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对现代教学的影响研究论文

在我国古代，蒙学读物以其“浅俗易懂与韵律和谐”的特点深受古代儿童的喜爱，蒙学读物具有“道德启蒙性、实用工具性、内容丰富性”的意义，在古代蒙童的学习中它同时起到了优秀的教育效果。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大部分儿童依旧喜欢从大人那里获取生活中最质朴的道理，并以此为依据面对生活中的小问题；依旧喜欢历史故事与古代的英雄事迹，听结果编故事；依然对文字游戏乐此不疲，包括对对子写诗歌。这些内容在传统经典蒙学教材中都有所体现，学习这些能够让儿童学会语文“知识”，锻炼语文“能力”，进而形成自身发展所必备的语文素养。程颢“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学之法，以豫为先”。培养学生品德素质我国传统的蒙学则通过各类方式对孩子进行细致的道德教育，崔学古《幼训》中的“敬书”就要求“儿童读圣贤书，不知敬重，每至墨污纸损，糜烂不堪，皆师之过也。……凡揭书，以右手大指，侧衬书左边尖角抬起，以食指捻之，毋以指爪乱撮，毋以唾粘。”以养成孩子珍惜书本的习惯。吕坤《社学要略》中阐述 “童子每日早起，向父母前一揖，问曰:‘今夜安否?’早饭午饭回家，见父母，揖，问曰:‘父母饮食多少?’晚上看父母卧处，待父母睡毕而后退。父母怒骂，跪而低头，不许劲声强辩。…，’此虽人子末节，小年先须日习。”以教育孩子要尊敬父母。

蒙学,泛指古代启蒙教育。古代蒙学教材以其丰富的知识内涵、朗朗上口的语言形式、事理并举的育人方法,在历史上流传久远,深入人心。相比儒家正统经典,蒙学读物更直接、更具体、更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重温古代蒙学经典,对于当今青少年积累文化、启迪智慧、规范言行及培养良好人格大有裨益。蒙学经典是指中国古代、近代对儿童进行识字、人伦文化为主的人生启蒙教育的文化著作。蒙学经典的主要文体形式是诗歌，其文化内容主要包括仁爱孝心、学习进取、世界构成、历史变迁、处世哲学、人生智慧等方面。其文化价值丰富多样。传统文化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误读，对蒙学经典中儒家“礼让、孝悌、仁义、诚信、中庸”等核心概念和部分文句进行重新解析十分必要。

在我国古代,蒙学读物以其“浅俗易懂与韵律和谐”的特点深受古代儿童的喜爱,蒙学读物具有“道德启蒙性、实用工具性、内容丰富性”的意义,在古代蒙童的学习中它同时起到了优秀的教育效果.笔者尝试将传统蒙学中有益的经验同现代的语文课程理念结合起来,探讨我国传统蒙学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迪与借鉴.蒙学是指“对于那些处于幼稚、蒙昧状态的蒙童进行的教育”,通俗说法就是古代的启蒙教育,教育对象主要为8-15岁的儿童.教学内容以“读、写、算、道德启蒙”为主,语文教育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含概了“识字教育、读写训练、作文训练”.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完善,蒙学以其“齐整押韵的语句、丰富多彩的内容”达到教育孩童的目的,其思想内容则是通过要求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各项规定养成习惯并贯彻为人的始终,最终达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的功效.在今天,如何运用优秀蒙学读物丰富现代语文教育的舞台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有效运用一些公认的经典蒙学读物让学生进行辅助学习并形成体系能够起到较好的教育效果.例如：孩子在幼儿园学习阶段就可以安排学生阅读《三字经》《弟子规》等,这些优秀的蒙学读物不仅语言朴实优美而且通俗易懂,孩子在幼儿园可以进行机械记忆与理解记忆共行,这样孩子就能够通过浅显的语言感受到“优美的文学形式、感人的传统美德、流传至今的名人名言”.古人云：“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所以只有让孩子拥有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并具有一定的文化文言基础才能够为下一步骤的阅读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大人那里获取生活中最质朴的道理,并以此为依据面对生活中的小问题；依旧喜欢历史故事与古代的英雄事迹,听结果编故事；依然对文字游戏乐此不疲,包括对对子写诗歌.这些内容在传统经典蒙学教材中都有所体现,学习这些能够让儿童学会语文“知识”,锻炼语文“能力”,进而形成自身发展所必备的语文素养.程颢“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学之法,以豫为先”.所谓“豫”就是说要尽早进行准备.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在幼儿园(孩童幼时)让其学习经典蒙学教材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会思考、专心读书等),从而能够形成良好的学习效果.家长与教师应合理通过传统经典蒙学教材带领孩童去尊重祖国语言,学习并关心古代优秀文化,从启蒙教材开始让孩童积累词汇培养其阅读习惯,让孩童逐渐喜欢古诗文,从而陶冶孩童话形成美好的情操,有效提升学生语文素养.二、我国传统蒙学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迪与借鉴二——培养学生品德素质自古以来,道德都被教育家认为是人类学习和教育的最高目的.然而对于现在的孩子,他们的知识较丰富且大多考试很拿手,可是却越来越缺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所应具有的良好道德品质,在学习上很多孩子根本不爱惜书本,书本上被随便涂改,有时还在爱国诗人的脸上加上了几撇大胡子,伟大的圣人头上戴上奇特的帽子等等,在生活中他们是父母的小祖宗,一有不如意就大嚷大闹.我国传统的蒙学则通过各类方式对孩子进行细致的道德教育,崔学古《幼训》中的“敬书”就要求“儿童读圣贤书,不知敬重,每至墨污纸损,糜烂不堪,皆师之过也.……凡揭书,以右手大指,侧衬书左边尖角抬起,以食指捻之,毋以指爪乱撮,毋以唾粘.”以养成孩子珍惜书本的习惯.学校所开设的每门学科都兼顾着德育的任务,语文作为基础学科更具有德育的功能,加之文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思想性,所以更能够有效的表情达意,这些优势条件决定着语文学科在教学的同时担负着最为重要的德育任务.且道德的提升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声情并茂的为孩童讲解课文时,德育就会在语文中渗透,孩童也会被“润物细无声”的感染.“苏轼生十年,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在教学中教师情感的变动直接传染给孩童,当教师用“愉悦、沉痛、悲戚、低徊缠绵、慷慨激昂”的情感阅读时孩童的心情也将伴随教师的声音起伏.教师通过赞美“真、善、美”的典型,鄙视“虚伪、丑恶”的形象,孩童也随之会形成善恶美丑的概念.语文不仅仅是让孩童来学习母语,更是一扇让孩童通过学习来“了解社会、感悟人生、反思自我”的窗口.这就是语文在德育教育中潜移默化学生品德素质的优势.一、我国传统蒙学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迪与借鉴一——提升学生语文素养“语文素养”是“以语文能力为核心,包括语文知识、语言积累、思想情感、思维品质、审美情趣、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融合”.在我国现行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提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就要求学生“能力”向“素养”的直接转变.研究认为所谓学生的“语文素养”依据其年龄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根据学生掌握语文知识的需要,包括“汉字音形义的知识、基本的语法知识、修辞知识、基本阅读知识、写作方法知识”五个方面,只有积累了丰富的语言知识才能为形成语文素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学生应具有良好的学习语文的习惯,通过“勤查工具书,专心读书,思考提问”等形成熟练的语言技能,包括“掌握常见的语言表达方式、运用常用的思维方式、具备收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三个方面,在生活学习中能够有效根据有关的语言材料,按照不同的交际场合,适当地使用语言从而形成良好的语感.最后,学生应该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让学生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吸收民族的文化智慧,培养其具备高雅的言谈举止,进行文明地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际.传统经典蒙学教材中具有大量优秀的学习方法与要求是值得家长与教师借鉴的.传统蒙学教材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是适应古代孩童的心理发展要求的,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大部分儿童的心理发展变化的需求并不大,依旧喜欢

