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毕业论文选题

1）春秋时代的！！题目可以写（退避三舍）就是春秋时晋楚争霸的故事，你可以从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开始写~后来流亡到楚国受到楚庄王的照顾，最后重耳答应他，等回晋国做了国君，一旦晋楚两国爆发战争，我一定退避三舍以报其恩~~结果后来不幸言中了~~晋国和楚国开战争夺霸主的地位~~晋文公（重耳）信守诺言退避三舍，报答以前楚庄王的恩情！！写这篇文章你可以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做人要知恩图报，信守诺言）2）也是春秋时代的！！题目可以写（卧薪尝胆）就是越王勾践努力报仇灭到吴王夫差的故事所谓（苦心人，天必佑，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写这篇文章中心思想可以表达（只要努力一会得到回报）3）战国时的故事！！题目叫（商鞅变法）写写战国时商鞅变法强大秦国的故事（这篇文章你可以把商鞅比喻成邓小平同志把变法强秦国比喻成改革开放富强我国~~）（拍拍领导马屁会吧？？？）第三种方安不推荐啊~~~写好了大家都高兴~~写不好就惨了~~~

你可以同世界近现代史联系，研究国际关系与角逐以及地球统一的问题，以下可以参考，具体史实自己罗列、核对，我非历史专业，不过见得比较多。可能有帮助，也可以讨论，JY3375@126近现代史列强争霸的春秋战国本质“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又总是如此的作弄天下人，原来我们早已处在这慌乱的春秋战国乱世之中了。美国--秦国，地处西鄙，东为黄河、华山崤山函谷关天险，南有秦岭阻隔，其他中原强国难以成功致命攻击，北、西皆为戎狄之地，南为巴蜀，构不成威胁，反而成了秦国的战略预备空间；美国地处美洲，东西皆为大洋所隔，极占地利，其他各列强难以致命攻击使其灭国，北美南美皆是小国弱国，难以构成威胁，反而成了美国的后院，别国休要染指；起家之路：秦国靠勤王有功，美国靠两次世界大战；结局很难预料。俄罗斯--楚国，地处南蛮之地，不被中原各国认同，独自在南方发展，开疆拓土，以致能问鼎于周，称王，后灭吴、灭越，东至于海；而俄罗斯地处欧洲北方苦寒之地，从莫斯科公国四处征伐，北出北冰洋，西见波罗的海，南开黑海北岸，东方越过乌拉尔、西伯利亚，直达太平洋沿岸。一直不被欧洲各国看重认同，二战后能同美国叫板，不知以后能灭掉现在的吴越不？拭目以待。德国--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四出扩张皆未果，对内被同出于晋的赵韩牵制，在外被齐楚燕秦围困。而德国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中心，四战之地，四出扩张，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在大陆上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围困，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于东方尚未陆上接壤。现在被美国军事上控制住。法国--赵国，与魏国一样，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向北扩张成功，对内被同出于晋的魏韩牵制，在外被齐燕秦围困。而法国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四战之地，四出扩张，向南殖民非洲最为成功，拿破仑时代进攻德意志、俄罗斯，两次界大战都有参与，其中差点灭国，在大陆上有德国、意大利牵制，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东方尚未陆上接壤。意大利--韩国，与魏国一样，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对内被同出于晋的魏赵牵制，在外被齐燕秦楚围困。而意大利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四战之地，四出扩张，向南殖民非洲最为成功，两次界大战都有参与，两次骑墙，在大陆上被德国、法国牵制，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较远尚未陆上接壤。英国--燕国，地处北疆，北为燕山、东至辽河流域，西南同赵国接界，东南同齐国交土，可惜没能抓住时机向上天赐予的内蒙古草原、松嫩平原拓展，造成没有战略空间的窘境。而英国隔海相望与法国、德国，其他面皆为大洋，抓住时机击败西班牙舰队称霸海上，在非洲、美洲、亚洲、澳洲成功经营，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齐国，地处泰山之北、东，东、北皆临大海，富产盐铁，贸易而富足，北有燕国（事实上灭齐一次），西有赵魏、在西边秦国更是阴谋百出，南边隔着泰山与鲁国为邻，修着齐长城防备鲁国，可见是肘腋之患。再南边楚国野心勃勃。春秋五霸之首，可叹没能及时南灭鲁国、并淮泗诸国，灭吴、越，西占宋、郑进而占据中原，统一中国。中国也是这样的，地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之北、东，东、南皆面海，富产磁丝，靠世界制造、贸易发展壮大，北有强敌俄罗斯熊视耽耽，东有日本垂涎三尺，相隔中亚、东南欧小国与德、法、英向望，东边远隔重洋的美国暗施诡计，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之南印度蠢蠢欲动，中国时刻警惕，只差没修（齐）长城了。最久远的文明古国，宏图的秦汉帝国，大唐帝国，令世界战栗的蒙元帝国，七下西洋的明帝国，到晚清后来败落，列强瓜分，日寇蹂踏。现在巨龙苏醒，若国人昏昏暗暗，不以史为镜，刻苦经营，南灭印度，东南合并东南亚澳洲，西边进取中亚、西亚、东南欧、非洲、东边合并美洲，凭国力角逐欧洲、太平洋，最后中国也将是现代版败亡齐国，不是被秦国（美国）、楚国（俄罗斯）灭掉，恐怕连称霸的吴国（日本）、雪耻图强的越国（朝韩）都能轻松的灭掉。日本--吴国，地处江南，西与强楚相邻，北邻齐国，南边为同山水之便的越国，吴越世代交恶，互相攻伐，后来越国勾践“二十载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吞吴”，吞吴后又被楚国所灭。日本地处亚洲东北端海上，北与朝韩共日本海之便，西为中国，北邻俄罗斯（楚国），东边是其又敬又恨的的美国（秦国），差一点在称霸后灭掉中国（齐国），多次殖民朝韩（越国），只是天不予时。被同盟国击败。朝韩--越国，地处江南，西与强楚相邻，北边为同山水之便的吴国，越吴世代交恶，互相攻伐，后来越国勾践“二十载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吞吴后又被楚国所灭。朝韩地处亚洲东北端半岛上南与日本共日本海之便，西为中国共山水，北邻俄罗斯（楚国），再东边是其救星的的美国（秦国），多次被日本殖民，在美国（秦国）、俄罗斯（楚国）、中国（齐国）扶持下独立发展强大，与日本角斗，而美、俄、中壁上观角斗，使其势均力敌，不一方独大。另外还有：印度--鲁国，隔着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泰山）与中国（齐国）相邻，对峙。土耳其(扼亚欧非之枢纽)--郑国(扼守中原），中亚、西亚、东南欧各国如春秋战国的淮泗小国，东南亚澳洲如汉水小国，南美如秦国西部的戎狄，非洲如百越诸国一样，（只就形势，并非贬诋他国）不一而道... ... 大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明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现在中国巨龙苏醒，若国人昏昏暗暗，不以史为镜，不明兴替，不刻苦经营，南灭印度，东南合并东南亚澳洲，西边进取中亚、西亚、东南欧、非洲、东边合南美洲，凭国力角逐欧洲、太平洋，最后中国也将是现代版败亡齐国，不是被秦国（美国）、楚国（俄罗斯）灭掉，恐怕连称霸的吴国（日本）、雪耻图强的越国（朝韩）都能轻松的灭掉。警醒吧！也许我杞人忧天吧，但愿我没洞晓这现代版春秋争霸战国决雄的残酷现实，也许还活的轻松些。不知所谓，不要见笑！

