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发展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摘要：随着中美两国又一次高峰会晤的到来，中美关系的探讨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美关系现在状况良好，两国领导都已明确表示要共同努力，全力扩大两国合作，提升双方合作水平，他们或者出于真心，或者出于有意，或者出于别有所图，中美两国都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美中关系，并造福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理性辩证看待中美关系，才能使我国更好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词：中美关系矛盾共同利益双赢正文：几十年来，中美之间既有对抗也有缓和，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但中美关系仍然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在惊涛骇浪中向前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但共同战略利益的存在,这是两国开展合作的基础。美国对华采取遏制还是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当今世界，在一超（美国）多强（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等）并存竞争的现实背景下，政治多极化态势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共同发展，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继续作用于国际舞台，借重合作与牵制防范共同构成了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中美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和分歧,但同时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1.中美两国间的矛盾和分歧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国内各项建设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国际舞台也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中国从那个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棋子，转而成为了一个参与到世界格局划分的棋手，在暗流涌动的世界政治舞台上积极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经济危机让其大伤元气，但是国家根基尚在，依然是无可争议的霸主。中国的崛起势必会引起美国的警惕，但是中美在地缘政治上并无太大冲突，最容易引起两国摩擦的是能源和贸易等方面，这也是近年来中美一直在争论的焦点。而台湾问题也是一颗埋在中美之间的定时炸弹，台湾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中美之间就一定还会心存芥蒂，无法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2.中美两国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贸易互利性很强，发展潜力很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经贸合作乃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中国现以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对华出口每年给美国创造5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使美消费者每年节省开支200亿美元。除双边贸易取得积极增长外，两国还就经济和金融等问题保持密切磋商和对话，可见中美关系已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其中任何一方受损都必将导致另一方受损。 “事件”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对于没共同利益和分歧点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给中美关系友好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与美国虽然在有的地方存在分歧但中国与美国也存在共同利益。中美应努力寻找一条“和而不同的道路”。在共同利益上加强合作，求同存异。3.中美关系稳定的发展机遇事实证明，中美关系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利益，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积极的发展势头。中美一致同意要共同推动互利双赢的中美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于存在的一些分歧和摩擦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妥善解决，不久前召开的第十七届中美经贸联委会所取得的成果就是一个例子。两国在军事、执法、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教育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在反恐、防核扩散、禽流感防空、能源、环保、抗灾救灾等重要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推进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继续为实现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而努力，可维护世界和平。抓住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良好机遇，大力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建立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并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一个重要历史机遇，也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机遇。结束语：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清晰地折射出外交界的一句名言：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两国从曾经大打出手的死敌，到后来携手抗击苏联的威胁，再到后来的分分合合，无一不是在为本国的利益服务。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中美关系一直在起伏不定中缓缓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有中美两国关系和睦，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才最符合两国利益，有助于达到双赢的结局。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按美国某些人的思路——美国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而中国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成为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体制的少数国家中最大且最有实力的国家。不仅如此，通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把国家机器的首要任务一直定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快从“十年浩劫”的低谷中跃起并一路快速发展。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经济实力的持续扩充，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同时，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文化等诸元的定位也逐步向国际规则靠拢，渐渐融入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糨提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其影响力日益重要、不可忽视。从冷战后短期内国际社会及政治体系变化中可以看出：中国崛起，中国的水落石出而越发凸显，伴随着俄罗斯在这一时期所扮演的“末日帝国”的角色和美欧之间结构性分歧冲突的长期隐性化，中美之间的关系好似回到两国接触的初始阶段。即一个新兴国家与一个传统大国的对话，不过两者所处地位发生了180度的回转。新兴的美国变成了崛起中的中国，而清帝国这一“全球性大国”或者称之为“全球性帝国”。历史永远不会重演，但历史经常会在不同的时空或相同的空间“重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现的历史”往往在其中有更多的演绎使其复杂化，增加了其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造就众多的平等未来。不能否认，中美关系所处环境及两国现状确实比较类似于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初叶，但这应视为表面现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国际体系系统的更加紧密，以及全球政治外交的连带性趋势更加明显，表相掩盖下的内部冲突较之历史已十分凸显。内部矛盾的显现、明显给，使人们可以以更清醒的头脑去影响和左右历史规律，给各国政治家们创造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所以，展望中美关系，很可能以新兴国家对传统霸主这一历史规律为主线和准绳，在各政府政要、国家元首结合信息诸元而作出的决策影响下，呈现波浪式前进。当然，由于美国在“帝国论”中所表现的这一唯一的“全球性帝国”中各种非传统现象，也不排除这一“美国帝国时期”的长期存在。如若这一假设成立的话，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国发展空间的豪华甚至两国未来都将破天荒的走出历史规律的范围，摆脱其束缚，另辟溪径走上美国长期主导世界的第二条道路，中国作为崛起的 “新兴强国”的形势与地位可能在这一体系下被扼杀，这当然是中国不愿意看到和走上的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理解为倡导多极化世界就中国而言的内在动因吧。综上所述，中美关系大致有两个发展方向。这两个发展方向都是建立在历史规律和两国互动的基础之上的。但当今国际社会全球化形势日益加强，即使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要在矛盾中维持并利用现行的国际体系与秩序。全球任何角落所发生的事件或任何一个国家所作出的决策都会不同程度的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引入民族概念是由于欧洲各国的建国理念之一，即“民族国家”，虽然当今世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但不能排除民族的概念化对国家政治、外交乃至世界的影响与作用）产生影响并直接关系致到它们在本地区的利益。所以，再以传统关系准则或观念，仅建立在两国关系基础之上去分析展望两国关系的发展未免有些狭隘。分析中美关系的走向必须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美国全球霸权的维系；美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与破坏；俄罗斯；欧洲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中国自身的经济影响力与务实外交；伊拉克战事对全球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台湾问题的长期化。1．全球霸权的维系分析所谓美国全球霸权的维系，实际上就是看美国这一唯一的全球性国家在现行国际秩序下的主导力的维持时间的长短。同时，我们还不能排除另一种情况，即美国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隐性渗透和间接影响力。这两者如若巧妙结合，美国的霸权极有可能长期维系，判断其维持时间在一至二世纪亦不为过。回顾历史，真正对全球而言具备影响力的帝国有四个：即罗马帝国、中华帝国、法兰西第一帝国和大英帝国。（注：对全球的影响力并不表示这四个帝国是“全球性国家”）其中，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体系中的汉帝国几乎是同时存在的，两者通过夹在其中的统治波斯的帕提亚帝国和统治今阿富汗及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模糊的知晓对方的存在。这两大帝国都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帝国力量建立在由仆从国附庸国、保护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帝国以外的人组成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经济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通过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复杂体系来发挥力量；文化优越感强；体系独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组织的对手的挑战。中华帝国自身还有一些特点：集中的政治权威和保证统一的官僚体系。大英帝国破天荒第一次通过海上力量取得了对全球的主宰地位。伦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英国人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但作为世界霸主人口相对太少，而且并未控制欧洲，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注：欧洲在世界历史中很长时间是作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所以与前两面个区域性帝国相比，也不是一个全球性帝国。在其之前较早一些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几乎确立了在欧洲的真正霸权。假如拿破仑成功了，很可能会取得第一个主导全球的大国地位。可是拿破仑惜败于七次反法同盟。与以上形成对照的是，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假如不拘于概念化的定义，可以发现除自给自足的经济架构和孤立的体系以外，美国拥有以上四大帝国的所有特征，并“控制”了欧洲。除此之外，美国还具有前者不具备的诸多优势。美国经济活力在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鹤立鸡群，为美国在全球起到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战后，美国一家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特别是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固定在大约30%的水平上，除战后例外的年份外，这个比例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平均数。以经济为后盾，美国保持甚至扩大了在利用最新科学突破为军事目的的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建立了一支唯一在理论上能够有效地在全球都发挥影响的部队。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住处技术领域，美国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对未来经济中的尖端部门的掌握，意味着美国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不可能很快更新更新丧失，在生产率方面保持对主要对手的优势。

