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比较研究论文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相距并不是很遥远，但是却也是隔海相望。由于中国是属于大陆，而日本四面环海，在气候与地理以及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在饮食文化上却相去甚远。 气候（干冷地区重油腻，潮湿地方喜辛辣）地理（内陆地区喜食猪牛羊，沿海区域鱼贝海物大善）历史（中国是以内陆汉人为主在不断和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综合了各家所长，日本是四面环海以海产为长，并在明治时期受到了美国的饮食文化侵袭......）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和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0UAR1(gb Rh,kb(_ 对神灵的信奉 *7&6E1v zN 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它们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 K FPmU% (1)涉成园 O&OEa < 非常著名,因其就处在JR京都站附近,不行10分钟足矣.往往是游客到达京都后的第一站.在这里有日本平安时代的诗人/贵族 源融(げんゆう)的墓地.在传说中,源融是因为"生灵作祟"而狂性大发吞食宫女.其实这和世界上第一篇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里的描述是完全一样的. Ki; E3 (2)仁王堂/清凉寺 (1gi?^@ . 以寺内出售的年糕饼(あぶり饼)闻名,相传是菩萨的灵验(ご利益); ,]cI-]& (3)源光庵 [#v@?O 以战国时代石田三成率众自杀,鲜血飞溅的地板作成的血天井闻名的源光庵,庵内更有2扇有名的窗"徘徊之窗"(迷いの窓)和"明镜之窗"(悟りの窓),传为上苍每天考验庵内尼姑是否厌倦尘世的东西; bKh&rhm (4)曼殊院门 wcJIQKCvQ 以寺内的"幽灵女"而出名.据说是妖怪中的"大和抚子"; :P9=| (5)化野念佛寺 ) 以寺外的水母地藏王石佛为名.水母地藏王为神话中掌管妇女生产的神.传闻因不伦之恋而堕胎的女子会在这里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tk8!Ix1 (6)贵船神社 "/Bp9z< 京都著名神社,以祈福牌(绘马)闻名.神社内另有700年树龄衫树一棵,被视为神灵在人间的明眼. o coCkq\4 以上列了几个京都的名胜,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之处. EUD. 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地理环境导致其农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远远低于大陆国家，而商业的比例较大。有数据显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商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就达到了50%之多。这种经济结构的国家，其文化价值核心与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必然差别巨大。因为商人是逐利的，边沁主义较为灵活的价值原则方便他们收益最大化，同时鼓励世俗生活可以极大地增强消费，因此虽然没有测量，但有理由相信古代中国和日本在“传统价值vs世俗价值”维度上的差异也应该是比较大的。从质性分析的角度来看，诸多人类学著作指出“耻感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而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仁”。一切以“仁”为最终评价准绳。比较典型的对比是中日两国近几年内都曾出现过比较重大的论文剽窃事件，我个人觉得尚且不论事情的来龙去脉，即从当事人应对的差别上就能看出两国文化的差异。日本涉事的当事人，一个辞去职务，去拍AV养活自己，另一个则自杀了。但中国的当事人，虽然生活上肯定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但并没有听说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因为“耻辱”对日本人是天大的事情，为之去死也比较容易被社会所理解。但我们中国文化的最高标准是“仁”。“仁者爱人”，杀伤生灵而于事无补的行为自然是不易被接受的。另外，有人认为“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 日军军纪败坏滥杀无辜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过程中军纪优良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就在于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外国人在看。因为单独对华作战，容易掩盖罪行，没有了“有碍国际观瞻”的羞耻感使得其军纪容易败坏，我个人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另外，如果长官下达杀戮的命令，如果没有“仁者爱人”的道德指导，那么为了获得荣誉士兵就会争先恐后地干出罄竹难书的罪行。这一点从中国的历史当中也可以看出来。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军战俘40余万，即使坑杀具体数字并不见得准确，但屠杀行为已经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秦军屠杀行为之令人发指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秦国以“法家思想”为其立国的指导思想。因此，自“商鞅变法”起，秦人只知“遵纪求荣”不知“温良恭俭”。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人只知道“耻辱有别”而不知道“善恶有别”，每一个文化都不是单一价值观的，只是在两者有所矛盾的时候，哪一个更容易在群体中达成共识并用来作为决策的依据。日本社会因为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耻感文化”、“法治文化”、“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是比较和谐地共同发挥作用的，这一点了解日本社会的人肯定比我有更深的体会。 一、 中日习俗文化比较1、中日两国都被誉为“礼仪之邦”。在中国是特别是男士,很多场合下是通过握手来表达问候。与人初次见面,熟人久别重逢,告辞或送行均以握手表示自己的善意,因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见面礼、告别礼。有时在一些特殊场合,如向人表示祝贺、感谢或慰问时；双方交谈中出现了令人满意的共同点时；或双方原先的矛盾出现了某种良好的转机或彻底和解时习惯上都是以握手为礼。这样既可以表现出人们的基本礼仪，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礼仪来化解一些矛盾，使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而在日本,鞠躬是最基本的礼节。鞠躬也有很深的学问,地位低的人首先鞠躬,而且鞠得最深。鞠躬鞠得愈深,鞠得愈久,所表示的尊敬、感谢、诚恳、敬意、谦恭、悔悟等等的程度就愈强烈。日本人初次见面对互换名片极为重视。初次见面不带名片,不仅失礼而且对方会认为你不好交往。互赠名片时,要先行鞠躬礼,并双手递接名片。通常是地位、年龄低的人先递名片。到日本人家里作客或到公司拜访客人,要预先约定时间，还有日本人有赠送礼物的习惯,拜访亲朋好友、出席宴会、旅游带回来的お土产(土特产),通常是一些很便宜的东西,礼不在厚,礼物的包装就很花心思,为的是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心意。 中国人送礼成双,喜欢2、6、8、9等数字。日本人送礼一般是奇数，通常用1、3、5、7等，并且日本人很忌讳“9”和“4”。按日本习俗,向个人赠礼须在私下进行,不宜当众送出。日本人禁忌绿色,礼物忌送手帕、梳子、荷花等;探病的时候不能送带根的植物。中国人也注重礼仪规范，在正式场合也要正装,要求并不太严格，而日本人非常注重礼仪和服装。不同的场合要求不同的服装，特别是男性,必须穿一套正规的西装。在日本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参加婚礼和葬礼的时候,男性都是穿一套的黑西装。怎样分辨才知道是参加婚礼还是葬礼呢?要从男士所佩戴的领带来区分。参加葬礼的都必须系黑色的领带;参加的婚礼的就会系一个蝴蝶结领带,或其他颜色的领带。2、在对神灵的信奉方面，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是很强烈的，虽然虔诚,但也敬畏着。相比较下，中国的神灵就比较"友善"，因为神话也是有其政治思想基础的。在我国，神灵的塑造和西方基督教比较类似，所有的神灵都趋向于教人"真善坚忍"。日本人也同样很坚忍，但是这还是有不同的。前面说了，中国的神灵趋向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强调众生平等，神灵的形象也被塑造得很高大完美。但说开去，这又和西方宗教、神话的神灵那样性格棱角分明不同。因此，中国的神灵是很具特色的。