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研究科举制论文
明、清是科举制度极盛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更加严密和完备了。同时，明、清也是科举制度走向衰亡的时期，弊病更多，消极作用也愈益严重。下文以明代的科举制度为主加以介绍。明代最低一级考试为“童试”。应考者为各州县的“童生”。考试内容为“四书义”，即下文所述的“制义”，以及“试帖诗”。考取之后就可以“进学”为“生员”，即准其入府学或县学读书，准备参加高一级的考试。只有考取了“生员”，才取得了正式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童试”合格是一生功名的起点。“生员”又称“庠生”，俗称“秀才”或“相公”。生员分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膳生员，每月由公家供给粮食，有一定名额，简称“廪生”；其次是增广生员，简称“增生”；新入学的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后二者不廪粮。生员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生员最重要的考试为学政（主持一省儒业和举业的官员）所举行的岁、科两试。岁试是学政按临地方所举行的考试，科试为选拔生员应乡试所举行的考试，按考试成绩黜陟。这样，学校和科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科举必由学校，进学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这是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凡未进学而尚在应考生员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自壮艾直至白首老翁统称儒童或童生，俗有“七十老童生”之说。而一旦考取了秀才，就能享受一定的特权，如豁免差役田粮，各衙门官员以礼相待，见官不跪等等。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的故事，一开头写“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后来，当范进想去乡试向丈人胡屠户借盘费时，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我们只有了解了有关“童试”的一些知识，才能更透彻地读懂这些章节。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乡试考三场，首场试四书义、经义；第二场试论、判、及诏、诰、章、表选其一；第三场试经、史、策。三场之中，所重视的在首场，人们通常称明以时文或四书文取士，是就其所重视者而言，并非说时文以外就不另考其他文字。明洪武十七年规定逢子、午、卯、酉之年举行乡试，即通常是每三年在南京、北京和各省省城举行区域性的考试。应试对象为国子学生员和府州县学生员中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都由有关部门选拔上报。而那些罢闲官吏及倡优之家和居父母丧者则不得参加考试。乡试因为都是在秋天举行，称为“秋闱（闱即试院、考场）。乡试考中之后，称为“举人”，社会上又称之为“孝廉”。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元即第一的意思）。如《范进中举》就描写了范进应乡试考取了举人的故事。“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贴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亚元”原指第二名，范进是第七名而称之为“亚元”，这是报录人故意奉承的说法。中举、意味着士子身份的改变，具备了当“老爷”的资格，这正是范进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因而一旦中举，喜极而疯，吴敬梓用夸张的手法刻划出一个名利薰心，灵魂卑下的仕途中人的丑恶形象。再高一级的考试是“会试”，应试对象是举人。明洪武十七年规定逢辰、戌、丑、未之年，即乡试后一年举行。因考试在春季，又称“春闱”。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考试，明代洪武初年在南京举行，后来改在北京。因为是由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会试中式者称为“贡士”，即把人才贡献给皇帝的意思。第一名称“会元”。贡士须参加“殿试”。会试的考试内容大体和乡试差不多。最高一级考试是“殿试”，也叫“廷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策问。殿试分三甲录取，考中者统称“进士”。明洪武四年三月于奉天殿试贡士，这是明代举行的第一次殿试。殿试后一甲三人为“赐进士及第”（甲即等第的意思，一甲即一等），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为“赐同进士出身”。秀才、举人、贡士都还不是官，只有殿试考中后，由朝廷授予官职的才算官。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要再参加朝考才授官，朝考名列前茅者任翰林院庶吉士，其他人分别授予六部主事与州县等地方官。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中肄业三年期满后，要举行散馆考试，这次考试连已授编修、修撰的“三鼎甲”也要参加。考在前列的，可以留馆，原来二甲出身者授以翰林院编修，三甲出身者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改任各州县地方官。“翰林”，从明代开始，成为文学之士的专称；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编修、修撰、检讨等职掌修国史，兼修起居注。一旦被选入内庭，就称为大学士，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因此，人们视翰林为“清贵”的官职。科举考试中特别重视进士科。除了上述正式科举考试的途径而外，还有所谓“贡生”，即选府州县学中生员之学行兼优者，贡诸京师，升入国子监读书，又称“贡监”。明代分为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四种。每年或每两、三年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入监读书的称岁贡。岁贡大都挨次充贡，所以又称“挨贡”。于岁贡之外，考选学行兼优的生员充贡称为“选贡”。遇皇室庆典，根据府州县学岁贡常额，特许加贡一次称为“恩贡”。生员捐纳入监称纳贡。贡生是一种出身，可以得官，也可通过科举作官。明清两代以时文取士，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又一重大特点，同时也是科举考试中的最大弊病。所谓时文，或称“制义”，或称“八股文”。文中由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等部分组成。破题共两句，道破全题之要义，承题即伸明破题之意，起讲为全篇开讲之处，提比即起讲后入手之处，虚比承提比之后（后来渐废），中比为全篇之中坚，后比畅发中比未尽之义，大结为一篇之总结。字数规定在四百五十字至六百字之间，过多则不及格。时文又称“四书文”，这是就它内容而言，因为它的题目取自《四书》，而且又须按照经传，代圣贤立言，也就是人云亦云地按照《四书》、《五经》的说法贯串成文。这种文体的源流，可上溯至唐代的帖经墨义及宋代的经义。时文之弊，从形式方面说，在于规定了文章的程式，应试者必须依样画葫芦，因此成了文字运用的束缚。从内容方面说，所依据的经传注疏都有规定，明永乐中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永以为式，作文者须代古人立言，所以又成了对思想的束缚。作文者不能自有新意，其结果时文成了无价值的文字游戏。至于时文因为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摸试题，研读时文选本，摹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求新知，更是明显的弊端。如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用策论摺》中就曾指出：“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足见士子只把时文看作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敲门砖”，为了科举而埋首于试帖诗和小楷之中，空疏无用，消磨志气，而无益于天下国家之用。因此有人认为科举以时文取士，是明太祖朱元璋为防反侧，禁锢人民心思材力而欲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设的圈套，“其心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意在败坏天下人才。科举考试因为名额的限制，能考取而平步青云的幸运儿，毕竟少数。与此相对照，则有许多老生宿儒偃蹇不第，困顿场屋的故事。例如清乾隆四十年会试，各省举人中年届九十者一名，八十以上者二十名，七十以上者五名，这些人真是终生消磨在科举考试中了。而且士子应试，进入考场时要受到搜身等侮辱性的检查，斯文扫地；进去之后，局促号舍，关在鸽子笼一般的矮屋中，辛苦异常。如同治六年顺天乡试，“天气暴热，坐矮屋，如蒸笼，病暑者十之五，死号中四十余人”。（戴莲芬《鹂砭轩质言》卷三）蒲松龄也是个怀才不遇，久困场屋的人，他在《聊斋志异》的《王子安》一则中，曾用了七个比喻，穷形尽致地描绘了乡试士子的辛苦和狼狈：“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科举制度对于士子的摧残，由此可见一斑了。清初学者徐大椿写了一首道情，对于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作了辛辣的讽刺：“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隋园诗话》卷十二）
