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杂志公司与现代文学
是。《现代文学（上海1935）》1935年4月15日创刊于上海，至1935年6月共出2期，是每个月一期。该刊由俞荻、巴林主编；第1期发行人为俞遥，第2期改由现代文学社发行；总代发行所为上海杂志公司，印刷先后由上海美廉社、上海华丰印刷所负责。月刊，属于文学类刊物。
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 施蛰存[1]奠基人之一。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后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施蛰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相比之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高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更为广阔，内容也更为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他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小人物，如舞女、小商人、小职员之类。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来抒写他们受生活挤压的惨苦情状。如《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非常厌倦终日陪伴男人们寻欢作乐的舞女生涯，把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她的情人身上，并因此中止了与舞厅老板签订的合同，也拒绝陪客人跳舞。恰在此时，她的情人破了产。她的希望成了泡影，她又只好低三下四地给舞客打电话，陪笑脸，表示不再拒绝对方的邀请。素雯的前后变化，决不是她个人的品行不端，而是由于生活的折磨，她不得不去食自己泡制的苦果。 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施蛰存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1930年代与鲁迅论战，20世纪50年代拒绝在教学中援引马列文论，晚年对社会也很关注，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编辑本段活动年表 1905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水亭址。 1913年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 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 戴望舒1923年入上海大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自费刊印，撰《苹华室诗见》首次以施蛰存署名。 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 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 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与戴望舒等合编《文学工场》、《无轨列车》，发表《妮侬》、《雨》等小说、新诗。 1930年与戴望舒等编《新文艺》月刊，刊载《鸠摩罗什》、《凤阳女》、《阿秀》、《花》等小说，心理小说《将军的头》。 1932年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发表《创刊宣言》、小说《残秋的下弦月》、散发《无相庵随笔》等。短篇小说集《李师师》出版。 1935年应聘上海杂志公司，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主编《文饭小品》六期，编纂《晚明二十家小品》，译德国小说家格莱赛《一九O二级》，译美国里德《今日之艺术》出版。 1939年任教云南大学，编撰《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 1943年任教厦门大学，开设《史记》专题课，编撰《史记旁札》等教材。 1952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1954年《轭下》新版于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1年编撰《后汉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 1963年编撰《云间词人姓氏录》、《三国志征碑录》、《隋书征碑录》、《魏书征碑录》、《北山楼碑跋》。 1964年编撰《云间碑录》等，续撰《北山楼碑跋》，辑录《金石遗闻》、《宋金元词十遗》。 1974年撰作《浮生杂咏》，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8年撰着《唐诗百话》，续撰《北山楼词话》。 1980年主编《百花洲文库》，译法国象征派诗人庞维尔、达尔尚、马拉尔美、孟代思、韩波散文诗编为 北山谈艺录续编《法国散文诗十篇》。 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篇》第二、三卷，《北山散文集》，以及《唐诗百话》、《北山谈艺录续编》。 2002年《施蛰存日记》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2003年11月19日病逝于上海。编辑本段主要著述 短篇小说集 梅雨之夕英文版《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 散文集 《灯下集》—《待旦录》 编译作品 《荣誉》—《轭下》—《征服者贝莱》—《劫后英雄》—《妇心三部曲》—《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外国文人日记抄》 学术著作 《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宋元词话》—《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北山集古录》—《水经注碑录》
