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关于声母韵母的论文研究
音韵学·音韵学的研究方法
王力在《汉语音韵学》一书中说：“从前的人把汉语音韵学分为三门： (一)古韵学，以《诗经》、《楚辞》等书为史料，以周秦古音为研究的对象;(二)今韵学，以《广韵》、《集韵》等书为史料，隋唐以来诗家承用的韵的系统为对象。(三)等韵学。等韵学有狭义，有广义。狭义的等韵学，是指开口呼与合口呼各分四等而言。广义的等韵学，是包括等呼、反切，以及其他语音的分析而言。”这基本概括了前人研究音韵学的方法。 一般的学科或专业的研究，往往先从上古入手，次而中古，顺流而下是近代、现代。但音韵学的研究却要从中古时期入手。王力说：“中国现存的韵书，以《广韵》为最古。所以我们研究古音，该从《广韵》向上推求;研究今音，该从《广韵》向下推求。”(《汉语音韵学》)《广韵》一书，为宋代陈彭年、邱雍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奉诏修定。全书共分五卷，平声分上下两卷，上去入声各为一卷。此书现仍完整保存，并有繁本与简本两种流行。这是十分宝贵的研究资料，据之可窥古通今。而音韵学的上古阶段资料甚少，考证的难度很大。降于魏晋，音韵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有一定的拓展，研究资料“蜂出”，提供了较为系统、翔实的资料。因此，借助中古的资料，研究出中古的语音系统，然后以近现代的语音系统为参照物，找出语音发展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及上古留存下来的文学、历史等语言资料，再上推古音系统。这是音韵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顺序。 音韵学研究所使用的工具，从古到今有很大的发展。古代的音韵学研究借助于等韵学一类有关语音分析的书籍。现存的等韵学书，当以《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五部书为最古。据王力考证：“这五部书可以分为三派： 《韵镜》与《七音略》为一派，《四声等子》与《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为一派，《切韵指掌图》自为一派。”《韵镜》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皆不可考。公元1161年宋张麟之为之刊行，并有序云：“余尝有志斯学，独恨无师承。既而得友人授《指微韵镜》一编，且教以大略。”可见其作用。《七音略》为宋代郑樵所著，与《韵镜》的系统十分近似。《切韵指掌图》，相传为宋代司马光所著，一说为南宋杨中修所作。《四声等子》作者不可考，成书于元代。《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公元1336年元代刘鉴所作。所分16摄同于 《四声等子》。 时至明清，研究音理的等韵学家及等韵学著作很多，较有影响的有清代江永的《音学辨微》、潘耒的《类音》、李汝珍的《李氏音鉴》、劳乃宣的《等韵一得》等。值得注意的还有明季一个耶稣会士金尼阁于公元1626年所著《西儒耳目资》，书中以西洋字母注汉语的语音，把历代认为神秘的等韵学较浅显地表达出来。 古代音韵学的研究，一直沿用一套专门的概念和术语。例如： 声母： 一个字发音时起头的音素。 韵母： 一个字发音时收尾的音素或音群。 纽(或母)：同辅音的颚化音与非颚化音的总称。如汉语拼音中的声母 “k”与 “g”当属同纽。 韵：从韵母的主要元音算起的部分，不包括主要元音之前的短弱元音。如 “冈 (gāng)” 与 “光(guāng)”的 “韵”都是ang，是为同韵。 双声： 两个同纽的字叫 “双声”。 叠韵： 两个同韵的字叫 “叠韵”。 清浊： 清音是发音时声门大开而声带不颤动的音; 浊音就是发音时声门闭而声带颤动的音。 字母：是指“纽”的代表字，用以分析汉语的声母系统。 阴声： 韵尾是元音的叫“阴声”。如“他(tā)”即为阴声字。 阳声： 韵尾是鼻音的叫 “阳声”。如 “先(xiān)”、“庚(gēng)”两字韵尾分别为 “n”和“ng”，均为阳声字。 以上“阴声”、“阳声”两概念与声调无关。 对转：古音中阴声字变成对应的阳声字，或阳声字变为对应的阴声字的情况，称“阴阳对转”。如戴震认为“阳(yiáng)”与“萧(xiāo)”对转，孔广森认为“阳(yiáng)”与“鱼(yú)”对转，章炳麟认为“谈(tān)”与“宵(xiāo)”对转等。 旁转：古音中某一阴声韵转到另一阴声韵，或某一阳声韵转到另一阳声韵。如章炳麟认为《诗经》中“不宜空我师”，传以“空(kōng)”为“穷(qióng)”，就是旁转。 等呼：是对韵母的一种分类方法。按照韵头元音不同，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类。开口呼，指既没有韵头，韵腹又不是i u ü的;齐齿呼，指韵头或韵腹是i的;合口呼，韵头或韵腹是u的; 撮口呼，韵头或韵腹是ü的。 四声： 汉语语音里四种不同的声调，古人以“平”、“上”、“去”、“入” 四字各代表一声。 韵摄：因为韵的数目繁多，为了简便，把不考虑开齐合撮的等呼、不考虑平上去入的四声的韵合并为一类，称为一个韵摄。 反切：就是用两个字来拼音。反切的上字必须与所注音字同纽，反切的下字必须与所注音字同韵。 以上为古代音韵学研究中常常用到的概念。现代人研究音韵学，借助于语音学这个工具，就豁然开朗了。正像罗常培所说：“音韵学本来是口耳之学，要是听见一个声音耳朵不能辨别，嘴里不能模仿，而且不能把它所含的音素分析出来，那么，无论在纸上讲得怎样‘像煞有介事’也是根本不中用的。从前的人因为缺乏工具，或者蔽于成见，或者囿于方音，往往有‘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的毛病，就是有几个心知其意的人也很难把他自己所了解的清清楚楚的写出来使人看了就能懂得。现在既然有了语音学的帮助，对于从前讲得玄妙不可测的东西，都可以把它 ‘质言’，于是音韵学才能从玄学走向科学的路了。”(《汉语音韵学·罗序》)这包括： 1.一音一符的国际音标 王力曾依国际音标，经增减而制成适合汉语语音的两个音标表：
辅音表
元音表
各民族在史前或有史的早期，即便没有文字，就有史诗了。这些史诗多数有半专业的人演唱或是念。和史诗同时或稍后又产生了抒情的民间小诗。有些诗可能押韵，汉族的最早的诗就大部是押韵的。最早结成集的就是《诗经》。先民多半迷信。有的故事，包括一部分史实；都在算卦的卦辞里保存着。这种卦辞也大半押韵，保存在《易经》里。在开始结集的时候，这些押韵绝大多数是好听、顺口的。年代久了，语音变了，就有些地方不顺口了。比方《诗经》的第一首《关睢》第一章的 1、2、4句末字是“鸠 ”、“洲”、“逑”，很顺口，第三章的1、2、4句末字是“得”、“服”、“侧”，就不那么顺口了。这时候就有人出来研究。研究的结果，认为现代读音服念【-u夿】类音是错了，应当念【b?#91；夿】。出错儿由谁负责呢？由唐朝官方承认的《切韵》和它的修订本《唐韵》负责，因为他们把“服”和读“族”“屋的字收在一韵。用这个观点写成书的，就有顾炎武的《唐韵正》。虽然他也有所承受，不过他是第一个作得详尽的。有单讨论古四声的，就象江有诰的《唐韵四声正》。体例都是先列一个字，再说明“唐韵”注音怎么“错”了。根据“正”的结果，有人把许多古书用来押韵的字标出来，有的加上自己认为对的音注。这么作的有顾炎武的《诗本音》等等。直到现在，还有人继续作。“正”了以后，把几千常用字分成多少类，或者叫“部”。作法常是列十几个格子，每个格子里写上本部包括《广韵》的哪几个韵。这样，除零星的例外字以外，大多数字该归入什么部就一目了然了。这种工作就叫分部的工作。如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一。为表示根据充足，还有单把入韵字列成谱的。例如《六书音均表》四。从整理单个韵脚字到分部在方法上是跨进了一步：自然科学的方法总是从个体审查到分类的。不过韵脚字分类和自然界的动植物分类有些不同的地方：实例太少，使分类的界限不清。清代人给“阳唐”部【-ɑ嬜、 -iɑ嬜】分类界限相当清楚，例外不多。因为这个部字数多，押韵就容易遵守比较严格的规矩，提起“闭口九韵”（即现代粤、客、闽南文读里用【-m】收尾的部）来，因为字少，诗人们就往往漫出分部的界限──内容和形式有矛盾，内容总是冲破形式。把这九韵里哪些字分成两部，清代人从来没有统一的结论。段玉裁《答江晋三论韵》说：“九韵古人用者绝少，既难识别；其可分者，又犬牙错出，莫辨宾主：可勿论其短长也。”就反映了这个情况。这是材料少带来的先天缺陷。分部定了以后，人们发现还有本属甲部的字押进乙部去的情形。一派人认为这是字少韵难押，偶然出韵。就给这种例子起了个名字叫“合韵”。最详细的还有给这样的字列出谱来的。比方王念孙就有《合韵谱》。有人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合韵这个提法，就说某些字从原来的甲部流进乙部去了。从部说，这叫“通”；从字说，就叫“转”。讲“通转”是因为材料是汉字，和拼音文字里说句“a变成e”那么清楚的话比起来，困难得多，所以始终没有明确的定义。从戴震开始讲“相配互转”、“邻近递转”到孔广森（1752～1786）“阴阳对转”，再到章炳麟、《成均图》的对转、旁转、 ……六种“转”算发展到顶点了。以上提到的人和著作都把注意力集中到《 诗 》上，《易》、《楚辞》就摆在次要的位置。后代人学会“分部”、“合韵”或“通转”两种方法，有人把它们应用来讲汉魏六朝诗赋的韵。罗常培、周祖谟就曾经列过这种谱。至于给唐诗、宋词列谱的人就多了。 《说文解字》收了9000多字，80%是谐声字，比方“工”字北京音念gong，韵是-ong。从“工”声，也就是说用“工”作主谐字来表示全字读音的有功、攻、红、空、邛、汞、贡、……后头全有-ong这样的音。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这么一来，研究谐声字可以用不到700个字作代表，正好象用一个“工”代表“功”等7个以上的字一样。虽然谐声字大量产生的年代，开始比《诗》、《易》早些，结尾晚得多，但是它们的音分起类来跟《诗》韵大致相合，所以有人把主谐字（像上文的“工”）列成表来和韵谱印证。