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论文答辩的问题
最近在网上引起热议的一起刑事案件是关于大连十岁女孩被害案，2019年10月20日大连一个年仅十岁的女孩被捅七刀身亡后抛尸小区绿化带。接到报警后经过警方的全力侦查，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年龄为十三岁的蔡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到案后，蔡某某如实供述其杀害某某的事实。由于犯罪分子蔡某某年龄才十三岁，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于10月24日依法对蔡某某收容教养。近十年来，不满十四岁的熊孩子恶性犯罪案件屡见不鲜，像蔡某某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件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冰山一角，由于犯罪的低龄化现象必然会加快刑法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重构，但是如何从立法角度来修改和完善我们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的。
一、现行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
根据《刑法》第十七条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四十九条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同时对未成年罪犯依法应从轻或者诚轻处罚，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相对较短的刑种，或者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在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等情节，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处罚的幅度。此外，对于未成年罪犯还可适用缓刑，假释。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除此之外，还有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预防未成年犯罪法。
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探讨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主要讨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对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需要降低的分歧。关于是否需要修改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最主要因素是人的主观意识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即认识和意志因素，而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提高有赖于生理和心理状况的成熟。现行刑法将十四周岁确定为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段后，就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现今中国社会从经济、文化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心理、生理和智力上的成熟时间也随之提前。从司法实务也印证了青少年恶性案件正逐渐呈现低龄化，因此应该修改刑事责任年龄使其更加符合正义的要求。反对方比如赵秉志教授认为，降低负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不符合刑事责任能力和刑罚的目的，有悖于中国处理少年儿童危害行为的一贯政策，不符合刑法基本制度相对稳定的要求。就我本人而言比较支持前者的观点，本来十四周岁也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标准，应该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合理变化。另一方面是如何构建少年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尽量避免按照成年人的方式用刑罚进行简单的惩罚同时应该设计完善的替代措施进行干预和矫治，避免放纵他们走向深渊。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上，父母的监管失职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有很多国家的少年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负有监护失职责任的父母，可以强制进行亲职教育，甚至给予处罚。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对于那些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如果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之后，对于家长应当怎么做并没有相关规定，我们法律的规定在构建制度时可以考虑从孩子和父母双向规范。
练习试题：
1.甲(15周岁)指使乙(13周岁)抢夺手机，乙得手后为了选跑，检起砖块将追赶的受害人打成轻伤。甲的行为应认定为:
A.抢夺罪
B.抢劫罪
C.故意伤害罪
D.不构成犯罪
【答案】D。解释：《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乙未满14周岁，未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甲指使乙抢夺，系抢夺行为的间接正犯，但未指使乙打人，乙捡起砖块打人的行为属于过限行为，甲对过限行为不承担责任。甲未满16周岁，其对抢夺罪不负刑事责任，因而甲不构成犯罪。故本题正确答案为D。
应该参阅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刑法中是没有具体的解释的。考虑到年龄太小，智力发育，生理发育，有由父母教养，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不应该降低少年刑事责任年龄。但是少年管教制度要好好扩大。
现在未成年人的犯罪率确实是比以前高很多呀，这不得不说是教育问题咨询师同时也是法律责任，应该更加明确。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降低不应该以成年人18岁为标准衡量而是，跟国际接轨大概16岁应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能够降低犯罪率提高法律的约束效应。
进了监狱出来不犯罪的100个里有2个。一个孩子12岁进了监狱判（10年已经是重罪了）22岁出来。本来只是个惹祸的笨蛋，10年的监狱教育绝对是五毒俱全具备反侦察能力，更加仇恨社会。而10年没有正规教育没有学历，他能做什么？唯一选项就是犯罪。实际上就是全社会在用力造就一个更难处理的坏蛋。
少年管教制度把少年从溺爱他们的父母身边拿开，让他们在管教之下上学，接受劳动教养，失去自由，军事化生活，考大学拿学位。他们有一技之长知道可以获得更好的未来机会也让社会少犯罪多人才。
这个想法，我在法院的时候就作为刑改意见递上去过，回复不公开了，但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我觉得应该时机应该成熟了。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毕业论文答辩
大学答辩对于每一个大学学子来说，是大学四年的一个总结，是自己走上社会的一个开始。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时候是自己大学四年以来最重要的时刻，决定着我们是否能够拿到毕业证，学位证，决定着我们的未来之路是否好走。
而一名男孩却在盐城市看守所完成了自己的答辩。在答辩过程中，男孩对着电脑屏幕中老师们犀利的提问，表现得十分紧张，但是却总能坦然的回答，据男孩所述，每次他紧张的时候，便想到帮助自己的民警们，自己很感谢他们，以后会好好表现，不会再犯错。
不符合学校开除情形
据了解，正在读大学的男孩本应该在学校学习或者在社会上实习准备毕业，但是因为触犯了法律，而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学校知晓了男孩的情况后，表示他的这种情况并未触及到学校开学情形，因此依旧是该大学的学生。
在服刑期间，男孩表现良好，态度诚恳，对之前犯的错表示悔恨。而看着答辩将要来临，民警考虑到他并未被学校开除，有参与答辩的资格，并且其表现良好，便为男孩提供了相应的答辩环境。
根据罪情，酌情处理
虽然男孩犯了错，但是并未到要被学校开除，不被原谅的地步。而民警也是考虑到他以后要走出看守所，自己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走，不能因为这一次错误而毁了他一生。于是善良的民警们给男孩提供了写论文和答辩的条件，让男孩完成自己大学最重要的时刻。
法亦无情，法又容情
法律是无情的，无论你是什么身份的人，无论你是因为什么事情犯了罪，你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又是有情的，因为它，才让受害者有冤可申，因为它，才能做错事的人有机会反省。
看守所是无情的，它限制了人的自由。但看守所也是有情的，看守所里的民警叔叔都是有情的。
论文答辩老师一般需要看你的论文然后提出问题。你的题目太大，需要看具体的内容，因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写，可以从其所触犯的罪名来写也可以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来写，也可以从未成年人犯罪心理来写等等。要是想写，我可以弄出一百多个角度。所以不好说。
不应该降低少年刑事责任年龄。但是少年管教制度要好好扩大。
现在未成年人的犯罪率确实是比以前高很多呀，这不得不说是教育问题咨询师同时也是法律责任，应该更加明确。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降低不应该以成年人18岁为标准衡量而是，跟国际接轨大概16岁应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能够降低犯罪率提高法律的约束效应。
进了监狱出来不犯罪的100个里有2个。一个孩子12岁进了监狱判（10年已经是重罪了）22岁出来。本来只是个惹祸的笨蛋，10年的监狱教育绝对是五毒俱全具备反侦察能力，更加仇恨社会。而10年没有正规教育没有学历，他能做什么？唯一选项就是犯罪。实际上就是全社会在用力造就一个更难处理的坏蛋。
少年管教制度把少年从溺爱他们的父母身边拿开，让他们在管教之下上学，接受劳动教养，失去自由，军事化生活，考大学拿学位。他们有一技之长知道可以获得更好的未来机会也让社会少犯罪多人才。
这个想法，我在法院的时候就作为刑改意见递上去过，回复不公开了，但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我觉得应该时机应该成熟了。
刑法论文答辩
毕业论文答辩是毕业论文教学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基本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件事了。
首先作一下自我引见：我叫崔征，是xx级法学1612071班的。我的毕业论文标题是《论行政执法任务的化》。本论文是在张超教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张教师表示由衷的感激，可以说没有他的协助我很难顺利完成这两年的学业。同时我也想借此时机向这两年来教授给我知识的其他各位教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上面我就对我的毕业论文的根本内容做一个扼要的陈说：
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篇论文的写作停止引见：首先是选题的进程;其次是选题的目的;再次是论文的根本构造和次要内容;最初谈谈本论文的缺乏之处。 首先，选题的进程
去年10月份的时分张教师给我们布置了写毕业论文的义务，经过张教师赞同我决议写行政法这方面。但详细的标题还一时没想好。在考虑标题与查找相关材料时我看到了，现今讨论最抢手的是行政机关执法的成绩。行政执法活动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部门互相牵制互相联络。在平常的任务和生活中有的执法人员不是把本人看成人民的公仆，而是做官的老爷对人民群众冷、硬、横，甚至依仗权利蹂躏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循私作弊、糜烂、欺压百姓，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例如某次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税收执法不合理的案例，在目前的执法情况里由于遭到许多客观与客观方面的影响，多少存在着一些该处分的不处分，随意处分或许执法态度恶劣等不合理的景象。看到这些，我觉得到如今执法情况的改善火烧眉毛，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转向古代法治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从权利主宰一切的社会转向权益主导一切的社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举动不时涌现。在这些重生事物中,化执法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化作为一个新的执法理念正投合了现今建立调和社会的要求，于是我决议以行政执法的化为题设计我的论文。
其次，选题的目的意义
在鼎力建立法治文明社会的明天，建立社会主义调和社会是主流，以人为本是其次要内容，执法的“化”正好投合了这个潮流，可以说完成执法的化是必定的。社会越提高，科技越兴旺，人的权益越应该失掉尊重，构建以为指点，以人权为底线，保证执法的客观公正的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者追求的目的，也是行政执法人员不懈斗争的永远。但是化不是人情化，要正确的了解化执法与严厉执法的关系化执法与严厉执法并不是相互排挤，更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互相一致的。所以，关于行政执法化的阐述就不可或缺。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实际成绩。
我国一再倡导依法行政，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能的次要手腕，是完成行政管理目的的重要途径。同时是依法治国的中心，依法行政的程度间接影响法治国度目的的完成。而目前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不尽善尽美，例如行政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行政立法不到位、执法机构设置不健全、执法监视不力存在的成绩;还有行政执法人员本身的成绩。关于改动这种形态，我们有必要反省下这些成绩存在的缘由，并找出处理的方法。这是面临的是理论成绩。
再次，论文根本构造及大约内容
本文共分为五局部，从不同角度论述新时代需求行政执法的化。
第一局部次要解释化的根本涵义，从三处复杂阐明化执法是遵照法律和合理顺序的执法活动是非歧视性的感性执法活动是表现人文关心的活动。
第二局部论述当今社会对行政执法化的合理定位，次要从六个方面停止阐明。1、化执法次要是执法中的成绩和要求，但化执法的手腕、顺序、效果与立法的化亲密不可分;2、化执法是在法治框架下的自在裁量执法，不应在守法的根底上寻求所谓的化执法;3、化执法该当遵照和表现合理顺序的根本要求;4、化执法不是对现有法律标准体系的背叛和打破，而该当与行政法的准绳与规则结合和协调;5、化执法既不是人情化执法也不是脆弱执法，而是把依法行政的准绳性与人文关心的灵敏性相结合;6、化执法对缓解、遏制和消解社会抵触与矛盾，构建调和社会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局部阐明以后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成绩，次要是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以及行政执法人员本身存在的成绩
第四局部论述了构建调和社会与化的关系，次要从二者的在外延上的共同准绳上阐明。
第五局部从理论上论述如何完成化执法，次要从实践动身，解释理论化的困难与途径，例如法治建立、机构设置、教育宣传、队伍建立以及执法监视等方面。
首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我叫xxx，是2007级法学1612071班的。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行政执法工作的人性化》。本论文是在张超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张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我很难顺利完成这两年的学业。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向这两年来传授给我知识的其他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下面我就对我的毕业论文的基本内容做一个简要的陈述：