近几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呈现了不断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在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双方都高度重视中美经贸发展的加深与扩大，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及部门间的接触频繁，增进了理解与信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美国经济的复苏也为中美经贸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一、双边经贸合作与发展继续扩大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1－7月，中美贸易额为510．31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362．9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3％。自美进口147．33亿美元，同比下降1．2％。今年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仍保持了高速的增长，继续居各国对华投资的第一位。1－6月，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457个，合同金额43．57亿美元，实际使用美资24．54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7％、17．4％和19．7％。美国对华投资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实际投资额高；二是单项投资额高；三是在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大。美国对华投资的强劲趋势出于两个原因：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美商对中国加入WTO后的良好预期。二、制约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回流，加强了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美国自2001年经济增长减速以来出口持续下降。2002年经济虽然开始缓慢复苏，其全球贸易颓势仍未根本好转，1－7月，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同比下降了7．4％。加上今年国会举行中期选举，为了党派利益，共和党需要争取国内产业界的支持。因此，布什政府在贸易政策上逐步退缩并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先后实施了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颁布了新的农业补贴法案。虽然此次钢铁保障措施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也直接影响了我国每年3．7亿美元的钢铁出口。种种迹象显示美国的贸易保护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将采取措施在未来签订的贸易协定中更多地加入保护本国工人权益的条款，扩大钢铁、纺织、汽车、造船业等国内制造业部门的利益。美国扩大保护钢铁与纺织等业界利益将对我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二）用跨机构监督程序和中国执行评估报告对中方施压今年是中国加入WTO第一年，美国政府将监督和促使中国执行WTO承诺作为其贸易政策的长期首要目标。目前已建立起了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协调，布什政府贸易政策工作组委员会监督的跨政府部门机构。该机构包括三个层次：工作组和小组委员会；贸易政策审议小组；国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要依靠商务部、农业部、国务院、财政部、劳工部、美国专利与商标办公室收集信息和作出评估。2002年6月，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家安全影响》的报告，认为中国在税率安排方面有些拖延和不协调，颁布了不科学而影响贸易的生物技术法规、没有严格遵守有利于外国保险公司的规定以及在快递服务领域存在限制措施等。美方表示在年底WTO中国过渡审议机制中提出讨论，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双边经贸谈判中我方将面临较大的压力。（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继续成为敏感问题关于贸易不平衡问题，双方都认识到存在贸易统计上的差异。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自美进口逐步增长，中美间贸易不平衡状况将得到改善。但是在短期内，由于中国市场开放循序渐进以及名义关税率较高实际关税率低的事，期待美国商品和服务一下子大量地进入中国市场是不现实的。美国出口商却不愿正视这个现实，因此当出口并非像他们想象那样快速增长时，各种各样的压力随之而来，甚至演变成贸易战。在美国贸易逆差是敏感的话题，衍生出许多的辩论，包括对强势美元政策的质疑等等。其中的主流又是认为贸易逆差中以对华贸易逆差最甚，原因是中国市场不开放，应严厉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据美方统计，2002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攀升，1－7月其贸易逆差达2533．1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 5％，其中对华贸易逆差52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7．6％，居各国第一。（四）中美反倾销、反补贴斗争不容忽视美国无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现实，多年来始终援引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第1316条规定，即“在行政当局做出取消的决定之前，已确定的任何一个外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结论仍保持有效”以及调查中“行政当局的任何决议都是不容司法审议的”。由于美国歧视性地坚持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利益。截止2001年9月，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已达87起，影响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对美出口。由于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外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可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美国更视之为防止中国出口激增的有效武器，必将充分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反补贴将是影响今后中美贸易的新因素。根据美国反补贴税法，对运往美国的任何产品的生产、制造或出口提供补贴者，要另外征收相当于补贴额的关税，但仅限于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美国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过去未对中国采用反补贴手段。一旦我国摘掉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反补贴问题会接踵而来，对此，我应提早有所准备。事实上，为防止中国因加入WTO而对美出口激增，美国现已开始考虑修改反倾销、反补贴的有关规定。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建议，今后商务部在决定任非市场经济国家达到市场经济程度身份时需获得国会的批准，并建议修改美国反补贴法，将范围扩大到非市场经济国家，即为保护美国产业免受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品不公平竞争时也同样适用。（五）美国加强了对华出口管制的力度长期以来美国在执行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时试图在获取市场、提高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上取得平衡。为同欧盟、日本等国竞争美国不得不放宽了一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但总体上仍维持冷战思维，深恐中国经济、军事强大对其构成威胁。2001年，美批准对华出口许可证990个，涉及金额2．27亿美元，占美批准出口总金额的2．8％，因此美对华高技术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比重是很小的。自从2001年8月授权实施出口管制的美国《出口管理法》到期后，美国一直通过紧急授权维持出口管制制度的效力。2002年1月，在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许多政界要员和学者都表示应通过对华管制，使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与美保持50年的距离。目前，美国政府已敦促国会通过新的《出口管理法》，以对国家实施更为有效的出口管制方式，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总体上今后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的力度，尤其是软件和高技术设备，并重点加强对我国核技术及导弹技术的监控等。（六）环保和劳工标准压力越来越大环保和劳工标准是美国面向21世纪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2000年美国已通过了《对贸易协定进行环保审议的指导原则》，对今后签署每一个贸易协定时就是否符合环保要求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评估。今年8月1日，美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02年贸易法》，其核心内容之一是授予总统对外签订贸易协定的贸易促进授权（TPA）。目前美国与约旦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已纳入了劳工与环保标准内容，今后美国可能以此为范本压贸易伙伴就范。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影响主要来自美国的环保和劳工标准问题压力，同时随着国会加强干预政府贸易协定签署的权利，国会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将施加更大的影响。三、前景展望在贸易领域，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新兴大市场，美国经济利益与对华贸易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从出于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还是从地区安全战略出发，都不会毫无顾忌地损害对华贸易。贸易是处理好两国关系的纽带，必要时也是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有效制裁武器。而美国作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其重要地位他国尚无法替代。因此，发展和稳定中美经贸关系是两个大国达成的共识，是不容置疑的。首先，中美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由于中国加入WTO后，遵循WTO规则进行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减让，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将有较大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逐步缩小。出口由于受到美国方面的进口激增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措施等影响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到2005年前中美贸易增长将维持在年率13％左右的水平。其次，中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据美国方面的分析，今后影响美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三个因素是：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内失业和中国执行WTO协议的情况。美国在推行其贸易政策时将利用中美入世协议，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为防止我更多的竞争力产品冲击其国内产业，美国会更频繁地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301”条款等贸易制裁措施对我输美产品设限。美国还可能会利用其国内立法破坏WTO规则，与我纠缠。但制裁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双方贸易关系紧张，从长期来说对美国不利，对此美国也是持慎重态度的。美方对处理好同中国贸易摩擦的看法如下：（一）对中国过于严格会影响美方获得促进中国作出努力的支持，也会危害其更广泛的对外关系和安全问题，要求不严又会助长中国不履行的倾向和面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因此在初期阶段不宜过多地在具体问题上找茬，更多的是推动中国在诸如规则的执行、国民待遇获得上履行承诺而不应死死抓住个别的关税问题或分离的市场准入问题。（二）在中国市场上不要太突出，因WTO贸易规则也会维护中国的利益。（三）利用不定期的场所，或双边的，或建立全新的机制解决贸易争端，而不要过多诉诸WTO争端解决中心。（四）应该避免孤立，与他国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联合澳大利亚共同对抗日本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效果。美认为在中国加入WTO后也应该对它采取相应的政策。意识形态的差异决定美对华贸易政策很复杂，经济问题常常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近期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强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这决定了我在贸易摩擦和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必须慎重地处理好同美国的经贸关系。尽管前进的道路上问题还会很多，中美经贸发展的基础是好的。尤其是中美WTO双边协定的签订和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确定，消除了长期以来阻扰中美关系改善和中美经贸发展的重大障碍，对今后中美经贸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只要双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强高层对话和双边磋商等有效机制，增进理解与信任，中美贸易前景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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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文化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杨振宁教授在比较中美教育时指出：“美国的教育比较重视启发式，中国的教育比较重视灌输式。”那么我们该如何写有关中美教育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中美教育差异比较》摘要杨振宁教授在比较美中教育时指出：“美国的教育比较重视启发式，中国的教育比较重视灌输式。”那么，在教学方面中美之间到底有哪些具体差别?这些差异又有那些利弊?本文会从中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和阐释。关键词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中美差异一、基础教育中美两国的教育有着极为不同的传统，中国的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相比较，美国则更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注重对知识的拓展和创造。美国中小学生的课时非常少，课外作业是有时间限制的，周末一般也不布置作业，如果某一门功课作业布置过多，该教师可能被学生或学生家长依法控告。美国中小学生所学课业知识在这个阶段要少于中国中小学生，中国初中二年级数理化课本的知识程度与美国一般同类学校的初中三年级持平，美国的高校和中学都推行学分制、选课制和主辅修制，课程实行综合化，理论联络实际，抓好第二课堂，使学生们有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比如在语言教育方面，美国学校着重培养孩子的自我认识及语言能力，老师经常会出一些讨论性的题目，要求学生结合实际写作业，比如：你长大后想做什么?要求根据该行业的特点，询问从事过该行业的成人，写出一篇真实可行的报告，然后在课堂上讲述。所以大多数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在演讲及与人交往上更胜一筹。我认为最理想的教育是将中美两种教育模式的优势相融合，使我们的孩子既有很好的基础又有很高的创造力。在中美教育差异中，最明显的还是教育观、知识观的差异。譬如，到底什么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基础?我国教育的“基础”是指，大脑在独立于计算机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储备知识，尽可能快地提取知识，因而中国学生的大脑在这两方面是得到了充分的训练。美国教育的“基础”是指，大脑在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前提下，放弃发展那些属于计算机的工作领域所需的能力，只发展那些属于计算机无法工作的领域所需的能力。