取士的观念科举制度虽然产生于隋唐，但科举的思想观念却由来已久。根据儒家的观点，在垂范后世的远古三代，乡举里选、选贤任能已是通行的做法，而且统治者能够选贤用贤被看做是一种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自汉代以降，选拔贤能似乎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统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制度正是这种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科举制之所以能延续一千余年，除了政治社会原因外，肯定有其观念上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会反映出特定的文化和观念取向。所谓观念，这里不是指孔子、荀子或哪位政治家、教育家的思想和观念，而是指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的和无意识层次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借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longue durèe）的概念，称之为长时段观念，它不随着一朝一姓的更替变化而变化，而保持似乎静止不动的稳定性，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和成长节奏”。[1]也可以将它归之于葛照光所说的“一般思想”，这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2]众所周知，科举是古代中国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公开地从社会中择材取士，征召官吏。从理论上讲，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可通过两种方式给予满足，用古人的术语说，一是养士，一是取士。养士即培养人才，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数量培养所需的人才。而取士的出发点与养士迥异，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人才本来就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要取法得当，就会选拔出足够的人才。这种取士观念正是科举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其实，在科举制度之前的察举及九品中正制无不建立在取士的观念之上，无论是“以德取人”还是“以文取人”[3]，这只是选拔官吏的方式与标准的不同，而其基本的观念并无二致。可以说，取士的观念是古代中国两千余年选官制度的观念基础。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很少有人对取士的观念进行专门的阐述或进行讨论，但纵观历代统治者治国理念和求贤选贤的实践，便能明显地发现取士的观念是他们进行统治的一个根本性原则。以下略举数例，以说明取士这一“日用而不知”观念的存在。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曾诏命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认为人才并不缺少，只担心渠道不通，因而无法选拔出来，如他所说：“今天下贤者智者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4]汉武帝也坚信贤良之辈无处不有，只是渠道不畅，他们无法得到任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 [5]曹操认为贤士就在巷闾中间，不去搜寻，当然无从获取，如他所说：“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6]据认为创立科举制的隋炀帝更是说得直接，认为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7]唐高祖李渊认为求贤方法不当，致使他们“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并开“怀牒自应”的先河。[8]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统治者们对于人才来源问题的考虑，均立足于取士的观念。在实践层面上，取士观念所导致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取士和养士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当然也会导致两种不同的人才对策。从取士的观念出发，通常会轻视学校的作用，注重人才的选拔渠道。而从养士观念出发，则相对重视人才培养的过程，看重学校的作用。早在察举制实施的早期，就有人指出其不知养士惟知取士作法的弊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的著名贤良对策中指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并建议设立太学，以培养人才：“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9]。在对待取士与养士的关系上，董仲舒应当说很有眼光，而且汉武帝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太学，但囿于取士观念，学校教育在后代在总体上始终处于附庸地位。而科举制度一经建立，则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有历史学家指出：“由于重科举轻视学校之势已成，则学校的地位终于不能挽回。学校和科举之间的关系，自隋唐兴科举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10]。钱穆也指出：“惟中国历史传统，虽上下皆知重教育，乃从未有坚稳之学校基础”[11]。中国古代学校历来有名无实，而科举体制香火不断，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其中虽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显然与取士观念根深蒂固，养士观念淡薄有直接的关联。
1、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从总体上来说，史学界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动摇了门阀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2、消极影响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
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考试科目：
各朝科举考试科目都在不断变化。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到明朝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
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时务策（策问）、墨义、口试、贴经、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隋唐宰相制度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的最高长官，通称宰相。宰是主持，相是辅佐之意。历史上各个朝代对宰相的称呼是各种各样，名目繁多，宰相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确实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古代中国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1．秦朝三公的设置——宰相制度正式确立宰相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但当时名称不固定，职权也并不显赫。春秋站国时期，伴随社会的大变革，各诸侯国已普遍设立相职，建立起各自的宰相制度。其中，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就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宰相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创立宰相制度。丞相是皇帝的第一助手，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秦朝初建，实行的是一相制，后来也曾置左、右二丞相。秦始皇时，王绾、李斯等先后任丞相。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撑理奏章、下达诏令和监察百官。太尉，“掌武事”，负责全国军事事务，其地位与丞相一样。但秦始皇并未任命过太尉，而是自掌军权。2．西汉“中朝”的建立——宰相制度的重大调整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居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的权力迅速膨胀。《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丞相的职能，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当时的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是朝廷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丞相“位高权重”，构成对君权的威胁。汉代，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迅速暴露，宰相制度很快便进入调整期。调整的核心是：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分割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汉武帝时，为了分散和限制丞相的权力，形成了“中朝”和“外朝”。“中朝”也称“内朝”，主要由皇帝左右原亲信近臣组成，重要政事往往在宫廷之内就先自做出了决策，“中朝”逐渐成为中央实际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的“外朝”，其实际职能逐渐退居到执行的地位。这样，汉武帝将丞相拥有的决策、行政两大权力分解开来，从而形成中枢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这种做法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汉武帝为什么要把执掌朝政的实权，由外朝的宰相转移给内朝的尚书呢？主要因为：第一，内朝官地位很低，可以减少皇帝对臣下盗权窃柄的顾虑；第二，内朝官多是皇帝宠幸的近臣，能很好地贯彻皇帝的旨意，不致受到外朝大臣的牵制；第三，内朝官多由外戚、宦官充任，这些人本是卑微之徒，皇帝可以随意更换，这样既能保持外朝相府传统地位的稳定性，又可以加强皇权对相权的制约力量。3．唐朝三省制的完善——宰相制度的成熟决策权和行政权分开后，国家治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决策是否适当。于是，魏晋南北朝时又尝试着建立对决策权的制约机制，这就是在隋唐时代成型的三省六部制度。隋文帝综合汉魏以来的官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唐太宗时进一步明确划分了三省的职权。三省六部职权相互牵制，互相监督，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统治的力量。在这种制度下，三省的长官同为宰相，且各有分工，这就使秦汉以来的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完备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上的重要变革。