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二就是。有人把主谐字派生出来的字整个儿分层次列在底下。这样做的有好几个人。比较通用的是严可均(1762～1843）的《说文声类》。“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只是说大势。“求”在《说文》是象形字，画了一件皮袄。“裘”只是加了个偏旁。可是“求” 在“尤幽”部，“裘”在“之咍”部。换句话说，谐声里也不真能“万字而必同部”，也有“通转”。所以严可均书后头有个十六部《声类出入表》。结果几乎没有一个部不跟另一个部有通转关系。甲骨金文释读的多了，就有人比照《说文声类》来造表。现代人孙海波《古文声系》就是。《说文》以后还陆续产生了大量谐声字，也有人列谱，象沈兼士《广韵声系》。利用谐声研究声母的没有专书。 一部书传抄久了，不能保证一字不走样。秦始皇烧书，《诗》因为好背，汉初就又流行了。离烧书时间不过十几二十年。可是就有齐、鲁、韩三家，字句不完全一样。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写石经，《公羊春秋》碑后有“颜氏言……”等字样，记下异文。世传《春秋经》三家文字就有差异。左氏《经》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金文作“鼄”，《公羊》作“邾娄”。看来这个地名在《公羊》家是念【*tro】一类音。清代钱大昕利用古书异文证明古代没有某几个声母，比方《诗·邶·谷风》“匍匐救之”，《礼记·檀弓》引作“扶服”，结论说“古无奉纽”，扩大了说“古无轻唇”。这些异文里多数可以反映先秦两汉文字通借的情况，间接反映古代一些语音情况。《左传》昭公十五年“费无极”，《汉书·古今人表》作“费亡极”：这就是“鱼阳对转”的好例子，可以给讲“通转”的人提供旁证。清代人用得多。不过异文有起得比较晚的。不都可靠。读若读如等，汉代人给经书作注，经常用“×读若×”；“×读如×”。从字面看，“若”只能翻成现代话“像”。至于像到什么程度，那没法子肯定。有些“读若”简直暗示某个字是错字，该改成另一个字。《周礼·大卜》：“三曰‘咸陟’”，郑玄(127～200）说：“陟……读如王德翟人之‘德’，言梦之皆‘得’”。这就是等于把“陟”改成“德”。“德”是从“得”派生的词。另外，说“若”不过是“像”，有人拿他来讲古韵分部，也不周全，还得加上不少讲“通转”的话。除“读若”以外，还有《公羊》何休(129～182）注的“长言”、“短言”、“内而深”、“外而浅”，高诱（东汉人，生卒不详）注《淮南子》的“急气言”、“缓气言”等等，都因为材料太少，下定义各家意见不一，也没什么人利用。 反切出现，最早在汉末。历来相传是孙炎开始作的。章炳麟《国故论衡·音理论》说：“……是应劭时已有反语。”日本释安然《悉昙藏》一引《韵诠·反音例》云：“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诰定。”看起来反切是东汉末创始的。有了反切，汉族人才有了比较准确的注音方法。如果有人为上千个字作了反切，人们就可以推测出来他的声韵有多少类。推测用系联的方法。这是清末陈澧创始的。这里又分 3种情况：①同用：冬都 宗 切、当都郎切同用“都”字，所以“冬”、“当”是一类。②互用：当都朗切、都当孤切两个字互用，所以是一类。③递用：冬都 宗 切、都当孤切原则是后一个字给前一个字作切，再后一个字又给第二个字作切，所以这一串字是一类。除此以外，还有反证法。比如《广韵》支韵妫居为切、规居随切。既然切上字同类，那么“为”、“随”韵不同类。靠这些方法，再加上别的一些补充手段，人们有研究专人专书用的反切上下字的。现代人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可以算最早的这类著作。有人把上万个常用字分成若干组，每组里的字音相同，在前头加一个○，在第一个字底下注上反切，若干组音节后半发音相同，放到一处就叫一个“韵”。每韵用第一个字作代表，比方所有某些组后半发-ong音的字抄到一起，用第一个字“东”作代表，就叫东韵。若干个韵总结集成一部书，就叫韵书。现存最有权威的韵书是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本书残缺，有几种增修本，最通行的是宋代修的《广韵》。拿《广韵》作《切韵》的代表，用系联法推求它的声类韵类的第一个人是陈澧。他著有《切韵考》内、 外篇。从“照穿床审禅”里分出“庄初神山”，让流行的“正齿”音分成两组，从“喻”里分出“于”，让三四等分开，都是他创始的。把“支、 脂、……”等韵分成三、四类，让人们注意到“重纽”现象也是他的贡献。从汉末到隋，作反切的人也有不完全一致的。这是时间地域的不同造成的。《广韵》“卑”字“府移切”，在现代大多数方言里可能切出一个像“飞”字的音。宋代修《广韵》，每卷后头就加一行“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第一个字就是“卑必移切”。所谓“类隔”是说两类切上字历史上来源相近，互相代用。“音和”是类隔的反面，也就是正常的反切。有人就利用这种“类隔”反切作线索，加上别的材料，证明在古音里这两类不分。钱大昕《古无轻唇》、《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两篇文章就是出名的开创工作。研究古韵的越分越细，研究古纽的越并越少。这是材料方法造成的，未必十足反映真相。反切的方法是用切上字的声母，切下字的韵母合成一个新音节。有时候切上切下字连着念恰好就是要切的新音节， 像“雍”用“於用” 作切，只是偶然碰巧了。有一种改良者，想把一切切上字都改用 -e、-i、-u、-ü收尾的，一切切下字都用零声母字，让反切变成连读。这种人用心很好，效果可不好。明吕坤（1536～1618）的《交泰韵》就是这么作的。结果为符合上头的两个条件，像“空屋”切“酷”那样的例不易多得，就不得不找好多怪字来作切上下字。比方用“翁”给“终”字注音就是。改良方法是历史语音学方法论范围里的东西。时代一久，语音变了。比方元代人演戏的语言就和《切韵》的大不相同，也就有人出来作新反切，编成新韵书。周德清（元代人，生卒不详）的《中原音韵》就是最有名的。那里切上下字、韵数变动很大。用同一种书的不同本子互相校勘，也是音韵学的辅助部门。用古今两种以上韵书比较，是语音演变史的准备工作。陈澧就把这两种工作全作过。有些韵书亡佚，研究家从别的书引用他的字句并企图恢复原书面貌。最早的是清代纪容舒的 《唐韵考》。这本是辑佚工作的一部分。韵书是给韵文押韵用的。这两项研究经常互相交叉。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本是从北曲用韵归纳出来的，后来也被作曲的人遵循。清代樊腾凤的《五方元音》是北方人的新韵书。 从武则天时代起，密教大量流行。密教掺杂着巫术，得大量念咒；咒音不准，引来恶果。人们就开始学悉昙。悉昙就是梵文的识字发音的入门读本，包括字母、拼读、连音规矩等等。汉族和尚学了它，得到分析语音的能力和术语。他们也利用这些知识分析汉语语音。最早的尝试是分出汉语的开头辅音。明吕维祺(1587～1641）《同文铎》说：“大唐舍利创字母三十，后温首座（守温）益以‘娘、床、邦、滂、微、奉’六母，是为三十六母。”叫“大唐舍利”可能为的是和日本著名尼僧舍利分开。但是历代高僧传里不见大唐舍利。敦煌出的“南梁汉比丘”《守温字母》残卷里可只有30个字母。可见早期和尚们是比照梵文来分析汉语的声母的。一是创造了三十六字母，并按发音部位把它们分成“喉牙舌齿唇”，每一个部位又按发音声带颤动不颤动分出“清、次清、浊、清浊”四个大类。二是把韵母分为开合两类和四个等，分开合这一点显然是汉族创造的。梵文悉昙章横行以ɑ、ā、i、ī等14个元音为次序排，和它们拼的字母写成竖行，按k、kh、ɡ等33个辅音分组排，粗分类可以说按发音部位排。中国和尚是把悉昙章转了一个顺时针90°角，横行是喉牙舌齿唇，竖行是一个（分平上去入）或一组韵。这样，就列出早期的音节总表来了，那就是等韵图。研究者从这种图表出发，对《切韵》和当时的语音能够有比较明确和细致的了解。宋代人开始允许“××同用”，和尚们因此也敢大胆归并。安然《悉昙藏》二说：“又如真旦《韵诠》五十韵头，今于天竺悉昙十六韵头皆悉摄尽，更无遗余；以彼罗卢何反家古牙反摄此阿、 阿引……。和尚们归并汉语韵成十六摄 (parigraha）是从武周开始的，为唐音分类提供了线索。凡在一摄里的韵彼此相像，后来有些书干脆就合并。语音变了，韵图也逐渐随着变。到了明清的时候，有些人就大刀阔斧地描写方音，像《戚林八音》就是。到这个阶段，等韵就完全摆脱了《切韵》的旧框框，人们研究它们，宁可说把它作为研究近古通语或方音的材料。现代人陶燠民《闽音研究》就借助于《八音》。再底下的学者就受东西洋影响试拟新字母了。 从读若到反切，是在记音技术上一大进步。可是举个最好认的字来说明某个难字的音和它相等或相似这种方法也方便。《广韵》“拯”字注说“无韵切，音蒸上声”（故宫本王仁昫《切韵》字迹模糊，似亦即此语）就是个好例。因为这个韵里别的字全是怪字。这可以说明直音还有它的作用。唐代唐玄度作《九经字样》说：“避以‘反’言，但纽四声，定其音旨。”他注音“‘刊’，音‘渴平’”，就是利用讲四声八病的文艺理论家“刊、侃、看、渴”是“正纽”（两句里用两个同纽的字就算文病），倒过来给“刊”字注音。其余古注像东晋郭璞《山海经南山经》注说：“?音几。”早就有了。碰上一组字同音，里头只有两个常用，直音就遇上困难。用难字帮不了读者的忙，用不十分常用的字常遇上“甲音乙”、“乙音甲”这类循环注音的例子。研究家用直音，可以证明在某时某地两个字音相等。比如“‘屿’，音‘序’”。今天厦门人鼓浪屿的“屿”正念“序” 【su喰】。这两个字在《广韵》里本是同音字。借词 近两个世纪，西欧北美的人跟汉族往来，从汉语借过去一些词。汉族是喝茶的发明者，别的民族就一面学这种习惯，一面学这个话。北方人茶念chá，俄罗斯人就学会说чай，日本人说チャ。南方出口茶的地方是厦门。厦门人茶念【te1】，荷兰人学说tee，英吉利人学说tea。从这里可以推测某一个时代汉语某些方言的个别字音。国内少数民族也曾经大量地向汉族借过字，比方藏族学汉话“铜子”，就说do嬞tse。这方面的研究，搜集资料的有赵元任《广西傜歌记音》，分量很大。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星。这种研究总跟民族交通史交叉。这种资料也是“古已有之”了。梵文里称中国为“支那”cīna，印度古史诗《摩诃波罗多》里已经有了，不过很零星。 现代方言绝大多数是从南北朝的音演变下来的。北齐颜之推在《家训·音辞》里评论各地方音，认为最淳正的数金陵和洛下两处。现代方言，除闽方言以外，都可以用《切韵》作起点讲它的演变。即便是闽方言，特别是闽南话白话音，虽然缺舌上，轻唇两组音，却并没出《切韵》的范围，更没出钱大昕学说（见古纽）的范围。闽南“老”字有上、浊去两种音。前者跟一切“官话”、粤等方言相合，后者正是“浊上变去”的好例，这是在唐代已经发生的现象。国内的学者从来没怀疑过：现代汉语方言包括闽方言都跟《切韵》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调查明白了现代方言，可以倒推出来《切韵》的面目的轮廓。当然这种拟构法有缺点：瞄准差一点儿，中靶差几尺。拟构出来，免不了有些不着边际的成分在里头。这得靠别的材料来校正。只要不断进行修正，最后还是能够获得比较正确的结论的。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就是利用这种方法的好例。此外像利用汉语和同系语如藏语的词音比较来推测古汉语语音等新兴边缘学科，都还在萌芽状态，不详述。
