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文化论文

传统戏剧文化的定义：中国戏曲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美学特征。首先，中国戏曲强调神神似、强调写意。戏曲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形态是不同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加工，是变其形而传其神、写其意。戏...

传统戏剧文化的定义：中国戏曲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美学特征。首先，中国戏曲强调神神似、强调写意。戏曲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形态是不同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加工，是变其形而传其神、写其意。戏曲一般不用布景，舞台上代表什么空间，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随意而定，自由变化。舞台上此刻可以是书房，但剧中人一转身，舞台就可以变为花园，甚至可以变成千里之遥的另一地点。由此可见，戏曲舞台的空间是通过演员的表演写意性地虚拟出来的。这样，戏曲就可以自由灵活而又连贯流畅地表现无限广阔、瞬息万变的空间，也就可以十分自由地表现极其丰富复杂的生活事件。而西方戏曲强调摹仿，造成了西方戏剧的写实观念，主张运用布景按照生活的样子确定空间，亦即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和现实生活形态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中国戏曲的情节有时也是写意性的，如二将相斗几个回合，便可表示千军万马的一次复杂的战斗，甚至只要吹奏一个曲牌一场宴会便已结束。在表演方面，戏曲中有许多虚拟的动作。流行元素的定义流行元素是时尚圈中生命力最强的元素之一，简单而个性鲜明，似乎从未被抛离出流行的步履之外，包括潮流话题、流行音乐、人情风俗、街舞、韩流、哈哈族、首饰、美容、保养、健康元素等。发展历程为：创新：流行创新者在流行回圈的创新阶段中，即采用了新的款式；兴起：时装领袖和早期的追随者，会在流行兴起的阶段介入；接受：大众市场的消费者采用这种款式的时机，则是在接受阶段中；消退：晚期的流行追随者，则在他的消退阶段才采用这种模式；萎缩：与流行无缘或反应迟钝的个体，在衰退阶段才会采用这种款式。

致力文化回归与传播的企业在当今的社会确实非常少，有担当，有责任，敢直面的企业也变成了稀缺之物，国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诞生并在快速成长，它正是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吹响了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号角，找会失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重新构造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灵家园。

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影视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机遇与挑战中，中国面临着的决不只是影视工业经济形态的巨大冲击，在文化领域，也将面临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巨大冲击。这一问题，不论从经济形态，还是从文化形态，都需要我们极其关注。本文对存在于世界影视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认为，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文化形态上集中地体现：一、对影视本性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导致了美国影视的唯经济主宰；二、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三、对悠久历史文化的嫉妒，导致了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针对愈演愈烈的美国影视“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本文不但论述了法国率先提出的“文化反弹”理论，而且就“文化反弹”理论在影视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影视界的影响，进行了对策性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中国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自己的影视文化战略：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到21世纪资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在影视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影视工业接轨的市场执行体制；在影视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中国影视产业体系的国际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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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有关中国戏剧的论文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不好写的。。。