但必须注意，三省六部制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有本质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中书省只能秉承皇帝的旨意草拟下令，门下省仅有封驳权，没有裁决权，尚书省负责政令的执行，三者都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这种制度能减少中央政令的失误，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4．宋朝相权再分割——宰相制度的衰落宋朝再次分割相权是废除丞相的前奏。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朝藩镇割据的影响，故不断削弱和分割宰相的职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宋太祖将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在宰相之下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院管理军事，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管理财政收入等，分割宰相的财政权。这样就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局面，宰相“事无不统”的局面被打破，唐末五代时期那种君弱臣强的局面在宋代不复存在。5．明初废丞相权分六部——宰相制度的废止忽必烈即位后，实行中书省一省制。宰相权力很大，是上层权力核心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继承，是皇位争夺战中的重要力量。元朝的相权是中国古代加强皇权、削弱相权趋势下的一次重大反弹。明初承袭元制，在朝廷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丞相权力很大。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史上宰相“专权乱政”、妨碍皇帝行使权力的教训，利用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正式废除丞相职位，使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并且明确宣布成立为定制。秦汉以来的丞相制度从此废止。此后，为适应处理政务的需要，明成祖时，在洪武年间设立的殿阁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内阁。内阁只是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没有决策权。尽管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但其权力与前代宰相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清代设置军机处，起初仅是单纯处理军事，其后逐渐扩大到其他事务。军机处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均由皇帝钦定，只能秉承皇帝旨意办事，因而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清代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历史上丞相制度的残余荡然无存，君权得到极大加强，皇帝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揽”。二、规律和认识1．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趋势宰相制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伴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始终。在古代中国，尽管君权与相权在此消彼长中间有波折，但总体上说是君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受到抑制、消弱，直到丞相一职被废除。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宰相人数的增多。秦朝设置左右丞相，唐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丞相，往往出现七八个宰相共同议政的局面，到北宋，多人位居宰相之职，最多时达10多人以上，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宰相的权力。第二，频繁更换丞相。汉武帝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2人，其中多数被免职或处死，使相权受到打击。又如，武则天当皇帝21年，用了76个宰相。第三，宰相的权力日益受牵制和分割。秦朝丞相的职责是协助皇帝，助理万机，可以说他既是国务总管又是皇帝的家务总管。汉武帝时重用“中朝官”，丞相的权力受到一定的削弱。唐宋三省制的建立使相权分割，减弱了其对皇权的威胁。第四，君臣等级关系日益森严。明史专家吴晗在《朱元璋》一书中这样描述：“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到了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中可以看出丞相地位日益低下。2．相权的存废服从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丞相是封建皇权的伴生物，宰相制度的演变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世卿世禄体系被官僚体制冲击，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冲击，乡里制度、郡县制度开始确立，中央集权开始形成。由于政事繁多，国君一人难以应付，以宰相为首原官僚集团的确立也就水到渠成了。然而，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因此，丞相“位高权重”必然构成了对君权原威胁，“君”和“相”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历朝历代无不采取措施削弱相权。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为确保君王的绝对权威，废除丞相制度也就不可避免。3．正确认识宰相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内部的双重作用明太祖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相抗衡），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明太祖实录》）明太祖错误地认为宰相的设置是国家政治动乱的根源，因此，废丞相，集权力于皇帝一身。事实上，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发挥了双重作用。宰相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而威胁君权，甚至造成政治动乱。综观古代中国，有辅政功勋卓著的贤相名相，如汉高祖时的萧何，武则天时的狄仁杰，唐玄宗前期的姚崇等，他们因为汉唐盛世的出现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青史留名；同时也有专权乱政的奸相权相，如秦二世时的赵高，唐玄宗后期的李林莆等，他们成为加快国家败亡的小人背负千古骂名。明太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所在。在封建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而宰相是对皇帝负责而非对人民负责，这也就是宰相的悲哀所在。贤相与奸相的出现，一方面与皇帝的贤愚和担任此职的个人品性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本质决定的。
在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着适合自己的管理制度，很多朝代会对之前好的制度进行借鉴和吸收，其中最受欢迎的便是隋唐的宰相制度。隋唐的宰相制度其实就是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利而设立的，之所以能够被后世所借鉴，是因为帝皇们都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利，俗话说不想拥有皇权的皇帝不是好皇帝。
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众多制度中的最让人熟悉的一个制度，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宰相制度程序复杂，内容丰富，随着朝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是隋唐的宰相制度却让人惊叹。隋唐的宰相制度采取的是三省六部的方式，即将宰相的权利划分为三部分，分别给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在三省的下面又分布有六部，分别为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工部和刑部。
隋唐的宰相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削弱相权，增加皇权。在当时宰相的权利过大，再加上为了吸取前朝的历史经验，所以在隋唐时期就颁布了三省六部制度。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宰相制度还其他的特点:它的办事效率高。将事务分散到各个部门，不在将其堆在一起，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省了人力物力。既相互分工又一起共事，在提高办公效率的同时也减少了宰相的错误，有利于促进政局的稳定和统治。隋唐的宰相制度提高了皇权，同时解决了皇权与相权争论的问题。
隋唐宰相制度是为了维护政治统治而专门设计的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度有效的巩固了皇帝的权利，削弱了宰相的权利，不但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也维持了王朝的统治，减少了宰相造反的机率。
隋唐茶文化论文
