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献摘录论文格式
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立宪法议
【文体知识】 本文是一篇证论文，做为变法维新当时新文体的代表作家，梁启超自己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上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议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他的议论文写得平意流畅，清晰自然，气势恢宏。 本文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写的。勉励处于逆境的同人，不要因一时受挫而灰心，鼓励他们克服困难，继续前进。 【主旨】 全文的中心论点：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本文写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人士有的被杀，有的流亡，有的退隐。梁启超逃亡日本，还想努力进取，于是写《论毅力》，勉励处于逆境中的有志于天下事者，不要被失败吓倒，不要被暂时的逆境所困扰，要坚持不懈，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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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梁启超的论文题目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梁启超先生在《敬业与乐业》中提出对工作要有“敬”与“乐”的态度，那么我们对待学习是否也要有“敬”和“乐”的态度呢？其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要想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其态度只能“敬”和“乐”!那么，怎样的学习态度才叫敬学和乐学呢？木工祖师鲁班拜师学艺的故事给予了很好的诠释。鲁班到终南山去拜师学艺，他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终南山，当鲁班找到他准备拜师学艺的老寿星时，老寿星根本不想带学徒，鲁班苦苦哀求仍无济于事，后来老寿星却以睡觉为由不理睬鲁班了。这一睡不打紧，竟然是好几个月，鲁班真有耐心，他自始至终陪伴在老寿星身旁，等待老寿星的醒来。鲁班学艺的诚意和决心感化了老寿星。于是答应让他试试。老寿星先叫他把一大堆锈得不能再锈的木匠工具磨好，他一气磨了七七四十九天才把所有的工具磨好，然后老寿星叫他砍倒九百九十九棵树，再把每棵树整修平滑又把每棵树打上九百九十九个眼，这才叫他到模型室对模型反复拆装，最后又把模型全部废掉让他按原样把所有的模型做一遍。鲁班都一一按照老寿星的旨意做了，终于烂熟于心。老寿星十分满意，说他成功了，叫他去好好为人们做事。鲁班就这样深入民间不断地为人类服务，不断地向人们传授技术，于是，他成了木工们的祖师。鲁班学艺的全过程不正好说明要想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其态度只能是“敬”和“乐”吗?学艺是这样，读书亦然。从古到今，在求学读书的道路上，敬学者、乐学者是举不胜举，诸如“头悬梁，刺锥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刻苦读书的故事比比皆是。科学家要研究验证某一问题往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废寝忘食这是经常的事。我们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稍一有空就要读书学习，在他的床上，书桌上到处摆放着他读过的书。周恩来总理说长到老学到老，从不放松学习。如果没有敬学和乐学精神是办不到的。敬学和乐学的精神是我们成就一番事业的动力，但光有该精神还不够，必须要讲究学习方法。孔子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对待学业从师上孔子还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愈则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此看来，敬学与敬师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我们在敬学乐学的同时也理应尊重老师。综上所述，敬学和乐学的确十分重要，在今天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我们更应弘扬敬学和乐学精神，不断加强对各方面知识的学习，传承文明，去迎接更美好的明天！大家都学过梁启超先生的《敬学与乐学》，在此我化用一下题目，来阐述几点关于学习的看法。 敬学是学好的根本。当前学习方法有很多，不少同学也下了功夫，但成绩却上不去。究其原因，是没有一个好的正确的学习态度。正确的学习态度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要有责任心。从国家来讲，祖国的建设需要高素质的栋梁，我们若想立志报国，务必从自己的学习抓起。神舟六号升空，我们都感到莫大的自豪和喜悦。这说明我们都有一颗爱国之心，我们只有掌握足够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为神州的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从个人来讲，同学们若想在未来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胜，学习是唯一的出路。当然这话太过绝对，但对普通人而言，的确如此。成功的路有很多，但对我们的资质和条件而言，考上大学是最近的一条道。韩寒之类毕竟是奇才，奇才毕竟是少数的。对大多数人而言，学习好与成功之间虽然不能划等号，但若把成功喻为生成物，学习好是比不可少的反应物之一。有责任心，即要为国家负责，对自己负责。当然，还要为家庭负责。第二，是要专心。这里所谈的专心，不是单指上课要认真听讲，晚上要仔细做作业。这里的专心，是广义上的，是在所有的学习中要尽心尽力，考虑学习就不要考虑其他的事情
我心中的中国今天，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们体会了香港、澳门回归带给人民的喜悦;我们目睹了神舟飞船遨游太空的壮观;我们看到了百年奥运带给世人的震撼。“祖国在我心中”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道尽了我的心声。更激励我去了解祖国。我要了解她的过去、现在，但我更要建设她的未来。记得我小的时候，妈妈捧着地球仪告诉我，祖国是一只昂首报晓的雄鸡;稍大点儿爸爸对我说，祖国是养育人民的黄河，是奔腾不息勇往直前的长江。上学后老师教会我的第一个词是祖国。祖国——是对自己国家敬爱的尊称。我开始懂得了“祖国”一词的含义，也认识了祖国版图，更激励我去学习更多关于祖国的知识。我知道了周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知道了钱学森为了祖国，冲破层层阻碍，远涉重洋回归故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祖国，我回来了!”的誓言;知道了童第周的“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也能办到。”的坚强爱国信念。同学们，我们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接班人，该用怎样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祖国的爱呢?有些同学娇生惯养，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样的孩子能成为热爱祖国的栋梁之材吗?有的同学，不好好听课，不按时完成作业，把学校当成玩耍的场所，玩起来就把什么都抛在脑后。同学们，这样做，难道不觉得有愧于老师的培养吗?还有的同学，不懂得爱惜粮食，白白的馒头不想吃就扔掉，白花花的米饭不想吃就倒掉，把祖国人民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起丢掉，这是热爱祖国的表现吗?梁启超曾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同学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是祖国的骄子，是时代的宠儿，是祖国更加富强的生力军。祖国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在学习上，要专心刻苦，不放过一个错别字，要弄懂每一道数学题;在生活中，要诚实守信，尊敬师长，助人为乐，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只有我们心中装着祖国，才能使自己成为爱祖国，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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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2000字梁启超
