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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萧红小说的论文参考文献

发布时间:2024-07-03 08:28:16

关于萧红小说的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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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1911-1942),原名张廼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

萧红,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使用笔名萧红)。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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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看见这么具有文艺气息的电影了。萧红,以前只是在一些书的序里见到过她的名字对于她我并没有过多的了解。通过这部电影,我想我了解了个大概。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魅力强大到哪怕贫病交加,身怀六甲,生命垂危,也一样有人爱。最后结尾那一段阿洛对她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她的确是一种很强大的真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写出这样的好作品的作家,都是一种很强大的真实。因为他们关注现实,而不是纯粹虚构,总是想借由表现这样的一种痛苦生活而启迪人们去解决一些问题。电影《萧红》拍的很唯美,有些画面是只有在小说里面才能看见的,可能导演就是从小说那些美妙的场景中提炼出来的也说不定,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为作家以及以作家为主角而拍的这种电影。他们也是普通人,一样会肚子饿,会受伤,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操守,萧红就算是那么饿,也不会去偷邻居的列巴圈,这是很能表现气节的事情。她的人生很曲折,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她的男人,都是那么的不顶用,一个两个刚开始的都是那么的厉害,过多一段时间又都变得那般的鄙陋。第一个直接就跑了。第二个萧军还行,始终是爱她的,但是他的脾气太不好,而且还经常与别的女人勾搭,连萧红最好的朋友阿虚也被他搞的怀孕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出轨还能出的这么理直气壮。第三个,刚开始的时候看上去很有文艺气质的端木,他的言辞很山盟海誓的。但他不能够担当,总是在逃避责任。换句话来说,萧军是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乐,而端木则是只能同享乐,不能共患难。第四个没有结果,因为并没有开始这段感情,萧红就已经死了。他是在萧红生命垂危的时候爱上她的。这也很能证明她的魅力了。一个女人年龄可以越来越大,但是心里却是可以越来越有魅力的,它是不以年龄的流逝而产生消亡的。比如我在东莞遇见的一个女人,丹姐,她就是这么样的女人。她的年龄有四十几了,但是还是那么迷人,魅力四射哈,男人们为了她争风吃醋,甚至打架斗殴。我就是为了她而被开除的,到现在我还忍不住惊呼,【妖孽兮】。我是第一次在电影上看见鲁迅本人,这让我欣喜若狂,他才是我真正的偶像。我看见他的那一刻,真的激动了。好久没有的感觉!鲁迅先生好像是以前经常演周恩来的那个演员演的,演的蛮像的,一身深色长衫,头发依旧像倒立的扫把,只是脸上的妆画的太狠了,那么明显的黑线,我都看的出来是画上去的。整部影片唯美华丽,结尾那白色的冰河更是有一种旷远的美,结尾的配乐也蛮好听的。但是电影始终是电影,由于时间的限制,所以很多场景都是浮光掠影,一带即过。比如说,端木就为萧红端了一碗小米粥,说了几句情话,在下一幕,萧红就宣布和前任萧军分手了。以我的感觉来说,这也太快了些吧。不过我能理解,比起赵薇导演的致青春,致的不清不楚的青春,和郭敬明的PPT来说,已经好太多了。总的来说,《萧红》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值得大家一看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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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萧红在全国公映,在网上看到消息就决定去看。20多岁时读了萧红的作品,很喜欢她的文字,深重的苦难在她的笔下居然还有幽默的气息,字里行间透出她是个细腻而倔强的女人。后来断续读了一些文坛轶事,很为她和萧军的分手惋惜,萧军是救过她命的人,并在一个女人不可能被爱上时爱上她,这感情应该没有功利,为什么是这么个结局? 电影的着力点是萧红的感情生活,从她逃婚开始。鲁迅说过娜拉出走后,要么回来要么堕落,自由是美好的但钱也是重要的,在女性没有过多选择的时代,似乎只能有一条路:认命。萧红的一生虽然坎坷,但“五四”的新风毕竟已经吹来,她毕竟还可以卖文为生,时代给了她这个机会,所以她不想认命,但那个时代给的还不够多,反观与萧红同时代的才女们,又有几个不是坎坷一生是非不断。萧红说:我认为上帝对女人最大的不公是妊娠和生育。为了读书她委身给未婚夫,但书没读成却发现自己怀孕了,身无分文被抛弃,差点被卖去妓院。她和端木蕻良结婚时,怀着萧军的孩子,在日军占领的武汉,端木抛下她撤去了重庆,在战火纷飞中她一个人逃难引产。所以她说:死了又怎样,女性的羽翼是沉重的,女性的天空是稀薄的。站在她的角度想一想,如果不是腹中的孩子,处境要简单多了,她确实可以身轻如燕,独自上路,不寻求依靠也不必为被抛弃那么痛苦。但孩子是她一个人的吗?写到这儿,我不想谴责男性也不想说社会上的有色眼光,只是真正从内心感谢现代技术,女性啊,变得聪明和博学吧,那是真正的爱自己,对自己对社会负责。 听说许鞍华正在拍描写萧红的另一部电影《黄金时代》,不知道是怎样的视角,霍建起导演说选取感情生活作为这部影片视角可以引起大众的共鸣,我认为此话没什么依据。不了解那个时代,不知道她的作品,不同情她的经历,不生为自力自强的女性,共鸣?不骂她才怪!千万不要以为时代已经进步到能完全认可一个女人对自由的向往对感情的选择。她短短31岁的人生,与四个男人有感情纠葛,未婚夫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她著作的版权分给了萧军和骆宾基。在她死后,后三个人还在因为她恩恩怨怨着。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和她都属当时的东北作家群,时代证明, 四个人中萧红的文学成就最高,作品影响力最大,就这一点而言,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都爱上了她,不管是她怀着别人孩子时、还是她贫病交加时、还是她生命垂危时,就这一点而言,生为女性也足以自豪。