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 ，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茶文化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 茶文化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唐代为克服九难 ，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 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 煎茶：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 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 功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功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功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功夫茶讲究品饮功夫。 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 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包含茶叶专著、茶叶期刊、茶与诗词、茶与歌舞 、茶与小说、茶与美术、茶与婚礼、茶与祭祀、茶与禅教、茶与楹联 、茶与谚语、茶事掌故、茶与故事、饮茶习俗、茶艺表演、陶瓷茶具 、茶馆茶楼、冲泡技艺、茶食茶疗、茶事博览和茶事旅游等廿一个方面“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茶的小史】 茗，本指天色较晚时采摘的茶叶，泛指茶叶，又指用茶叶泡制、烹制或煎制的饮料。 宋人苏东坡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中将好茶比作美女：“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日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茶树古已有之。茶树原产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云南，一说是在西南横断山脉以东的云贵高原地区。是谁发现茶的呢？传说上古的神农氏炎帝“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又一说，“黄帝食百草，得茶解毒。”《尔雅.释木》中记载：“槚，苦荼。”晋人郭璞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蜀人名之苦荼。”明确地描述了茶树的特性。 茶最初是作药用、食用和祭祀用，然后才作饮品。炎帝、黄帝中毒，得茶而解之，即是茶的药用。秦汉时期《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三国魏华陀《食论》说：“茗久食益思意。”汉代之前茶主要用作食品，《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为食。”现在的腌渍茶、打摆茶、油茶、烤茶、罐云茶等，均沿用古习。 茶作为饮品不过二千余年，西汉巴蜀有饮茶时尚，有专用茶具，还有茶市。公元前59年西汉人王褒在《僮约》一文中记载了家僮每天要做的事情，其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买茶”，可见当时饮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并且茶叶已成为商品，形成了武阳这样的茶叶集散地。 南朝齐国人王肃投奔北魏，不吃羊肉及酪浆(即牛奶或羊奶)，常吃鲫鱼羹，渴则饮茶。有一次他拜见北魏高帝拓跋珪，却开始食羊肉、酪浆。魏高帝感到很奇怪，就问他：“羊肉与鱼羹比怎样？茶汁与酪浆比又怎样？”王肃回答：“羊是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惟茶不中，与酪为奴。”彭城王拓跋勰插嘴：“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明天我们为你设邾莒之会，亦有酪浆和茶。”后来人们就把茶叫做“酪奴”。 唐朝有一种名茶，产于安徽安庆县天柱峰。唐朝宰相李德裕有一朋友被朝廷授予舒州(今安徽舒城县)知州，李德裕对他说：“你到了舒州，天柱峰的茶叶请你寄三数角(角是贮茶器)给我。”那人一到舒州，便连忙托人带了几十斤天柱峰的茶叶给李德裕。 可李德裕不受，退还给了朋友。第二年，朋友被罢去舒州知州，临行前，他精心挑选了几角天柱峰的茶叶送给李德裕。李德裕高兴地收下了，对朋友说：“这茶可解酒****。”说完，他叫仆人煮了一壶茶，然后把茶倒进盛着肉的银盒子中，盖上盖子。第二天早上，李德裕与朋友一起打开盒子，肉已经化成水了。众人都服其广识。 唐人喜欢把茶叶加工成饼，用黑茶叶包裹，中间打一个洞，用绳子串起来，便于携带，这称为串茶。 南唐京都开封禁苑有北苑使董源，世称“董北苑”，善制茶，人以为贵，称此茶为北苑茶。其后福建建州(今建瓯市)凤凰山所产之茶，亦称北苑茶。太平兴国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始制龙凤模，以此造团茶，称为“龙凤团”，专供宫廷饮用，以别于士民所饮的茶。 宋仁宗赵桢庆历年间，福建转运使蔡襄又制出小团茶，用作贡品。小团茶极为贵重，宫人往往在茶饼上镂上金子，二十余饼重一斤，值白银二�。但这种茶不易得，宋仁宗每次到南郊祭拜天地时，赐中书省和枢密院各一饼，四人分一饼。 南宋时期，日本僧人慕名来到中国，在不下100座寺庙中学习中国茶文化。后来荣西和尚将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形成了日本的茶文化及茶道，荣西和尚被日本人封为“茶祖”。多数国家“茶”字的发音都是从汉语“茶”的字音变化而成的。英文tea从厦门话茶字音te转变而成，而英文俚语茶就是cha，这与茶的符中文读音更接近；俄文则是我国北方话茶叶的译音；日文的“茶”字读“恰”，完全是照汉字读音。
中国茶文化历史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喝茶喝茶，喝了再查
茶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有关于茶文化的论文写作越来越多。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茶文化论文，一起来看看。
茶文化与传统音乐共通性探究
第一篇：茶文化与传统音乐共通性探究
摘要：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我国文化中拥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所代表的茶文化凝结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代表和千年来我国历史文化的结晶。品茶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人缓解工作生活压力，寻找知己思考人生陶冶情操甚至是提升人生境界的一种有效方式。传统音乐作为我国文化中又一大瑰宝，集合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我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绍了茶文化和传统音乐的各自特点，再以两者的共通性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最后以茶文化中传统音乐的应用为切入点进一步阐述了两者的美妙结合。
关键词：
茶文化;传统音乐;共通性;应用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其在我国文化中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茶更是成为了社会生活中不可多得的点缀。其所代表的文化凝结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代表，是千年以来茶文化的结晶。品茶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缓解工作压力寻找知己甚至提升人生境界的一种有效方式。传统音乐作为我国文化中又一大瑰宝，集合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我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形式和音乐风格是走向世界作为中华文明流传下来的根基。本文首先介绍了茶文化和传统音乐的各自特点，再以两者的共通性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最后以茶文化中传统音乐的应用为切入点进一步阐述了两者的美妙结合，进一步阐述了两者的共通性。
1茶文化与传统音乐
茶文化
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结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茶在《诗经》里面就已经出现，据《诗经》记载，茶是一种具有苦味的野生型植物。在神农尝百草的典故中也出现过对茶的描述“神农尝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三国以前，茶一直作为一种药材在民间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文化开始萌芽，文人雅士开始将茶作为一种饮品，将饮茶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唐代，陆羽著书《茶经》，标志着唐朝茶文化的兴起。从唐朝开始，茶道盛行。宋元时期，随着茶业的发展和推动，茶文化也随之越发繁荣。产茶开始规模化批量化，各种品茶社开始兴起。明清时期，茶文化已经日益普及，茶业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行业，各种茶诗、茶室如雨后春笋，不计其数。现当代，茶行业作为大家熟知的行业遍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茶叶销售，茶社，茶饮料，茶餐厅等。饮茶更是成为了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特殊存在方式。不仅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已经传到国外，并广受欢迎。比如日本，将茶道发扬光大，成为了日本文化的瑰宝。在法国人眼中，茶代表着浪漫诗意，是一种温柔的饮品，英国人将茶看作是美容养颜的特殊饮品。
传统音乐
中国的传统音乐，我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瑰宝，融合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风格形式和表演模式，是现当代音乐体系中的重要分支，也是我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根基。与茶文化一样，中国的传统音乐也有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据相关史料记载，传统音乐始于夏商周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为钟鼓乐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民族大融合，中国的传统音乐得到发展，其音乐形式变得更加多种多样，融合了各民族特色。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传统音乐开始慢慢走向世界，比如日本和朝鲜。宋明清开始，中国的传统音乐走向成熟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音乐更加的世俗化和社会化。无论是演出人员还是听众都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音乐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继承了上一时期的优秀音乐成果，也开创了新的音乐风格。现当代时期，中国的传统音乐更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和继承。传统音乐中的各大流派日渐成熟和固定化，表演形式也更加的大众化。随着一系列传统音乐的对外演出，我国的传统音乐也越来越被外国友人所接纳，成为当代世界音乐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茶文化与传统音乐的共通性