二、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日两国作为两个在地理与文化上紧密联系的国家，在饮食这个关键问题上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当然，到底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此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中国饮食与日本饮食，同属东方文明的产物，具有含蓄，优雅的特点。在日本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承袭自中华文明，饮食也不例外。然而，大和民族是一个富有创造思维的民族，特定的地缘环境，有限的自然资源，促使他们不断创新，进而独树一帜，这都源于大和民族对自然，对人的独特领悟。以下是中日两国在饮食方面的一些比较，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两国文化的观念，传统在饮食方面的体现。 日本料理尊重的是发挥材料本身的味道，根据情况生吃就是最好的选择。中国人却不善生食，原料往往要经煎煮炒炸卤炖烤烧烩等多道工序的制作方能起锅、装盘、上桌。在不同火候的烹调下，原料被定型，原味得以提升，口感也更丰富。所形成著名的八大菜系，其中万般滋味，千秋典故，身为中国人，也只能感受其博大，难细言其精妙。有人说，中国料理是火功文化，日本料理是刀功文化。很多国家认为火是人类文明开化的起源，生食则过于野蛮。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日本人把外国料理的好的部分积极地引进，根据自己的味觉重新改进。日本人对各种各样的味道的好奇心很强，只要觉得好吃，即使是外国的东西也积极地引进并加以改良。他们往往以缜密的心思，精细的做工和与众不同的思维出奇制胜。现在日本制作的面包有些比西方的面包还要好吃；苹果是从美国进口的，经过品种改良以后制作了日本的新品种“富士”，获得了世界的好评。但是关于中国料理，从现状来看，他们还不能做出令中国人感叹的东西。不过在拉面领域，日本倒是技高一筹。日本料理还妙在渗透进了对季节的感觉。日本人很喜欢品尝“季节”。比如，春天到了，就品尝一种山菜天妇罗，喜欢让五脏六腑都充满春天的气息。另外，把季节的花儿点缀在盆子边上，日本人也津津乐道于这些细节。中国人则讲究饮食适时，适温而食，实质上大同小异。国人善于养生，饮食与中药学联系则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食疗”，寓保健于日常饮食，便哉妙哉。 日本料理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对器具的讲究很深。日本人不仅用嘴，还用眼睛吃东西。同样是气韵宜人的陶器，瓷器，中国人更愿意拿在手中把玩，对于食具却欠缺考究。在日本，有句话这样说道：“菜肴是盆子的装饰，美丽的盆子里盛放的菜肴就是那样被提炼出了美味。”这样说似乎有些本末倒置的味道，但我也觉得有一半是真的。所谓品尝，的确是需要视觉和味觉的协调合作。而眼睛所见的，决不仅仅是菜肴本身，还有食具。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向日本饮食学习。朴素，自然的味道与洗炼的文化的结合——这就是日本料理的真髓。而中国料理中包含着哲学，这在世界范围看是很稀有的。经常说中国有4000年历史，中国的饮食文化，确实可以令人感受到这种重厚的背景。可以说，中国饮食在表如万花筒般层出不穷，在里则如浩瀚海般博大深邃。进入21世纪，各国文化将在世界大舞台上同台竞技，历史积淀是优势，创造革新也是优势。我们应该去粗取精，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挖掘传统饮食的深度和潜力，把中华饮食发扬光大。通过这两大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再研究中日两国文化之间异同的同时，也对日本这个国家或多或少有了一些了解。作为中国人既要了解本国的文化，也要深入地了解外国的文化，这样才可以跟外国人有更深的交流，才能更好的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和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同为亚洲文明国家的中日韩三国，在礼仪教育方面均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的礼仪习惯是一个人良好道德修养和健全人格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良好精神风貌的体现。从长远来说，具有良好礼仪行为的人，会将美德烙印在自己的行动中，形成深刻的道德力量。小学阶段正是少年儿童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重要时期，也是其心理与行为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加强礼仪教育，对儿童形成健全的人格起着重要的作用。1.多数小学生能够主动与家人打招呼，总体说来，北京小学生更经常这样做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是人们生活的大本营和加油站。很多文明礼仪都是在家庭中进行的，打招呼就是家庭礼仪的基本形式之一。早晨起床后、出门之前、回家之后、家人回家时，主动向家人打招呼，是家庭成员必须具备的礼貌，也是家庭生活正常化的一种保证。数据比较表明，多数小学生能够主动和家人打招呼，尤其出门前能主动与家人打招呼。但是，早上起床后与家人打招呼的比例偏低，最多不到六成。三国学生的数据比较发现，总体来说，北京小学生主动与家人打招呼的基本家庭礼仪习惯要好于东京和首尔小学生。但在早晨起床后与家人打招呼方面不如东京小学生，相差11个百分点。2.多数小学生能够使用基本礼貌语言，但面对陌生人展示微笑的比例较低公共礼仪在一个人的社会交往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体现了个人的修养素质，也是社会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掌握公共礼仪的基本常识和要求，是少年儿童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必要条件。“请”“您好”“谢谢”“对不起”等文明礼貌用语，在现代社会使用频率较高。能够经常使用它们，是一个人基本礼仪修养的体现。一个国家的人们能否正确使用文明礼貌用语，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民族的精神面貌。本次研究中，课题组对三国首都小学生使用基本礼貌语言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表1-12）。此外，当遇到陌生人时，一些小学生也能够主动微笑。调查发现，对“与陌生人目光相遇时主动微笑”这一礼仪行为，“基本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有时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不太这样”的北京小学生 ，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从不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总体来说，三国首都小学生均能够使用基本礼貌用语，其中北京小学生做得更好一些，而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这方面相对逊色。东京小学生的比例甚至低于首尔小学生。此外，小学生和熟悉的人打招呼比例更高，而当他们面对陌生人时，能经常主动微笑的北京小学生不足半数，东京、首尔小学生仅一成多。这也说明了小学生在公共礼仪习惯养成方面还不够全面和深入。3.九成多北京小学生能够做到上下楼梯靠右行如果说“您好”“谢谢”“对不起”等是人际交往中的基本礼貌用语，那么“乘手扶电梯或者走楼梯靠右行”“认真倾听他人讲话”“尊重他人的私人空间”等礼仪行为就是更具有时代特点的公共礼仪。如今，公共礼仪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具有时代特点的礼仪行为，更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规则。乘手扶电梯或上下楼梯靠右行，不仅利己也利人，它不仅关系到公共场合的安全，也是一个人是否懂得遵守规则的体现，是文明礼仪的重要指标。调查发现，北京小学生对这一礼仪行为也表现出了良好的素质，有的北京小学生能够基本做到或者有时做到，其次是首尔小学生（），东京小学生（）排在第三位。4.多数小学生具有良好的环保行为，北京和东京小学生环保礼仪行为好于首尔小学生公共场合的卫生习惯，也是公共礼仪的重要内容。随着环保观念的逐步深入，孩子们也越来越懂得爱护公共环境。调查发现，多数小学生能够在外出时“收好自己的废弃物”，尤其是北京和东京的小学生，这方面的环保习惯更好一些。其中，经常这样做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而首尔小学生为 ，要比北京和东京小学生低18个百分点以上。此外，对“打喷嚏时用手帕或纸巾捂住口鼻”这一礼仪行为，“基本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有时这样” 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不太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 “从不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打喷嚏时用手帕或纸巾捂住口鼻，是个人文明涵养的体现，也是尊重他人的礼仪行为。这类礼仪细节在今天已经得到多数小学生的重视，尤其是北京小学生已经基本上养成了这类礼仪好习惯。5.九成多小学生具有尊重他人隐私及私人空间的礼仪习惯现代生活为人们创造了许多有形或无形的私人空间，在这些空间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尊重他人的私人空间，是现代文明礼仪的重要内容之一。