《呼兰河传》中国青年出版社萧红/著六十多年前，金庸先生读《呼兰河传》后，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萧红在香港写的《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径去浅水湾她墓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四十多年后，再读《呼兰河传》，我的感受如金庸先生当年一样，只是不知去何处凭吊离世四十多年的萧红了。《呼兰河传》（精装）中国青年出版社萧红/著一个偶然的机会，淘得一本一九四七年寰星书店出版的《呼兰河传》，与手中的另一个版本对照着读，发现其文字竟有差异。后来找到了《呼兰河传》的初版本和再版本，才知道这两个版本与寰星书店版也稍有不同，于是，萌生校订《呼兰河传》的想法。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一年，受托编校新版《萧红全集》[2]，依全集编委会的要求，找来几个版本对《呼兰河传》进行互校。因全集出版时间的限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版本，未能细加考量。本次校订《呼兰河传》，选了“初版本”、“河山版”、“寰星版”、“新文艺版”、“黑人版”、“哈尔滨版”等六个版本互校，因时间充裕，校订更从容一些。《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但它的写作并非完全像金庸先生所言系写于香港。从现有的萧红研究资料看，一九三七年底，萧红至少已经完成了《呼兰河传》第一章。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在战火催逼下，人们四处逃难。萧红、萧军、胡风、端木蕻良等作家先后来到武汉，二萧经哈尔滨友人于浣非的介绍，入住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二十一号，《呼兰河传》第一章便是在小金龙巷二十一创作的。当时，与二萧同住二十一号的诗人蒋锡金在一篇回忆文字中说，此时萧红“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3]。蒋锡金在另一篇关于《呼兰河传》构思的文字中说，“萧红写这部小说，大约开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时在武昌的水陆前街小金龙巷，萧红每天都忙着给我们做饭，有时还叫我们把衣服脱下来给她捎带着洗。这时，她说：‘嗳，我要写我的《呼兰河传》了。’她就抽空子写。我读了她写的部分原稿，有点纳闷，不知道她将怎样写下去，因为读了第一章，又读了第二章的开头几段，她一直在抒情，对乡土的思念是那样深切，对生活的品位是那样细腻，情意悲凉，好像写不尽似的；人物迟迟的总不登场，情节也迟迟的总不发生，我不知她将精雕细刻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来。……但似乎她的第二章还没有写完，就匆匆到临汾去了。”[4]蒋锡金的回忆表明，萧红离开武汉时，《呼兰河传》似乎只写了前两章，后面的五章和“尾声”，应该都是在香港完成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底，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作家应李公朴之邀，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二月，日军攻陷太原，兵分两路向临汾进逼。萧红与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的部分作家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撤往运城，但萧军此时提出与萧红分手，他要留下来打游击。萧红到运城后，本打算去延安作短期访问，但到西安后，听说萧军已先期到达延安，便改变了计划。不久，萧军随丁玲、聂绀弩也来到西安，但萧红去意已决。情变后，萧红选择端木蕻良作伴侣，并带着身孕与端木在汉口举行了婚礼。六七月间，日军开始频繁轰炸武汉，端木先期去渝，萧红在打胎和逃难中纠结。九月中旬，萧红终于脱险到达重庆。后因生产，住到江津白沙镇的白朗家，但孩子生下后，随告夭折。情变、逃难、生产、失子、抑郁，一九三八年，萧红无心写作，除了几篇随笔、散文和短篇小说外，再无其他创作。一九三九年，萧红与端木频繁搬家，从歌乐山搬到黄桷树镇苗圃，后又移住秉庄。此间，萧红咳嗽，头痛，低烧，似有肺结核病先兆。入住歌乐山后，她创作了一组以抗战为背景的短篇，[5]当年十月前后，萧红赶写了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因为身体虚弱，大部分回忆鲁迅先生的文字为口述，由复旦大学的学生记录，再经萧红整理而成。其中，《回忆鲁迅先生》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出版了单行本。[6]此间，萧红开始另一部长篇《马伯乐》的写作，端木给《文艺阵地》写信，透露萧红在创作长篇《马伯乐》的计划，有推荐连载的意向。[7]萧红停下已经开头的《呼兰河传》，转而创作另一部长篇，这多少让人难以理解。抗战全面爆发后，“抗战高于一切”已成为作家的一种责任，作家既无从容不迫的写作环境，也无发表脱离抗战主题的文学园地。在抗战之初，萧红可能还未意识到战争对她写作《呼兰河传》的制约。随着“文抗”的成立，“文章下乡，作家入伍”的调门很高，萧红虽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但《呼兰河传》对故乡的回望以及启蒙的视野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都显得不合时宜了。茅盾先生后来曾批评萧红在香港创作《呼兰河传》：“是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苦闷的心情投射到《呼兰河传》上，“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萧红在这样的文学生态中重新调整自己的计划。一九四〇年一月，萧红来到了香港，她先投入《马伯乐》（第一部）的创作，大约在七月底完成了《马伯乐》（第一部），本来她打算接着写一部“革命者”为革命而牺牲恋爱的故事，因为戴望舒要在《星岛日报》上连载《呼兰河传》，她放弃了原来计划，开始续写《呼兰河传》。从八月开始，到十二月二十日，萧红终于完成了这部力作。在香港的和平环境里，暂离了战争的喧嚣，萧红可以从容地想象东北的故土，以自己的文学理想构建一个游离于战争之外的文学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甜蜜和苦涩的故土，一个打通了生命世界的精神家园。《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连载（简称“初刊本”）从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开始，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若从一九三七年创作之初算起，萧红完成这部力作，前后达四年之久。《呼兰河传》初刊五个月后，桂林上海杂志公司于出版了单行本（简称“初版本”）。“初版本”与现已残缺的“初刊本”对照，文字略有改动，此系作者所为还是出版社编辑修改，已不得而知。萧红病逝前，将《呼兰河传》的版税赠予骆宾基，以回报他病中对自己的看护。