(一)戏曲源远流长，是我国的经典，不同地方的戏曲有不同的风格和特色，它让人赏心悦目，其情节有的催人泪下，有的振奋人心，多姿多彩，出神入化。小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父母看戏曲时，我总认为他们实在太老土，赶不上潮流，打死我我都不会去看那老掉牙的玩意。俗话说：“要知道梨子的味道，最好亲口尝尝。”不尝不知道，一尝吓一跳呀！今天的语文课上，当我珍惜仔细欣赏了中国别具一格的戏曲时，我真是为之震撼，原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戏曲是那么的有艺术魅力呀！我真是井底之蛙呀！这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外国人又怎么能比得上？难怪呀，老一辈的人都是那么的热衷于这些戏曲，那么喜爱戏曲。我现在才感受到什么是“不看戏曲的人，枉做中国人”。不是吗？这些戏曲，就像我国的一部部历史，只有懂得欣赏它的人，只有懂得关注它的人，只有懂得挖掘它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戏曲是我们的国宝，戏曲是我们的国粹，戏曲是我们的国剧呀！我们怎能忘记它们？如今的社会，我们这些青少年们的视野，已经转移到流行音乐、影视和网络，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其实，当我们细心的欣赏我们的戏曲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犹如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将历史的画卷一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将我们带入了历史的隧道，让我们身临其境，让我们感慨不已。戏曲的艺术魅力，我们怎可忘记？我们要多去欣赏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让它永远永远放光芒，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二)璀璨的中华文化——戏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的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中华文化也从几千年前的单调，发展到现在的辉煌。中华文化，范围广阔。传统学科中的数学、医学、农学；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建筑中的万里长城、阿房宫；绘画中的中国国画；文学中的中国古典诗词、小说、神话、寓言；还有书法、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服饰、饮食、武术等等，这些绚丽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变得丰富多彩，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而在众多的传统文化中，戏剧，无疑是能够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特色的一项文化。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革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戏剧的发展可以说是随着文明的出现就出现了，虽然原始的戏剧很粗糙，也可能称不上是戏剧，但任何一项文明的发展都是要经历刚开始的粗糙，才能逐渐得趋于完善的。原始的戏剧为后来完美的戏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戏剧从原始社会发展代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重大改革。中国古代戏剧因以“戏”和“曲”为主要因素，所以称作“戏曲”。中国戏曲主要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传奇和明清传奇，也包括近代的京戏和其他地方戏的传统剧目在内，它是中国民族戏剧文化的通称。正是从古代的戏剧开始，到如今，戏剧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完美的整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种，传统剧目数以万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出现许多改编的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和表现现代生活题材的现代戏，都受广大观众热烈欢迎。比较流行著名的剧种有：京剧、昆曲、越剧、豫剧、湘剧、粤剧、秦腔、川剧、河北梆子、安庆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等众多剧种，尤以京剧流行最广，遍及全国，不受地区所限。戏剧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的，有众多老一辈的艺术家和群众们热衷戏剧，希望将戏剧，这项中华的璀璨文化发扬光大。(三)现代人对戏曲的态度随着老一辈艺术家的渐渐衰老，新一代的年轻人逐渐崛起，现代文化正和传统文化商讨着一个问题：我们两个，到底哪一个才能站得住脚呢？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记者到街上进行随机采访，对象都是一些年轻人，记者提出一些老艺术家的名字，问他们知不知道，而大多数被采访者都表示没有听过。现在，新一代的文化如浪潮般席卷而来，新一代的偶像受到众多粉丝的追捧，新一代的歌曲、舞蹈在人群之间流传。有许许多多的现代偶像的粉丝对中华传统文化不屑一顾，认为那样的艺术、文化不适合喜欢追赶潮流的自己；对老一辈艺术家和传统节目一无所知，认为父母那一代人知道，并不等于他们也应该去知道。这是多么令人心寒啊！当然，我并不觉得追赶潮流不好，我也喜欢新生代的偶像，但是我觉得对于传统的文化也应该有一定的了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的文化需要发展，但传统的文化更需要发扬光大。于是，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把传统文化向年轻的一代用他们喜欢的方式进行发扬、宣传，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中国传统的戏剧；新一代的影星、歌星也开始在自己的影片、歌曲中加入中国传统元素，利用他们自身的号召力，让更多的年轻一代对戏剧有更多地了解，为发扬传统戏剧献上自己的力量，毕竟，这些年轻的歌手的老师也是上一辈的老艺术家；而老艺术家们也开始在传统中融入新元素，是传统戏剧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吸引年轻人，使年轻人不仅追赶潮流也爱上传统，对戏剧有更加深入地了解。现在，也有许多外国人喜欢上中国的戏剧，对中华文化也有深入地了解。戏剧，这一中华独特的文化，正在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喜爱。璀璨的戏剧艺术将会在世界的东方放出光芒！