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篇论文的写作进行介绍：首先是选题的过程;其次是选题的目的;再次是论文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最后谈谈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首先，选题的过程。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张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写毕业论文的任务，经过张老师同意我决定写行政法这方面。但具体的题目还一时没想好。在思考题目与查找相关资料时我看到了，现今讨论最热门的是行政机关执法的问题。行政执法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部门相互牵制相互联系。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有的执法人员不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公仆，而是做官的老爷对人民群众冷、硬、横，甚至依仗权力践踏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循私舞弊、欺压百姓，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例如某次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税收执法不合理的案例，在目前的执法状况里由于受到许多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影响，多少存在着一些该处罚的不处罚，随意处罚或者执法态度恶劣等不合理的现象。看到这些，我感觉到现在执法状况的改善迫在眉睫，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转向现代法治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从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转向权利主导一切的社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行动不断涌现。在这些新生事物中,人性化执法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人性化作为一个新的执法理念正迎合了现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于是我决定以行政执法的人性化为题设计我的论文。
其次，选题的目的意义
在大力建设法治文明社会的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主流，以人为本是其主要内容，执法的“人性化”正好迎合了这个潮流，可以说实现执法的人性化是必然的。社会越进步，科技越发达，人的权利越应该得到尊重，构建以人性为指导，以人权为底线，保证执法的客观公正的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者追求的目标，也是行政执法人员不懈奋斗的永远。但是人性化不是人情化，要正确的理解人性化执法与严格执法的关系人性化执法与严格执法并不是互相排斥，更不是互相抵触，而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所以，对于行政执法人性化的论述就不可或缺。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理论问题。
我国一再提倡依法行政，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能的主要手段，是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重要途径。同时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行政的水平直接影响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而目前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不尽如人意，例如行政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行政立法不到位、执法机构设置不健全、执法监督不力存在的问题;还有行政执法人员自身的问题。对于改变这种状态，我们有必要反省下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找出解决的办法。这是面临的是实践问题。
再次，论文基本结构及大概内容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从不同角度阐述新时代需要行政执法的人性化。
第一部分主要解释人性化的基本涵义，从三处简单说明人性化执法是遵循法律和正当程序的执法活动是非歧视性的理性执法活动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活动。
第二部分阐述当今社会对行政执法人性化的合理定位，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说明。1、人性化执法主要是执法中的问题和要求，但人性化执法的手段、程序、效果与立法的人性化密切不可分;2、人性化执法是在法治框架下的自由裁量执法，不应在违法的基础上寻求所谓的人性化执法;3、人性化执法应当遵循和体现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4、人性化执法不是对现有法律规范体系的背离和突破，而应当与行政法的原则与规则结合和协调;5、人性化执法既不是人情化执法也不是软弱执法，而是把依法行政的原则性与人文关怀的灵活性相结合;6、人性化执法对缓解、遏制和消解社会冲突与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部分说明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以及行政执法人员自身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与人性化的关系，主要从二者的在内涵上的共同原则上说明。
第五部分从实践上阐述如何实现人性化执法，主要从实际出发，解释实践人性化的困难与途径，例如法治建设、机构设置、教育宣传、队伍建设以及执法监督等方面。
本文是我在查阅相关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情况下来进行写作的。我试图首先从人性化的基本知识着手, 加强对它理性认识;进而阐述人性化执法的合理定位,并通过对现今执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新时代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流下提倡人性化执法必要性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以期引起我国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及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最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现状的解决之路。以上所述就是我整个论文大体结构和内容。我想在这里再次感谢张超老师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多启示和指导，使我能及时纠正错误，顺利完成这次毕业论文的写作。
最后，论文存在的不足
第一是资料收集比较困难，再加上本人理论层次不够。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出现了部分段落引用原文的现象，独创性评论较少，今后我将继续努力。
第二是论文观点尚不成熟，由于研究探索方面下的功夫不够，可能文章实际可操作性较差，缺乏一定实际价值。与老师期望达到的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
总之，经过这次论文写作，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加之时间精力有限，在内容表述、观点论证上还存在着不当之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借此答辩机会，恳请各位老师进行批评指正。
我的答辩陈述完毕。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论文答辩意见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新闻屡见报端。根据我国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1]，加之我国尚不健全的未成年人处罚、惩戒机制，导致不满十四周岁的行为人，即便实施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仍是一放了之。社会公众对这样的现象，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基于对公众情绪的回应，《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修改。
一、《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正及其评价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进行了调整[2]，将应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由十四周岁附条件的下调到十二周岁。虽然此次修法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时设置了许多前置条件，但降低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门槛，扩大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圈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刑事责任年龄调整的基本学说
早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之前，在调整刑事责任年龄方面就存在着各类学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刑事责任年龄维持说，另一类是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主张刑事责任年龄维持说的学者，认为尚不具备充足的原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问题。持该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的理由：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导致，未成年人本人所占比重不大。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推卸责任之嫌。[3]二是基于伦理学的立场，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有违中国“恤幼”的传统，应当对青少年予以充分保护。[4]三是基于刑法谦抑性的需要，对未成年人应重在落实与完善相应的惩戒教育措施，而不是动辄施加刑罚处罚。单纯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扩大未成年人犯罪圈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5]四是从标签理论来看，犯罪人的标签会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而且不当地行刑方式极易造成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并不能实际发挥监狱改造教育的功能。[6]
主张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的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我国《刑法》所确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实践中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需求，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认为14周岁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过于陈旧，无法正确反映当代未成年人的发展现状。低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具备相当的实施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且在社会文化程度上，也已经具备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7]二是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应当与工读学校的最低入学年龄相匹配。三是随着各种媒介的刺激，未成年人接受的信息量与日俱增，其中包含的法制与社会理念已经使未成年人的法律认识和道德水平得到了提高。[8]
在主张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观点的内部，根据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实现方式的不同，又分为直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说和弹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说。主张直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说的学者认为，应当采用直接降低的方式实现对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调整。[9]主张设置“弹性”刑事责任年龄的学者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实现方式，又存在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刚性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本身存在缺陷，主张设置弹性条款，责任的判断应当更为具体化，绝对确定的年龄作为判断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依据并不充分。主张针对刑事责任年龄不需要作具体规定，初步将其定为某一年龄左右，引入个案情节等影响因素，综合衡量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然后逐步强化个案情节的重要性，弱化年龄的具体规定，直到完全废除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根据个案行为人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10]二是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将其分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和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两个阶段，认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行为人已经具备一定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法律原则上认可其以年龄作为辩护事由，但控方可以通过证明其存在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使其承担刑事责任。例如，在英国，10岁以上（含10岁）不满14岁的儿童属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行为人，如果控方能够证明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辨认能力，就可以不适用未成年人这一辩护理由。[11]三是引入英美刑法中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具体而言，“恶意补足年龄”是指特定低龄化儿童在触犯刑事法律时，按照行为人行为时或行为前后的恶意来推断认定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以弥补对一定区间年龄段的个体差异化的忽视。[12]司法机关通过针对个案收集所有能够体现行为人主观意志的所有事实材料，在个案的背景下，对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搜集材料越全面得出的结论越客观。“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更好地做到了责任的个体化判断，使得责任的追究更加的合理。但恶意的判断并没有具体的标准，容易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司法腐败。该说主张者认为在我国已经具备引入该制度的基础。[13]