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萧红在香港病逝。骆宾基与端木不久离开香港去桂林。在桂林上海杂志公司，骆宾基没能索回《呼兰河传》的版税，他便自己修订“初版本”，以“桂林松竹社”之名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在桂林河山出版社再版（简称“河山版”）。抗战胜利后，骆宾基开始写作《萧红小传》，该传记开始在上海《文萃》连载，一九四七年三月，重庆中原出版社又出版《萧红小传》的单行本，萧红再次受到读者热切的关注。一九四七年六月，上海寰星书店在“初版本”和“河山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出版了新版《呼兰河传》（简称“寰星版”）。“寰星版”除正文外，还收入了萧红的照片、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和茅盾的《〈呼兰河传〉序》[8]。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新版《呼兰河传》（简称“新文艺版”），该版以现代汉语规范为标准，对“寰星版”重新修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又以新的汉语规范为标准，对“新文艺版”进行了新的修订（简称“黑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哈尔滨出版社出版新版《萧红全集》时，对收入全集的“黑人版”《呼兰河传》进行了新的校订（简称“哈尔滨版”）。除“初刊本”因残缺的原因，其他六个版本有先后承继的关系，但又各有特点。因“初版本”和“河山版”在抗战时期出版，其印量有限，在“寰星版”出版以后，几乎失去了影响。“新文艺版”面试后，其公营的出版性质、不可质疑的修订标准，使其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版本。“新文艺版”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海外，港台出版的《呼兰河传》一直用“新文艺版”作底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萧红热”以哈尔滨为中心，迅速扩散开去，“黑人版”也随之炙手可热，在此后十余年时间内，国内流行的《呼兰河传》多以“黑人版”为底本。哈尔滨新版《萧红全集》出版后，很多新版《呼兰河传》又以“哈尔滨版”为底本。目前，国内出版的《呼兰河传》，除个别版本外，大部分受“黑人版”和“哈尔滨版”的影响。现代文学经典的修订，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又与修订者个人因素相关联。应该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不同的版本也是正常的。但时过境迁，再看某些特定时期的修订，则有很多失误之处。比如，《呼兰河传》“初版本”第五章中的“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文字下，有一段乐谱，“河山版”、“寰星版”修订时“乐谱”都予以保留，但自“新文艺版”之后，该“乐谱”却不见了踪影。“哈尔滨版”不但删除了这段“乐谱”，或将部分段落删去，或将两个段落并作一段。如“初版本”第四章第八节开头文字为：就这样瞎念，到底不是久计。念了几十首之后，祖父开讲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祖父说：“这是说小的时候离开了家到外边去，老了回来了。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是说家乡的口音还没有改变，胡子可白了。”“哈尔滨版”修改为：就这样瞎念，到底不是久计。念了几十首之后，祖父开讲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是说家乡的口音还没有改变，胡子可白了。”再如，“初版本”第一章中“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跑了出来”，“黑人版”将“跑”修改为“滚”；“寰星版”将“二里路”修改为“两里路”；“哈尔滨版”将“消信”修改为“消息”，“哈尔滨版”将“很古怪”修改为“真古怪”；“初版本”、“河山版”中的“瘦胖合适”，“寰星版”改为“不瘦胖合适”，“新文艺版”、“黑人版”改为“不瘦不胖合适”，“哈尔滨版”改为“不瘦不胖正合适”；“初版本”的“墨枣”，“黑人版”、“哈尔滨版”改为“黑枣”；“初版本”第四章几个小节开头都有“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寰星版”及此后的三个版本，将第三小节开头改为“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种随意增删、修改经典作品的行为，既不尊重原作，也不符合经典作品校勘的一般规范。对这类毫无道理的“修改”，恢复其本来面目是完全应该的。《呼兰河传》有一类修改是汉语规范的不断变化造成的。在“新文艺版”之前，各版中标点符号并无严格的规范，“的、地、得”的使用也没有固定的标准。在“新文艺版”之后，特别是“黑人版”和“哈尔滨版”中，标点符号的使用完全按现行标准规范。部分词语如：“年青”、“靡”、“想像”、“检”、“幽美”等，都被规范为“年轻”、“没”、“想象”、“拣”、“优美”等。在现代文学经典中，诸如此类的修改会失去原作的时代标记，故本次修订，基本按原作原貌予以恢复。《呼兰河传》中，还涉及很多东北方言和部分象声词，这类方言和象声词在不同的版本中，也不断被修改。如：“秃秃”在“黑人版”中修改为“突突”；“口空口空的”，“河山版”修改为“腔腔的”，“黑人版”修改为“哐哐地”；“亮咚咚”，“河山版”修改为“亮昸昸”，“寰星版”修改为“亮晶晶”；“恻忍”，“寰星版”改为“恻隐”；“乱土豆”，“黑人版”改为“烂土豆”，等等。这类方言、象声词是作品个性化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意修改将使原作的个性语言弱化，甚至失去个性化的表达，因此，此类修改也应该以原作为准，尽可能将萧红原汁原味的文字呈献给读者。另有一类的修改，属于对原作的误读。如《呼兰河传》第一章中有“北烧锅欠酒二十二巾”，“河山版”及此后版本都将“巾”改为“斤”。其实，萧红此处所用的“巾”，是民间账本中常用的一个“简化”字，用“巾”更有民间的记账特色。《呼兰河传》第二章有一句：“每个从娘家回婆家的姑娘”，“寰星版”、“新文艺版”、“黑人版”、“哈尔滨版”都修改为“每个从婆家回娘家的姑娘”，联系上下文，修改后的句意与原意完全相反，与整个段落语义相冲突。再如：第一章中一段：再说那王寡妇，虽然她从此以后就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的活着，虽然偶尔她的疯性发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的活着。“河山版”将“狂哭”、“一哭”修改为“狂笑”、“一笑”。