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论文

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指的是对“20世纪中国戏剧”的研究，而非20世纪对“中国戏剧”的研究。我想用几“多”几“少”，基本上可以概括学术界关于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的基本现状。第一，是较多注重话剧研究，较少关注戏曲及歌剧等的研究。这种情形在学术界普遍存在，而在高校中尤为严重。一般来说，人们说起戏曲总想到那是古代戏曲，说起现、当代戏剧总以为就是话剧，岂不知现、当代戏曲的发展已经有一个世纪，而现、当代戏剧也包括戏曲、歌剧等。其他学校的情形我不大清楚。南京大学在中国高校中是较早招收戏剧学研究生的，但是20年来，上百篇硕士、博士论文，学习现、当代戏剧的没有一篇做戏曲及歌剧研究的，而学习戏曲的也没有一篇涉及现、当代的。20世纪的戏曲及歌剧研究，就成为话剧研究界、戏曲研究界都不大涉及的一个地带。结果是，我们的古代戏曲研究很不错，我们的现、当代话剧研究很不错，而现、当代戏曲研究、歌剧研究呢，至今少有较好的成果。除了《中国京剧史》等几本剧种史著外，整体性的现代戏曲研究基本是空白，现代戏曲发展史在学术界还是一片模糊；当代戏曲研究稍好些，但也主要是剧作论、演员评，少有完整系统的深入研究。我们还没有一本较好的中国现代戏曲史、中国当代戏曲史，或贯穿性的20世纪中国戏曲史等史著出现，与此相关的研究专著也较少。歌剧研究的情形也大致是如此。第二，就话剧研究来说，较多注重现代，而较少关注当代。现、当代戏剧研究是随着现、当代戏剧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话剧研究从50年代开始，就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半个世纪以来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这是自然的。到80年代，现代话剧研究作为当时的一个学科（当时名为“戏剧历史及理论”）已基本成熟，出现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等史著，以及其他一批较好的研究专著。这其中，陈白尘、陈瘦竹、葛一虹等老一辈学者对现代话剧研究学科的建立筚路蓝缕，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本相教授、南京大学的董健教授，对该学科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我认为，现、当代戏曲及歌剧研究的薄弱，主要就在于缺少这样的学科大师）但是很明显，也许是因为当代话剧与社会政治过于紧密的纠缠，也许是因为当代话剧本身还在动态地发展，相对于现代话剧的研究，当代话剧的研究极为薄弱，至今没有一本公认的较好的中国当代话剧史著，其他专题性的研究更是缺乏。而当代话剧的发展已经半个多世纪，其中的经验与教训确实值得也需要去认真总结和思索。第三，就话剧、戏曲及歌剧的研究现状看，较多注重戏剧文学，较少关注戏剧舞台艺术。戏剧文学创作和戏剧舞台创造，都是戏剧（drama、theatre）的题中之义，是推动戏剧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两翼，同样地，也应该是戏剧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却普遍出现了对戏剧文学的偏重和对戏剧舞台艺术的忽略。戏曲、歌剧研究在这方面的情形要好一些，演剧团体、流派、剧种、唱腔等都有所涉及，不过，还是演出评论、演员评论比较多，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比较少；而话剧研究在这方面的情形就更为严重。很少有演剧团体研究，很少有剧场研究，很少有导演、表演、舞美艺术家研究，很少有演剧流派、演剧理论研究。至今，我们没有一本中国现代话剧舞台艺术、中国当代话剧舞台艺术或20世纪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史著。研究现、当代戏曲、歌剧舞台艺术发展的史著也没有。其他，诸如对戏剧教育、戏剧观众、戏剧制作等的研究，也都少有涉及。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我们的研究，影响了我们研究的深度。第四，就话剧、戏曲及歌剧的研究现状看，注重戏剧文学又较多集中在剧作家，而较少关注戏剧理论、观念、文体、形式、思潮、流派等的研究。我们集中研究的是几个大剧作家，曹禺、田汉、夏衍、郭沫若、老舍、阿甲、陈仁鉴等，以及其他剧作家。但就是大家，研究其实也不充分，例如对田汉、老舍的研究真正有突破的并不多，对姚一苇、李健吾、陈仁鉴等的研究还很薄弱。而在剧作家之外，对20世纪中国戏剧的宏观的、深入的研究就较少。比如话剧、戏曲创作的悲剧论、喜剧论、正剧论、历史剧论、诗剧论等，比如话剧、戏曲的形式研究、结构研究、叙事研究、接受研究、现代派研究、现代性研究、校园戏剧研究、小剧场研究、独幕剧研究、多幕剧研究、创作流派研究、戏剧思潮研究、海峡两岸比较研究、中外比较研究、古今比较研究、戏剧影视比较研究等，比如歌剧的民族新歌剧、西式大歌剧、戏曲体歌剧的形态研究等，很多都是空白。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重视和加强的。第五，话剧、戏曲及歌剧的研究，又较多注重戏剧现象，而较少理论意识与理论的探索。我们有不多的几本纯原理性的戏剧理论著作，例如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谭霈生的《论戏剧性》、余秋雨的《戏剧审美心理学》、董健和马俊山的《戏剧艺术十五讲》等，但是，我们缺少像马丁?艾思林的《荒诞派戏剧》、河竹登志夫的《戏剧舞台上的日本美学观》、斯泰恩的《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这样从戏剧实践中去阐述戏剧艺术规律的理论著作。传统戏曲研究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张庚、郭汉城在主编《中国戏曲通史》的基础上又主编了《中国戏曲通论》，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还没有《中国话剧理论》或《中国话剧通论》之类不是论述西方戏剧而是论述中国话剧艺术特征、规律的理论著作，也没有《中国现代戏曲理论》或《中国现代戏曲通论》之类不是论述古代戏曲而是论述现代中国戏曲艺术特征、规律的理论著作；同样地，也没有《中国歌剧理论》或《中国歌剧通论》。与此相关的专题性理论研究也甚少，更不用说包括话剧、戏曲、歌剧的《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或戏剧学）》之类的研究。进入中国的话剧、歌剧和进入现代的戏曲，其戏剧形态、审美特征等都会发生变化，而我们缺乏理论研究。也许我们的研究还处于突破现象而深入理论层次的阶段，因为现象研究是理论升华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所有的戏剧现象研究都是为了探寻现象背后的戏剧艺术特征和戏剧艺术规律。第六，对20世纪中国戏剧，还较多注重话剧、戏曲、歌剧等的独立研究，而较少作为“大戏剧”的综合研究。中国戏剧进入20世纪，已从原先戏曲的一元转向以话剧和戏曲为主，包括歌剧及舞剧的多元发展，这是戏剧事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我们这个学科定为“戏剧戏曲学”是有些不通，但是，它把原先的中国戏曲、中国话剧、外国戏剧三个专业合并为一个，我认为这是有助于“戏剧学”研究的。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研究中还基本上是话剧、戏曲、歌剧等各自为战。在这方面，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做得比较好，该所有研究中国话剧、中国戏曲、外国戏剧的，这几年，董健教授鼓励大家的研究古今中外打通，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成果。厦门大学戏剧学专业在这方面有良好的开始，相信他们会取得优秀的成就。中国艺术研究院还是固守传统体制，戏曲、话剧分治，又把歌剧、舞剧放到音乐、舞蹈当中去研究，弊病甚多。对20世纪中国戏剧提倡综合研究，是基于戏剧本身发展的事实。在这个戏剧多元发展的时代，有着民族现实土壤和民族戏曲背景的中国话剧，生存于同样的现实土壤而遭遇西方话剧、歌剧、舞剧冲击的中国戏曲，以及在民族现实土壤上融合西洋歌剧、话剧、中国戏曲而形成的中国歌剧等，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因此，只注重话剧、戏曲或歌剧的封闭研究，是不可能推动戏剧研究的深入的。