中古音韵研究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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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学，是一门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它包括古音学、今音学、北音学等韵学等学科，是广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传统上，音韵学是不研究近现代汉语语音的。它的研究对象，一般是元朝以前的汉语声、韵、调的系统。音韵学包括三个分支，分别是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这个是清儒的分法。 所谓今音学，其实并不是指清朝当代的语音，而是指以切韵系统为代表的唐宋音系，唐宋格律诗又称近体诗，大概两者多少有些联系吧。
音韵学也称声韵学，它是研究古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传统学问，是古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音韵学主要使用的是系联法、类推法、统计法和比较法。
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汉语方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校勘学、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文献学以及古籍整理等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但也有很大区别。
汉语音韵学是一门很令外人搞不清楚东西南北的学科。如果按照现代的解释，音韵学是研究一门语言具体声韵系统（汉语还要包括调）的学科，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研究现代汉语的人是在研究“音韵学”，不过，音韵学一般不指这方面的意思，因为它有一个传统的诠释。音韵，文字，训诂，这三门学科在中国古代合称为“小学”，正好分别研究汉字的音，形，义。称之为“小学”，自然是因为它们较之研究经传的“大学”，比较的不登大雅之堂而已。
现代社会还有对音韵方面有爱好的除了考研之类的也就兴趣爱好，大多数人都对这方面没有兴趣和爱好，不巧我也是音韵这方面的爱好者之一
寻找音韵学方面的书不得不说 古籍阁 这也算是我发现并找到音韵方面最多的地方
这些来的我也收集了不少音韵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推荐一些音韵学方面的书籍资料供你参考学习音韵，目录如下：
《皇祐新乐图记研究》
《黄帝内经灵枢-音韵研究》
《说文解字》的谐声关系与上古音研究》
《东亚汉文音乐》
《敦煌变文音韵研究》
《敦煌曲子词用韵研究》
《汉语方言见系二等文白读的几种类型_张光宇》
《基于方言地理学的魏晋南北朝韵部发展研究》
《基于通假字的上古声母研究》
《近代汉语声调的分化研究》
《两汉诗人用韵的数理统计分析_魏鸿钧》
《六朝道教典籍(上清、灵宝经)用韵研究》
《论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
《明代官话语音演变研究》
《明清官话语音专题研究》
《南北朝诗歌用韵研究》
《清至民国山东方志所录方言资料的方音研究》
《日传悉昙文献与汉语中古音研究》
《日语上代、中古音韵与汉语中古音的比较研究》
《斯塔罗斯金与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统比较研究》
《唐五代敦煌语音研究》
《唐五代佛典音义音系研究》
《湘潭方言入声研究》
谚译《老朴》与近代汉语语音系统研究——《翻译老朴》声母系统》
《元明北方汉语入声研究》
《元散曲体格研究》
《元杂剧用韵研究》
《粤语吟诵的自然发声方法探索研究——以珠三角地区的粤语吟诵为例》
《中古道书语言研究.pdf
《中古入声韵在明清韵书中的演变研究》
《中古入声字在湖南方言中的演变研究》
《中古以来的开合口研究》
《中古音韵对现代方言声韵母对应规律性程度的测度》
《中国昆曲腔词格律及应用》
《中上古汉朝语研究》
《中州全韵啸馀谱.十卷.明.程明善撰.明万历四十七年刊本.黑白版》
《北魏音乐研究》
《从唐代墓志铭看初唐洛阳音的韵母系统》
《高本汉_汉文典_上古音研究_谢建娘》
《古乐筌蹄_乐器图考_的音乐文献学研究》
《古书中词语的特殊读音研究》
《关中方言词汇研究》
《论高本汉的中古音研究》
《日语拗_长_拨_促音与中古汉语音韵对应规律研究》
《诗经_押韵及相关问题研究》
《说文解字_的谐声关系与上古音研究》
《元代汉语音系研究》
《战国文字谐声系统与古音研究》
《中古上声字在现代方言中的演变研究》
音韵学要自学其实也是不难的。我本科是历史专业，从大二开始自学音韵学，下一学期准备就读汉语言文字学方向的研究生。记得以前在无数次纠结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认真学音韵学，但是苦于这门绝学过于晦涩，其中争议又太多，不知从何着手。
推荐先读些入门书，比如《音韵学教程》《音韵学入门》（这本书好像不太好找），搞清楚音韵学中的基础概念和术语（有的东西比如三十六字母和十六摄是肯定要记住的，尤其韵摄，虽然是晚期中古音的东西，但是记住了摄之后就可以再按摄中的四等来记各个韵，这是事半功倍的）。
然后可以开始尝试练习结合自己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到中古音的规律推常用字的中古音韵地位，期间可以考虑用《方言调查字表》（很容易买到也很便宜的一本薄薄的书）调查一两门方言，以加深对中古音系的理解和对国际音标的掌握。进阶的阅读可以看《汉语历史音韵学》中古篇和《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中关于中古汉语的论文（这两者都曾很大程度地加深了我对中古音的理解，尤其平山久雄论文集的第一篇论文，《敦煌反切考》很值得一看）。《广韵》、《韵镜》也最好能备在手头（可以买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宋本广韵》，里头收了《广韵》《韵镜》和《七音略》）以便随时针对专著和论文里描述的现象进行查找，没事翻翻《韵镜》熟悉其格局也是一种不错的锻炼。
这些音韵的书多有电子版，也不需要去图书馆找书，一般图书馆都还没音韵的书呢
记得当年寻找音韵学方面的书不得不说 古籍阁 这也算是我发现并找到音韵书籍方面最多的地方
这些来的我也收集了不少音韵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一些不错的音韵书籍推荐目录：
《古乐筌蹄_乐器图考_的音乐文献学研究》
《古书中词语的特殊读音研究》
《黄帝内经灵枢-音韵研究》
《元杂剧用韵研究》
《粤语吟诵的自然发声方法探索研究——以珠三角地区的粤语吟诵为例》
《中古道书语言研究》
《中古入声韵在明清韵书中的演变研究》
《明代官话语音演变研究》
《关中方言词汇研究》
《两汉诗人用韵的数理统计分析_魏鸿钧》
《六朝道教典籍(上清、灵宝经)用韵研究》
《论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
《论高本汉的中古音研究》
《日语拗_长_拨_促音与中古汉语音韵对应规律研究》
《诗经_押韵及相关问题研究》
《说文解字_的谐声关系与上古音研究》
《明清官话语音专题研究》
《南北朝诗歌用韵研究》
《清至民国山东方志所录方言资料的方音研究》
《日传悉昙文献与汉语中古音研究》
《日语上代、中古音韵与汉语中古音的比较研究》
《斯塔罗斯金与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统比较研究》
《唐五代敦煌语音研究》
《唐五代佛典音义音系研究》
《湘潭方言入声研究》
谚译《老朴》与近代汉语语音系统研究——《翻译老朴》声母系统》
《元明北方汉语入声研究》
《元散曲体格研究》
《中古入声字在湖南方言中的演变研究》
《中古以来的开合口研究》
《中古音韵对现代方言声韵母对应规律性程度的测度》
《中国昆曲腔词格律及应用》
《中上古汉朝语研究》
《中州全韵啸馀谱.十卷.明.程明善撰.明万历四十七年刊本.黑白版》
《北魏音乐研究》
《从唐代墓志铭看初唐洛阳音的韵母系统》
《高本汉_汉文典_上古音研究_谢建娘》
《说文解字》的谐声关系与上古音研究》
《东亚汉文音乐》
《皇祐新乐图记研究》
《基于方言地理学的魏晋南北朝韵部发展研究》
《基于通假字的上古声母研究》
《近代汉语声调的分化研究》
《敦煌变文音韵研究》
《敦煌曲子词用韵研究》
《汉语方言见系二等文白读的几种类型_张光宇》
《元代汉语音系研究》
《战国文字谐声系统与古音研究》
《中古上声字在现代方言中的演变研究》