传统蒙学对教育的影响研究论文

蒙学·对蒙学的断代研究

近年来，对蒙学的断代研究越来越多。如熊承涤写了《明代的蒙学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91年第11期)，徐勇写了《元代的蒙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3年增刊)，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列了专节，深入研究了“宋元的蒙学”，高时良著的《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列了专节，深入研究了“清代的蒙学”。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第七章第四节“宋元的蒙学”是这样概括的：宋元蒙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最突出的有以下三点：第一，强调严格要求，打好基础。蒙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在这个阶段严格要求，打好基础，对于儿童日后的发展将会长期起作用。因此，宋元蒙学教育十分强调对儿童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例如，在生活礼节方面，要求儿童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堂室必洁等。在学习方面，要求儿童读书必须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且要熟读成诵;写字必须“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而且尤为重视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如要求：“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等。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一经形成，不仅有利于儿童的成长，而且还会使他们终身受益。第二，重视用《须知》、《学则》的形式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蒙学阶段的儿童可塑性大，为了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宋元时期的教育家制定了各种形式的《须知》、《学则》等，以此作为规范儿童行为的准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等都作了详密的条文式规定。程端蒙、董铢的《学则》，也对儿童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虽不免繁琐，且有压抑儿童个性发展的缺陷，但使儿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对于培养他们的行为习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三，注意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蒙学阶段的儿童活泼好动，宋代教育家已经注意到儿童的这个特点，积极引导，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程颐曾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朱熹亦主张用历史故事、道德诗歌来教育儿童，并开展“咏歌舞蹈”等文娱活动，以引起他们的乐趣，增加他们学习的自觉性，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境界，在他为儿童编写的教材《小学》中，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他在书中辑录了“古圣先贤”不少格言、故事、训诫诗等，以此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同时，他们又根据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弱的特点，强调对学习内容要熟读牢记。这些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李国钧教授的博士生池小芳于1993年5月写出了《明代小学教育研究》的博士论文，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好评，后被授予博士学位。这部博士论文有20多万字，对明代蒙学的发展、明代蒙学的职能、明代蒙学的课程、教材、教法、教师、学生及明代蒙学的管理等问题都作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历史考察。可以说这部博士论文是对明代蒙学作了全方位的专门研究。池小芳认为明代蒙学教育实践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作为初等教育机构的蒙学以超越以往各朝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基于对蒙学教育理论的探讨，明代在蒙学教育方面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小学学规。这些学规不仅在当时对明代蒙学教育实践起过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清代的蒙学乃至近代的小学教育均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明代的蒙学教育实践形式多种多样，有社学、义学、义塾、社塾、小学、乡校、武塾、家塾及蒙学性质的书院等。明代蒙学发展主要受政治、经济、学术、蒙学教育自身等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明中央 *** 的蒙学教育政策对明代蒙学的发展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而各级官员对蒙学教育的重视与否亦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蒙学的兴衰。在经济方面，影响农耕、蒙学学校经费的有无、地方经济的衰退等都影响到蒙学学校的兴建;而家贫不能上学，对明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亦相当不利。在学术方面，其影响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通过一些作为学者的官员兴办蒙学而贯彻自己的学术思想，从而促进了蒙学教育的发展;二是深化了蒙学教育思想理论的探讨，从而对指导明代蒙学教育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蒙学教育自身的因素方面，蒙学教育目标上的偏差，科举制及蒙学教师素质等都对蒙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代蒙学一是作为蒙养的机构，这一点决定了明代蒙学教育的蒙养职能。具体表现为：一是强调儿童的道德品格培养，注重行为方式的训练，倡导知识技能培养，注重教育的实用性。二是作为社会教化的直接承担者，这一点决定了明代蒙学教育的社会教化职能。具体表现为：明王朝的蒙学教育政策将社会教化作为蒙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 明代蒙学教育对象的平民化对社会教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蒙学教育本身亦兼作社会教育场所而直接面对社会。三是作为官学的补充。明代蒙学之作为府州县学的补充，乃是因为它具有基础教育的性质，而不是因为它是明代学制的一个必然的连续的组成部分。明代蒙学的课程编制在整体上是较为灵活的，不同的教育家对蒙学课程的设计是不完全相同的。