此外，戏剧资料整理与建设的贫乏，对台湾、香港、澳门戏剧关注的不够，少数民族戏剧研究的薄弱，较多注重传统、历史的、美学的、比较的研究而对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的探索不够，较多注重戏剧本身而对戏剧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关注不够，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1．在剧场里，作者不以自己的身份说话，而把各种各样交谈的人物引上场来。话不过是形式的最初的外在基础。 2．戏剧的魅力，来源于“行动”。 3．只有剧中人物在对话中互相较量、互相影响，而导致各自的心情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才是有“戏剧性”的。 4．在日常用语中，“戏剧性的”这个词的意思有三种：①戏剧的材料；②能产生感情反应的；③在剧场条件下完全可以上演的。 5．把人物性格用明确洗练的舞台动作（性格的动作性）表现出来，就产生了区别于其他文字形式的“戏”的因素。 6．剧本的基本的构成因素是语言，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人物的对话，或语言。 7．在剧本中，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段，仅仅是依靠人物自身的语言台词。 8．作家对人物形象的构思，只能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对话、独白、旁白）体现出来。 9．剧本的语言要更富有动作性。动作性是语言首要的、基本的特征，是关系到“戏剧性”的首要问题。 10．恩格斯：要使人物的“动机”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地表现出来，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11．戏剧，就其本质来说，是动作的艺术。动作是表演艺术的基础。“以动作为中心的艺术，是雅俗共赏的” 12．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 13．动作和语言是人物内心、性格、教养的外化表现。 14．通过演员的表演，把人物的动作在舞台上直观再现出来，使观众获得直接、具体的感受，是戏剧区别于小说的最基本的界限。戏剧根本排斥叙述。 15．剧本是供演出用的。剧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只有通过演员的表演才能变成生动、鲜明的舞台形象；只有通过演员的表演，才能把人物的生活、斗争在观众面前直观地再现出来，产生特殊的艺术力量。 16．演员扮演角色，使剧本塑造的人物形象在舞台上活起来，主要靠的是人物自身的动作。 17．中国戏曲中的程式化动作，不仅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也是创造舞台环境的手段。就连舞台的时间与空间，也不依靠舞台美术的效能，而是依靠演员的程式化动作，启发观众的联想，形成具体的舞台环境。（比如摇浆便是划船，挥舞马鞭便是骑马） 18．戏剧的主要之点就是避免冗长的对话，使每句话都从动作中表现出来。 19．动作，应该是构成剧情发展的一个有机部分，又推动剧情的发展；观众能够通过可见的外部动作洞察人物隐秘的内心活动。 20．舞台上的心理描写方式：剧本的“舞台指示”中所说的“沉默”，或曰“停顿”。 21．独白和旁白都是用以揭示人物内心“隐秘”的手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人物独处时内心活动的披露；后者则是某个人物在同其他人物交往时的“自语”。 22．舞台法则在很多方面却允许违反“物理的可能性”（物理的可能性就是指现实中真是存在的事物）。 23．戏剧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方式：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内容（如回忆、幻象、梦境等等）化为直观的视觉画面，这是被普遍运用的主观表现方式；在现代和当代电影中，展现人物心理活动内容的重要手段还有“内心独白”——“画外音”。 24．对话作为戏剧动作的一种方式，不仅应该体现出人物潜在的意愿，而且应该对谈话的另一方具有一定的冲击力或影像力。“对话”本身就意味着双方的交往，两颗心灵的交往及相互影响。 25．如果争论的双方彼此都想占上风，努力刺痛对方性格的某个方面，或者触伤对方脆弱的心弦，如果通过这个，在争论中暴露了他们的性格，争论的结果又使他们产生新的关系，这就已经是一种戏了。 26．两颗心灵的交往，可以是由意愿抵触而构成的内心冲突，也可以是意愿共同时内心情感的交流。 27．话剧，对于作家来说，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导演来说，却是行动的艺术。 28．在舞台上，塑造人物形象、揭示剧作主题的唯一手段，是舞台动作。包括外部动作、静止动作和语言动作，都可能具有戏剧性。语言动作（台词）对塑造人物形象是更重要的。台词包括对话、独白和旁白，是展示内心动作的基本手段。 29．从演员的表演艺术来说，台词和形体动作，是话剧表演艺术的两根支柱。 30．台词是体现人物内心动作的形式，也是戏剧动作的基本形式。 31．“音响效果”可以为人物创造一种客观环境的气氛。音响效果还可以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情调，用以烘托剧中人物的主观情绪。（如奥尼尔的《琼斯皇》） 32．把那些似乎是某人确实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记录下来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种象征的语言和表演，加上布景和灯光，把他的思想，他的下意识的心灵、他的行动简括地表现出来。 33．戏剧动作地本性，首先在于它具有直观性。外部动作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语言动作是观众可以直接听到的。在戏剧艺术中，只有当直观的动作包容着非直观的心理内容时，这样的动作才是戏剧性的。 34．就人的动作的全过程来看，它总是沿着从外到内、从内到外的轨道发展的。 35．动作乃是动机的产物及其外观方式。对戏剧艺术来说，它要求通过具有直观性的动作揭示出人物的这种心理过程。 36．在高度精练的动作中寄寓着丰富的心理内涵。所谓“内涵”正是戏剧性的一个重要属性。 37．台词是内心活动的体现形式。对话、独白，必须具体体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但并不是说，人物必须在台词中把内心活动无保留地通通讲出来，使观众一览无余。真正具有戏剧性的语言，恰恰是寄寓着丰富的潜在的内心活动的对话。 38．太露必浅。“露”和“浅”也是一切文艺作品的大毛病。 39．形象是文艺特有的反映生活的方法。含蓄则是形象的属性之一。 40．戏剧性是剧作主题的体现者，它使冲突成为客观实在，它使情节得以具体展开，它又是戏剧结构的内容。 " 3．只有剧中人物在对话中互相较量、互相影响，而导致各自的心情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才是有“戏剧性”的。" 这就是ACTION的几种表现方式。 “6．剧本的基本的构成因素是语言，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人物的对话，或语言。” 剧本的构成因素是语言所暗示的ACTION（相互推动的事件和故事情节），是情节，不是语言。 “7．在剧本中，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段，仅仅是依靠人物自身的语言台词。” 语言，潜台词和ACTION是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人物的性格往往是通过同别人相互作用（ACTION），和这个人在矛盾冲突中的表现体现出来。比如我扔石头砸了你的窗子，你慢悠悠走出来，四处观看。或者你一下子从窗子跳出来，就体现出不同的性格。 “27．话剧，对于作家来说，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导演来说，却是行动的艺术。’ “话剧”是没有翻字典就给英语“play”做翻译。作家用“语言艺术”写出来的剧本，应该很适合于电台广播，或印出来读，在舞台上就会显得废话连篇。演剧是通过所有的舞台表现艺术来通过ACTION 呈现一个感人的故事。语言和行动是舞台语言的一部分，用于通过ACTION 体现故事情节。