有不止一篇，选择其一给您，大约5000字不过，希望您主要是借鉴，通过自己的思考，融会贯通，加以修改，增加属于您自己的东西=====================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思考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面对新世纪“知识创新”的学术潮流，如何寻求它的时代定位，已经成为每一位新世纪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时代课题。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这一学科的成熟与发展，是综合文学、史学、音乐学学科知识而实现的。如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方法及其成果就是以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乐器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古音韵学等多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与整合为基础的，其所表现出的“知识创新”意识不言而喻。笔者以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在“知识创新” 的潮流中可能会出现如下一些趋势：1．“知识更新周期”将会进一步缩短。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节奏将表现出较前代越来越迅疾的趋向，生产发展越来越迅速，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科学发明越来越密集，历史节奏的这种急骤演进，是与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诸因素的推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24 <音乐研究>季刊中，新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生产周期相应缩短，越来越多经历过重构的知识成果呼唤着社会的检验；新的音乐史实的发展演变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刘再生先生在论述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时曾有统计：“自1922年第一部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诞生至本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史著作总共出版了四、五十种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著作问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们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的史学新成果还不敷应用之需要。例如出版于1985年的《中国音乐词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订，而199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续编》中的许多人物词条，情况也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均已不大适应当前的应用(近闻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出资赞助该词典的修订，我们期待新版《中国音乐词典》的尽早面世)。此外，在经过20多年的学科发展之后，音乐史学界该当有普遍吸纳综合创新成果的史著问世了。2． 随着知识体系的立体化发展，知识传播途径向着数字化、网络化方面呈多元发展的趋势。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的古代音乐史学成郭树群果，立体化地快捷传遍千家万户。所谓立体化，是指成果的图、文、形、声融为一体的电子展示方式。那些以音乐图像学、考古学、乐律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音乐史学成果，如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融合为一种面貌全新的音乐学知识载体，供人们利用。据已发表的我国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信息，北京数字方舟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关于信息源加工、存储、检索的产品，每分钟可以全自动扫描录入图书资料160页(双面)，每天可处理图文50万页，而且采用了国际通用的先进图像压缩技术。这对于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学知识电子化、立体化前景的实现，无疑充满了一种振奋的激情。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很受欢迎的电子读物。例如王子初、冯光生、韩宝强主编的《曾侯乙编钟》(光盘)，修海林参与主编的《中国古典音乐欣赏》(系列CD盘)，方建军研制开发的《金石之乐：中国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D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数据库软件等。3．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教材呈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面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将向着全社会的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各级各类人才对音乐学知识的需求更多地来源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书。为此中国音乐史学教材文本的多样化，将是音乐史学工作者予以关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史学课程教材，应当注意体现新的特点。有人将其归纳为：(1)要体现一种历史的兼容性(即应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2)要体现一种时代的涵容性(即应涵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提出的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3)还应体现逻辑的展开性(即应注意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念发展的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①4．面对21世纪，“文化的整合”、“知识的重构”恐怕是常议不衰的话题。就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来看，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我以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应对这种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在我国人文学科的大家庭中，无疑应属于“年轻的一代”，其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当在2O世纪8O年代以后，即许多史家所认可的近代音乐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学科发展历史的浅近，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稚嫩仍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犹显必要。例如就中国音乐文献学、“曲调考证”一类研究而言，其创新和突破都还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学科范畴，虽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在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框架体系内，如何突出音乐文献学的特点；在音乐文献学的学科理论研究，音乐文献的编纂、出版，音乐文献的目录、版本研究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献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就“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而论，如果对于中国乐律学、中国古代音乐、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研究做的更系统一点，恐怕黄翔鹏先生的研究也不会显得那样艰难，以致发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叹：“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学生接着做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 ⋯”②鉴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这种实际状况，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拓展，恐怕还会出现蓄势增强的状况。