调查发现，对“进入他人的房间先敲门”这一行为，“基本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有时这样”的北京小学生 ，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不太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从不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对“借用、翻看他人东西先征得同意”这一行为，九成多小学生能够经常这样做。数据表明，有的北京小学生、的东京小学生、的首尔小学生能基本这样做或有时这样做。此外，对“聊天时认真听别人说话”的倾听行为，“基本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有时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不太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从不这样”的北京小学生，东京小学生，首尔小学生。这说明多数小学生具有尊重他人的礼仪行为。上述数据表明，尊重他人、尊重他人隐私及私人空间的文明行为，已经基本根植小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中，多数小学生懂得尊重他人的隐私及私人空间。其中，北京小学生在这方面的比例更高一些。另外，对比两组数据还会发现，小学生“借用、翻看他人东西先征得同意”、“聊天时认真听别人说话”等礼仪行为做的更好，而在 “进入他人的房间先敲门”这一行为上，比例却相对低些，尤其是东京和首尔小学生。分析认为，东京和首尔小学生在这方面的比例偏低，或许和小学生对问卷题目的理解有一定关系。东京和首尔小学生可能认为进入他人房间包括进入家人房间，有的小学生认为进入房间按门铃和敲门不是一回事。 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 哈哈，看看这些吧，也可以做下参考的哦1、 [日语毕业论文]中日文化近代化的比较研究(以梁启超和福泽谕吉为中心) [日语毕业论文]中日文化近代化的比较研究(以梁启超和福泽谕吉为中心)目次要旨2はじめに4一梁启超と福沢谕吉の时代的背景の特徴の异同について.5二梁启超と福沢谕吉の思想の形成及び、福沢谕吉が梁启超に...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90 KB 日期：2008-09-27 2、 [日语毕业论文]岩井俊二の映画(极端な美学の魅力) [日语毕业论文]岩井俊二の映画(极端な美学の魅力)目次１．はじめに．１２．「唯美」から岩井式の极端な美学を见る３２．１「唯美」を表す代表作品．３２．２「唯美」を表す色彩．４２．３细い点の描写について．...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127 KB 日期：2008-09-27 3、 [日语毕业论文]山部赤人の叙景歌における「静と动」の世界 [日语毕业论文]山部赤人の叙景歌における「静と动」の世界はじめに第一章、山部赤人の叙景歌第一节山部赤人の叙景歌第二节「静と动」という角度からの考察の可能性第二章、赤人の叙景歌における「静と动」の世界第...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132 KB 日期：2008-09-27 4、 [日语毕业论文]日本语における外来语の発音と元母音の発音に関する研究 [日语毕业论文]日本语における外来语の発音と元母音の発音に関する研究はじめに1.外来语の歴史外来语の定义外来语の由来室町时代から江戸时代初期まで江戸时代の後半...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82 KB 日期：2008-09-27 5、 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けるポライトネス�9�9ストラテジーの考察(日本语と中国语の対照を中心に)[关于礼貌的日语毕业论文] インタビューにおけるポライトネス�9�9ストラテジーの考察(日本语と中国语の対照を中心に)[日语毕业论文]要旨ポライトネスは、人间が円滑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行うために使う重要な手段である。カ...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245 KB 日期：2008-09-27 6、 [日语毕业论文]日本漫画の影响について(中国に対する影响を中心に) 日本漫画の影响について(中国に対する影响を中心に)[日语毕业论文]要旨本论文は、日本现代文化を代表するものの一つである日本漫画の影响力について総合的に検讨する。特に、日本の漫画事业とその関连事业がわれ...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147 KB 日期：2008-09-27 7、 暧昧语から见る日本人[日语毕业论文] 暧昧语から见る日本人[日语毕业论文]目次はじめに1．暧昧语の言语表现日常会话の类言外の意味の类多义语の类婉曲法の类省略形式の暧昧さ2.暧昧语と日本人...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122 KB 日期：2008-09-27 8、 中日両国は神话に対する研究[日语论文] 中日両国は神话に対する研究[日语论文]目次0.はじめに11中国と日本の「创世神话」中国の创世神话盤古女娲伏羲と女娲の创世神话日本の创世神话2中日両国创世神...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56 KB 日期：2008-09-27 9、 日本の英语教育(口语能力育成について)[日语论文]开题报告+任务书+文献综述+正文 日本の英语教育(口语能力育成について)[日语论文]开题报告+任务书+文献综述+正文目次0.はじめに11.先行研究と本研究の立场英语教育に関する従来の研究本研究の立场2... 类别：外语论文 大小：240 KB 日期：2008-09-27 10、 [日语专业毕业论文]日本のドラマから日中の文化の差别を见る [日语专业毕业论文]日本のドラマから日中の文化の差别を见る要旨私の小学校の时、日本のドラマは中国でとっても流行でした。课も知れなくてこともの好きだったでしょう。第一回が异国のドラマを受けるのはとて... 类别：毕业论文 大小：122 KB 日期： それとも自分でやることの方がいいですよ 日本民族の文化は中国、韩・朝鲜半岛から多大な恩恵を受けている。また东南アジアも含め、环日本海文化圏での交流など岛国という环境上、多种多様な民族の交流から形成されたと思われる。 「日本」という名称は、中国侧の文献で670年顷のことを记した文书の中に见えるのが现在、最古のものであるようだ。662年顷の白村江の戦の后、外交面も含め、日本国内の政治に変化があって国名が変わったととらえる见方もある。一般的にも大化顷から国名に用いられたとされる。読みは「やまと」「ひのもと」等だったが、奈良、平安时代に「にほん」「にっぽん」と音読されることが多くなったという。 日本神话を伝える文献に「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などがある。 古事记が最も早く书かれたもので、神话をふることぶみとして物语っているのに対し、日本书纪は天武天皇の発意で舎人亲王のもと、养老4年に完成した官撰の歴史书で记录性を重视したものであるようだ。 なお日本书记には、同じ话が复数书かれていて、内容が少しずつ违う。详しくは関系各项参照のこと。 また古事记と日本书纪で汉字表记が违うものについては(记)(纪)で示す。 冲縄については、资料がそろい次第、ひとつの文化圏として解说したい。 你好，这是我在一个网上抄下来的，这里面有许多你想要的资料，本来我不想发在这里的，可是为了帮助你，就这样啦，嘿嘿，一旦你的问题被解答，我会隐藏我的答案的：这个网站是：希望你一切顺利。 几个字的论文？多少钱呢？ 建议选比较类题材，这样比较好入手，而且有资料可查，比如说中日春节与元日比较，中日80 90比较，中日家庭观念比较，中日企业文化比较，松竹梅在中日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个很大很空的题目，建议你拟定一个具体的领域，这样才好写。如：日本の茶道 这样的，材料吗 建议去 万方上找找 呵呵，这样不好啊，建议你还是自己写。别人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小心影响毕业。 中日汉语同形词的比较研究材料很多，我有这篇日语论文自己原创的1万多字。应该对你会有帮助的。 建议写2第一个范围太大，题目订的越细越好写第三个文学类比较难写出新颖的观点，而且你这个题目范围也太大第四个题目比较新，估计能参考的资料会比较少，写起来会吃力 从 文化 的角度看世界，世界史其实就是一部民族与文化的交融史和碰撞史。受影响的西方历史文化和受儒佛道影响的东方历史文化，自古以来体现出很多相融和冲突的地方，两种文明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辉煌灿烂。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论文的相关 文章 ，欢迎阅读! 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差异 摘要：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世界史其实就是一部民族与文化的交融史和碰撞史。受影响的西方历史文化和受儒佛道影响的东方历史文化，自古以来体现出很多相融和冲突的地方，两种文明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辉煌灿烂。本文从文化特质、思想观念、宗教观念等方面谈一谈世界历史进程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 宗教观念 伦理 文化差异 作者简介：沈树荣，女，汉族，生于重庆南充。