但联系下文“至于邻人街坊们，或是过路的人看见了她在庙台上哭，也会引起一点恻忍之心来的”，可知“河山版”将“哭”改为“笑”并无道理。再如：“初版本”的“尾声”一节，有一段文字：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河山版”用推算的方法认为“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岁了”是错误的，故将“祖父就八十岁了”改为“祖父就八七十岁了”，“寰星版”又改为“祖父就七八十岁了”，此后的版本便一直沿用“寰星版”的修改。显然，这些修改多是对原文的随意揣测。这些误读而起的修改在所列“初版本”之外的版本中也大量存在，显然，这些修改是要重新订正的。现代文学经典的校勘，到底该采用什么标准，当下的学界看法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以初版本为准，与初版本不一致的修改都应该恢复原貌。有些学者认为应该以作者生前最后一个版本为准，对初版本也不能迷信。对萧红的《呼兰河传》来说，其“初版本”和她生前最后一个版本是同一个版本。但确切地说，《呼兰河传》的“初版本”也存在不少问题，对这些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客观对待。如“初版本”中有部分字词的使用前后不一致，如前文为“大毛星”，后文为“大卯星”；前文为“绳甩子”，后文为“蝇甩子”，有的地方用“到底”，有的地方用“倒底”。这些前后不一的表述，是需要统一的。所以，对《呼兰河传》不同版本的不同修改，需认真甄别，对修订正确的部分应该予以保留。如“初版本”第一章中的“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个叫做东二道，一个叫做西二道街”，显然，这里的“东二道”后面缺一个“街”字。“初版本”“尾声”中有“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黑人版”、“哈尔滨版”将“大矮瓜”修改为“大倭瓜”，这里的改动是有依据的。萧红在《家族以外的人》以及《呼兰河传》“初刊本”中都表述为“倭瓜”，到了“初版本”中才改为“矮瓜”。若考察东北方言，其并无将“倭瓜”称为“矮瓜”的习惯。如沿用“初版本”的“矮瓜”，反而与萧红的初刊本愿意相去甚远，且会引起歧义。所以，本次校订以“初刊本”为依据，将“初版本”的“矮瓜”改为“倭瓜”。综上所述，本次修订，以“初版本”为底本，以“河山版”、“寰星版”、“新文艺版”、“黑人版”、“哈尔滨版”等五个版本进行互校，同时对照“初刊本”文字，对“初版本”中错字、漏字等进行必要的订正，除此之外各版本的不合理修改一律恢复原貌，对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词句、标点，也尽量保留“初版本”文字的特色。同时，对“初版本”之外的几个重要版本，校订的原则是剔除其错误，保留各版本的优点，使本次校订本成为一个真正权威的版本。章海宁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六日于哈尔滨[1] 参见《呼兰河传》，台北普天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 2009年，曾主编《萧红全集》（凤凰出版社，2010年5月版），2010年参加编辑新版《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主要负责文本的校勘工作。[3] 锡金：《乱离杂记——序〈萧军萧红外传〉》，参见《萧红印象·序跋》，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25页。[4] 蒋锡金：《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见王观泉主编《怀念萧红》，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5] 这组短篇多收入《旷野的呼喊》，桂林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3月版。[6]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重庆妇女生活社1940年7月初版。[7] 季红真：《萧红全传》，现代出版社2012年版，第457—458页。[8] 茅盾：《〈呼兰河传〉·序》，原载1946年12月《文艺生活》第10期，标题为《论萧红的〈呼兰河传〉》。《呼兰河传》中国青年出版社萧红/著《呼兰河传》（精装）中国青年出版社萧红/著【内容简介】《呼兰河传》，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式”长篇小说。全书七章：一、二章写小城风情，三、四章谈家中亲疏人物，五、六、七章摹绘独立旁枝人物。作者用舒展自如的巡视式艺术手法，以情感的起伏为脉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呼兰河畔的乡镇作传，为这个乡镇的风土人情，为各种各样人的生与死、欢乐与悲哀作传”。全书七章可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尾声余响不绝。萧红以娴熟的写作技巧，抒情诗的意境，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的巅峰之作，为中国文学奉献了一部不朽的经典。【作者简介】萧红（1911年—1942年）,黑龙江人。原名张道莹，笔名萧红，悄吟。1930年，结识萧军，两人相爱，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3年与萧军自赞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1934年到上海，同年完成长篇《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香港。萧红主要作品有长篇《马伯乐》，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点击链接即刻拥有——历史 | 人文| 美学 |科普|励志合作电话：邮箱：投稿请在邮件主题上标注。▽ 更多推荐阅读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人世间》 梁晓声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行走人世间，记录岁月痕！