一、现代性追求的主体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中的现代性的研究，应该是我们准确界定中国现当代戏剧性质特征的必要前提。然而，像中国现代戏剧的现代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哪些剧作家与戏剧作品，以及哪些戏剧事件上这样一些最为基础的问题，至今还有待解决。客观地说，关于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的研究，早已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如果我们可以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看作是20世纪文学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为学术界关注的开端，认为由此开始出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现、当代戏剧这门学科，那么，正像我们所容易看到的那样，每一位从事现代戏剧研究的专家，都会注意到戏剧的现代性问题，已经有不少论著及论文述及这个研究领域，其中就包括了数部有影响的现代戏剧史以及与现代戏剧史相关的著作，当然还有更多的论文。20世纪中国文学与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们一般地都不趋向于仅仅将“现代文学”或“现代戏剧”这个概念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意义上的概念，并不仅仅将它看作是1917—1940这个时间段的一堆文学和戏剧作家与作品的无机组合，而更趋向于将它们看作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学和戏剧逐渐演变，并且逐渐获得与展现其现代性的过程，对1949以后的中国文学和戏剧的研究，则很自然地延续了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趋势。因此，对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的和文学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戏剧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须臾不曾分开。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性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话剧领域，集中于在话剧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同于传统中国戏剧的特点，局限于从世纪初以来诞生的话剧的发展。如同一部影响极大的现代戏剧史所断言的那样：中国现代戏剧史不仅是新兴话剧产生、发展的历史，而且包括传统旧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新演变的历史和新歌剧、新舞剧产生、发展的历史。但是，不论从戏剧思潮和戏剧观念转变的现代性和世界性来看，还是从戏剧运动与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紧密联系来看，或者从大批优秀剧作家的涌现及其在创作上的重大贡献来看，真正在漫长的中国戏剧史上开辟一个崭新历史阶段，在新文化运动中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并在现代戏剧史上起着主导作用的，则是新兴的话剧。既然作者也看到中国现代戏剧史本身具有的丰富内容，那么，仅仅从20世纪话剧的诞生与发展论述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表现，这样的研究，当然是既不全面，也远远不够的。且不说话剧在它90年前的引进时期在中国整个演剧界只局限于很少几位留日学生的实验，在20年代，虽然曾经有过洪深1924年导演王尔德《少奶奶的扇子》的空前成功，但还基本上处于“爱美的戏剧”（业余演剧）的水平；即使它后来得到了来自艺术之外的力量的巨大支持，直到90年后的现在，它也仍然只不过是中国戏剧这个庞大的整体中很小的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在现代中国戏剧发展史上起着什么“主导作用”；而被看作是不占“主导地位”，甚至可以基本忽略不提的所谓“旧戏”也即戏曲，却实实在在地生存、发展着，并且一直支配着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中国戏剧现代化在理论方面的诉求，始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无涯生《观戏记》、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和陈独秀《论戏曲》等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世纪初的几年内发表在当时有影响的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包括陈去病、汪笑侬创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创刊；而它有组织的实践，则始于1906年成都成立的戏曲改良公会，1906年在东京成立的春柳社，天津1907年成立的移风乐社和1911年成立的戏剧改良社等，1912年成立的西安易俗社和上海伶界联合会等；当然，还必须提及的是清末年间广东一带大量出现的“志士班”演剧活动，1901年汪笑侬从演出新编京剧《党人碑》开始的戏曲改良的尝试，这些都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始作蛹者，并且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这样一些遍布全国各地的与戏剧改良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除了春柳社以外，都发生在中国传统戏剧的内部，都意味着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以及戏剧界本身在戏剧改良方面的不懈努力，而它们都与话剧的引进以及它未来一些年里步履维艰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也正是这样一些从中国戏剧本身出发的改良，才是真正决定着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在此后使得中国戏剧拥有了某些现代性特质的事件，才是使得中国戏剧从它的古典形态脱胎而来，并且最终开始了它的现代性转换的，无可怀疑，也正是它们，而远不止于新兴的话剧的发展，才使得中国戏剧呈现为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因此，漠视20世纪在戏曲领域出现的现代性追求，甚至完全无视戏曲的存在及其文学史意义，将20世纪中国戏剧史基本上写成一部话剧发展史，除了研究对象层面上的严重缺失以外，更把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现代性呈现，仅仅归之于外来的话剧在中国的出现乃至发展，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在说，在20世纪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戏曲是完全外在于这个进程的；同时实际上是在说，作为中国戏剧主体的戏曲到20世纪就停止了它的发展，成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之外一位纯粹的看客，代之而起的则是外来的话剧。这样的说法割裂了中国戏剧内在的发展线索，也不符合现代戏剧发展的实际。而且，以这种方式描述的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使得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所表现出的现代性追求，远远未能得到充分而准确的揭示。我们可以同意话剧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中有着特殊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更应该看到，除了话剧这一戏剧的舶来品之外，中国戏剧本身，同样也在随着社会整体的变化，发生着更重要的变化，话剧的诞生与发展远远不足以反映中国戏剧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更不足以代替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要想真正全面展示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就必须有更宽阔的理论和戏剧史视野。