在利用和开发大脑的内在功能上，中国的教育是卓有成效的，但在利用和综合外界的各种资讯以及扩充套件大脑的功能方面，美国的教育则更胜一筹。因此，在闭卷笔试的考试形式下，美国学生比不过中国学生，但是，在可以随意使用各种资讯工具的现实研究中，中国学生就远远比不上美国学生了。二、高等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重视综合素质培养，主要表现在对学校课程的设定上。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曾开设“九十年代大学生活”课程，其作用类似于国内高校的“生活导论”课和“思想品德修养”课，内容则有异有同，包括大学教育的作用、校园生活方式及生存技能等。美国各大学开设了各种课程，每门课程规定相应的学分和任课教师的具体要求。每学期选修哪些课程，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决定。美国对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只规定必须达到的学分总量，没有入学考试、修业年限、年龄等方面严格规定，只规定在校学习的最长年限，至于学分在哪个学年完成则由学生自己决定。中国的高校招生主要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我国的高等教育，本科大多数是四年制，有少部分是五年或六年制。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尚有许多管理原则和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我国的高等教育相似，美国的本科也是四年制。不同的是，其课程设定在前两年是基础课程的教育，后两年才偏向于专业方面的教育。美国高校在学期的设定上与国内不尽相同，有的是一年两个学期，与国内类似;而有的则为一年四个学期，一个学期只有十周左右。在学分制下，学生的学习周期和老师的授课周期都大大缩短，使得课程的安排显得更为紧凑，专业性更强，并且每个学期内学生负担的课程数相应减少。这样的安排有利于减少课程与课程之间在时间上的冲突，便于学生尽可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在一段时间内把精力集中到少数课程上也有利于提高学习质量。美国大学的辅助教学活动丰富多彩，成龙配套。学校组织的各种型别的讨论课很能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们独立思考，深入钻研，又可以相互学习交流。各种学生俱乐部活动内容生动活泼， *** 了个人志趣爱好的发展。各种学术讲座繁多，大都是美国学术界知名人物的报告，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美国大学是入学容易毕业难，一是课外作业特别多，老师讲课很精，大量的是让学生课外自己去阅读、思考、写文章，完成各类作业。而且平时学习与作业情况，老师要作为评价学生每学期总成绩的重要内容，学生们是一点也不敢怠慢的。二是考试特别多。各学科几乎每周都有考试，稍不留意，考试就会出麻烦，将影响到综合成绩的高低。美国的大学是分等级的。名牌大学不仅学费较高，而且学生质量也比较好。名牌大学学生的特点就是特别有志而勤奋。美国的一般普及类大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人们靠竞争生存，靠自己的能力生存。所以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培养起了什么事都靠自己的习惯，读大学也是靠自己打工、贷款，很自立，他们从不依赖父母活一辈子。美国大学对教师水平或业绩的评估，非常重视学生的反馈意见。如果大多数学生对教师不满意，就会直接导致教师下岗。所以，在美国大学任教很有危机感，如何既要讲好课，又要严格要求学生并使学生满意，这的确是门学问。美国教育较注重自学。教师讲的内容与教材上的差异很大。到博士这个层次，上课时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教授的作用是引导，讨论主要是让你对读过的内容提出看法，作出批评。在研究生硕士这个层次上，他们很重视写，一般说来，每周看完阅读材料后要写5-10页的小论文。如果是比较大的讨论课程，每学期至少要写两篇25页左右的论文，主要是对所读文献进行评论，提出自己的见解。三、对于中国教育的启示美国的教育注重广而博，中国的教育注重窄而深;美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信、自主、自立精神，中国的教育注意培养学生严格、严密、严谨精神。从发展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学生容易偏于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以及因害怕出错而习惯于固守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美国是在创新有余而基础不足的前提下才以抓基础来补不足。我国的情况却是与美国恰恰相反，我们是基础有余而创新不足，因而我国教育的完善必须以抓创新来补不足。美国的大学教育很注意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动个人学习研究的潜能，利于人才的发展和脱颖而出。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适宜美国今日社会的教育方法或教育体制并不一定适应于中国现在的社会。因此，不同国家的教育比较必须基于社会文化背景的比较。正是由于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教育差异。美国的教育传统是与美国的文化传统相一致的，同样，中国的教育传统也必然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探索出既能适应中国社会又能汲取世界教育精华的教育模式，是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的难点。通过交流我们可以了解了彼此的长处和不足。把中国人的含蓄和美国人的开放，中国人的刻苦钻研和美国人的创造精神，中国人的脚踏实地和美国人的浪漫、富有想象力结合起来。将不失为现代化教育的良好方法。相信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教育一定会取得更加重大的成功和突破。参考文献： [1]杨振宁.杨振宁教授对中美教育的比较反思[J].复旦教育，20002 [2]刘黎，赵德龙.中美高等教育之比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3 [3]郝云龙.中美高等教育之比较及其启示[J].北京教育高教版，20046 [4]孙莱祥，周洪林.赢在起点，输在终点―对我国传统教育教学太重基础的反思[J].中国大学教学，20022 作者简介：何娟1989-，女，湖北宜昌人，硕士，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中美关系现状一、中美关系现状中美贸易关系以从世纪之初的罗曼蒂克到当前的恶毒拒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不断的提升，这些与美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的不均衡与国内的选举因素交织在一起，迫使布仕政府调整对华经贸的政策。再有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的停滞不前，也加大了布仕政府对华贸易问题的压力。但是，中美两国领导都充分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利与弊，美国对中国更是既爱之又恨之。中美的贸易关系正处于微妙之中，美国的发展要靠中国，中国的发展亦离不开美国。中国应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呢？二、具备友好发展的基础1、两国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贸易互利性很强，发展潜力很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经贸合作乃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据中方统计，在贸易领域，今年1至10月，中美贸易额达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其中中方自美方进口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在投资领域，今年1至10月，美新增对华投资项目3308个，比去年同期增长％，中方企业对美投资也在增加。据美商务部统计，今年1至9月美对华口增幅达％，大大超过美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中国现以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对华出口每年给美国创造5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使美消费者每年节省开支200亿美元。除双边贸易取得积极增长外，两国还就经济和金融等问题保持密切磋商和对话，可见中美关系已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其中任何一方受损都必将导致另一方受损。 “事件”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对肿没共同利益和分歧点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给中美关系友好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与美国虽然在有的地方存在分歧但中国与美国也存在共同利益。中美应努力寻找一条“和而不同的道路”。在共同利益上加强合作，求同存异。三、关系的核心问题中美关系为何从罗曼蒂克步入了当前的恶毒拒绝？究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贸易收支方面,由于美国对华年年贸易收支逆差,且贸易逆差额逐步扩大.逐年的贸易逆差累计额到今年上半年又创新高,使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大量资金的流出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加入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迅速的占领了国外市场,使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受损.在投资,美国在中国已经投资了600亿美元,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却很少这样使得美国大量资金流向了中国,美国显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自己的资金流向中国,而帮助中国发展的. 第二,在人民币汇率上,中美汇率一波又一波,美国一直认为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美国通过各放论证认为人民币价值严重低估,更有有关人士提出了1个美元兑换2个人民币的论证.美国强烈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价值,要求政府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美国认为正是人民币价值的低估,使得中国在外贸方面存在外汇倾销.中国利用不正当手段在国际上竞争是对其他国家的公平.其实美国只是想通过外汇来干涉中古的对外贸易.第三,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起步乃比较晚，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国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平凡，市场融入量不断的加大。各国都要求自身利益受保护。美国在世界处于领头地位，有很多发明、创造都源产与美国。当世界经济大融合的今天，所以美国高呼要求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想要保持其在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在科学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美国当然是不情愿把自己的发明创造让他人轻易“偷走”的。四、中国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外贸关系就需要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处理这些关系。 1.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面队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等问题。中国首先应讲事实，摆道理，让人可以理解，可以信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面对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问题上，我们首先应看到由于两国贸易统计口径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同期美国对日本、德国等国家的贸易略差也在不断的扩大，似乎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在人民币汇率上，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比较晚，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为了稳定市场，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中国与世界其他多国都有贸易往来，中国市场一旦受波动，其他各国必然会受牵连，甚至引爆世界经济危机。中国之所以让政府对市场加强管制是对中国人民的负责也是对世界人民的负责。再有中国与美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因素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中国有大量的外资公司，这些外资公司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前美国与德国，美国与日本的例子我们就能看到。上个世界日本对美国也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当日元在美元的逼迫下调整汇率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日美贸易顺差年年加大。 2．谦逊的外交政策。美国是世界老牌国家，也是当今世界的领头羊，在各方面美国都有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研究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老大哥的地位。在外交政策上我们应避其锋芒，有学者的身份自居。但是我们说的十与学者的身份自居，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处处与美国看齐或是“苟同”。我们以学者的身份自居，是要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法，学以自用。懂得借鉴他人成果这条捷径不断发展、壮大自力，才能与美国抗衡。正如古人所云：“以退为进”。 3．冷静.其实这是对国人最不负责的，我们爱国，我们的领导也爱国，只是他们更有远见。大家也许都不记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吧.我们不管是从军事还是经济实力上跟美国都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我们采取硬碰硬的手段相信国人也不会受益的.况且康且美国对我国还有很大的用处.如果现在与美国扯破了这层面纱,中国将会失去很多大好机会.在国际象棋上我们崇尚”弃帅保车”,在中美关系上,我们为什么不把眼光放长一点. 4.抓紧机遇。中国要想与美国抗衡,必须抓住机遇不断的发展自己.我们不仅要发展,而且要比美国发展得更快.最近几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甚至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究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抓住了机遇。美国似与许多国家不合，在美伊战争期间，美国试图在伊拉克问题上施行速战速决，睡知一拖就是几个月。我国抓住了这个机遇，努力发展出口，发展贸易，大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贸易范围的影响力。恐怖事件一直是美国最头疼的问题，在美国全面反恐的时期，必然会分散美国对外贸易的精力，这是中国难得的机会。让美国“钳”于恐怖事件的时候中国应加速自身的发展。 5、借助美日、美苏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日本、苏联与中国的发展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国为了避免走弯路，借助日本、苏联的经验很有必要。中国、日本同属于亚洲国家且中日文化源远流长，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苏联与中国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一度是中国的学习和借鉴的老大哥。老大哥最终在美苏战斗中败北了，中国将有必要反省一下自己所走的道路，以免重蹈覆辙。 6、广结同盟。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广结同盟以遏制中国。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的时候，美国开始考虑另外手段来扩张起影响力。有许多国家迫于美国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与美国联盟。面对美国的结盟扩张政策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面对美国的结盟扩张政策我们也可以广纳盟友。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国周边的重要国家，中国更是应该抢在美国的前面将其纳为自己的盟国。如果美国将中国周边重要国家纳为自己的盟国，势必给中国造成直接围堵。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重点将从欧洲转至亚太地区，到时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总之，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山难容二虎，中国的崛起势必影响美国的经济地位。美国不会做事不管的，面对美国中国应小心谨镇的对待。