人物形象分析：1、小团圆媳妇说明她健康、天真、活泼的单纯的小孩子活泼。2、小团圆媳妇婆婆保守固执，遵从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思想、麻木、残忍、愚昧3、二伯-----处于奴隶地位，有时思想却是主子们的思想。作者着重揭示了二伯的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的性格。4、冯歪嘴子----是《呼兰河传》第七章着重描述的人物 他是个敢于打破封建传统规矩的奴隶。他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幸福，要争得做人的权利，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表现出生的坚强和勇气。 他敢于和王大姑娘自由恋爱结婚，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冯歪嘴子任凭人们奚落，平静地生活着。5、祖父作者在园中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爱放飞了孩子的天性，在他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才有了孩子自由、快乐、幸福的童年。正是因为作者的心灵是自由的，所以在她孩童的眼里，一切才是自由的，快乐的，甚至是充满梦幻色彩的。《呼兰河传》：是著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小说共分7章，前有序后有尾声，著名文学巨匠茅盾作序。本书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与特色。
上海杂志社有限公司
一般般的省级普刊，只上万方数据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本刊物目前可不会提供检测，因此文责自负，建议发这种不上知网的期刊，最好是自己找地方检测下，维普或者大雅都可以，然后自己把重复率降到30%内去，比较稳妥。
《租售情报》省级周刊，万方收录，2版4400字符；2版起发。现收21年7-8期，预计 10月出刊。
如果你们单位要求公开发表，且你的拿刊时间非常着急，那么是可以发表这本期刊。这本期刊优势就是出刊快、费用低。国内第二大数据库万方收录，也算是比较主流的期刊。另外期刊刊号是F，F代表经济专业期刊。
上海《租售情报》杂志社有限公司于2004年11月0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卢根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租售情报》的出版，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期刊发行，经济信息咨询，商务服务，会展服务，企业营销策划等。
杂志由来:
杂志（Magazine），有固定刊名，以期、卷、号或年、月为序，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的印刷读物。它根据一定的编辑方针，将众多作者的作品汇集成册出版，定期出版的，又称期刊。
“杂志”的形成来源于罢工、罢课或战争中的宣传小册子。这种类似于注重时效的报纸的手册，兼顾了更加详尽的评论，一种新的媒体也就因这样特殊的原因而产生了。
上海《金卡生活》杂志社有限公司是2005-11-16注册成立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巨鹿路417号705室。
上海《金卡生活》杂志社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52031，企业法人付伟，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上海《金卡生活》杂志社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金卡生活》杂志出版、发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商业咨询（除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过爱企查查看上海《金卡生活》杂志社有限公司更多信息和资讯。
《中国广告》杂志社上海市宁海东路200号申鑫大厦1805#李德保 - 上海经济研究杂志社上海市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 上海《自然与人》杂志社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60号 - 现代通信电子技术杂志社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101号副3楼 - <<航海技术>>编辑部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1441号海运大厦 - <<中文自修>>杂志社上海市徐汇区汾阳路3号b501室 - 《上海档案》编辑部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26号 - 现代家庭杂志社上海市黄浦区嵩山路101弄7号 - 路线指南 现代家庭杂志社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993号锦江向阳大楼15楼 - ＜上海工商＞杂志社黄浦区通联发行站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1234号1905室 - 《瑞丽》杂志社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218号永银大厦1501室 - 印刷杂志社上海市新闸路1209弄60号2楼(200041) - 大都市杂志社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547弄31号4楼 - 上海《管理科学》杂志社上海市卢湾区南昌路47号3119室 - 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237室 - 现代领导杂志社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乙社联大楼 - 证券市场研究杂志社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 - 上海《证券市场研究》杂志社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483室 - 上海经济研究杂志社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老大楼501室 - 《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瑞裕商务城401室 - 上海文化杂志社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452室 - 上海中国港口杂志社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201室 - 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发展部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228室237室 - 021- 上海经济展望杂志社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道200号17楼 - 上海后勤杂志社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道200号1709室 - 《上海综合经济》杂志社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道200号 - 上海经济展望杂志社上海市广东路689号27楼 - 现代生活用品>>杂志社上海市黄浦区宁海东路200号申鑫大厦601室 -