中国戏剧杂志1983年的5期

专门开辟了当代戏剧之命运专题讨论的杂志是《中国戏剧》。《中国戏剧》创刊于1954年，月刊，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戏剧艺术专业期刊。曾用名《戏剧报》《人民戏剧》。

首先，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管负责人对各位专家老师的莅临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并对豫剧现代戏《重渡沟》创作团队及内容做详细介绍，作为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原文艺精品创作工程重点项目，豫剧现代戏《重渡沟》讲述了副乡长马海明把旅游与扶贫相结合，改善群众生活，促进乡村振兴的故事。该剧从乡长带投资人考察重渡沟建水电站开始，马海明以带路的名义巧妙说服投资者把资金投向了旅游，并向乡亲们承诺三年后改变重渡沟的面貌。但两年后，旅游开发陷入资金瓶颈。马海明的好友吕二涛来洽谈投资，困境中的马海明喜出望外，却发现该投资方案对重渡沟村民不利，马海明最终拒绝了这样的投资。在马海明的努力下，重渡沟面貌焕然一新，马海明却在一次考察中以身殉职……豫剧现代戏《重渡沟》的编剧和执笔，姚金成老师；国家一级编剧何中兴老师；国家一级导演张平老师；国家一级作曲（音乐顾问）朱超伦老师；国家一级作曲（作曲）汤其河老师。各位专家现场观看了豫剧三团各位老师的精彩演出，对此部作品的创作内容表示肯定，大家各抒己见对其认真剖析并预祝在参加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成功演出。参加此次提升研讨会的专家名单: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季国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中国戏曲学会执行顾问-薛若琳；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顾问-王蕴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王安奎；《中国戏剧》杂志社原主编-姜志涛；中国戏剧杂志社原副主编-安志强；陕西省文化厅原副厅长-孙豹隐；湖北省文联原主席-沈虹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郦国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也；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刘彦君；厦门市哥仔戏剧团原团长、一级作曲-朱伟捷；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王评章；《中国戏剧》杂志社原主编-赓续华；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刘玉琴；中国戏曲学院原戏文系主任、教授-谢柏梁；中国剧协《剧本》杂志社主编-范小宁；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副研究员-孙红侠；中国剧协《剧本》杂志社副主编-武丹丹；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景俊美。著名剧作家—齐飞河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涌泉河南省著名文艺评论家—刘景亮河南省文联原正厅级巡视员--王洪应栾川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胡建武；栾川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关宏德；栾川县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峰；栾川县重渡沟村原支部书记贾文献；马海明的儿子马添翼；马海明的儿媳史佳佳作为特邀嘉宾参加此次研讨会。

那个杂志专门开辟了当代戏剧之命运专题讨论，《中国戏剧》。根据了解得知，《中国戏剧》主要报道中国国内外戏剧界动态及各种戏剧节活动，介绍剧作家、戏剧欣赏，发表有关戏剧艺术。

中国戏剧杂志2021年10月期

《中国戏剧》被北大1992版核心期刊、北大1996版核心期刊、北大2000版核心期刊、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收录。