幼师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研究方法一、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教育爱"的含义:教育爱是发生在幼儿园日常生活中教师与幼儿之间一种自然的普遍的关注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的爱，这种爱的发生是无条件的。由于幼儿目前幼儿教师绝大多数为女性教师，所以教育爱又含有母爱的成分，学前幼儿的身心特点决定了这一阶段的幼儿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和依恋成人的心理需要，所以就需要幼儿教师以母亲的博大的母爱去包容、理解、教育幼儿。教育爱要源于母爱，但又区别于母爱。它需要教师理智地去爱，而非溺爱。教育爱更是一种无功利性地、恒常地爱。二、研究的意义： 1、教育爱对教育，尤其是对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是根植于爱的，“教育爱”是教师职业情感的灵魂。“教育爱”是人类复杂情感中最为高尚的情感，它不是狭隘的情感，也不是个人知觉情绪的反映，它超越了亲情、友情、甚至是爱情。它是一种自觉的、真诚的、无私的、而且是普遍持久的。它是理智的，具有指向未来的性质。“教育爱”正是这些品质的综合体。它体现了教育者对教育事业、对学生的一种崇高精神。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尤其是现代教育，对幼儿教育越来越重视的背景下，“教育爱”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一名教师没有教育爱，那么她就不会去热爱教育事业，也就不会去爱儿童，教师和儿童也就不能融合，教育儿童的目的也就不能实现。所以说“教育爱”是一切教育活动成功的基础。学前教育学生，将来要面对的是天真活泼的儿童，如果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缺乏教育爱，那么幼儿教师队伍的专业成长就会失去灵魂，队伍建设就会失去活力，也就无从谈论教育改革了。这关乎儿童的未来，甚至是国家的将来。所以说教育爱对教育，尤其是对学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2、当前幼儿教师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和毕业班学生有一定的关联。当前幼儿园中还存在一些幼儿教师“体罚”幼儿，“精神责罚”，忽视儿童需要等现象。曾报道过一些案例，浮现出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幼儿不听话，老师剪断指》一6岁幼儿由于不听老师的话被老师剪下左手食指。《老师体罚出新招，竟逼学生吞苍蝇》。如此体罚学生，正表明她(他)们缺乏“教育爱”观念，或者有的幼儿教师歪曲了对“教育爱”的理解。而有的教师错误的认为，他们打学生或者罚学生是出于“爱”，正所谓的“爱之深才恨之切”，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真是自欺欺人啊。只有看到了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才能去寻找解决的方法和途径。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马上就面临毕业，接下来就要从事和幼儿教育有关的工作，能否做一个称职的幼教工作者，就要首先看他(她)具不具备当一名教师的基本素养：爱!所以对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教育爱观念的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3、了解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班学生教育爱观念现状，对改进学前教育对学生的职业情感培养提供借鉴。 “教育爱”是教师职业情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在教师职业专业化的今天是不容忽视和冷落的。教师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将来肩负的是教育幼儿的重任，对他(她)们进行角色塑造，确立教师职业情感的培养，树立正确的教师观，能够使他们理解自己的专业目标和对未来自己要从事的职业的定位。如果教师缺乏教育爱，那么她就不能真正理解教育，也就不能真正热爱儿童。大学教师用自己的“教育爱”思想来感化和传输给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或者在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开设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和教师素养有关的课程，有助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情感的培养。 4、目前国内对学前教育教师教育爱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相比国外，我们做的还有很多。 2013年度细分产业研究报告产业报告调研报告2013年报告行业报告对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班学生教育爱观念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国历对“教育爱”虽然有过提及，解放后虽然斯霞有过这方面的探讨，但仅仅停留在经验的总结之上，并未深入系统的研究。目前有许多学者都开始关注“教育爱”问题，也作过一些研究，但大多都还是停留在经验和理论上，未能在实践和理论上作系统的研究。对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班学生的“教育爱”观念的研究，采用多种方式：访谈、问卷调查、文献查阅等手段来做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5、为教育者特别是即将面临毕业要从事幼儿教育的学前教育毕业班学生提供了一个认识儿童的新视角。在研究的过程中，会通过和毕业班的学生，包括学前教育本科生、五年一贯制毕业生、高职毕业的谈话，和发问卷请她们填写，这也是一种让她们认识“教育爱”的重要性的途径，也会使她们从新的角度和用新的眼光看待教师的职业情感，以新的眼光去认识儿童。二、文献综述：一、国外研究：昆体良已明确认识到并强调教育爱的重要性。他指出：“最要紧的是要建立(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亲密友谊，使他的教学工作不是出于完成任务，而是出于对学生的热爱。” ① 裴斯泰洛齐不仅强调教育爱的重要性，而且在教育实践中以身作则，充分体现了教育爱的精神。阿图尔•布律迈尔指出：“在裴斯泰洛齐身上散发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爱。” ②正是这种“使所有人感动的炽热的爱”促使他在逆境中奋起，百折不挠，克服重重困难，以实践其教育理念。昆体良、裴斯泰洛齐只是初步阐述了教育爱的一些思想，却没有对教育爱进行系统的研究。对教育爱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要到后来学者了。凯兴斯坦纳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教育爱的一些基本问题。首先，他认为爱并不与教育相矛盾，而是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他认为爱是教师最基本的素质。他指出：“凡不能为爱他人而活着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者。” ③再次，他将教育爱视为一些特质。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教育爱的内涵有巨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最后，他已触及到了教育爱的本质问题。他在将教育爱视为一种情感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这种观念所蕴涵的一种潜在的危险，即有可能会出现“好心办坏事”或称“毒害性教育”的现象。他在强调教育者必须具备“对塑造具有个性的人的纯真的爱”的同时，也强调教育者必须“成功地实践这种爱的能力”。凯兴斯坦纳关于教育爱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教育爱本质问题的触及影响了与其同时代及后来的学者的研究。这些学者经过深入研究，最终揭示了教育爱的本质。斯普朗格明确认识到并揭示了教育爱的本质。斯普朗格是最提倡教育爱的人，并对教育爱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首先，他强调教育爱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教育的“根”，他认为，“人类最伟大的力量是爱”。 ④ 其次，他认为教育爱的本质是教师帮助学生价值可能性的实现，即帮助其成为他自己。最后，他讨论了教育爱的特征。他认为教育爱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即消极方面与积极方面：“①消极方面：不籍爱以图发生作用。②积极方面：并不意图促进别人的个别价值倾向，而是针对别人心灵的整个价值能力，使他所有的价值倾向发展。” ⑤ 斯普朗格对于教育爱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教育爱本质问题的探讨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关于教育爱的认识并促进了教育爱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Goldstein从实践层面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教育爱的一些基本问题。首先，她分析了关于教育爱的研究如此贫乏的原因。 1、人们认为，教育爱太明显了，以至于无需研究。 2、人们认为，教育爱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研究。 3、这有其历史渊源。早在20世纪初期，儿童教师渴望被人视为专家。虽然照顾与爱(caring and love)非常好，但它们并不象科学知识那样令人印象深刻(impressive)。因此，“爱”的研究被忽视了。其次，她非常强调教育爱的重要性。她以“爱的三角理论”(the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⑥为基础分析了教育爱的基本组成要素，即亲密、与热情。当这三个要素全都具备了时，此时的爱便是一种“完美之爱”(consummate love)(Sternberg)。 Goldstein通过具体的实验及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具体分析了爱在教育中的作用、教育爱的基本要素等问题。弥补了实践层面研究之不足，她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与观点。二国内研究：我国向来提倡尊师爱幼。但历对教育爱的研究可以说是匮乏的。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已经认识到爱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也提出教育要“因材施教”，但都未能引起教育者对教育爱的重视。解放后，斯霞总结自身教育经验和体会对教育爱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她指出：“热爱教育工作，必须热爱学生，这是我们做好教育工作的前提，也是我们当教师的神圣职责。我们只有热爱学生，才能从内心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⑦她同时认为教育爱体现在教师的日常生活之中。斯霞对教育爱的探索主要还是停留在对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未能在理论上对教育爱进行深入地探讨，也未从实践上去加以研究。这与她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她提出的“母爱教育”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在当时却受到了批判。目前，教育爱正开始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和教育者的重视。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教育爱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一些人也在这方面做了探讨，但是，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关于教育爱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台湾学者邓石岩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教育爱的一些基本问题。首先，他强调教育爱的重要性。他提出：“爱是人类精神成长的沃土……在家庭和学校里，爱几乎是教育的全部教材。有了爱，环境再困苦，孩子还是会健全的成长;失去爱，即使是富裕的境遇，幼小的心灵仍不免枯萎。所以我说爱就是教育的力量……”⑧其次，他认为教育爱的本质是帮助儿童真正成为他自己。他提出：“帮助学生依其根性发展成他自己，是教师最重要的职责...... 教师的爱表现在慧眼识英雄上，看出每一个孩子的特质，予以启发、教导和训练......”⑨ 再次，他认为教育爱是无条件的。他说：“爱是一种帮助学生成长的能力。它的特质是给予，所以爱是没有条件的。”“当教师的心被条件化时，就很难施展有能力或有启发性的爱。”⑩ 邓石岩主要是从活动的角度探讨了教育爱的内涵。他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把握教育爱的内涵。 (三)总结：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教育爱思想主要研究的文献查阅，我们不难发现：首先，人们对教育爱的认识和研究是逐步深入和发展的。其次，人们对教育爱的研究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再次，人们对教育爱的认识和研究具有局限性，即受限于他们对爱的认识程度。最后，在教育爱的研究方面，我们与国外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缺乏系统的研究，而国外已我们很大一截。三、研究方法： 1、访谈法：通过对学前教育毕业班学生面对面的谈话，来了解她(他)们教育爱观念现状。 2、问卷调查法：自己设计问卷，对学前教育毕业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而得出他(她)们的教育爱观念。 3、文献法：查阅国内外有关文献。四、进度安排： 1、2005年6月27——2005年9月：毕业论文选题; 2、2005年9月——2005年12月20：完成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 3、2005年12月底——2006年3月底前：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五、论文框架：第一章：教育爱的涵义和对学前儿童教育的重要性第二章：当前幼儿教育中存在的幼儿教师对“教育爱”的缺失第三章：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班学生教育爱观念现状分析第四章：如何培养学前教育学生的师德(尤其是“教育爱”) 六、参考文献： [1]、[古罗马]昆体良著，任钟印选译：《昆体良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阿布律迈尔主编，尹德新组译，杜文棠审校：《裴斯泰洛齐选集》(第一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第67页。 [3]、[德]乔治•凯兴斯坦纳著，郑惠卿译：《凯兴斯坦纳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4]、Eduard Spranger著，查岱山，余文堂译，孙志文主编：《人的条件》，(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2年版，第11页。 [5]、[台]王文俊：《人文主义与教育》，(台)五南图书出版公司民国72年版，第335页。