现任重庆市铁路中学教师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从西方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西方历史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就是一部灿烂的文化史，被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深厚根基。从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古代埃及文化、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古代中国古代印度文化三大文化圈也成为中古东方社会的源头。世界史从原始部落、氏族斗争，到奴隶制社会，再到后来帝国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展现出的就是一部博大的东西方文化交融与碰撞的艰难历史。下面，我将从文化、思想观念、宗教观念等几方面谈谈世界史所体现出来的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 一、东西文化各自的特质 1、东方文化特质。第一，东方文化呈现出多源性：古代埃及文化、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古代中印度文化，形成三大文化圈，成为中古东方的文化源头。第二，东方文化呈现出专制性、封闭性、保守性的特点。古代东方文化为大河文化、内陆文化和农业文化，文明成熟较早。马克思说过：“人类社会中有粗野的 儿童 ，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居于这一类，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东方民族属于早熟的儿童。早熟的原因。东方社会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东方民族大都居住在大河流域，气候好，河流灌溉农田，农业和畜牧业得到发展，同时，东方民族勤劳勇敢，从而使东方社会最早进入文明社会。东方社会从奴隶制度发展到封建宗教社会制度，时间漫长。东方社会的国王大多是来自氏族贵族领袖，宣扬“君权神授”，他们是神的化身，如埃及法老。封建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重家族，重血缘，压抑个性，灭人欲，形成东方社会的专制性(主义)。宗法社会的小农经济性质又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封闭性、保守性。第三，东方文化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宗教色彩。东方社会是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等主要宗教的发源地。东方文化渗透了宗教思想，并形成不同的宗教思想价值体系。第四，东方文化崇尚尚自然，具有“天人合一”思想和追求“仁爱”“牺牲”的精神。 2、西方文化特质。第一，西方文化源头只有公认的一个：古希腊文明。马克思说，“古希腊人是人类健全的儿童。”古希腊文明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奠基。希腊文明富于自由活泼之精神、视宇宙全体为优美之调合，注重现实世界具体之事物。第二，西方文化呈现出重理性、开放性的特点。从古希腊文明开始，西方文化中的个人本位主义和理性主义、英雄主义体现得尤为突出，希腊人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功勋的建立，追求个人本位、享乐、情欲。第三，宗教色彩浓厚。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源于人们最初对自然神秘力量和社会神秘力量的盲目崇拜和信仰。费尔巴哈说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是人自我异化的结果。西方社会受宗教神权思想影响极为深刻，上帝在他们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其原罪观念特别泛滥。第四，西方人理性主义思想浓厚。西方人善用理智来思考问题，理性主义在西方泛滥，西方人思想观念里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法治、实利、利益的基础上，东方人则比较感性，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式建立在血缘、感情、道义的基础上。 二、东西文化的差异 东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西文化的源头和宗教信仰不同，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基督。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孔子。东方人信仰佛儒道，西方人信仰。从宗教观来看，东方宗教是解脱之宗教，宣扬脱俗、解脱，相信宿命，主张清静、寂灭。西方宗教是救赎之宗教，提倡人道主义和创化、救赎，上帝这个救世主形象在他们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宗教主张从生活中寻找生命，教导人们发现新生命，创造新生命的道理，其教义也是劝人奋斗不息，才获解救。比如《圣经》所体现出的救赎思想，被作为西方现实世界永恒的经典和文化的象征，成为整个欧洲文化的源头。“浮士德”的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精神，也成为西方精神的象征。 2东方主静，西方主动。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感情、家族、虚文为本位。中国人好古，循环往复，西方人力今，强调进化。 西洋民族好战是其天性，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构成欧洲文明史。西洋民族要求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和幸福，思想言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无个人权利，宗法社会讲求忠孝之道德。 3东方文化重视整体，而西方更重视个体。东方文化重 经验 、现实、功利的世界;西方神性与人性并重，追求超经验、超现实的真理和个人荣誉。东方文化的特色是重人际关系，重现实生活，不重形而上的问题。西方人则重视自己的权利、个人价值的实现，重形而上的理性生活。 4东西方自由观、发展观、中西民力、民智、民德不同。东方文化崇尚含蓄，而西方推崇直接开放。东方泛道德化，以德束人，而西方则法规化，重视个人权利而不是看重道德。东方人的伦理观以牺牲自我为本，西方则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因此东方的道德是以灭个性而维持，西方的道德是个性的解放。 5 思维方式 和处世态度不同，东方唯情，西方唯智，东方人讲求经验、感性，西方人重视推理、逻辑。东方人重感情、重道义，比较感性，像我们常说的意气用事及仁爱、宽容、忠孝、中庸的思想。而西方人讲究理性，用理智思考问题，追求理性主义和自我主义，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理性胜于感性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6东方讲求艺术夸张，如敦煌莫高窟;而西方讲求科学，客观，提倡艺术真实，如蒙娜丽莎。梁漱溟认为西方是艺术科学化，东方是科学艺术化。 下一页分享更优秀的<<<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论文 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源分析，通过对比研究，剖析其不同的自然观、世界观，寻求不同意识形态的表征语言。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禁忌文化对比研究 摘 要：禁忌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大障碍，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化禁忌的对比研究，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避免交际冲突和失败，以此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键词：禁忌;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能力 禁忌(taboo) 源于太平洋汤加群岛的Togan(汤加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指通过禁止人们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回避某些话语表达对神灵的敬畏或达到消灾避祸目的的规范。由于文化不同，各国间的禁忌习俗也不尽相同。 禁忌是世界各国共有的文化现象，只是禁忌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禁忌几乎无处不在，按照禁忌的范畴来分，可分为宗教禁忌和生活禁忌，其中生活禁忌包含其中生活禁忌包含饮食禁忌、服饰禁忌、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等方面，本文主要从宗教和生活禁忌两个方面探讨各国文化的异同。 一、宗教禁忌 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不同的信仰，英语国家的人主要信仰基督教，另外还有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中国的宗教的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不同，禁忌也有很大差异。 1.