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在课程中心内容上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化倾向，二是在科目设置上体现了多样化的特征。明代蒙学教材的基本类型有两种：其一是行为方式训练或道德规范学习类。包括由朱子《小学》发展而来的教本，由《孝经》、《家礼》等构成的教本，由圣喻等构成的教本。其二是知识技能教育类，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九章算术》、名人法帖、《律诗训》、《对类》等。教材选用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采自前人蒙学成书;二是采用时人著作或 *** 法令条文;三是自编教材。明代蒙学教育的组织形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即类复式教学、分堂教学、社学大馆与小馆复合教学。在日课程安排上，大体上按早、中、晚顺序排课，各教学时间单位内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各科目的具体教学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在授书课教学上，一是要求教学分量上给予限定并留有余地;二是要求深度上循序渐进、逐渐加深;三是要求讲背结合。在习礼课教学上，采用直观教学和审察指导的方式。在诗歌课教学上，主要采用轮班歌诗、倡和及诵诗歌诗相结合三种方式。在习算课上主要有设堂教习和讲习两种方式。书法课以临摹书法家法帖练习为主。明代蒙学教师基本上由国子监生、儒学生员、儒士及闲居退职官员等构成。充任教师的条件除通常的品德与才学方面的要求外，还要求教师要掌握一定的教育技能。教师的选派方式有由提学官或地方官员聘任、乡民推举、自己求任等方式。其中在由 *** 官员聘任方面，又有对教师先行考核再聘任及先行培训再派任两种方式。明代蒙学学校教师结构一般为一校一师，这种分布对蒙学教学方式、课程编制和教材选用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教师的待遇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即免除杂泛差徭、取纳束脩和承种官田或取给社学田。其中免除杂泛差徭为纯粹的官方给予的待遇。明代蒙学在招生条件上，对学生年龄、智力、出身、外貌、品德等方面均有具体的规定，但不同的蒙学在具体要求上是不同的。如在年龄方面，有8—14岁、8—15岁、6—20岁等的差异，招生的范围包括民间各类儿童、本族子弟、特殊身份子弟、市民子弟、军籍子弟、胥吏、土官、土著子弟等。在蒙学学生待遇方面，不同的蒙学情形有所不同。就有些蒙学学生能享受一定的待遇而言，其主要形式便是免交束脩。在学生出路方面，蒙学的优等生一般可以升入儒学。但对这一点，明 *** 并未作统一的规定。不过在明代，也出现了要求以儒学生源限于社学一途的主张，这一主张将社学作为儒学，从而使社学、府州县学、太学三者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链条当中，而使代表蒙学教育的社学成为太学府州县学之学校教育的一个必然的、连续的组成部分，对传统学校教育体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明代蒙学的学期基本上有三个月、八个月、一年的划分方法。对学生的管理一般表现为行为管理与学业管理两方面。学生行为管理包括设立功过簿、父老轮坐左右塾督导诸生、师友相劝、挞罚等。在学业管理上，学业考试是其中的重要形式，这种考试往往由督学或地方官员举行。明代蒙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田收入、租赁店房或收取市税等。其中租赁房店或收取市税表明了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对蒙学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影响的。明代蒙学对教师的管理基本上是由提学官或地方 *** 官员实施的，其中主要是对蒙学教师的职责范围进行限定以及对蒙学教师的品德与业绩进行考核。在明代的蒙学教育实践中，有一个现象是特别应予注意的，这就是在儿童入学问题上采取强制性措施。弘治十七年(1504)令府州县建社学，“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送入读书” (《大明会典》卷七十八)，代表了最高统治者对蒙学教育的看法。由于中国过去皇帝的圣旨具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威，故弘治十七年的这一令谕可以说是从法律上对蒙学儿童入学进行了规定。至少在儿童入学上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强迫性的。 “义务教育”又称“强迫教育”，是指国家根据法律规定，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所实施的强迫教育。在西方最早涉及“义务教育”思想的是德国的马丁·路德 (1483—1546)，他在《谴送子女求学的责任》(写于1530年)一文中说道：“我认为，市政当局有责任强制人民送其子女上学。毫无疑问，确保上述官职和其他职务后继有人，使传教士、法学家、书记、牧师、医生、教师等人不至于中断，是当局者的责任。因为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人。”(《外国教育史》上册第35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而最早实施此种教育的是德国的魏玛邦国。1619年魏玛邦在颁布的教育法令中，明确规定儿童八岁时必须入学，并要牧师和儿童父母将八岁的儿童名单送交 *** 。如果家长违反此法，就要由 *** 强迫其履行此一义务。如果说“义务教育”是如上所述的这种教育，那么在中国，这种教育思想的出现并得到实施的时间，至少可以推溯到明代。《明史·杨继宗传》载：成化初，杨继宗任嘉兴府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又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魏校在广东兴建社学，亦倡此议：“父兄如有故违，不送子弟入社学者，提问坐罪。” ( 《庄渠遗书》卷九《谕民文》)杨继宗、魏校等作为一个 *** 对学校教育的管理者，要求父母履行送子女入学的义务，恰恰合乎路德对“强迫教育”主张的基本精神。同时，其所颁布的一些命令虽不是国家法律，但却是可以称为“地方法规”的。池小芳的博士论文通过同西方义务教育发展的比较，认为在明代蒙学教育实践中所出现的强迫入学实为义务教育的最早形式。通过对近代三次学制改革与三次政治和教育运动的比较，池小芳指出明代蒙学教育实践对近代大、中、小学三级学校体系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认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形成，总是奠定于它自身发展的传统之上，而教育改革之取得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传统教育为它提供了多少文化心理上的准备。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明代蒙学在课程、教材、教法、管理等方面都为后代提供了相当多的有益经验，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蒙学的断代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对古代的重要朝代都像池小芳这样作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那么我们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其内容就将会更充实，我们便有条件对蒙学发展的历史作出更深刻、更科学、更真实的研究和总结。

封建时代的教育的是忠臣孝子!现代教育的是怪物!