中美教子的不同之处：横向激励与纵向发展中国的儿童教育，表扬与批评为惯用的教育手段，教师喜欢采用横向比较法，如利用小红笔、小红旗、排名次表等方式鼓励孩子，看谁表现好。当纠正孩子不良行为时常常采取表扬其他孩子，以其他孩子做榜样的方式。美国教师则不同，一般对孩子不表扬也不批评，理由是：批评了你的孩子会刺激你的孩子，表扬了你的孩子会刺激其他的孩子，他们注重儿童自身的纵向发展而避免对儿童进行相互比较。集体精神与发展个体中国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个体要与集体保持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则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美国人强调个性差异，教师总是根据孩子不同的个性与能力安排活动。目的是为了使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体。稳重听话与活泼好动中国人在评价孩子的性情时，“稳重听话”是一大优点，“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已在国人中形成共识。学校教育强调秩序井然，用各种规章来约束孩子的行为。美国人喜欢孩子富有孩子气，小学和幼儿园的课堂上允许孩子随便说话，甚至相互打闹，美国人总觉得中国孩子在课堂上太死板，没有生气。强调自制与突出自主中国教师总是鼓励孩子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专门做好某一件事，以期培养儿童的恒心、耐心，他们多强调儿童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儿童逐步学会适应和控制自己的情感，而美国教师常常鼓励孩子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从事多项活动，以期培养孩子的灵活性、创造性，多注重儿童自我意识自然发展，多鼓励儿童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肯定结果与重视过程中国人重结果与技能的掌握；无论学习什么，为求学深学透，无论干什么，力求完美无缺。美国人重过程与能力的增减，他们注重孩子的参与意识，孩子们自由选择的机会多，教师还极力鼓励孩子自由发挥、自由创造，以培养孩子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概括地说，中国人力图使儿童发现社会存在，创造环境使儿童学会怎样长大成人，儿童是被动的，富有可塑性的，重在成人的帮助指导下成长。美国人力图使儿童能真正作为孩子，儿童是主动的，富有创造的，自我实现是儿童自身的自然与发展，成人只需提供有利的条件即可。中美家庭教育的跨文化比较：今天，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是人才培养的竞争。我们知道，人才培养的首要阵地是家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的竞争是父母育儿能力的竞争。所以，世界各国在培养新世纪人才的教育工程中，都很重视家庭教育这一环节。虽然家庭教育在我国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的极大关注，但是时至今日，我国不少家庭的教育仍存在着误区，它甚至成为一种顽疾，严重地影响着青少年一代良好素质的形成。因此，借鉴其他国家在家庭教育中有价值的实践，对走出我国家庭教育的误区将有很好的启发和警醒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相关方面的比较，分析形成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进而提出对我国家庭教育改革的启示。我们不能断言美国家庭培养的人就是理想中的现代人，但他们国家家庭教育中的合理成分；恰恰是我国家庭教育所缺乏的。因此，美国家庭教育的一些实践，能为我国家庭教育的改革提供借鉴。一、中美家庭教育的结果比较不同的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教育结果。我们可从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结果的比较中略见一斑：一般而言，美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表现出以下特点：性格倾向积极，遇事镇定沉着，能与人和谐相处，开朗、胆大，有克服困难的毅力，敢想、敢做，具有创新精神；自立能力强，社会活动能力强，有作为社会成员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他们18岁开始不依靠家庭，多数打工补贴自身的消费需用；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他们从小就参与“当家理财”，学会一些推销、与顾客沟通的能力等“经营之道”，实践使他们深知钱来之不易，从而养成了精打细算、勤俭度日的习惯。一句话，美国孩子的特点就是非智因素成熟，能力强，能较为顺利地适应社会。而中国的儿童、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习成绩不亚于美国孩子，但是往往在性格上表现出消极倾向：做事被动、胆怯，依赖性强，人际交往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不太会“当家理财”，独立生活能力差。一句话，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中国孩子的这些个性和特点，恐怕是与我国倾向于“学历教育”有很大关联，父母希望孩子躲在学校这座象牙塔里寒窗苦读，不让孩子在风云变幻的社会里摸爬滚打。现代社会更能接纳哪一种教育结果呢?社会发展的动因是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要求人性的充分解放。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将越来越关怀人性的发展，人的各方面能力的发展，所以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有活力的、全面的人。显然，美国家庭教育更能培养个性张扬、有创造力、生存力的“人”，而中国家庭教育培养的是“守规矩”、“会读书”的所谓的“才”。这是中国家庭与学校“合作”进行“应试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的结果将严重影响我国青少年的身心素质。因此，中国家庭教育改革刻不容缓。二、中美家庭教育的过程比较从家庭教育的结果反观家庭教育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教育虽然是非制度化的教育，父母的素质也参差不齐，但是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同学校教育一样，也有一定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其中家庭教育的目的是家庭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归宿点，家庭教育的内容、方式都是依据目的确定的。 1、教育目的的比较家庭教育目的制约了家庭教育的方向，决定其总体效果，所以家庭教育目的是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决定中美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根本原因。家庭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家庭教育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一旦目的确定，教育内容、方式都据之选择。那么，美国和中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或者两国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有什么差异呢? 美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这个目的的期望值不高。“社会人”不是一种飘渺的理想，而是一个平实、易操作而又宽泛的要求。所以美国父母能较为轻松地对待子女的教育，把子女个性中积极的成分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让子女实现自我价值，就算达到目的，也并不追求一些功利性的目标如高学历、好职业，但事实上，这样的教育却产生许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应，天才产生在不经意中。另外，在这个目的的指引下，确实能培养子女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生存的能力。看看各个阶段的美国孩子：他们从小就独立睡；当会行走时，就自己玩耍，很少父母抱着玩；再大些时，就有自己的空间，房间内的摆设、布置和清理全由小孩负责；他们从小就做些力所能及的有偿服务，如做清洁、帮人看小孩、送报纸等，到了高中或大学后就勒工俭学，换取生活费。相比之下，我国的家庭教育目的是把孩子培养成“才”，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首先，这个目的的期望值高，而且功利性强，因为“有出息”、“好职业”、“顺境”不是一个一般的目的，较难实现。出于这个目的，中国父母特别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对孩子的唯一要求就是专心、安静地坐下来读书、学艺，却忽视孩子的天分，限制他们的创造力，结果为了培养所谓的“人才”反而扼杀了天才，产生许多“有心栽花花不发”的效应。而且由于很少考虑孩子的性格、社会适应能力、公民意识等问题，即使学业成绩好，将来也未必能顺利地立足社会，有时候，还会使父母的期望完全落空。 2、教育内容的比较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内容。美国家庭教育内容丰富，注意让孩子在体力、认知、语言、社会性、情感上获得和谐发展，可称之为“素质教育”。在促进体力的增强上，重视开展幼儿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如在庭院里荡秋千，野外远足等；在认知的发展上，重视训练孩子的各种感官，注意开拓孩子的文化、审美视野，孩子的学习兴趣，如父母到图书馆借阅图书或学习时，喜欢带上孩子，让其受周围环境的熏陶，萌发学习的愿望；在社会性的培养上，教育孩子自我服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要求孩子学会具有与同伴合作、分享、互助的行为；在情感的陶冶上，指导孩子欣赏音乐、美术、舞蹈、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如带孩子到美术馆、博物馆观看各种展品，鼓励孩子参加艺术创作活动，让孩子亲身接触、体验大自然的奥秘，如带孩子到森林公园旅游，海浪中游泳、攀登岩壁等。中国的家庭教育内容虽然也可以分为德、智、体、美几方面，但往往是当孩子进入了学龄期（有的甚至在学龄前期）就开始将智育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使得教育内容出现不平衡的倾向。在体育上，中国的家庭保证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营养，保护孩子的安全，注意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与美国对比起来，这种教育是一种防御性的、静态的、消极的保护，温室培育起不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在智育上，向孩子传授知识、技能，如为孩子购置各种知识性、趣味性的读物，训练孩子朗读、书写、计算等技能，当孩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后，家庭教育出现学校化倾向，父母监督学习、检查作业、购买习题集、实行题海战，应付永无休止的考试；在美育上，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一技之长”的重要性，因而盲目培养孩子特殊艺术才能，如把孩子送入绘画班、歌舞班学习，聘请家庭教师教孩子学拉小提琴、学弹电子琴等，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方面无视孩子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往往对孩子的要求过高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相比之下，美国的家庭教育内容相对丰富和科学，而我国家庭教育的内容狭窄，不够科学。比如家庭教育中的体育，中国的父母往往比较在意孩子的体形、体态这些体育中低层次的内容，重视保证孩子的营养、注意疾病预防，却容易忽略体能锻炼，孩子的户外运动少，多呆在家里看电视，肥胖症增多。智能可以分为实能和潜能，实能即实际能力，即你知道什么，掌握什么知识和技能。我国家庭教育忽略的是技能，如动手能力、协调能力、生活技能、劳动技能、工作技能等等，而美国在社会性的培养上特别重视这些技能，在他们看来，这些技能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本。我国的家庭教育在智育上忽略了一部分实能的同时，更加忽略的是潜能，潜能分为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表面上我国父母很重视知识的学习，空际上只注重认知能力中的低层次部分，这部分可以应付考试，但始终不能构成未来社会的创造力量。《全国青少年创造培养系列社会调查》中问，如果发现孩子在拆装闹钟，家长会有什么反应。40％的家长对孩子“训斥”、“警告”，48％的家长以“不耐烦”、“不屑于”或“敷衍”的方式对待，可见我国父母对创造力培养的认识还需要提高。相比之下，美国家长在认知发展上就注意培养孩子的多方面兴趣爱好，重视对创新精神的培养，美国许多专家不主张过早地让孩子死记硬背一些他们并不理解的知识。孩子放学回家后，中国父母问孩子的第一句话多是：“老师教你的知识记住了吗?”