基督教禁忌 基督教忌讳拜除上帝以外的偶像，进入教堂要严肃，保持安静，以表达对神的敬意。忌食带血的食物，忌衣冠不整和在聚会或礼拜中吸烟等。同时， 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人们都记得耶稣被叛徒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因此在耶稣受难日的当天，绝对不能从事与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有象征性联系的事情，如：理发、钉马蹄，钉钉子等。 2.天主教禁忌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除基督教的某些禁忌外，天主教还有自身独特的禁忌。如：天主教的主教、修女和神父是不能结婚的，因此他们的相关隐私如子女问题是不能问及的。参加丧礼忌穿色泽艳丽的衣服，忌说笑;丧礼后两三星期死者亲属忌见客人，一年内忌参加大型宴会或舞会等。 3.佛教禁忌 佛教禁忌包含身体行为方面的禁忌如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语言方面的禁忌如不妄语，不恶口;意识方面的禁忌如不贪欲等。因此，信奉佛教的人忌吃荤食、不结婚、不蓄财。僧侣和教徒非常注重头部，忌讳别人提着物品从头部经过，忌随便抚摸小孩子的头部。忌当着僧侣的面杀生，喝酒，吃肉。女士面对僧侣忌穿着暴露;对于女信徒，在生理期间不得进入寺院朝拜，以免亵渎神像。 4.伊斯兰教禁忌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奉者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饮食方面，信仰者忌吃自死和非正常死亡的动物，忌饮酒。妇女忌外出工作，忌与男子相互观看，妇女在陌生人面前要带面纱。(《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①他们认为妇女除双手、双足和面部外，其余身体部位，不能显露给丈夫以外的男子观看。在卫生方面，禁止用右手处理污秽事物，如大小便均需用左，忌讳用左手给人传递物品尤其是事物。 二、生活禁忌 生活中禁忌很多，比如在英国，避免问他人私事，不能插队，忌购物时讨价还价等。下面着重谈一下饮食和饮酒方面的禁忌。 1.饮食禁忌 饮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禁忌包含饮食内容和饮食方式两个方面。中国人的饮食禁忌主要表现在饮食规矩而不是饮食内容上。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包括动物的头脚和内脏。英语国家的人忌吃肥肉、粘骨，忌食动物的头脚或内脏制成的食品。忌食狗肉、蛇肉等特殊动物制成的食品。忌食大蒜等有酸辣味道的食品。在饮食规矩方面他们也有一些禁忌，如喝汤时忌出声，进餐时忌狼吞虎咽，用刀叉进菜时忌叮当作响。餐毕，刀叉忌乱放。忌当众挑牙，口中有食物时讲话。 2.饮酒禁忌 中国和英语国家在饮酒禁忌方面有较大差异。西方酒类繁多，讲究不同场合，不同饭菜配不同的酒。比如，饭前喝开胃酒，饭中喝佐餐酒，饭后喝鸡尾酒或威士忌酒等。隆重的宴会上，他们会一道菜换一种酒，有时会把几种酒参在一起混饮。而中国人主张隆重场合喝一种酒，混饮现象更是少见。西方人喝酒忌畅饮，一醉方休，而中国人忌牛饮或急饮。主人给客人斟酒宜勤，但忌浅、忌溢。 三、社交禁忌 在英语国家里，拜访某人需提前预约，否则会打乱别人的安排，造成不便。突然造访被视为粗鲁无礼的表现。以前中国人除了大事没有预约访客的习惯，但随着社会节奏的较快，预约访客逐渐开始实行，但没有那么严格。在预约到达时间上，中西方也存在差异。在西方晚到十分钟被视为正常现象，美国人习惯晚到3-5分钟，因为一般情况下女主人忙于饭菜，饭前5分钟才有时间换衣服，早到会使主人感到尴尬。在中国，人们习惯于提前4-5分钟到达以示尊敬。 在西方国家，隐私是最大的禁忌。与西方人交谈时切忌谈论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如年龄、收入、婚姻等。而在中国上述问题则被作为关注的话题加以讨论。中国人也有忌谈的东西如涉及个人尊严、缺点、短处等方面的事情。 在英语国家，有一火不点三支烟的忌讳。也就是说点一次火只能连续给两个人点烟，如果给第三个人点烟时需重新点火，否则会给其中一个人带来不便。 英语国家的人们在传统的节日互送小礼品是常有的事儿，但忌送重礼，重礼被认为是一种行贿行为。在美国，忌讳在公共场合或者业务交往过程中送礼，忌讳送有公司标志的东西(好像是在为公司做广告)。在英语国家，毫无缘由的送礼会使受礼者感到莫名其妙，这和中国相似。 四、其他禁忌 关于颜色的忌讳。在欧美国家，尽量少用黑色，比利时人忌讳蓝色，巴西人忌讳黄色。在中国，忌用红笔写自己的名字和写信。 关于数字的忌讳。西方人把“十三”视为不吉利的数字，公共场合尽量避免使用这个数字。“星期五”在西方被视为黑色星期五。据说耶稣是在这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亚当夏娃是在这一天偷吃禁果的，大洪水也是在这一天爆发的。 中国人忌讳使用“四”和“三”(散的谐音)，在喜庆场合避免使用这些数字。 由此可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禁忌，不了解对方国家的禁忌就会导致友谊破裂，交际失败，种族冲突等严重问题。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要想达到交际成功，避免文化冲突，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禁忌。通过深入的对比研究，提高文化意识，减少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杨宗、聂嘉恩、郭全胜，《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 胡文中、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1998，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李建军、李贵苍，《跨文化交际》，2011，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对比 摘 要：随着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了解西方的餐桌礼仪文化对于了解西方文化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方面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差异，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我们的了解。 关键词：禁忌;餐桌;礼仪;中西方 一、引言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自然也不可小觑。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主要由入席离席、餐具使用与摆放、上菜顺序及品酒四个方面组成。本文旨在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差异，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这一方面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二、问卷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问卷进行发放，采访被调查者，我们了解到大家对中西方餐桌礼仪禁忌的认识很局限，并且极少数人对其后的文化背景进行过探析，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通过分析问卷，我们可以得出被调查者中大二的较多，占有效百分比为;大一占，大三占，而大四的最少，占有效百分比为。被调查者中英语类所占比例为，非英语类占，英语类和非英语类所占比例几乎相当。通过这些问卷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禁忌了解程度一般，而相当一部分人对此不了解。 具体分析问卷得出，大家对于极少数禁忌了解比较深，但是却很少有几个人了解到其中的文化渊源，对于其它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的了解有限，有待加强。因此，我们将主要从中西文化餐桌的餐具使用及摆放这方面的对比和背景进行分析，系统的分析中西文化餐桌礼仪并究其根源。 三、正 文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餐具的摆放及使用 (1)筷子的摆放、使用及禁忌(忌讳、讲究) 通常就餐之前，在中国筷子的摆放应该放在饭碗的右侧，并且一定要两端对齐的整齐地摆放。如果是就餐期间使用筷子夹完菜之后，但是并没有连续进食，筷子则应整齐地竖向饭碗的正中间。 在中国餐桌上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场景，客人拿起筷子夹菜时会举棋不定，不知道夹什么好，这种现象被称为“疑筷”，在正式的场合中疑这是较为忌讳的，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则不是很严格。在夹菜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在菜盘里来来回回扒拉到底要夹什么菜，这种现象被称为“脏筷”。脏筷从浅层意义上来讲是不礼貌的。有时候大家会在中国的餐桌上看到两个人同时夹同一道菜时，不小心筷子撞在一起的情形，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抢筷”。为避免尴尬，人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巧妙地半开玩笑地说一句：“让我来帮你夹怎么样?”或者一方表示谦让地让对方来先夹。