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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文

发布时间:2024-06-29 12:12:09

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文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全球性与民族性——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庞中英从“全球同质性”谈起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全球性在加强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

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

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

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

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

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

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

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论和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论文

全球性与民族性——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庞中英从“全球同质性”谈起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全球性在加强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与 其它 课程相比,形势与政策课有其鲜明特点,其内容时效性强、教学领域宽、 教育 政策性突出、教法灵活多样。我在此整理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论文3000字,供大家参阅,希望大家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收获!

摘要: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复杂的不确定和非传统因素分化演绎,为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对外交往提出了新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认清形势,明确目标、思路变得尤为重要。尽管世界局势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在加剧,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关键词:国际形势;外交;合作;共同体

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之对立不言,单就国家的利益博弈而论。中国,目前处于守势,而日本,美国之类的国家则是出于攻势。他们视中国为未来国际地位的最大挑战者,那正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世界大国,才使他们对中国的崛起虎视眈眈,警惕加倍!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逐渐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动乱频仍,民不聊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为韬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势之下,已转为主动突围。

2006年1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非数十国论坛足以见证了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方针:是以新时代的步伐在迈进,是以寻求外部合作为主的外交政策。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国际问题莫过于台湾和朝鲜问题。台海局势,关乎世界格局,牵涉中、美、日、俄世界各极,这也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关口。而对中国台湾的回归有极大异议和阻力的无疑是美国和日本,他们与台湾

“渊源”颇深,单在目前的局势下,大家都在观察对方的举动,以伺机获得主动。恰恰中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也是纠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脑“拜鬼”也时常引发中国民众被屠杀时留下的伤痛。那么,现任日本信任首相安倍是否将依照自己的承诺不再参拜“神社”,是否有与中国修好之意,中日真能合作开发东海能源吗?台湾问题在好的发展趋势之下日本还会如此干涉吗?我们均不得而知,更有待观察。

当然,还有多年来一直充当台湾 “老大哥”--美国,它是“割舍”,还是将要采取什么奇异的干预对策,它在“霸主地位”之上将给于台湾什么样的支持,我想它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时代,谁也不希望为了局部而危害全局,更不想在国际上落下有损威信的骂名。

朝核问题,最终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中、美、日、俄、韩、朝的六方再次聚头。而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忧虑,从立场上很难做到像美国那样“超脱”。50多年来,朝鲜至少在对美国、日本、台湾关系等原则问题上没有出卖过中国。不管朝鲜的内政如何,中国在国际上都不能保持中立,而必须站在朝鲜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家伙”一边。

另一方面,在世界大的格局下,美国跟中国一道同为大国,他们一起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其目标应当更远大:共同合作,维护一个有利于世界长期和平与繁荣世界体系。美中关系是个“密切而复杂”的问题。

或许,在某些时候,老美会想一些闲不住的做法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制衡”。比如前不久,美国曾游说韩国和日本加入“北约”,在这之前还劝说过澳大利亚,这不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霸权”而向中国和俄罗斯逼近吗?

而中俄目前的关系仅止于“互有所需”这一极其表面而又脆弱的层面,并隐藏着深层的风险。这一深层风险就是,随着两国的相继崛起,双边关系可能会再次面临“变”的格局。但是,在对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围堵”时,中俄将会毫无疑问的“对外”。

在美国与欧洲诸国看似亲密的关系渐行渐远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靠近,欧洲援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希望中国变,但是不宜过激,以免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稳定了,也就稳住了欧洲人对中国大片市场的幻想。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如果中国的改革不稳定,引起了社会动荡,它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都泡汤。而保持社会稳定,也正是中国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中欧在将来的合作中一定会走向好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论文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1.和平问题:指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问题2.和平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含义:和平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战后世界和平是主流。3.战后世界维持了总体和平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世界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第二,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使某些核大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第三,经济的一体化,使国际上各种力量互相制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4.各国人民还面临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艰巨任务。因为战后的世界和平是不稳定和不完全①发展问题:指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问题。5.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含义:发展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战后经济发展是主线。6.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更显得迫切和艰巨。的,局部战争从未间断,这是世界和平的隐患。7.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和平与发展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进和平,这是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的重要保证。8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才能保持正常的经济交往和顺利实现本国的发展计划。战乱和冲突则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甚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9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因为,第一,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加强了各国间的交流和联合,抑制了世界战争的爆发;第二,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消除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第三,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

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文2000字

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文2000字,我们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令承担,我们注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文2000字。

