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方向论文题目

感想、根据现代社会比较

你可以写韦应物，因做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苏州刺史届满之后，韦应物没有得到新的任命，他一贫如洗，居然无川资回京候选 (等待朝廷另派他职)，寄居于苏州无定寺，不久就客死他乡。其享年约在五十五六岁。滁州西涧韦应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表达自由安静，恬淡幽静的诗句应是最后一句：野渡无人舟自横。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社会动态感情思想一般都是根据现实社会的实情去记述的

唐宋文献论文方向

中国茶文化历史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唐宋诗词任选一方面写一篇论这样我理解怎么写

中国茶文化论文：茶文化的“考古”和“论证”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驿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这段话引起笔者极大的诧异，因为笔者所知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报道里，并没有跨湖桥人已知饮茶的内容。正如序言所说，跨湖桥人有饮茶的习惯，是“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的，那末这和考古学界无关，应该到茶学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寻找。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关于 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 sinensis 。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 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 ？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 sinensis 外，还有C. japonica，C. cuspidata，C. fraterna，C. lucidissima，C. chekiang-oleosa 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圏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钵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钵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钵。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钵！多么干脆俐落。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 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 zo ，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 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性。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杂”，也可作“雑”，简化字“杂”是取“雑”的左半为“杂”，仍保留雑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雑”。“雑”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雑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 1860--1850 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 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 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传着龙井茶祖与十八颗茶祖树传说，是茶祖崇拜的信仰解释部分…实即茶图腾原始宗教《圣经》遗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杭州的确曽有原始的茶图腾崇拜存在，…从茶图腾、原始茶到最早的茶与茶釜、擂茶钵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是今年出版的新书，笔者有幸先睹。现代的信息流通很快，相信这书将传遍全国，并向韩国、日本和港、台、澳等地流传，读者面越广泛，反映也将越多。笔者担心，不知道广大的读者、尤其是茶学界、文史学界的专家如果看过《畅想》这篇宏文有何感想？不过《畅想》作者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已经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作了自我肯定，说：“1990年提出了饮茶文化创始于中国古越人，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新论，引起史学界与茶学界的极大重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一个颠复性的论点。…是依据大量资料跨学科研究探寻所得出的扎实结论。”接着说：“这一结论由于其正确而渐渐被更多资料所证实，并还释疑了不少古老的茶文化谜团，因而已为许多研究者所信服与认同，称之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因此深刻地影响了茶学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如此辉煌突出的宏文面前，笔者竟然敢冒大不违，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和反驳，自觉有些忐忑不安。不过“万马齐喑究可哀”，学术研究应该通过不断争鸣才能健康发展；何况当前的学术研究，无庸讳言，浮夸不实，哗众取宠的作风，已经到了各类学科都无例外的热闹地步，应该质疑和驳正的又岂只《畅想》一篇！任重道远，笔者老朽，只能寄希望于新一代学人了。

汉语言文学考研，该选择哪个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专业简介：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专业以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体裁的演变、历代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典籍、文论、各个时期文学承前启后的关系等为研究对象，因而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熟悉某一段历史阶段的文学发展情况。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魏晋隋唐文学、宋元文学、明清及近代文学、分体文学史、古代文论等。

就业前景：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使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重新焕发活力，此专业招生人数较多，毕业生多从事教学、文化宣传、学术科研、新闻出版采编等方面的工作。很多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认为，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兴趣，而不是它的实用价值。事实上，从近几年的形势来看，对古代文学的兴趣似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取向。这使原本热度稳定的古代文学专业越来越火。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业简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注重学理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它主要是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潮予以重审，对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思潮流变、文学群体、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文学与乡土文化、启蒙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以开阔的视野，结合新兴的研究方法，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置于不断加剧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来思考，以此来认识和回应当代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新的文学、文化问题。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国家重点学科。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儿童文学、戏剧影视文学、科幻文学、民间文学、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乡土文化等。

就业前景：一般就职于企业、高等院校、文化单位、新闻出版机构。由于现当代文学招生人数多，时代感强，知识涵盖时间段较短，便于入门和复习，成为众多跨专业生的首选。加之本专业继续深造的空间广阔，该专业的报考人数一直居高不下，近两年的情况尤为突出。