一般在连续就进餐时，筷子上仍然留着吃上一道菜留下的残迹就去夹菜的情况被称之为“粘筷”，这是忌讳的，所以在打算夹菜时要轻轻小嘬筷子，来避免夹别的菜时筷子上还粘着东西。 在吃放间隙聊天的时候，筷子的一大禁忌就是“指筷”，及用筷子指人。在用餐之时，最为忌讳的是“供筷”，就是将筷子插在饭菜上或者自己的饭碗中央。在中国的传统当中，一般在祭奠去世的人会上香叩拜，如果将筷子插在饭菜中央就与这一情形及其相似，因此，供筷不论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中国餐桌上都是最大的禁忌之一。 除了以上描述的之外，中餐当中使用筷子的禁忌还有忌“刺筷”，即在夹不起菜的时候将筷子当叉子用，扎着夹;忌“别筷”，就是拿筷子当刀使用，用筷子撕扯肉类菜;忌“泪筷”，即在夹菜的时候使菜上有的汤汁淋了一桌;忌“敲筷子”。在等待就餐时，不能坐在桌边一手拿一根筷子随意敲打或用筷子敲打碗盏或茶杯。忌“叉筷”。 筷子不能一横一竖交叉摆放，不能一根大头，一根小头。用餐完毕，筷子应整齐地搁在靠碗右边的桌上。 (2)西方餐具的摆放、使用以及禁忌 相对于中餐，西餐的餐具则更为复杂。狭义上的西餐餐具有：刀、叉、匙三大件。刀子分为食用刀、鱼刀、肉刀(刀口有锯齿，用以切牛排、猪排等)、黄油刀和水果刀。叉子分为食用叉、鱼叉、肉叉和虾叉。匙子则有汤匙、甜食匙、茶匙。公用刀、叉、匙的规格明显大于餐用刀叉。而广义上的西餐餐具则包含：刀、叉、匙、盘、杯、餐巾等。其中盘又有菜盘、布丁盘、奶盘、白脱盘等。 在餐具摆放中，各个西方国家摆放西餐餐具遵循的共同规则是：“垫盘居中，左叉右刀，刀尖向上，刀口向内”。具体的规则有：“盘前横匙，主食靠左，餐具靠右”，其余用具酌情摆放;酒杯的数量与酒的种类相等，摆法是从左到右，依次摆烈性酒杯，葡萄酒杯，香槟酒杯，啤酒杯;西餐中餐巾放在盘子里，如果在宾客尚未落坐前需要往盘子里放某些物品，餐巾就放在盘子旁边。 西餐用餐餐具摆放为八字形，如果在用餐中途暂时休息片刻，可将刀叉分话盘中，刀头与叉尖相对成”一”字形或”八”字形，刀叉朝向自己，表示还是继续吃。用餐结束的摆置方式有两种：用餐结束后中，可将叉子的下面向上，刀子的刀刃侧向内与叉子并拢，平行放置于餐盘上。在宴会中，每吃一道菜用一副刀叉，对摆在面前的刀叉，是从外侧依次向内取用，因为刀叉摆放的顺序正是每道菜上桌的顺序。刀叉用完了，上菜也结束了。刀与叉除了将料理切开送入口中之外，还有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功用：刀叉的摆置方式传达出“用餐中”或是“结束用餐”之讯息，而服务生是利用这种方式判断客人的用餐情形，刀叉柄朝向自己并列放在盘子里，则表示这一道菜已经用好，服务员就会把盘子撤去。 参考文献： [1]蔡德贵、田辰山.三极世界文化差异(上)――筷子、手指和刀叉的视角[J]，东方论坛，2007(02) [2]卞浩宇.论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背景：外语教学与研究社，1999 [4]李明英.社会习俗与饮食文化【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 [5]多晓萍.从饮食角度浅谈中西文化【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6]林美泳，吴晓芳，吴家铭.浅谈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J]，2009(16) [7]林丽端.中西方饮食文化之比较[J]，2009(18). [8]杜莉， 孙俊秀. 西方餐饮文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由于我国与西方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的不同，中西方 文化 存在许多差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中西方文化无论从萌芽、发展到现在的格局无疑是各具特色的。一个偏重群体关系和整体作用，提倡大家庭理论;一个偏重个体能力和英雄主义，提倡自由万岁。在两个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作用下，我们必须融合两者意识上的差异，在文化层次本身找到共性，以利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差异;价值观;文化 0 引言 历史发展至今，中西方文化就像两条时而胶着、时而分离的不规则线，同样源远流长，同样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相互交融。但，无论任何时候，两者从未有过平行的时候，因此，研究世界文化不可能单一的研究中西方某个文化，而应全面、系统的对中西方文化加以研究。 1 关于中西方文化 文化的定义 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这个定义已经比较权威。在此，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 、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 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 传统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 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____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 2 中西方文化的特点 中西方文化均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两种文明都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演化才成型。迄今，无数学者为更好的研究两种文明，划分了各种各样的时期或时代，以将历史分割成各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在此，笔者参考各权威观点，结合自己的观点，在权威学说的基础上以阶段性为前提，简单描述一下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以便更好的对论题加以研究。 中国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创造出了中华文明的母形。这一时期建立了“余一人“的专制王权思想，敬德与重民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时期我国宗法社会与宗法文化开始成型，并且对后世中国文化脉络和思潮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平民观点开始兴起，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等为杰出代表。我国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状况。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法家、道家思想并立。至此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谦、恭、信、敏、慧”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价值观。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就是细节服务于整体、突出整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西方文化的特点 西方文化经过中世纪____文化的长期统治，阿拉伯文化的融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化到19世纪臻于成熟，并向全世界扩张。西方文化在20世纪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挑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表现出其躁动不安的情绪，远远不能概括其全貌。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以“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自然科学和科研为核心的文化发展观。总的来说，西方文化就是突出细节、突出个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3 中西方文化差异 西方文化文化的发展态势不同 中国文化中整体上来看，属于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家国文化。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给予了人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生产的环境，所以，这种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家族发展的很快，安居乐业、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家族繁衍、代代相传，家族纽带越来越复杂，尊老和祭祖现象就必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产生，家族观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了。所以说，中国为什么叫家国，因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和国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于此，这种静态文化和家国文化直接促成了中国仁、孝、礼、信为核心的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一种动态文化、一种斗争文化。