愿我们永远 “ 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致两位爱写作的好姐妹周艳琴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古人称为人生四大喜事。而今，在我，前两条还有不同程度的欢喜，可后两条，只有等到下辈子了，前提是必须投人胎。此生除了祈祷自己和亲朋好友身心健康平安外，就是希冀能遇上几个志同道合的真朋友。上天眷顾，还真让我遇见了三五个良师益友。我与他们，纯粹以文会友，相互转发公开发表的文字，相互支持鼓励，虽常伴左右，但不曾谋面。他们对我文字的关注和欣赏，成为我写作的一种动力，让我收获了不逊于古之四大喜事的一份欣慰。他们中间，有两位爱好文学爱好写作的妹妹（她们尊称我为姐，因我虚长几岁），让我很佩服！一，东方有美文，韵流又潇洒 “东方美文”是李东方老师在《今日头条》里的笔名。一天，我翻看《今日头条》，无意间看到一篇随笔，很受启发。便一瞥作者的基本信息，发现她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有600条（后来了解到，这只是作者作品的一部分，还有在各个纸媒和公众号发表的不在这之列）作品公开发表于此，获赞五万有余，粉丝4054人。我好奇于作者惊人的写作速度，便细看作者简历—— 李东方，女，笔名东方，晨阳，紫晶等。祖籍长阳，现居北京。曾任湖北省公安厅《警笛》杂志社记者、编辑，北京某报执行主编。在全国多种报刊发表纪实文章、诗歌若干篇；著有家教文章、散文及短篇小说两百多万字；台湾《秋水》诗刊、《世界论坛报》副刊曾多次刊发其诗作及诗歌专版，配发照片和介绍文章；曾采访过许多经济人物、警察及一些演艺明星；撰写的若干篇人物专访文章在数十种杂志、报纸上发表；曾与朋友策划合著《教子66招》《海归创业中关村》《海归汇聚中关村》《海归竞技中关村》（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等图书。原来，这是一位终生与文墨相伴的写作高手！意外的是我与她竟然在一个文学交流群里相遇了，更意外的是她主动为我写了美评——《<胡敌传奇>创作往事：谁把这位共产党早期英烈人物以文学形式推出》！洋洋洒洒近万字的文章，她一个晚上就写好并通过《今日头条》转发朋友圈了！观点鲜明，语言流畅，结构清晰。令我叹服：真美文！此后，我陆续读了她的一些作品：中、短篇小说，如《我的小叔不是凡人》《奶奶和她口中的历史》；散文如《故乡的山》；文学评论如《军中好儿郎，笔下也生花——品赏大校朱绪忠老师其人其文》；随笔如《老人如何成为受儿女喜欢的人》等等。她的作品风格清新韵流，含义隽永，智慧逼人，人物个性鲜明，令人读完后久久不忘，不禁称快。她是个文学艺术的创作全才，各种体裁，各个领域都有涉猎，且都有骄人的佳绩。这与她兴趣广泛、聪明真诚、率性潇洒的个性分不开。她在《我的人生就是一场“玩”》一文中这样写自己—— 我这个人有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什么东西都看得太淡，一切凭兴之所至，随性为之。说来也许无人相信，我这一生，竟然从来没想过要成名成家；从来没有人生追求，没有人生目标；随兴所活，甚至有点随波逐流，也就是有时不知不觉有点随着社会潮流走。例如，我最早那些年热衷于写诗，且有些收获，可在海内外发表过一些诗作后，又开始涉猎散文，偶有写短篇小说。发表过一些散文和小说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许是潜意识里觉得诗和散文小说越来越小众吧，我的兴趣和注意力又有所转移，加上有一些机缘，我进入《警笛》杂志，这使我更多地是与纪实文学打交道。这期间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专访和纪实文学作品，并在各种报刋上发表了。以此同时，有灵感时，也偶写散文、随笔和小说，可我的投稿重心几乎全部放在纪实作品上，因为那时，纪实文学的读者更多，刋物的发行量也更大。我似乎总是忽略我写的那些比较有文学色彩的东西，以至于将它们束之于电脑之中，封存在我的注意力之外。前不久，我从电脑中将它们找出来，归拢到一起，加起来居然有三十来万字。现在想来，那时没将它们投稿，非常遗憾。在我的感觉里，写它们，就是我兴之所至，随性为之，并无目标，并无追求，基本上就是满足了我的表达欲。用一句流行话说，也许就是好玩吧！她的爱人如是评价她：你是个奇妙的女子，是个矛盾统一体，纯真而深刻，开朗而忧郁，柔弱而坚强。那么奇妙地统一在你的身上，表面看起来，你很现代，但在灵魂深处，你又是传统的，古典的，对不对？好一个矛盾统一体！好一个随性为之！好一个奇妙的女子！文品即人品，好一个东方美文！二，转身也华丽，诗文耀金华谭金华老师与我是宜都老乡。说来也巧，退休前，我与她的工作单位相距咫尺，她在坡下我在坡上，却从未有过交集，她把宜都梆鼓唱得风生水起，我没看过一满场（看到中间被叫出去了，再也没看过）；退休后，我们相继离开家乡，受聘相同的职位，她在天津，我在上海，相距千里之外，却天天网伴左右。退休前的谭金华老师是宜都名人，是宜都梆鼓表演艺术家。军旅作家——广西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大校军衔的朱绪忠老师在他的人物专访《梆鼓一曲写芳华》一文中热情洋溢地写道—— 在我的家乡湖北宜都，只要提起宜都梆鼓，就会不约而同提到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一一国家二级演员、宜都梆鼓表演艺术家谭金华。