唐宋八大家论文题目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的传说战国时代，楚秦争夺霸权，诗人屈原很受楚王器重，然而屈原的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有着远大抱负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离骚》、《天向》等不朽诗篇。公无前22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派使臣请楚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宫陈述利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楚顷衰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衰王仓惶撤离京城，秦兵攻占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和郢城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激流的汩罗江。屈原的故事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纷纷拿来了粽子、鸡蛋投入江中，有此郎中还把雄黄酒倒入汪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从此，每年五月初--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以此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回答者： fubo_163 - 助理二级 8-8 16:29屈原（前339？～前278？）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生平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全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秦国，楚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汩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浅析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亲农意识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农村隐居生活体验为基础，直接描写农村田园风物和农事生活。他的诗表现出浓厚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主要表现在：大量描写田园风光，表现对农村、对土地的深深热爱之情；歌唱农民，赞美劳动与农民建立深挚的友谊；亲身参加农耕劳作、自力更生、咏叹自己的劳作经历和感受。而这些诗表现出的亲农意识与他的隐逸情怀不无关系。一、优美的田园风光从诗歌的历史上看，在陶渊明之前，只有少量的以民歌形式出现，以田园为背景，表达某种情感的农事诗。如《诗经》中的《十亩之间》、《七月》，《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之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之兮，行与子逝兮”。《七月》的第二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耜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它们所描写的农村风光很简洁、单纯。自然景色描写，只是陪衬的作用，只是人物活动的一种背景。作者的意图不在于表现出它们的自然美。而陶渊明的田园诗主要内容就是描绘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并且通过朴素的语言，直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诗人对农村、对土地的热爱，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如《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典型的农村风光，房前屋后栽满榆树、柳树，美丽的桃花、李花飘来阵阵清香，炊烟袅袅，创造出一幅静谧、安适的画图。这从笔端自然流露出的文字，是只有那怀着对土地、对农村环境的真切热爱之情的人才可为的。再如《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里诗人采用白描手法，平淡无奇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农村风光图，让人读来毫不费力，但我们却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热爱田园的感情。初夏时节，房子周围树木茂盛、恬静幽美、鸟飞到此搭窝筑巢，树上虽无艳丽的桃花李花，也不见飘拂的榆钱柳絮，但茂密的绿树却隐藏着惬意的清阳，鸟儿欢叫更衬托农村环境的清幽恬静。诗人所写的树、鸟、风、雨、房屋等等，无不蕴含着诗人亲近农村、喜爱土地的真诚之意。二、与农民的深厚友谊常年的劳动生活使陶渊明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这种交往反映在诗歌中显得极为真挚和情趣盎然。如《归园田居》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后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农闲时节，与诗人共相来往的，不是那些骑马驾车的达官贵人，而是“披草”的农夫，他与农民随意交往，亲密无间，他没有封建土大夫的架子，是那样平易近人，而农民也把他当作知己，热诚相待，“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与农民随意攀谈交往的情状呼之欲出，“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所关心的也是桑麻的长势，收成的好坏。他的思想感情还与庄稼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庄稼的茁壮成长，耕地面积的日益扩大而兴奋、喜悦，又为庄稼遭霜霰侵袭凋零而担心、忧虑。所以他说“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这种关心农事，亲近农民，与农家通声息的行为，在东晋门阀等级森严的时代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当时的贵族大夫阶层价值观念中，始终存在着对农业和农民的鄙视。《移居》二首也写了他与农民邻居间的友好往来。与邻居们同劳作，共游乐，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其二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谈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欺吾。这里，诗人与农人之间率真融洽的关系被表现得如鱼儿与水一般，亲密无间。“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朋友过门，互相招呼，相聚在一起，如果有酒，大家一起斟酌品尝。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亲切的招呼声，仿佛看到了他们喝酒时那悠然自得的样子。斟酒品尝，躬耕田野，披衣相访，这些与农人之间和谐惬意的生活，是诗人对劳动生活的认识，对田务、农人的深切的体认。也是自己永远躬耕田亩的决心。这种亲近农民的意识，与“田夫野老”共同的“躬耕自资”的生活，正是维系他们感情的纽带，是他们欢乐的根源。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突破了前代的一般农事诗的田园风光描绘，同时又超越其后代的以旁观者姿态出现在诗歌中的对农民的同情与关注的角色，而形成了自己在田园诗中独有的风格。三、自己的辛勤劳作亲近农民，与农人为邻，赞美劳动，是他亲农意识的表现，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他更写了自己亲自耕作的感受和体验。而这种农业劳作的实践意义，也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如《归园田居》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真切地描绘了晨出晚归的劳动生活和自己的感触，尽管“草盛豆苗稀”，但他还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实实在在地道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劳，归耕后垦荒工作的艰难。种豆在田亩之中，但由于农业技艺不高，豆苗稀少，而草则长得旺盛，虽是如此，诗人仍是起早摸黑，披星戴月，早晨出去一身露水，晚归也是一身露水，白天自然是一身汗水。劳动虽然十分艰苦，但陶渊明却对这感到舒心惬意，充满了自得的情绪，他不把劳动当作“下贱”的事，而认为这很符合他的心愿。