悠久的历史
中国作为茶的原产地，被认为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文化在诗经已有记载，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后在唐朝开始兴起。陆羽所著《茶经》，代表着中国茶文化的兴起。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茶文化走向世界。宋朝以后更是将茶文化发扬光大，茶业成为一个兴盛的行业。明清更是将我国的茶文化推向顶峰，茶文化盛行，各种茶诗、茶市、茶社等不计其数。传统音乐和茶文化一样，也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产生于夏商周时期，以钟鼓乐为代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形式更加多样，更加具有民族融合的特色。唐宋元明清，传统音乐得到了发扬和继承，也逐渐走向成熟。现当代，传统音乐以各种方式开始走向世界。由此可见，中国的茶文化和传统音乐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也是茶文化和传统音乐在很多时候能够相结合的一大重要原因。
信息的载体
茶文化，作为一种在全世界广泛流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在本质上与音乐一样，都是信息传递的载体。茶香的传递，不需语言不限形式，更不问品茶人的高低贵贱。它传递出一种人们只需品味只需意会就能感受的信息，其美好其含蓄其优雅为人所知所称赞。这种信息的传递是美妙的。同理，音乐的传递也是如此，品乐之人无论高低贵贱，无论男女老幼，都能从音乐中品味到自己的人生百态。无论创作音乐的人还是欣赏音乐的人都能从这音律中体会自己的情感，并感同他人的境界。由此可见，无论是茶文化还是传统音乐，都是一种信息的载体，传递着绵延的情思和深刻的人生哲理。
娱乐与艺术相结合
不言而喻，传统音乐尽管艺术性非常强，但是从其产生开始就被当做娱乐工具的一种。夏商周时期的钟鼓乐，是皇亲贵族们用来饮酒配乐和歌舞配乐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古代的古筝还是琵琶，都是为文人雅士助兴所用。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音乐被继承和发扬，将娱乐化和艺术形式相结合。茶文化也和传统音乐一样，不管是现在还是古代，都有其娱乐成分，在古代，饮茶也是文人雅士的一种娱乐方式，和饮酒一样。现当代，茶也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缓解生活工作压力、交朋结友的一种有效方式，饮茶时品音，不失为一种美妙的生活方式。
精神世界的共生性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很大程度上充实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国的文人雅士总是将茶与自身的情操相结合，是一种高雅生活方式的典范。古诗词中，关于茶的诗句也是不少。陆羽的“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人省，不羡暮人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和杨万里的“春风解恼诗人鼻，非叶非花自是香”等等诗句都道出了茶的美妙与高洁，从而表达了自身品茶的快乐。传统音乐也是精神世界的一种投射，以音乐来传达自身的情绪和情感，也让听众了解这种情绪和情感，以达到精神上的共鸣。文人雅士描写传统音乐的诗句也是不少，如白居易“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琵琶行》以及岳飞“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小重山》等诗句都是将中国的传统音乐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从古至今，茶和传统音乐一样，都是情感表达、修身养性和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茶文化和传统音乐在精神世界具有共生性。
3传统音乐与茶文化的结合点
以茶品音
在现当代，茶文化和传统音乐越发相结合。例如，很多民族音乐的音乐馆设有品茶坊，让你在品茶的同时能够欣赏到优美的传统音乐。茶和音乐都是信息载体，当传统音乐表达的情绪和某一种茶传递出来的信息相一致时，听众便能够加深对音乐的认知，同时也更能体会创作者的情感。这种寓教于茶的传统音乐欣赏方式将茶文化和传统音乐结合到了一起，更加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以音说茶
越来越多的茶馆会出现传统音乐的表演，传统音乐作为背景音乐有利于品茶者的情绪渲染，也增添了不少高雅气氛。在很多大型优质的茶馆，不同的茶会选择不同的传统音乐。为了表现不同茶的不同风格，背景音乐也会有所不同。例如，铁观音甘甜品茶时可配洞箫和玉笛，普洱茶醇厚可搭配一般的戏曲，乌龙茶清幽一般配上古筝的《春江花月夜》。由此可见，因为茶的品种，品茶人的性情不同，传统音乐的搭配也随之改变。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不仅茶多种多样，传统音乐更是种类繁多。不同的茶搭配不一样的传统音乐，使得两者相互融合，让品茶人和品音人都能得到更完美的审美体验。
茶音相溶
从古代开始，就有说书人在茶馆说书，也谈琵琶者在酒楼卖唱。现当代，传统音乐与茶文化的结合更是紧密。不管是茶楼、茶馆还是茶社，传统音乐随处可见。琵琶二胡古筝各种音乐表演形式更是层出不穷，品茶者在品尝茶的同时，还能聆听优美且旋律动听的曲子，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忘却一切生活和工作的烦恼。由此可见，为了让茶艺活动表现得更加尽善尽美，让品茶者更加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和情调，传统音乐的加入变得更加重要和具有意义。
4结语
由此可见，茶文化和传统音乐都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远的历史和极其深刻的文化底蕴。茶文化与传统音乐有着很多的共通性，比如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两者传递出来的信息都能表达传递者的人生态度和感悟，都能陶冶人的情操等等。在现代社会，通过传统音乐在茶文化中的应用让更多的人了解茶文化了解传统音乐。在生活压力如此大的现代社会，茶文化和传统音乐的结合应用对于城市白领的减压和放松有着良好的效果，两者的结合更加能够促进传统文化在我国的流传和扩散，使人们更加了解茶文化了解传统音乐，从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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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庄严.音乐教育在茶文化中的融入与应用分析[J].福建茶叶.2016(2):193-194.
茶文化与茶室空间设计研究
摘要：
文章简单介绍了茶文化与茶室，针对茶文化与当代茶室空间设计的结合途径进行了分析，旨在为茶室设计与茶文化结合提供参考。
关键词：
茶文化;茶室;空间设计
俗话说“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由此可见“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茶叶大国，茶种类繁多，茶文化历史悠久，并且随着茶文化的发展，饮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饮茶自然需要场所，茶室、茶楼、茶馆以及茶亭等修建数量不断增多，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精神需求的不断增加，对茶室空间设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对我国现阶段的茶室空间设计现状进行分析，在设计风格方面过于平俗，并不能够充分的体现茶文化的文化性、趣味性。如何提高茶室空间设计水平已经成为困扰众多茶室设计人员的难题。因此，本文针对茶文化与当代茶室空间设计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茶文化与茶室简介
茶文化简介。关于茶的起源，各家众说纷纭，公元前200年的史书《尔雅》中记载了野生茶树，《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还有许多学者认为茶最早起源于秦汉时期等。随着人们对茶的认识与理解，经过大量的移植、繁殖与生产，形成了现如今的规模。茶文化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发乎神农，闻与鲁周公，兴与唐而盛于宋”，随着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的发展，茶文化才有了如今的程度，并且茶文化融合了道家、佛家以及儒家等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茶室简介。茶室始于我国唐代，盛唐时期茶文化盛行，文人雅士逐渐开始钟情于茶文化，并建造了独特的茶事，为中国茶礼、茶艺、茶道等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茶室设计中不断引入风景，为了防止出现室内风景冲突的问题，需要在保留茶文化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室内空间设计，营造独特的室内环境，以便于为茶客、友人提供休息、饮茶的场所，同时还能够从事文娱活动。
2茶文化与茶室空间设计的结合途径分析
空间设计。茶室空间设计应该包括服务台、展示厅、茶庭、水池、庭院、长廊、茶室、储物室以及大厅等等，为了防止在设计的过程中出现重复的问题，应该严格规范所有茶室的空间大小，既可以利用简单的空间布局对室内空间进行划分，营造一种清静、简单的氛围，也可以采用复杂的几何形体进行室内空间的划分，体现出室内空间的不稳定因素，对茶室整体空间进行协调与制约。同时，还可以根据饮茶者的爱好，对茶室空间进行划分，设置不同的功能区域，主要包括茶室、茶廊、茶亭以及茶庭等，以我国西南地区为例，当地人偏好露天饮茶，特别是在回廊、庭院中。