毕业论文首先要确定你要研究什么问题，然后再去研究怎么去写。那么研究写什么问题，我们在写作领域里就是选题。作为中文专业，与经济、法律等专业相比较，显得就不那么迫切。当然也不是没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还是跟社会的接触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作为中文的学生的论文选题可以遵循如下的原则：第一，选择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的一部书《阅读鉴赏评论》里面举了这样的一篇范文《汉字构形理据和现代汉字部件拆分》。这个论题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都在探索，探索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探索到一定的程度却没有定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越探索越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权威性的人士，就必须要认真去思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总的来说，终归有一个真理。这篇文章就是在自己的思考基础上，把混乱的状态进行了梳理。然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个独到的见解。还有一篇是王魁今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性质的探索》。对外汉语教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没有科学的定位的话，对外汉语教学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位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了自己本身的看法，从教学、心理学、应用语言学。几个学科交叉思考以后，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应该怎样定位。通过以上所说，我们想说明的是中文领域也不是没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就看你平时对自己专业领域里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观察了。总体上来说，我们本科生的阅历少一些，实践经验少一些，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选题难度大一些。但原则上有这样的一条原则。那么你能够做更好。如果你不能做，那么我们可以换角度切入。第二，要选择科学领域里的新发现、新创造的课题。论文选题的第二个原则是选择科学领域里的新发现、新创造的课题。每一项新的发现、新的创造都将使学科领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向前推进一大步。因此，这一类的课题很重要，值得我们去选，也值得我们去进行研究。学科里的一些新发现、新创造，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篇本科生的论文，比如《中日古典诗歌与时间》等，从亟待解决的角度上来讲并没有什么，你今天写和若干年以后写没有什么迫切性。但这里存在着新的发现和新的创见的角度。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来讲，可以在这个方面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有个学生写的是《人格意识的升华——试论余秋雨散文的艺术特色》，这个是从人格角度切入的。还有个学生是评论毕淑敏的，《反思与探索》，是从毕淑敏艺术审美特点切入进去的，依据审美诗学来分析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这些都是新的角度和问题。还有一个是《拆卸七宝楼台——新批评派的诗歌语言研究》，还有《从牡丹亭到后二梦——试分析1598到1601年间汤显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些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论题。在科研领域别人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问题，他就进去研究一下。还有《一切但求心安——对妙峰山朝拜人群的心理状态的社会调查》。这是一个调查报告，不一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对社会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第三，要选择能够填补空白的课题。论文选题的第三个原则是选择能够填补空白的课题。科学发展有不平衡性，科学研究也就有不平衡性。就科学内部来看，研究也常常存在不平衡。从科学研究的需要出发，从科学发展的全局出发，凡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科学发展的空白处，都可以成为我们选题的对象，去加以研究，去填补这个空白。这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提供的机会可能更多一些。这跟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些相似的地方。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是老生常谈，也可能是一个空白，需要大家来赶快进行研究和探索。比如现在的SARS，它的病因是什么，如果能够研究出来，那么在传染病学这方面就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同时，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加快研究，当然要遵循实际研究的规律，不能因为要速度，而违背客观规律。对于中文系的同学来说，我想难度大一些。因为要做填补空白的工作需要有经验。不是光有知识就行的，需要大量丰富的经验。因此，你了解这个论文选题的原则就行了。等将来你成为硕士、博士的时候，你再去从事研究填补空白的工作，可能就不会力不从心。这是第三个选题原则。第四，对通说中的不科学的观念进行纠正。第四个选题原则是对通说中的不科学的观念进行纠正。在文学领域里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在古典文学里，好象什么都研究透了，你没有什么可以研究了。实际上，你仔细思考一下，后人的研究有后人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也有后人研究的局限。你就可以在这样的夹缝里，你看一看有什么样的课题可以供自己去研究。在我的《阅读鉴赏评论》所收的范文里有郭预衡先生的《论欧阳修》。这篇文章就是纠正通说的。以前的观点，大家已经公认了：欧阳修是一个保守派，这是定论了。郭先生是专门研究古代散文史的，他在研究散文史的过程中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以前的这样一个观点对于欧阳修来说是太不公平了。他认为欧阳修是一个光明磊落、敢说敢骂的人，不愧于一个正直的文人。他读遍了欧阳修的文集和专著发现欧阳修不仅是开一代风气，有几代影响的大作家，不仅诗词文赋都有突出成就，不仅在经史子集都有独到见解，而且是一个很有胆识，难进而易退的政治家。郭先生在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后，发现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说我这个看法同这些年来对欧阳修的观点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在同时期评论北宋的一些作家常常都以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来作为衡量的标尺。那时，大家认为欧阳修是反对过王安石变法的，以这一点马上就给欧阳修扣了一顶保守派的帽子。郭先生认为不应该这样，将已经成为通说的这个观点，通过这篇文章进行了拨乱反正，提出了他不是个保守派，而是个改革家。观点很鲜明。第二个论述角度是说欧阳修“师道德而能文章”，这是说欧阳修不仅是个政治家，他的文章写的也很不错。这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第三个角度是说欧阳修“博古通今”。第四个角度是“余时作诗人”。说欧阳修是个大诗人。郭先生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也就是认可了郭先生的科学评价。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纠正通说”。第五，对前说作补充作为自己选题的目标。下面我们讲第五个选题的原则是对前说作补充作为自己选题的目标。什么叫前说呢，就是前人已经研究过的，验证过的，已经得出结论的，但是经过你的研究认为它不够完善，不够完全。你应该去补充它，使它更具科学性，更完善。这个原则，大家只要了解一下就可以，对大家本科生来讲是难了一点，这条原则我们记住它，等将来学识上、阅历上提高了以后再来考虑它。以上我们所讲的五条原则是从客观上来说，真正要选题的时候是要把客观和主观相结合来考虑的。你可能觉得某个题目特别好，特别愿意去研究它。尤其是第一条原则很重要，要是这个问题早一点解决，可能这个论题的价值就特别大，也有一定的贡献。我个人来看，真正要写好一篇论文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要考虑社会对你的需求，这样容易使你的论文产生社会效果，甚至是经济效果。第三个问题的第二方面是要考虑主观性，要选择有利于自己开展的课题。选题考虑科学价值的原则是以上讲的五个原则。但是仅仅从客观需要上去考虑选题是不够的。每个毕业生要考虑自己的主观条件，要看自己是否对选题有浓厚的兴趣（要注意是要有浓厚的兴趣），是否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另外要考虑论题的大小难易度是否适合自己的研究能力，自己搜集、占有材料的条件是否充分。另外考虑到能否得到导师的指导，你研究论题的时间是否充分。这一点很重要。现在一般的学校都给学生半年多的时间去选题写论文。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选题的一个最佳的方法。二、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1、试论《诗经》中的婚恋诗2、试论《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3、试论《诗经》中的政治讽刺诗4、《诗经》宴飨诗与礼乐文化精神研究5、《诗经》意象论6、《诗经》抒情手段论7、论楚辞的来源及其文体特征8、试论《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9、试论屈原香草美人似的比兴手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10、论汉人评屈11、论班固评屈12、论刘勰评屈13、两汉骚体文学创作略论14、魏晋南北朝骚体文学创作略论15、论《左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16、《左传》行人辞令研究17、《左传》、《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18、论《庄子》中的畸人形象的描写及其思想蕴涵19、《庄子》寓言探略20、汉楚歌略论21、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研究22、汉初政论散文研究23、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考论24、汉武帝时期辞赋考论25、论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26、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27、论《史记》的叙事艺术28、论汉乐府诗的艺术成就29、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30、论《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和抒情技巧31、论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32、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33、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34、论魏晋隐逸之风与魏晋文学35、阮籍咏怀诗略论36、左思咏史诗略论37、试论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38、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39、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40、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41、试论陶渊明诗歌中的鸟、酒和菊等意象42、谢灵运山水诗略论43、南朝宫体诗略论44、试论《世说新语》刻画人物45、唐前女性作家诗文创作论略46、略论《诗经》中的民俗描写47、“风”“雅”“颂”研究综述48、孔子“删诗”说检讨49、《论语》文学性检讨50、“女娲”故事流变探略51、中国洪水神话考论51、试论《山海经》的文学特色52、浅论《史记》的游侠精神53、论乌江流域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54、论乌江流域竹枝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55、论乌江流域古代贬谪文人的诗歌创作56、论乌江流域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57、乌江流域历代碑刻文学艺术价值略论58、论王维山水诗田园的诗情与画意的交融59、论李白诗歌与道家精神的关系60、杜甫夔州行迹及诗歌创作考论61、负重生活下的自我寻求——从杜甫诗歌看其性格62、杜甫成都诗与夔州诗的差异比较63、试论李清照的词学观及其创作64、浅谈苏辛词风之异同65、论苏轼的出世和入世66、论高适诗歌深沉悲凉的风格特色及其成因67、试论杜诗中的“哭”字诗68、试探陆游的“梅”情结69、从乌台诗案探苏轼政治悲剧的根源70、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朦胧意境71、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72、论李白诗歌中的英雄主义精神73、李白、李贺浪漫主义诗歌比较研究74、论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因素75、论李白的咏侠诗76、李白、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诗风比较77、李白和杜甫对诗歌创作的贡献与影响比较研究78、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及其演变79、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探源80、论尚侠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影响81、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创作及其审美观照82、论杜甫咏怀咏史诗的超前意识和批判精神83、论杜甫人文精神的构成要素84、论杜甫的律师成就85、论白居易的闲适精神及其思想根源86、论李商隐咏史诗对杜甫咏史诗的突破创新87、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缺失性体验88、杜牧、李商隐咏史诗比较89、论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内转倾向90、论宋元时期的李商隐研究91、论李贺诗歌的神秘美及其成因92、论禅修队苏轼词境的影响93、论宋元明清时期黄庭坚诗歌的传播94、苏轼、黄庭坚诗歌艺术特征比较95、论黄庭坚诗歌对杜甫诗歌的继承与创新96、论通俗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97、论《金瓶梅》中的民俗描写98、论李贽对明后期文学创作的影响99、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研究100、论元杂剧中的悲剧101、论《聊斋志异》中的华妖狐魅形象102、论元杂剧中的水浒杂剧103、论《西游记》的游戏笔墨104、论近代改良主义文学的创作特征105、论《儒林外史》对八股制艺弊端的反思106、论《红楼梦》的悲剧意义107、论明清传奇的曲词艺术108、论《红楼梦》玉石崇拜的文化心理109、论孙悟空的孝义110、论《红楼梦》中诗歌之功能111、《牡丹亭》的人文主义精神探析112、论李贽思想对晚清小说世俗化倾向的影响113、对生命的漠视——试论水浒传〉叙述的暴力化倾向114、《莺莺传》主题嬗变浅议115、论关羽艺术形象的悲剧色彩116、试论《金瓶梅》的文学史地位117、西蜀词与南唐词艺术特色比较研究118、论春秋笔法的内涵与外延119、庄子《逍遥游》本义考120、论春秋战国时代行人在先秦文学发展中的作用121、唐代咏侠（或僧，或道）诗创作论122、初唐宫体诗与南朝宫体诗异同论123、陈子昂文学史地位浅论124、李白歌形体诗艺术成就浅论125、李白咏月诗浅论126、白居易闲适诗浅论127、韩愈文学主张得失论128、晚唐咏史诗浅论129、白居易《长恨歌》多重意蕴浅探130、浅谈杜甫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以春秋战国的巨变为主题的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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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浩瀚的华夏历史长卷，我们看道：春秋（公元前770-前476）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即周赧王59年乙巳（前256年），秦灭周。至秦王政26年庚辰（前221）统一中国，称始皇帝，结束了东周列国（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诸侯争霸。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鼎期时期，屈原放逐作《离骚》，孔子厄而作《春秋》，多少治国先贤叱咤风云，多少文人墨客忧国忧民，管仲与鲍叔，齐国之大成；苏秦.张仪连横之高论；看文坛瑰宝无数，屈原.宋玉，孔子.孟子，诸子百家，灿若星河，庄子散文想象丰富，意境雄阔，文笔纵横驰骋，汪洋恣肆，语言瑰奇多彩，极具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墨子.荀子.韩非子等等都是先秦文化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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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齐国是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就是齐国宰相管仲当时施行的史无前例的改革当时主要把齐国推向中原第一强国的核心人物是管仲和鲍叔牙其中管仲对齐国的强大起到了最支撑的作用和巨大贡献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就是一种颠覆、颠覆旧有的凝固的传统制度、就好像当今时代的互联网颠覆传统企业一样。管仲的改革分以下几步行政改革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人事改革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兵制改革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四库全书管子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法制改革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制“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第二步：就是思想的改革人性趋利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 管仲雕像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藏富于民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在社会政策方面，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均田分力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四民分业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大众，公之本也。”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对外开放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7] 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战略合赢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食盐工业在盐业，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价格能够举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进而，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记载，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仲不同意。管仲说：“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3] 由政府控制资源，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资源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资源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统计考核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同时管仲设立了“啧室”，啧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信访办。“察民所恶，以自为戒。”这是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信访办的门口写着四句话：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有投诉的，无任欢迎。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的，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宏观调控《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有形的手，无形的手《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1．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准则，国家收买储备了许多粮食，其数量足以操控商场粮价的动摇，以到达丰饥平衡的成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作粮价，禁止在饥馑之年使用粮食生意欺凌农人，粮价动摇有必要由国家掌控。3.调控货币。《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刺激消费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假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至沓来，加速进货，争当代理。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管仲的商业头脑与战略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假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①。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公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那个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为炒做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注：①齐桓公大会诸侯，讨伐楚国，借口是楚国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纳贡品。齐国主导的诸侯联军出兵进攻楚国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齐桓公谈判，接受了齐桓公的责备，并答应向周王室进贡。战争结束。衡山之谋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的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在当时乃至至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或启迪