正因为诗人有亲自参加劳作的体验，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与情感都融入到浔阳江畔的那片土地，承受着农耕劳作的全部艰辛，才能对农民田园劳苦的生活的认同，也才能把劳动描绘得如此细致入微。这种真实感的产生，亲自事农桑后所再现的田园风物及体力劳动后的畅快，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都是后代田园诗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无论是唐代孟浩然在襄阳鹿门的吟唱，还是王维在辋川别墅的幽歌，他们的田园诗虽然都不乏诗情画意，但他们并无躬耕田亩的切身体验，作者没有或不愿像陶渊明那样执着和真诚于土地，对土地的那份特殊情感。始终缺少的是陶渊明作为一个农民劳作后所拥有的艰辛和快乐的情感。因此读这些诗，就觉得有些做作。所以我们说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之祖，但同时他又把这一诗歌形式发展到无人企及的高度。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长期躬耕生活的深切体验。再如，《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勒，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及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及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这首诗一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农业社会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人类生计，衣食二字极为重，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创造物质财富，每个人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个道理出自陶渊明之口，尤为可贵。诗人认为，人生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首位，要想求得身安，就必须亲自经营衣食。这里用反问句，暗示出当时的统治阶级鄙视农桑劳作，而陶渊明却抛弃官场，勉励自己坚持躬耕，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诗人在此先叙述自己从春天起就从事农田劳作，从未间断，看来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字里行间流露出丰收的喜悦。因为这收获是辛勤劳动所得，“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早上带露出去从事田间劳动，晚上背着劳动工具回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尽自己的微薄的努力。虽然自己所作有限，然而也是傍晚才回家，可见劳动是辛苦的，那么要做到“岁功聊可观”就更不容易了。“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本来劳作很苦，而山中霜露既多，又风气先寒，当然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对诗人来说，就尤其要付出更多艰辛，前文我们已说过，诗人在归田的第二年，曾“种豆南山下”，而“草盛豆苗稀”。时隔数年，现在山中种稻，却能做到“岁功聊可观”，他对“田家岂不苦”已有切切实实的体验。而这却是他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诗人躬耕自食，心安理得，劳动虽苦，但他以苦为乐，这种志愿长期参加农业劳作的可贵情操，是他浓厚的亲农意识的有力佐证。四、陶渊明的亲农意识与隐逸情怀陶渊明的田园诗，具有浓厚的亲农意识，这与他的隐逸情怀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正是他的遁隐山林，使他有了真正接触自然、农民以及亲身劳作的机会。陶渊明自幼受儒家传统教育，有积极处世之心，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在《荣木》中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他想驱车策马，出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抱负，希望自己能够实现“大济于苍生”②的理想。他还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③可见他的胸怀。但是，到了陶渊明青壮年时期，东晋政治完全陷入混乱，使他空有一腔壮志，却无由施展。因而诗文里感叹不遇的话很不少。他曾经出仕，那虽然也许是对政治还抱着希望和聊且一试的想法，但更多的却是不得已，由于政治形势的裹挟，由于生活的逼迫。他与世俗那样格格不入，却不得不混迹官场，所以精神十分痛苦，充满了悔恨负疚的心情。几度悔恨之后，他毅然下定决心，与官场永诀，以躬耕终老。《饮酒》第十二首说：“长公曾一仕，壮士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官场的权力争夺，政治阴谋的血腥，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再也难以忍受。因而“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再也没有出仕。陶渊明是从恶浊的官场来到宁静的田园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是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的。他把仕途官场称之为“尘网”“樊笼”，恨不得尽快脱离开这种险恶的环境，立即回到他那十分熟悉而又亲切的农村去。“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说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飞翔的森林，就像被圈在池塘里的鱼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浮游的河海，过那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心情在他的《归去来兮辞》里表露得更明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非昨非”带着一种悔恨的心情彻底地否定了过去的自己，一旦摆脱了岐途、险境，他便欣喜若狂了。“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哪怕是早一刻看到自己的家门，也成为一种极大的快乐与安慰。用这种情绪与感情去描写农村，去抒写田园风光，当然是对官场、仕途的一种彻底否定。在与劳动农民交往中，陶渊明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质朴，并与劳动农民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这使从污浊的官场归来，看多了尔虞我诈、追名逐利的世人的陶渊明发现了真善美，心灵得以涤荡。因此他由衷地歌唱农民，赞美与他们建立的纯真友情。陶渊明归隐躬耕，是真正对仕途的厌弃，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身在江湖而心在官场，不是家有良田万顷而回乡过地主生活。他来到田园，拼命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的心一时被陶醉了。他欣赏田园，真可谓是一往情深，如痴如醉。他经常叨念的是“静念园林好”、“园田入梦想”，比起恶浊的官场来，田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诗人的心灵，触着田园的秀美景物，便立即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以开阔的胸襟，超尘脱俗，全身心地拥抱着秀美纯洁的自然，领悟着人生的真谛。在这里，诗人追求的不是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脱，人格的真正自由。综上所述，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体验为基础，在田野这一空间里，直接描写田园风物和田园生活，又含有隐逸情怀的诗歌。他的伟大和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使得陶渊明有别于古代一切失意的士大夫文人，使他成为封建时代唯一真正有资格称得上“乡村诗人”的作家。而他的田园诗表现出的浓厚亲农意识，正体现了他的隐逸情怀。他又借这些诗，表现了他隐居不仕的高致，从而成为“古今隐逸之宗”。参考文献：[1]《陶渊明的仕隐》李华著《首都师范大学报》 [2]《陶渊明诗文赏析集》李华巴蜀书社 1988年版[3]《湖南教育学院学报》刘济远 [4]《陶渊明和他的田园诗》孙静著《神州学人》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是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