摘要:

进入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段曲折屈辱的历程,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成为历代仁义之士一直努力探索和奋力追寻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了希望,也在其执政过程中勤恳执政,历创佳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艰巨工程,长期以来却并未被民众乃至部分执政人员深入了解和参与。在众多民众和部分执政人员心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尚停留在口号阶段,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造成了巨大障碍。面对新世纪,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清楚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广泛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和方向,将大大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民参与,实现复兴进程的迅速发展。

关键词:

正文:复兴、探索、希望、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探索过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更是全国人民需要共同努力完成的一项重大工程。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一庄严使命,有助于深刻认识其科学内涵,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明确未来努力的方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念解析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指恢复中华民族古代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使中华民族重新站在世界各民族前列。

首先,“复兴”是相对于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和阶段而言的,是在低迷期后重新实现曾经的辉煌。中华民族秉承其勤劳勇敢的传统,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创造了辉煌业绩,为世界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推“三个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康雍乾盛世”。三大盛世时期的均表现出以下特点:社会生产力增长较快,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科技文化繁荣昌盛,国际交往领先一时。此后,西方国家依借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与此同时,清王朝采取闭关政策,使中华民族百年盛世逐渐转入低迷。此后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等事件更是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此,寻求民族独立、实现复兴,努力使曾经在古代有过辉煌灿烂历史的中华民族彻底改变近代落后挨打的地位,重新以巨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即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任务。

其次,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非颂古非今、重新回到古代。再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和平条件下的自我崛起,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霸权强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描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扎实推进的工程。若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首要工作即是明确界定和描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表现,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使其为民众所接受,并成为全民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行动指南。我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包括以下内容。

从国内来看,至少应体现为经济发达、政局稳定、政局清明、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且共同繁荣、人民富裕、民气旺盛、祖国统一八个方面;从国际上看,应体现为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明显加大、拥有良好的国际环境三个方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超过人类总数五分之一的人为主体的伟大实践和历史运动,必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世界产生巨大、全面和深刻影响的一件大事,其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将具有极大的穿透力和超越性,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再创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奇迹。

第二,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其本身即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复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将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最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道路。

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制度保证。

其一,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强的领导核心。其二,多党合作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制度机制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制度保证,在未来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应当继续坚持。

四、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群众基础

五、和平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

首先,中国选择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再次,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也是符合和适应当今世界时代主题和潮流要求的。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潮流。这一世界潮流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都必须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我国采用和平发展的战略,将实现对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战略机遇期的充分利用,大大推动我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总之,中国坚定不移的沿着和平发展的战略路径发展,必定能够使中国继续扩大其国际影响,凝聚民族活力,塑造稳健进取、温和友好的国家形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六、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选择。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了加快发展步伐,单纯追求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多次出现过,试图仅仅通过思想领域的“革命”推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尝试也有过,但都没有成功。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国情和时代背景,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科学的发展观,从宏观上讲,就是坚持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当前的实践要求来看,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从而达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现实的道路。

七、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盛的经济、昌明的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必将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复兴。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复兴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和成就,较之于经济和政治更具有持久的竞争力和永恒的生命力,因而其地位和作用更显得尤为重要。在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出了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外,还应做到以下方面:加强先进文化建设,要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博采众长,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创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新文化;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创新我国的文化发展体制,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乃至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坚信,在科学发展观等先进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民参与、努力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将不再遥远。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古国,中华的文明源远流长,尤其是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以及无数个世界首创,有力推动着人类文明进化。在历经数次磨难后,中国以自强不去的脊梁高高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国而歌唱。

记得抗日战争时期 ,有多少人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武器而丧命,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当时有三分之一日本的技术,中国才不怕呢。的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不会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打的遍体鳞伤的。今天,就以日本侵略中华为例子,谈一谈复兴中华,从我做起。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1860年10月6日吗?那天,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闯进了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哪里的,有多少奇珍异宝,被他们抢的抢,摔得摔,那天,估计是那些强盗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个个都是大丰收;你们还记得,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残酷杀戮高山族同胞;你们还记得,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而且给了日本3000万两白银。你们还记得,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你们还记得,1937年12月13日日本在南京的那场屠杀,30多万人顷刻间消失了,全城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多悲惨呀。这是作为中国子民一辈子的耻辱。与外国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使我国逐渐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社会,领土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 。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还有1860年10月6日的圆明园,,甚至还放火烧了圆明园。还有我想我说的这些事例,一个中国人应该都知道。