功能设计。在进行茶室设计时，应该根据茶室的不同功能分区进行相应的设计，主要包括品茗区、煮茶区、泡茶席。主要以泡茶席功能区设计为例，泡茶席也称之为茶席，是举办茶会以及茶室品茗的核心区域，泡茶席是提供奉茶、饮茶以及泡茶的场所，泡茶席设计时应该有供茶客就坐和泡茶的地方，在举办茶会时，如果客人围绕在茶桌边，品茗的茶杯可以放在桌子上，因此可以省略奉茶的环节;如果客人众多，则应该将茶座设计在距离泡茶席较远的位置，此时需要设计奉茶环节。现阶段，多功能茶室的休憩功能应该为客人提供席地而坐、卧或者躺的场所，例如，采用大炕床、地台或者榻榻米等，也可以将椅子改成坐墩、蒲团。茶桌是泡茶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为了方便移动，应该采用收纳方便、具有折叠功能的茶桌。为了实现泡茶的目的，泡茶席应该具备以下茶器：其一，主茶器，主茶器包括茶杯、盖置、壶垫、茶盅、茶碗、茶壶以及奉茶盘等;其二，储茶器，用于存放茶粉或者茶叶的器具，例如茶瓮、茶罐等;其三，备水器，用于弃置茶水、茶渣以及准备泡茶用水的设备或者茶器，例如水盂、水瓶以及煮水器等;其四，辅茶器，为了方便泡茶的辅助器具，例如计时器、茶拂、茶巾以及茶荷等。同时，还应该在泡茶席挂适当的字画，摆放适当的饰品、雕塑，熏点适当的香料等，为品茶之人营造宁静、沉静的氛围。
茶室交通设计。茶室交通应该根据茶室建筑户型进行设计，主要包括卫生间、水池、服务台、展览室、庭院、茶室、大厅以及入口等，现代茶室空间设计应该重视不同空间的结合，防止出现空间组合重复的问题，以此提高室内空间交通设计的独特性，更好的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例如，为了营造自然、现代感以及力度感，应该采用竹格栅进行顶棚设计，用于大厅、廊道顶部，还可以用竹子建造幕墙，营造茶室空间的现代感。在进行开敞式茶室空间设计时，应该重视与室外空间、环境的相结合，并增加自然因素和趣味性因素，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服务设计。现代茶室服务设计指的是各功能区的附属设施，主要包括储物室、员工室、经理室以及卫生间等，在进行上述服务设施设计时，应该避免出现茶室功能与服务功能相冲突的状况，同时还应该重视服务设计与茶室整体氛围的协调性与一致性，以此为茶客提供便利的服务，而不至于对茶室客人造成不良的影响。
照明设计。照明设计直接影响整个茶室的环境氛围，因此，在进行茶室照明设计时应该充分的考虑人工照明与自然光照，人工照明应该根据茶室的整体环境选择合适光源、颜色、尺寸的灯具，自然光照应该在茶室设计不同形状的采光口，通过门窗、侧面开洞等吸取自然光。照明设计中灯具设计至关重要，在进行灯具设计时应该选择与茶室整体设计风格相一致的灯具造型，并重视灯光颜色、发光方式的选择。现阶段，最常用的灯具形式包括台灯、地灯、壁灯、投光灯以及吊灯等，照明方式包括侧面投光、直接照明以及整体照明等。茶室内不同区域灯具的选择也不同，在大厅应该选择白炽灯进行漫射照明，尽可能的应用暖色光源;在服务台应该采用具有方向性的嵌入式筒灯，以此起到展示柜展示产品和服务台服务茶客的作用;在室外水池应该采用投光灯，将投光灯镶嵌在水池内壁，用透明玻璃将表面封住，在夜间灯光直接投射到水面;公共场合的指示灯，通常分为走廊道路指示灯、室内通路指示灯以及应急避难指示灯。指示灯应该选择固定的色彩，以此起到安全指示的作用。
装饰设计。在进行茶室空间设计时，为了营造独特的氛围，应该重视室内空间装饰设计，插花、挂画以及焚香等在茶室空间设计的应用非常广泛。具体表现为：其一，插花设计，插花是美化茶室环境的重要材料，同时还能够清静身心、回归自然，茶室插花包括禅茶花、文人茶花两种，禅茶花主要集中在日本茶室中，文人茶花多讲究自然，尽可能地避免出现对称现象，茶室的插花不一定有花，可以用枝条、叶子、果实等，但是禁止使用假花假草，现场插花也是茶室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布置茶室时也可以自己到林间寻花觅枝，这样既能够美化室内环境，又能够增加了回归自然的意境;其二，挂画，挂画是美化茶室的重要装饰品，在选择挂画时应该选择值得鉴赏或者表达心意的挂轴，例如，在重阳茶会上，可以悬挂墨菊图，这样能够增加茶会的趣味和意蕴;其三，焚香，茶道点香的气味不能含有杂气，在迎客时焚迎客香，客人在门口能够闻到清新、若有似无的气味，能够使茶席更加宁静、安详，如果让可燃鉴赏香具，则应该摆设与整个茶室风格相匹配的香具。
家具设计。现阶段，市场上的茶室家具风格主要包括现代主义风格、休闲式风格、田园风格、日式风格以及中式风格，在选择家具时应该选择和茶室风格相匹配的家具，茶室中的家具包括博古架、茶具、茶盘、茶沙发、茶凳、茶几等，家具的选择应该根据室内空间大小、茶人的喝茶习惯等选择。同时，家具材料选择也至关重要，不同材质进行搭配，能够为人们的视觉、审美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家具的材料种类众多，例如塑料家具、皮质家具、竹藤家具、钢材家具、木质家具以及玻璃家具等，根据茶室的整体风格选择相应的材料。例如，田园式风格，应该选择竹藤家具、木质家具等。
地面设计。茶室地面设计应该重视简素之美，木材具有生命力与亲和力，受到广大设计师和茶客的青睐，采用人工亚光木，不仅能够呈现材料的本色材质，还能够呈现随意、自然的形态，呈现一种洒脱、淡薄、自然的本色之美。茶室地面设计应该保证视野的开阔性，根据室内的环境氛围采用相应的地面材料，例如石材、砖材、木材、玻璃等，综合应用上述材料，进行别具匠心的拼贴，能够折射出茶人的特殊精神品质、生理以及心理需求。在进行地面形状设计时，可以采用变化、起伏、曲折以及蜿蜒等形状，给人一种韵律美、节奏感以及层次感。地台空间是抬高部分室内地面，突出的地面非常醒目，在造型上能够吸引人的目光，展现主人的性格，同时还能够开阔视野，愉悦茶人的心情。下沉空间是下沉室内地面，在茶室内分割出一个富有变化、界限明确的空间环境，给人以宁静感隐蔽感以及新奇感，特别是在繁华的都市环境，下沉空间能够放松人的神经，给人以轻松、愉悦的感受，这种回归自然、恬静、休闲的地面形式，受到越来越多都市人的青睐。
3结束语
总而言之，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茶室作为体现、传播以及传承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进行茶室空间设计时，应该充分的将茶文化融入到茶室空间设计中，为茶客营造充满茶文化的茶室氛围。因此，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应该合理的运用茶文化，创造宁静、恬淡的环境，让人们在吃茶、品茶的过程中领悟与体会到传统茶文化，借助茶室空间所独具的灵魂，放松精神，在喧嚣的现代城市中，实现内心的平静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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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文化史论文题目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秦代：统一六国，施行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修筑长城、北击匈奴，统一南疆，修筑灵渠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渐削弱藩国，统一岭南、西南，收复河西走廊，打击匈奴，经营西域，使北方少数民族内附三国魏晋：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形式表现为：①民族迁徙：魏晋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 ②联合斗争：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十六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北方经济破坏严重，人民生活困苦，迫使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从而使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③友好交往：魏晋以来，我国北方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在和平的环境中，各族人民交往频繁，使民族融合步伐加快，（即使在战乱期间这种交往也始终没有间断） ④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促进民族大融合。 *特点：时间长 民族多 范围广孝文帝改革写的不全，相关的lz可以去搜索民族融合方面的资料。具体来写的话，可以这样一、简单谈谈学习这部分内容的感受，就是你对书本上这块内容的理解和感悟二、选取历史上的某一段时期或者某一个事件，应用你学到的知识进行分析举上面民族融合的例子，比如说，孝文帝改革叙述改革的背景、内容、影响，最好不要照抄，用自己的话润色下。然后进行分析，1.易服装：鲜卑贵族一律改穿汉装。 2.讲汉语：孝文帝宣布以汉语为“正音”, 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3.改汉姓：定门第等级。孝文帝下诏，将鲜卑人原有的姓氏改为汉姓。他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贵族的门第高下，并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 以上三个都是为了减少民族差异、民族隔阂，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虽已日趋缓和，但由于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北魏官方必须学习汉人的制度典章，缓和各种矛盾（只是给个思路，lz可以自己发挥）4.通婚姻：孝文帝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通过这种政治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联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5.改籍贯：凡已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目的：进一步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促进鲜卑族贵族积极接受汉族文化。作用：促进了鲜卑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争取到汉族地主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政权向汉族王朝统治模式转化。 孝文帝还主张同汉族通婚是为了拉拢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他自己率先娶汉族大姓卢、崔、郑、王4家的女儿为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大姓，还为自己的6个弟弟都娶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这种姻亲关系，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壮大了北魏的统治力量。而且，血统的交融，加速了鲜卑的汉化。改籍贯迁居洛阳的鲜卑人，籍贯不得再称「代人」，须改称「河南洛阳人」，且死葬洛阳，不得回到北方落地归根，又「太和十九年……诏迁都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於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这样一来便可绝代人故土之恋；反之，若不如此，鲜卑终无法成为中原士族。 三：最后谈谈学习感受，展望未来，对今天的启示什么的，完事个人感觉这样的论文不会太正规，千万不要泛泛而谈这么多朝代的历史，一定要找一个点来写，以上是思路，lz可以借鉴参考，也可以自己发挥追问看不懂- -ishizuoye。要求就是写隋唐之前历史小论文不含隋唐。然后没了。求助啊大神!