西方文化三大起源(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____文明)均源自地中海沿岸，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了流动性较强的文化。并直接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得以发展传承，由此产生的竞争意识、斗争文化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中西方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不同 中国文化主张家庭伦理本位，而西方文化主张个人本位。上点已经提到，中国以家国主义文化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家庭便有长幼之序，夫妻之分，家庭成员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而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功能相对松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____义充分说明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人格独立的特点，骑士精神、英雄主义的盛行源自于此。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思想使即使亲人间的界限也划分得非常明确，AA制、强调子女独立生活，喜欢谈论一己之所得。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只有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有社会的充分发展。存在主义把这个基本观念推向了极端，鼓吹“人是绝对自由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 中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观点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与基础问题，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家强调人在社会要有所作为，道家追求长生，佛家强调人的觉悟。同时建立了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而科学研究可发现自然规律的探究行为并未得到重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顺天应物”。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古希腊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开始，探索自然奥秘，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就成为了欧洲思想的主流。西方科学起源与对自然的探索和研究，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名垂千古的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可以征服,控制自然。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4 中西方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结构不同 中国文化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和“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和整体综合。中国文化讲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教化民众，中国广大文人苦读孔孟、圣人之学，学而优则仕，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托物言志”、“诗以言志”成了中国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特色。同时也是“中国式特色”。现代西方文化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多元的文化观。从康德提出“美只是形式”开始，纯粹的美感不应渗进任何愿望、任何需要、任何意志活动的说法在西方现代美学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潮。克罗齐主张直觉即艺术，主张衡量艺术只有一个标准，即艺术标准。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文化观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二是文化构成的多元性。 在文化结构方面，中国以整体综合见长，强调整体的作用;而西方以细节分析见长，突出个体的作用。例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顺序上，中国习惯按年、月、日，国家、省、市等由整体到部分开始书写，而西方恰恰相反。在姓氏排列上，中国姓氏先是宗族、辈分然后才是名，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而西方姓氏先是自己名字、然后才是父名、族姓，突出的是个人。 在中西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上，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主张谦虚谨慎、关心他人、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说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相对与西方文化来说是不变的文化，是封闭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强调“和平、稳定”;但这不意味着就是不变与封闭。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一”;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具有“海纳百川”胸怀和“户枢不蠹”的发展性眼光看待天地;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强调“兼容”与“动”的观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与变化观点——“仁者乐水，智者乐山”便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谢遐龄.中国政治思想史[M].高等 教育 出版社，2003. [3]辜正坤.中西方文化比较.博览群书， [4]冯承柏，王中田，俞久洪.西方文化精义[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一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贸易中，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将有利于各国之间的交往。一个人了解对方的礼仪民间习惯，是对对方的尊重，能够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交往的顺利进行。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东西方的礼仪正在相互融合，西方人逐渐地接受了东方文化中重情感等合理因素，东方人也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先进文明的礼仪和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对礼仪产生的影响还很多,为此 出国 留学 网我就以下几方面具体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礼仪所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交往方式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 人际交往 ，但在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问寒问暖，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个人状况(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宗教信仰(信仰什么宗教)、个人行为动向(去何种地方，与谁交往、通信)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比如，很多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 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因此，这也是西方人的隐私，属于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该物品的价格，只能委婉地夸耀、赞赏该物品，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一般也只告诉你该物品的贵或贱，一般不会告诉你准确价格。