所谓的唐宋散文八大家就是唐宋八大家，有关解释如下：一、简介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二、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韩愈韩愈，贞元八年（七九二年）进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6]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很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掣电的壮观。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名作品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更有《祭十二郎文》传世，与欧阳修的《陇冈阡表》以及清代袁枚的《祭妹文》并称中国古代三大祭文。柳宗元柳宗元的骚赋成就极高。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艺术风格柳宗元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文学家，他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5类：①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欧阳修欧阳修继承并发扬了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即北宋古文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不但驱除了学时文坛上浮华新怪的不良文风，开创一代诗文新风，而且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高远的才情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将诗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欧阳修是我国十一世纪中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诗、词在北宋文坛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尤其是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一方面在继承唐代著名散文作家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创作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同时对于当时以及其后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散文作家的创作，也具有重大的影响。苏洵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dài duò）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苏轼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的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中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后来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艺术风格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三苏”之中文学成最高的就是苏轼。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苏辙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5]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王安石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有收录。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虽然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曾巩曾巩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辙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异议；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及南宋，盛誉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元末明初朱右编选《八先生文集》，开始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三苏并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刘大櫆、姚鼐等，将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从学曾入手学欧文。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从宋到清，虽也有个别贬抑曾巩的言论，但不是主流。曾巩强调六经为本源，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委曲周详。布局完整严谨，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的法度，显得规矩严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学“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曾巩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艺术风格曾巩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主张先道而后文。其文自然淳朴，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他的文章绝少抒情作品，多为议论文和记叙文。他的散文以议论见长，立论精策。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论历代治乱得失，感慨深切。《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倾吐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文风质朴，纵横开阖，有摇曳曲尽之妙。《越州赵公救灾记》，将纷繁杂乱的事项写得条理分明，练达晓畅。其记叙文中偶有写景之作，刻画极工。如《道山亭记》述山川之险，精雕细刻。《墨池记》谈古论今，不无卓见。《宋史·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研究唐诗宋词论文题目