面对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种种发展趋势，史学工作者能否具有应对能力，这也不能不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展望而予以回答的。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近3O个年头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在守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创新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文献资料类著作言，冯文慈先生点注的《律学新说》《律吕精义》，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二分册)、萧炼子的《宋书乐志校释》、王昆吾和任半塘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吉联抗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论著译著丛书》、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音乐研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郭树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编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还有尚待出版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三、四、五分册)、《古乐书钩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乐府诗集笺校》等等，它们勾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文献学框架。以研究成果类的专著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崔宪的《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是直指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重要难题的攻关之作；而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陶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郑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则属于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学术著作；此外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专著还有丘琼荪的遗著《燕乐探微》、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吴钊的《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 — 图说中国音乐史》等。王子初等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多卷本，则以新的音乐史料系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黄翔鹏先生的《乐问》，更以时代的学术创新风范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托起这些重要专著的则是数以千计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们共同构成了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① 孙正聿《教材建设新理念》，《光明Et报))2000年9月27 Et。② 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2期。2001年3月第1期25“知识创新”的基石。就学术的发展来看，虽然交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却不能被学术发展趋于综合的潮流所替代或置换。近期，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倾向。郑祖襄先生谈到：“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① 修海林先生谈到：“音乐史作为严格的历时科学，其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在历时性的叙述中，依着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追溯古今，在久远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叙述音乐的发展。”② 冯文慈先生则在提及了解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时，要打开历史的视野，“对音乐文化的观念持有符合我国实际的辩证发展目光，注意避免以现代的音乐文化观念切割历史，特别是不能以现代西方的音乐观念来圈套我国历史。”固在这世纪之交的学术发展中，这种学科的自主意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创新发展如何走稳自己的路，起到了时代的定位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 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得到新的启示。它要求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随时注意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剖面”；要注意“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方面诸因素在共时性文化空间中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而我们以往则“比较重视对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以及揭示其中的某种规律，但是对于历史上处于某一共同状态下音乐生26 <音乐研究)季刊活剖面的分析，对其中某一类音乐文化模式的研究却用力不足。”④显然，这一新途径具有以知识重构为特点的创新意义。此外，项阳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国弓弦乐器史》，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音乐考古学等不同层面上，营造了中国弓弦乐器不同历史时段共时性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弓弦乐器历时性发展的史实因此而更为充实、丰富；洛秦先生主张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沟通，为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这些学者的努力都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新的思考。20世纪末叶，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还经历着研究人才的新老交替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第三发展阶段的见证人，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前辈学者杨荫浏以及吉联抗、蓝玉崧、夏野、金文达先生以宏富的知识财富，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全部的贡献；我们也承受了黄翔鹏先生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甘露，并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于事业未竟而难以泯灭的心灵之窗，也依然在接受着尚健在的前辈师长惠及后学的心灵滋润；当然，我们也经历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崛起在新的学术起点上的激动。