上海杂志公司艾寒松
嗯，，。还是自己买把。网上貌似没有、
杜重远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他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的农民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回国时在沈阳创建肇新窑业公司，曾任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北平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副部长，他为开展宣传跑遍了华北各地和大江南北。在上海，他结识邹韬奋、夏衍、胡愈之等，成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撰稿人；还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1931年11月底，杜重远通过夏衍的联系，在申城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到处讲演，鼓动抗日救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杜重远汇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筹备经过,以及该会救济东北难民、支援抗日义勇军的情况。这次会面使他对共产党领导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生活》周刊实际由胡愈之主持，到年底遭国民党政府查禁。杜重远不畏强暴，决定要使《生活》周刊得到“重生”，并寓居上海金神父路安和村8号（今瑞金二路198弄8号），房间面积仅54平方米。他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克服各种困难，在沪迅速筹办《新生》周刊。《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问世，社址设于上海圆明园路，其发行人、主编为杜重远，实际由艾寒松负责编辑、徐伯昕负责发行。杜重远在《新生》周刊的《发刊词》中写道：“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族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新生》周刊系16开本，每期均以时事图片做封面。作为一份综合性政治时事刊物，它的立场极为鲜明，积极呼吁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政策，谴责腐败，要求民主；编排形式十分活泼，开辟有“专论”、“时事问题讲话”、“国际问题讲话”、“国内通信”、“国外通信”、“人物传记”、“青年园地”、“街头讲话”、“读者信箱”等20多个栏目。在此发表文章的有邹韬奋、胡愈之、毕云程、柳湜、李平心、章乃器、曹聚仁、陶行知、萧乾、周建人等。《新生》周刊保持了《生活》周刊的战斗性，如《生活》周刊有个“小言论”栏目，笔触犀利，被视作该刊的“灵魂”，由邹韬奋亲自撰写；而《新生》周刊也有个“老实话”栏目，切中肯綮,被视作该刊的“脊椎”，由杜重远亲自撰写，所推出的时评一脉相承，都为民众的疾苦鼓与呼，维护正义，抨击黑暗。而且，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基本上是《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如主持编辑工作的艾寒松就是邹韬奋于1929年从复旦大学聘来的高材生，为提高杂志的社会影响发挥了很大作用。因而，邹韬奋曾赞叹“《新生》确为《生活》后身”，并在他的遗著《患难余生记》中进一步指出：“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正因如此,《新生》周刊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每期销量最高时达到了10万余册。《闲话皇帝》起风波《新生》周刊的许多文章都强调国难意识，鼓动团结抗敌。杜重远撰写的“老实话”更是击中要害，如他在《辟邪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侵略中国，是从明治维新以来预定的国策。60年来有时送出甜蜜的糖果，有时拿出苦辣的毒药，或柔，或刚，或急，或缓，虽运用方法不同，而节节进攻，时时压迫，其侵略之主旨固始终不变。”有些朋友曾劝杜重远：“‘老实话’不要说得太老实罢!当心得罪了洋奴，触犯了权贵!要不然，刊物要遭当局扣禁查封……”杜重远却坚定地表示：“他们的忠告，记者却苦于无法领受，而且也不愿领受。因为办刊物而遭祸惹非，在现在的时候，虽然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记者却毫不畏惧。”所以，日本侵略者对杜重远和《新生》周刊火冒三丈，一直视之为眼中钉。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时说：“日本的天皇，是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情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皇帝，常有许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经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些真实的叙述发表后，日本驻沪领事馆马上借此进行挑衅，掀起了一场风波。5月5日，上海的日文报刊故意耸人听闻，以头条新闻发布消息，声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随即，日本浪人结伙在申城街头闹事，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上许多商店的玻璃橱窗都被捣碎。