主张刑事责任年龄维持说和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两派学者的争论可谓是针锋相对，讨论的焦点普遍集中在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即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之上。但由于当前的科技水平有限，无法准确地测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两派学者对此各执一词，但一直未出现压倒性的趋势。直到《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明确了国家在该问题上的态度。新修正案虽采用附条件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方式有意识控制十二周岁至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入刑的可能性，但无可否认在立法者的角度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取得了胜利。
（二）《刑法修正案（十一）》刑事责任年龄条款评析
主要从两方面分析《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修改的合理性，一方面是结合未成年人群体的特点，分析是否存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根据；另一方面是从刑事政策方面，分析是否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要求。
1.结合未成年人群体特点
未成年人因其自身所处年龄阶段的特殊性，该类人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未成年人不论是身体还是心智都处在发育阶段，相对而言该类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是非观都尚未发展健全。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当下的未成年人因信息社会的复杂性，其智力水平要明显高于之前同龄人的智力水平。[14]但笔者认为，首先，不能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证明信息社会的冲击使未成年人智力水平得到了提高。未成年人接触信息数量的庞大或者信息内容的复杂，充其量只能是提高未成年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或者接受能力，但这样能力的提升，并不能简单地作为判断智力水平提升的根据。其次，即便退一步讲，未成年人在信息社会冲击下，智力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但这也并不足以成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条件。基于规范违反说的观点，犯罪是对规范真实性、有效性的否定。责任判断的根据在于社会对特定角色的承担者提出了各种期待，个人作为规范意识主体，破坏了这种期待。[15]而这种规范的认知是需要良好的社会化的，良好的社会化，是指人在社会群体的交际活动中，逐步地发觉到社会对个人的责任要求和规则要求。高智力水平并不意味着社会化程度高。相反当代未成年人与外界社会的接触较少，多数情况下未成年人主要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和学校，更减少了未成年人与外界社会的交流机会。未成年人与社会低交流的情况下，未成年人较难理解和接受已存在的社会规则和社会角色分配，具体体现为未成年人规则感和道德感薄弱。这样薄弱的规则感和道德感无法在关键时刻帮助未成年人作出正确的选择。因此，即便是认同当下未成年人智力水平较高，但其社会化程度较低，不足以成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理由。最后，即便认同当下未成年人智力水平明显提高，但由于人格尚未成熟，贸然采用刑罚手段规制其行为会产生许多负面效果。未成年人群体体现出强烈的可塑性特点，可塑性代表着未成年人更易于教育改造，但可塑性是一把双刃剑，未成年人既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改造，出现正向的发展，又可能因负面影响，在歧途中越行越远。例如，刑罚的附随效果中的标签作用。未成年人是非观、价值观较弱，其意志的改变易受环境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刑罚的标签作用，未成年人更容易内化认可，进而丧失原本的道德坚持，成为一个真正的犯罪人，背离社会规则的要求。
第二，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惧怕权威。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莱姆在一项“服从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作为社会的一员，在认知和学习世界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权威”。[16]这样的社会心理作用则在未成年人群体上表现得更为显著。未成年人在自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前，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多是通过模仿和服从性尝试来获得的，因此在自我意识较弱的未成年群体中，“权威—服从”的观念显得更为突出。因此，在面对严肃、强大的国家强制力面前，未成年人更容易被教育和感染，进而改变之前错误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面对未成年人实施的逾矩行为或者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采用较为温和的方式惩罚和教育未成年人即可以达到较好的特殊预防效果，贸然使用刑罚方式有违刑法谦抑主义的要求。
第三，未成年人对犯罪认知度低，犯罪动机单纯，主观恶性较低。据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未成年人犯罪罪名主要涉及盗窃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斗殴罪五种罪名。[17]由未成年人犯罪罪名的分布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以暴力型和图财型犯罪为主，而且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暴力犯罪占比明显高于成年人犯罪，激情犯罪较多，犯罪动机多为逞强斗狠，一时冲动。据研究发现，大脑的前额叶是人们思考和作出决策的脑区，而且该区域负责控制冲动。前额叶在21到22岁才能完全发育成熟。因此未成年人在行为上多表现为对自己或他人实施危险或冲动行为。[18]而且相较于成年人来说，未成年人缺乏社会经验、生活经验，从而导致其对情绪控制能力较弱，遇事无法做出清醒判断，常高估利益，低估风险，对其实施的行为性质了解尚不全面，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也不明确。[19]由此表现出多数未成年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低。据相关数据显示，未成年人再犯率自200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左右，[20]再犯可能性远小于成年服刑人，由此可以体现出教育改造对阻止未成年人再犯罪具有较好的效果。
第四，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多与其所处环境有关，改变其生活环境对解决犯罪问题有较良好的效果。根据刑事实证主义学派的观点，犯罪的发生不只与犯罪人个人因素有关，更与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的要素有关。[21]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更是如此，深究未成年犯罪人的成长生活环境，不难发现多数未成年犯罪人都处在非常规的成长环境中。家庭关系的破裂、校园暴力、交友不慎等导致未成年人与社会联系弱化或破裂是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22]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与社会环境有较大关系，过度的惩罚未成年人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未成年人所处环境的异常因素是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不从根源上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成因问题，单纯强调刑法的介入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
由此不难看出，未成年人具有心智尚未成熟，社会化程度较低，并存在亦受环境影响的特点。基于当前的科学技术而言，很难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提升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23]不可否认，当下未成年人获取信息资料的途径和数量已不是过去可比，但信息获取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不可视同一律，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提高的根据。治理水患尚知疏大于堵，面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更不能单纯强调以粗暴的刑罚方式治理，在忽略其他社会治理手段和社会效果的情况下，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暂时的安大众之情绪，封舆论之口，不免有情绪性立法的嫌疑。
2.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一直坚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该表述明确存在于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法律及司法文件之中。另外，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还存在不适用死刑、不公开审理、犯罪档案封存等保护制度。由此不难看出，从国家层面而言，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罚还是坚持教育矫正为主，并不过分强调惩罚所占的比重，或者说只是将惩罚视作一种教育矫正的方式而已。
有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并非一味强调教育矫正，不能迷信“非罪化”和“非刑罚化”，否则会成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纵容，应当进行适度刑罚化。[24]笔者部分同意该观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确实不能因噎废食，一味强调温和的教育手段，而放弃强硬的刑罚手段。但处于当前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之下，不应再强调刑罚手段在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中的作用，而应当是多发掘可用的社会手段，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综合治理，而不是将未成年犯罪人一关了之。
在这一意义之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其他制裁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方式空缺或者不健全的情况下，选择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交由刑罚予以解决，违背了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不是缺乏刑罚手段，而是缺乏有梯度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体系和制度。刑法能否对潜在的未成年犯罪人产生威慑，不在于刑法处罚的范围有多大或者手段有多严厉，而在于令未成年人真正了解刑罚的意义，明白其行为性质，进而才能令其产生反制不良行为的意图，实现遏制犯罪行为发生的效果。而这一点恰恰是空缺的，未成年人对于其越轨行为并没有健全的社会性认知，具体表现为未成年人虽明白其实施行为的内容，但对行为的社会意义、行为的危害后果以及社会期待并不完全理解。就此而言，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普法意义要大于简单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法意义。
二、未成年人短期监禁刑行刑方式改良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行对我国《刑法》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规定降低了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门槛，扩大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圈，意味着更多的未成年犯罪人存在被适用监禁刑的可能性。学术研究立足于实践立场才能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在无法改变修法现实的情形下，本文结合未成年群体的特点，探寻更优化的法律实施方法，以期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一）短期监禁刑的缺陷
学界对短期监禁刑的划分存在一定的争议，在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主要存在6个月说、3年说、5年说、10年说四种主张。因3年有期徒刑是多种犯罪的法定最低刑，且3年有期徒刑还是划分缓刑适用标准的界限，因而以3年有期徒刑作为短期监禁刑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5]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是3年说的支持者。[26]
自1872年第一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开始，各国学者就对短期监禁刑的利弊进行激烈的争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中，学者对短期监禁刑缺陷的认识普遍一致。主要包括：一是短期监禁刑改造效果较差，服刑人认罪服法意识弱，不认真、不积极悔罪。多数服刑人混刑度日思想严重。[27]二是短期监禁刑受制于刑期时间短，不论是一般预防还是特殊预防，均无法较好地发挥刑罚作用。三是短期监禁刑的受刑人多非重大刑事案件的服刑人，多数服刑人尚存内心良知，尚愿受制于道德或法律的规制作用，但刑罚的标签效果使不少原本善良的人放弃对规则的坚守，走上再犯的道路。四是短期监禁刑的附随效果导致受刑人较难被社会再接纳，实际教化改造效果差。五是短期监禁刑因执行场所不独立，执行设施不健全等因素，服刑人之间交流犯罪经验和技术。服刑人互相认可同化，造成服刑人道德感下降，最终导致交叉感染。
虽短期监禁刑存在诸多弊端，但监禁刑作为代替肉刑的一种刑罚方式，本身代表着对犯罪人人格的尊重，并且监禁刑作为主要的刑种，实践中适用率普遍较高，因此一味主张废除短期监禁刑并不理性。针对短期监禁刑的弊端进行改革是较合理的选择进路，其中改革的方式包括替代型改革方式和完善型改革方式。替代型改革方式将短期监禁刑易科为其他非监禁刑，例如罚金、强制劳动等。完善型改革方式包括减少短期监禁刑的宣告或实际执行时间和变通执行两种方式。变通执行方式主要是指半
不应该降低少年刑事责任年龄。但是少年管教制度要好好扩大。
现在未成年人的犯罪率确实是比以前高很多呀，这不得不说是教育问题咨询师同时也是法律责任，应该更加明确。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降低不应该以成年人18岁为标准衡量而是，跟国际接轨大概16岁应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能够降低犯罪率提高法律的约束效应。
进了监狱出来不犯罪的100个里有2个。一个孩子12岁进了监狱判（10年已经是重罪了）22岁出来。本来只是个惹祸的笨蛋，10年的监狱教育绝对是五毒俱全具备反侦察能力，更加仇恨社会。而10年没有正规教育没有学历，他能做什么？唯一选项就是犯罪。实际上就是全社会在用力造就一个更难处理的坏蛋。
少年管教制度把少年从溺爱他们的父母身边拿开，让他们在管教之下上学，接受劳动教养，失去自由，军事化生活，考大学拿学位。他们有一技之长知道可以获得更好的未来机会也让社会少犯罪多人才。
这个想法，我在法院的时候就作为刑改意见递上去过，回复不公开了，但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我觉得应该时机应该成熟了。
刑法论文答辩