就是这个昔日从山乡飞出来的“金凤凰”，凭着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凭着对表演艺术的执著追求，把原本名不见经传、拿不上台面的地方小曲种，唱进了大雅之堂，唱到了省城武汉，唱到了首都北京大剧场，唱出了国家文化部颁发的银奖和省文化厅颁发的金奖，唱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唱出了她享誉荆楚的艺术人生芳华！…… 与宜都梆鼓艺术同成长、同荣耀的谭金华，这个十四岁从乡村走出来的文艺小苗苗，历经数十载的岁月磨砺，早已成为一棵参天大树，靠天赋加勤奋，迈上了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宜昌市戏曲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宜都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台阶，并先后获得“屈原文艺人才奖”及“杨守敬文艺奖。”最后，笔者用四句拙诗对她的艺术人生作一概括：艺术殿堂一大家/独树一帜绽芳华/梆鼓敲来荣满身/德艺双馨世人夸/ 朱绪忠老师对谭金华老师的评价实事求是，毫无溢美之词。谭金华老师在事业处于巅峰之时却被查出患有喉癌！这真是晴天霹雳……但她凭着顽强意志与疾病作斗争，配合医生积极治疗。由于右声带被切除，她不得不割舍从艺40余年的舞台。康复后，她从台前退到幕后，一边培养宜都梆鼓新人，一边转型潜心写作。如今，她已成功转身，华丽依旧如在前台。这再一次验证了：是金子在哪里都闪光。谭金华老师的诗歌、文章已自成风格。1，题材广泛，生活处处入诗文，写身边的人和事。如《忆父》《多才多艺的母亲》《我苦命的大姐》《老书记》（她公爹）《那些年的趣事》《文工团里她和她》《难忘的一场考试》《回乡日记》《我让月饼长翅膀》《小区的蚊子》《秋天的树叶》等等。这都源于她的爱亲人，爱自然，与人为善，笑对生活和感恩之心。2，体裁多样，诗歌、小说、散文，且样样出彩。3，诗歌意象看似信手拈来而想象独到。如：“……老家青山依旧在/就是不见爹和娘/我让月饼长翅膀/飞往那个小山岗/爹啊娘啊快来尝/今年月饼分外香/”（《我让月饼长翅膀》）4，语言质朴、自然、鲜活，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感强。如：“……网上说，是母蚊子才喝人血/因为它要孕育后代/哦!难怪它们那么勇敢/”（《小区的蚊子》）再如：“哇塞！小区变化实在大，庭院改造美如画，原来的破房子拆掉哒，院子通道都黑化，楼房外墙全刷新，贸然闯进不知哪是哪。”（《回乡日记》）5，主题鲜明，歌颂真善美，贬斥假恶丑，褒扬正能量。我这两位爱好文学爱好写作的好姐妹在写作风格上虽有些许不同，但在为人上大多相同，都是很善良，很有正义感，很具同情心，愿意与社会底层接触的大好人。不然，一个报纸主编，一个表演艺术家怎么会与我这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如砌墙的瓦匠，为了生计）交往呢？她俩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都具有少女感。少女感不是指女性的年龄、外表，而是指她骨子里的气质。有的女性，永远不会长成“女人”，她永远是少女！这与她的年龄，婚否无关。有的女孩，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学会了世故圆滑，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这样的女孩已不再是少女，而近乎坏女人了。有的女性，历经磨难而不改纯真善良，仍热爱生活，与人为善。她在岁月摔打中淬炼了独特的气质，开阔了眼界和胸怀，于是她知世故而不世故，知圆滑而不圆滑，从来不为自己去伤害他人，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去牢牢掌控自己的人生，让自己变得更独立、更自信、更有魅力。尽管时光、岁月衰老了她们的容颜，可她们根本不在意，而是一如既往地保持一颗纯真、简洁、大方的少女心。这样的女性永远不会长成女人，她永远只是一个少女。我这两位好姐妹就是这样的老少女！非常感谢宜昌知名作家温新阶老师和秦娥老师！是他们的文学公众号《印象红磨坊》把这两位好姐妹送到我“身边”的。因多篇拙作经两位老师指导刊发在《印象红磨坊》里，又因两位老师的推介，如一只孤雁的我也引起了聚集在《印象红磨坊》里的许多老师的关注，有一些老师已加入了我的朋友圈。非常感谢这些良师益友对拙作的转发美评，对我的支持鼓励！在此一并谢过。我很喜欢德国古典诗人荷尔德林在他的《人，诗意的栖居》诗中的几句：“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真想证明/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我也很期待：“莫春者，春服既成，”与各位良师益友“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作者简介周艳琴，湖北省宜都市人。有《国学读本》《胡敌传奇》《胡敌故事》等书出版，有长篇小说《孤鸿一片影》曾在网站上连载，有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教研论文散见各刊和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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