在我国古代，蒙学读物以其“浅俗易懂与韵律和谐”的特点深受古代儿童的喜爱，蒙学读物具有“道德启蒙性、实用工具性、内容丰富性”的意义，在古代蒙童的学习中它同时起到了优秀的教育效果。笔者尝试将传统蒙学中有益的经验同现代的语文课程理念结合起来，探讨我国传统蒙学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迪与借鉴。蒙学是指“对于那些处于幼稚、蒙昧状态的蒙童进行的教育”，通俗说法就是古代的启蒙教育，教育对象主要为8-15岁的儿童。教学内容以“读、写、算、道德启蒙”为主，语文教育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含概了“识字教育、读写训练、作文训练”。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完善，蒙学以其“齐整押韵的语句、丰富多彩的内容”达到教育孩童的目的，其思想内容则是通过要求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各项规定养成习惯并贯彻为人的始终，最终达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的功效。在今天，如何运用优秀蒙学读物丰富现代语文教育的舞台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有效运用一些公认的经典蒙学读物让学生进行辅助学习并形成体系能够起到较好的教育效果。例如：孩子在幼儿园学习阶段就可以安排学生阅读《三字经》《弟子规》等，这些优秀的蒙学读物不仅语言朴实优美而且通俗易懂，孩子在幼儿园可以进行机械记忆与理解记忆共行，这样孩子就能够通过浅显的语言感受到“优美的文学形式、感人的传统美德、流传至今的名人名言”。古人云：“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所以只有让孩子拥有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并具有一定的文化文言基础才能够为下一步骤的阅读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大人那里获取生活中最质朴的道理，并以此为依据面对生活中的小问题；依旧喜欢历史故事与古代的英雄事迹，听结果编故事；依然对文字游戏乐此不疲，包括对对子写诗歌。这些内容在传统经典蒙学教材中都有所体现，学习这些能够让儿童学会语文“知识”，锻炼语文“能力”，进而形成自身发展所必备的语文素养。程颢“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学之法，以豫为先”。所谓“豫”就是说要尽早进行准备。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在幼儿园(孩童幼时)让其学习经典蒙学教材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会思考、专心读书等)，从而能够形成良好的学习效果。家长与教师应合理通过传统经典蒙学教材带领孩童去尊重祖国语言，学习并关心古代优秀文化，从启蒙教材开始让孩童积累词汇培养其阅读习惯，让孩童逐渐喜欢古诗文，从而陶冶孩童话形成美好的情操，有效提升学生语文素养。二、我国传统蒙学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迪与借鉴二——培养学生品德素质自古以来，道德都被教育家认为是人类学习和教育的最高目的。然而对于现在的孩子，他们的知识较丰富且大多考试很拿手，可是却越来越缺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所应具有的良好道德品质，在学习上很多孩子根本不爱惜书本，书本上被随便涂改，有时还在爱国诗人的脸上加上了几撇大胡子，伟大的圣人头上戴上奇特的帽子等等，在生活中他们是父母的小祖宗，一有不如意就大嚷大闹。我国传统的蒙学则通过各类方式对孩子进行细致的道德教育，崔学古《幼训》中的“敬书”就要求“儿童读圣贤书，不知敬重，每至墨污纸损，糜烂不堪，皆师之过也。……凡揭书，以右手大指，侧衬书左边尖角抬起，以食指捻之，毋以指爪乱撮，毋以唾粘。”以养成孩子珍惜书本的习惯。学校所开设的每门学科都兼顾着德育的任务，语文作为基础学科更具有德育的功能，加之文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思想性，所以更能够有效的表情达意，这些优势条件决定着语文学科在教学的同时担负着最为重要的德育任务。且道德的提升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声情并茂的为孩童讲解课文时，德育就会在语文中渗透，孩童也会被“润物细无声”的感染。“苏轼生十年，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在教学中教师情感的变动直接传染给孩童，当教师用“愉悦、沉痛、悲戚、低徊缠绵、慷慨激昂”的情感阅读时孩童的心情也将伴随教师的声音起伏。教师通过赞美“真、善、美”的典型，鄙视“虚伪、丑恶”的形象，孩童也随之会形成善恶美丑的概念。语文不仅仅是让孩童来学习母语，更是一扇让孩童通过学习来“了解社会、感悟人生、反思自我”的窗口。这就是语文在德育教育中潜移默化学生品德素质的优势。一、我国传统蒙学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迪与借鉴一——提升学生语文素养“语文素养”是“以语文能力为核心，包括语文知识、语言积累、思想情感、思维品质、审美情趣、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融合”。在我国现行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提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就要求学生“能力”向“素养”的直接转变。研究认为所谓学生的“语文素养”依据其年龄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根据学生掌握语文知识的需要，包括“汉字音形义的知识、基本的语法知识、修辞知识、基本阅读知识、写作方法知识”五个方面，只有积累了丰富的语言知识才能为形成语文素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学生应具有良好的学习语文的习惯，通过“勤查工具书，专心读书，思考提问”等形成熟练的语言技能，包括“掌握常见的语言表达方式、运用常用的思维方式、具备收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三个方面，在生活学习中能够有效根据有关的语言材料，按照不同的交际场合，适当地使用语言从而形成良好的语感。最后，学生应该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让学生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吸收民族的文化智慧，培养其具备高雅的言谈举止，进行文明地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际。传统经典蒙学教材中具有大量优秀的学习方法与要求是值得家长与教师借鉴的。传统蒙学教材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是适应古代孩童的心理发展要求的，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大部分儿童的心理发展变化的需求并不大，依旧喜欢三、我国传统蒙学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迪与借鉴三——应试

我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儿童教育，早在《周易·蒙卦》中记载：“匪我求蒙童，蒙童求我。”自先秦至清末，几千年蒙学教育绵延不绝，编写了大量文质兼美、适于教学的蒙学读物，如《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等。这些以儿童启蒙教育为编写出发点，充满丰富的人文精神，对儿童的成长教育大有裨益。历代蒙学读物累世选出，早在周代就有了读书、识字、习字用的字书，最早的《史籀篇》据传是周宣王时的太史所作，唐宋以后，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出现了分门别类的蒙学专书，至明清时期，形成了包括识字教育、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比较完整的蒙学教材体系。据最新统计，中国古代各类蒙学书目多达两千余种，其各类之多，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早期教育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决定性作用，故特别注重儿童少年期的早期教育。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氏家训》也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孩子思想还没有散滥的时候，及早进行教育，易达到预期教育的目的，能够“绝恶于萌芽，起教于微妙”。蒙学教育的根本是道德教育蒙学德教为先首先表现在明人伦，教育蒙童明白人伦秩序，懂得长幼有别，树立正确的对待尊长的态度。《三字经》开卷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接着又提出“首孝弟，次见闻”的价值标准，接着又用典故加以强化“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值。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三字经》举黄香温席、孔融让梨这些故事，就是要从小培养孩子孝敬父母和敬爱兄长的品质。教育蒙童做人的基本道理。《弟子规》中也强调真诚与守信，“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奸巧语，秽污语，市井气，切戒之。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儿童天真纯朴，求知欲旺，但思维能力较弱，知识较少。故古人认为在启蒙教育阶段“只教之以事”。所谓的事，是指事亲敬长，是指洒扫应对进退，是指事父、事兄、处友、饮食、衣着等，归结一点是指童蒙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儿童可塑性强，“使之则为，使止则止”。传统蒙学强调从行为养成着眼、从生活细微处入手，逐渐反复强化形成习惯，朱熹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在小学阶段就能“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长大以后，才能“穷就事理，通达事务”。儿童于性好动，喜欢嬉戏玩耍，单纯的道德说教、行为规范难于为儿童所接受，故蒙学教育十分重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在蒙学读本中经常用一些典型生动孕含着哲理的故事来启发、引导蒙童的学习。《三字经》曰：“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逸。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孔子博学却还谦虚地拜学有专长的项橐为师，贫穷的温舒，把书抄在蒲草上阅读……这些朗朗上口的先贤事迹，很容易就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蒙童的成长。“中国人追求的人生是一个从道德修养出发，经由道德的社会教化，最终实现‘化成天下’的道德价值的过程。学习经典、修身养性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内圣），它还要指向建功立业（外功），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一人生态度也在蒙学教材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三字经》中有：“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可以激发蒙童奋发图强、立志报效国家。传统蒙学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的人文特色，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弥久而常新，时至今日仍然对儿童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论文