，“今天得了多少分?”，而美国父母第一句则问：“今天你向老师提了什么问题?”，“今天的课有意思吗?”。这就反映了中美父母对智能的不同理解。 3、教育方式的比较家庭教育方式是父母完成教育内容的具体措施和手段，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风格习惯、历史背景紧密联系，而且受教育目的制约。反过来，能不能恰当地选择并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的教育方式，关系到家庭教育目的的实现和内容的完成。一般而言，美国家庭以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为主，父母尊重孩子的人格和人权，把孩子当作是一个独立的和平等的家庭成员相待，与孩子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而中国家庭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相对欠缺，没有把孩子当作一个与父母平等的人来尊重。美国家庭民主的教育方式表现在：（1）孩子在家里有发言权、参与权，美国父母鼓励孩子“保留意见”、“固执”、“不听话”，允许孩子“不听话”主要是指思维上的“不听话”，据美国心理学家托伦斯研究发现，创造力高的孩子特点之一就是淘气、处世固执。（2）美国孩子有选择权，美国父母在孩子的认知能力有了初步发展时，就很重视让孩子自己去进行选择，作出决定，他们可以选择游戏、图书，长大了自己选择朋友，自己选择职业、自己选择婚姻对象、结婚时间。美国父母不会代替孩子选择，他们主要是引导孩子怎样进行选择，或者站在孩子的身后，给孩子信心，鼓励孩子“用你的眼睛去观察”。（3）美国父母如朋友，他们可以平等的交流，关系比较密切。（4）美国父母尊重孩子的隐私。中国家庭的教育方式表现在：（1）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较少有发言权、参与权、中国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就是守规矩、服劝导、不要有异见。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从小把他们训练得十分驯服，从小灌输要听大人的话的思想，不允许有独立见解，更不允许像爱因斯坦自称的‘离经叛道’，这种教育方式只能培养出守业型人才”，“但却失去了中国的达尔文和爱因斯坦”。（2）中国孩子的选择权、自主权较小，许多事情都按父母的意愿去办或由父母包办代替。（3）中国父母在家庭里往往以权威出现，因此与孩子的距离较远。（4）中国孩子的隐私常常受到侵害，书包被搜查，日记被偷看，行动被跟踪。美国父母主张开放式教育：（1）重视实际锻炼，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孩子，而不是说教。美国人认为，凡是孩子的事情都让孩子自己去完成，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提高认识、积累经验、掌握技术、增强能力、培养兴趣特长，增强自信心和责任心。可以说，美国父母“给孩子开门的钥匙”而不是“替孩子开门”。（2）看重玩耍游戏，美国人认为玩才是孩子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事。在美国，孩子进行各项兴趣活动、体育活动的时间都比较充裕，活动场所到处都有。父母经常利用节假日、周末带领孩子外出游玩，在玩的过程中开发智能如感知、想象、判断、推理和人的交际和情绪的调节等。中国父母多是封闭式教育：（1）以说教为主，轻视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读书，连力所能及的自理活动都由父母包办，导致许多中国孩子学了许多知识都没用，走上社会后就什么也不会。（2）户外活动少，因为中国孩子从早到晚有学不完的功课做不完的作业，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即使想活动一下也很难找到好场地。民主的教育方式表现为一种宽松教育，优点很多：首先，有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宽松是激发孩子创造力的重要条件，在高压下孩子的创造精神将受到压抑，只有在平和、愉悦的家庭氛围中才能激发孩子对知识的兴趣。而创造宽松的环境，必须与孩子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其次，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培养。孩子在家有发言权、参与权、选择权以后，主动性强、自主意识强、胆子大、有自信心和责任心。另外，亲情关系和睦使孩子愿意把秘密告诉父母，父母也理解孩子的情感世界，这能使孩子形成良好的性格。而专制的教育方式表现为一种管束教育，压抑创造性，束缚了个性的发展。三、中美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分析同是现代社会，同样有重视家庭教育的父母，为什么美国家庭教育和中国家庭教育有以上的差异?综合来看，造成不同教育的原因是：首先，历史背景的差异。美国是一个历史比较短的移民国家，旧有的思想文化保留得很少，在多元文化、思想价值观的影响下，能够较快地接受新的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约束较少，因此，他们更多的具有冒险和创新精神。而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同时所受旧有的约束也较多，特别是封建小农意识长期的影响太深，文化价值观上多是比较内敛和保守的，缺少冒险精神和创造意识，顺从、听话教育被从小就灌输着，相对而言，在整体上也缺少一种接受新思想的环境。其次，经济形态的差异。美国生产力先进，商品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生存压力小，而且美国是个“能力社会”，用人机制健全，劳动力流通自由，跳槽机会多，所以美国人择业观开放，职业选择面宽。美国父母认为孩子将来只要能在社会上立足生存，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当然要合法）。另外，“商品经济使生产关系总处于躁动不安的变化之中”，职业更换不断，所以父母不企求子女一生顺境。因此，美国父母的教育目的重在育“人”，更为宏观、宽泛，以不变应万变。而中国经济落后，生存压力大，是个“学历社会”，行业流动性差，所以中国人往往把一生的幸福都压在某种职业上，选择面窄。中国父母认为学业成绩好，找到好工作，求得一生安稳，是一个人最好的出路。因此，中国父母的教育目的重在成“才”（“才”就是学业成绩优秀，能考上好学校，能获得高学历）。再次，社会条件的差异。美国经济条件好，社会养老保障健全。父母不认为养儿就是为了防老，自己老了可以进养老院，无后顾之忧。因而把孩子培养到18岁，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责任心和同情心的人就算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完成了养育孩子的任务，孩子将来的路如何走，全靠他自己去奋斗，将来能否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父母考虑并不多。而中国则由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社会养老保障不健全和一些旧有的观念问题，对孩子的教育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面子角度考虑得比较多，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看待，要孩子知恩图报，因而在教养的方式和方法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不少家长把打骂孩子看作是家庭内部私事，任何人无权干涉，更谈不上法律约束了。最后，文化传统的差异。 1、价值取向不同美国人重个性，价值取向是以个人为本的个体主义，注重个人利益，崇尚个人发展，实现自我，这是美国文化核心。美国一个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民主的社会，每个公民习惯地琢磨一个很小的目标，那就是他自己。在家庭中，个人是本位，个体具有最高价值，不依赖他人存在，独立于家庭关系中。所以在美国家庭中，父母倾向于把自身与孩子看成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自我”包括父母自我和子女自我。首先，子女自我价值的实现显然要尊重子女的意愿、兴趣和爱好，因人而异，美国父母比较重个人生活享受，平时决不会为了孩子而放弃去听音乐会、看电影、跳舞或约会。中国人讲共性，有整体至上的价值观，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中国人认为人的确立方式是在“二人”对立关系中生成的。从古至今，“自我”这个概念总是与他人相伴而生，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得以体现。在中国家庭中，父母丧失自我，也不尊重子女的自我，我国父母丧失自我的表现就是存在严重的“亲子一体感”，父母把孩子视为自身价值的延续，将孩子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和人生的希望，具有和孩子不可分割的一体化感觉。这样父母会以自己的意志替代孩子的兴趣，站在成人的角度设计孩子的未来，所以中国父母的期望相对于孩子的能力是过高的。美国重个性，中国讲共性的价值取向是有其经济背景的。美国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过早排斥了自然经济，独占鳌头近百年。个人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相对独立，个人只有提高自我、扩展自我，才能在商品经济竞争中立足和发展，所以养成了重视自我的传统。而中国自然经济延续数千年，中国人习惯性地束缚在土地上，个人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条件，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也未能让中国人摆脱依赖性。个人的发展常需要“走关系”，对个人的评价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进行的，所以喜欢融入集体，以免被孤立。 2、思维风格不同美国人是理性主义，美国的家庭教育推崇以理性的基本原则对待家庭成员和家庭事务。美国父母多是把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与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一样看待，这是超越个人的立场，而不是完全从家庭本身或父母自身的利益来看待家庭教育。既然他们认为抚育子女是义务，也就不图养儿防老，不图回报，自己老了进养老院是一个人应有的归宿（当然，这些中国人视为不道德的做法源于美国的社会保障机制和文化习惯）。中国人是情意至上，我国的家庭教育以人伦为基础，以情感情理为法则，来处理家庭人际关系。我国父母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面子角度考虑子女教育，在无微不至的父母爱怜中隐含着较为浓厚的“投桃报李”的私情。由此说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情远胜于美国，往往把家庭教育目的功利化。四、结语本文是对中美两国家庭教育作一般性的比较，两国家庭教育中肯定存在着个别的特殊性，而且，事实上与中国比较，美国家庭教育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过于放任造成儿童青少年诸多社会问题；过于理性，使孩子对赡养老人的责任感较为缺乏；过于重视“乐学”，使得儿童青少年学习水平下降等）。显然，本文并不是要全盘肯定美国的家庭教育，也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的家庭教育。笔者试图通过中美家庭教育的比较分析，引发对我国的家庭教育的改革思路： 1、教育目的——变“成才”教育为“成人”教育。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而言，美国家庭的教育目的，更能产生创新人才，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可否认，我国的家庭教育在“应试教育”的氛围中出现了误区，教育目的短期化、功利化，扼杀了不少天才。要改变现状，需要家庭内外的努力。宏观上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竞争的加强，人们择业观的开放，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将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而这种综合素质事实上就是最基本的“成人”教育。将“成人”作为家庭教育的目的，就会使我国的家庭教育走出误区，使得青少年的成长更切合自身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2、教育内容——变“片面”教育为“全面”教育，目前的家庭教育，由于教育目的是“成才”教育，造成在教育内容方面的误区就是智育压倒一切。这样的教育，会使孩子片面、畸形地发展，成为只会“死读书”人，这样的人将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因此，确立了“成人”教育的目的，在家庭中，父母应当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要提高综合素质，就必然要变片面的教育为全面的教育，尤其不能忽略潜能、道德、性情的培育。 3、教育方式——变“管束”教育为“宽松”教育，变“封闭”教育为“开放”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往往权威大于民主，这样的教育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现代社会应该提倡“宽松”教育、“开放”教育。