以下题目作为参考：

1、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性形象（或其他形象）

2、试析《诗经》中的婚恋诗（或选“战争诗”、“农事诗”）

3、建安文学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4、论宫体诗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心理

5、唐代宫廷诗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6、浅谈唐代边塞诗的演变

7、唐诗中的女性形象

8、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

9、唐五代曲子词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10、宋词的跨文化传播（需选定一个角度）

汉语言文学呢，我一向建议从三个方向去写，一个是文学，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民俗学。

对于文学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明清小说居多。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明清小说其实研究得很多很多了，再难翻出新意了。真的。如果老师没有特别的要求，而你也没有什么好的方向呢，我建议几个题目，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参考。

比如明代宦官专权对文人文风的影响，比如正德文坛的大佬，李梦阳啊，王阳明啊。

比如你可以写才子佳人小说，将其中的媒介，媒约的叙事功能做一个演变对比。

比如你可以写诗歌，如果选唐诗我建议你写李贺和白居易，一个诗歌辞赋化，一个诗歌通俗化。

如果你写人，那么有很多比如袁枚，他的翻案诗值得研究研究。

如果你写当代文学，我建议写金庸或者网络玄幻，金庸呢其实有一个点，关于对传统侠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引申出一个点，如何处理情和义的关系。至于网络玄幻小说呢，我建议和先秦神话联系起来，比如山海经里面神话形象的重构。

至于选择语言学呢，这个一般不建议写，很麻烦的。比如你要写语言暴力现象，可以从语义—语用角度分析，可以集中在动画动漫上。还有的写网络新兴词缀，要是从模因理论还行。至于民俗学呢，写的一般偏少，但是真心好写。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 ——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落花命运偶然性文人的个人际遇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 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技巧

(一)写作流程：

1) 学生根据下面分设的专业选择一个，作为毕业论文的专业方向

2) 在所选择的专业方向里面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拟论文题目，开始论文写作流程。参考论文选题附后(学生论文选题不宜相同)：

(二)专业类别：

1.文艺学

文学概论文化诗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语文教学法美学概论

2.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明清小说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 元杂剧研究《史记》研究

古典文献学

3.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儿童文学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

青少年儿童文学概论影视文学

4.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民俗学民间文学概论比较文学概论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外国文学史(欧美) 外国文学史(东方)

(三)参考选题：

1. 文艺学：

1.形象——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

2.“自我表现”与“ 摹仿现实”

3.说“ 艨胧”——对语言艺术的特点的新认识

4.面向生活——当前文艺创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5.艺术，需要呕心沥血的创造

6.“性文学’是文学表现人性的必然趋向吗?

7.试论文学的不朽魅力

8.艺术典型化的要求过时了吗?

9.“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试论文艺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

10.化丑为美——典型化在塑造反面形象上的魔力

11.对实践派美学理论的历史考察

12.试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关系

13.简论“自然人化”与自然美

14.试论自然美的'根源与本质

15.艺术美与现实美关系之我见

16.“意象”与“意境”的比较研究

17.试论艺术美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18.试论艺术创作中“形似”与“神似”的辩证关系

19.社会美与自然美特点的比较研究

20.试论人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关系

2. 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

1.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

2.论《诗经》中的爱情诗

3.论《离骚》抒情主人公的悲剧形象

4.论《韩非子》的寓言艺术成就

5.论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的进步倾向

6.被压迫者的心声——汉乐府中的人民自由精神

7.《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叙事诗传统

8.试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及它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9.论汉乐府民歌与

1.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数据分析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

唐诗宋词研究论文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