现代文学奠基人，现代小说在他那里开始，又在他手里成熟。。。

鲁迅先生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由于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世之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未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份故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体验，鲁迅小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鲁迅的小说是多变的。如[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他以平凡的社会生活为题材，整体反应劳动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内热。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对鲁迅不怎么感兴趣，总觉得他的语言太犀利，太难懂。所以以下的回答都是我查来的啦……先声明，别说我抄袭哦！本文地址是：阅读鲁迅的作品，总会先涉及到他的小说，因为鲁迅步入文坛，就是以小说显示其光辉业绩的，一般读者接触鲁迅作品并对它产生感情，也往往是首先被他小说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所吸引。鲁迅作品的意义在现实读者的不断阅读和解释中被创造出来。鲁迅思想及其传述思想情感的语言符号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独特性与丰富性的证明。阅读鲁迅小说不仅需要对其进行语言的和历史的意义还原，更需要有对其精神灵魂的探索，并在探索中实现思想的熏陶和生命的自觉，要在真实理解鲁迅的前提下，能大胆而真诚地直面自我的现实和人生，在理解鲁迅的实质中实现阅读的意义，读鲁迅的小说即读自我和现实，在阅读人生和现实中阅读鲁迅的小说，又在阅读中理解自我和现实。接近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最便捷而恰当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里体验吃人的痛苦，理解他那真实而丰富的灵魂。时代的鲁迅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体现了变革时期文学的思想、意识观念和社会形式。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束缚人的封建礼教，而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者，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者”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铸造者。他的思想与文学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格式，特别是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革命的原型意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并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倡“立人”的思想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和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参考文献：

迅对中国人的影响当新世纪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历程，我们想起我们一代文学大师—鲁迅。鲁迅先生以他那博大雄浑的文化气度及其所开创的一代文学精神，在创作意识、精神气质、文化观念以及包括语言在内的审美表现形式上，给中国当代作家以无穷的滋养和灵魂的启迪，甚至对于我们这一中学生也有很大的启示。鲁迅本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他发表大量的文章来唤醒一个泱泱大国中像横尸走肉般的中国人，因此鲁迅对我们的影响的非常巨大的。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执著的启蒙意识、忧患意识在当代作家的写作中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鲁迅给当代作家留下了更大的追寻与反思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真诚地面对时代和社会人生，提升自身言说与写作的意义，在中国这块坚实而厚重的大地上，发出自己真实的生命的内在之音。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有专名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的意义，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建筑师。他的思想与文学、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深切”、格式“特别“的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的原型的意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倡思想的“立人“和“致人性于全“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相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抗”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为了争取做人的资格：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反叛“，对生命体验的“彷徨”、“孤独“和“绝望“的“挣扎“。它所显示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区别他人具其独特价值的地方。他在文学中所表现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绝望的抗战“体验也是2O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最有价值深度的母题之一。要“立人“，就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就要反叛“非人“的思想和“吃人“的社会制度，就要揭露“吃人者“的把戏和“被吃者“的人性弱点。鲁迅对传统思想和礼教制度，从汉语表达的方式到伦理道德的面具，从人的潜意识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也进行了真实的去蔽。鲁迅的三大精神：（1）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志向。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便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祖国和人民怀着真挚的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广为传诵的名句，正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人格的生动写照。为了使祖国摆脱凌辱、人民得到解放，他一生毫不懈怠地进行战斗，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坚决背叛所出身的封建士大夫阶级，看清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坚信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祖国。中国知识分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中国人民决不甘受外人凌辱、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在鲁迅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后来又由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而得到升华，获得了全新的性质和时代内容。他无私无畏，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是冲锋陷阵的模范，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模范。鲁迅逝世以后，上海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和悼念活动，上海民众代表在他的灵柩上覆盖了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民族魂”枣这正是中国人民对于自己伟大代表的最中肯贴切的评价。（2）鲁迅韧的战斗精神鲁迅骨头最硬，斗争最坚决。他主张韧的战斗。“韧”就是百折不挠，就是锲而不舍。鲁迅清醒地看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失败和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革命目标，“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鲁迅历来不赞成对革命事业抱浪漫主义的幻想，多次批评那些认为革命“一个斤头便告成功”的人，指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他一方面与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一方面痛斥出卖革命的叛徒，揭露附着于狮子身上的害虫枣钻入革命营垒的投机分子，以及在革命受到挫折时竞相忏悔颓唐的“翻着筋斗的革命家”。在革命高涨的时候，他又告诫人们不要头脑发热，要“首先守住营垒”。鲁迅岩石般的革命坚定性和韧的战斗精神，来自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来自与人民群众和先进社会力量的血肉联系。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智大勇，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具有的高风亮节，什么人是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3）鲁迅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鲁迅不仅具有坚定的立场，而且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是致力于创新的改革家。他用犀利的笔，鞭笞过损害和背弃祖国利益的洋奴买办，同时又坚决反对国粹主义和故步自封；他和全盘西化的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又大力主张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一切长处，赞赏“汉唐气魄”，提倡“拿来主义”。在他的全部文化遗产中，翻译作品约占三分之一。他始终不倦地介绍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并且特别注意反映弱小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压迫的斗争的作品。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他博采古今中外之所长，加以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根据表现新的生活的需要，创造出许多富有新意、富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形象。这种精神不但适用于文艺创作，推而广之，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今天，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要不断扩大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往和文化交流，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外一切有益的养料。在这方面，鲁迅的遗产中有许多东西是能够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的。鲁迅的精神是我们所学习的，所敬佩的。但今日发现有不小的高中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已为然说：‘路迅尽管再伟大，他也不过是过出得人罢了，我们生活在这个先代化社会，已经同鲁迅的精神脱轨了，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有限的时间，出学那过时的精神，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出学习现代化的物质精神。’因此我做了一问卷调查，里面只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知道甚么是鲁迅的精神呢？它是否有用？’结果是如何？看下面的结果——有10%的人说只知道谁是鲁迅，但不知道什么是鲁迅精神，毫无不知道。有30%说知道鲁迅是谁，也好像听过甚么鲁迅精神，但并没有了解过，也没有什么兴趣。有20%的人说他们知道鲁迅和鲁迅精神是什么，也有初步的认识，但也知的甚小。有15%的人说他们有细读鲁迅的作品，也依稀感觉到鲁迅所溶进文章中的精神，因此有点点的自豪。有10%的人只有深思过鲁迅的精神，认真去探讨鲁迅的精神。其他的人简直连这个问题看也不看，转身就扔了，一副不可一世得样子，但也许上天才知道他们是否有理由不可一世，还是身无一点墨的人。根据上述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人对于鲁迅的认知的方面存在着很大问题，他们不能看清楚鲁迅先生一点，不能认真想清楚一点。我在此真诚的希望你们能够改正这一点，因为鲁迅的精神在今也是很有作用的。近年来有一种呼声频频出现，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经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扬眉吐气，满怀自信地迈向国际大舞台。那么，中国要全面走向世界，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靠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或者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以及“入世”步伐的临近，我国将进入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而在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形势下，国际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然而，对照现实，我们不能不深感忧虑。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资中筠先生在一篇访谈文章中指出：“在21世纪的竞争中，我们在生产、经济方面碰到的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也是可以赶上去的，但十几亿人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一代一代人成长得很快，但国民素质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就是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不容乐观的。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国际竞争中人的素质考虑得不太多。”国民素质问题，说到底，还是“国民性”问题。如果说“国民性”是根茎的话，那么国民素质就是枝叶。而国民精神就是花果。有什么样的“国民性”，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精神。反过来说，我们的国民素质有待提高，恰恰说明根除困扰、阻碍我们民族进步“劣根性”的任务依然艰巨。面对逼人的形势，我们重提鲁迅直面现实的精神，学习他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也许不是“无的放矢”。鲁迅曾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作为华夏子孙，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不断进步？然而，只要睁开眼睛，对现实生活有所省察，我们就不会盲目乐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积极倡导的启蒙教育工作仍没有完成，进入21世纪，这个历史任务又一次严峻地摆到我们面前。“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的，我们民族要全面实现现代化，鲁迅将是不可淡忘的一面精神旗帜，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黄侯兴先生所说：“鲁迅精神必将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觉醒与崛起，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此更加振作起来，在强手如林的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尚可以有为’的民族。”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不同的人读鲁迅有不同的收获,不同的年代读也有不同的见解,总之是能传世的作品其价值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的当代作品,好坏参半,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作品来阅读,有其市场及商业价值,同时代的我们是很难发现作品的未来价值的.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是精华与糟粕同在的,时间是最好的把关人,他总会把最好的留给后人.一时的衰败是为了新的崛起,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精华自有后人欣赏,我们是很难发现的.我是个乐观的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今天的媚俗与拜金说不定就是明天最有价值的前车之鉴呢.