6月7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约见上海市长吴铁城，递交了一份照会，内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声称《闲话皇帝》“妨碍邦交，侮辱元首”，必须为此“向日谢罪”，并“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同时，在上海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国民党政府忙于“剿共”，对此不敢拒绝，很快发布《敦睦友邦令》规定：“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处以妨害邦交罪”；慑于“友邦惊诧”，又训令上海市政府出面道歉，撤换公安局长，查封《新生》周刊社。紧接着，就是“严惩编者”。正在江西筹建瓷厂的杜重远迅速返沪，劝艾寒松转移，自己出面应对。法院传讯时，《闲话皇帝》作者因“地址不详”（实是杜重远有意保护）没到场；杜重远申明《新生》周刊是经正式登记的杂志，且每期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批，所以编者不应承担责任。于是，《新生》周刊社散发《告别读者诸君》传单，要大家“记住这一屈辱，坚信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而是属于被压迫人民的”。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设于上海）开庭，庭内座无虚席，庭外数百人围观。杜重远的辩护律师吴凯声义正词严地指出，《闲话皇帝》纯是从学术角度研究各国政治的小品，作者对日本天皇亦无个人恩怨可言，根本没有诽谤之意，也不存在任何“损害友邦元首名誉”的问题。法官只问了几句话，便退入内室“集议量刑”，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居然蛮横地闯入监视；在日方的压力下，法官仅隔片刻便出来，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这时，杜重远怒火满腔，大声喊道：“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法官看到群情激奋，慌忙夹着皮包溜之大吉。几乎在“《新生》事件”发生的同时，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新近美国《摩登社会》杂志曾刊登画家格罗泊的讽刺画，画面是日本天皇拉着一辆炮车，车上载着“诺贝尔和平奖”证书，意为日本高喊和平友善，实则穷兵黩武。日本外务省认定这幅漫画侮辱了天皇，就出面进行“严正交涉”；美国政府宣称对于出版物不负任何责任，画家则说此画本为谴责军国主义势力而作，日方因无奈而只好不了了之。这件事与《新生》周刊一案相似，结局却大相径庭。把牢房作为新战场杜重远被判入狱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界人士义愤填膺，成立了“《新生》事件后援会”。一时间，出现“《新生》周刊话皇帝，满街争说杜重远”的情形，全国民众抗日救亡怒潮进一步掀起。当时，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致函市商会，认为《新生》周刊一案的判决“违法”和“不合人情”，希望主持公道并“明示纠正办法”；上海律师公会呈文谴责法院“曲解法律”、“蔑视人权”；一些进步团体则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上海的《申报》《大公报》《立报》等都利用自身影响，对“《新生》事件”进行广泛报道，国内各报刊竞相转载。而且，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抗议。还值得一提，在7月26日，上海日文报纸《每日新闻》曾发表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在沪的谈话，其中认为日方对《闲话皇帝》的反应是小题大做，“若以此类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的调整永无希望。欲调整中日关系，应将驻华日本武官撤出中国全境，同时减少关东军兵力十分之一。”这使侵华日军大为不满，于是《每日新闻》受到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处分，被停刊三天。杜重远被监禁在江苏第二监狱（设于上海，俗称漕河泾监狱，在今习勤路东、康健路北），正好主管监狱的蔡劲军是他的旧友，所以他在这里可随时会见来访者。杜重远把牢房作为新战场，当东北军人士前来探视时，他努力劝导其积极抗日，并通过高崇民向张学良呈《建议书》，呼吁“应该对内联合各抗日力量，举起抗日的旗帜打回老家去”。不久，张学良赴南京开会，抽空到上海与身陷囹圄的杜重远见面,双方共同分析了形势。中共地下党组织为营救杜重远，发动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律师吴凯声则借助国内外的声势，与法庭反复争辩，终于使杜重远在次年春得以交保就医，被移至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虹桥疗养院软禁。隔了数月，张学良因事来申城，他独自驾车到虹桥疗养院把杜重远接到偏僻处，两人密谈了促蒋抗日等问题。此后，杨虎城也借治牙病的机会来沪，专门到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促膝畅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936年9月，杜重远获释，他摆脱特务的监视，毅然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晤谈，积极推动“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生活》到《新生》《生活》周刊是邹韬奋一手创办起来的，它比较关注普通大众的生活，全国闻名，发行量一度达到15万册，影响力非常广泛，国内其他杂志无出其右。随着上世纪30年代初国内政治时局的变化以及人民大众关心的话题的转移，它的内容逐渐转向抗日图强，经常性地报道时事政治。这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不相符合，因此，国民党政府放出消息，说要查封《生活》周刊，邹韬奋被列入其暗杀名单。1933年，邹韬奋迫于压力，流亡欧洲，《生活》周刊在这一年被查封。杜重远是东北人，出身贫寒，努力上进，年轻时获得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他在日本东京工业学校学习窑瓷业，学成回国后创办了一个生产瓷器的工厂，工厂迅速壮大，资产接近百万，杜重远成为远近闻名的实业家。杜重远的工厂里，有很多工人订阅了《生活》周刊，杜重远也不例外，他对《生活》周刊极为推崇。有一次，他去上海办事，接着这个机会拜访了邹韬奋，两人相谈甚欢。回去后，杜重远成为《生活》周刊的特约通讯员。他在工作之外，为《生活》周刊写了很多文章，而且越写越好。《生活》周刊被查封之后，韬奋流亡欧洲，眼看这个事业顷刻间化为乌有，杜重远感到非常惋惜，几经思量，他认为，“不能让十几万读者没有精神粮食”，于是决定接过韬奋手中的旗帜，将《生活》周刊继续办下去。他创办了一个新的周刊，名为《新生》。