春秋战国时期的婚姻研究论文

西周的婚姻制度对後世影响极大。西周时期，缔结婚姻有三大原则，即一夫一妻制、周姓不婚、父母之命。凡不合此三者婚姻即为非礼非法。一夫一妻制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要求。虽然古代男子可以有妾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只能是一个，而且只有正妻所生子女为嫡系，其他皆为庶出，在家庭中处於较低的地位。“同姓不婚”是西周时缔结婚姻的一个前提。西周实行同姓不婚原则，主要基天两点：首先，长期经验证明，同姓通婚会影响整个家庭、民族的发展；其次，禁止同婚通婚，多与异姓结好，可以“附远厚别”，即通过联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巩固自己的统治。“父母之命，媒说之言”是西周缔结婚姻的又一原则。《诗经》即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在宗教法制下，必然要求由父母家长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并通过媒氏的仲介来完成。否则即是非煽非法，称为“淫奔”，不为宗教和社会承认。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与“妾”无论从身份、地位和礼节上，都是绝不可混淆的。妻，是丈夫的法定配偶，家庭的女主人。在迎娶仪式上，必须经过很正规繁杂的礼仪程序。从周朝开始，便形成了所谓的“六礼”，作为婚娉的标准仪程。这六礼是：纳采（提亲），问名（询问女方姓名和生辰），纳吉（到庙中根据双方姓名和生辰占卜吉凶后定亲），纳征（正式送聘礼），请期（确定婚期），亲迎（男方迎接女方到家）。六礼除了最后一步，前面各环节都要向女方赠送礼物。经过如此正规的仪程，就是为了显示婚姻的重要性，也是对妻子的尊重。到后世，随着“礼乐崩坏”，实际的婚娶未必有那么麻烦，但也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既然是一生的大事，不仅关系到男女双方，同时也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结，因此很讲究“门当户对”。

从婚姻的原则看：古代婚姻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指主婚权属于父母，即选择配偶，嫁娶方式均由父母做主，而不问男女双方本人的意愿，实质上就是父母包办婚姻。《诗经·齐风·南山》“娶妻何如,必告父母”；《孟子·滕文公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恩格斯也指出：“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媒妁之言”是指婚姻由第三人即“媒人”撮合，它是父母包办婚姻不可缺少的终结，是包办婚姻的组成部分，与父母之命共同构成封建婚姻成立的要件。例如唐律规定：娶妻无媒不可，正所谓“名媒正取”，合礼合法。媒妁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在于协调宗族关系，成为宗族联姻的一个桥梁。古人讲究“和”与“睦”，宗族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通过媒妁，缔结成良缘，“合二姓之好”，使两家建立亲属关系；事情办不成，由于双方有媒妁作缓冲，就不会发生直接正面冲突。“父母的意志为子女婚姻成立或撤消的主要的决定条件,他以自己的意志为子授室,为女许配,又可以命令他的子孙和媳妇离婚,子女的意志从来就不在考虑之列。”[1]“家长有包办子女婚姻的权力,无论子女成年与否,他们的婚事都依据家父的意志决定,甚至无须询问本人的意见。”[2]《孔雀东南飞》一文中焦仲卿和刘兰芝故事让人潸然泪下,因婆婆不喜欢媳妇,百般刁难,使得女方在再婚当天“举身赴清池”[3],投河自尽；男方也“自挂东南枝”,上吊自杀了。陆游与唐琬，只能垂泪吟诗：“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4]酿成这样的悲剧原因何在?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父母之命”。为什么古代能奉行包办婚姻,使子女的婚姻权利掌控在父母的手中?婚姻家庭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形式。中国古代这种婚姻家庭制度是当时社会性质的体现，并与当时社会形态相适应。《礼记·昏义》：婚姻的目的是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缔结婚姻一方面是为了外部关系，即“合二姓之好”，也就是通过婚姻这一纽带将两个宗族连接起来，结成一种亲属联盟。古代婚姻是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的，并不考虑男女当事人双方的个人利益，所以婚姻制度在我国古代往往带有婚姻以外的政治含义。另一方面是考虑内部关系，即“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就是祭祀祖先，延续后嗣，古代社会的婚姻主要是用于传宗接代，维系宗法血缘关系，使家庭兴旺，长盛不衰。总之，不管婚姻关系的缔结还是解除，都是出于家庭、家庭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当事人个人的幸福；婚姻行为实际是家族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家系和宗族利益是包办婚姻的唯一基础，既然是出于亲属集团的利益需要，是家族行为，自然家父和丈夫在家庭中居于至尊地位，妻子和子女则处于无权和服从地位，甚至没有独立的人格，更没有什么婚姻自由可言。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5]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对“孝”的定义为：“善父母为孝”。“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拆我树杞。岂敢爱也？畏我父母，仲可槐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孔子认为“孝”必须 “无违”。无违就是绝对服从。而古代婚姻包办性已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一“孝的文化”的影响。《孝经》所宣称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意也，民之行也” 在古代中国子女心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父母之命”是天经地义的，毫无自我意识。这一思想的禁锢让中国古代的男女本人在很多场合被置于契约客体的地位，却毫无反抗意识。在古代社会中，在运用思想统治这一“软兵器”的同时，还适用法律这一“硬兵器”以确保婚姻制度的目的。夏商以来形成了“罪莫大于不孝”“罚莫大于不孝”的罪行观念及制度。唐律将“不孝”作为“十恶”罪名之一，“不孝”包括告发或咒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世而别籍异财或供养有缺，不按规定服丧等，确立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原则。古代的“孝”强调它与宗法等级关系密切相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法制下父母尊长对子女卑幼的支配权，主婚权就是对人身支配权重的典型。社会上这种宗法等级制度其实是阶级对立关系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男女本人之个性的、情爱的要素被极端地忽视，尤其是女性在这一方面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6]两性地位的等级性是古代婚姻制度的另一特征，封建社会中妇女是弱势群体，毫无地位可言。恩格斯曾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便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思想和制度都是极为突出的，男主女从的不平等关系为封建的礼教和法律所确认，并得到严格的保护。《仪礼·丧服》载：“夫，至尊也。”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7] “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也。妇者，服业，服于家事，事人者也。”[8]“夫为妻纲”，是封建伦理纲常中的“三纲”之一。这种夫权统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夫妻关系上的反映，是与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紧密相关的。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卑贱、屈从、依附、遭奴役的地位。《礼记》阐述妇女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女诫》规定“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认为女子应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一而终”充分说明了夫权的绝对威严和妇女地位的极其低下。夫妻之间，无论是人身关系，还是财产关系，丈夫均处于支配、命令者的地位，妻子则只有屈从。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无权处理家庭财产，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古代女子根据父母的意思一旦缔结了婚姻，就是确定为夫家之成员，在夫家遭受不幸，关系恶劣并受到虐待的场合，社会一般不可能以援救媳妇的立场，加以尝试有效的干涉。这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已经背负了太久太久！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方式也具有独特的一面。中国古代传统法制以维护家族、宗族、国家等团体利益与集体和谐为宗旨，强调社会成员的服从义务，权利意识受到一定的压制，故刑事、行政等公法体系相当发达，民事之类私法相对滞后。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刑法和行政管理法的“附属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并未取得独立地位，而是包容在统一法典之中。如从汉朝开始通常以“婚律”“户律”“户婚律”或“婚户律”之名置于诸法合体的成文法。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来源于礼制的习惯法。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是被称为“不得与民变革”的永恒准则，也是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最高原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是处理亲属关系的基本伦理要求；“六礼”、“七出”、服制等等都带有宗族习惯法的性质；记载西周政治体制及政府职能的《周礼》则规定了婚姻家庭事务的管理机构和执法标准。在以上四个部分中，除了伦理规范之外，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宗族习惯法和婚姻行政管理制度都可以纳入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的范畴。我国进入阶级社会起，宗法制度便起了支配作用，宗法的精神和原则——尊尊、亲亲、男女有别是封建家庭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因此，调整封建家庭的民事立法，是以保证父权，夫权为主要宗旨，它体现在婚姻继承各个方面。但是封建民法中所规定的子女对尊长的赡养义务，虐待父母的子女不得享有继承权，对于维护家庭的稳定性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也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剔除封建家庭法的糟粕仍有值得批判继承的内容。[9]在学习古代婚姻制度过程中，我们看到家长漠视子女的权益，专制独断，将其婚姻当作政治筹码，看到女性背负两千多年的沉重枷锁，看到古代男女婚姻的悲惨与不幸，看到了古代婚姻的包办性、人身的依附性、家庭关系和两性地位的等级性等突出特征。两千多年来，中国婚姻立法有无至有，其间经历的艰辛可想而知。今天，我们需要总结中国法制历史的丰富经验，做到鉴古明今，古为今用，总结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吸收外国法律知识，在完善婚姻家庭等单行民事法的同时，促进民法典的诞生。