国风对现代服饰的影响研究论文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表达了现在的年轻人更加喜欢国风，觉得国风特别酷，觉得这种风格特别有个性，国风服饰更有中国特色，能彰显我们的民族文化。

旗袍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的民族服装，被誉为中华民族服饰的代表。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的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都绣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聚起，帝国主义的坚船历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装扮中开始酿成，日后旗袍演化成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式。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女子蓄意要模访男子．．．．．．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二十年代的上海兴起了一种新式旗袍，最初类似无袖的长马甲，罩在短袄外，后来长马甲与小短袄合二为一，长至小腿部，大袖口，有的袖子装上西式的克夫，造型还是直线型，腰线较低比较平正，接着下摆线上升至膝部，当然这就淘汰了长裤，到了30年代是兴收腰，使旗袍更加贴体，牵细的腰身。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时期，其基本轮廓已臻于成熟，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标准服装。“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的不算，领口还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型。” 从此可以看看出旗袍也在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下开始变化。进入50年代，中国人民积极地投入战后重建国家的运动中。广大妇女与男子们一样走上社会的各行各业，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这时的旗袍多数做得很贴身，小袖口，不能适应快步及大幅步的运动，使妇女们在社会活动中感到极不方便，再加上新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更乐于接受一些新颖的东西。此时，上下裤的装束代替乐旗袍，但在一些重大喜庆日子和外事活动时还常能看到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旗袍的出现。到了60年代中期，旗袍被斥为“四旧”而被彻底否定，进入80年代，我们才又看到旗袍在街头闪过，这说明，十多年都没有人穿，也没有人提及的旗袍，事实上一直活在广大妇女的心里。旗袍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旗女之袍和旗袍是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清代旗女之袍与民国新旗袍的主要差别有四点。第一是旗女之袍不显露形体，特别是后期，宽大平直，重视图案；民国旗袍开省收腰，表现体态。第二，旗女之袍内着长裤，有时袍下露出绣花的裤脚；而民国旗袍内穿短裤或三角裤，着丝袜，开衩处露腿。民国旗袍的衩有时开得很高，1934年就有几近臀下的。第三是旗人之袍面料厚重，多提花，装饰繁琐，清代织物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色彩鲜艳复杂、对比度高、图案纤细繁褥。此外，旗人之袍大量使用花边，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多印花，装饰简约。第四个差别是旗人之袍等级分明，制度浩繁，而民国旗袍则已走上了平民化的道路，它作为等级身分的标识渐己淡化，而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准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旗袍是中西合壁的产物，虽脱胎于清代旗人之袍，却已具备了独立的、与旗人之袍迥然不同的风格韵味。不管旗袍怎么变，有一些关键是没有缺的，各种基本特征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一．立领：完全是中国式的．在英语中被称呼为‘chinese coller’（中国领）。二.手工盘扣：做盘扣的方法很多，有手逢衬线法机缝明线法，都按照图样把长绳或管状布带手工盘好固定。三．裁剪：最能体现旗袍精神的要素廓形，所以好的裁边师傅不会只是三围，要会量出更多的尺寸，然后加以裁剪。四.装饰图案：旗袍的图案非常讲究，清代装饰曾达到登峰道极，华丽无比，现代图案多提取个性元素放大使用，成者将原有的图案加以简化，繁多的镶、滚中挑出一道作为领、袖、襟、摆等处的纹样。旗袍追随着时代，承裁着文明，显露着修养，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服装，凝结了整个民族上千年的服装文化之精华，成为中华女性最具代表的传统服装。旗袍的这一独具的品格，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被美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肖佛尔所欣赏，他在《服装设计艺术》一书中说：“中用服装的风格是简练，活泼的它的式样是更多的突出自然形体美的效果，柔软的丝调服装并没有欧洲古典服装那样繁琐的折裥，当设计为曲线的轮廓，这是主要的造形手法，使女姓们在行动中能展示她们的苗条的形体，折枝花卉的刺锈用系在服装上是灵活的不呆板的，看来富生气，使人感到愉快。” 