毕业论文答辩是毕业论文教学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基本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件事了。
首先作一下自我引见：我叫崔征，是xx级法学1612071班的。我的毕业论文标题是《论行政执法任务的化》。本论文是在张超教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张教师表示由衷的感激，可以说没有他的协助我很难顺利完成这两年的学业。同时我也想借此时机向这两年来教授给我知识的其他各位教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上面我就对我的毕业论文的根本内容做一个扼要的陈说：
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篇论文的写作停止引见：首先是选题的进程;其次是选题的目的;再次是论文的根本构造和次要内容;最初谈谈本论文的缺乏之处。 首先，选题的进程
去年10月份的时分张教师给我们布置了写毕业论文的义务，经过张教师赞同我决议写行政法这方面。但详细的标题还一时没想好。在考虑标题与查找相关材料时我看到了，现今讨论最抢手的是行政机关执法的成绩。行政执法活动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部门互相牵制互相联络。在平常的任务和生活中有的执法人员不是把本人看成人民的公仆，而是做官的老爷对人民群众冷、硬、横，甚至依仗权利蹂躏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循私作弊、糜烂、欺压百姓，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例如某次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税收执法不合理的案例，在目前的执法情况里由于遭到许多客观与客观方面的影响，多少存在着一些该处分的不处分，随意处分或许执法态度恶劣等不合理的景象。看到这些，我觉得到如今执法情况的改善火烧眉毛，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转向古代法治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从权利主宰一切的社会转向权益主导一切的社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举动不时涌现。在这些重生事物中,化执法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化作为一个新的执法理念正投合了现今建立调和社会的要求，于是我决议以行政执法的化为题设计我的论文。
其次，选题的目的意义
在鼎力建立法治文明社会的明天，建立社会主义调和社会是主流，以人为本是其次要内容，执法的“化”正好投合了这个潮流，可以说完成执法的化是必定的。社会越提高，科技越兴旺，人的权益越应该失掉尊重，构建以为指点，以人权为底线，保证执法的客观公正的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者追求的目的，也是行政执法人员不懈斗争的永远。但是化不是人情化，要正确的了解化执法与严厉执法的关系化执法与严厉执法并不是相互排挤，更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互相一致的。所以，关于行政执法化的阐述就不可或缺。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实际成绩。
我国一再倡导依法行政，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能的次要手腕，是完成行政管理目的的重要途径。同时是依法治国的中心，依法行政的程度间接影响法治国度目的的完成。而目前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不尽善尽美，例如行政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行政立法不到位、执法机构设置不健全、执法监视不力存在的成绩;还有行政执法人员本身的成绩。关于改动这种形态，我们有必要反省下这些成绩存在的缘由，并找出处理的方法。这是面临的是理论成绩。
再次，论文根本构造及大约内容
本文共分为五局部，从不同角度论述新时代需求行政执法的化。
第一局部次要解释化的根本涵义，从三处复杂阐明化执法是遵照法律和合理顺序的执法活动是非歧视性的感性执法活动是表现人文关心的活动。
第二局部论述当今社会对行政执法化的合理定位，次要从六个方面停止阐明。1、化执法次要是执法中的成绩和要求，但化执法的手腕、顺序、效果与立法的化亲密不可分;2、化执法是在法治框架下的自在裁量执法，不应在守法的根底上寻求所谓的化执法;3、化执法该当遵照和表现合理顺序的根本要求;4、化执法不是对现有法律标准体系的背叛和打破，而该当与行政法的准绳与规则结合和协调;5、化执法既不是人情化执法也不是脆弱执法，而是把依法行政的准绳性与人文关心的灵敏性相结合;6、化执法对缓解、遏制和消解社会抵触与矛盾，构建调和社会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局部阐明以后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成绩，次要是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以及行政执法人员本身存在的成绩
第四局部论述了构建调和社会与化的关系，次要从二者的在外延上的共同准绳上阐明。
第五局部从理论上论述如何完成化执法，次要从实践动身，解释理论化的困难与途径，例如法治建立、机构设置、教育宣传、队伍建立以及执法监视等方面。
首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我叫xxx，是2007级法学1612071班的。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行政执法工作的人性化》。本论文是在张超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张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我很难顺利完成这两年的学业。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向这两年来传授给我知识的其他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下面我就对我的毕业论文的基本内容做一个简要的陈述：
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篇论文的写作进行介绍：首先是选题的过程;其次是选题的目的;再次是论文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最后谈谈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首先，选题的过程。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张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写毕业论文的任务，经过张老师同意我决定写行政法这方面。但具体的题目还一时没想好。在思考题目与查找相关资料时我看到了，现今讨论最热门的是行政机关执法的问题。行政执法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部门相互牵制相互联系。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有的执法人员不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公仆，而是做官的老爷对人民群众冷、硬、横，甚至依仗权力践踏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循私舞弊、欺压百姓，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例如某次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税收执法不合理的案例，在目前的执法状况里由于受到许多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影响，多少存在着一些该处罚的不处罚，随意处罚或者执法态度恶劣等不合理的现象。看到这些，我感觉到现在执法状况的改善迫在眉睫，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转向现代法治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的时期,这是一个从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转向权利主导一切的社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行动不断涌现。在这些新生事物中,人性化执法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人性化作为一个新的执法理念正迎合了现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于是我决定以行政执法的人性化为题设计我的论文。
其次，选题的目的意义
在大力建设法治文明社会的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主流，以人为本是其主要内容，执法的“人性化”正好迎合了这个潮流，可以说实现执法的人性化是必然的。社会越进步，科技越发达，人的权利越应该得到尊重，构建以人性为指导，以人权为底线，保证执法的客观公正的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者追求的目标，也是行政执法人员不懈奋斗的永远。但是人性化不是人情化，要正确的理解人性化执法与严格执法的关系人性化执法与严格执法并不是互相排斥，更不是互相抵触，而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所以，对于行政执法人性化的论述就不可或缺。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理论问题。
我国一再提倡依法行政，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能的主要手段，是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重要途径。同时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行政的水平直接影响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而目前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不尽如人意，例如行政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行政立法不到位、执法机构设置不健全、执法监督不力存在的问题;还有行政执法人员自身的问题。对于改变这种状态，我们有必要反省下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找出解决的办法。这是面临的是实践问题。
再次，论文基本结构及大概内容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从不同角度阐述新时代需要行政执法的人性化。
第一部分主要解释人性化的基本涵义，从三处简单说明人性化执法是遵循法律和正当程序的执法活动是非歧视性的理性执法活动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活动。
第二部分阐述当今社会对行政执法人性化的合理定位，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说明。1、人性化执法主要是执法中的问题和要求，但人性化执法的手段、程序、效果与立法的人性化密切不可分;2、人性化执法是在法治框架下的自由裁量执法，不应在违法的基础上寻求所谓的人性化执法;3、人性化执法应当遵循和体现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4、人性化执法不是对现有法律规范体系的背离和突破，而应当与行政法的原则与规则结合和协调;5、人性化执法既不是人情化执法也不是软弱执法，而是把依法行政的原则性与人文关怀的灵活性相结合;6、人性化执法对缓解、遏制和消解社会冲突与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部分说明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行政执法法律体制中以及行政执法人员自身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与人性化的关系，主要从二者的在内涵上的共同原则上说明。
第五部分从实践上阐述如何实现人性化执法，主要从实际出发，解释实践人性化的困难与途径，例如法治建设、机构设置、教育宣传、队伍建设以及执法监督等方面。
本文是我在查阅相关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情况下来进行写作的。我试图首先从人性化的基本知识着手, 加强对它理性认识;进而阐述人性化执法的合理定位,并通过对现今执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新时代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流下提倡人性化执法必要性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以期引起我国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及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最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现状的解决之路。以上所述就是我整个论文大体结构和内容。我想在这里再次感谢张超老师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多启示和指导，使我能及时纠正错误，顺利完成这次毕业论文的写作。
最后，论文存在的不足
第一是资料收集比较困难，再加上本人理论层次不够。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出现了部分段落引用原文的现象，独创性评论较少，今后我将继续努力。
第二是论文观点尚不成熟，由于研究探索方面下的功夫不够，可能文章实际可操作性较差，缺乏一定实际价值。与老师期望达到的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
总之，经过这次论文写作，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加之时间精力有限，在内容表述、观点论证上还存在着不当之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借此答辩机会，恳请各位老师进行批评指正。
我的答辩陈述完毕。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研究硕士论文
现在日本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已经在探讨，普遍的意见是向12-14周岁倾斜，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等国也有类似意向，但此类国家数量不多。我国现在暂时没有此类意向。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当降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学问题，有很多争议，可以到大学的研究生论文库里查找下相关资料。
这个论题有点广哦 不好写吧？如果加个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现在社会还是比较关注的问题，资料应该会好找些。
青少年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事关祖国的未来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青少年犯罪心理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青少年犯罪心理学探究》
摘要：青少年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事关祖国的未来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最本源的解决方法和研究途径——青少年的犯罪心理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青少年 犯罪心理学 校园环境
作者简介：吴珊，南开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
狭义的青少年犯罪，是从刑事法学观点出发给青少年犯罪所下的定义，一般指14—2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所实施的依法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这个定义以我国开始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14岁为起点，我国刑法对不满18岁的青少年犯罪做了相应较轻的刑事处罚的规定。
一、青少年犯罪心理成因
(一)家庭教育不当