儒家文化对隋唐的影响研究论文
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从精神方面来讲： 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泰勒博士对以孔孟的儒家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给予了中肯二恰当的评价。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屏保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c从经济管理方面来看：正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临近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却正在悄悄进行着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崛起，而他们全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运用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指导自己的工业建设。这一实例证明，启示人们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现代新儒家学”的概念。这说明儒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精神文明，而且可以用来搞工业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人类物质文明。人与自然：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提倡一种普遍的和谐。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重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能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也将更加美丽，我们人类也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浅析儒家“慎独本义及其现实意义“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该概念本义的解读学界始终未有定论。从“慎独”传统解读和本义入手厘清其含义，认为“慎独”意在强调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专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慎独”在当今社会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意义。何为“慎独” 。“慎独”源于儒家的《大学》、《中庸》。《大学》有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此之谓 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舍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 于 中，形 于外，故君 子必 慎其 独也。”《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 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东汉郑玄的解说中最早提出“慎独”一词，他说：“小人闲居而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不见，听之无声，犹戒惧恐怖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也。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必肆尽其情也，若有觇听之者，是以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由此可见，郑玄的所谓“慎独”就是指一个人在独居、独处时，在其行为不为他人所见所闻之处，也要时刻做到谨慎遵守道德规范。郑玄之说与刘向在《说苑 •敬慎》中的说法相似，之后北齐刘昼的《刘子 •慎独》、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关于“慎独”的解读实际上都继承了郑玄对于“慎独” 的阐说。而这其中朱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郑玄的说法，但他的解读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慎独”的传统理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 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 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 …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舍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舍其恶而卒不可舍，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在《中庸章句》中，朱熹又注：“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 ，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 ，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 ，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通过对朱熹的章句集注以及其他文字的研习，我们不难看出朱熹除了沿袭自郑玄以来的传统看法，即认为“慎独”就是在独处时更要谨慎戒惧，在人所不知不闻之地加紧个人道德养成，不可自欺，要在个人修养上实当用力之外，还将“独”的内涵扩大了。例如，朱熹强调“‘慎独’之‘独’，亦非特在幽隐人所不见处。只他人所不知，虽在众中，便是独也”。朱熹还说“这独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解读较之郑玄的进步之处在于使“独”包含了精神性与内在性的意义。在郑玄看来，“慎独”之“独”只是空间上的独处，是别人无法干预的地方。而朱熹理解的“慎独”之“独”除了上述之义外，还指一种内心 意念 刚刚萌发而众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由此可 以说，朱熹把“独”从个人独居的空间推致到了一个虽在众人中但缺乏外界舆论监督与压力 的空间。这是对于“独”的理解上的深化。上述从郑玄到朱熹的关于“慎独”之义的传统解读，着力都在于强调“慎独”的实质是要慎重对待他人不知的隐蔽处之所作所为，努力地做到不欺暗室、不愧屋漏。随着2O世纪 7O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及 20世纪 90年代郭店楚简《五行》篇的出土，学界在对简帛文献进行整理和解读的过程中，看到了与传统解读不同的“慎独”，由此对于“慎独”本义的讨论重新拉开了序幕。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在其《“慎独”本义新证》一文中认为，庞朴先生《帛书五行篇校注》一书第 52到 54页的内容说明“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与《礼记 •礼器》篇、《苟子 •不苟》篇说同，而与《礼记 •中庸》、《大学》篇迥异。”并提出，“‘慎独’就是不重外表，只重内心”[3]52。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梁涛先生通过对简帛《五行》篇原文和传文的解读与分析，认为该篇讲仁、义、礼、智、圣五行“……是形成于内心的，但它还有‘多’的嫌疑，还没有真正统一于心” ，所以，《五行》中的“慎独”实际是指内心的专注、专一，指内心专注于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状态。在梁涛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学》中的两个“慎独”，前一个是指“诚其意”，后一个强调只有“诚于中”，才可能做到“形于外”，由此可见“慎独”必须落实在“诚于中”上，这实际还是要“诚其意”，而《中庸》中的“慎其独”则从道人手，君子“慎其独”所需要戒慎的就是那个“不可须臾离也”的道，要时时保持内心的诚，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是一个意思。通过三者的对比分析，可以说三个“慎独”都是“诚其意”，强调要端正内心的意念，从本原上杜绝一切不善行为的出现，这些无一不在突出儒家“内省”的工夫。所以，《大学》《中庸》以及《五行》的“慎独”的本义均是指内心对于儒家涵含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完满人格的专一，指内在的精神状态。郑玄和朱熹的错误在于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仅仅理解为“慎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把精神专一理解为独居、独处，因而造成整个意义发生改变。通过对“慎独”本义的追根溯源，以及对其传统解读的辨析，我们看到了儒家一贯的对于内省的重视，对于修己工夫的强调。那么，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人，在理解了“慎独”的本义后，我们该如何联系时代联系自身，深刻而又发展地理解它运用它呢?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违背本义，也不必完全抛离传统解读。我们首先要确定这是一种强调内心对于道德境界和人生修养目的专一专注的功夫(本义强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合一状态的专注)，是对内心的关照，它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于传统解说中汲取其合理的因素，那就是把“慎独”的形上意义下达到形下层面。每一个人都有独居、独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慎独”传统解读中对于闲居时道德自制力的强调。这样才能将“慎独”更好地融人到当今社会，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个儒家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慎独”的现实意义。