所谓“新生”，有两个意思，一为《生活》周刊的新生之意，一为“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努力，以求实现中华民族之新生”。闲话天皇，《新生》惹祸《新生》几乎是《生活》周刊的翻版，尽管韬奋不在，风格与以前却无甚区别，一些王牌栏目，如“读者来信”、“小言论”等全数保留，《新生》的工作人员就是原来《生活》周刊的全班人马。杜重远在每期杂志的前面开了个专栏，名字叫做“老实话”，就每期读者最关心的热点与问题进行评论。《新生》周刊里还有一位著名新闻人，叫做艾寒松，他也经常在杂志上发表一些言论，多以小品文的形式出现，针砭时弊，笔锋甚锐。《新生》周刊创办不久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的销量一度达到10万份。《新生》所宣扬的也是抗日救国的精神。杜重远早就预料到，如果坚持《生活》周刊的办刊方针，他的压力会很大，但他没想到，噩运来得如此之快。1935年5月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上，刊登了一篇艾寒松写的小品文，叫做《闲话皇帝》。这篇文章本来很平常，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就世界各国的皇帝泛泛而谈，属于介绍性的文字。文章中谈到了日本天皇，说日本天皇其实没有什么实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日本的天皇喜欢研究生物学，如果是平凡人，说不定在生物学上能做出更多贡献。文章署名“易水”，系艾寒松的笔名。就是这些文字，让日本人抓住了借口，大做文章称这篇文章“有辱邦交”。5月5日，上海租界的日本人聚集区，一大批日本浪人走上街头，大肆抗议，砸掉了很多中国人的店铺。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总领事多次向上海市政府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提出以下要求：即日禁止《新生》的发行；严办杜重远以及文章作者“易水”；由上海市市长出面向日本方面道歉；没收这一期的《新生》，并要求其他杂志不得转载；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向日方保证以后再不发生同样事件。对于这些要求，国民党政府条条照办。这次事件被称为“新生事件”。
1934年2月10日，杜重远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艾寒松化名“易水”所写），原文如下闲话皇帝易水皇帝这一古老官制，至今有些国家仍保存着，像现在，英国有皇帝，意大利有皇帝，日本有皇帝，南斯拉夫有皇帝，暹罗也有皇帝。这种过时代的古董，各国为什么仍要保存它，不把它送进博物院去呢？这自然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现在的皇帝可是大不同于从前的皇帝了。从前的皇帝，能干点的，真是一日万机，忙得个不得了，权威当然也是高于一切。“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就是糊涂一点的皇帝，三天两天的朝是要坐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还要问他一下，方才敢做。现在的皇帝呢？他们差不多都是有名无实的了，这就是说，他们拥有皇帝的名儿，却没有皇帝的实权。就我们所知道，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做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使他不做着皇帝，常有许许多多不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掉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一部分人的罪恶。意大利与大英帝国内的皇帝所尽的作用也是这样。在意大利，平日我们只知道墨索里尼是意大利的独裁者，意大利皇帝的消息，报上是不大看见的。大英帝国呢，除了去年英国皇子结婚，轰动热闹了一下，使我们知道英国还有皇帝，平常日子，皇帝只好深居宫中，有时候看看戏打打猎罢了。名义上，他是印度的皇帝，加拿大的皇帝，澳洲的皇帝及英伦三岛的皇帝，总称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皇帝，这是多么尊荣的一个名称啊！但英国人却老实不客气地把他们的皇帝当作一种高贵的装饰品，也许还有一点保存古董的意思，并不像日本那样将天皇捧得神圣不可侵犯。不过事实上其为现代真正统治者傀儡则一。所以我们称现在各国的皇帝叫做傀儡皇帝，倒是名副其实。在现今的皇帝中，最可怜的，恐怕要数到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了。现在的皇帝，本就等于傀儡，而溥仪更是傀儡的傀儡，自然愈加感到做皇帝的悲哀，如同所有的末路皇帝一样了吧。
上海杂志公司怎么样
上海散文杂志社是一流水准级别。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上海散文杂志社简介《散文杂志》注重性、学术性，努力做到风格清新、雅俗共赏，创刊于1980年，经新闻总署批准公开发行的专业性学术期刊。
上海《金卡生活》杂志社有限公司是2005-11-16注册成立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巨鹿路417号705室。
上海《金卡生活》杂志社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52031，企业法人付伟，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上海《金卡生活》杂志社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金卡生活》杂志出版、发行，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商业咨询（除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过爱企查查看上海《金卡生活》杂志社有限公司更多信息和资讯。
不错。elle杂志属于一线时尚杂志，《ELLE》是1945年创刊的法国时尚杂志，是一本专注于时尚、美容、生活品味的女性杂志。
上海时尚杂志公司招聘
复旦大学的新闻专业是最好的,出来好容易找到工作. 可以加入美术编辑. 一般的时尚杂志编辑要求是:1.熟悉知名时尚杂志品牌，知名手表珠宝品牌2有较强的文字编写能力，善于组织和整合信息，并能有效地沟通；3.拥有大中型B2C电子商务英文网站编辑、销售等相关工作实习经历；4.能够熟练使用境外各种搜索引擎收集相关信息
分布有何特点
在上海，行我帮你。我让姐帮你。
一般都是外包的，有的专注图文的可能会招聘一些插画师，可以尝试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