旗袍是中国女性着装文化的典型标志，它不仅造型的风格中符合中国艺术和谐的特点，同时又将具有东方特质的手法融入其中，其独特的魅力在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因此能在中国民族服装中独领风骚，久盛而不衰，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亦忧举手足间是东方女性的婉约被淋漓展现，这之间除了了个人气质之外，自然不能抹煞那旗袍所挥之不去的魅力，自《花样年华》放影后，整个中国也掀起了一股旗袍风，各种样式花型的旗袍在大街小巷中出现，设计师们开起旗袍设计工作室，专卖店等等。旗袍流传至今，已从生活服上升为礼服，近年来，在宴会领奖，做秀宣传时，经常看到旗袍的影子如2000年的电景节上身着中国的红色旗袍的巩俐，也有很多其他明星，以旗袍体为礼服出现在各种场合，包括外国明星，又如：每场模特大赛或华商小姐等都会有旗袍专场走秀或领奖的那一刹那，着装旗袍的佳丽们更是散发光彩。不但如此，美丽的新娘们，也愿尽展东方神韵，留下美丽的一刻，2006年3月4日，“我是格格，2006格格旗袍新品发布秀”在北京展览举行，设计师们在清朝传统格格穿着的旗女旗袍中吸取精华，又立创新。本次活动也成为2006中国国际婚博会暨第三届北京结婚展的做一个重大部分。作为礼服，其款式和花样也是随之变得越来越繁多绚丽，在款式方面，除了保持旗袍的线条外，服装设计师们在设计剪裁时，保留旗袍的结构严谨，线条流畅，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带、袢、袋等附件的特点，在工艺上采用收肩、饰花、穿珠片等手法加强肌理效果,在构造上,采用琵琶襟、如意襟、低襟、高领、低领、无领等，同时又把绘画等姐妹艺术作为旗袍的装饰手段，那些画有花鸟、京剧脸谱等图案的旗袍，不仅设计新巧，而且风格典雅，富有韵味。另外,生产技术的创新,工艺流程的改进,新材料的使用,都为旗袍形成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2007年6月8日，上海公布了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派旗袍制作工艺被列入83项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中国纺织报讯] 。旗袍制作工艺是上海艺术研究所和部分老字号服装企业联合申报的项目，专家介绍说，真正的旗袍要求纯手工量身定做，目前旗袍的制作工艺涉临失传，加强保护属当务之急，看来旗袍对现代服装设计影响是很大的。旗袍的历史已达五百多年，当年旗女脚登花盆低鞋身穿长袍时，未曾想到旗袍会一统华人女性天下，日本已故画家原龙之郎总结：“高领托住了下颚，头部姿势必然端正，即使是坐着时，旗袍的开衩处腿并拢的姿势也能收到美的效果。” 旗袍款式上的许多元素，被国内外很多服装设计师所采用，时装化的旗袍或带旗袍风味的时装，是近几年设计界的焦点之一。时装杂、时装表演和参赛的作品中常有旗袍的出现。同时也涌现出一些因此而闻名的设计师。姚红在1983年参加《时装》杂志社和日本《时苑》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时装文化奖”设计比赛中，以一款“海水江牙纹”旗袍时装奖一等奖。这系列时装很有清式旗袍的风味。宽松的有线造型，倒大袖百色丝织面料镶滚深蓝色天鹅绒边饰、图案提取了清朝官服中的“海水江牙纹”。姚红作品的得奖，反映了评委乃至中国服装界权威们对旗袍的期望。接下的许多品牌，时装发布会上也常见旗袍的影子。活跃于60－70年代的皮尔·卡丹（Prerre Cardin）,也是一位崇尚旗袍的世界级服装设计大师。他曾说：“在我的晚装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此外，日本的三宅一生，意大利的瓦伦蒂诺（Valentino），也都尝试过旗袍的造型。旗袍领、旗袍开衩的方式更是在时装秀和设计大赛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旗袍能够恰到好处的显现女性的曲线美，这也就是时装设计中所谓的“高贵的单纯”，这种单纯的式样虽然不如西方裙服那么复杂多装饰，但却又能反映人自身的美，这种美来自于身材和气质，使人感到愉快。正因如此，旗袍独特的审美趣味才突破了国界，被全世界所接受和赞赏。综上所诉，新世纪到来之时，世界已经进入到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文化融合的氛围之中。服装界再也没有数个世纪以前某种风格“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辉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多种风格的轮回和交替，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兴奋点始终在震撼着时装界。快速的变化波及着整个世界，旗袍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它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现代服装带来新的冲击，也给现代服装文化增添了新的闪光点，使设计师对其情有独钟，对现代时尚的影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和再现，它是现代服装设计师全新的创造。旗袍是一个经典的宝库，从中吸取灵感见人见智。着眼点不同，设计意图不同，借鉴和发挥的手段也不同。“旗袍精神”只有一个，旗袍时装却千姿百态。