那还在等什么,复兴中华,从我做起。

1949年10月1日, 毛主席站在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我们抹去了黑暗的阴影,迎来了辉煌的荣耀!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一步步升高;外国为中国一个个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感到惊叹;一座座现在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个个商厦、工厂、高科技企业正遍地生花;一个个曾经看不起中国的国家,有的悄悄的低下高贵的头;在奥运会,一个金灿灿的奖牌挂在运动员的胸前;在学校,宽敞明亮的教室,美好的学习环境;在农村,一个个农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生活越来越好,走向了富裕,实现了小康。但是,我们还要努力,比如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与韩国的苏武岩,中国与韩国的南海问题,东盟之间的南海岛礁问题,还有与菲律宾黄岩岛的问题,关于领土问题还有很多。。在元朝的时候中国疆土面积达到2848万平方公里,再到中华民国1147万平方公里,最后到现在,才960万平方公里,虽然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但从2848万平方公里减到960万平方公里,几百年就减了1888万平方公里,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中国当时不够强。以前,日本攻击美国珍珠湾,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立即俯首称臣,现在日本做什么事,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这不是实力的体现吗。如果中国强大一个【小小的】日本怎么可能会和强大的中国叫死劲,

这不是明显的给自己找难看吗,所以,在外国人心中,他们是不怕中国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自身素质,要具有创造意识,进取精神,科学精神,民主法治观念,劳动观念,自主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全面提高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让上一代没有完全完成的使命,在我们这一代完成。为了复兴中华,就要从我做起。为了受辱已久的`中国,为了中国所有的人民,为了你自己的荣誉与自尊

我们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令承担,我们注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伟大的使命鼓舞起无穷的力量,召唤我们高扬起民族精神的旗帜,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去谱写中华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从1911年秋天武昌城头震惊世界的一声枪响,到今天中国大地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图景,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巨变,蕴含丰富历史启示,具有深刻现实意义,标明了走向未来的前进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站在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回顾百年波澜壮阔历程,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和崇高精神,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深刻阐述辛亥革命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深情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必将极大地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百年回眸,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到,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永远是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作为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

从危亡到复兴,从古老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学习和弘扬其“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奋斗精神,继承和推进其现代化国家理想,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谱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篇章。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百年来的探索与奋斗、苦难与辉煌,无不向我们昭示着这些基本历史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沿着正确道路顺利前进;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才能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共同奋斗;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才能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站在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距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仍有不小差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现代化事业。

回首百年历程,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

历经百年奋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面向未来,全体中华儿女应当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汇聚在民族复兴旗帜下,砥砺奋斗精神,共绘发展蓝图,共襄振兴大业,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历史贡献。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文章

答: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是世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和世界抑制战争因素不断增长的合力作用的结果。1、 从和平趋势的内在需求看,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给人类留下深重灾难和沉重教训,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追求十分强烈;和平发展成为世界的潮流,民心向背,对霸权主义和世界大战形成越来越大的遏制力量;2、 世界经济的发展加深了各国利益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进程使世界各种主要力量彼此制衡,对霸权主义战争政策的牵制力量在增加,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3、 核武器等毁灭世界的战争工具形成的“恐怖平衡”,也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4、 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壮大,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这是政治经济学吧?相信你还有这方面的书.再结合当今的实时政济结合一起对他来个解答吧.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是世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和世界抑制战争因素不断增长的力作用的结果.发展问题之所以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是因为它不仅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同时也与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紧密相连.发展不仅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的基础.没有全人类协调、平衡、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已经实现的和平与稳定也难以巩固.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在和平稳定中谋求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谋求发展,不仅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也成为一种现实可能.进入新世纪后,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总体上保持和平稳定.但是,世界还很不安宁.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是世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和世界抑制战争因素不断增长的力作用的结果。 第一,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给人类留下深重灾难和沉痛教训,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追求十分强烈,民心向背,对霸权主义和世界大战形成越来越大的遏制力量; 第二,世界经济的发展加深了各国利益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进程使世界各种主要力量彼此制衡,对霸权主义战争政策的牵制力量在增加,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核武器等毁灭世界的战争工具形成的“恐怖平衡”,也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的重视。 第五,生存与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继续发展和保持优势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对内图稳,对外思和,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取向,对抑制战争起到积极作用。 发展问题之所以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是因为它不仅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同时也与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紧密相连。发展不仅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的基础。没有全人类协调、平衡、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已经实现的和平与稳定也难以巩固。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在和平稳定中谋求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谋求发展,不仅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也成为一种现实可能。进入新世纪后,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总体上保持和平稳定。但是,世界还很不安宁。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论文