如果说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第一代学人的学术起步还是空谷足音，那么第二代学人的努力就使得学科建设及其成果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而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则已处于规模初具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备博士学位学习资格的第三、四代学人已基本走出了单一师承关系的教育途径，相当一些人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这样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趋于全面，在治学方法上则更为丰富。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初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代学者相继寻找到自己恰当的社会定位，他们的学术潜能正在良好的拓展环境中孕育、催化。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良好前景，正将由这一代学人描绘。正如蓝玉崧先生数年前讲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之林，将会在这蔚为壮观的新老传承和交替中，在群体的互为支持中，根深叶茂，惠及人间。(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综述，所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及的、本人认为能够说明“知识创新”论点的一些例证，偏颇或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行指正。)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①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墓)(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音乐)2000年第2期。③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韵文的研究论文
摘要：《二十四诗品》历来被视为以诗评诗的典范，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更加重大。虽然其是否为唐末文学家司空图所作尚不能确定，然而其中对诗歌的感悟与理解的确与司空图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见于《司空表圣文集》中的“论诗杂作”）与《二十四诗品》进行比较分析，即可见二者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司空图 诗歌理论《二十四诗品》“论诗杂作”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汪涌豪先生在《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一文中,认为《二十四诗品》通篇充盈道家气息,而司空图一生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进而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实际上，儒家思想、禅宗思想共同影响了司空图的后半生；另一方面，从《诗品》内在精神来看，它应是道心、佛性、禅理、儒思的统一，前三者无需赘言，至于儒家思想的体现则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说前三者都表现为对尘世的一种超脱的话，那么儒家则崇尚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在《诗品》中的“幽人”、“高人”、“畸人”都是不拘束于现实而能够实现真正审美精神的主体形象，然而在这些形象的背后我们又隐约可见另一个灵魂，它在慨叹“大道日往，若为雄才”（《悲慨》），感受着“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同上）——这种发自心底的悲痛，足见其并未全然忘却世事。所以朱东润先生在《司空图诗论综述》一文中这样说：“《诗品》所能表现者，适为诗人当国破家亡之际所造之幻境，其目的在于自慰，其结果则转成幻灭而使诗人深堕于怅惘之境地……”而这样的心情，在当时又有谁比司空图更深有体会呢？ 在司空表圣文集里，有论诗短文五篇，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谈到了创作的体会和诗文鉴赏的经验。我们统称其为司空图的“论诗杂作”。按照与汪文同样的思路研读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与尚不能确定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之间，恰恰有着许多惊人的同趣之处。 一、“品”与“味”的契合 24首四言诗构成了这部《二十四品》，由于最早见于《虞侍书诗法》、《诗家一指》等著作，所以被后世称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我想先从这个名称说起，这里的“品”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它不同于南北朝时期钟嵘所作《诗品》之“品”，它不是品级的“品”， “《诗品》，品诗也” （杨振纲《琐言二则·一》），是对艺术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既有对诗歌韵味的咀嚼，也有对诗人心境的解读，生动凝炼地道出了各种创作体验与内心感受。作者从“雄浑”到“流动”细细地品味，从而完成了一次对艺术人生的巡礼。“品”的是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既指不同诗歌所呈现的不同的格调韵味，也指这种格调韵味中潜藏的诗人的创作心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与“品”相关的“格”、“韵”、“味”，与司空图的诗论体系是相通的。司空图曾在他的《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诗味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把“味”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提出来，并指出“味在酸咸之外”，进一步要求诗歌能表现“味外之味”。还是在这篇文章里，谈及王维和韦应物的诗作，司空图赞道：“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又赞道：“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在《题柳柳州集后》一文中更有这样的表述：“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从以上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司空图是惯于以品味的方式去探寻诗美的，这与《二十四诗品》对各种形态的美的咀嚼玩味又不谋而合。虽然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司空图就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但至少可看出二者对诗学研究的视角是一致的。 其次，对于《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在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30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 二、对“全美”的追求 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的，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诗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可以说，二十四品各则名目都是在一定美学基准上选定的品格用语，曾有研究者把它们纳入到“素美、壮美、华美”三个范畴内（参见成复旺、黄葆真等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第四章），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而这也正与司空图“以全美为工”的诗学主张相一致。实际上，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出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24则意见罢了。但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三、两相呼应的诗学理论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以散文为主（其中《诗赋》一篇为四言韵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 用“思与境偕”来概括诗歌创作的意境理论，是对前人诗歌意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唐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对陶渊明以来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实践的总结。