安建工的吧？

中国与美国的国际关系论文

写作思路：首先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做简要的描述和预测，然后就中美关系的走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分析，表明自己的观点。

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

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

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摘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关键词：国际关系道德国际伦理气候变化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文章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注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国际关系中的情感》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热点。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一、引言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二、理性与情感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

美国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美国堪称世界上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教育方式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美国教育的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美国堪称世界上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不仅普及了中小学教育，而且拥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人才，经济实力在当前首屈一指。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其教育领域的不断变革，正所谓“变，不一定会导向成功，然而不变，一定不会成功”。本文试图对近半个世纪的美国教育改革作一概述，并对其进行粗略的分析。

关键词：教育;教育改革;美国

纵观美国教育的改革，不难看出，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革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而激烈的教育改革始于1957年“卫星冲击波”导致《国防教育法》(1958年)的颁布，持续到60年代中期，改革最引人注目的又集中在基础教育这一领域，此后1965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改革的视角才不断地扩展开来，一直持续到现在。

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末，由瞿葆奎先生主编的《美国教育改革》这本书将美国教育改革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1918~1945，主要解决的是一些中等教育问题，其间以“八年研究”最为醒目;1946~1957，致力于机会均等、课程、儿童及师范学院等一些问题;1958~1987，对公立教育、进步教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出激烈的辩论 [1]。

因此，我们可以将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颁布作为分界线，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教育改革一分为二：之前是总体趋向缓和的教育改革，之后是激烈而又不乏激进的教育改革。本文以后者为论述对象。

一、二战后美国教育改革的历程

(一)拉开帷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需要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教育改革的进程。此外，当时美国出现了各种思想、流派，特别是“进步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2]，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改革奠定了文化基础。而真正的导火线是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引起了美国朝野上下的极大震动，教育改革的呼声更为高涨。

1958年9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亲自批准了《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拨出大笔经费用于改善美国中小学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教学，以改善日益下降的公立学校教学质量。其主要内容有：加强普通学校的自然科学、数学和现代外语的教学;坚持职业技术教育;强调“天才教育”;增拨大量教育经费作为对各级学校的财政援助等等[3]。《国防教育法》拉开了二战后美国教育改革的帷幕，是美国教育立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也影响了以后美国教育发展的方向。

(二)改革在继续。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的教育改革继续进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小学的课程改革;二是继续解决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三是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此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主要是心理学家布鲁纳领导的课程改革;与之匹配的一系列法案主要有1965年的《中小学教育法》、1966年与1967年的《中小学教育法》(修正案)、1963年的《高等教育设施法》、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以及1968年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

《国防教育法》颁布以后，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因为教材过深、要求过高而导致了“学生难学，教师难教”的现象。因此截止到70年代中期，美国中小学生的素质不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反而出现了低于“卫星冲击波”之前的水平，加之美国在与日本、联邦德国的竞争中连连失手，其一极化的地位逐渐呈现多极化趋势。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界、企业界和教育界强烈要求“回归基础”(Back to Basics)，于是1976年美国开展了一场“回归基础运动”。主要是对中小学校出现的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方面的问题进行改革;内容主要是围绕“生计教育”和基础教育;旨在消除进步主义教育造成的学生知识水平下降，忽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倾向，主要强调读、写、算等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实行严格的纪律，开展学习上的竞争，采用标准化测验，实行能力分组，增加家庭作业，加强爱国主义与道德品德教育[4]。不可否认，这次运动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新一轮改革。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美国教育改革大刀阔斧的开始。美国向来是擅长以危机促进改革的国家[5]。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于1983年4月发布的教育报告书——《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是推动美国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名篇之作，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个报告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教育在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和培养国民素质的作用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高低甚至是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在一起。报告书开头即指出美国社会的教育根基现在正在为日益强大的“平庸”浪潮所侵蚀，教育质量不断下降，已经到了对国家形成安全威胁的地步[6];主要内容是加强中学五门“新基础课”的教学，中学必须开设数学、英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计算机课程;提高教育标准和要求;改进教师的专业训练标准、地位和待遇;各级政府加强对教育改革的领导和实施。此报告的公布，在美国教育史上又一次揭开了教育改革的序幕，大大超过了1958年教育改革的声势和规模。

到1985年，由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联合美国科学院、联邦教育部等12个机构共同启动了“2061计划”，经过将近四年的调查，最终用哈雷彗星下一次与地球相遇的时间为代号完成了该报告，命名为《普及科学——2061计划》。报告称：“普及科学知识包括科学、数学和技术，已经成为教育的中心目标”，“美国没有任何事情比进行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改革更为迫切”，最终“帮助美国变成一个普及了科学知识的国家”;报告认为：“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要使人们能够达到自我实现合过负责任的生活”，然而科学文化应成为教育的中心目标，因为科学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传授科学、数学和技术知识可以增进学生的理解，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使他们变成富有同情心的人，使他们能够独立考虑怎样面对人生[7]。这一工程代表着美国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趋势，对于深化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向以“教育总统”自居的老布什又推行了2000年教育优先法，其主要内容是：提高学术水平，奖励学生努力学习，鼓励教师热心工作;兴办新型学校促进学校体系更新;关注困难儿童教育;坚持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等。

(四)教育改革的新高潮。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教育改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迹象，一系列的法案多是直接由总统亲自提出和签发的，并且在教育领域投入的经费也是大大超过了以前，开创了一股教育改革的高潮。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教育改革，既是对80年代教育改革的继续和深化，也是对20世纪最后十年面向21世纪的战略思考和总体规划。

1991年4月18日，美国前总统布什正式签发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他提出了六项宏伟的教育目标：到2000年，①所有儿童具有入学读书的准备;②高中毕业生至少达到90%;③学生在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地理方面具有国际竞争能力;④学生在科学领域领先于世界各国;⑤每个成年人都具有文化知识和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能力;⑥每所学校都成为没有暴力和毒品的良好场所[8]。为实现上述目标，布什还提出应该采取四项策略与之匹配：①为今日的学生创立更好和更负责任的学校;②为明日的学校创立新一代美国学校;③把美国变为一个全民皆学之邦;④使社区成为可以进行学习的场所。由此可见，美国2000年的教育战略已不仅仅是面对普通教育，同时也是成人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突破。