但是汪恩甲旧时代男人对女性的一贯作派,萧军身为男人的男权思想,端木的自私冷漠都让有着女性觉醒意识的萧红无法承受,最终导致她不甘地死去。骆宾基陪伴了她临死前的44天,在她死后写了《萧红小传》。在传记中,他表达了对萧红的爱和对端木的谴责。所以有人说,骆宾基对端木把这个快死女人的沉重负担转稼给他出离愤怒,才会有这样的话,是在利用已经死去的萧红。电影美化了所有的感情,没有直接拍出萧军殴打萧红,没有拍出端木对萧红的嫌弃,没有拍出骆宾基的抱怨。也对,实在是不能太写实了,不然是真得冷入骨髓了,对全体男性的人性都是拷问了。除了骆宾基,我真得好奇另个两位作家对萧红的真实感受,没有看见过这方面多余的文字。还是说一说萧红的作品吧,毕竟她是因为她的文字被时代记住的。她是少有的直面最底层东北人民生死挣扎真相的作家,有评论家在“作家”两字前面加上“女” 字,我认为不必,因为只要你看过她的《呼兰河传》、《生死场》,你会发现她的视角和描写的深度,在同时代男性作家中也数不到几个。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小说的风格和写法,没有孰优孰劣端看你发掘的深度、文字的驾驭能力和对人性的认识。评论家说萧红的小说象散文,散文象小说,所以萧军说萧红的小说结构并不严密,一直不认为她比自己写得好。现在看来,一切不用争论,对作家最大的肯定是作品的传世。萧红和萧军分手一方面是因为萧军的不忠,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在思想意识上有分歧,萧红本能反感战争,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她偏离了抗战的主旋律。应该庆幸她没有跟着萧军去延安,以她的个性和她的作品风格,她的遭遇不会比萧军好,成为另一个丁玲只会更可悲。最常见的说法是性格决定命运,但人终究是时代的产物,萧红在我们的时代不用逃婚不用逃难(世界上很多女性还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她就真会幸福吗,不用面对世人的不解和轻视吗?人民日报微博在“三八节”快结束发了这么一段文字:[你好,明天],“三八节” 过去,手中的鲜花余香渐淡,耳边的祝福归于沉寂,我们又要面对女博士求职时的不公,妇女就业中的歧视,以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怨艾。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前进。而这永恒的女性仍需通过不断得解放实现自己。需明天的他仍然爱心沛然,愿明天的她终于拥有世界。这愿望是萧红们在看不清明天时努力的方向,也是一代代女性的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要孤独地走也拒绝卑微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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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萧红所写的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的选题目的与意义,即回答为什么要研究,交代研究的价值及需要背景。一般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且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注重时代、地区或单位发展的需要,切忌空洞无物的口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关于萧红的本科毕业论文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其家乡湘西以及湘西的民俗成为他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和支撑点,作者从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中,提炼出饱含深刻寓意的意象母题,将民俗文化摄入作品并使之具体化,艺术化,形象化,从而使他的湘西乡土小说具有了丰厚的审美内涵.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具有浓郁地方情调的风情图.那浓郁的乡土抒情气氛、清新婉丽的文笔、牧歌式的诗意,形成了独有的风格,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萧红运用类似散文那样铺开的写法,在笔法上显得从容不迫,潇洒自如,然而同时它又有一根贯串其中的线索,引导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展开,这就形成了萧红小说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毕业论文的选题目的与意义,即回答为什么要研究,交代研究的价值及需要背景。一般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且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注重时代、地区或单位发展的需要,切忌空洞无物的口号。

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目录 发布时间:2006年11月03日 中国古代文学部分1、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 2、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 3、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4、《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 5、《水浒传》的忠义观 6、《三四演义》的战争描写7、猪八戒形象分析 8、“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描写 9、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10、《金梅瓶》的家庭生活描写 11、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 12、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13、《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14、大观园的文化意义 15、《红楼梦》的梦幼描写及其意义16、《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 17、《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 