青少年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不当是造成其犯罪的一个重要成因。家庭环境不利用于青少年的情况：父母忙于工作忽略孩子，很少与孩子沟通，或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闹，甚至离婚等，这些都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障碍;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要，溺爱孩子，容易使孩子养成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恶习，一旦个人欲望达不到满足就容易偏激;奉行棍棒政策，造成孩子的人格自卑和逆反心理，形成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放任孩子，易使孩子失去家庭温暖和监护，造成性格孤僻冷漠，经不起诱惑，沾染不良习气，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校园环境
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的老师、同学、朋友，都对青少年的成长、成熟起到重要作用，老师在从教过程中体罚学生、不公平对待每个学生，很多老师不喜欢、排斥、甚至责骂成绩不好、调皮的学生，久而久之，会给一些学生心目中蒙上一层影阴，随着不断积聚这种不被重视，被忽视和被排挤的情绪后，引发犯罪的导火索。
(三)模仿他人
青少年阶段好奇心理非常强烈，喜欢模仿，但心智不够成熟，对法律了解不多，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在模仿时并不能选择合适的模仿对象。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激起想尝试的愿望。一旦受到不良影视作品、网络、暴力行为或犯罪分子的唆使与诱惑，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青春期叛逆
青少年阶段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成长期，沉重的学业和家长的管制与青少年渴望自由的心理发生矛盾，特别是—些成绩差、被认为品行不良的青少年，在学校受到老师的训责、遭到同学的排挤，在家里还要受到父母的责怪，导致他们的强烈不满，在被教唆，或被指使等情形下容易做出报复家庭和社会的行为。
(五)利己心理
现在的青少年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在家备受父母的娇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一切都要以自己的想法为宗旨，占有欲望非常强烈，如果得不到满足，长期积压自己的不满，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释放或通过犯罪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六)互相攀比
在经济大爆发的现代社会，青少年深
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些青少年爱慕虚荣，互相攀比家境，攀比穿戴，攀比各种物质条件。在认为自己的物质条件不如别人时，非常容易偏激，容易冲动，再加上逞强好胜、头脑简单，分辩是非能力差等因素，稍被引诱或者教唆就容易实施犯罪行为，走上犯罪道路。
二、对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建议
(一)注重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
健全的家庭结构、和谐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孩子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对青少年不能够只给予物质，而应增加感情沟通和交流，只有青少年感受到父母的爱，他们才能够学会爱别人;青少年的一些行为和想法应当得到父母的支持和关心和有效监督，得不到父母的重视和接受，父母不加以肯定和疏远会激发青少年的
叛逆和自暴自弃;父母就是青少年的模范和榜
样，青少年的很多行为和想法都是父母的言行的复制或扩大变形后的体现，所以父母一定要承担起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做一个正面积极的青少年的领路人。
(二)积极友好的校园环境对青少年有着正面的影响
老师在青少年心目中是非常威严和不可取代的，老师的言行和做法对青少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老师在从教过程中不可以体罚学生、公平对待每个学生，这是最基本的。很多老师只喜欢成绩好、听话的学生，而不喜欢、排斥，甚至责骂成绩不好。调皮的学生，久而久之，会给一些学生心目中带来影阴。我们必须倡导老师一视同仁，并且更应该给那些问题青少年更多的关爱，化解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极端情绪。
(三)加强心理辅导教育
我们的心理辅导教育系统还并不完善，我们要从父母、老师等抓起，强化心理辅导和指引的作用，在中小学和高校都应当设立心理辅导机构，对青少年及其家长开放，并有效的解决青少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空壳摆设，将引起青少年犯罪的因素抑制在行为发生之前，而不是发生了恶性事件之后再进行反思和指责。
三、结语
青少年犯罪问题一定要充分引起家长、学校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多方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思考和反思阶段。
参考文献：
[1]刘邦惠.犯罪心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景璐石，徐科，冯军，蒋宪君，孟婕.犯罪青少年心理健康与个性特征相关分析.中国公共卫生.2008.
[3]王瑞霞.青少年犯罪心理透视.山西 农业大学学报.2006.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青少年犯罪心理论文2000字
刑法研究生论文篇2 浅析刑法理论中的洗钱罪 摘要：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从犯罪构成上讲，洗钱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洗钱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侵害的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关键词：洗钱;犯罪构成;洗钱罪;《刑法》第191条 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它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环境，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威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而且洗钱活动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极大地助长了这些严重犯罪行为，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安全乃至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洗钱犯罪在我国也日趋猖獗，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然而，由于我国对洗钱罪及其法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不管是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洗钱罪的研究和认知都有待进一步深化。为此，本文拟就我国刑法理论中洗钱罪的相关理论及认定问题作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 一、洗钱及反洗钱 现代意义上的洗钱行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黑帮犯罪集团[1]3。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司法官员查处“水门丑闻”案中，“洗钱”这一概念才第一次被作为正式法律术语来使用，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毒品交易的蔓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2]5。第一个把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国家是意大利，该国于1978年3月21日颁布法令，在刑法第648条第2款中增设了洗钱这一犯罪行为，只不过当时的洗钱罪仅针对武装抢劫罪、勒索罪和劫持人质罪这三类上游犯罪[3]。 后来，随着毒品、走私、贪污贿赂等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成灾，国际社会认识到打击这些犯罪及后续犯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洗钱罪陆续出现在各大国际性法律文件之中。从《巴塞尔原则声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洗钱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惩治洗钱犯罪也成了各国刑事司法协作的共同目标。除了国际性法律文件以外，国际社会还设立了一个专注于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该组织在打击洗钱犯罪方面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绩就是发布了《反洗钱40项建议》。2013年5月13日，中国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六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反洗钱工作。 二、洗钱罪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与性质，将其转换为其他类型的资金形式，协助资金转移，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将其收益合法化的行为。洗钱罪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犯罪，其犯罪手段众多，没有典型的受害人，犯罪构成较为复杂。洗钱罪罪名的成立不一定要有相应的危害结果，而只要实施的行为特征符合其构成要件，就可定罪处罚。因此，洗钱罪是行为犯。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犯罪主体 根据2011年《刑法修正案(六)》的规定，洗钱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是指年满16周岁并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法人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团体。所以说，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这里重点讨论的是，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实行犯或其共犯(即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的行为(即“自洗钱”)能否定罪、能否实施数罪并罚的问题。在传统刑法理论中，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本犯不应再判罚洗钱罪，理由是：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对其犯罪行为的后续，这种事后行为不具备可罚性，其先行实施的上游犯罪行为吸收了后续的洗钱行为，因而只能按照先行的犯罪定罪处罚[3]。而且，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去看，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明知”也只能是针对本犯以外的其他犯罪人而言的。 另外，张明楷教授认为：“否认上游犯罪者可以成为洗钱罪的行为主体，并不是因为洗钱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而是因为否定说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从立法论上来说，将自洗钱规定为洗钱罪或许更合适，但在解释论上，只能在刑法条文规定的范围内确定行为主体范围。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明显采取了否定说。”[4]700因此，我国有学者提出把洗钱罪的主体进行扩大，将其上游犯罪中的本犯也纳入进来，这种做法适应立法的趋势，反映了与洗钱行为做斗争的必要性。至于扩充洗钱罪犯罪主体的理由，则各种各样。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刑法理论已经过时，理论应是对实践的概括与升华，而不是实践的羁绊和束缚。有的学者认为，将自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实行数罪并罚，并不当然违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理论。 因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并不是理论上说的“不可罚”，而是“共罚的事后行为”。现代洗钱行为已呈专业化、规模化态势，因此，洗钱罪作为独立的犯罪，而不再依附于其上游犯罪而存在。因而，我国应真正从价值层面上将洗钱罪从传统赃物罪中分离出来。换言之，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行为之所以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因为洗钱行为不同于赃物罪中的行为，它对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是不能评价于其上游犯罪之中的，它必将不可避免地侵害“新的法益”[5]。因此，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可以处罚的[6]。 也有学者认为，自洗钱可以单独成罪，理由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第一，洗钱罪与传统赃物罪相比，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除了给司法机关造成阻碍，还对国家金融和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影响，从罪刑均衡原则考虑，本犯犯洗钱罪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第二，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不同于传统的赃物罪，已经是独立于上游犯罪的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犯罪过程。第三，其侵犯的法益不同于其他犯罪侵犯的法益。第四，对本犯可以单独定罪，有利于我国行使司法管辖权，这是因为洗钱犯罪往往都是跨国性的，试想如果犯罪分子是在国外实施上游犯罪行为，而在我国实施洗钱犯罪的，那么因为我国否认本犯可以单独处罚，而对发生在国外的上游犯罪又缺乏管辖依据，这就使我国的司法管辖权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1]101。根据上述不同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上游犯罪的本犯可以单独成立洗钱罪，理由是：现代洗钱犯罪因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已然独立成罪，我们不能将目光局限于“本犯”的危害上，而应将其与传统赃物罪剥离开来;因为洗钱罪独特的行为方式，导致了本犯在实施洗钱行为时侵犯了新的法益，从而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二)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必须“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明知”的对象是其上游犯罪所产生的收益。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将其收益当作合法财产，只是客观上实施了隐匿等行为，那就不能认定为洗钱罪。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那么包不包含间接故意?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行为人以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实施洗钱行为成立洗钱罪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是间接故意能否成立洗钱犯罪。对于这一问题，意见分歧就在于如何理解《刑法》第191条中所规定的“掩饰、隐瞒”的含义。 