从社会礼制上来讲，春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春秋时期沿承周礼，贵族上层的婚姻受到周礼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时代诸侯国林立，战争频繁，婚姻成了诸侯国交好的两种方式之一，这也就形成了春秋时期特殊的婚姻制度的表现形式。

春秋时期的婚姻关系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从是否可以被社会和他人认可，分成了“公认”和“非公认”两类。

公认的婚姻主要就是符合礼制的婚姻。春秋时期上层在婚姻方面所坚持的原则有两个，即“同姓不婚”和“媵婚制”。

同姓不婚

周初实行分封的时候，授予封国的对象是同姓亲族、姻亲、功臣和前代贵族。同姓不婚要求的是诸侯王在结亲的时候，要选择异性诸侯国来结亲。这主要是由于血缘关系的影响。一方面可以维持宗族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可以血缘关系过近造成后辈出现基因缺陷，这表明当时的人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意识。同姓不婚是被大多数人坚持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春秋时期没有“同姓婚”的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少，但是如果娶了同姓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被诟病，他们的孩子也不会受到非议。

媵妾制

另一项就是“媵婚制”。春秋时期“诸侯一娶九女”，就是媵婚的表现。就是当诸侯在娶了他姓的贵女为妻后，那么这个贵女会带两个陪嫁，这两个陪嫁也是贵族女子，一个是她的侄女，另一人是她的妹妹，称作“侄娣”。于此同时，和贵女同姓的诸侯国也会选出两名女子，并且分别陪嫁侄娣。这样，当一个诸侯国要和另外一个诸侯国联姻时，就是同时娶了她姓的九个贵女。

这八名随嫁的媵妾地位并不相同，从他们所生的孩子的继承顺序上就可以表现出来。周礼规定“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但是对于左媵和右媵的地位，在周礼和夏礼中的规定并不相同。

媵婚制其实带有一定的伙婚制的遗存。如果一个男子和某一家族的长女缔结婚姻，那么妻子姐妹成年后，他便有权把她们收为次妻。在这种形式的影响下，为了稳固两个诸侯国之间的联系，避免出嫁贵女无法为诸侯剩下继承人的现象，将姐妹侄女们一起陪嫁，加强两个诸侯国之间的联系。

但是对于家族来说，嫡出和庶出的价值不同，相应的，享受的权利也不相同。在出嫁联姻上，因为身份的尊贵，嫡出之女不共嫁一夫，都要嫁为别人之嫡妻，而随她们陪嫁作媵的娣侄，则都是庶出。这些作为陪嫁的媵妾，和正妻有血缘关系，她们虽然也是贵族女子，能够为夫家绵延子嗣，所生的孩子也有继承权，甚至如果正妻去世，他们可以取代正妻以延续婚姻联盟。但是她们的地位是永远低于正妻的，仅仅是正妻势力集团中的一部分，如果正妻和丈夫解除婚姻关系，那么媵妾和丈夫的婚姻关系会随着解除。

《公羊传》中有一句叫做“诸侯一娶九女，而后不再娶”，就是在夫人去世后会将媵妾扶正，但是在实际情况中，继室之女子并非全是正妻之媵，也可另娶他女为继室。这是因为虽然周礼中有规定，但是实际情况十分复杂，对于不同的情况自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同时到了春秋时期，周礼濒临崩溃，但是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会出现比较混乱的局面。

非公认的婚姻主要是烝、报、因三类。

烝是无血缘关系的子对母、弟对嫂的迎娶现象。

报在春秋时期多表现为侄对婶的迎娶。

因在《左传》的记载中只有一例，（公子鲍，即宋文公，是襄夫人的庶孙）

这些婚姻行为，虽然不符合礼制的要求，但是当时的人并不会排斥。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婚俗发展。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婚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始社会杂交婚的影响完全绝迹，周代仍有这种风俗。

其次是妇女的地位。在当时，妇女都是氏族和宗族里的一笔财产。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里，氏族和宗族要守住这一笔财产是不容易的，所以从别的族里嫁来的女子不可任她流失，她的丈夫既死，弟、兄可以娶她，子、侄辈可以娶她，甚至孙辈也可以娶她。

最后是战争的影响。战争的频繁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社会礼法制度，为某些特殊婚姻现象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土壤。而联姻成了政治联盟的最佳手段，通过联姻弱国得以依附强国、强国得以巩固国力。

春秋时期女子的贞节观相对淡薄，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女子的淫乱行为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婚姻观出现了地域性，在商业发达的国家，对女子的束缚会少一些，整个社会环境是自由的。对婚外情持否定态度但是宽容，对乱伦现象否定。

从上面的三种婚姻形式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即便是贵族女子，他们更多的也是作为丈夫、父亲的附属品，因此他们如果因为男权社会中的不可抗力另嫁或是选择他人，双方都不会受到谴责。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就是“抢婚”。抢婚包括抢夺他人的妻子以及在缔结婚姻之前本为他人娶后自娶。这种行为不被社会道德认可，但是也不会被社会批判，但是大概率会引发政治矛盾。

