谈之全集”。这虽然未免极而言之，但要说此书中渗透着清谈的气息，是完全不为过的。但由于中国古人对语言概念的运用往往不甚严格，其外延的界定通常比较模糊，所以“清谈”命名的意义是什么？它究竟指什么样的活动？还须略做辨析。1首先，清谈与玄学相伴而生，互为依存，人们常常不加分辨地通称为“玄学清谈”。陈寅恪先生称《世说新语》是一部关于清谈的书，其实是将玄学包含在内的。因为玄学的问题是清谈的主要内容，可以说玄学为清谈提供了基本依据。但两者仍应有所区分。因为清谈并不只是阐述玄学，它有着更广泛的话题。如我们在后面将会提出的例证所证明的，早在西晋时清谈就不限于玄学，到了东晋，话题的扩展更为明显。再则，玄学是一种学术，它的目标当然在于解决理论上的问题；清谈却未必，它也许更合适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清谈展开的过程中，谈论者有可能将辨析问题求得真理作为目标，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表现思维能力和语言才华的手段。换言之，在这里展示个人的魅力的意义远比探究具体问题的是是非非重要。还有，玄学的研究与讨论，既可以通过口头方式进行，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书面著述来完成，因为后者所能够达到的周密性，在前一种场合下总还是难以企及的。而清谈顾名思义，应该是指口头的谈论。而口头谈论一个不可忽视的意义，在于它形成了高级士族的一种重要的社交活动。有的研究者认为清谈有“口谈”和“笔谈 ”之分，这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如此“混为一谈 ”，难免冲淡清谈作为文化士族的特殊生活方式的特色。

世说新语中有关人物论文开题报告

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在这个故事中，管宁视金钱如粪土，不会为了名利、金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会保持自己的初心和理想，不被金钱所左右。管宁的做法固然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是我，我会有其他的想法：让那些金子发挥它最大的用处。我可以去用金子来买一块地种出来的粮食可以去送给贫穷的人们。还可以捐给慈善机构，不白浪费了它们。而有人会把它占为己有，但是让这些人做出这种行为的不是金子本身，而是人性。但人性也有真善美的一面，比如做慈善。在当下，在疫情里，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争里，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可以把管宁的这笔意外的财富去换成口罩或者酒精去送给贫穷的人。另一方面，金钱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种中性的东西，可在管宁的眼里，金钱是一种邪恶的、不好的东西。因为它老是把人推入贪婪的坑里。但不是的，因为凡事都有两面性，而不是只坏、只好的。他还可以创造出许多美好，这就又回到了之前的话题——钱还可以来帮助人。《世说新语》是一本好书，很有启发性。但是因为它也是一本古书，所以我们要用现代小学生的眼光去看，这可能就是求同存异吧。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

1、《乘船》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答应别人的请求就要负责到底，不能失信于人。2、王朗表面上大方，实际上是在不涉及自己利益的情况下送人情。一旦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矛盾，他就露出了极端自私、背信弃义的真面孔。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华歆则一诺千金，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就一定要遵守，而且他考虑问题十分周到。我们应该向华歆学习，守信用、讲道义.不有失君子风度，有基于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像王朗那样的德行，是应该被人们所鄙弃的。3、原文：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4、译：华歆和王朗一起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很为难。王朗却说：“幸好船还宽敞，有什么可为难的。”一会儿贼寇要追上来了，王朗想丢下刚才搭船的人。华歆说：“刚才我所以犹豫，正是这个原因。既然已经接纳了他来船上托身，哪里能因为情况危急就丢下他呢。”于是就继续带着他赶路。世人也由此判定华、王二人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