18、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19、元代散曲的情感倾向 20、宋江形象分析 21、《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22、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 23、“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24、李贺“童心说”的文学价值25、论《西游记》的谐趣 26、《长生殿》的爱情观27、狐鬼花妖尽世情 28、《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 29、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30、论林黛玉 31、论桐城义法 32、宫体诗的女性描写33、论《文选》对诗的分类 34、王维诗中的禅趣 35、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36、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 37、柳宗元的山水游记 38、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39、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 40、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 41、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42、苏轼黄川诗试论 43、论陆游的爱国诗 44、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45、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46、论《子夜歌》 47、《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48、岑参边塞诗初探 49、论李白的梦诗 50、论白居易的感伤诗51、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 52、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 53、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54、柳永词的语言特点 55、苏轼对词境的开拓 56、贺铸词的艺术个性57、论诚斋体 58、宋末逸民诗初探 59、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60、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61、《诗经》燕飨诗的场面描写 62、《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63、《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 64、《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65、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 66、论蔡邕的碑体文 67、论《史记》中下层人特的描写68、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 69、曹植诗风的衍变 70、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71、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 72、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7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74、《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 75、《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 76、《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77、宋玉赋试论 78、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 79、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80、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 81、花间词的艺术成就82、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 83、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 84、《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85、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86、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87、《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88、《红楼梦》中的丫环群体 89、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90、归有光的散文创作 91、论明清小说题材的迁变 92、《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93、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 94、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诗的影响95、《桃花扇》的结构艺术 96、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 97、江西诗派宗杜论98、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 99、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中国现当代文学部分1、鸳鸯蝴蝶派再认识 2、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论略 3、论《春明外史》的“野史”特点4、论《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 