梁启超《新民说》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初问世的，那还是「大清帝国」统治的时代。一百多年前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开始，它要向现代社会转型，但除了制度的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外，还需要道德、人格乃至心灵的转型。换句话说，随着帝制的结束，新的社会需要新的公民而不是臣民。关于作者，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我倒是建议大家有空去看看香山脚下梁启超和他家人的墓地。梁启超虽然只活了五十多岁，但他写下的文字却有上千万之多。而我还以为，在现代的名人、伟人中，梁启超的儿女是比较多的，而且是最有出息的。梁启超的《新民说》自 1902 年起在他创办的《新民从报》连载，断断续续写到 1906 年 1 月最后一节。梁启超的著作数量很多。《新民说》只是一个小册子，但我觉得在他的著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最有独创性的。那时变法失败，他流亡海外，可以从容地思考一些可能不是最紧迫、但比较根本的与国家命运相关联的问题。写这本书时他正处在一个思想转折期，在这个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前后观点会有些不一致。比如《论进步》那一节写得比较早，倡导破坏主义，他说，不破坏也得破坏，晚不如早，不破不立；到后期他开始谨慎了，在《论私德》一节中反复说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谈破坏的，谈破坏的人必须要人格高尚。大概得有韦伯那样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优越的政治能力才能行破坏。这是因为：他的这本书不是一两个月完成的，而是几年间完成的，那时中国处在巨变中，梁启超自己也有个特点，就是与时俱进，他有个名言：「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不断地寻求真理和新知。所以《新民说》是一个变化之书。但变化之中又有不变。他的基本道德理念在这本书基本形成了，以后没有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他后期的思想有回归传统的趋向。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人物简介梁启超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编辑本段生平履历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 梁启超像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1926年3月16日作肾切除手术时,因值班护士将有病的肾标错了位置,导致好肾被误切除.以后尿中继续有血.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编辑本段学术成就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1]：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编辑本段著作名录《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敬业与乐业》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编辑本段赋税思想梁启超塑像(15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好像有点长了~~~....简单删节一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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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用的技巧
如果我们在论文中有引用了他人的学术观点、数据、材料、结构等，就一定要记得详细的标注出来的。我们引用参考文献也应该要规范，如果我们在论文中标注的参考文献不规范，也从侧面反映出论文写作者的水平和态度。
参考文献不宜过多，文献的多少能体现出论文占有资料的程度。一般情况下，中文论文的参考文献偏少，但也不能简单以文献引用量达到多少简单划分，不同性质的论文引用参考文献的多少页相差很大。
参考文献标准格式如下：
一、期刊类[J]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举例1】安心，熊芯，李月娥。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特点[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12(06)：75-80。
【举例2】[2]许竞。我国学历教育分化的证书制度溯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22-29。
二、专著类[M]
【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举例1】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三、报纸类[N]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举例1】[1]葛剑雄，陈鹏。地名、历史和文化[N]。光明日报，2015-09-24(011)。
四、论文集[C]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
五、学位论文[D]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郝桂莲。反思的文学：苏珊·桑塔格小说艺术研究[D]。四川大学，2014。
六、研究报告[R]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七、其他[N]
【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小说界革命源于梁启超发表的文章
应该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吧
题主问的有问题吧？？？晚清1840年—1912年，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它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本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有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复兴 ，龚自珍带领的进步的文学潮流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晚清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下形成的文化运动。“诗界革命”为梁启超首倡，黄遵宪为主将。主张诗歌要有新意境，要有新语句，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旧瓶装新酒”，要求保留诗歌的旧形式，变革不彻底。其目的主要是以诗歌革命的旗帜为政治改革张目。“诗界革命”在观念上影响到1918年的新诗运动文界革命：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具体内容：吸收西方的雄辩体、随笔体，结合魏晋文风，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小说界革命：晚清政治改良思想家希望小说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重要工具。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等文中阐释了他的小说革命主张。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说之力表现为“熏、浸、刺、提”四个方面；小说具有新民救国的效力。
它基本精神是要求文学应从封建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成为广大民众所享有。其内涵更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的意义，同时还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支职业作家队伍。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小说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提出，不但是为了支持和配合维新改良运动，而且对梁启超本人来说也是其对小说的重新认识。中国的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是在市井小民的通俗化娱乐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最初被文人士大夫所鄙弃，直到明代后期才有李贽、冯梦龙等极个别的具有异端思想的文人开始重视、抬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在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前的几年，已有改良派出来为小说争取正宗的文学地位，而梁启超则把这种斗争推进到“小说界革命”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