1993年1月，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出于政党的不同和政治竞争的需要，克林顿虽然对布什时期的许多条文作出了修改，但在教育上基本是采取了延承的态度。次年3月，国会通过了《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并使其成为正式法律。该法首先将布什的六项全国教育目标增至八项，增加了教师培训和家长参与两项新目标以及八项目标的检测数据指数;其次，还增加了外语、艺术两门核心课程及其他内容。该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随后，联邦政府还颁布了《改进美国学校法》、《学校与就业机会法》等一系列法律，并且都得到了国会预算的支持。

1997年2月4日，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全面地阐述了教育问题，并指出：美国要在下一个世纪保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就必须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制度，培养一流的人才;把教育作为他第二任期里的头等大事来抓，并提出了美国未来发展教育的三大目标及实施纲领[9]。同年，克林顿总统又提出了《1997重建美国学校伙伴关系法》，计划用四年的时间拨款54亿美元来协助州和地方整修旧学校和兴建新学校。同年，美国教育部还提出了一个《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要求延长公立学校时间，让儿童、社区民众在课后、周末和假期拥有一个安全无毒害的去处，在其中学习、成长。

1998年，美国教育部提出《小班化计划》，计划在十年内拨款208亿美元，增加10万教师，从而把小学一至三年级的班级学生数降低至每班18人。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采用“校中校”(Schools Within a Achool)的方式，将一所大规模的高中分成小规模学校，由师生自己选择一所“校中校”，学生大部分课一起上，但各个校在人事、财务、教学计划等方面是分开自治的[10]。

2000年5月，克林顿总统在其“学校改革之旅”中宣布了《学校为社区中心：规划与设计公民抉择指南》，提出教学适应学习者需要、学校成为社区中心、提供健康安全的学习环境、有效利用所有资源、在变革中赋予学校弹性等教育改革思路，尝试着让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推进教育改革。

2001年1月，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出了《不让一个儿童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简称(NCLB)的教育改革计划。“这项改革计划称之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原因在于它确定了这样一个目标：每个孩子应该接受好的教育，也就是说，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在学业上掉队，每个孩子必须会学习。”[11]该法案要求所有学校都必须在12年内使阅读与数学达标的学生达到100%，各州必须在四年内使所有教师都合格，同时强调要缩小富人和穷人、少数族裔与白人学生的学业差距;该法案还强调州和地方要致力于绩效责任的落实，奖励成绩优秀的学校，惩罚绩效太低而又改善不力的学校。

这个法案自出台至今已有五年多的时间，国内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资料也不少见，到底进展如何?相信能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

二、改革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

了解一下美国教育改革的历程，我们会发现一些矛盾的现象。比如，一方面是政府的责任在不断地加强，影响在不断地增大;另一方面是一些别的因素(主要指市场)不断渗入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对教育质量的不断强调，另一方面是对教育公平的不断追求;一方面是政府的自上而下，另一方面又是平民百姓的全体动员，等等。说到底，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出美国教育领域乃至世界整个教育领域内的问题。

我们不妨简单分析一下美国近半个世纪教育改革的特征：

(一)速度快，步伐大。从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到2001年的《不让一个儿童掉队》，不到50年时间，美国教育先后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且从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改革的步伐一次比一次大，受重视程度也一次高过一次。也正是这些，才使美国教育更好地适应了21世纪和信息社会的需要，使美国教育不断前进、领先世界。

(二)前进中不乏浮躁。不可否认，这半个世纪的教育改革对美国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好多问题特别是中小学领域内的问题在这50年中得到有效地解决。但可能是基于各方面的需要，“浮躁”之风在美国也是愈演愈烈，其实不仅仅是在美国，“浮躁”可能是整个教育领域内的通病。

比如，《国防教育法》的颁布确实适应了当时大背景的需要，但里面定的好多目标都偏高，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迟迟没有得到好的效果，以至于后来很多法规的颁布都是在不断地对它修正;再者，著名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老布什定的六项宏伟的教育目标过于笼统与死板;还有，80年代在美国几乎随处可见的“危险论”，但当时的情景远不是1983年报告书中渲染得那样，“我们的国家处于危险。我国一度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上的创造发明无异议地处于领先地位，现正在被世界各国的竞争者赶上”[12]，“危险”一次的涵义早已被大大地泛化了。

(三)成绩不断肯定，问题不断出现。《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1983年4月发表)这一报告发表至今已有20多个年头，美国各界也在对这20多年的教育改革的成败得失不断地评价。2003年4月26日，美国教育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正是以该报告诞生20周年给美国带来的影响为主题来展开分析，可以说评价和结论是多样的，支持与批评共存。其实从这50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可以看出，正是由于问题的不断出现，才有相应的法规不断地出台。

(四)成人教育、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整个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新思潮——终身教育(法国、朗格朗)[13]。美国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1963年颁布《职业教育法》;1975年将原来的“全国职业教育中心”改称“全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加强了理论上的指导与研究;从1962年到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四次加强职业教育法案，颇有影响的《生计教育法》便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强调要重视学生职业准备能力的培养。

自70年代以后颁布的有关成人教育、终身教育文件可以参见文后附录。

三、小结

综观美国这半个世纪的教育改革，不难看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建立高质量的教育(即优质教育)一直是贯穿始终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思想仍表现得十分明确和突出，但自80年代以来还有另外一条基本思想愈加明显——民主主义，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①美国教育的立法实际上还是一种经费资助法。因为美国教育的决定权主要是在州和地方，假若有的学校因某种原因拒绝该法，那么这一立法的完全实施还是很难的;②目标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教育改革更是如此。教育改革是一项困难的、需要长期努力的任务，任何教育问题都不是一次两次的法案的提出就能解决的，教育问题依然是决策领域的前沿和中心问题。

当然，任何一项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配合。美国政府的好多教育改革都是通过自愿参加的改革计划来实施的，教育界及民众在其中的渗透力越来越大，像特许学校、高成就中学、磁性学校、“校中校”等一系列新思路的出现，都是政府、教育界和社会各方最终达成平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整个社会环境下，取得社会的支持和合作才有可能成功。

参考文献

1.瞿葆奎，马骥雄.美国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单中惠.西方教育思想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3.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4.姚丽霞，洪明.美国真的处于危险中吗?——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改革主旨探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1)

5.谷贤林.九十年代的美国教育改革[J].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0;(1)

6.项贤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教育改革[J].比较教育研究，2003;(5)

7.史静寰.八九十年代[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7;(4)

摘要：学校环境教育关系到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学校环境教育是保障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华盛顿特区的学校环境教育形式为学校推进环保和促进学生健康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美国华盛顿学校环境教育

美国一直将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学校环境健康作为健康教育的出发点，学校环境教育是保证学生和教师具有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生活的重要力量。

一、学校环境教育的背景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研究证实，学校环境对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和执行学校健康教育计划的成败之间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是最早开展环境教育的国家，具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各种教育计划，保证学校环境教育顺利发展。

华盛顿特区在2010年通过了健康学校法(HSA)，旨在改善学生的健康。法案对学校环境教育做了专门论述。包括学校花园计划、健康环境素养培养计划(ELP)和绿色宣传等。

二、学校环境教育

华盛顿学校环境教育以绿色校园作为理念，通过全方位实践式教育实现学校良性发展。环境教育鼓励校内外人员广泛参与，重视社区和学校的相互支持。

1.学校花园项目

该项目由华盛顿教育监管办公室(OSSE)设立，联合社区组织、特区环境部等为特区学校创建绿色花园。OSSE为学校提供园艺学课程，由专家进行指导和培训，为计划提供技术和财政上的支持。

花园项目包括学校申请注册花园、申请项目资金、技术支持和专业发展。学校首先申请注册，填报花园项目的相关信息，建立一个项目沟通和支持渠道。特区教育监管办公室提供园艺指南、学校花园模型、系统设计以及项目管理的技术支持。

花园项目还开展花园教师培训，为有兴趣的老师提供为期一年的花园课程学习。同时每月举行一次学校花园主题的会议，以解决学校花园建设相关问题。目前华盛顿特区已拥有93所学校花园。

2.环境素养培养计划(ELP)

该计划于2012年7月正式出台，是华盛顿政府为本区域社会和学校创设健康环境的体现。使学生获得解决健康和环境问题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成为健康环境的管理者。

计划是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一个系统的环境课程。围绕健康环境知识、态度和相关技能，培养学生能对环境保护做出明智选择，能正确处理城市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展户外实践体验;，能分析周边环境信息，并找出问题的关键;，采取行动保护环境。课程以大自然为素材，采用“自然教育”、“自然学习”或“户外教育”的方法，让学生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和情感。