现在对于“慎独”的现实意义的分析大多是基于传统解读进行的。原因就在于《五行》篇中关于“慎独”的解释和郑玄、朱熹等人对于“慎独”的传统理解相比，在实践意义上缺乏可操作性。《五行》篇中将“慎独”归结为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专一与专注，进而统摄诸德而不失于性道之本质。这是具有形上意味的归结，在寻常百姓看来，这种说法不好理解难以践行，缺乏实践上的动力。而郑玄与朱熹的解读，强调闲居时要和有人监督时的行为相一致，这是将“慎独”下达到日用伦常层面后的一种道德自律，这样“慎独”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变为一般人修德修身时的途径，而不只是君子实现其圣人理想人格的专有门径。这显然比本义更能让世人接受，同时，在实践方面更具有效性。那么，能不能将本义与传统解说结合起来指导我们的道德修养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本义中内心对于儒家仁、义、礼、智、圣这一君子人格德行的专一，改造成对于现实中的完善人格与高尚的道德标准的专一与专注，以此形成一个牢固的内心信念，然后在这个诚于中的内心信念的统摄与驱动下，更好地形于外，这样我们就会不断修正自己在大庭广众下的显性行为，也会更为注重和调整独处时候的隐性行为。这样一来，“慎独”就会成为一种随时随地都伴随我们的道德自觉和自律，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德修养方法，有助于修身正心。培养“慎独”能力，实践慎独的修养方法，可以锻炼和加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控制力，使道德修养成为自我的内在要求，从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此外，我们还应做到慎独而不唯“独”，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有无人知晓，有无人监督时都同样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绝不因为无人知晓而肆意妄为，也不能因为有人知晓而做表面文章，要时刻专注于内心信念。对于当今这样一个已经存在道德失范问题的社会而言，“慎独”的修养方法更凸显其必要性。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自觉地做到“慎独”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与道德意识才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至少会减少坏人坏事的出现。这一点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 ’，不做任何坏事。”虽然刘少奇同志讲的是共产党员，其实这对于每一个平常百姓的意义与影响是一样的。当我们心中已经拥有一个诚其意、毋自欺而诚于中的道德理念，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到内外如一如是而行，做到时时处处符合道德要求。此外，朱熹把“独”从独居扩展到大众空间，对于当今社会更具现实意义。比较古今社会的外部压力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要完全摆脱舆论压力，只会出现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处时。而当今社会，由于人员流动性加大，我们很多时候都身处“陌生人社会”，没有熟人，也就缺少一种舆论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养成肆意胡为的习惯，认为反正做了不该做的说了不该说的也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监督我。由此可见，“陌生人社会”虽在众人之中实际也是独，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慎独”功夫，注重内心一念发动时别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绝不放松道德修养工夫通过“慎独”，我们要养成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凭借自己的内心信念，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依靠理性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行动。“慎独”，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与重要思想，是一种修养工夫，是一种自律品质。通过对“慎独”本义与传统解说的厘清，通过对“慎独”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实践意义的分析，我们看到“慎独”永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现实意义。
儒首先要连接儒家文化。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仁爱"思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值春秋末年，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风雨飘摇，"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颜渊》），想女娲补天，又不合时宜。孔子不是没看到这一点，当他的行"仁"主张处处碰壁，便不断发出怨叹"时也，命也"。他既是从仁，又是从命，始终不能摆脱这一世界观上的矛盾。尽管孔子常叹自己时乖命蹇，他的植根于宗法关系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这种仁学思想被发挥到极至，就是孔子提倡的"志士仁人"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那个高尚的"仁"，人们可以用性命去换取，能说不到了极至吗？诚然，孔子仁学思想中的"亲亲爱爱"或"泛爱众"表现了对人的同情、尊重、关心和爱护，无疑是对当时奴隶获得解放和人的价值得到提高的愿望所进行的合理概括。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乃至凝聚于今天的家庭关系，从而使炎黄子孙不忘骨肉亲情。全面地看，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学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那种将"礼"与后世所谓"礼教"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于后世的"名教"、"名分"乃至"三纲五常"，则是后儒片面强调礼，将礼绝对化的产物，与孔子礼的主张已经有所区别。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第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对政治的清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长期以来，在仁学精神的培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如修养完善自身道德，持守"为政以德"；为政顺应民心，与民同忧共乐；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养民。事实证明，仁风昌行时期，总是政治相对清明，官吏相对清廉；暴行大作之时，往往贪敛之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孟子》记告子之言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可见，仁突出了人的内在因素即思想观念的特征，是人的真善美道德属性的表达。有仁的思想品质，才会有义的行为，故曰"仁者，义之本也"，正义的行为准则是与仁相伴的。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是从维护奴隶制出发，但这个思想重视对人的作用超过了对天神的崇拜。他处的那个时代正在向封建社会过渡，不能不说，时代的进步在他的身上是有反映的，否则他便说不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主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仁学思想以人为本，和他的以维护奴隶制为本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这种矛盾的思想体系虽矛盾亦难能可贵。他的"言仁必及人"、"爱仁能人"的仁学思想是既难得又照鉴后人。如果这种思想只是取悦帝王，是不会这么受人欢迎的、并在民间找到他的市场。应该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具有矛盾性，但更具有较强的实践理性。孔子是主张理论的实践性的，他常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为要"推己及人"，使众多的君子在实践中具有"仁"的自觉，孔子非常强调理性自觉和主观能动作用，进而把为"仁"联系到求"知"。在认识论方面孔子径向理性主义发展，在政治上，孔子虽然是个倾向于守旧的唯心主义者，但他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具有理论贡献的创新，并以其扎根于宗法关系的伦理道德内容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我们不能不看到，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却是前后矛盾的。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并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子《宪问》）作为贵族出身的孔子，由于阶级的偏见，他把"仁"看成是先天的道德属性，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仁"，小人就绝对不行。这样，"仁"就成为"天赋的道德"，就主张只好用人主观意识修养来补救。忘了指出的是，当仁在仁学里进一步发挥时，仁就是指奴隶社会的道德准则，是奴隶主对自己阶级意识的一种自觉。因此仁学思想再光焰，也同时留下了巨大的历史晷影。另外：对于世界，把朝鲜越南日本琉球以及东南亚等野蛮半野蛮的未开化地区，改造称为文明发达的地区。现在日本韩国都是发达国家活半发达国家。
唐初儒家思想在唐太宗的推行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唐代社会也随之发展繁荣起来.但是儒家思想和唐太宗的精神却并未能在其之后的唐代帝王中得到很好的贯彻,随着儒家思想在唐代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唐朝的衰落和灭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