一种观点认为，为“掩饰、隐瞒”而实施洗钱的行为，就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犯罪目的，在我国《刑法》条文中已经排除了本罪可由间接故意构成，所以洗钱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另一种观点认为，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洗钱罪，其理由是：“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是构成要件的基本内容，是洗钱行为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关于犯罪目的的规定，亦即行为人实施洗钱行为时，认识到其隐匿等行为的客体是洗钱罪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4]702。因此，洗钱罪不能作为目的犯，其罪过自然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第二，明知的对象是什么?上文已经提及，行为人“明知”的对象是法条规定的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学界对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理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要“明确知道”是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才能构成洗钱罪中的“明知”。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对属于七类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具有概括性认识即可，无须知道是具体哪一个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就可成立“明知”。笔者赞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因为“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过于机械地理解了《刑法》条文，而不利于司法实践对“明知”的认定，它还违背了刑法关于主观认识错误的理论。 (三)犯罪客体 “一般认为，洗钱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7]349所以，学界通常认为，洗钱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不过，有学者提出要对这种复杂客体进行分类[8]。这种观点与立法机关对于洗钱罪立法宗旨的理解似乎达成某种契合。笔者认为，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通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从犯罪的本质属性和立法活动的逻辑周延性角度出发，恐怕就不一定说得通了。其实，这里涉及的主要是洗钱罪在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我国现行刑法未将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是应该进行考量的。笔者认为，洗钱罪应该归入妨害司法罪一节中，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洗钱罪更加符合妨害司法罪特征;第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更符合立法逻辑的周延性。 三、洗钱罪的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明知”是一个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问题。对此，上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过多阐述。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有学者提出，尽管《解释》解决了“明知”客观推定的程序性技术难题，但与美国刑事立法对于“明知”的规定仍然存在差距，我国洗钱罪的主观范围仍然存在实体面过窄的问题[9]。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毕竟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明知”的认定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二)对本罪以及上游犯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 区别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构成共犯的分界线，主要看行为人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事前有无通谋：如果行为人事前通谋，事后再次实施洗钱行为，则应构成共同犯罪;行为人事前如果没有通谋，只是实施了洗钱行为，则应只构成洗钱罪。 (三)此罪与彼罪的认定 这里要对《刑法》第191条、第312条、第349条的互相认定问题进行讨论。上文已经提到，我国赃物罪与洗钱罪已经越来越趋同，其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上游犯罪的不同。而洗钱罪与窝藏毒赃罪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上游犯罪不同，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由7类犯罪构成，而窝藏毒赃罪只能由毒品犯罪构成。(2)客观行为不同，洗钱罪是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就是将赃物合法化;而窝藏毒赃罪是转移、窝藏、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财物的非法性质没有改变。(3)主体不同，洗钱罪主体为一般主体;而窝藏毒赃罪的主体只是个人。 参考文献： [1]何萍.洗钱与反洗钱动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何萍.中国洗钱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兼与欧盟反洗钱制度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钊作俊.洗钱犯罪研究[J].法律科学，1997(5).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马克昌.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6). [6]赵军.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相关问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相协调[J].法学评论，2004(4). [7]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8]陈明华.洗钱罪的认定及处罚[J].法律科学，1997(6). [9]李云飞.中美洗钱罪主观要素界定的比较[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猜你喜欢： 1. 有关刑法研究生毕业论文 2. 刑法论文 3. 浅谈刑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4. 刑法硕士毕业论文 5. 刑法硕士论文
维持刑事责任年龄研究硕士论文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新闻屡见报端。根据我国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1]，加之我国尚不健全的未成年人处罚、惩戒机制，导致不满十四周岁的行为人，即便实施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仍是一放了之。社会公众对这样的现象，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基于对公众情绪的回应，《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修改。
一、《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正及其评价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进行了调整[2]，将应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由十四周岁附条件的下调到十二周岁。虽然此次修法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时设置了许多前置条件，但降低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门槛，扩大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圈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刑事责任年龄调整的基本学说
早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之前，在调整刑事责任年龄方面就存在着各类学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刑事责任年龄维持说，另一类是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主张刑事责任年龄维持说的学者，认为尚不具备充足的原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问题。持该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的理由：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导致，未成年人本人所占比重不大。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推卸责任之嫌。[3]二是基于伦理学的立场，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有违中国“恤幼”的传统，应当对青少年予以充分保护。[4]三是基于刑法谦抑性的需要，对未成年人应重在落实与完善相应的惩戒教育措施，而不是动辄施加刑罚处罚。单纯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扩大未成年人犯罪圈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5]四是从标签理论来看，犯罪人的标签会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而且不当地行刑方式极易造成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并不能实际发挥监狱改造教育的功能。[6]
主张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的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我国《刑法》所确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实践中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需求，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认为14周岁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过于陈旧，无法正确反映当代未成年人的发展现状。低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具备相当的实施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且在社会文化程度上，也已经具备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7]二是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应当与工读学校的最低入学年龄相匹配。三是随着各种媒介的刺激，未成年人接受的信息量与日俱增，其中包含的法制与社会理念已经使未成年人的法律认识和道德水平得到了提高。[8]
在主张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观点的内部，根据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实现方式的不同，又分为直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说和弹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说。主张直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说的学者认为，应当采用直接降低的方式实现对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调整。[9]主张设置“弹性”刑事责任年龄的学者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实现方式，又存在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刚性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本身存在缺陷，主张设置弹性条款，责任的判断应当更为具体化，绝对确定的年龄作为判断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依据并不充分。主张针对刑事责任年龄不需要作具体规定，初步将其定为某一年龄左右，引入个案情节等影响因素，综合衡量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然后逐步强化个案情节的重要性，弱化年龄的具体规定，直到完全废除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根据个案行为人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10]二是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将其分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和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两个阶段，认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行为人已经具备一定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法律原则上认可其以年龄作为辩护事由，但控方可以通过证明其存在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使其承担刑事责任。例如，在英国，10岁以上（含10岁）不满14岁的儿童属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行为人，如果控方能够证明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辨认能力，就可以不适用未成年人这一辩护理由。[11]三是引入英美刑法中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具体而言，“恶意补足年龄”是指特定低龄化儿童在触犯刑事法律时，按照行为人行为时或行为前后的恶意来推断认定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以弥补对一定区间年龄段的个体差异化的忽视。[12]司法机关通过针对个案收集所有能够体现行为人主观意志的所有事实材料，在个案的背景下，对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搜集材料越全面得出的结论越客观。“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更好地做到了责任的个体化判断，使得责任的追究更加的合理。但恶意的判断并没有具体的标准，容易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司法腐败。该说主张者认为在我国已经具备引入该制度的基础。[13]
主张刑事责任年龄维持说和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两派学者的争论可谓是针锋相对，讨论的焦点普遍集中在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即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之上。但由于当前的科技水平有限，无法准确地测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两派学者对此各执一词，但一直未出现压倒性的趋势。直到《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明确了国家在该问题上的态度。新修正案虽采用附条件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方式有意识控制十二周岁至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入刑的可能性，但无可否认在立法者的角度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取得了胜利。