国风服饰是对我国汉服的继承。汉服是我国汉民族的服装，具有很强的文化意义。所以汉服风是一种非常好的时尚理念。

宋瓷对现代瓷器的影响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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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宋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宋瓷”代表了中国瓷器艺术中最高的审美境界。这样一个认识，通过教科书或大众读物无限制地进行着一种简单的复制，让人觉得这几乎就是一个无需质疑的真理。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思考？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其意义也是相当明确的。一方面，有助于理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境界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扭转我们简单的思维习惯或认识偏见。平淡：宋代社会审美理想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他认为文章由绚烂到达平淡，这才是成熟的标志，才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简单地说，平淡就是天真自然，不雕琢，不拘泥于法则。而实际上，苏轼的话反映出了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审美趣味。在文风上，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开始，之前绮丽的文风受到人们的抵制，转而崇尚平易的行文风格。在书法艺术中，宋人面对唐楷的气势与法度，转而追求晋人的高风绝尘，正如苏轼所推崇的“萧散简远”之淡泊境界。在绘画上，虽然雄浑的山水画与艳丽的院体画同样存在，但在苏轼和米芾的推动下，崇尚天真平淡的文人画开始兴起。而正是从宋代开始，“逸”格成为历代品评绘画乃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它代表了这种反对法度与雕琢、崇尚清新与自然的平淡之美。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审美趣味很容易便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当时的大众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情趣。于是，“平淡”很快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瓷器的生产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时代精神。宋代是瓷器生产相当繁荣的一个时代，有众多的瓷器生产地，仍然是“清淡秀雅”的艺术风格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大量运用印花技术的耀州窑，其胎色也是相当淡雅的，呈现的是一种单色美。当然，将这样的风尚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龙泉窑。汝窑生产的瓷器大都造型简练，呈淡雅的天青色，又因其烧制过程中温度较低，瓷胎未真正烧结，故釉色大多失透，显得宁静而自然。崇尚老庄的宋徽宗当时对汝窑的瓷器爱不释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瓷器生产树立了一个标准。靖康之变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南方的龙泉窑以其青玉般的釉色、简练沉静的造型、朴素典雅的气质，将“平淡”的审美理想发展到了极致。艺术：“境界”判断与权力话语舒斯特曼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阴谋，它教育人们“自由”地去接受某种趣味。他的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已经很清楚地为人们揭示了审美格调判断中的人为因素。也许用福柯的思想来解释这种现象会更加贴切。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看来，“真理意志” 与“权力意志”在根底上是二位一体的，真理的产生与认定渗透着权力因素，权力的运作有赖于真理话语的确立。①在任何社会的话语流通中都存在着有关何为理智、何为合理与真实的潜在话语标准，它在具体思想和知识问题的真假判断发生之前即已划定了关于真的可能边界，也就是说，发生在知识内部的真假只是真理在现实中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②因此，“知识（真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分。”③如果我们用这种认识来看待长期以来人们对“宋瓷”的推崇，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就相当明显了。从魏晋开始，中国汉族文人实际上主要继承了老庄道家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清静无为、天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反对过于繁复的声和色，主张淡与素。而庄子则要求人从任何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身的自由，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审美境界，正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正如前文所言，道家的这种审美精神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魏晋之后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由于宋代社会浓厚的尚文风气，文人的情趣能够迅速地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去，因此，相对于其他时期，宋瓷最能够体现出汉族文人的审美理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把“宋瓷”理所当然地断定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审美品格的代表，认定它体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原因很简单，因为“宋瓷”代表了他们所钟爱的审美情趣。这样一种判断由于出自于知识分子之口，出自于学术机构的判断，于是很自然的就披上了“真理”的外衣。却从来没有人去反思为什么“平淡”就一定高于“雕琢”，为什么文人情趣就一定高于市井情趣。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屈从于权力的判断。这里的权力并非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力，而是一种话语权。它在无形之中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在无形之中也将所有的其他观点与思想断定为“谬论”与“非真理”。共识：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相对于宋代的瓷器，唐代及元明清的瓷器增添了不少民族趣味或市民审美因素。尤其是明清的瓷器，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其瓷器的艺术风格倾向于繁琐的装饰趣味。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趣味。此时，它们正好和西方的洛可可艺术相映成趣。而且事实也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在西方，洛可可风格也被称为“瓷器”风格。其实，在西方国家，洛可可风格也长期受到所谓学者阶层的轻视，认为它是一种相当轻浮与柔媚的艺术风格。与之受到贬低的艺术风格还包括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巴洛克艺术等等。传统的西方学者们一直都将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当成了最高的审美理想，认为这是一种高雅而崇高的艺术风格，与之相比的其他艺术风格都显得逊色。不过，在多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如今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判断的偏见与无知。中世纪艺术的深沉与神圣，巴洛克艺术的恢宏与动感……这些都是西方古典艺术所缺少的精神内涵，它们同样值得称道。事实上，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情趣都有它自己的拥护者与爱好者，若根据其拥护者的地位与阶层来判断审美情趣的高低，这无疑是一种相当霸道的标准。我们可以批评某艺术品的题材或主题不合情理或触犯了公共道德的要求，却不可评判哪一种审美情趣低下。因为审美本身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我们不能用高低来对其进行界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用沃尔夫林的观点来进行论证，他在阐述巴洛克艺术的时候说：“巴洛克艺术（或称之为近代艺术）的兴衰都不是由于古典艺术，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兴起、高潮、衰落的曲线……”④沃尔夫林反对将古典艺术作为西方艺术的定点，认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风格，表现的是各自的“时代精神”，而不能简单地说后代是前代的衰落。⑤ 从认识论讲，“整体性”思维本质上是事先预设一种本质或终极的本源，然后将其表象和再现。从现实来讲，它通过“权力”来产生一种真理，从而排斥、压制甚至摧残异端，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维护。在这里，笔者赞同利奥塔的观点，他反对哈贝马斯关于对话可以获得“共识”的观点，认为“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因此现在必须强调“歧见”。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异国风情，宋代的平淡，或是明清的繁琐……它们仅仅是体现出自己时代或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已，并不能说明孰高孰低，谁是顶峰谁是低谷。

宋代陶瓷工艺的许多精华都被现代陶瓷工艺所吸收

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瓷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景德镇青白瓷以其“光致茂美”、“如冰似玉”的釉色名满天下，而其中以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最为精美，冠绝群窑。它的胎土采用当地高岭土，素白细密，洁净紧实，经过一道道繁复的工序，成就了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烧造出的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难怪当代陶瓷收藏高手对手中的每一款宋代瓷器都会爱不释手：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唐、五代时期窑工们创造的越窑如冰似玉的“千峰翠色”、“秋色”和邢窑白瓷，已不能同宋瓷争高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