具体来讲，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每一则几乎都是一首精致的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出这种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劲健》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具有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等等，都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在此不必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对元白诗风的称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散见于其“论诗杂作”中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见司空图《与极浦书》）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告诉我们含蓄的艺术效果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境界，但同时要想做到含蓄，又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对于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综上，通过《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比较，从中确实找到了许多可以相互生发之处，在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到底是谁之前，我觉得尊重历史上的判断，还是可取的，毕竟，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确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所称：《诗品》“理熟言弥粹”，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而从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品评诗坛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就曾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样一段唐代诗歌小史： “国初，主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通观司空图一生的诗文创作理论主张，正是在追求主观世界与自然界的默契，人与艺术的和谐，而《二十四诗品》正体现了人的心灵与艺术世界的共鸣，这不能不被视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我们并没有牵强地生拉硬拽，只是作一种客观的展示，而诸多“偶然”的“遇合”则有力地证明着一个必然的存在，也期待着能有更多新的研究、新的发现来为我们拨开迷雾。但不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这两个点是否可以连成一条线，他们各自的存在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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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近年来似乎已成了“显学”，在诗、词、曲，以至《诗》、赋的学术会上，每每要提到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的学术会，也许今天是第一次吧。参加者这么多，而且有许多中青年学者，是很使人兴奋的。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诗歌”这个词语中本身就包含了“音乐”，所以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或者可以说：“诗歌中诗与乐的关系”，或者直接说：“诗与乐的关系”。我个人则习惯于分为两句来说，一句是：“歌唱中‘文’与‘乐’的关系”——歌唱，就是“文”与“乐”的结合；再一句是：“韵文与音乐的关系”——虽然任何韵文（甚至散文）都可以付诸歌唱，但是在现实中，是有一些韵文体裁及作品并不为歌唱而写作。 我读过一些有关的文著，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学术会，可以说，都是这个内容即探讨“韵文与音乐的关系”；相应地，所有这些文著的作者、这些学术会的发起者主持者和几乎全部的参加者都是“文界”的学者。譬如关于所谓“声诗”、关于“词与音乐的关系”等，都是文界人士提出并予以研究的。这个课题，当然不只对于文界，同样地也应对于乐界。音乐界，也有研究“乐”与“文”的关系的，但主要是在今天创作歌曲时“音乐形象”与“歌词意境”或“旋律”与“语音”的关系之类；很少进入到像文界研究“文、乐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至少没有充分展开我国民族音乐与传统韵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出现这个现象也是自然的。我国是“诗文之邦”，几千年来，民族传统韵文发展的高度和深度，远胜于音乐——这是我国与外国譬如欧洲诸国很不同的历史实际。也许只消看一个现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乐”的结合，在我国是把其中的“乐”遗（忘、舍）弃了而成为留传千古的“（韵）文”——“诗”、骚、赋、乐府、诗、词、（南北）曲等；而欧洲诸国呢？则可以将歌唱中的“文（词）”丢在一边而把其中的“乐”独立出来成为器乐曲（这种情形只出现于我国的“琴”，但是，琴恰恰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在我国，韵文形成有如上所述的众多文体的篇章构成和句式、格律结构；音乐呢？似乎从未产生过“乐体”、“乐式”的观念（古代没有）；而欧洲恰相反，乐体、乐式，从乐句、乐段、和声、对位到乐章、乐曲、交响曲、歌剧等，规范而且完整，而其“文（词）”呢？除所谓“十四行诗”之外，他们的韵文是没有（形成）确定、规范的“文体”的。是不是这样呢？ 姜白石老先生自己说了，是他“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而成词（再然后才有那些乐音）的，哪有先有“乐谱”然后“填辞”的事呢？因为不可能。 事实是，无论在历史上以至今日，我国各种体裁、体式歌唱中的“文”与“乐”的关系，总体上是：“文”为主，“乐”为从。稍微具体些说，是四条： 一、以文的篇、章为乐的篇、章； 二、以文的“韵（断）”处为乐中的“住”——约略相当于今称的“乐段”； 三、以文的“句（断）”处为乐中的“顿”——约略相当今称的“乐句”； 四、以文句中的“步节”为乐句中“乐节”组合的疾徐促疏； 以上四条，罕有例外，在这四条的前提下，在具体的文辞、句字与乐音旋律如何结合的关系上，则可大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稳定的或基本稳定的旋律（我称之为“定腔”）敷唱各种不拘平仄声调的文辞； 一类是：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构成旋律； 前者我称之为“以腔传辞”，典型的是“段谱体分节歌”，如众多的“民歌、小调”及现今的创作歌曲。如《兰花花》可以用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旋律去唱“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地采”和“你要死来就早早死”。 后者，我称之为“依字声行腔”，典型的是“曲唱”，如《牡丹亭·游园》〔皂罗袍〕 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其音乐必须按诸字声“阳平／、阳平／、去∧、上∨、阴平—、阳平／、阴平—、去∧”的起伏化为乐音旋律进行组成唱腔。 大分有以上两类，然而，我国的歌唱中，“文辞”的地位在总体上始终是第一位的。一方面是上面说的我国（至少在历史上）没有“无辞之歌”，又一方面，即使是在“以（确定的唱）腔传辞”的歌唱中，如果乐音旋律与字读语音发生太过于矛盾的时候，唱者往往会对唱腔作一些调整即所谓“润腔”、“小腔”去适应字读语音。更多的一些问题不能在这里多说了。 所以，回过头来想对音乐界同道们进一言：我觉得有两个现象是不能无视和轻视的：一是近百年来，西洋音乐（其思想、概念、观念、理论以至使用的术语）全面覆盖了我国；再一个是我们的音乐界对“我们自家民族韵文与音乐的关系”、“歌唱中之文与乐关系”的关心不够，我们乐界学“文”的热情远不如文界的学“乐”。是不是呢？
神韵诗研究的论文
神韵诗学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即神韵诗史和神韵诗论。神韵诗史，实际上就是神韵诗派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去，神韵诗作为古典诗歌中重要的一支已多有人论及，但是，作为一个流派，却末见专门研究。其实，在中国诗歌史上，神韵诗不仅作为一种风格存在，更重要的，它是作为一个流派存在的。也就是说，它有自己发生、发展、成熟和衰落的过程，并拥有一批前后相承的作家和代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神韵诗的意...