（二）《刑法修正案（十一）》刑事责任年龄条款评析
主要从两方面分析《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修改的合理性，一方面是结合未成年人群体的特点，分析是否存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根据；另一方面是从刑事政策方面，分析是否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要求。
1.结合未成年人群体特点
未成年人因其自身所处年龄阶段的特殊性，该类人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未成年人不论是身体还是心智都处在发育阶段，相对而言该类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是非观都尚未发展健全。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当下的未成年人因信息社会的复杂性，其智力水平要明显高于之前同龄人的智力水平。[14]但笔者认为，首先，不能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证明信息社会的冲击使未成年人智力水平得到了提高。未成年人接触信息数量的庞大或者信息内容的复杂，充其量只能是提高未成年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或者接受能力，但这样能力的提升，并不能简单地作为判断智力水平提升的根据。其次，即便退一步讲，未成年人在信息社会冲击下，智力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但这也并不足以成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条件。基于规范违反说的观点，犯罪是对规范真实性、有效性的否定。责任判断的根据在于社会对特定角色的承担者提出了各种期待，个人作为规范意识主体，破坏了这种期待。[15]而这种规范的认知是需要良好的社会化的，良好的社会化，是指人在社会群体的交际活动中，逐步地发觉到社会对个人的责任要求和规则要求。高智力水平并不意味着社会化程度高。相反当代未成年人与外界社会的接触较少，多数情况下未成年人主要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和学校，更减少了未成年人与外界社会的交流机会。未成年人与社会低交流的情况下，未成年人较难理解和接受已存在的社会规则和社会角色分配，具体体现为未成年人规则感和道德感薄弱。这样薄弱的规则感和道德感无法在关键时刻帮助未成年人作出正确的选择。因此，即便是认同当下未成年人智力水平较高，但其社会化程度较低，不足以成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理由。最后，即便认同当下未成年人智力水平明显提高，但由于人格尚未成熟，贸然采用刑罚手段规制其行为会产生许多负面效果。未成年人群体体现出强烈的可塑性特点，可塑性代表着未成年人更易于教育改造，但可塑性是一把双刃剑，未成年人既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改造，出现正向的发展，又可能因负面影响，在歧途中越行越远。例如，刑罚的附随效果中的标签作用。未成年人是非观、价值观较弱，其意志的改变易受环境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刑罚的标签作用，未成年人更容易内化认可，进而丧失原本的道德坚持，成为一个真正的犯罪人，背离社会规则的要求。
第二，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惧怕权威。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莱姆在一项“服从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作为社会的一员，在认知和学习世界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权威”。[16]这样的社会心理作用则在未成年人群体上表现得更为显著。未成年人在自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前，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多是通过模仿和服从性尝试来获得的，因此在自我意识较弱的未成年群体中，“权威—服从”的观念显得更为突出。因此，在面对严肃、强大的国家强制力面前，未成年人更容易被教育和感染，进而改变之前错误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面对未成年人实施的逾矩行为或者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采用较为温和的方式惩罚和教育未成年人即可以达到较好的特殊预防效果，贸然使用刑罚方式有违刑法谦抑主义的要求。
第三，未成年人对犯罪认知度低，犯罪动机单纯，主观恶性较低。据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未成年人犯罪罪名主要涉及盗窃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斗殴罪五种罪名。[17]由未成年人犯罪罪名的分布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以暴力型和图财型犯罪为主，而且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暴力犯罪占比明显高于成年人犯罪，激情犯罪较多，犯罪动机多为逞强斗狠，一时冲动。据研究发现，大脑的前额叶是人们思考和作出决策的脑区，而且该区域负责控制冲动。前额叶在21到22岁才能完全发育成熟。因此未成年人在行为上多表现为对自己或他人实施危险或冲动行为。[18]而且相较于成年人来说，未成年人缺乏社会经验、生活经验，从而导致其对情绪控制能力较弱，遇事无法做出清醒判断，常高估利益，低估风险，对其实施的行为性质了解尚不全面，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也不明确。[19]由此表现出多数未成年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低。据相关数据显示，未成年人再犯率自200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左右，[20]再犯可能性远小于成年服刑人，由此可以体现出教育改造对阻止未成年人再犯罪具有较好的效果。
第四，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多与其所处环境有关，改变其生活环境对解决犯罪问题有较良好的效果。根据刑事实证主义学派的观点，犯罪的发生不只与犯罪人个人因素有关，更与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的要素有关。[21]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更是如此，深究未成年犯罪人的成长生活环境，不难发现多数未成年犯罪人都处在非常规的成长环境中。家庭关系的破裂、校园暴力、交友不慎等导致未成年人与社会联系弱化或破裂是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22]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与社会环境有较大关系，过度的惩罚未成年人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未成年人所处环境的异常因素是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不从根源上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成因问题，单纯强调刑法的介入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
由此不难看出，未成年人具有心智尚未成熟，社会化程度较低，并存在亦受环境影响的特点。基于当前的科学技术而言，很难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提升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23]不可否认，当下未成年人获取信息资料的途径和数量已不是过去可比，但信息获取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不可视同一律，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提高的根据。治理水患尚知疏大于堵，面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更不能单纯强调以粗暴的刑罚方式治理，在忽略其他社会治理手段和社会效果的情况下，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暂时的安大众之情绪，封舆论之口，不免有情绪性立法的嫌疑。
2.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一直坚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该表述明确存在于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法律及司法文件之中。另外，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还存在不适用死刑、不公开审理、犯罪档案封存等保护制度。由此不难看出，从国家层面而言，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罚还是坚持教育矫正为主，并不过分强调惩罚所占的比重，或者说只是将惩罚视作一种教育矫正的方式而已。
有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并非一味强调教育矫正，不能迷信“非罪化”和“非刑罚化”，否则会成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纵容，应当进行适度刑罚化。[24]笔者部分同意该观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确实不能因噎废食，一味强调温和的教育手段，而放弃强硬的刑罚手段。但处于当前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之下，不应再强调刑罚手段在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中的作用，而应当是多发掘可用的社会手段，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综合治理，而不是将未成年犯罪人一关了之。
在这一意义之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其他制裁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方式空缺或者不健全的情况下，选择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交由刑罚予以解决，违背了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不是缺乏刑罚手段，而是缺乏有梯度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体系和制度。刑法能否对潜在的未成年犯罪人产生威慑，不在于刑法处罚的范围有多大或者手段有多严厉，而在于令未成年人真正了解刑罚的意义，明白其行为性质，进而才能令其产生反制不良行为的意图，实现遏制犯罪行为发生的效果。而这一点恰恰是空缺的，未成年人对于其越轨行为并没有健全的社会性认知，具体表现为未成年人虽明白其实施行为的内容，但对行为的社会意义、行为的危害后果以及社会期待并不完全理解。就此而言，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普法意义要大于简单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法意义。
二、未成年人短期监禁刑行刑方式改良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行对我国《刑法》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规定降低了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门槛，扩大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圈，意味着更多的未成年犯罪人存在被适用监禁刑的可能性。学术研究立足于实践立场才能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在无法改变修法现实的情形下，本文结合未成年群体的特点，探寻更优化的法律实施方法，以期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一）短期监禁刑的缺陷
学界对短期监禁刑的划分存在一定的争议，在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主要存在6个月说、3年说、5年说、10年说四种主张。因3年有期徒刑是多种犯罪的法定最低刑，且3年有期徒刑还是划分缓刑适用标准的界限，因而以3年有期徒刑作为短期监禁刑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5]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是3年说的支持者。[26]
自1872年第一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开始，各国学者就对短期监禁刑的利弊进行激烈的争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中，学者对短期监禁刑缺陷的认识普遍一致。主要包括：一是短期监禁刑改造效果较差，服刑人认罪服法意识弱，不认真、不积极悔罪。多数服刑人混刑度日思想严重。[27]二是短期监禁刑受制于刑期时间短，不论是一般预防还是特殊预防，均无法较好地发挥刑罚作用。三是短期监禁刑的受刑人多非重大刑事案件的服刑人，多数服刑人尚存内心良知，尚愿受制于道德或法律的规制作用，但刑罚的标签效果使不少原本善良的人放弃对规则的坚守，走上再犯的道路。四是短期监禁刑的附随效果导致受刑人较难被社会再接纳，实际教化改造效果差。五是短期监禁刑因执行场所不独立，执行设施不健全等因素，服刑人之间交流犯罪经验和技术。服刑人互相认可同化，造成服刑人道德感下降，最终导致交叉感染。
虽短期监禁刑存在诸多弊端，但监禁刑作为代替肉刑的一种刑罚方式，本身代表着对犯罪人人格的尊重，并且监禁刑作为主要的刑种，实践中适用率普遍较高，因此一味主张废除短期监禁刑并不理性。针对短期监禁刑的弊端进行改革是较合理的选择进路，其中改革的方式包括替代型改革方式和完善型改革方式。替代型改革方式将短期监禁刑易科为其他非监禁刑，例如罚金、强制劳动等。完善型改革方式包括减少短期监禁刑的宣告或实际执行时间和变通执行两种方式。变通执行方式主要是指半
这个论题有点广哦 不好写吧？如果加个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现在社会还是比较关注的问题，资料应该会好找些。
急用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法学）期刊里面找撒~看下这类的论文，你自己参考学习下