不知觉学习《形势与政策》课已有两年了,通过这两年的学习使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每学期的课不多,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蒋老师上课非常生动,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听,而老师的思维更是睿智敏捷,素材也丰富多彩,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大学教师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陶醉。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为了更好的把握住自己,必须在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该学习好《形势与政策》课,这样在我们才能更好的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有必要。因为,高等学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世界,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也为我们走出学校进入社会提前上了一课,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形势和国家政策,好让我们更有准备的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民族复兴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前提。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习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继承人,他们将决定祖国的命运。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具有优势的特殊群体,大学生们必须坚定自己的理念,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肩负起时代的重任,而且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将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他们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说到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首先要认真地回顾一下历史,从这些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年轻人往往都站在历史发展的风口浪尖,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从老一辈革命家和建设者的身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正是历史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认清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首先,大学生们应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往开来,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我们要多关心时事,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方面的信息。我们要能够心怀祖国,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在文字上、在演讲台上大发爱国之情,我们要付诸行动。

再者,我们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顺应人民群众的需要。扎根基层,投身到西部,积极的到偏远贫困地区支农等。积极培养自己地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投身社会经济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

同时,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踏踏实实地打好基础,积极迎接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挑战。要顺时代潮流而动,作时代的弄潮儿。我们要敢于挑战时代、挑战自我,要以强者的姿态于世。我们更要能够实事求是的工作和学习。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我们还要有全球意识,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古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和谐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我们要有地球公民意识,要开阔视野,拓展心胸,抛弃一些偏见。勇于和善于自我反省,同时,悦纳别人对自己实事求是的批评。

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认清形势,肩负责任: 首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

党的十六大所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20 年,是巩固和提高现在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的时期。这个目标是鼓舞人心和催人奋进的,也是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

21 世纪的头20 年必将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经济有广阔的增长空间,新的技术革命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丰富的资源更充分更有效地用于经济发展;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体制保证;支持经济发展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是具备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大批科技人员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成长起来,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外部环境看,虽然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加,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我们仍然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科学地对待人生环境,创造有价值的人生,这是大学生对自我的要求,也是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一步;此后,我们要用我们的能力来回报家庭、回报国家、回报社会,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时,深刻意识到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每一代青年都肩负着自身的历史使命。

回顾20 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沿着“五四”运动开辟的振兴中华的道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把握时代的脉搏,站在时代的潮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奋斗,历尽艰辛地求索,终于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复兴之路,并且为其自强、自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就是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更是为青年的全面发展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你们有一切机会学会为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本领,你们有一切可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贡献给祖国。只要你们方向正确,你们的任何一点积极性都应当受到珍视,都应当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

从现在起到21 世纪中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当代大学生成长和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正好与当代大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历程相吻合,这既是难得的机遇,更是荣誉和责任。“再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到建国100 周年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会胜利地得到基本实现。到那时,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的理想将变成现实,中国人民将过上中等发达水平的富裕文明生活,中华民族将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新技术革命正 在形成新的高潮,世界经济正在走向知识经济,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依赖于高科技的发展和新知识的创造,世界各国抢占知识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

面对这一切,当代大学生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民族复兴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在前人已经取得伟大成绩的基础上,承担起这个事业赋予的重任,勇于竞争,大胆创新,充分发挥生力军的作用,努力成为历史的开拓者、完成复兴大业的实干家,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一般有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正文: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发展步伐。美国学者昆西·赖特在《战争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和平乃是许多力量之间的平衡。”

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维持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制约超级大国的霸权,从而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必要前提。

经济全球化把愈来愈多的国家联结为利益共同体,经贸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活动,使各大国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

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保持总体稳定,但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有所增加。

首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大国关系出现新的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增长,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各国相互依存加深,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但是,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也有新的发展,围绕战略要地、战略资源和战略主导权的斗争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经济安全面临新的问题。

其次,军事因素对国际格局和国家安全的影响上升。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加速发展,世界军事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谋取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倾向突出。

最后,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时起时伏,同时,国际恐怖势力活动频繁,环境污染、非法移民、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等跨国性问题日益突出。

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流动性、复杂性、隐蔽性和突然性等特点,已成为影响世界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这个就是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啊!应该从这个角度和方向切入进行相关的论证,然后再加上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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