《诗经》是我国五千年文化长河中伟大的作品。《诗经》韵律和谐，优美质朴，内容丰富多采，对于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十分深刻的反映。譬如社会的不合理，民间普遍的疾苦，人民对于虐政的讽刺等等。其中婚恋诗占有一定的比例。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男女言情，在《诗经》中占了1/3。”古人为什么把爱情、婚姻当作头等大事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庭都倚靠夫妻来战胜灾害，希望家庭和睦。娶妻是头等大事，妻子的内在素质决定了家庭的未来。早期的《诗经》中描写初恋的爱情诗，其风格简明而朴素，大都描写男女从爱慕一直到幽会以及互赠信物的故事。这时的感情是纯洁的，充满幻想的，甚至是无拘无束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的自由以及人们朴素的爱情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芒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是《诗经》的第一篇《周南·关睢》，它描绘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在河边采择药菜，引起了一个男子的深深爱慕。作者采用了比兴的手法：在清浅的河上，看到水鸟雌雄依偎，希望有佳偶。由水鸟兴起求淑女的愿望。所谓比兴，并非诗人直接采取的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乃是采取诗意化的情景，作为思乡感情的媒界，由此产生联想，与主题合拍，使之典型化。诗中设想男子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用琴瑟和她联系感情，用钟鼓使她快乐。体现了淳朴而又高尚的情操。另外一首《邶风·静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一共三章，每章四句，用“直陈其事”的写法，描写一对青年约期幽会的生动情景。全篇都出自男子的口吻。描写了静女与情人相见并送情人以信物的爱情诗。第一章写小伙子赴约等待对方时的急切心情。第二章写情人相见后馈赠信物，以加深感情。第三写静女赠送嫩草和男青年内心的喜悦。《静女》诗虽短，但格调明朗欢快，静女的顽皮、活泼，男青年的忠厚淳朴，他对静女所持的炽热情感，在这首优美的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首《秦风·蒹葭》也是一首男慕于女的情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日希。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这首诗与上两首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前两首诗中男女主人公感情是热情奔放的。而在这首却给我们呈现出一对多情、矜持的情人形象。“以手去接之，以身融之，”“惆怅距离”，营造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却又心往驰之的精神境界，令诗意境明丽清幽，具有朦胧美，弥漫着淡淡的怅惘。可设想伊人所在地方是一条清澈的河流。另一边，一名男子“溯洄从之”，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去追寻，期待可以到达其身边。可是道路太长，三面环水，伊人宛在水中央，隔水相望，不能促膝谈心。从而产生了幻像，一幅水面美人图。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美人在思恋者幻觉中，好象披上了一层镜花水月的轻纱，又仿佛一亭亭玉立的新荷含苞欲放。面对这样一幅图，你别无他想，只为诗中那位多情而又矜持，执着坚贞的爱情观所感动，发出由衷的赞赏之情，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道：“在水之湄”，此一句已重扣“溯游从之”。于是，在前加一“宛”字，遂觉点睛入神之笔，可以说，此篇最得风人深致。结构上也很有特色，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写道：“其实首章巳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叠，所谓一唱三从，佳者多有余音。”当然，古代的婚恋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在婚姻道德等方面），直接产生的流弊就是大量弃妇诗的出现。如《邺风·柏舟》，《邺风·日月》，《邺风·谷风》，《卫风·氓》，《小雅·我行其野》，《小雅·白华》等篇都是《诗经》中的弃妇诗。我们来看一下《氓》这首诗：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危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口至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是一篇充满悲愤控诉的弃妇自白的叙事诗。诗的层次,全按事态发展的经过安排：始而定约，继而成婚，继而任劳，继而遭辱，既而见弃，继而归家，乃至兄弟取笑，终乃自悼。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同时，从中感觉到女子强烈而复杂的性格变化：从一开始“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一直到后面“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感情由温柔可爱到痛苦伤心到失望绝别……这是令人深思的婚姻悲剧。在远古时代，就有这种薄情负义的事，深刻地说明了妇女地位从古到今都是属于从属的位置。女主人公在现实面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氓的用情不专，因此她并没有一味沉溺于痛苦的深渊里，而是振作起来，凭自已的勇气生活下来。体现了她刚强坚韧的性格。由此来看，《氓》又展现了女性精神发展可喜的一面，具典型意义。总而言之，《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或美好或痛苦的婚恋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诗意美感，比起我们现代婚恋作品充斥着低俗的肉欲，总不免让人产生无尽的追恋和精神的归依感。在当今日趋庸常的生活里保持一颗不死的诗心是非常有必要的。

春秋战国时期服饰与文化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服饰审美思想的成因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但某一时期的审美设计倾向、审美意识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只有将这种特定的审美意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见其原貌。一、中国古人的服饰审美意识深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之精髓，是儒、道两大家都认可并采纳的哲学观，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深远的本质之源，这种观念产生了一个独特的设计观，即把各种艺术品都看作整个大自然的产物，从综合的，整体的观点去看待工艺品的设计，服饰亦不例外。这种设计观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工艺学著作《考工记》中就已记载，《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工匠就已意识到，任何工艺设计的生产都不是孤立的人的行为，而是在自然界这个大系统中各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天时乃季节气候条件，地气则指地理条件，材有美为工艺材料的性能条件，而工有巧，则指制作工艺条件。对服装而言，则指服装的着装季节，着装环境，及衣料的质地和剪裁手法，只有这四者和谐统一，才有精妙设计。《周易》中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肯定了人与自然的交融性，即人不仅是自然产物，人的一切活动从道德修养到功利实践，都必须遵循自然的启示，受自然规律的制约，而且自然中也透着人的因素。自然本身往往具有社会道德的启迪意义，在这里人与自然间往往不存在绝对隔离的鸿沟，二者互相影响渗透，人与自然遵循统一的法则，天地自然也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同时又包含了与人事有关的伦理道德，表现在审美情感上就是偏感性的。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人是形和神的统一，即肉体与精神的统一，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不论道、儒都主张精神与肉体兼并，美与善合壁，而服装正是体现人和物之间的审美和谐和自然表现形式的外化，这种审美情感意识倾向外露于服装也是合乎“自然”之道的，“夫己外饰，盖自然”（《厚道》语）“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语），魏晋时期竹林七贤放荡不羁的形骸，重神理而遗形骸，所以表现在服装上往往不拘礼法，不论形迹，常常袒胸露脐衣着十分随便。《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尝着袒服而乘鹿车，纵酒放荡”。二、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到服装的审美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七雄争霸，各自为政，造成了百家争鸣学术论战，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墨、法等各学派，从而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服饰美学思想中产生了不同的审美主张。如儒家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墨家倡“节用”，“食之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法家韩非子否定天命鬼神的同时，提倡服装要崇尚自然，反对修饰。《淮南子览冥训》载“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记录了当时论争纷纭，各国自治的特殊时期的真实情况。魏晋时期是最富个性审美意识的朝代：“褒之博带”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普遍服饰，其中尤以文人雅士居多。魏晋时期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最为混乱的年代，但在精神上却是极自由解放，最热情的年代。文人意欲进贤又怯于官海沉浮，只得自我超脱，除沉迷于酒乐之外，便在服饰上寻找宣泄，以傲世为荣，故而宽衣大袖，袒胸露臂，魏晋时期，倡谈玄学之风，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强调返本归真，一任自然。最有名的竹林七贤，主张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抨击虚伪的儒家名教，还以蔑视朝廷，不入仕途为潇洒超脱之举”。表现在装束上则是袒胸露臂，披发跣足，以示不拘礼法。《魏晋记》载：“谢鲲与王澄之徒摹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搜身记》写：晋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文人群效之尚清谈，不拘礼教，行为放荡，这种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摆脱了汉代儒教的礼法束缚，人们都直接欣赏人格个性的美，尊重个人价值。《世说新语》中关于“斐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己人”的记载，生动了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意识。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褒之博带”是一种内在精神的释放，是一种个性标准，厌华服，而重自然，而唐朝的服饰则是对美的释放，对美的大胆追求，其服饰色彩之华丽，重装饰，女子衣装之开放是历代没有的，即使是现代人也为之惊叹不已，望尘莫及。周诗：“惯束罗裙半露胸”，即似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装束中最为大胆的一种，足见唐人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出现追随时尚的潮流，其石榴裙流行时间最长，可见《燕京五月歌》中“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条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儿女染红裙。”安乐公主的百鸟裙为中国织绣史上的名作，官家女子竟相效仿，致使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充分显示了当时时尚的感召力之大。服饰风格是与现实分不开的，唐朝经济繁荣，手工艺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博采众长，建立国度之多，堪称中国古代的“巴黎”。唐朝比以前任何朝代又增加了新的审美因素和色彩，唐代审美趣味由前期的重再现、客观，重神形转移到后期的重表现主观、意韵、阴柔之美，体现了魏晋六朝审美意识的沉淀。唐代前期转向后期的历史过程中，人们社会意识和精神状态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激情，渐渐被老成持重，忧患重重的顾虑所取代，先前那种能动的对外在世界的探索与感受渐渐地转变为被动的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感受与体验。从而使审美中那种大刀阔斧，真率奔放的阳刚之气不得不让位于细腻含蓄朦胧的阴柔之韵”，(引自《六朝美学》)此种审美倾向的转变，是与当时唐朝由盛转衰的经济和举国上下兴颂佛法这一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宋朝时，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而明代是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史上最鼎盛的朝代，服饰华丽异常，重装饰。这是因为明朝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封建意识趋于专制，趋向于崇尚繁丽华美，趋向于追求粉饰太平和吉祥祝福。因此，明朝在服装上盛行绣吉祥图案。此外，明代中期南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手工业和频繁的对外交流，使其服饰从质料到色彩到图案追求艳丽，形成了奢华的风气，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西洋文化逐渐东渐，留学生脱长袍马褂，换西装革履，也都与当时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变化有密切联系。三、“等级性”是阶级社会的标志，对古人的服装审美意识的影响贯穿了古代社会的始终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受这种等级制度“礼”的影响，古代服饰文化作为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外化是“礼”的重要内容，为巩固自身地位，统治阶级把服饰的装身功能提高到突出地位，服装除能敝体之外，还被当作分贵贱，别等级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服装就如同一种符号，古代社会中服装有严格的区分，不同的服饰代表着一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就是“礼”的表现。《礼记》中对衣着等级作为了明文规定：“天子龙衮，诸候如黼，大夫黼，士玄衣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候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以此人为责也。”《周礼》中记载：“享先王则衮冕，表明祭礼，大礼时，帝王百官皆穿礼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服装的“礼”性功能亦有精辟见解。如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其与其封建等级制度的捍卫者的形象密不可分的。这种“礼”的功能还表现在服装的色彩上，如孔子曾宣称“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因为朱是正色，紫是间色，他要人为地给正色和间色定各位，别尊卑，以巩固等级制度，历史上“白衣”、“苞头”、“皂隶”、“绯紫”、“黄袍”、“乌纱帽”、“红顶子”等等都是在一定时期内，某种颜色附丽于某种服饰而获得了代表某种地位和身份的例子。在每个朝代几乎都有过对服饰颜色的相关规定。例如：《中国历代服饰》记载：秦汉巾帻色“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唐以官服色视阶官之品。”“举子麻之通刺，称乡贡。”唐贞观四年和上元元年曾两次下诏颁布服饰颜色和佩带的规定。在清朝，官服除以蟒数区分官位以外，对于黄色亦有禁例。如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而下属各王等官职不经赏赐是绝不能服黄的。纵观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各朝各时期中国古人审美意识对服装的影响，服装从最早的功能性——遮羞、敝体，经过岁月的流逝与历史的演变，从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到后来标榜个性的象征物，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审美意识贯穿其中，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进行现代服装设计也是大为有益的，只有紧抓时尚脉搏，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了解现代人之审美情结，才能设计出中国民族服装的时尚精品。