该计划(ELP)要达到的目标是：

(1)K-12环境素养知识课程。每个学生每学年至少参与一个户外环境教育活动。会访问和下载环境资源相关资料并完成作业。具备整合和创建环境策略的素养。

(2)增加教师的环境教育和培训。为教师提供环境教育辅助服务，举办环境教育研讨会和开展培训。进行社区环境服务实践，促进教育者和社区居民之间对话。

(3)把环境素养培养融入中学课程。增加高中生的环境科学课程，把学生参与社区环境服务作为学生毕业的一项指标要求。

(4)建立学生环境素养评估体系。收集学生环境素养知识成绩信息。创建各类活动用以评估学生环境素养。将学生的环境素养纳入到学生的综合评估系统。

(5)学校配置一定的环境设施，用于支持学生户外环境体验学习。鼓励和帮助学校申请美国绿丝带学校认证项目。

(6)协调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协同实施计划。统筹特区相关组织和机构，划分各自在计划实施中的工作职责和范围，协同完成环境素养培养计划。

3.绿色宣传

华盛顿环境部对学生、教师和居民开展不同形式的环境宣传。帮助人们正确处理个人行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防止环境受到破坏。

面向学生的绿色宣传有：①水产资源教育，使学生了解野生水生动物资源，掌握如何保护和利用水产资源;②能源教育，使学校参观特区环境部相关的能源项目，理解和学习如何节约能源;③实践体验学习，学生通过户外活动，探索周边地区自然环境，并参与社区环境服务项目。

针对教育工作者的宣传，有环境教育研讨会和培训。教师们相互交流经验，学习如何更好的指导学生处理复杂的环境问题。寻求更好的方法整合自己的环境教学实践。特区规定教师必须在课余时间参加相关的环境教育研讨会，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三、学校环境教育的意义

学校环境教育能推动构建绿色学校，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推动学校教学体制和运营等各方面的绿色发展，节省经费。培养学生环保意识，为参与绿色经济的建设做好准备。

华盛顿学校环境教育为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能改善社区生活环境。健康的学校环境有利于节约能源与学校运营成本。培养学生批判思维和创新技能，减少损害环境的不良行为，使学校朝着可持续的健康校园环境发展。

从更高的层面来讲，学校环境教育有利于节省和储备宝贵的自然资源，加强地区和国家能源安全，有利于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翠华、王金雪等译，学校健康教育指南[M].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第58页.

[2]

[3]

[4]崔凤，藏辉燕，美国环境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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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写毕业论文，想得最多的就是参考文献不知道在哪找?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有这样是问题呢?以下是我为您搜集整理的法律思维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1、期刊论文类

1.鲁丽丽：《形式与非形式逻辑——论法律逻辑之定位》，《现代物业》2013年第5期。

2.成静：《论法律逻辑学与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安康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3.杨娟：《法律思维研究综述——从语言的角度》，《经济管理者》2012年第24期。

4.庾晋鹏：《从法律推理到法律论证——法律逻辑内涵的逐渐丰富》，《经济师》2012年第11期。

5.李瑜青、张建：《法律思维内涵与特征再思考》，《东方法学》2012年第2期。

6.王利明：《论法律思维》，《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

7.孙培福：《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

8.王新娟、张斌：《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的培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宪法案例教学》，《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研究)2011年第9期。

9.梁开银：《法律思维：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契合点——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互动与改良》，《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

10.郭瑞昌：《论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沧桑》2011年第2期。

11.李义松、苏胜利：《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2.项庭庭：《浅议法律思维》，《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3.马玉波：《法律逻辑的思维模式选择——谈谈刑法案例分析的方法》，《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

14.郭新杰、葛宇宁：《试论法律逻辑的品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5.周占生：《法律思维路径之辨——以规范结构为基点》，《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6.王萍：《对法律思维研究的整理与思考》，《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7.印大双：《法律逻辑与大众逻辑之博弈》，《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2期。

18.徐楠：《浅议法律逻辑研究的转向》，《沧桑》2009年第1期。

19.聂小明：《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特征的内在观察》，《滁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20.杨建军：《逻辑思维在法律中的.作用及其限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1.孙光宁：《法律思维模式及其选择》，《长白学报》2008年第2期。

22.张瑞峰、巴尔：《论法律思维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社会纵横》(新理论版)2008年第1期。

2、学位论文类

1.卞叶：《论法律类型及其类型思维》，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2.黄笑君：《论法官的法律思维》，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2012年。

3.郎盛科：《论我国司法审判中的法律推理》，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

4.施榕娜：《法律规则与道德评价对法律推理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5.张林波：《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6.王建荣：《论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7.胡媛：《试论中国法律逻辑及其发展方向》，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

8.杨冠祥：《法律逻辑研究的新视角》，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

9.付云云：《法律推理之路》，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

10.王萍：《论法律思维的概念》，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

11.胡桂哲：《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0年。

12.蔡勇：《论法律推理中的实质推导》，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

13.邢杰：《从法官裁判视角看法律推理》，硕士学位论文，燕山大学，2008年。

14.王亮亮：《法律逻辑的生命源》，硕士学位论文，燕山大学，2008年。

15.范春莹：《法律思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

16.罗冰：《民法教学中法律思维的培养》，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

3、著作类

1.郑永流(译)：《法律思维导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张斌峰著：《法律逻辑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李静著：《法律思维训练与法律文书写作——推理、结构与修辞》，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4.杨力著：《法律思维与法学经典阅读——以哈特〈法律的概念〉为样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范春莹著：《法律思维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6.缪四平著：《法律逻辑——关于法律逻辑理论与应用分析的思考与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关老健著：《法律逻辑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郑智航著：《法律内在逻辑的基调演变》，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9.陈瑞华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0.黄伟力著：《法律逻辑学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2.穆晓军著：《经理人必备的法律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焦宝乾著：《法律论证：思维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赵利、黄金华著：《法律逻辑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5.龙卫球著：《法学的日常思维》，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张大松主编：《法律逻辑学案例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法律儒家化述评儒家思想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思想，它虽然在秦朝时期受到过严酷的打压，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读尊儒术”之后，它就成为了贯穿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法律以及各个领域。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法律儒家化在北魏时期的具体状况。大家都知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乱大发展时期，那时的立法司法制度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法律儒家化，也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的逐步渗透，进而对整个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个有点到面的研究。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渗透法律领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定《永徽律疏》为终点，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若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整理，便不难发现，隋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学界却疏于对其研究。在探讨法制儒家化问题上，着眼点往往集中于汉或隋唐，即使对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仅仅是教科书式的论述，缺乏深入地、系统地研究。尤其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将两晋南朝与北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北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过程中有着不一般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响的时候，也基本上只探讨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对中国法制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而对于北魏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两朝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孰大孰小并不明确，更不关心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对某一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学术思维给法制儒家化课题研究带来了诸多缺陷。个人认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数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绝不能忽视，这是对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能迅速适应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本身就已颇有成就。然而拓跋鲜卑以毫无儒家观念的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脱胎换骨，仅百余年时间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创造了“北优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动了整个封建法制的基本完成，为盛世隋唐所继承，这莫不让人感到惊叹。从这一点来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们研究。因此，探讨北魏法制儒家化连续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历程，发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制史都大有裨益。北魏所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兵燹人祸，社会动荡，政治制度多变而且紊乱，史迹淆驳，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难重重，加之学界惯于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忽视，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著述不多。邓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北朝法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对北朝法制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深入地论述，自然而然从宏观上描述了北朝政权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但没有详细地进行阐述。李书吉先生的《北朝礼志法系研究》从北朝“礼制”的角度对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系统地研究，显得比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著作论文，要么就是将南北两朝作为整体来研究，要么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均缺乏系统地论证。在这一研究领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其值得一提。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专门研究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汉代肇端，因受条文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引经决狱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机会，尽量将儒学之礼教杂糅在法条中，直到法律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为关键。瞿先生以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国人才，既不谙中国国情，又想得到汉人拥护，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辅政，引礼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规模的”，而是“彻底而又系统”的。因此，“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瞿先生以整个封建社会儒家化的宏观视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具有奠基性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前文已述，学界往往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因此导致了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则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政权入手，深入史料，细致解读、分析和还原，探究北魏政权如何以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迅速地实现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在北魏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倾向，但仅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其实质，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视礼教，引礼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渗入了法制领域，使之发生了急剧性变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风貌由此基本确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后继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礼法结合，并颁布了比较完善缜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进程。由此可见，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契入点，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首先论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进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影响，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继君主如何继续推进礼法结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从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展现出来。除此之外，法律儒家化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现代社会。 .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必须严肃、公正和无私，不管是谁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应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和宪法规定相悖的现象：违法行为、犯罪事实相同，由于违法者身份的不同，在惩治上就大不相同。 .“无讼”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所以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的孔子的思想就不免渗入到传统法律思想之中，其中“无讼”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例子。一方面“无讼”思想与今天的“以德治国”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另外，儒家倡导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社会纠纷，也有其合理之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它也否定了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司法诉讼程序来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必要性。从司法制度上讲，诉讼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但儒家的无讼思想将许多纠纷排除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之外，这就为人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会使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约。 .“仁政”思想的影响。自从传统法律儒家化之后，“仁政”思想也随之走进了历史舞台。“仁政”思想里就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拿来借鉴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儒家思想中关于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孝梯”、“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遵循，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时代，孝敬长辈、尊重他人、重承诺、守信义等美德都将是衡量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否的标准。参考文献《中国法制史》教材《上下五千年》《魏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经验到理论的法学方法》，《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教育》,《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