刑法研究生论文篇2 浅析刑法理论中的洗钱罪 摘要：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从犯罪构成上讲，洗钱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洗钱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侵害的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关键词：洗钱;犯罪构成;洗钱罪;《刑法》第191条 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它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环境，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威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而且洗钱活动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极大地助长了这些严重犯罪行为，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安全乃至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洗钱犯罪在我国也日趋猖獗，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然而，由于我国对洗钱罪及其法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不管是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洗钱罪的研究和认知都有待进一步深化。为此，本文拟就我国刑法理论中洗钱罪的相关理论及认定问题作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 一、洗钱及反洗钱 现代意义上的洗钱行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黑帮犯罪集团[1]3。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司法官员查处“水门丑闻”案中，“洗钱”这一概念才第一次被作为正式法律术语来使用，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毒品交易的蔓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2]5。第一个把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国家是意大利，该国于1978年3月21日颁布法令，在刑法第648条第2款中增设了洗钱这一犯罪行为，只不过当时的洗钱罪仅针对武装抢劫罪、勒索罪和劫持人质罪这三类上游犯罪[3]。 后来，随着毒品、走私、贪污贿赂等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成灾，国际社会认识到打击这些犯罪及后续犯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洗钱罪陆续出现在各大国际性法律文件之中。从《巴塞尔原则声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洗钱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惩治洗钱犯罪也成了各国刑事司法协作的共同目标。除了国际性法律文件以外，国际社会还设立了一个专注于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该组织在打击洗钱犯罪方面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绩就是发布了《反洗钱40项建议》。2013年5月13日，中国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六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反洗钱工作。 二、洗钱罪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与性质，将其转换为其他类型的资金形式，协助资金转移，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将其收益合法化的行为。洗钱罪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犯罪，其犯罪手段众多，没有典型的受害人，犯罪构成较为复杂。洗钱罪罪名的成立不一定要有相应的危害结果，而只要实施的行为特征符合其构成要件，就可定罪处罚。因此，洗钱罪是行为犯。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犯罪主体 根据2011年《刑法修正案(六)》的规定，洗钱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是指年满16周岁并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法人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团体。所以说，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这里重点讨论的是，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实行犯或其共犯(即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的行为(即“自洗钱”)能否定罪、能否实施数罪并罚的问题。在传统刑法理论中，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本犯不应再判罚洗钱罪，理由是：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对其犯罪行为的后续，这种事后行为不具备可罚性，其先行实施的上游犯罪行为吸收了后续的洗钱行为，因而只能按照先行的犯罪定罪处罚[3]。而且，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去看，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明知”也只能是针对本犯以外的其他犯罪人而言的。 另外，张明楷教授认为：“否认上游犯罪者可以成为洗钱罪的行为主体，并不是因为洗钱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而是因为否定说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从立法论上来说，将自洗钱规定为洗钱罪或许更合适，但在解释论上，只能在刑法条文规定的范围内确定行为主体范围。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明显采取了否定说。”[4]700因此，我国有学者提出把洗钱罪的主体进行扩大，将其上游犯罪中的本犯也纳入进来，这种做法适应立法的趋势，反映了与洗钱行为做斗争的必要性。至于扩充洗钱罪犯罪主体的理由，则各种各样。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刑法理论已经过时，理论应是对实践的概括与升华，而不是实践的羁绊和束缚。有的学者认为，将自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实行数罪并罚，并不当然违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理论。 因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并不是理论上说的“不可罚”，而是“共罚的事后行为”。现代洗钱行为已呈专业化、规模化态势，因此，洗钱罪作为独立的犯罪，而不再依附于其上游犯罪而存在。因而，我国应真正从价值层面上将洗钱罪从传统赃物罪中分离出来。换言之，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行为之所以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因为洗钱行为不同于赃物罪中的行为，它对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是不能评价于其上游犯罪之中的，它必将不可避免地侵害“新的法益”[5]。因此，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可以处罚的[6]。 也有学者认为，自洗钱可以单独成罪，理由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第一，洗钱罪与传统赃物罪相比，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除了给司法机关造成阻碍，还对国家金融和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影响，从罪刑均衡原则考虑，本犯犯洗钱罪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第二，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不同于传统的赃物罪，已经是独立于上游犯罪的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犯罪过程。第三，其侵犯的法益不同于其他犯罪侵犯的法益。第四，对本犯可以单独定罪，有利于我国行使司法管辖权，这是因为洗钱犯罪往往都是跨国性的，试想如果犯罪分子是在国外实施上游犯罪行为，而在我国实施洗钱犯罪的，那么因为我国否认本犯可以单独处罚，而对发生在国外的上游犯罪又缺乏管辖依据，这就使我国的司法管辖权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1]101。根据上述不同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上游犯罪的本犯可以单独成立洗钱罪，理由是：现代洗钱犯罪因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已然独立成罪，我们不能将目光局限于“本犯”的危害上，而应将其与传统赃物罪剥离开来;因为洗钱罪独特的行为方式，导致了本犯在实施洗钱行为时侵犯了新的法益，从而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二)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必须“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明知”的对象是其上游犯罪所产生的收益。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将其收益当作合法财产，只是客观上实施了隐匿等行为，那就不能认定为洗钱罪。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那么包不包含间接故意?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行为人以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实施洗钱行为成立洗钱罪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是间接故意能否成立洗钱犯罪。对于这一问题，意见分歧就在于如何理解《刑法》第191条中所规定的“掩饰、隐瞒”的含义。 一种观点认为，为“掩饰、隐瞒”而实施洗钱的行为，就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犯罪目的，在我国《刑法》条文中已经排除了本罪可由间接故意构成，所以洗钱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另一种观点认为，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洗钱罪，其理由是：“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是构成要件的基本内容，是洗钱行为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关于犯罪目的的规定，亦即行为人实施洗钱行为时，认识到其隐匿等行为的客体是洗钱罪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4]702。因此，洗钱罪不能作为目的犯，其罪过自然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第二，明知的对象是什么?上文已经提及，行为人“明知”的对象是法条规定的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学界对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理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要“明确知道”是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才能构成洗钱罪中的“明知”。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对属于七类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具有概括性认识即可，无须知道是具体哪一个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就可成立“明知”。笔者赞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因为“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过于机械地理解了《刑法》条文，而不利于司法实践对“明知”的认定，它还违背了刑法关于主观认识错误的理论。 (三)犯罪客体 “一般认为，洗钱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7]349所以，学界通常认为，洗钱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不过，有学者提出要对这种复杂客体进行分类[8]。这种观点与立法机关对于洗钱罪立法宗旨的理解似乎达成某种契合。笔者认为，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通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从犯罪的本质属性和立法活动的逻辑周延性角度出发，恐怕就不一定说得通了。其实，这里涉及的主要是洗钱罪在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我国现行刑法未将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是应该进行考量的。笔者认为，洗钱罪应该归入妨害司法罪一节中，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洗钱罪更加符合妨害司法罪特征;第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更符合立法逻辑的周延性。 三、洗钱罪的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明知”是一个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问题。对此，上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过多阐述。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有学者提出，尽管《解释》解决了“明知”客观推定的程序性技术难题，但与美国刑事立法对于“明知”的规定仍然存在差距，我国洗钱罪的主观范围仍然存在实体面过窄的问题[9]。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毕竟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明知”的认定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二)对本罪以及上游犯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 区别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构成共犯的分界线，主要看行为人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事前有无通谋：如果行为人事前通谋，事后再次实施洗钱行为，则应构成共同犯罪;行为人事前如果没有通谋，只是实施了洗钱行为，则应只构成洗钱罪。 (三)此罪与彼罪的认定 这里要对《刑法》第191条、第312条、第349条的互相认定问题进行讨论。上文已经提到，我国赃物罪与洗钱罪已经越来越趋同，其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上游犯罪的不同。而洗钱罪与窝藏毒赃罪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上游犯罪不同，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由7类犯罪构成，而窝藏毒赃罪只能由毒品犯罪构成。(2)客观行为不同，洗钱罪是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就是将赃物合法化;而窝藏毒赃罪是转移、窝藏、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财物的非法性质没有改变。(3)主体不同，洗钱罪主体为一般主体;而窝藏毒赃罪的主体只是个人。 参考文献： [1]何萍.洗钱与反洗钱动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何萍.中国洗钱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兼与欧盟反洗钱制度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钊作俊.洗钱犯罪研究[J].法律科学，1997(5).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马克昌.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6). [6]赵军.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相关问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相协调[J].法学评论，2004(4). [7]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8]陈明华.洗钱罪的认定及处罚[J].法律科学，1997(6). [9]李云飞.中美洗钱罪主观要素界定的比较[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猜你喜欢： 1. 有关刑法研究生毕业论文 2. 刑法论文 3. 浅谈刑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4. 刑法硕士毕业论文 5. 刑法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