了解还是比较多的，当时的人们穿的都是上衣搭配下衣裳的结构，然后一般衣着的用料都是以葛织物或者是苎麻为主，一般贵族或者是管理者穿衣服都比较雍容华贵。

这时候的服装比较宽松，男人服装颜色选的也比较淡，女人衣服颜色比较深一点，服装设计是三角框架和对称的手法，这些服装非常的飘逸，非常的凉爽。

服装美学 costume aesthetics研究服装美、美感及其规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主要研究内容是服装与着装人、环境融为一体的综合美感效果。服装的综合美可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①个性美。是服装与着装人的性格、风度、爱好、志趣产生的美。②流行美。是服装与着装人迎合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产生的美。③内在美。是服装与人的心灵、气质融合产生的美。④外在美。是直接表露在外的美。此外，还包括在上述4个方面美的作用下产生的美，如服装与身体辅成的姿态美；服装的结构线条与体型辅成的构成美；材料品质、组织、肌理辅成的材质美，服装颜色与肤色辅成的色彩美；造型、款式、纹样等产生的艺术美；工艺、技术等产生的技巧美；佩饰、配件衬托的装饰美；服装与帽、手套、鞋、袜穿戴物品形成的整体美；服装与人的长相及修饰打扮产生的化妆美；服装的功能与人的工作、环境、条件、工具、对象相适应的实用美。服装美学论文猫儿一般的性感性感，在当今是对女性最高级的赞美,性感这个词很流行也很时髦，我们早已开始大大方方地谈到“性感”，或者洋派一些的更喜欢说。“Sexy”，并不是为了隐晦。只是想让这个都市化的流行话题更显得国际化些。“New Sexy”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更丰富更耐看的成为性感新的追求。女人的性感有很多种，浓的、淡的、邪气的、稚气的、成熟的、青春的、贵族化的、平民化的。女人的性感又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感觉和感受，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性感的女人不是夜间活动的族群，也不是具有性魅力就算得上性感。性感的女人首先是健康的，无论身心，然后是知性的，谈吐不俗，当然最重要的是她必须是女人中的女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女人味儿。性感是一种内在的气质，但也需要通过外在表现；通常女人要表现性感，从衣着下手是最快的方法之一。《圣经》上说，亚当和夏娃是受了万恶的蛇的蛊惑，才偷吃了能让人聪明的苹果，方才感到羞耻，只好用树叶裹起了裸体，双双离开了伊甸园。树叶随之成了最早用文字记载的服装之一，服装也由此与性感相提并论。远在古代，人们就已深谙如何让服装来表现人体的性感，他们通过强调身体的某个部位来突出女性的魅力。文艺复兴时期好穿露腹式的服装来强调腹部；维多利亚时期强调臀部和腿部，喜欢裙撑，但如果一位年轻女子稍不留意提到了腿部，那么她永远与上流社会无缘；时装之父沃斯强调臀部和腰部，翘臀式的裙子风靡一时；帝政时期强调全身，中国的旗袍堪称这一方面的典范.在现代社会，性感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流行文化是始于70年代。当时好莱坞的性感明星玛丽莲·梦露，麦当娜等的穿着举止使得西方人争相效仿.时装的性感程度和效果依场合，穿着者的态度和穿着方法而定。比如泳装，出现在T型台上是赏心悦目的美的艺术；但出现在商店街头则引起哗然.女人的身体像水，曲线柔美，她的任何展示都可以像水一样无形，变幻，若是把她倾注到一个模具中，她又会千娇百媚。胸部是女性魅力最极至的表现.有丰满胸部的女孩子大多会被称为性感，大多数时候，当我们提到一个性感女子时，就会联想到很漂亮的胸，胸部漂亮的女子总是给人很深刻的印象,用服饰来表现漂亮的胸，是一种聪明直接的方法。女人的背部，绝对是性感部位。可惜的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看看那些穿露背装的女人，只背影就十分吸引人。漂亮的背部，要很光洁平滑，皮肤要好，还要有那么一点结实的肉，再要有一些骨感就很美了。不可以大胖，也不可以过于瘦骨磷峋的。有双美腿是很让人羡慕的，修长、结实、有很好的比例。展示腿部可以穿到膝盖以上根短的裙，也可以选择热裤(短小、较紧身的短裤).热裤尤其性感。还有很多女孩子喜欢涂趾甲油，穿露出脚趾的丝带凉鞋，这些也都会特别强调女人的性感。穿长筒的丝袜，尤其是那种有网眼花纹的，总会让人想到美丽却有毒的蜘蛛女，是一种有点那气的性感。臀部对多数东方女孩而言，并不被作为重视的部位。而日本女孩子却将臀部视为除胸以外的第二性感部分，虽然东方女孩难得有高翘结实的美臀，日本女子又尤其如此。不过，注意选择有矫形作用的内衣裤。款型很棒的裤装，都会帮你很大的忙。记得吗，梦露的影片中，有很多镜头，便是通过好看的臀来表现其性感勉力的。不只这些部位可以体现女人的性感，其实手腕，修长白嫩的手指和粉颈同样能表现出性感。东西方人都一致公认的日本女人，穿着和服，弥漫着东方气质的性感，简直美不胜收。宽宽大大的和服装日本女人身体包得严严实实又直直平平，早已没有了任何身体曲线的展示，那么这性感从何而来呢？有人说，来自于日本女人的态，温温柔柔，怯怯谦谦的细小碎步，微垂的头，都叫人有一种爱抚和爱怜的冲动，将女人的温顺和柔情表达到极至。又有人说：只看那和服后领下的粉脖，就足够了。和服什么地方都小气地不让人看到一点不该看的东西，仅有领子后面很大方，将日本人长长的雪白的脖子展露无遗，只这一点就够清艳的，看来，没有三围也同样可以性感一番。提到性感服装则会想到短窄裙，黑色丝袜，飘逸长裙，低胸上衣，红黑色缎面晚礼服，黑色或粉红色蕾丝……暴露或紧身的服装可以将美丽的肢体展现，露出那么一点香艳，裹住那么一些性感。表现性感的面料有不少，如蕾丝、网眼纱、各种透明织物。轻薄织物。弹性织物，还有毛皮等等。蕾丝是最性感服装内衣的常用面料，所以无论用在何处都会叫人觉得很女人。很性感。透明纱也是同样的道理。弹性紧身织物会将女性的人体曲线展现无遗。轻软的丝绸、缎、天鹅绒等等。有如皮肤般光滑，常常会叫人浮想联翩。毛皮的魅力是其性感中的老练和华贵，藏在毛皮中的女人，仿佛受娇宠的高贵的私家猫。扮性感选择裙装，紧身的上衣，紧身的裙。裙的长短倒不重要，长有长的诱惑，短有短的性感，而裙的选择总比裤装更有女人味一些。裤子的选择则要求紧身的牛仔或窄窄看筒长裤，将臀部提起，使双腿变得修长，同时也使臀部美显结实圆浑。另外，简约风貌看似素朴，一律深素的颜色，简活精致的款型。却也有女性性感的表现。该窄的窄、该瘦的瘦，该圆的圆，该宽的宽，三围差数十分明显。其实，简约风格的服饰不过是将性感表现得含蓄，聪明点罢了。流行性感穿着要领一香肩斜露性感的新潮－－香肩斜露！没错，运用三角形的稳定感和几何分割性，让性感幻化的有理有据。－－斜露香肩的魅力，通过一种漫不经心、随意自然的态度将性感传达；－－妩媚透明的薄纱，垂坠流动的线条都能制造一种飘渺而神秘的味道。要领二传神色块取自大自然灵感的妩媚色块是性感的新表达，含蓄而低调的色彩拼接耐人寻味。－－黑色、褐色是本季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的精彩看点，神秘的组合惊喜不断；－－轻柔曳地的质感，随意中透露严谨，实现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要领三线之媚惑对美术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线条在设计语言中的地位，本季自然少不了对它的关注。－－希腊式的垂坠线条，夸张而宽松的轮廓，因这种独特的结构而醒目大气；－－包身的线吊带性感装。性感的妆型也是必不可缺少的：重点要突出眼部与唇部的化妆。突出眼部的媚态，如眼线上挑，再加一些紫，蓝色的眼影，表现一种朦胧的眼神，上挑的眼睛，则会有一种似于狐狸或猫儿的媚味，唇部一般用艳丽式较亮的暖色调，有鲜艳欲滴的感觉。腮红的决窍是，稍稍扫高一点，这样会有一种酒后微醉的样子。总之，时装依附于人体，性感的真正来源在于人本身，迷人而不风骚，性感受而不粗俗猥琐，这才是高级的性感,这正是我们最终的希望.