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一句“去哪儿啊?”，这是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你如果问朋友上哪儿去，则可能会使对方尴尬，因为这也属于对方的隐私，是你不该过问的。另外，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可以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四种。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中国少女挽臂亲昵而行，而在西方则很少见到。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过于亲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是不友好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发现交际对方的衣服上有根线头，他会很自然地帮助对方摘掉;而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不礼貌之举。中国人看到朋友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会上前摸一摸，询问价钱或质地;而西方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更多的是羡慕，并直接赞美。概而言之，这都是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所致。东方人非常重义、重情，西方人则崇尚个人独立。 二、个人人生观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一)个人荣誉感与谦虚谨慎 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而相反，中国文化却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则提倡谦虚谨慎。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感到不满。例如，“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No,no,my English is very poor”;“you've done a nice job,”“No,I don't think 's the result of joint efforts.”，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可见，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行不通的。 (二)自我中心与无私奉献 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主要表现在：1.自己为自己负责。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两点，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在西方往往就成为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我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用”，个人的价值是在奉献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操———无私奉献。在中国，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不论别人的大事小事，家事私事都愿主动关心，而这在西方则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三)创新精神与中庸之道 西方文化鼓励人民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中国人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更愿意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当然，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提倡创新改革，但务实求稳之心态仍处处体现。冒险精神仍是不能与西方人相比的。 (四)个性自由与团结协作 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独往独行，不愿受限制。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步调一致。 三、法制观念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儒家思想重义轻利。为了兄弟朋友的情义，可以网开一面，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其结果往往是行为过头，丧失了更多的应得利益。比如中国人重人情，人情味浓厚。有句老话：“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是人情影响判断，人情重于道义。“水”，即使不美，但只要是家乡水，那也就美了，这就是情重于理的表现。甚至有时会情重于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有情影响法的制度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先讲合情，再讲合理，然后讲合法。 若合法而不合情合理，这法就难以执行，若合情合理，有法也可以不依。 而西方人则是倒过来的。西人重法，不重人情。法在理前，理在情前。我们时常看到西方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上法庭打官司。有些事明明不合情不合理，但合法，吃亏者也只有自认倒霉，旁观者也只能容忍。但若有的事不合法，即使合情合理，西人也会争论不休，直到闹上法庭。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浓厚，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 保险 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渡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生活之中充满天伦之乐。但也容易产生不公正;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可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人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即使是一介草民，只要是真正合理合法，就是同总理打官司，他也照样可以打赢。在西方国家生活，有点像广寒宫里，富裕、 清明 、漂亮，却有一般寒冷之感。尤其是老人，孤孤单单，踽踽独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是可怜。 四、社会习俗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在东方文化中，男士往往倍受尊重，这主要受封建礼制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东方文化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在许多时候，男士的地位仍然较女士有优越性，女士仍有受歧视的现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尊重妇女是其传统风俗，女士优先是西方国家交际中的原则之一。无论在何种公共场合，男士都要照顾女士，比如，握手时，女士先伸手，然后男士才能随之;赴宴时，男士要先让女士坐下，女士先点菜，进门时，女士先行;上下电梯，女士在前等等。现在，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的女士优先原则在东方国家也备受青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使东西方礼仪日趋融合、统一，更具国际化。 再如，在处理长幼关系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对待长者特别尊敬、孝敬。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如果老人有子女，年老时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或敬老院去生活，这就是不孝，过年过节儿女一般要和老人一起过。在中国农村一些地方，过年时，晚辈都要给长辈行跪拜礼。而在西方国家，由于崇尚自立，儿女成年后和父母间的来往则越来越少，致使许多老人时常感到孤独，晚年生活有一种凄凉感。 五、等级观念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 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 谚语 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 working hard, even acowboy can be 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中日礼仪文化的比较研究论文
中日神话的比较研究论文
中日学位论文收藏比较研究
论文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