5、论《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形象6、《啼笑因缘》与《秋海棠》比较研究 7、论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 8、还珠楼主武侠小说论9、王度庐“鹤一铁”系列武侠小说 10、金庸武侠小说简评 11、回顾与瞻望:新派武侠小说的过去和未来 12、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13、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 14、鲁迅小说的忏悔意识 15、鲁迅小说的女性世界16、《伤逝》再解读 17、《孔乙己》的叙事艺术 18、鲁迅小说中的童年叙事19、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 20、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批判比较21、老舍小说的京味特征22、老舍小说的语言艺术 23、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 24、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25、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 26、萧红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27、萧红《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 28、郁达夫小说艺术论 29、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30、废名小说艺术论 31、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32、张爱玲小说中电影表现的运用33、郁达夫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34、审美化的人生—张爱玲散文论 35、冯至诗歌中的现代意识36、论艾青诗歌中的忧郁 37、《围城》新论 38、孤独与梦想—重读《边城》39、郭沫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 40、《女神》浪漫主义风格论 41、胡适与中国现代新诗42、周作人散文艺术论 43、朱自清散文艺术论 44、冰心“小诗”简论45、徐志摩散文艺术论 46、徐志摩诗歌中的意境 47、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48、卞之琳诗歌“非个人化”倾向论 49、穆旦诗歌中的“自我”50、曹禺戏剧的诗意特征 51、茅盾小说中的“现代女性” 52、《腐蚀》的心理分析艺术53、巴金《寒夜》新论 54、郭小川诗歌论 55、贺敬之诗歌论56、李瑛诗歌论 57、论闻捷的爱情诗 58、论李季的诗歌59、公刘诗歌论 60、艾青新时期诗歌论 61、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歌62、论艾青的创作道路 63、论舒婷的诗歌 64、顾城诗歌论65、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 66、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 67、“第三代”诗人论68、论“朦胧诗”与“第三代”的区别 69、论赵树理的《三里湾》70、论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创作71、论柳青的小说创作 72、论柳青的《创业史》73、《创业史》艺术论 74、论建国后战争题材的小说 75、茹志鹃的小说创作论76、论吴强的《红日》 77、论《保卫延安》的思想与艺术 78、论王蒙的小说79、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80、蒋子龙小说创作论 81、高晓声小说创作论82、张洁小说创作论 83、论新时期军事题材的小说 84、贾平凹小说论85、张炜小说论 86、论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小说87、论杨朔的散文艺术 88、论刘白羽的散文艺术 89、论秦牧的散文艺术90、论新时期的文化散文 91、论余秋雨的散文艺术 92、论新时期的女性散文

萧红生死场论文参考文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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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看过的故事的主线是金枝和王婆,在少女时期,金枝与成业好上了,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后来她的怀孕是悲剧的开始。女性的身体开始变化,同时连带着羞耻、辱骂、焦虑以及恐惧。她的相好成业,在得知她有了身孕时是诅咒的――你的肚子真不好使,真不争气!她的父母因此而感到的是羞辱,村民们则是耻笑。在逃离的过程中,因为她的想念母亲,成业愤怒地撕咬的亦是她的身体。最终,当她在极度痛苦与屈辱中生下女婴时,她的父亲剥夺了这小生命的生存权。女性的身体在这里是被使用,被咒骂,被毁坏,以及被扼杀。原本属于人与人之间最欢愉的关系――男女关系因这女性身体的变化及诅咒被笼罩上了巨大的阴影,而这一切的最直接的承受者,则是身体的主人――金枝。日本鬼子来之前,她为自己日益膨胀的身体与男人无休止的欲望困扰,而日本鬼子来之后,她的处境依然未变,依然要面对需要逃离男性欲望、骚扰以及侵害。无论是日本鬼子,还是成业,在民族国家之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男人。萧红从女性身体的角度表达了对生死、对男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理解,同时也表达了对民众真正觉醒的质疑。赵三,戏中重要的男性角色,扬言要杀掉二爷(压迫者)、被公认为村里最胆大,最是“男人”的男人,其尊严与胆气的获得是经由那床上的女性的身体。在他与王婆关于男人的对话中,既是性行为中丈夫与妻子的对话,亦是习惯观念中的强势男性与弱势女性的一个对白。田沁鑫显然别有深意。王婆对赵三的多次肯定成就了他的狂妄与野心,一个原来怯懦的男人在性中――在对女性的征服中获得了力量。因而一个经典的颇有意味的场景如雕塑般定格:瘦弱的王婆(女性)背起了强势的赵三(男性)。女人的声音也是那么明亮而充满期待:“她爹,你高高地!你高高地!”性别意味强烈的让人无法忘怀。而这之后,赵三面对更为强势的“二爷”时那种懦弱、善变、奴性也与此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监牢里的赵三对二爷感恩戴德,而充满反抗意识的王婆则在痛苦、失望之中喝酒并吞下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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