实际上就是神韵诗派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去，神韵诗作为古典诗歌中重要的一支已多有人论及，但是，作为一个流派，却末见专门研究。其实，在中国诗歌史上，神韵诗不仅作为一种风格存在，更重要的，它是作为一个流派存在的。也就是说，它有自己发生、发展、成熟和衰落的过程，并拥有一批前后相承的作家和代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神韵诗的意义和价值尚末被人们完整地揭示过。众所周知，正式在诗界标举神韵、并且诉诸实践的是清代的诗人兼评论家王士禛，然而，王士禛在神韵派中已属殿军和尾声，远非首创者。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神韵派的创作和理论进行了总结，这给我们研究神韵诗派提供了重要依据。迄今的研究事实表明，只有对神韵诗派作一番探木溯源的工作，才可能准确地把握神韵诗的艺术底蕴及其不朽的美学价值，以避免一鳞半爪和浅尝辄止的研究。本书的神韵诗史研究就是这方面所作的一个尝试。
神韵是一个汉语辞汇。读音为shén yùn。指风度韵致，也指诗文书画的风格韵味。语出《宋书·王敬弘传》：“﹝ 敬弘 ﹞神韵冲简，识宇标峻。”
神韵诗是唐朝的两大诗派“山水诗派”下的一种。神韵诗学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即神韵诗史和神韵诗论。【扩展】神韵诗进入唐代以后，依托着空前开明、强盛的社会环境，健康、良好的士人心态，终于在创作上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时代。唐代存在着一支庞大的神韵诗派，历史上称之为清澹派。清澹派是神韵诗派的成熟形态，它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卓绝的作家，其作品也成为神韵诗史上永恒的典范。在唐代，神韵还出现了向所有诗体辐射和渗透的情况，唐代诗歌的大多数作品皆或多或少地染有神韵色彩。这正是神韵诗风靡的一种表现。
洛阳方言声韵调及其特点研究论文
留住方言，文化立根方言在时代的冲击下踉跄前行，早已衣不蔽体。那些在历史回荡着的声音，有些渐渐远去，甚至不复存在，也带走了承载其中的情感寄托和文化光辉。方言保护亟不可待，一寸乡愁还需留住。留住方言，文化立根。一方水土一片记忆，一声乡音一份联结， “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心灵安全的归属，奔波再久乡音一响，那就是到家了。这种声音是那样的美，总会让人热泪盈眶，熙熙攘攘的一群人在喉咙震动爆破的那刻已经成了老乡。孕育于同一片土地，声音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方言是乡的灵魂，寄居着文化，是人文和历史的载体。不论是秦腔的撕吼还是越剧里的吴语，都用独特的方言美感定义了一片地域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特点。方言是地方的文化名片和最佳代言。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字破译需要方言，古代历史的解读需要方言，诗词韵律的判断需要方言。这声音啊，捣破黄龙直击文化的心脏。中华文化在方言的传动下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更是百花绽放博大精深。山山水水下的文化多样性就是在方言的温床中得以孕育发展。令人担忧的是现如今很多方言像是失宠的妃子一样在挣扎着哭泣着。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有些方言甚至已经消失。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在电视台、广播等媒体中都不见方言的影子。在普通话的挤压之下，方言不见天日。中国城镇化也在快速地进行着，普通话渐渐地成为了各地的生活用语，方言使用频率大大下降。而且为了提高教育，很多家长主动放弃教小孩方言，普通话从娃娃抓起，更是雪上加霜。再者很多人对方言的认识不足，忽略了方言的文化内涵和在文化多元方面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片面地认为方言有碍文化交流阻断文化发展，对方言排斥激烈态度悲观。叹！最令人心痛的是美好的东西被慢慢地撕毁。方言在夹缝中亟待救援，行动刻不容缓。政府应要引起重视，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也要认识到方言是地域特征的浓缩，而不是打出一句“人人都讲普通话，文明社会你我他”就万事大吉，建立方言博物馆，开展方言艺术表演等等都是可行之举，近年来大火的声音影像记录也要提上日程。学者的也要重视方言的研究，充分挖掘方言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提高方言地位。而作为个人，要把传承故乡的声音作为责任和使命，应该以会一口流利的方言而自豪。留住方言，文化立根。那故乡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底气地说：生于斯，长于斯，我是这儿的人。
洛阳话与 普通话比较大的区别，主要是 音调、发音和词汇上的差异。音调区别于普通话的四声，洛阳话中只有 平声、 上声、 去声等三声， 中古汉语中的 入声已经消失，但与普通话一样存在 轻声。 例如， 美眉一词，与洛阳话中妹妹发音一致，但该词是否出于 中原官话则无从考证。发音今日 洛阳话与作为 中古汉语标准语的洛阳音迥异。今日洛阳话语音的主要特点是个别 辅音、 元音的差别和 合音的大量使用。辅音的区别在于分尖团普通话中的‘j q x’，在洛阳话中则细为‘z ts s 和j q x’。 例如，普通话中都读作jiang的‘浆’‘江’二字，在洛阳话中分别为浆=ziang、江=jiang。 qiao，桥、瞧。洛阳话中，桥=qiao，瞧=t siao。 x iu，修，休。洛阳话中，修= siu，休=xiu。有微母普通话中部分辅音为‘W’的字，在洛阳话中则为‘V’。 例如，wan，万。洛阳话中读‘ van’。武，读作‘vu’。 其中也有一字多音的，可以认为是同时保留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音。例如，‘无’，存在‘vu’，‘ mu’，与 日语中的 汉音、 吴音并存现象类似。 无花果，mu hua guo。无缘无故，vu yuan vu gu。南无阿弥陀佛， nan vu a mi tuo fu。 元音的主要区别如下：无辅音的元音前发‘ng’音，如‘阿= nga’，‘俄= nge’。 o，u的区别。度=dou。‘印度=indo’。‘土地=todi’。 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在 外来语的 音译中，很多 词汇的 发音比普通话更接近原文的发音。例如，苏菲=so fi， 飞利浦=fi li pu，沙发=sa fa，苏联=so lian，波兰=po lan，纽约=niu yuo， 鲁宾孙=lou bin sun。当下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如此发音，单字发音和普通话 别无二致。只有在部分老年人中仍旧保持如此之发音习惯。
洛阳方言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它主要分布在福建洛阳地区、台湾大部分地区（约占台湾全省人口的75％）、广东潮汕地区、海南省、浙江南部的平阳、玉环一带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据统计，全球讲洛阳方言的约有5000万人。由于洛阳方言保留较多的古音、古义，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引起海内外许多学者的重视。在海峡两岸人民交流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透过洛阳方言的研究，不仅能寻觅更多的知音，而且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更有现实意义。闽台同源 血脉相连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一书中说：“中原人民迁移入闽的过程，大概始于秦汉，盛于晋、唐，而以宋为极。”在台湾，人们习惯地称说洛阳话的人为河洛人，称洛阳话为河洛话。河洛人在晋代以前在中原的黄河、洛水流域，当时这一带简称河洛地区。河洛人第一次大规模入闽当推东晋的“五胡乱华”之际。史书上记载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三山志》）”，指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次人闽的汉人比较集中地定居在建溪、富屯溪流域，闽江下游和晋江流域。这些汉人带来的汉语（据史载是河南中州一带）便是洛阳方言形成的基础。
我不会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