春秋杂志

《读书杂志》全书正编八十二卷，余编二卷。正编八十二卷，包括《逸周书杂志》四卷、《战国策杂志》三卷、《史记杂志》六卷、《汉书杂志》十六卷、《管子杂志》十二卷、《晏子春秋杂志》二卷、《墨子杂志》六卷、《荀子杂志》八卷《补遗》一卷、《淮南内篇杂志》二十二卷、《汉隶拾遗》一卷，共计札记五千三百余条。余编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子》、《法言》；下卷包括《楚辞》和《文选》，共有札记二百六十余条。

“杂志”的“志”即“志”、“记”的意思。内容主要是校勘，也兼及训诂。

《读书杂志》从校勘入手，同时紧密结合训诂，对古籍中出现的各种错误进行疏记。

《老人春秋》是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的一份以老年同志为读者对象，面向国内外发行的社科类大型老年综合性期刊。她以内容丰富、知识性、可读性强而深受广大老年读者的喜爱，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影响。创刊20多年来，发行量逐年攀升，期发行量达78万份，稳居全国老年期刊前列。连续多年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并蝉联“河南省二十佳期刊”。2013年创“全国百强期刊”坚持“为老年人服务，为老干部工作服务”，是《老人春秋》始终不变的办刊宗旨；围绕“老”字做文章，贴近老年生活，针对老年问题，适合老年人口味，方便老年人阅读，是《老人春秋》刻意追求的办刊特色和风格；引导老年人科学养老、健康养老、时尚养老、和谐养老，是《老人春秋》不变的办刊方向。《老人春秋》共设十二个大栏目，近百个小栏目，图文并茂，多姿多彩。不断满足老年朋友对社会、家庭美好生活的希冀和追求，是老年人的知心朋友和生活伴侣。中文名称老人春秋主办单位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编辑单位老人春秋杂志社创刊时间1992年出版周期半月刊该期刊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韦千里，浙江嘉兴人。（一九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辰时生，民国七十七年十月作古，享年七十七岁。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民国著名命理学家，少负奇才，当时与袁树珊、徐乐吾并称上海命学三大家。《命运谈屑》《中国相法精华》《六壬占卜讲义》《命相的故事》识相知命经典案例 1、2、3 1、南袁北韦民国以来素有“南袁北韦”盛誉的两位命理大师——袁树珊和韦千里,并誉为吾国南北两大师，今两大师皆已仙逝。韦千里祖师一生享誉命相界。于在世之时，将知命识相六十余年的智慧及钻研心得，戮力于培植命理界后进不遗余力。在西安事业时期，宋美龄女士曾找韦千里祖师占卜六壬神课，所言皆验。当时蒋夫人赠送几十块大洋给韦大师，使韦大师扬名而与袁树珊大师同享“南袁北韦”的大名。2、学术纪要韦千里大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6岁左右丧父，年轻时就在上海挂牌算命，并开馆授徒。1933年22岁即发表《精选命理约言》，1934年23岁编辑发行《韦氏命学讲义》，1935年24岁出版《千里命稿》，1942年31岁出版《相法讲义》，1946年35岁出版《八字提要》。1949年38岁时，大陆解放，韦氏离开上海，到香港挂牌算命。1960年49岁，在香港出版《占卜讲义》，并开始在《春秋杂志》撰写《命运答疑问》，名声大振。1963年52岁出版《呱呱集》。1965年54岁，校序《神峰通考命理正宗》。1966年55岁，刊行徐乐吾所著《造化元钥评注》。1979年68岁，去台北讲学。1986年75岁，在台北讲学。1987年76岁，在台北讲学时被踩伤。1988年77岁，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四），即戊辰年甲子月辛丑日在香港病逝。香港风水学者李居明先生的八字命理即是师从韦氏。3、深耕易学韦千里本来有机会进入上海海关工作，月入一百二十个大洋，待遇可谓优渥。但因为韦千里的父亲韦石泉老先生乃职业命师，一早推算出自己寿元不长，果然在韦千里毕业之前去世，以致韦千里过早的担负起了持家的责任。而韦千里对命理这门学问亦极有兴趣，从小跟随父亲研究命学，复旦期间即写成《千里命稿》一书，有“命学界才子”之誉。再加上早熟的韦千里早就为自己算好了命，自知“富贵皆无大望”，在种种因素综合之下，韦千里毅然在报上刊登广告，以“韦石泉”之子的名义，开始挂牌算命的生涯。根据韦千里自述，千里先生命造排盘如下：以下为摘自《千里命稿》之“应运篇”的韦千里自评：“此为千里自造，识者咸谓憾于无火。然春金固非当令，乏土之生，则且无根，纵天干庚辛林立，《子平真诠》云‘得三比肩，不如得一长生禄刃’。可见徒多比劫，而日元无气，非是真强。矧又亥卯会成木局，子辰会成水局，水与木皆有挫于金乎，火能熔金，有火固可显达，无火则一寒儒而已。然寒弱之金，逢微火当可得志，逢巨火则不胜其克。或且因贵显而惹祸殃，此孔子所谓‘过犹不及’者是也。若云水木两局，财星甚旺，亦《滴天髓》所谓‘何知其人富？财气通门户’者欤，无如身不任财，难免富屋贫人之讥，正合我今日之笔耕终夕，砚田枯涩者也。然则富贵皆无大望，我将永自韬养矣。尝以身弱之命，与身强之命相较，同走好运，同处美境，而其速率与份量，大相悬殊，身强者每远过于身弱者。此余屡试不爽，故益信拙造之身弱，恐终其身不过尔尔也。查行运，方今行至丑字，尚属顺利，将来戊字或更进一步，子运恐厄于病。但盖头属戊，当无生命之危，于运少济。亥运伏枥。丙运以下，老更无为矣。”学命之人多如过江之鲫，但敢于直面惨淡人生乃至深刻剖析自我之人，除韦千里之外并不多见。《千里命稿》写就于1934（甲戌）年，是年韦千里仅24岁，但以上分析之老练，完全不像一个少年的口吻，活脱脱是一代宗师之风范。常言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成大器者总是相似的，“不是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生就什么胚子，必然会发育成为什么材料，岂可自欺欺人？韦千里不仅精于命相，也精于六壬卜课，有一例：“韦千里五术功力深厚。素有“南袁北韦”之享誉。其面相，八字，六壬，卜卦之神验，无人能出其右。今录一例六壬课例如下：丁丑年正月二十九日亥将戌时（空亡辰巳）名妓可卿，拟从良，苦无适宜者，就余卜也。（注：时为一九三七年二月）亥戌酉申戌酉申丁午未申酉巳戌辰亥卯寅丑子余曰：即有遇也，唯为续铉，且当远行耳。不日，果识一孙某。孙江西籍，悼亡已半载，莆来海上，逐见倾心，即效双飞，同归故里。后可卿告以占课事，孙奇之，来书询及课理。余覆曰：支上乘天后，三传进茄，婚媾之成自速，戌为丁墓，娶者前妻必故也，则非续铉而何？驿马发用，所以即有远行也。有篇宣扬基督教的文章很有趣，记载了与韦千里有关的二个小故事：“张维乐，是一个在中国大陆出生，在香港长大，然后移民加拿大的一个普通人。但在好奇心驱使下接触到占卜星相，即被此魔鬼的玩意捆缚了十多年占卜星相曾带给张维乐些许的骄傲和自满：他曾替朋友及自己占卜命运，其准确程度也相当高，大如同事妹妹婚姻破裂，小至何日何时生意临门等。这一切一切，都能轻而易举地被张维乐一一道破。张维乐生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自幼便跟随母亲返教会。十岁那年，便糊里糊涂的受了洗，那时他只上了一堂的真理班。第一次接触占卜术是在中学阶段。张的中文老师在一次易经课堂中谈及占卜之事，该中文老师的教授退休后移民美国。有一回，教授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寄给张的老师，并让他找一位当时颇有名的掌相命理家韦千里，要韦千里为教授占一自身大运。韦千里准确地算出教授在何年何月何日所发生的事，并占得教授去世之日。果然，教授就在韦千里预卜的那一日离世而去。一九七七年，张维乐因感情及其它问题的困扰，便找韦千里看相，韦预卜他在三十九岁时会有灾劫，张听到此话，也有好一段时间的忧虑。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张已渡过了三十九岁，却未有遇到任何灾劫。张回头一看，发觉韦千里对他命运的占算，在其三十六岁后的预卜完全不准确。原来，三十六岁那年，正是张维乐信主之时，当张有了神的生命之后，他已能冲破魔鬼所控制的命运，故此即使韦千里如何本领，也无法在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之下－－－－－－－－－这个故事，当然是宣扬神力。但是也不得不承认韦千里的功夫。至于此人是否因神而得救，还要细论，也许是空间的变化，亦或其他原因。总之，这个故事对于我们了解韦千里的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